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哪些事情應發動人民群眾，哪些應該少數專業人士去干？何時集權何時分權？
如題，我國最早的gm成功就是因為依靠群眾，將底層人民的力量調動起來了，而kmt則不相信群眾，認識不到群眾的力量。這無論從結果還是過程來看邏輯都是很說得通的。這似乎說明人民群眾應該廣泛參與國家大事，翻身做主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現狀，像空一格那樣認為的把國家寄望於「一個才能與道德高超的領袖」是不靠譜的。
然而近些年，西方那套民主選舉表面看也是沿襲了「老百姓參與國家決策」的精神，但實際上卻大多數時候暴露了人的短視性。又包括我們國家和科學有關的一些網上爭論，普通大眾的思想觀念讓人不敢恭維。甚至我國50年前的那件事，很多人認為是領袖的問題，但何嘗不是由「多數人的暴政」推上頂峰的？事實上，很多事情一「民主」了，的確將拉低平均智商，使決策趨於盲目感性和一時之快。以上這些問題在常凱申的系列文章中都曾有所提及。那麼由此就引出標題的問題了：什麼時候應該少數人決定，什麼時候應該多數人參與呢？簡單分成生產建設領域、科技領域、gm領域、政治領域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地分類討論？還是說民眾的力量只能善加利用和執行，而不能參與決策？我覺得我這個問題想得很不系統，望廣大高人討論一二，集思廣益，拓我偏狹。謝謝！
在任何一個專業領域，相比於總人口而言，專業人士和對問題比較熟悉的人士都是少數。
如下圖所示，如果按總人群中對某個問題了解程度排個金字塔的話，一般而言，對於專業問題，如果最終想要做出一個比較靠譜的決策，恐怕只有藍線之上的那一部分應該獲得參與決策的資格。
而且，隨著社會發展，專業不斷細分，這種趨勢使得以上問題恐怕在至少幾十年內不容易被緩和。
但是，雖然很多專業問題不適合大眾直接做出決策，但這並不意味著大眾的參與沒有意義。大眾可能不適合以集體方式通過「怎麼做」，但可以告訴決策者「要做成什麼樣，我們需要什麼」。
大眾對很多專業問題的討論，本身水平可能魚龍混雜，但從中能看出大眾想要一個什麼用的目標，以及對這個目標達成的迫切程度，這就相當於「立項」，然後營造輿論氛圍要求精英去「完成」，然後社會輿論再加以「驗收」，完成整個循環。
舉個例子：
前一段對《穹頂之下》的討論，雙方交鋒很激烈，其中也有很多荒謬觀點，但是這本身就展現了大眾對改善空氣污染的迫切要求。對於有決策權的精英來說，大眾中的出現的若干解決方案可能錯誤，你可以不採納，但輿論氛圍是壓力，你如果能用其他的方式來實現改善空氣質量的目標，那也是同樣可以得到認可的。
也就是說，大眾輿論提出需求，決策者負責去給出解決方案並領導執行，大眾輿論最終驗收。
在多黨選舉政治下，理論上是大眾用選票選出能解決他們需求的執政者，執政者去給出解決方案並領導執行，大眾用選票最終驗收。
二者看上去有共通之處，當然，也各有各的問題。
後者的問題之前已經說的不少了，可以參考《為什麼西方民主理論聽上去很美，但實際執行時經常走樣？》。前者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決策者牟利自肥和懶政。
沒有選票的壓力，即使大眾輿論提出了需求，決策者也完全可以不去響應。
但現實並非是非黑即白的，在今天中國的現實中是沒有選票壓力的，但我們也確實可以看到很多時候，執政者在沒有選票壓力的情況下做出的對大眾輿論「立項」的解決和執行，有時候甚至是超過了輿論的關注點。
中國最後3.98萬無電人口通電 -中新網
這些人既不在網路輿論日常的關注點上，而且他們「不通電」也沒有對執政者的執政地位構成什麼威脅，但現實中還是為他們解決了問題，而且這種地方的電費基本上是掙不回來的。
這種情況還有很多，例如很多城市都有諸如市長熱線和信箱之類的，市長和市委書記並不是民選的，哪個宿舍樓管道不通也不一定影響到官員家裡，但很多問題還是能通過這些渠道得到解決。
