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三農問題「？

01-05

「三農問題」的本質和核心是小農經濟的低效和沒有發展前景。

四川農戶種植糧食的年純收入最多僅有3000元！相當於1個人在城市1個月的打工收入。即使種植經濟作物也不大可能上萬元，只相當於3、4個月的打工收入。種植規模過小必然造成種植和交易成本過高，僅靠種糧（甚至包括部分經作）根本不足以維持生計，更無力實現農業農村的發展，無法實現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無法提高生產效率，「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青壯農民進城打工，大量耕地丟荒的現象也就成為必然。

小農經濟（包產到戶）已經到最後的末路

　　小農經濟是最典型的自然經濟，它把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在一起，男耕女織，以織助耕，不僅能夠滿足個體家庭維持生存的最低級，最基本的需要，而且也使之與市場的聯繫降到最低限度。工業化之前的「地主+佃農」模式和自耕農模式是小農經濟的典範。
　　成為自耕農是中國數千年來普通農民最強烈的願境，「二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就是其寫照，但是，自給自足、封閉保守，土地分割細碎，生產單位小、散、多，這些小農經濟的特性決定了它是和工業化和現代農業所要求的社會化大生產完全背道而馳的，是沒有出路的。
　　可悲的是，雖然在建國以來半個世紀的工業化過程中，在科技力和政治力的作用下，「包產到戶」後的中國農村與「地主+佃農」模式、自耕農模式的「小農經濟」相比較確有很大的不同。因工業化和社會化大生產元素的浸透成為了「半工業化的小農經濟」，但其小農經濟的特性和缺陷並沒改變、改善，依舊是沒有前景的生產效率低下的小農經濟。

　　1、小農經濟的缺陷：
　　（1）阻礙技術進步。
　　A、風險問題。因小農經濟生產單位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差，無力承擔創新的風險，通常對新技術、新品種表現得極為保守，不願冒險，我就親身體會過把雜交玉米種子送到農戶手上他也不願種的事。而僅我所了解的我們縣的情況，自建國伊始就一直在為增產而不斷地替換更新水稻品種，60年代的矮稈品種, 70年代初的中稈品種和其後的雜交水稻，30年內大規模種植更換的水稻品種就達近200個，如果沒有人民公社的組織，以當年的文化素質、交通條件等根本不可能有這個成就。
　　B、成本問題。農業生產中有很多成本是邊際下降的，比如送檢認可成本、品牌樹立成本、農機使用成本等等。農民生產無公害和綠色農產品的收入本可以比種植普通農產品高很多，可是這無法在個體的、小規模的生產中推廣。因為無論規模大小，綠色產品送檢和得到社會認可成本基本是一樣的，但因為個體種植的產量太少，無法象規模種植一樣分攤降低成本，因而在經濟上不可行。還有農業綜合防治無法推廣也是相同原因。
　　C、培訓問題。由於中國有數億農民，1、2億個生產單位，這就使得每推廣一個新技術、新品種都涉及到要對數億農民進行培訓，具體到鄉鎮就是每個農技員要面對1千甚至數千個生產單位，這就使新技術、新品種的推廣成了不可能在短短數年內完成的任務，嚴重地遲滯了新技術、新品種的更新速度。
　　D、利潤問題，由於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太小（1.4畝），新技術所能增加的效益對農民而言往往無足輕重。例如，水稻畝產增加10%已經是有突破性進展的新品種了，可是一戶農民只有1、2畝水田，新增加純利潤也就幾十元；再加上農戶抗風險能力差，成功的收益與失敗的風險在農民的算盤上明顯失衡。再如，雖然優質農產品的市場銷售價格高（優質香米比普通大米的價格可以高几倍），銷路也好，可是個體農民無法種植。因為個體經營的規模太小，農民自己銷售連運費成本都收不回來，即使有中間商收購利潤也會被壓得很薄，甚至會被中間商轉嫁市場風險，在市場波動時壓價收購或拒絕收購。
　　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在小農經濟下，農技推廣體系根本無法開展工作，新技術、新品種推廣速度極慢。抗風險能力差。
　　（2）缺乏大規模公共設施建設能力，甚至具有對公共資源的破壞性。最典型的是表現在水利工程。
　　我國的灌溉面積在1980年以前以平均每年1700萬畝的速度增加。到1980年達到6.7億畝。但是1980年後，水利建設速度不升反降，安徽淮北地區在六七十年代共建機井13.8萬眼，可灌溉500萬畝良田。然而到1985年7、8月大旱時，機井被填，渠系被平，能投入抗旱的機井只剩下4000多眼。譽滿全國的河南林縣「紅旗渠」，也因集體經濟解體而導致常年失修，裂縫、滲漏嚴重，上游農民乘機截水、扒水和搶水，1987年7月大旱時瀕於斷流，全縣16%的土地基本絕收，9萬人靠遠程買水吃。在「六五」期間，我國的灌溉面積首次下降，凈減少700多萬畝，至今中國現有水利設施中的80%以上仍然是20世紀70年代以前修建的。雖然在2003年後確立了「以工補農」政策，政府大力投資興修水利工程，灌溉面積又有所恢復，然而農戶分散經營與水利設施的不可分散性和公共性之間的尖銳矛盾，農戶土地細碎無法協調利益得失造成的「最後一公里」難題，並不是國家單純地投入巨額資金就能解決的。其它如交通、飲水、衛生甚至一些民生方面的基礎設施也有相同的問題。
　　（3）小農經濟由於是個體經營，個體發展，帶有自利性質，而且生產單位小、散、多，在遇到天災時，無法有效組織大規模的抗災救險行動，往往只能依靠宗親關係進行一對一救助，而不能在集體的框架下由大家幫助解決。小農經濟基礎上，無法建立起完善的公共福利機制，也就導致了個體的抗風險能力的降低。
　　（4）生產效率低下。
在土地分割細碎的小農經濟下，本來可以由一台大型聯合收割機就可以完成的收割任務，現在必須由數十台小型收割機來完成；本來可以由一個合作社100萬元建立的農機系統，現在數十家農戶花費200多萬元也不一定能建成。人力和資源的極大浪費導致了生產效率的低下成為必然結果。
目前條件下我國多數農區農業經營的低效率和不經濟已使土地喪失了產生「農業利潤」的資本功能，而成為一種生存保障手段，許多農民不是為謀利而經營，而是為生存和保險去種植。
　　（5）市場中的弱勢地位。
單家獨戶的小農經濟在進入市場時，由於信息的不對稱，規模的不對等，所有的個體農戶都必然是處於弱勢地位，即使在有（更何況還未必有）政府盡責官員的大力援助下，也因不能直接進入市場而只能任由中間商盤剝魚肉，「蒜你狠」、「姜你軍」都是中間商大賺，濫市滯銷全是農民大虧。購買生產資料和原材料要用零售價，出售產品又只能用比批發價更低的成本價。和集約農業的「低進高出」相比，個體農業卻是「高進低出」。正是這個「一進一出」挖走了農民80%以上的利潤，限制了農民收入的提高。
　　（6）無法依靠自身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問題。
　　在中國的絕大多數地區，對絕大多數農戶而言，由於商業因素極小和小農經濟實行的小戶經營模式，很難自發組織起穩定的合作化非農生產，而單家獨戶、「三天一逢場」的少量手工業和商業活動在自給自足、封閉保守的大環境下作用極為有限。所以，在生產力過剩後，剩餘勞動力根本無法在農村內部消化，出現了忙時忙死，閑時閑死的情況。
　　即使是經濟最為發達的江南，雖然商業化造成了市鎮的興起和市場的繁榮，促成了家庭手工業和副業的發展。然而在中國特定的歷史、社會環境下，卻使江南的家庭農村經濟形成一種總收入增長而單位時間收入和人均收入下降的「過密化」發展（《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黃宗智）。但增加工作時日並不是無限制和無代價的，如果沒有「替代性」的工作機會，江南農村經濟雖好於其它地方卻同樣陷於絕境之中。
　　自50年代以來就在大力提倡的「社隊企業」最大的目的正是提供「替代性」的工作機會，把小農經濟中的大量多餘勞動力轉移到其它行業中去，而「社隊企業」發展最好的就是江浙一帶。
當然，現在的中國確實不同於工業化之前，城市可以吸納大量的「農民工」，但是交通擁堵，房價高漲，醫療教育資源緊張等問題的蔓延已經證明這個解決方案並不完美。而且農民進城後遺留的土地依然要集約化才能發揮其最大效益。

