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蠻夷」之間是否還有第三種狀態？

01-05

在陳壽的《三國志》中，魏國是自居」中國「，而把吳蜀排除在」中國「之外的，而兩國至少吳國也是承認並稱呼魏國為」中國「的，而把自已與」中國「對立。
但是另一方面，魏晉也不認為吳蜀為真正的蠻夷（儘管魏晉君臣也偶爾拿蠻、夷等字眼給兩國貼標籤），陳壽是分修了吳書，蜀書，而不是把吳蜀列入四夷傳附於魏書之後，不說吳蜀，就連被吳國稱為」東夷「的公孫氏，也是另外列傳，而不是與鮮卑，高句麗，三韓等混在一起的，這說明在魏晉看來，吳蜀燕和高句麗三韓等是不一樣的。
同時，吳蜀雖不以自己為」中國「，但貌似也不以自己為蠻夷的，面對其它」蠻夷「時完全是另一種態度了，遼東公孫氏就被吳人稱為」東夷「，大談」東夷小丑「，」聖王之御遠夷「云云。吳蜀既不是」中國「，又不是」蠻夷「，中國與蠻夷之間是否有第三種狀態？
以前就有這個問題，最近看新五代史十國世家：
」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

新五代史是以五代為中國，把十國排除在」中國「之外的。有人就問，四夷和十國同樣都不是中國，為什麼」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歐陽修明確說了，十國和契丹等四夷還是不一樣的，」夷狄之則未可「，所以新五代史中，十國是入世家的，而契丹等只能入四夷附錄。十國就處於這樣一種非中國又非蠻夷的狀態。
補充一些其它視角：宋朝范成大《丙申元日安福寺禮塔》詩:「耳畔逢人無魯語，鬢邊隨我是吳霜。」自注:「蜀人鄉音極難解，其為京洛音，輒謂之『虜語』。或是僭偽時以中國自居，循習至今不改也，既又諱之，改作『魯語』。」五代十國時中原視角的史書把蜀排除在中國之外，但蜀人似乎也有過以中國自居，以中原人為虜的觀念，只不過蜀人的話語權不行，影響不大。

忘了在我國的什麼地方（大概在四川）有一條河，河沿岸分布著若干部落。每個部落都叫自己下游的部落漢人，叫自己上游的部落蠻子。

以這條河的狀況來看，「中國」和「蠻夷」之間可不是一種狀態，是若干種狀態。

題主好像弄錯了一些事情。

題主引用的幾段文字中的「中國」，並不是跟「夷狄」對應的，而是從地理名詞中來的。

三國時期吳蜀稱魏為「中國」時，這個「中國」是個地理上的名詞，意思是中原地區。

比如赤壁之戰前說的那句：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

很明顯這裡的「中國」是和「吳越」相對應的一個地理名詞，前者指黃河流域，後者指長江流域。

（或者引申為「佔據黃河流域的政權」和「佔據長江流域的政權」。）

後面那段也是這個意思，五代都是佔據中原地區的「中國」。而十國沒有佔據中原地區，所以不是「中國」。

新舊五代史里都有很多十國管五代叫「中國」的例子。

這種觀念要到南宋時期才改變，因為南宋失去了中原地區，反而是金朝有了自稱「中國」的底氣。南宋只好去開發一些新的正統論證方式。

（比如在這之前，人們討論三國歷史時會將北方曹魏視為正統。但在這之後，蜀漢變成了正統。包括影響力巨大的《三國演義》也是以蜀漢為第一視角。）

這個題我要強答一下，你們都不許笑。另外你們要把劉仲敬講過的話全忘了。

這個形態是存在的，而且不僅一種存在方式。題主提到的就叫夏或者諸夏或者周曾經自稱的「有夏」。楚最初是以蠻夷身份出現的，但到了漢末，誰也不會說壽春人是蠻夷。這就是「用夏變夷」。反過來講，如果一個德里蘇丹國入主中原，就是「以夷變夏」。