和其他國家一樣，今天中國的政治體制當然也是有問題的，但很多公知其實並沒黑到點子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很多公知是在文革時期接受的教育，他們在咒罵TG的時候總一股非黑即白式惡狠狠的小將范兒：沒有選票，中國人就是奴隸，一個奴隸組成的國家，怎麼可能變好？
但現實是中國正在快速上升，中國人的生活也在變好，而這是在所謂「沒有選票」的情況下發生的。怎麼解釋這種矛盾？很多公知直接選擇了拒絕承認「變好」的現實。而這種「拒絕承認變好」又和普通民眾的親身感受越來越明顯地發生衝突，這也是最近幾年來公知聲望越來越低的原因之一。
1、中國正在變好
2、中國存在很多糟糕問題3、中國很多官員很有能力做了好事4、中國很多官員貪腐無能做了壞事5、中國官員和政府對很多輿論反映的民意和問題做出了讓民眾滿意回應和處理6、中國官員和政府對很多輿論反映的民意和問題沒有做出讓民眾滿意的回應和處理以上六個事實同時存在於當代中國，且比例都不是鳳毛麟角的。中國輿論場上的很多衝突和無效爭論經常也是來自與此——因為很多時候，雙方提出的理論只能各自解釋其中幾個現實，而無法同時解釋或解釋不好其他另外幾個現實，那就只能各說各話最後互相扣帽子罵街了。
那麼，怎麼用一個統一的理論去解釋容納這六個互相矛盾的現實呢？
在我看來，歸根到底還是取決於經濟，取決於經濟發展水平。
之所以以上六個現實同時存在且比例都不低，是因為中國正在崛起，而又尚未崛起到位。或者換個政治課上常用的短句，叫做「有所發展，而又發展不足」。
經濟發展水平越低下，社會財富資源越少，從「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角度看，那麼各國的「既得利益階層」為了維持自己財富地位，就會搜刮越狠，越不把人民利益當回事，越傾向於從民眾嘴裡搶肉，與民爭利。
其實不止是「既得利益階層」和民眾之間會這樣。從宏觀上看，經濟差了，民眾自己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也會同步提高，社會醜陋程度也會上升，「既得利益階層」從廣義上看不過是一種「特殊的民眾」而已。
在這個時候，無論你採用「輿論立項-精英執行-輿論驗收」，還是採用「選票選人-精英執行-選票驗收」，或者是二者一塊使用，再或者是像朝鮮那樣「精英立項精英執行沒民眾的事」都會產生扭曲。只不過是扭曲的具體表現形式不同、「既得利益階層」獲利的方式和途徑不同罷了。
用《未來20年，大陸應該如何更優雅地處理台灣問題》這篇文章第十四章中的一段話來說：所以接下來要說的是，一個國家的公平正義程度，往往是和這個國家經濟發達程度成高度正相關的，而和這個國家採用的政治制度幾乎沒多少相關性的。地球上200多個國家地區，我們可以很容易地驗證這個規律——公平正義程度高的，幾乎都是發達國家和地區。
為什麼呢？整個社會的蛋糕大了之後，總會有相當部分蛋糕漏到普通人這裡的，而民眾中有越多人富裕了之後，才會有更高比例的人開始在乎吃相，開始在乎掙錢方式的優雅，更有意願「站著把錢掙了」，這個時候整個社會的環境才具備了進一步向好的基礎，無論是嚴刑峻法還是制度契約，這個時候，才會有更多比例的人願意去遵守。相反，如果不具備良好的物質條件，無論你在上層建築層面採用極端手段，還是心靈雞湯，在沉重的現實面前都會被扭曲異化，無法起到想像中的作用。
所以說，提高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根本的突破點不在表面上浮光掠影的政治制度，而在深層次的經濟和技術層面。沒有經濟技術層面的支持，政治制度只是弱不禁風的紙糊房子——想想那些表面上實行了「民主制度」但卻在實際執行中嚴重走樣的發展中國家吧；同理，只要當前政治制度符合工業化發展的要求，能夠繼續推動技術的發展，那麼在經濟層面取得了改善之後，必然也會引導政治制度向適合它發展的方向進一步進化。
對於貪腐官員來說也是這樣。經濟條件越差，那麼我貪腐的手段也就越赤裸裸，就像很多非洲和印度、東南亞的官員，直接明目張胆要小費賄賂，你不給我錢，我連最起碼的事都不辦，給了錢也不一定辦。