　　2、小農經濟是走到盡頭的絕路。
　　鑒於前述缺陷至今仍在深刻地影響和阻礙農村農村的發展，所以，雖然「半工業化的小農經濟」借工業化之力超越了從秦漢到民國畝產100公斤的極限，達到了350公斤。但是，依舊是走到盡頭的絕路。
　　所以，我一直認為，與人民公社相似或稍鬆散的組織形式（如以色列的基布茲、莫沙夫）最利於中國這種人多地少錢少的農村實現農業現代化，最利於集約化、產業化、機械化。而現在，小戶經營的局限性和破壞性已經越來越明顯，「包產到戶」實際上已經越來越嚴重地阻礙了農村和農業發展；小農經濟的低效率、及其與工業化因素疊加而加劇的「進城潮」，正是「三農問題」的根源。
　　據江西省高安市農調隊抽樣調查，2012年早稻平均畝產為387公斤，預計晚稻平均畝產在450公斤左右。早稻生產成本為888.18元/畝(種子60元、肥料188.07元、農膜及秧盤25元、農藥100.38元、水費35.59元、犁田80元、收割78.14元、用工4.28個按75/天計算，計321元)，預計兩季水稻生產成本在1780元左右。按照早稻實際收購價128元/百斤、晚稻預計價140元/百斤分別計算，剔除生產成本後，每畝雙季稻純收入約470元。單季稻畝產一般在600公斤以上，同樣成本核算後，畝純收入約750元。
　　而在四川，我粗略算了下正常年景無嚴重病蟲害的情況，一畝水稻可收穫稻穀1200斤，折米800~900斤，市價約1500元~2000元，須投入種子、化肥、農藥錢150~200元，投入人工11~16個（秧田播種管理2~3個，作田栽秧3~4個，管理3~4個，收曬運貯等3~5個）市價80~100元/工.天。以上數據全部以中值計算，如果是全部僱傭人工的極端情況下，一畝水稻純利潤僅為3、400元，再加上油菜（因氣候原因如果種小麥是倒虧），一畝糧食一年的純利潤也不過5、600元。雖然實際上農忙時基本都是親友間換工，僱傭人工很少，使用農機也可以節約部分人工，但即使如此再加上種糧補貼等補貼（合計約100元/畝），種糧的利潤仍非常低。
　　中國僅1.4畝的人均耕地和小戶經營的格局，使得平均每個農業生產單位（戶）不到10畝耕地，在地窄人稠的南方和四川盆地甚至只有2、3畝，也就是說如果種糧的話，這些地方不僱傭人工1戶的年純收入也最多僅有3000元！相當於1個人在城市1個月的打工收入。即使種植經濟作物也不大可能上萬元，只相當於3、4個月的打工收入。
　　種植規模過小必然造成種植和交易成本過高，僅靠種糧（甚至包括部分經作）根本不足以維持生計，更無力實現農業農村的發展和提高，「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青壯農民進城打工，大量耕地丟荒的現象也就成為必然。所以「三農問題」並不是國家單純地在農村農業投入資金就能解決的，如果沒有改革措施的跟進，再多的天文數字的資金也不過是為垂死的小農經濟延氣續命。
　　本應在工業化進程中被摧毀的小農經濟，如今卻在靠工業化的「參湯」強行續命，這既是浪費資金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甚至將阻礙農業農村的健康發展。工業反哺資金應該被用於促進土地流轉，促進集約化、產業化、合作化農業，讓小農經濟在有序可控的情況下退出歷史舞台（關鍵是應確保流轉後失去土地的農民進入社保體系），而不是用於讓小農經濟苟延殘喘。
　　在現代發達國家中，日本的農業模式最接近「小農經濟」，除了有「農協」組織農戶購買農資、技術服務，組織規模生產、品牌生產、加工銷售外，每戶耕作面積在數十畝之內、大量使用小型農機具就是日本農業的最大特點。可以說是「充分工業化、市場化的小農經濟」。
　　但是其代價就是：
　　日本農業憑藉形形色色高達約470種的補貼項目（如大米種植戶每公頃可獲高達30萬日元的農業補貼），遠高於美、歐的農業補貼資金（無論是總額還是人均），並且還有超高的農產品關稅壁壘，例如大米的進口關稅為778%，乳製品進口關稅為360%……依然不是美國農業的一合之敵！根本滿足不了本國的農業需求。
　　實際上，日本農業這種「充分工業化、市場化的小農經濟」畝均農業產值（222.4美元/畝）僅和中國相當（農技落後卻依靠人力投入達到214.7美元/畝），遠不及以色列（302.2美元/畝）。

　　3、單純依靠城市來吸納「農民工」並不是完美的解決方案。
　　近年，中國城市化發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長2096萬人。2011年，城鎮人口比重達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個百分點，城鎮人口為69079萬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萬人;鄉村人口65656萬人，減少了12585萬人。考慮到城鄉生育率的差異，也就是說在2002年至2011年的9年內，至少有1.57億農民被城市吸納，平均每年約1747萬人，雖然他們沒有享受或者沒有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應該有的國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會救助、住房保障……至少，沒有形成蒼蠅亂飛，老鼠亂竄，各種傳染病頻發的貧民窟。
　　但是，這已經是中國城市吸納農村人口的極限。從一、二線城市向三線甚至四線城市蔓延的交通擁堵，房價高漲，醫療教育資源緊張等等情況都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發展報告2010：促進人的發展的中國新型城市化戰略》測算，每年為解決2000萬「半城市化」的農民工市民化需投入2萬億元。而因為歷史欠賬，實際每年約1000萬人已經是新吸納農民工市民化數量的極限。有序適量的流水是甘泉，無序超量的流水就是洪災！我無法想像一個發展中國家，如何短時間內在現在已經為交通擁堵、醫療教育資源緊張而頭痛的超負荷的城市中建立起9億農民的現代社保體系！
　　在未把農民全面納入現代社會保障體系前，在沒有足夠充分的準備（工作、住房、教育、醫療）前，農村人口城市化浪潮的過早和超常規模的來襲將是場極為恐怖的災難，它將輕易製造出十倍於印度的貧民窟！所以，中國應力求以「城鎮化」取代「城市化」，以「就地工業化」分流、吸納部分原計劃擁入城市的人口，分散、分擔超負荷的城市壓力，避免出現貧民窟和至少部分解決「農民工問題」，最終實現留鄉和進城農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國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會救助、住房保障。

