清末廢除科舉制後，知識分子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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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科舉制被廢除後，清末跟民國知識分子是怎麼樣進入仕途的，畢竟科舉制度一千多年，豈不是很多讀書人都手足無措，不知道該幹什麼？

他們沒奔仕途去，他們參加了新軍，然後。。。然後就武昌起義了。

一、知識階層的社會地位
　　尤其是政治地位的急劇下降

　　科舉制是中國古代實施時間最長的一種官吏選拔考試製度。近代中國社會面臨深刻的危機，尤其是甲午戰敗及後來與列強一系列交鋒遭挫後，朝野人士開始反思中國的政治—軍事制度，認為是科舉制度阻礙了中國進步。一般而言，戰敗多往軍事及其相關方面尋找原因，而那時國人卻因打敗仗而反思教育的失敗。人們對這一制度的批評漸趨激烈，革廢之議見諸章奏者，比比皆是。在人們的急躁情緒中，1905年，清廷接受袁世凱、張之洞等人的籲請，停罷科舉。至此，隋唐以來在中國實行了千餘年的科舉制度最終被廢除。
　　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以有知識有文化的士大夫為中心的四民社會，在士農工商四大階級的等級分層中，士大夫階級是社會的中心。古代社會通過科舉制度從社會中選拔精英，保證了等級間的有序流動，也維持了社會秩序的整合和穩定。士大夫階級是國家和社會相互聯繫的中樞和紐帶。他們在朝為官，在野為紳，在鄉為地主，是道統和政統的統一。以士大夫階級為中心，古代中國的社會和國家渾然一體，表現出有機的整合。
　　近代，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經濟政治狀況的改變，四民社會在逐漸地解體。隨著鄉村經濟的解體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對金錢的崇拜代替了身份的崇拜，士大夫階層發生分化，地位逐漸滑坡；但作為一個階層被徹底顛覆，從根本上消滅其再生機制的則是於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科舉制廢除後的文人群體，已不再居於社會的中心地位，「他們不僅疏離了國家，也遊離了社會，成為無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2]
科舉既廢，一千多年來中國讀書人的最重要的進身之路便被斷絕，他們該怎麼辦？年輕的或可進新學堂，轉變快的知道出洋留學；但那些已到中年不宜再進學堂而又無力出洋留學者，該怎樣應對這一社會變動呢？山西舉人劉大鵬發現許多讀書人因此失館，又「無他業可為，竟有仰屋而嘆無米為炊者」。他不僅慨嘆道：「嗟乎！士為四民之首，坐失其業，謀生無術，生當此時，將如之何」？[3]士紳階層遇上了從未有過的無比嚴重的生存危機。
　　在標榜革新的時代里，守舊紳士自然是在淘汰之列，但願意圖新的知識分子也難遂願。改革後的新教育體制培養出的已是在社會上「自由浮動」的知識分子，他們不得不在有限的社會空間另謀生路。隨著新式學堂和留學熱潮的出現，大量新式知識分子崛起。一方面，從數量上看，知識階層的供給超過需要。動亂的社會狀態與尚在緩慢發展的民族資本主義，不能將這部分人盡量吸收到生產組織中。從質量上看，科舉是在「學堂成效未有驗」時突然被破除的。「舊制既去，新制尚不起多大作用，全國教育乃成一鍋夾生飯」。新學堂確實培養了不少「新人物」，卻未必養成多少「新學人」。[4]科舉既廢，學堂又不能培養出人才，讀書人「無用」的潛台詞就呼之欲出了。