而如果經濟好了，那麼就算是這個官員仍然要貪腐，也可以有更隱蔽、更與普通民眾生活距離遠、更不容易發生直接明顯危害的手段去撈錢，換句話說，就是吃相好看了。如果按照透明國際的主觀評價標準的話，這個國家的清廉排名肯定就上去了。
這還是繼續貪腐的官員，實際上，就像上面引文中說的那樣，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進步必然塑造新的規則，貪腐本身也會得到抑制。
當然，以上討論的是宏觀層面上的經濟發展是政治體制效果變好的根本原因，但不代表在微觀層面上，不應該根據現實情況進行進一步的體制改革。在現實中，二者往往是交融在一起的。
如果整個社會的工業水平上去了，物質繁榮了，再經過一段時間的滯後期，等社會意識追上了社會存在。那麼無論你是根據本國文化歷史發展出什麼具體的政治體制和公民參與形式——只要能在這樣的政治模式下發展出了繁榮穩定的工業和科技，都是可以較好地做到「公民參與」和「精英參與」的融合的。
在現實中，我們都能感受到，隨著這些年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官民關係其實已經比九十年代明顯緩和了，同時公眾參與的範圍也提高了，執政者對民意的重視程度也更高了。這些現實都是對本文理論的印證。
但是，有的知友可能會進一步質疑，如果你的理論是正確的，那還會有另外一個和上一段印證反方向的推論——如果曾經的一個較為公平正義的發達經濟體經濟衰落了，那麼原先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公平正義和較為和諧的官民關係，會重新變得不堪起來，民意的影響力在權力面前也會重新變得削弱。而這是和現在的公知理論相抵觸的——很多公知認為，是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必須先建立「民主」，社會才能好起來。
但在現實中，由於現在似乎並沒有觀測到一個被公認為經濟較發達，同時「民主」程度較好的經濟體，其經濟變得大幅下滑甚至崩潰的例子，也就暫時無法證實或者證偽本理論的推論，因此這個理論在「完全驗證」這個層面上，仍然是暫不完備的。
反之，如果真的能觀測到根據本理論所預測的這個推論，那將最終補齊短板，完全證明這個理論的正確性。
為了科學理論的驗證，為了人類能找到一條新的更優秀的政治體制道路的探索，現在就等著蔡主席來滿足實驗啟動條件了。通過台灣民主，韓國朴槿惠下台，朝鮮金家，敘利亞局勢，美國大選等世界事件，我們發現一個重要結論：
凡是需要破壞、打倒舊的秩序的，需要充分發動人民;
凡是需要開創、建立新的秩序的，需要充分發動精英。
無一例外。通過台灣民主，韓國朴槿惠下台，朝鮮金家，敘利亞局勢，美國大選等世界事件，我們發現一個重要結論：
凡是需要破壞、打倒舊的秩序的，需要充分發動人民;凡是需要開創、建立新的秩序的，需要充分發動精英。無一例外。
發佈於 2016-12-16具體哪些事情應發動人民群眾，哪些應該少數專業人士去干？何時集權何時分權？ - 政治 - 知乎
不用計較兩個凡是，這不是關鍵。關鍵在於：任何新的秩序建立，都必須充分教育人民。人民往往可以用屁股理解「反他娘」三個字，但是建立新秩序時，必須要讓人民明白「反他娘」是要反一個秩序，而不是反一群人，並且具有新的秩序的思維。成功的，就成功了，失敗的，遲早要被反攻倒算。建立新的秩序，需要精英，這個精英可以是資產階級精英，也可以是無產階級精英（或者說無產階級先鋒隊）：很突出的就是印刷工人，因為他們可以免費閱讀，印刷廠是無產階級革命聖地。
精英是否建立新的秩序，就看他是否信仰新的秩序。如果不能，那他就只能砸爛舊的，然後把同樣陳舊的自己換上去。所以，只有教育，是建立新的秩序的基礎，而教育的基礎是經濟，沒有經濟，就沒有資源去教育。
也就是「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為基礎而帶來「人的思想覺悟的極大提高」。所以說上面那個答案中，需要問一個問題：人民可以變為精英嗎？