　　4、目前，世界上發達國家的現代農業主要有兩個發展模式：地多人少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實行規模化農業，主要著眼提高單位勞動生產率，以大面積耕地、資金和技術投入在盡量少勞動力上獲得高效益；地少人多國家如以色列、荷蘭、丹麥、日本，則實行集約化農業，主要著眼提高單位土地生產率，以密集、深化的勞動投入和資金技術投入在小面積耕地上獲得高效益。兩者最大的反差在耕地和勞動投入上，而規模化農業更易實現更高的人均利潤。
　　根據統計數據，中國2012年第一產業就業人員2.58億人，耕種了約18億畝耕地（播種面積24.51億畝），人均耕種約7畝耕地。而在規模化農業模式下，2009年美國農業從業人口為205.6萬人，約有190萬個農場，土地面積為29.7億畝，平均每個農場土地面積為1563畝，平均每個農場只有1.08人進行生產和經營，每個農業從業人口平均耕地面積高達1445畝。在集約化農業模式下，以色列2012年全國有270個基布茲組織，成員總體有12萬人，平均每個基布茲有450名成員，擁有7500畝土地，人均16.7畝（以農業從業人口計約60畝）。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2007年統計數據《各國農業產值列表-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http://zh.wikipedia.org/wiki/各國農業產值列表》及相關數據：
中國18億畝耕地生產了3864.48億美元農業產值（214.7美元/畝），農業從業人口2.58億人（人均農業產值0.15萬美元/人）：
美國29.7億畝耕地生產了1846.99億美元農業產值（62.2美元/畝），農業從業人口205.6萬人（8.98萬美元/人）：
日本7049萬畝耕地生產了156.76億美元農業產值（222.4美元/畝），農業從業人口260萬人（0.6萬美元/人）：
以色列590萬畝耕地生產了17.83億美元農業產值（302.2美元/畝），農業從業人口約10萬人（1.8萬美元/人）。
註：此處美元為國際元(International Dollars)，是以1999年至2000年之美元為基準計算的虛擬美元。
　　中國人多地少錢少的現狀決定了中國必須儘可能地精耕細作，在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中更重視前者。說白了，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儘可能提高產量，多安置人口。所以，美國農業不可能是中國農業的學習方向，中國只能走集約化農業的道路。如果採用以色列模式，以集約化、產業化、機械化和就地工業化的合作化生產，我國農村18億畝耕地至少可以提供0.3億個高標準就業機會，如果包括就地工業化的合作社可容納1.2億人（按基布茲比例計算），而採用美國模式最多只能提供150~200萬個高標準就業機會。
　　更何況，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產出、高補貼的美國模式過分依賴政府補貼。2000年，美國農民總收入547億美元，其中257億美元來自聯邦政府的直接補貼，補貼額占收入的47%。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由於美國政府財政吃緊，奧巴馬政府決定削減農業補貼。聯邦政府2010年的農業補貼等各項開支為270億美元，2011年為233億美元，2012年的財政預算則為238億美元。《歐美農民種田為何能得到大量補貼？(組圖)-搜狐滾動歐美農民種田為何能得到大量補貼？(組圖)-搜狐滾動》

　　集約化農業所謂「集約」，是相對「粗放」而言的，「集」是勞動、技術和資本這類「人為」方面的密集、深化，「約」是原材料和自然資源的簡約、節省。集約應表現為生產（經營）要素質量的改善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合理配置各項生產（經營）要素，使其得到最佳組合和最優利用，以獲取最佳經濟效益。
　　日本的農業模式是「小農經濟」和集約化農業的綜合體，除了有「農協」組織農戶購買農資、技術服務，組織規模生產、品牌生產、加工銷售外，每戶耕作面積在數十畝之內、大量使用小型農機具就是日本農業的最大特點。可以說是「充分工業化、市場化、集約化的小農經濟」。
　　但是其代價就是：
　　日本農業憑藉形形色色高達約470種的補貼項目（如大米種植戶每公頃可獲高達30萬日元的農業補貼），遠高於美、歐的農業補貼資金（無論是總額還是人均），並且還有超高的農產品關稅壁壘，例如大米的進口關稅為778%，乳製品進口關稅為360%……國民為之付出巨大犧牲之後(例如2公斤的大米，市麵價格可達1000日元約合人民幣62元)，依然不是美國農業的一合之敵！根本滿足不了本國的農業需求。
　　實際上，日本農業這種「充分工業化、市場化、集約化的小農經濟」畝均農業產值（222.4美元/畝）雖然遠高於美國（62.2美元/畝），和中國相當（農技落後卻依靠人力投入達到214.7美元/畝），卻遠不及以色列（302.2美元/畝）。
事實上起點最低，自然條件最惡劣，發展最快最好，對政府補貼依賴最少的是以色列農業。
以色列的農業非常發達，農民人均年收入高達1.8萬美元。但是殊不知，人人推崇的以色列農業，主要組織形式是類似人民公社（而且是1958年版）的基布茲和類似高級合作社的莫沙夫，占農村人口約43%的「個體戶」（主要為阿拉伯人、德魯茲人）產值約佔全國農業總產值15%，人均產值遠低於前兩者。年均降水量僅300毫米的以色列如果包產到戶將只會是一片沙漠。
　　基布茲，是希伯來語「團體、集體」的意思。以色列政府《合作社團登記冊》規定：基布茲是一個供人定居的組織，它是在所有物全體所有制的基礎上，將成員組織起來的集體社會，沒有私人財產。它的宗旨是在生產、消費和教育等一切領域實行自己動手、平等與合作。簡單地來講，基布茲就是一個公有社會，成員共同勞動，按需分配，實現內部民主和平等，「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外部人員加入基布茲，必須充公其財產，基布茲成員外出打工，收入也歸基布茲所有。
　　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茲曾在其建國初發揮了極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現在以占農村人口約24%的12萬人生產了以色列全國農業總產值的40%，工業總產值的9%，國民生產總值的12%，出口創匯的6.5%。近年，基布茲大力發展工業、商業、休閑旅遊業，有些基布茲的農業產值甚至只佔到總產值的4%。並為適應新的經營管理模式，逐步廢止「所有物全體所有制」、「不僱傭基布茨成員以外員工」等這些即使在1962年以後的人民公社看來也是「極左」的東西。基布茲在改革中繼續發展。《基布茲_百度百科基布茲_百度百科》
　　莫沙夫，是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元的村莊。它是一種農業合作組織，既是一個行政村又是合作社，具有社會服務和經濟管理的雙重功能。莫沙夫的原則為：(1) 土地國有；(2) 家庭是農場的主要勞動力；(3) 成員須互相幫助，服從於集體利益；(4) 莫沙夫統一銷售各農場產品，並向農民提供現代農業生產技術和設備。社區的主導思想是：相互支持、相互負責，但家庭成員取得酬勞多少完全憑熟練程度和個人努力，莫沙夫成須為合作社和社區服務支付費用。現今，以色列大約有450個「莫沙夫」，以占農村人口約33%的17萬人生產了以色列45%以上的農業總產值。《莫沙夫_百度百科莫沙夫_百度百科》

