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價值觀的差異？

今天有朋友比較認真地和我討論中日文化的差異，我覺得可以隨便談談自己的一些想法，不對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我第一次較為「科學」地看待中日文化的差異是從了解「Inglehart–Welzel文化地圖」開始的。如圖（2014版）所示，這張「地圖」在兩個維度上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價值觀進行了聚類分析。這兩個維度分別為「傳統價值vs世俗價值」和「生存價值vs自我表達價值」。從這張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雖然歷史的緣故導致日本文化表面呈現形式與中華文化圈相近，使得日本被研究者強行劃在是東亞儒家文化圈裡，但聚類分析的結果顯示日本文化是更加接近「新教歐洲」(中歐、北歐)文化的。並且，日本文化在「世俗價值」的絕對值上位於全部被研究國家之首。也就是說，實際上日本的國民文化並不像其表面顯示的那樣忠誠於傳統，而是在內核上非常靈活易變，現實主義的。

之前也和朋友探討過這個問題，講到這裡，他們很多人憤而抨之，認為這個研究結論得出的不科學。我卻認為大可不必過早地從自己的經歷出發來做判斷。的確，去過日本的中國人很多會驚異於日本對中國傳入的傳統文化的保持。比如，日本保留了很多漢唐風格的古建築，日本人保留了非常接近漢服的所謂吳服，日本人像魏晉以前的中國人一樣常常會席地而坐，諸如此類，凡此種種。但我竊以為這些「生活習慣」和文化的精神核心相去甚遠。羅馬的大街小巷裡保留了很多古羅馬時代的建築，有些建築的歷史甚至可以追尋到凱撒時期，但這說明今天羅馬人的價值體系與古羅馬人相一致嗎？當然不是。相比古羅馬的價值體系，今天的義大利文化是典型的天主教價值體系。

日本是一個海島國家，從「地理決定論」的角度來看，這種地理環境導致其農業占國民經濟總值的比例遠遠低於大陸國家，而商業的比例較大。有數據顯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商業占國民經濟總值的比例就達到了50%之多。這種經濟結構的國家，其文化價值核心與自給自足的農業大國必然差別巨大。因為商人是逐利的，邊沁主義較為靈活的價值原則方便他們收益最大化，同時鼓勵世俗生活可以極大地增強消費，因此雖然沒有測量，但有理由相信古代中國和日本在「傳統價值vs世俗價值」維度上的差異也應該是比較大的。

從質性分析的角度來看，諸多人類學著作指出「恥感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而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是「仁」。一切以「仁」為最終評價準繩。比較典型的對比是中日兩國近幾年內都曾出現過比較重大的論文剽竊事件，我個人覺得尚且不論事情的來龍去脈，即從當事人應對的差別上就能看出兩國文化的差異。日本涉事的當事人，一個辭去職務，去拍AV養活自己，另一個則自殺了。但中國的當事人，雖然生活上肯定受到了重大的打擊，但並沒有聽說有如此激烈的反應。因為「恥辱」對日本人是天大的事情，為之去死也比較容易被社會所理解。但我們中國文化的最高標準是「仁」。「仁者愛人」，殺傷生靈而於事無補的行為自然是不易被接受的。另外，有人認為「甲午戰爭」和「侵華戰爭」
日軍軍紀敗壞濫殺無辜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過程中軍紀優良形成鮮明對比其原因就在於這個過程中是否有外國人在看。因為單獨對華作戰，容易掩蓋罪行，沒有了「有礙國際觀瞻」的羞恥感使得其軍紀容易敗壞，我個人覺得這有一定的道理。另外，如果長官下達殺戮的命令，如果沒有「仁者愛人」的道德指導，那麼為了獲得榮譽士兵就會爭先恐後地干出罄竹難書的罪行。這一點從中國的歷史當中也可以看出來。秦趙「長平之戰」，秦軍坑殺趙軍戰俘40餘萬，即使坑殺具體數字並不見得準確，但屠殺行為已經被考古發掘所證實。秦軍屠殺行為之令人髮指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極為罕見，這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秦國以「法家思想」為其立國的指導思想。因此，自「商鞅變法」起，秦人只知「遵紀求榮」不知「溫良恭儉」。當然，這並不是說日本人只知道「恥辱有別」而不知道「善惡有別」，每一個文化都不是單一價值觀的，只是在兩者有所矛盾的時候，哪一個更容易在群體中達成共識並用來作為決策的依據。日本社會因為有良好的制度設計和穩定的社會環境，「恥感文化」、「法治文化」、「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是比較和諧地共同發揮作用的，這一點了解日本社會的人肯定比我有更深的體會。