　　而讀書人「又不能不謀自存之道」，「於是無問其所學為工、為農、為商、為理、為文、為法政，乃如萬派奔流以向政治謀自存之一途，仰面而求人討無聊之生活。」[5]
　　儘管一些知識分子可以憑一技之長謀得一官半職，但多數人已被疏離在政治權力之外。民國時期于右任曾對馮玉祥感嘆說：「在中國，只有在要做對聯、祭文、通電時，才想到文人，平時哪個把他們瞧在眼裡」[6]。寥寥數語，道盡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尷尬和無奈。近代以來的無序和失范的政治狀況，也不能使參與政權的知識分子得到應有的尊嚴，有時這些文人不得不極為卑微地將自己異化。如袁世凱幕下有幾千人之多，他要求幕下無條件執行其命令，貫徹其意志；對推薦而來的士人，他每月只給坐薪十金，置之閑散，並將此稱之為「豢豚」。軍閥割據時代，軍閥喜用從人格上完全附庸於己，仰己鼻息而生存的讀書人；真正具有獨立人格的優秀的讀書人是無政治出路的。
　　知識分子本屬社會的精英階層，而傳統中國社會的知識分子卻沒有獲得與之相稱的社會定位。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和獲得的尊重主要來源於他們在政治權力中的位置。隨著在實踐上保證知識階層作為社會精英受到政府重用、受到社會普遍尊重的科舉制度的廢除，受這一制度維繫的對知識階層的作用、價值及地位積極認同的一切也必然隨之而去。當他們被逐出政治中心後，卻沒相應的社會地位體現其精英價值，又從哪裡獲得尊重和認同呢？當知識分子已無尊嚴之時，又怎能苛求知識分子必須擔當正人心、興太平的責任和使命呢?民國之後，思想守舊者只知愁怨牢騷，不復為社會儘力；圖新者又大多捲入政治旋渦，奔走於達官武夫之側，餘暇且放浪形骸，縱情歌舞，遑論知新後學。士習不端，雖改行政，求西學，皆當無益於社會也。由此而見，晚清社會風氣的每況愈下、政壇道德的敗壞應與此有關。
二、與讀書人的社會角色邊緣化
　　相伴隨的是軍人地位的扶搖直上

　　科舉的廢止，使一部分無錢無勢的知識分子改而投筆從戎。1905年前後，清政府的新軍編練正好進入高潮。全國36鎮的龐大編練計劃，約需軍官總數在3萬人以上。新軍有如此多的官職位置需要人，加上新軍軍官的薪俸又頗為可觀，無疑對那些急於尋找新的進身之路的讀書人有很強的誘惑力。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20世紀初年後，中國社會掀起了一股秀才從軍熱，大批有文化的青年湧入新軍。隨著社會上對尚武精神的提倡和政府對軍事職業政策性的傾斜，通過行伍入仕比別的職業有更大的價值。
　　儘管大批有文化的讀書人蔘軍，對中國軍事近代化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短期內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注入進活力，但緊隨著文人角色邊緣化和知識階層政治地位的下降，卻將近代中國帶入一個巨大的歷史困境，為民國初年軍閥集團的興起大開方便之門。科舉制下，統治者提倡「文治」，中國社會出現「文疆武界」現象，文武之間具有一條嚴重偏斜而又深不可逾的鴻溝。在這種制度下，軍人是較難秉政的。隨著科舉制的廢棄，「以文治武」的政治規則失去了約束力。「陛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亦難以為繼。「陛下與軍人休戚相依」，活躍在民初政壇上的主要是軍人政治家。
據學者統計，1914年，全國22個行省的都督職位，有15個被軍閥竊據，以「士紳」身份登進者，僅有5人；
1917年全國各省的民政長官省長，也大多由軍閥出身的督軍兼任。[7]
軍閥政治將文人擠出了權力場的中心。近代軍閥政治的出現自然有多種原因，但在沒有找到維繫文官統治政治功能的替代物的情況下廢除科舉制，則顯然為近代軍閥政治的形成起到催化作用。國家對所有軍官任職資格的考試權、審查權的放棄，對政府而言不僅意味著失去其維繫軍官的紐帶，還意味著政府中樞失去對他們的調控；對軍人而言，能否進入社會上層，已不需要國家的認可，而是需依靠自己的老師、學生、同鄉等關係的牽引。這時的軍隊，大多已不屬於國家；軍人也沒有軍隊應當國家化的概念。結果造就出一代乃至數代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軍人和軍事集團，為軍人參政、執政打開方便之門。林立的軍閥走上窮兵黷武之路，給民初的中國社會帶來深重的災難。