　　為什麼更「左」的基布茲能如此成功，人民公社卻陷於苦難之中？《以色列的基布茲-恍若理想中的桃花源-衛視頻道-鳳凰網以色列的基布茲恍若理想中的桃花源》我認為人民公社苦難和失敗的真正原因並不在於人民公社本身，而是在於：首先是管理人員和社員文化素質過低，前期甚至文盲要佔到90%以上，後期也鮮有高中以上的管理和技術人員。其次是制度不完善，管理科學性不足，監督獎懲機制不健全，再加上「政社合一」雖然執行力強大高效，但也有僵化、官僚的缺陷。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因工業化而對農村的「盤剝」，公社不僅不能象基布茲一樣得到政府補貼，反而須低價甚至無償向國家提供大量的資金和物資。「包產到戶」後農村情況的好轉實際就是「盤剝」的減少和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如：1980年以後農民稅費負擔由20至30%下降到10%以下，同時1979、1980年兩年國家每年用於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和補貼農資的開支高達80-90億元，國家財政收入新增長部分基本都用於農業了，正是國民收入和國家財政分配的大調整改善了農村的情況。
　　有人認為土地沒有歸耕作者所有是人民公社失敗的原因，並以「大鍋飯」和「自留地比公社地管得好」為例證，甚至某些人的嘴裡，只要不認同包產到戶就是想搞大鍋飯，否定改革開放。這種看法是膚淺的。這種現象實質上是公社管理制度不完善和小農經濟意識的體現，工業社會中勞動者不是資產擁有者是很正常的事，工廠不是工人所有就一定效益差？為什麼企業工廠不搞包產到戶呢？問題的關鍵實際是監督獎懲機制是否健全。在強調「不包產到戶就必定是大鍋飯」觀點的人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智商不足。

　　僅就農業農村發展而言，最理想的情況是：當不再需要「盤剝」農村以農補工後，1980年人民公社應當剝離「為盤剝農村而附加的行政職能」，政社分離重組為單純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而不應全面解體，復辟小農經濟。
　　但是，考慮到沿海發展過程中對非文盲的自由廉價勞動力的龐大需求，及各地情況差異極大，如四川深山區耕地散佈於山林溝崖之間，根本無法集約化規模化管理，只能解散公社包產到戶，再在適當的時候退耕還林。50%以上的條件較差（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民公社可以解散並包產到戶。
　　而條件較好，生產水平較高的人民公社應當用一定的優惠政策引導促進，以「自願參加、自主經營、政社分離、民主管理、形式多樣、因地制宜」的原則，或以隊或大隊或公社為基礎重組為類似基布茲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或重組為類似莫沙夫模式的「合作社」，或其它形式（專業承包聯產計酬等）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種子」保留下來的這三種模式應該各佔10%以上。這樣，經過經濟轉型和市場衝擊後，每縣有10~500家多種形式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適應新的經濟環境發展壯大，起到探索道路、引導示範作用就極為理想了。
　　但是，這樣的情況雖然最有利於農業農村發展，對當時的中國是否就是最優方案？
　　選項太多，模式太多會不會造成思想混亂，讓僵化的極左派和自以為是的冥煮派有機可乘，以至改革開放政策失去其基石——農村廣泛穩定的支持？會不會造成改革開放半途而廢或在大動蕩中傾覆？
　　我也不知道。

　　5、集約化農業的組建
　　時易勢變，現在組建集約化農業的原則應該是：自願參加、自主經營、形式多樣、因地制宜。主要組織形式有：
　　（1）農場。通過轉包、轉讓、入股、合作、租賃、互換等土地流轉的方式組建家庭農場、企業農場，農場由「農場主」全權經營，風險全擔；農民以農業工人的身份獲得工資或以土地入股獲得分紅。
　　（2）經營聯合體（也叫公司+農戶）由一個龍頭企業和整個村莊或者一片村莊的農戶結合成一個集約體進行農業生產。
　　例如奶牛、肉牛養殖，茶葉、魔芋、藥材種植等都可採用這種形式。企業從農民手中購買產品，同時以優惠價格出售農資，並派技術員指導農民種植和生產。這樣，農民因為大量種植或者養殖，生產資料的單位成本降低，相對效益增高，公司也因為有大面積的可靠的原材料基地而使業務保持很好的運轉狀態。雙方因此結合為比較緊密的合作夥伴，在合作中雙贏。
像此類的集約方式，還有大型批發市場這樣的帶動方式。比如在山東壽光一帶，由於當地形成了全國影響的大型蔬菜批發市場，周圍的農民紛紛進行蔬菜種植，也形成了相同的效應。
這種模式的缺陷在於，農戶對企業處於絕對弱勢，農戶在聯合體中的利益保障和聯合體的穩定，都只能寄望於企業會立足於長遠能讓利於農戶。而且這種模式缺乏農戶間的協作，如果沒有協會的配合，就無法興建維護農田水利道路等基建，也無法購置大型農機具，無法對勞動、技術、資金等關鍵因素進行集約化。
　　（3）農業協會。凡自願參加農業協會的農戶，以土地作為加入組織的基本物質基礎，協商決定產業發展方向，重大事項一事一議，事畢結算。由農業協會根據產業發展方向統一採購農資，提供技術諮詢，並聯合興建維護農田水利道路等基建，但各家各戶仍自行種植、生產，產品包裝分級後出售給農業協會，再由農業協會統一外售。
這種模式的缺陷在於，農戶間有了一定程度的協作，但深度不足，無法對勞動、技術、資金等關鍵因素進行深度集約化，也不能對農產品進行深度開發，
　　（4）合作制合作社。更進一步即合作制合作社，即在農業協會工作的基礎上，共同出資購置效率更高，單家獨戶卻無力購置的大中型農機共同或輪流使用，聯合引進技術甚至邀請專家服務，聯合申請註冊商標；但各家各戶仍自行種植、生產，產品出售給合作社，再由合作社分級後以自己的品牌包裝後統一外售，合作社擁有一定的資產和資金。
　　這種模式的缺陷在於，農戶間協作深度仍然不足，不能實現複雜、嚴格、現代化的管理，協調好生產資金的支配和生產過程的監控。
　　（5）股份制合作社。再進一步，可以採取股份制合作社（公司）的方式進行農業集約。農戶以資金和土地、勞力入股，按照協議確定股份，由全體股東大會對所有土地、勞動力、農資、農機等生產要素全權調配使用，決定土地的綜合利用方式和區域種植內容。
由於在經營比較複雜的經濟作物和達到一定深度和規模的農業生產、加工時，農戶需要進行科學、規範、精細的農業生產操作，這對農機和農民的個人素質要求都比較高，需要投入的資金也比較大，採用股份制的方式可以較好地協調好生產資金的支配和生產過程的監控，而且在生產的結束期，可以有更深的農產品加工或者銷售，這也需要更複雜、嚴格、現代化的管理方式，不是簡單的合作組織就可以協調。
　　最為關鍵的是，勞動的密集投入和耕地規模的擴大中，後者更易實現人均高利潤（對比美、以），所以提高單位耕地生產率和提高單位勞動生產率中，其它模式往往更、甚至只關注後者。農場將因單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減少勞動力數量，更容易走向規模化；經營聯合體、農業協會沒有力量整合資金和勞動；其它模式都沒有動力和能力去實現勞動的密集深化。只有農戶以資金和土地、勞力（!）入股的股份制合作社有動力和能力去通過「農、工、貿」一體化、「就地工業化」實現「城鄉一體化」。
　　以上分類並不絕對，實際上還有眾多的中間型和衍生型。