可以。在這裡的各位，絕大多數，如果穿越到清朝末年，都是精英。這就是資本主義在中國可以延續下去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基礎是生產力）。清朝末年，人民沒有得到充足的教育，而上層的人往往不信仰新秩序，這就是軍閥時代的原因。一部分人可以先走一步，但是制度的確立和鞏固，始終需要全民的思想教育的提高。讓足夠比例的人民成為相對於舊制度的「精英」，才是制度確立和鞏固的唯一途徑。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和資本主義精英史觀的眼光的差別。ps：在階級社會，民也不是那麼容易就算的，比如說奴隸制的奴隸和封建制的底層農民，其教育水平沒多大差別，他們都不算民。越側重效率的政策越需要專業人士越側重公平的政策越需要考慮民意
如果這件事群眾需要動腦子才能判斷清楚的話，就不要讓群眾來幹了。如果不需要動腦子就能明白，那就讓群眾干。
這個問題已經涉及到政治的本質了，問題很大，不好講。 @常凱申 也關注這個問題了。我這裡就提幾條的分析思路，算是拋磚引玉吧，歡迎大家討論。
1.不能從是否民主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因為從民主角度去看，越多的人參與自然是越好的，民主本身就是第二層次的分析標準，不是根本層次的分析標準。2.按照我的信息哲學理論，系統最根本的要素是系統的適應性，即那麼我們社會系統適應的背景和對象是什麼呢？我認為社會系統適應的背景是物質世界，社會系統適應的對象是其他社會。不同的社會系統之間存在博弈關係，比如淘寶和京東的競爭、中美之間的競爭。適應能力強的社會就是好社會，這是討論問題的第一條標準。3.通過對系統的研究，我們還可以知道，由於反饋的存在，事物在運動過程中總會進入穩態（平衡態），這種不管事物初始條件如何，最終結果總會一致的現象，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目的性。客觀的目的性由於難以準確把握，我們說的比較多的是主觀目的性。這是討論問題的第二條標準。4.由於我們這裡討論的是主觀目的性，當主觀目的變成客觀目的的過程，用管理學的概念去描述就是實施與執行問題，或者說落實問題。這是討論問題的第三條標準，是第二條標準的補充標準，標準三+標準二基本上就可以等同於標準一了。標準已經提出，下面，我們就可以開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信息哲學已經提出過，一切都是信息系統，可以從信息的傳遞、轉化、施效角度去思考，所謂發動群眾和專人負責，本質上也是一個信息的傳遞和加工過程，那麼我們來看看這兩種系統模式之間有何差異。先看發動群眾，大家認為發動群眾過程中的目的性是什麼？信息傳遞和加工方式又是怎麼樣的？
以解放戰爭為例，解放戰爭的目的就是推翻常凱申的反動統治，發動群眾的主要內容就是軍事目的和政治（經濟）目的，軍事目的就是搞好後勤，就一場戰役來看，政治目的根本上也是為軍事目的服務的，政治工作做好了，錢才能收的上來，後勤工作也會做得好。這時候，信息是怎麼傳遞和加工的呢？我可沒有歷史材料作為依託，是根據經驗想當然的，如果有充足了歷史資料歡迎指正。信息源當然是我們黨中央，整個信息傳遞過程應該是這樣的。黨中央→黨支部→群眾（信息加工與接受）→群眾具體行動。這是一個自上而下的信息加工過程，群眾之間當然也有信息交互，但是這個信息交互主要影響的是信息加工與接受過程，比如隔壁二狗子也參與了，我要不要也參軍干狗凱申去？三大戰役怎麼打，什麼時候打可不是這些人決定的。本質上，這還是一個命令——執行模式。根本不存在什麼群眾決策，有的只是優秀的指令和完美的執行，即只有群眾參與沒有群眾決策。至於優秀的指令要如何獲得，這就是另外一個信息循環了。這裡我們可以發現，一般的組織模式中，是沒有群體決策的，群體決策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決策是一個信息判斷，判斷做什麼，怎麼做的過程。這個判斷過程，自然是越少越方便的，群體規模一旦擴大，群體的決策成本就會成幾何指數擴大。所以一般來說，任何民主模式，都不是群體決策的模式，即使是一人一票的投票機制，也有各自類型的主席團去進行信息的預處理，判斷誰可以參候選，誰不能候選，哪些議題可以進入表決，哪些議題不可以進入表決。