三、日趨邊緣化的文人的徘徊與覺醒
　　廢科舉，使得仕學合一的傳統中斷了——對某些人來說是解放，但對大部分的讀書人而言，卻逼迫他們成為一個漂浮的階層。「末世書生賤」。科舉制廢除後，讀書人普遍感覺沒有了戴頂子的命，落魄的現實凸現了他們的「無用」。讀書人因找不到應有的社會定位而自貶自抑。他們不但懷疑自己是不是可以承擔國家前途，而且自責、自疚，認為自己是當時不勞而食的階層，是四民之末，應該向其他階層學習。周谷城於1930年出版《中國社會之結構》中專論知識分子時這樣描述他們的作用：「……好做官；毫無用處；粉飾太平」，頗能代表當時一般人的看法。這些論調也與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看法有很大關係。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哪裡還能對知識產生執著的眷注？社會哪裡還能對知識產生起碼的敬畏？
　科舉制度的廢除，不僅是一種教育制度的退出，而且是一種政治制度的終結。科舉制雖與一般意義上的教育有關，但其本質是一種官吏選拔制度。從教育的角度審視，科舉制度確實難以適應近代社會的需要；然而從以考試的形式來選拔國家文職官員的角度審視，「學而優則仕」則自當有其合理性。如果說有文化的讀書人做官不好，那麼不讀書的人做官就好嗎？結合科舉制度廢除後民初軍人干政、武人弄權、大批邊緣人物藉助武力和私人關係進入各級統治機構導致的政治更加腐敗的情況來看，回答當是否定的。通過進一步思考我們發現，科舉制在歷史上其實曾發揮過無形的整合功能。它將文化、經濟諸領域與政治權力的結構緊密聯繫起來，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而這種功能的維繫與作用則具體體現在士人身上。
科舉制度廢除後，士人與國家的制度化聯繫切斷了，他們成了自由浮動的資源。「隨著傳統文人階層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與帝國視同一體了。士紳也不再因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維護共同的合法特權，而團結在一起了。而正是這種感情在過去千百年來保證了文人階層的團結和帝制的穩定」。近代社會也不再是一個以讀書人為中心的四民社會，讀書人已不再發揮溝通上下的作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之間由於缺乏共同的價值觀，無法形成有效的聯繫，清末民初的社會遂呈現出一種無中心、無規範、無秩序的混亂狀態。

　　值得欣慰的是，科舉制廢除後，由於新學和西學的發展，出現了許多新的職業如翻譯、大學教師、記者等。自由的職業和社會分工給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新的舞台和獨立的條件。他們逐漸開始認識到不需要依附統治階級，開始自覺地、主動地參與社會。他們雖然被逐出了政治中心，但未變的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國憂民的歷史使命感。
體制內的知識分子開始以自己的職業或專業，為社會的進步而努力，從而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熱潮，如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等。
經過短暫徘徊、居於社會邊緣的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從孫中山、黃興等為代表的辛亥志士，到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為代表的五四精英以及以毛澤東、周恩來等為代表的崛起的群英，發動了一場又一場政治或社會的革命，如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國民大革命等。
科舉制廢除後文人的地位和作用曾一度受到空前未有的衝擊和挑戰。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優秀代表面對接踵而至的社會危機和社會巨變，積極思考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以「鐵肩擔道義」的情懷努力走上歷史的中心舞台，從而將馬克思主義引進到中國，為中國社會進一步的大轉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走向新民主主義社會），積蓄了強大的助推力量。