那麼從二十世紀以來我們的國家迅速西化、現代化、馬克思化、赤化等等等等化是不是「以夷變夏」呢？不是。這裡就要提另一個概念，叫「朝貢體系的崩潰」。

首先舊中國持有朝貢體系視角，才會覺得別人是英夷法夷俄夷，但這玩意大清已經搞崩了。你的學校認為你和你隔壁的混混、外地來的書記有校內外之別，後來你畢業了學校藥丸，那對這塊土地來說，你、隔壁混混和書記唯一的共同點就是人類，沒有內外之別了。混混和書記動用社會力量在土地歸屬問題上鬥爭，這叫「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機」。面對廢校危機，學生們決定站出來成為偶像，這叫探索挽救中國的道路。最後我們搞清楚中國的危機不是以夷變夏而是食古不化，要走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三個代表四個現代化的道路，這時候中國已無夷夏之別，有的只是反動與進步之別。

接下來我要講私貨了。也就是超出考研歷史政治範圍的內容。

之前我說「非中國非夷」不僅一種存在形式，除了諸夏，還有以楚、越、遼（北宋時期）為代表的「用夏變夷」。這種政治實體出現的時候都不是夏或者「不夠夏」，但最終它們成了諸夏之一，或者用周的名詞，他們「有夏」。對當時人來說它們不是「中國」但遂漸變成了中國的一部分。

有兩個特例值得一提。

蒙古帝國是一個世界性帝國。東亞朝貢體系束縛不了它。蒙古人只是把它當成一個工具，好用就用不好用就放一邊。這是蒙遼之間決定性的不同。

而清帝國雖然吃著朝貢體系的飯卻砸了朝貢體系的鍋。鍋砸掉的時候滿人並未完成夏化。滿人不是通過用夏變夷加入諸夏的，而是通過現代化、西化、馬化、赤化、江化等等等等和諸夏走到一起的。

關鍵詞：王明珂。

去讀他的《羌在漢藏之間》《華夏邊緣》《游牧者的抉擇》

霍布斯鮑姆名言，民族是人造的概念。中國，在古代總體的意義，看似是地理範圍，其實有正統性的意味，即合法的中央政權。《管子·小問》有言：

天子中立，地方千里。

所以《三國志》中，魏蜀吳不是並列關係。這種正統性的區分，看似是以文化，實際是以實力，卻不是以民族來劃分。直到顧炎武，才將有民族性的中國，等同於天下，所以唐宋更替只是亡國，元宋更替則是亡天下。正統性的區分，不止於此，可見：

每個王朝更替都說法統，法統真有這麼重要麼？

何為正統性，歐洲貴族統治的正統性和中國集權王朝的正統性有何異同？

因此，古代的中國與蠻夷，不是簡單的政治、文化對立的關係，而是依存關係。《大學》有言：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用哲學的話說：基於他者，才有自我。

而中國與蠻夷，都統一於「天下」。天下的意義，《尚書》、《中庸》、《大戴禮記》中的解釋，都是「四海」。從其描繪的空間範圍看，顯然超過如今的中國版圖；其意義超出「九州」，是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地圖，是一個「家天下」。「中國」就像家長，地位最高，管理的時間是無限的，空間卻是相對有限的。這種空間與物理空間有關，更多是心理空間。《國語·周語上》按親疏遠近，劃分「五服」：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蠻夷、戎狄，都納入了天下的範疇，但關係較遠，所以儒家政治理想的順序是先「治國」，最後才「平天下」，實現「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但歷史畢竟不是理想，現實世界的範圍，超出了「天下」，「中國」也逐漸失去中心地位。連貞觀之治時的唐朝統治者都感到，不能將唐朝之外的人，按親疏遠近關係，劃分為各種蠻夷。而是在《唐律疏議》中，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將他們視為另一類平等主體「化外人」，即外國人。《永徽律》很早就確立了國際私法中關於法律適用的一項原則：

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

唐朝之外，同一國家的人互相侵害，按其本國法處理，意味著「中國」之外，還有另一類的家長，另一類的正統性。

而「中國」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的共同體。分封制下，各國親疏，各貴族地位，各種差別；中央集權制也沒有消除各種差別，最典型的，至今仍爭論、爭鬥不休——南方人和北方人。二者區分，絕不是秦嶺—淮河一線可分清的。