　　為避免重蹈人民公社的覆轍，我認為集約化農業的組建中應做到以下幾點：
　　（1）參考以色列、日本等國的相關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和規範各種形式的新型農場、合作社、農協、經營聯合體中公司與農戶關係等等，各項管理和運作機制。
　　（2）所有合作社（或農協）自成立之初即應在政府提供模板基礎上制定完善的規章制度，並在相關機構備案。
　　（3）規章制度中應明確社員的權利義務，監督機制，合作社（或農協）的解散程序，領導人選舉程序、重大決策程序，成員應有自願參加和退出的權利，合作社（或農協）也有在滿足既定條件後吸納和開除成員的權利，在運作中應充分保護普通成員（或小股東）的權利。
　　（4）應把人力資源作為第一資源，保證所有農村適齡青少年上得起學，保證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不失學不輟學。同時結合發展現代農業的要求，加強對農民進行現代農業適用技術和職業業技術培訓，提高農民的科技素質，合作社和農協根據產業發展需要提出的農技和職業培訓計劃政府應予以補貼和支持。較大規模的合作社和農協在初期甚至可考慮由國家招聘列編技術人員長駐提供技術服務，政府根據合作社（或農協）的績效考核支付工資。
　　（5）加大農業補貼力度，通過政府補貼、優惠政策促進合作社、農協的組建和健康運行，逐步推行農業保險補貼、糧食儲備計劃、生產控制、貿易保護和信貸支持等政策，建立和完善建農業信息發布平台、價格保護機制，擴大農產品的儲備能力。
　　（6）通過政府補貼、優惠政策促進合作社、農協和農場在生產中注重將現代農業新技術與我國傳統耕作、管理技術結合起來，例如採用複種、套種、精耕細作、田間管理和作物固氮技術，以及利用生物鏈防治病蟲害的農業綜合防治技術等。在吸收傳統農業技術的基礎上，把生物技術現代化作為農業現代化的首要技術決策，靠勞動密集投入的集約經營，走資源節約尤其是土地和水資源節約為主，以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和專用性為目標的綜合型技術進步道路，提高資源的利用率、轉化率和生產力。

　　6、只有集約化、產業化、機械化的農場和合作社才能跟上工業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科技水平、生產水平。並且產業化集約化的種植業更利於農田水利、道路等基礎建設，更利於農技推廣和機械化作業，可大大降低邊際成本，提高產量和效益。
　　只有股份制合作社（公司）這種深度整合，「農、工、貿」一體化，勞動、資本、技術密集投入的模式，才能農、牧、漁、果、加工業協調發展，在需大量短期勞力的水果、藥材等種植業和農產品深加工、配套工業等勞動密集型工業間遊刃有餘。而配套的工業可以容納剩餘勞動力，延長農產品產業鏈，減少中間商環節，增加產品價值和利潤。最終以「城鎮化」部分代替農民的「城市化」，在區域化種植、集約化養殖、農產品加工和銷售領域發展專業化和社會化大生產，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實現城鄉一體化，讓留鄉和進城農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國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會救助、住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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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一下：

　　很多人沒有理解基布茲模式真正的積極意義所在。對中國而言，基布茲模式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如何在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同時實現耕地生產率最大化的模式！
　　從我前面貼的4國農業生產率的對比就可以看出：
　　以色列在勞動生產率達到日本3倍、中國12倍、美國60%（含季節性農場工人）的同時，耕地生產率是世界最高，達到了美國的近5倍，比以精耕細作著稱的日本和中國還高1/3以上！
　　A、為什麼美國如此高的補貼、投入、科技，最後耕地生產率卻僅有以色列的1/5？
　　因為在「密集投入勞動、提高耕地生產率」與「擴大耕地經營規模、提高勞動生產率」中，後者更易實現人均高利潤（對比美、以），所以，私有農場往往只關注後者而忽視耕地生產率；只有基布茲模式和農戶以資金、土地、勞力（!）入股的股份制合作社才有動力、潛力、能力去整合資金和勞動實現勞動的密集深化，去通過「農、工、貿」一體化、「就地工業化」來充分地組織和投入勞動，提高耕地生產率。
　　B、為什麼只有基布茲和股份制合作社才有動力、潛力、能力去提高耕地生產率？
　　首先，在這種模式下人力資源同土地、資金一樣是合作社的重要資產和資源，不可能象私有農場一樣更多地是把人看作利潤的分享者而因單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減少勞動力數量，所以有動力去提高耕地生產率。其次，農村、農業有水果、蔬菜、藥材、鮮花等種植業和農產品深加工、配套工業等勞動密集型工業，這些產業存在大量、短期、無法用農機完成的勞動需求，可以容納剩餘勞動力，延長農產品產業鏈，減少中間商環節，增加產品價值和利潤；同時還具有比規模化農業更大的規模優勢（美國農場除輪休面積平均1563畝，基布茲平均7500畝），所以有潛力提高耕地生產率。最後，這種模式不同於經營聯合體、農業協會、合作制合作社等鬆散組織形式，可以深度整合土地、資金和勞動實現勞動的密集深化，所以有能力去提高耕地生產率。
　　高度智能化農機出現以前，面對農業生產中大量、短期、無法用農機完成的勞動需求，在美國農場只能使用季節性農場工人流動作業之時，在小戶經營只能是閑時閑死忙時忙死也無法延長農產品產業鏈之時，基布茲卻可以通過統籌安排各種農作物的播、收期，延長農產品產業鏈，合理協調農場工人在農田和工廠的勞動，實現對耕地和勞動的最佳利用，這就是基布茲和股份制合作社的最大優勢。