那麼是否群體決策就不可能存在呢？也不是，我們生活中就存在一種如果空氣般重要、而又一直被忽視的群體決策機制。這就是我們的市場機制。價格，就是群體決策，群體博弈後的成果。在市場系統中，信息的流動是自由的，也是平權的，這是相對純粹的群體決策（定）系統。
既然我們說的組織結構，一般不是純粹的群眾決策機制，那麼為什麼還可以說，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呢？
這是因為我們一般定義民主是得到人民支持的系統，專制是得不到人民支持的系統。但是民主和專制的區分方法實際上是垃圾方法，對於一個系統而言，能否組織起來是關鍵，如果一個系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指令傳達到人民這一層不被執行，他必然早已崩潰，專制也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我們反對的專制系統一般存在什麼問題呢？這個系統的信息傳遞機制是自上而下的，反饋機制確實存在問題。雖然我們也強調，一切利於人民，一切服務於人民，但是下對上的信息傳遞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官僚系統進行間接的反饋，這個反饋系統信息失真嚴重。所以出現什麼背誦社會主義價值體系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是系統運作的內在規律。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在接受指令和執行指令的環節，我們所說的大眾一般易於執行比較簡單的指令，而在複雜的，比較有創造性的環節，大眾是難有建樹的。所以， @張大猛 就提出了一個正確而簡單的結論：凡是需要破壞、打倒舊的秩序的，需要充分發動人民；凡是需要開創、建立新的秩序的，需要充分發動精英。
總之，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代表者，是最最強大的力量。但是這個力量能否運用好，和信息結構有著緊密的聯繫。優秀的社會制度，不應該強調精英與大眾的區分，而要優化社會信息結構，在掌握客觀規律的前提下，充分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精英只是在某些環節扮演了更重要的作用。費腦子的靠精英，賣屁股的靠群眾
你雇個小時工給你打掃屋子，想想哪些事聽你的，哪些事聽他的，不就結了？
民主呈現需求，精英建立方案。
多數人參與決策，不是為了更科學、合理的結論，而是為了防止權益被精英侵奪。你可以由精英政治獲得或許更科學的決策、更有效率的執行。但有一天，你發現自己突然站在受侵害範圍內，力量也將微弱的多。具體事例可參見依舊活躍的楊教授們與莆田系們，他們怎麼就紋絲不動呢？
既然光有波粒二象性，那麼為什麼不能認為人類的權力也具有類似的性質——我是說：
一種看似矛盾，實際統一的性質，即分權的巔峰就是最大的集權。
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或者一小部分人手上是集權，所以為了平衡我們把權力分下去，但是後來越分越多，每個人都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政治權利，話語權，這時候，由於掌握這些權力的個體搖擺性強，極易收到煽動，做出一致的並且愚蠢的決定，因而不亞於單人集權的災難就來了，過分分權（民主）和過分集權的殊途同歸。我們口中的「多數人暴政」，就是這樣的集體集權。