以廣東為例，廣東人眼裡的北方人範圍，下圖劃得挺准——

而這些「北方人」對廣東人的看法卻是——

這很搞笑嗎？葉帥之後，別說zzjcw，zzj有幾個廣東人？當年肖正黃副，有人就說最高法成了廣東人的法院，後來黃松有就進去了。甚至傳說當年太祖有言，廣東除了葉，沒一個靠得住。而葉其實是客家人，還不是廣府人。

小中華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直觀上來說，「中國」和「蠻夷」二元劃分是漢族中心主義的直接後果。而所謂的「第三種狀態」，實際上是跳出這種視野後，對「邊緣」（或者說「邊疆」）的重新認識。

長期以來，有關中國社會的研究始終呈現出一種「被土地束縛」的狀態，具體表現為嚴格的地理劃分。無論在社會學還是人類學的中國研究中，這種劃分都是十分明顯的，它把一體的「中華文明」切割為西南（少數民族）、東南（漢族）、西北（游牧民族）等不同的地理區塊，按地域、風俗、地方性文化對一個整體的中國社會進行碎片化的描述與解讀。由此導致的後果就是，所有的問題視角都是自然而然從定居的農耕文明切入的，而「非定居」或「非農耕」就自然而然被理解成「邊緣」或「蠻夷」。

如果順著「中國」和「蠻夷」的思路出發，去探討是否存在「第三種形態」，那麼顯然就是默認了以上出發點。但實際上，「中國」和「蠻夷」的區分指向的是我們如何去理解「邊疆」，更深層次來說，是我們如何去理解一個文化層面上的「中國」。

在這個問題中，單純以帝國視角將「邊緣」理解為「蠻夷」是忽略文化的符合性特徵，以及流動性特徵的。它不承認在地界與地界之間存在著不計其數的文化交匯區（諸如藏彝走廊、夾在「漢藏之間」的四川），同時也忽視了無數勾連不同地域的流動性事件（諸如茶馬古道和絲綢之路）。在前現代中國，種種朝貢體系與私商貿易的結合一起形塑著不同地域的風俗文化。而每一個區域都蘊含著整體中國的文化特徵，這是無法被簡單分割的。

首先認識到這一點的，是美國的漢學家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在他那個時代，既往研究幾乎都從農耕文明及其帝國的角度來看待游牧文明，從而造就了帝國與蠻夷的對立。而拉鐵摩爾在自己《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中另闢蹊徑，圍繞著長城修葺的故事，努力嘗試將游牧民族與漢地居民之間的互動推向一個更為廣闊的層面，將歷史的觀照置於兩者之間的邊疆形態中來考察，呼籲人們關注這些混合型關係交織錯綜的邊緣地帶。

正是受他啟發，後人（王明珂、王銘銘等）才進一步提出「天下體系」、「華夏邊緣」等等跳出帝國視角的邊疆新認識。可以說，任何看似簡單的地理地帶，都具有超乎想像的歷史豐富性和複雜性。商品的流通，種族的交往，時間與王朝的力量同時作用於一片小小的土地。私以為，如果存在「第三種狀態」，那麼應該就是——既非「中國」，也非「蠻夷」，「居」與「游」並存的文化複合結構區。也只有這樣，才能在文化角度涵蓋整個「中國」的諸多因素。

中國的意義很明顯，就是字面的中央之國，這個中央，當然不是純粹的地理意義，因為純地理是無所謂中央的。中國是我們祖先民族本位觀念下，以自我為中心形成的民族地理和政治地理觀念，且最終超越了地理含義而可以直接指代民族和文明。

漢語博大精深，一詞多義並存很正常。「中國」一詞在華夏內部使用，是與四方相對應的政治地理概念，多指黃河流域中原地區；在華夷之間使用，就是與「四夷」相對應的民族地理概念。很多人和勢力極力要將「中國」去民族化而地域化，極力宣揚一種中國只是單指一片固定土地範圍，沒有文化內涵，沒有本位意識，土地上被異族征服換了人換了文化仍然算中國。凡是如此宣揚者，出身漢族就是漢奸國賊，出身異族的就是亡我之心畢露的死敵。