　　中國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只能基於這樣的基本國情：「人多地少錢少」。
　　一方面，因為歷史欠賬，實際每年約1000萬人已經是新吸納農民工市民化數量的極限，從一、二線城市向三線甚至四線城市蔓延的交通擁堵，房價高漲，醫療教育資源緊張等等情況都證明了這一點。在沒有足夠充分的準備（工作、住房、教育、醫療）前，農村人口城市化浪潮的過早和超常規模的來襲將是場極為恐怖的災難，它將輕易製造出十倍於印度的貧民窟！所以，中國應力求以「城鎮化」取代「城市化」，以「就地工業化」分流、吸納部分原計劃擁入城市的人口，分散、分擔超負荷的城市壓力，避免出現貧民窟和至少部分解決「農民工問題」，最終實現留鄉和進城農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國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會救助、住房保障。
　　另一方面，我國現有農村人口近7億，以每年2000萬人的城市化進程，考慮到農村人口增長高於全國平均的情況，在30年以後也仍然有1~2億農村人口。
　　而兩相比較，如果採用以色列模式，以集約化、產業化、機械化和就地工業化的合作化生產，我國農村18億畝耕地可以提供0.3億個高標準就業機會，如果包括就地工業化的合作社可容納1.2億人（按基布茲比例計算），而採用美國模式最多只能提供150~200萬個高標準就業機會，如果包括廉價的季節性農場工人也只有約600萬。
　　中國人多地少錢少的現狀決定了中國必須儘可能地精耕細作，在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中更重視前者。說白了，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儘可能提高產量，多安置人口。
　　一切農業產業發展升級的構想都必須以此為前提，否則就是空談！

　　要以密集、深化的勞動投入和資金技術投入在小面積耕地上獲得高效益，其核心在於正確的科技發展方向。
　　所謂「正確的科技發展方向」，是指農業科技發展不應只關注產量或利潤的提高，更要把農業生產過程中資源配置效益的提高置於一個核心的位置。
　　例如，在不增加化肥用量的情況下採用配方施肥一般可增產8%～15%；農業節水技術對提高農田水分利用率的作用十分明顯，傳統的土渠輸水滲透損失占引水量的50%～60%，而如果採用地埋軟管輸水灌溉，則可節水43%；水稻品種50~70年代由高稈品種改為矮稈再改為中稈品種，和70年代中後期雜交水稻選育推廣，由於光合效能、抗逆能力、收穫指數的提高，在同樣投入的情況下單產可增產20~30%。
　　再如，小麥和大麥輪作可減輕小麥的梭條花葉病和大麥的黃化花葉病；小麥、水稻水旱輪作能減輕小麥全蝕病的發生；適當灌溉可抑制傳毒蚜蟲；棉花田增施鉀肥可減輕葉莖枯病的發生；水稻苗期控制氮肥使用，可控制稻瘟病和白葉枯病。還有改變耕作制度，實行輪作和間作套種，選用優良品種，調整播種期，合理的肥水管理，消滅病蟲草源等；這些利用和改進耕作栽培技術控制病蟲草害的農業綜合防治方案就比簡單粗暴的化學手段好得多。
　　這些成功的案例值得我們在今後進一步發揚和學習，國家應大力支持優良新品種、農業節水技術、農業綜合防治技術、可用於間套作的農機技術等等的進一步發展和推廣。

　　有了正確的科技發展方向還要有高效的農技推廣體系。但這正是現在中國農村最為困難的。
　　自建國以來60多年，中國農業增長的基礎，除農田水利外完全建立在工業化之上——化肥、農藥、農膜、良種等的推廣、普及。但在農技推廣體系崩潰後，農業技術的推廣、提高已相當困難，而嚴重缺乏資金的個體農戶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引導根本無法通過密集、深化的勞動投入和資金技術投入實現集約化農業。結果就是中國農業沒有美式的高勞動生產率卻有美式的高消耗，能量的「投入產出比」逐年下降，甚至畝均化肥、農藥用量已遠高於美國，土壤污染和退化愈演愈烈……
　　以消耗6000萬噸化肥（折純）200萬噸農藥（原葯）400多萬噸農膜為基礎年產6億噸糧食，這是中國工業的驕傲，卻是農業的恥辱。
　　事實上，「三農問題」的根源正是小農經濟的低效率，和自給自足、封閉保守、土地分割細碎、生產單位小散多對農技推廣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阻礙。種植規模過小必然造成種植、交易和產業升級的單位成本過高，僅靠種糧（甚至包括部分經作）根本不足以維持生計，更無力實現農業農村的發展和提高。
　　只有產業化集約化的種植業才更利於農田水利、道路等基礎建設，更利於農技推廣和機械化作業，可大大降低邊際成本，提高產量和效益。只有集約化、產業化、機械化、適度規模化的農場（合作社）才能跟上工業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科技水平、生產水平。
　　「三農問題」並不是國家單純地在農村農業投入資金就能解決的，工業反哺資金應該被用於促進土地流轉，促進集約化、產業化、合作化農業，讓小農經濟在有序可控的情況下退出歷史舞台（關鍵是應確保流轉後失去土地的農民進入社保體系），而不是用於讓小農經濟苟延殘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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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是世界各國發展中的共性問題，不是中國獨有的。解決三農問題要靠發展，靠工業化，靠現代化，靠生產力的充分發達。不是靠發幾個文件，開幾個會議就可以解決的。當前，農民問題、農業發展問題、農村發展問題依然是難點。我將不斷展開這個話題，與大家一起探索中國三農發展之路。、

每年的黨中央1號文件都探討的是三農問題，農業改革也確實是中國進步的關鍵。下面我就將07年至17年的一號文件進行淺析。

07年1號文件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詞-----現代化。這實際上是政權本位的資本主義，其本質並非自由，而是秩序與奉獻，發源於法國，強調國家機器，人們對於政治極度熱衷，社會如同機器一樣運行，忽視審美和人文主義。前蘇聯就是這種模式。但所謂的「現代化」幾千年前的墨子就有提出，他認為要以正常生活為輔，強調國家機器的重要性。當然，中央強調現代化，本身也在強調自身對於農村的控制能力和自身對於農村發展的重要性。毫無疑問地，如今的農村發展到今天，很大程度依賴著中央對於農業的補貼和幫助。但幾乎每個國家開啟現代化後，生育率都會顯著下降，且不會回升。中國如今人口紅利消失，農民工大幅度減少，國家開始產業升級，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就是因為現代化成功了。

縱觀07~17年的農村改革的主旋律，無非著重於2方面:經濟發展和產權所有制改革。即市場化經濟效率優先原則，這在歷年的1號文件都佔據了60%以上的篇幅。內容繁多冗雜，套話空話過多，可以說就是張維迎老師所說的語言腐敗。語言腐敗指，文件套話空話過多，實質性內容表意不明，不下定論，言論轉化為命令，不針對任何人，任何事，信息質量過低，不能明確指出問題並提供解決問題的策略和方案，沒有發揮智謀和腦力勞動，對自身言論不負責任，財政支出款項，人力物力施加影響的對象和方向不清晰導致的資源浪費，這就叫語言腐敗。清朝文字獄，古希臘哲學所言語言是知識的極限，趙高指鹿為馬皆是此意。具體來講，即以生產方式，生產工具，產品質量，農村金融，土地使用方式，財政補貼方式的改革和策略為主要內容，進行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的提升。