最後一點也是爭議比較大的一點，是關於日本與中國相比是更加「集體主義」還是更加「個人主義」。網上有一句對中日文化差別特別有名的評價「日本人有一顆，只要你不影響別人，隨便你怎麼變態的包容心，和不管自己怎麼變態，都不能影響別人的責任感；中國人有一顆，只要你和別人不一樣，就覺得你需要教導的溫暖愛心；和不管自己多麼平庸，都要去影響教導別人的責任感」。我以為這句話確實很生動地描繪出了中日文化的差異。我的觀點是日本還是更加個人主義的。我這樣講，是因為我個人認為在價值觀層面存在著普遍的內隱和外顯差異。
如果我們幾個同學分別提出的對人的「表裡不一」和「虛偽」的程度的測量能獲得很好的信度和效度的話，那麼日本人可能普遍在這個變數上得分比較高。語言和行為上表現出與內心情緒完全相反，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比在中國要常見得多。因此，表現出忠於組織的行為很有可能源於社會期待。而日本人對組織的忠誠和歸屬也很有可能源於其社會體量較小，選擇較少的被迫行為。

肯定很多人都不同意我這樣的說法，不過我這樣的觀點還來自於對中國社會整體的觀察，也就是以全中國的情況作為樣本而不是以少數主要城市的社會精英為樣本。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情況非常複雜，但我們有一個整體的情況，我們整個國家當中仍然有接近一半的農村人口，這些人生活在市場化水平很低的地區。在這樣的地區，一個人的事情，往往不被視作他自己的事情，而是整個家族，甚至整個宗族，整個村莊的事情。中國有些地方，一個人從農村走出來，發了大財，回到家鄉，認識的不認識的都要給錢，見者有份。甚至，不太相熟的同村人跟他借幾萬塊錢都可以不還。更多的，如果你有錢了，你住過的村子就問你為什麼不給村裡修路，為什麼不給大家發錢。這在中國確乎是很常見的，而在日本幾乎不可想像。捐獻的人被認為理所應當，並有義務負擔所有人的福利，這種邏輯在日本已經很少見到了。即使在城市，甚至在中國的一線城市裡面，父母催子女結婚，或者干涉子女婚姻的事情也毫不鮮見，而在日本則是無法想像的。可見大家以集體為出發點試圖左右集體中的他人的情況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作為整體來看還是非常普遍的。這是中日巨大的差別。

因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整體而言市場化水平也好，地區經濟水平差異也好，都非常大，即使在已經比較發達的地區，由於完成發展的時間尚短，人際和代際之間的差異也非常明顯。從整體上看，中國確乎仍然是遠比日本更加集體主義的國家。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國可以實現大型工程大量員工外派偏遠地區，過多年集體生活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國，一般來講紀律更加嚴明，對個人生活干涉更多，要求更高的政治組織形式更容易爭取到支持者的原因。從「楚漢爭霸」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徹底改變。

雖然中日文化有這麼多，這麼大的差異。我們仍不應該放棄合作。因為，環北太平洋地區是世界經濟發展最快，潛力也最大的地區。同時，這一地區的合作具有最佳條件。從政治穩定性上來說，從中國向歐洲，必須經過目前還沒有好轉跡象的中東地區，任何向這一地區延伸的戰略投資都有可能有去無回；而向南也一樣面臨不穩定因素，即使最發達和穩定的泰國，都屢屢出現變數，與印度打交道，我們則屬於「同欲者相憎」很難從根本上形成深度互信。因此，中國進行國際化的戰略發展斷不應該自絕環北太平洋合作，在中美日韓四個成熟市場上進行資源優化配置的成本總體上應該會小於開發蠻荒之地。

中日兩國歷史上都信奉儒學，但日本在學習儒學時進行了調整。

首先，作為核心價值觀的「五常」，中日不一樣。中國人講「仁義禮智信」，「仁」在首位；日本人講「忠義禮信儉」，核心是「忠」。

此外，日本人尚武，並把武士的一些規則與儒學結合起來，形成武士道。

看三國，感覺所有人都在為別人而活；看戰國，感覺所有人都在為自己而活。

由於沒有儒家文化一家獨大的摧殘，日本有很深的存在主義傳統。即便日本社會日益僵化，卻總可憑著這種精神傳統就足以誕生少數偉人而扭轉時局，極好或極壞，隨著日本高度的民主化這更可能是一件好事。

中國社會表面欣欣向榮，實際上社會氛圍仍然儒家的教條（批判的是教條而不是儒家）深遠影響，根植毒害人心。文化有廣度而無深度，要改變這種現狀，除非文化的主流從儒家轉到百家，轉向春秋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