《公羊傳·禧公四年》——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攘夷狄而救中國。

顯然，中國不是固定的範圍，不是死物而是有生命的可變體，會隨著我們民族和文明的興盛和擴大，也會在衰落時縮小，更會在漢族喪失獨立時滅亡。只有一片土地由華夏-漢族主宰時，才叫中國，否之就不是。

古代中國主要指洛陽盆地，曹魏佔據了洛陽。所以吳蜀不是中國不代表他們就是蠻夷

如果加上更多視角，問題就更有意思了。宋朝范成大《丙申元日安福寺禮塔》詩:「耳畔逢人無魯語，鬢邊隨我是吳霜。」自注:「蜀人鄉音極難解，其為京洛音，輒謂之『虜語』。或是僭偽時以中國自居，循習至今不改也，既又諱之，改作『魯語』。」五代十國時中原視角的史書把蜀排除在中國之外，但蜀人似乎也有過以中國自居，以中原人為虜的觀念。

反賊啊，，，

難道沒人提「方伯（ba4）」這個概念么…

夏商之時，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原」或稱「中國」，以此設內外服以表明國家控制範圍，其中內服多為王室後代分封，外服則為國師賢達後代受中原分封「立家」，外服之外稱蠻夷羌狄等。

為什麼「方伯」可以被認定為夾在「中國」與「蠻夷」中的第三個概念？我個人認為有以下幾點原因：

1.從來源上看，方伯多是中原地區人口外遷或外部民族與華夏民族融合過渡形成的、相對獨立的政治共同體，在中原政權更迭或王室繼承時期不受中原政權變動而影響。

2.方伯地區的技術水平及生活水平或優於或劣於中原地區，但政治考量、安全考量及經貿需要，他們都會和中原政權簽訂聯合防禦及開放貿易的文書，並且歷史上大部分方伯都以華夏子孫以及中原親屬自居。

3.方伯地區的文化構成相對地與中原地區有較大差異，並且有相鄰蠻夷文化的融合。在政治文化認同上，方伯尊中原為貴，但在士族及民間，形態各異的文化多元一體。

方伯中，有兩種性質的政權類型，一者為與中原地區息息相關並可能會對中原政治結構有極大影響的，西周末期的齊楚燕晉秦應當算在這類之中（西周末期的文化認同各國差異甚大，有齊這樣以中原霸主自居的，有楚這樣為了挑戰王室權威自稱蠻夷的，還有像燕秦兩地一樣國力雖強但被中原視為蠻夷的）。另一者則是與中原政權相對獨立並且文化認同疏遠的羈縻政權（這個就涉及「方伯」這個概念的廣義狹義用法了），例如夏時代的幾個非炎黃部落聯盟的後代，商時代的外部民族內遷安置政權，周時代的巴、蜀、吳、越、箕子朝鮮以及曾經一度存在的東夷。

當然了目前歷史學界認為方伯這個概念由於時代變動導致認定標準混亂，概念本身非常不明確以導致它被認為不能或不應當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現在僅以人類學的文化傳播過程標誌示人，很多的歷史人文博物館對這些地區的介紹展示也偶爾提及方伯時期，但對方伯概念則加以迴避。

六個字概括：地方割據政權。

畢竟中國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都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中央政府("中國")對地方割據政權有領土主張，但對"蠻夷"們並沒有。

有點像今天台灣的狀態。

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

公羊曰：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

所以沒有。中國是一個整體概念，北為狄，南為蠻。

中國和蠻夷之間有第三種狀態，這裡的第三種狀態指的是高度發達的另一種核心

即是 - - 大秦（羅馬帝國）

"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者故謂之大秦"

國的層面，地方的角度。治國尚文，固國尚武。善文能武，長治久安。

你讓住在邊界的人民怎麼辦？

高昌國就是你說的這種狀態

不存在「中國」這個形態。

中國歷史上大概分為國人-野人

華夏-蠻夷

漢人-少民（非農耕民族）。

這三個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