在經濟學原理中，農產品價格彈性較高，產量發生微小的變化，價格就會發生較大變化，在市場化衝擊下國家就必須對農產品進行保護政策進行公共定價。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所以遲遲不能改革，維持了30多年，是因為改革開放所進行的市場化，產權所有制改革都會大幅度增加糧食產量，導致農產品價格大幅度下跌，國家就要對農業進行更多補貼，浪費更多資源在農業，這與經濟發展效率是互相矛盾的。而生產要素包括生產機器和勞動力，在勞動力減少的情況下，維持原有的產量（收入），就必須提升生產機器的效率和數量，讓農民數量變少，獲得更多的收入，農民和政府才願意擴大糧食產能，改變生產方式和產權所有制。這便是17年1號文件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核心-----農業的產業升級。自然規律是供給側改革的基礎推動力。經濟資源配置無論怎麼配置，對於總供給的增量都沒有基礎科學帶來的推動力有實質性力量。

為什麼百度的伺服器是由李彥宏佔據而不是由思想和制度佔據？為什麼生產機器由人佔據而不是由制度和思想佔據？是因為人們在談論的過程中無法消除個人的價值與興趣偏好，導致了人和人的分歧，所以生產機器是由人佔據著。真相只有一個，答案也只有一個。如果人們的談論只是促進彼此的思索，得出答案，那麼毫無疑問生產機器就是由這個答案和思想佔據著。而消費決策能一定程度解決人們的價值偏好被權力和投資決策壓抑的心理。但這仍然太過微弱了，社會的消費量很大程度由社會規律決定，而投資量由自然規律決定，如果個人意願太過強烈，違背自然規律就會降低工商業產品產能，由自然規律介入而產生的司法系統就會制裁個人，維護投資決策。（同時司法系統也一定程度約束行政者和投資者，防止其盲目追求效率違背自然規律，降低工商業產品產量，這和瓦格納法則是一致的，其言道隨著工商業發展，人和人的隨著市場關係複雜化，契約增多也就是因自然規律的約束而複雜，從而提出了建立商業法律和司法組織，司法立法從行政划出，財政支出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11年和12年的一號文件分別以水利建設和農業科技為主題，從生產機器的數量，生產產品的質量（科研）和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投資，從一定程度上講，這是黨中央進行供給側改革的前奏曲。

另一方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農村的產權所有制一直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其可以調動生產積極性，對經濟發展確實有促進效果。但由於其生產方式碎片化，沒有大型機器工廠，高新科技和市政工程作為基礎形成高度職能分工的生產體系，因而不能形成規模經濟進行集成化生產，通過生產力改變生產關係。可以見到，17年1號文件除了強調了供給側改革，也提出了一定程度的改變生產關係，提出「三權分置」，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開始鬆動了。

從文化建設和上層建築的價值觀層面，農村也有了新局面，17年年提出的建設優良家風，文明鄉風和新鄉賢文化，15年提出的農村強富美，從文明建設的角度提出了初步策略，上層建築和價值觀的改革已經開始，關於價值觀建設的必要性下文為予以解釋。

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村現代化建設若干意見》指出：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富，農業必須富。中國要美，農業必須美，這其實也是張維迎老師所言的赤裸裸的語言腐敗，而且赤裸裸的停留在白富美的低俗惡俗媚俗的追求上。一號文件還特彆強調繼續開展好媳婦兒，好兒女，好公婆等評選表彰活動，也就是說這個美還包含了民風美，家風美。這其實也算語言腐敗，試圖用辭彙替換掩蓋某些真正有價值有品質的追求。不過這兩年起碼提出來了價值觀建設，總比沒有強的多。

1月，中央紀委七次全會強調，加大對「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整治，決不允許其橫行鄉里、欺壓百姓，侵蝕基層政權。1月1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於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積極維護農村和諧穩定的意見》，強調各級檢察機關要堅決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刑事犯罪，突出打擊為「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職務犯罪。

世俗力量在中國十分強大，因為中國司法不獨立，任何民間的凝聚態都對微小的個體構成強大威脅。歐洲教皇也是這樣，離散的歐洲要組成凝聚力對抗外敵，就要設置一個向心力，並賦予教皇世俗權力和財富。但不可能把權力給任意一個國王，否則就有被吞併的危險，所以就以宗教為價值觀作為向心力，並立法保證宗教的合法性。但是中國的政黨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不影響世俗和宗族力量，但是宗族血脈卻滲透進社會的各個細胞。所以中國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一二產業的升級毫無疑問地會帶動第三產業的升級，政府和黨組織也會隨之升級。那麼中國在進行現代化的建設過程中，毫無疑問地要削弱世俗力量對時代進步的阻礙。你結婚的時候會發現，你老公可能會跑到國外跟你辦一場西式婚禮，再拉一幫親戚朋友，根據宗族血脈來辦一場中式婚禮，於是狗血的言情小說劇情就在你身上發生了。

除了宗族力量，親友，同學圈某種程度上也屬於非法人團體，非法人團體發生經濟關係，並達到一定規模，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就是非法惡勢力了。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六十八條規定，黨員領導幹部違反有關規定組織、參加自發成立的老鄉會、校友會、戰友會等的，要根據情節輕重給予處分。正確理解該條需要把握三點：一是該條規定的主體僅是「黨員領導幹部」，體現了對黨員領導幹部的高要求。二是該條所稱的「有關規定」是指2002年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總政治部聯合下發的《關於領導幹部不得參加自發成立的「老鄉會」「校友會」「戰友會」組織的通知》。即組織、參加自發成立的老鄉會、校友會、戰友會等行為構成違紀的前提是違反該規定。該通知明確要求，領導幹部不得參加自發成立的老鄉、校友、戰友之間的各種聯誼會之類的組織，不得擔當這類聯誼會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不得在這類聯誼會中擔任相應職務；不得藉機編織「關係網」，搞親親疏疏，團團伙伙，更不得有「結盟」「金蘭結義」等行為。三是該條所稱的自發成立的老鄉會、校友會、戰友會，是指未經登記註冊的老鄉會、校友會、戰友會。因此，黨員包括領導幹部在正常範圍內的老鄉、校友、戰友聚會並不違反黨的紀律。要注意區分該違紀行為與組織參加老鄉、校友、戰友之間的正常聚會活動，只有違反規定組織參加自發成立的老鄉會、校友會、戰友會等才是違紀。

社會個體在改革開放後，人權解放和個體經濟行為自由很大程度導致了各種發生經濟關係而又不屬於法人團體的各種非法社會群體在中國大量增殖，並滲透進黨政機關，工商企業，正規的法人組織在中國受到地下勢力和所謂人民的名義綁架和排擠，並被其滲透。這些人民締結的非法經濟組織動輒控制成百上千的人口和上億的資金，這叫人民嗎？這叫非法勢力。非主流價值觀締結的經濟組織，實質上就是對主流價值觀的瓦解和滲透，我們干合法正當的事情，都要鬼鬼祟祟的干。