人類的權力就像光一樣，一開始波動的太劇烈，我們覺得這樣不科學，所以後來分散，如同粒子，可是即便散成粒子，它還是會和最初一樣劇烈的波動。
所以要尋求中庸之道，什麼時候該適當分權，什麼時候適當集權，都是十分考驗統治階級智慧的。
ps：人民群眾的眼睛，在人民群眾受到的威脅一致的時候，才是雪亮的，並且威脅越大，眼睛越亮。
可不是什麼時候都亮。偏向於決策的應該由少數精英決定偏向於評價的應該由多數群眾反饋------拿淘寶舉例子該不該買, 精英決策買回來好不好看, 群眾好/差評------該不該脫歐, 台上精英決策決定脫歐/不脫歐後日子過的好不好, 群眾投票留任執政黨/讓執政黨下台
就要看你乾的這樣事情或者工作具體到這個群體的平均能力。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修河堤。建國初期大修河堤，我們都發動群眾來修。可是如何修河堤，基本就不是大家一言一語就搞定了。設計河堤，計算流體力學，還有時間沖刷影響，基本就是工程師干。計算好每立方的材料用量，發動多少人干多少天，上過高小的都能完成。出力搬運的力工，基本有一身力氣的青壯年都行。給工地做飯，就是那些家庭婦女大娘大媽或者部分上年紀的大爺做的。給工地送飯一般是少年小孩。從這個例子看的出來，參與者的能力應對的參與程度不同。
兩個凡是陰魂不散啊：），那麼這兩個凡是中主語是誰呢？通過台灣民主，韓國朴槿惠下台，朝鮮金家，敘利亞局勢，美國大選等世界事件，我們發現一個重要結論：
凡是需要破壞、打倒舊的秩序的，需要充分發動人民;凡是需要開創、建立新的秩序的，需要充分發動精英。
群眾只能善加利用和執行，不能參與領導。
到現在為止，群眾最明確的任務就是徹底摧毀一個破敗的文明。這當然不是只有今天才能找到的跡象。歷史告訴我們，當文明賴以建立的道德因素威力不再時，他總是由無意識的野蠻群體對其完成最終的解題，他們被成為野蠻人。創造和領導文明的，歷來都不是群眾，而是少數知識貴族。群體有的只是強大的破壞力。永遠是回到野蠻階段，這是他們的規律。有著煩亂複雜的典章制度、從本能狀態進入能夠防患於未然的理性狀態的文明，屬於文化的高級階段。群體每次都在證明，僅靠他們自己，所有這些事情實現的可能性幾乎沒有。由於群體的力量具有純粹的破壞性，所以他們的作用就和加速垂危者或死屍解體的細菌一樣。當文明的結構處於風雨飄搖時，傾覆它的就是群眾。在這個時刻，他們的主要使命才變的簡單明了，此時，人多勢眾的原則似乎成了唯一的歷史法則。
群體在智力上是要比孤立的個人低......一切都是由群體所接受的暗示所具備的性質決定的......
所有刺激因素對群體都有控制作用，並且它的反應會不斷產生變化。群體是刺激因素的奴隸......群體的這種易變性造成對他們的統治會難度很大，當公共權力落到它們手裡時更是這樣。
發動群眾不也是精英們的決定嗎？一旦精英無法控制群眾以後，事態就失控了。
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 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這個問題太過宏大，解決起來 ，有俄國杜馬，英法議會，美國參眾兩院作為參考，實際上政治是精英遊戲，政治活動不是，鼓動民粹，煽動仇恨，表達不滿，都需要大量的民眾，越是宏大難解的問題，越需要群眾參與，事實上，徵稅，打仗，民族宗教，經濟政策的制定越不需要群眾，因為這些是專業領域，或者是有巨大風險的，失敗會導致統治崩潰的，一般不容許群眾參與，因為他付不起這種後果
掙民主，要自由
這個問題等同於如何做好甲方項目經理？ - IT 項目管理 - 知乎
到現在為止我依然不相信英國脫歐的公投結果是沒做手腳的
上前線靠群眾，忽悠群眾上前線靠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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