注釋：
　　[1]本文考察的文人或知識階層，特指體制內的文人或知識分子。
　　[2]許紀霖：《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第3頁，新星出版社2005年4月版。
　　[3]劉大鵬：《退想齋日記》，第146頁。轉引自宋德金、周積明：《中國社會史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宋德金、周積明：《中國社會史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許紀霖：《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第170頁，新星出版社2005年4月版。
　　[6]轉見馮爾康：《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參見章開沅等主編《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第729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單位：國防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
　　科學學院（長沙）2005級研究生

有八股的底子，隨手寫篇文章就能掀動一片熱血青年。

有科舉的時候能走上仕途的讀書人也寥寥無幾，新舊文化的衝擊讓能夠讀書寫字的人有了更多的機會，斷文識字的人更值錢了。除了一些自願守護傳統排斥西學的大儒，絕大部分讀書人過得比之前更滋潤了。

走，造反去[○?『Д′?○]

滿清一朝一個總考試不過考到七十歲

後來信了鬼神寫了聊齋一個運氣好點快六十歲考上了可是後來多半瘋了還有一個也是總考不過乾脆起來造反後來分了半壁江山後來一幫學生感覺當時考試科目好難非要變法把八股廢了十年後竟然不讓考試了有錢的出國留學了魯迅和委員長都是那個時候去的日本沒錢的就去參加新軍了新軍後來搞了個武昌起義然後滿清就滅亡了所以清朝滅亡的原因在於自己作死沒事總折騰學生幹啥啊

看到第一的答案我首先想到的是：如果現在廢除高考。。。。。

哎呀，不敢多想啊

廢科舉只是堵了一條路不是要了一條命。為了生活，幹什麼的都有。只是例如當新軍、幹革命、留學歐美日本、當買辦、實業救國等等轉型有歷史意義罷了。

清政府廢除了科舉制，這就是斬斷了一條將社會精英吸納到體制內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放鬆了對社會精英的控制。

這些社會精英逸散到體制外後反而形成了推翻清朝統治的重要力量。

有錢的買官當，沒錢的被剝削就造反去

一部分去日本留學了，比如魯迅，一部分去歐洲留學去了，剩下的鬧革命啦…

捐納制度

知識分子沒科舉但是可以辦新學啊，用新學的學歷來獲得世俗的功名，所以那時候沒讀過私塾讀過新式學堂一樣有用。

科舉廢止，讀書應試、入仕做官這條路算是堵住了，所以當時的文青要麼去新學,要麼出國留學，但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

光緒三十四年，全國新學堂共計四萬七千所，各類學生達一百三十萬人；留學生也多，例如這一年赴日本的留學生有八千人，次年增至二萬三千人。

這幫子文青有個共性：都是從封建士子轉化而來，但又和舊士子不同。他們大都關心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前途，要求獨立富強，富於責任心和政治敏感性，熱心變革，以天下為己任，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他們又接受外國科學、文化的影響，活躍、開放、勤奮。儘管他們初步接觸西學，水平不很高，但他們如饑似渴地向西方學習，堅信能夠找到救國的真理。

題主擔心這幫人手足無措，不知道幹嘛，其實大可不必。科舉仕途被切斷以後，這幫文青路子就廣了：有參加政治運動成為革命派或立憲派的；有學習科技工程、醫學、辦工廠、開礦山，從而成為教育家、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的。當時出現了最早一批科技人才，如數學家李善蘭、華蘅芳，化學家徐壽，工程師詹天佑等；20世紀初的留學生中也有不少攻讀科學、技術、醫學的，迅兒哥正在回來的路上；一批既有舊學根基又受西方影響的學者，如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章太炎(即章炳麟)、蔡元培、王國維等，在這幫人的推動下，進化論，天賦人權思想，平等、共和學說，真、善、美等觀念也開始普及。忙的很嘛。

當然，如姬大所說，接著就武昌起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