對於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過去幾十年常以「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相區分。凡是涉及政治和軍事背景的問題，往往被歸入「敵我矛盾」，處理起來你死我活，殘酷無情。凡是「人民內部矛盾」，那就必須慎重對待，即便對待理虧的一方也不可放手使用暴力——這適用於警方的大部分工作。中國警察因此擁有了全世界最高的開槍門檻。這是中國人享有的重大善政。然而，過去的幾十年，中國的社會結構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當年我們談到「民間糾紛」的時候，說的是一個個孤立個體之間的問題，最多也不過是以家庭為單位的爭執。這些對治安事件負責的主體，的確破壞力有限，也不太可能因為重大非法利益而危害社會。對他們所引發的治安問題，筆者也不贊同無限制使用暴力。今天的情況完全不同。在政府、事業單位、國企之外，中國所謂的「民間組織」、「民營經濟」雖然也頂了個「民」字，卻和當年孤立無援、毫無組織的普通人民毫無干係。這些企業、社會組織經營著數以億計的資金，控制著成百上千的人口。他們有足夠的動力——和能力發動威力巨大的破壞行為，威脅警方乃至整個社會的安全。對於這一類事件，如果用「人民內部矛盾」籠統概況，顯然不合適。

宗族力量對法人團體的滲透很荒謬，就像非洲國家幾個部落的酋長一直當總統一樣滑稽，你上大學，是你爸媽送你上大學，還是你自己上大學？教育本來是第三產業，卻被農業文明控制。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各個國家都沒有徹底根除宗族力量和非法人團體發生經濟關係和向現代化組織滲透。世界上各個主義搞得大張旗鼓，但是最基礎的野蠻和落後卻束手無策。

農耕文明的遺留物，產權所有制的血脈繼承仍然遺留在各個國家。農耕文明要清除，必須要糧食產量成倍增值，輕工業生產力極大發展，人們才不必為飲食男女耗費大量時間，作為消費主體的非法人團體和宗族經濟力量才能瓦解，人們才能去集中力量進行投資決策而非消費決策。產權所有制血脈繼承要清除，也就是生產機器由制度而不是由人去佔據，當生產機器和資源對於人的智能效率要求越高，血脈繼承對於資源轉移的影響越小。

前文已從一定程度批判了現代化，但審美，藝術，音樂，詩歌，文學創作是第三產業高度發達的產物，第三產業的高度發達必須靠第二產業-----工業的高度發達來支撐。因此國家進行現代化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毫無疑問是正確的，為此也必須排除非法人團體對法人組織的滲透，讓「政治之內未必有體制，體制之內必有政治」這句話從中華字典里徹底清除。中國要現代化，必須從農業開刀。

中國的城市化早期是靠對農業的吸血，對農業進行剪刀差而鑄成的。農村人受教育，崗位競爭都處於社會的劣勢地位，因此他們才會組成非法人團體進行非法經濟活動，並對法人組織滲透（如工作崗位的安排）。如果對農村人實施保護政策，在求職應聘時可以一定程度降低筆試和面試的分數，並進行在崗教育培訓作為對農村人的保護和補償政策，這樣就可以一定程度削弱農業宗族力量的影響（當然，做到這一點很難，自從90年代中國開始加速市場化後，制度上已經放開，00年代加速市場國際化之後，已經培育出一批社會的各個階層，黨政機關一旦重新制定相應制度限制規範工商企業，勢必會觸怒一大群人）。

如果真的要大刀闊斧地改制，很有可能會產生民意嘩變，而這些人民已不是以前的人民，而是手握大量資源和人口的人民。所以中國的農業改革既要有壯士斷腕，破釜沉舟的勇氣，也要謹小慎微，如履薄冰。

現今的中國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已經非常完善，甚至發展有些過熱了，因而不存在因基礎重工業設施不完善而導致輕工業和農業無法發展的情況。中國如今的發展方向首先應該將飲食男女相關的消費產品，生產機器集中力量進行建設，因為現如今中國的消費決策已經嚴重影響投資決策，公款吃喝，人情事故，情商之類的主流價值觀已經嚴重影響社會運轉的效率。

當下社會有一句話，中國95%的問題主要靠溝通解決，只要有高中的知識水平就可以了。這句話確實沒錯，因為中國92%的人連本科教育都沒有接受過。而資產定價，求導求微分，包銷債券貌似都無法用溝通解決。

這句話一方面凸顯了中國問題解決的專職化，職業化程度很低，事務繁瑣，冗雜，無序，碎片化程度很高，問題不能有效的排列組合，進行集成化管理和解決，形成規模經濟。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一位公務員告訴我的:中國政府財政佔gdp比重只有20%，並且地方政府大量實質性破產，黨已經對基層失去控制力，行政言論不能有效的轉換為命令，效率低下，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

可以說，中國的大量問題都涉及消費決策，比如公款吃喝，人際關係的維繫，優質民營工商企業受制於財大氣粗的國企和國有銀行而不得不找人借高利貸而不是找制度，IPO審核的時候是各部門領導邀請證監會大佬做客吃飯而不是證監會領導對上市公司進行專業化審核。

而對於技術含量較高的投資決策，中國本身能執行的人就寥寥無幾，消費決策者的人格和價值偏好又不同於投資決策者，對其排擠和打壓，大量優質民營企業此倒閉。

每個中國人至少是一個中小企業主或者中小企業的繼承人，少有絕對的赤貧和無產，這個企業就是家庭。中國的家庭是最易被經濟學家忽視中小企業，的在全民信奉過日子的企業文化熏陶下，數以億計的人以姓氏為商標的千百年老店，也是最易被忽視的教化場所。中國人如此熱愛買房，因為這不僅是今生今世某幾個人的臨時居所，更是一個家族企業的生產廠房，家在中國不僅是生活資料，更像是生產資料。過日子就是對家這個百年老店的苦心經營吧。為什麼要清除宗族力量，就是因為它們的決策偏好傾向於消費而非投資，這種價值偏好對於中國的發展有很大的阻礙。另一方面就是加大教育和科研的力度，產品由數量優勢轉變為質量優勢，由加工出口國，原材料出口國轉變為高質量產品出口國，進一步擴張市場化，維護好市場，政府和民意的平衡，即供給和需求的平衡。

最後提一點，現在全球的糧食可以餵飽70億人，非洲卻大量死人，因為把糧食餵給牲口可以賣更多的錢，各國都對自己的農民施行保護政策，但是不會顧及其他國家農民的利益，不限制飼養牲口的數量。法律本身是否應該受到民意或政府權力的干擾而修改裁決呢？這是一個令人為難的問題：二選一，你要國家生存還是法律尊嚴？司法是建立於國家之基礎上，司法本身也不可能獨立於國家。當國家或是民族利益與法律發生衝突，那麼民族利益和國家就會高於法律。除非建立一個全球化的法律系統。司法自然會高於一切。如果司法全球化可以實現，就可以避免各國政府制定政策時只顧自己國民而不考慮其他國家，當然也可以限制糧食餵給牲口的數量，從而避免出現非洲大量饑荒的現象。

我想三農是農業農村農民吧？

我可不認為是小農經濟必然導致農村的落後，

或者說只有大農場才能改變落後，

這邏輯，不相當於在1979年，中國看到發達國家都是民主國家，所以中國要發達，必須學習發達國家的民主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