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漢以強亡，如何從體制上解釋？
這是王夫之的批語，而在批語中，「漢以強亡」是從對外的角度上來說的。
但是是否「強」導致「亡」這個其實有待商榷，對於這兩句的有兩個理解，「漢因強而亡」和「漢持強勢而亡也」而實際上在《讀通鑒論·卷八·桓帝》中，對於「漢亡」這個命題提供了幾段論述：首先在出題上，王夫子提了這麼一個問題。
「天子之立，決於一人之意旨，以為擇賢而戴之。忠者曰：吾所擇者賢也。奸者亦曰：吾所擇者賢也。賢無定名，隨毀譽而移焉。忠奸互角，視權之輕重為憑藉，而奸者常勝。」
「賢無定名」和「忠奸互角」實際上是王夫之的一個首要問題。在他看來天子之重，擇須審慎而重之，即賢如伊尹，周公者亦不敢當此重任，而為天下擇人難甚。其緣由在於「賢無定名」和「忠奸互角」兩者的中心是「權」。
「權力」的制衡導致了「賢」可以被定出標準，而所有人無論忠奸，都認為自己以賢者擇天子。但實際上，奸人在毀譽之前往往都是國之棟樑的忠臣。這中間依然存在一個權力制衡的問題，被權力系統排除的人至少在當世和當朝（史書和後世評價我們另說）就是被主流上定義為奸人的人，這和客觀的品行甚至未必關係很大。於是在具體論述漢的權力機制的時候，就拋出了以下一段論述；
「漢之亡也，母后、外戚、宦豎操立主之權，以持國柄而亂之；其所立者，感立己者之德而捐社稷以徇之；夫其漸積使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這雖然還是在談「擇主」的問題，但是已經觸及了漢制的權力核心了。漢制的首要矛盾；首先是外庭和內廷的矛盾。而內廷首先包括從漢初一直存在的外戚勢力，以及後來包括後來皇權用於制衡外臣和外戚，扶持的宦官勢力。而宦官勢力的發展最迅速的是長期存在幼帝執政和輔政之需的東漢時期，甚至於漢和帝時代宦官甚至可以封爵。而到了漢順帝立位前，宦官孫程與濟陰王劉保直接在與其他外庭朋黨的立位之爭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而在順帝之前的安帝鄧太后臨朝，安帝不親政事，安帝對於鄧氏集團的消滅幾乎也是通過宦官集團來倒是。所以內外庭之間，四股勢力的平衡是中間體制中的主要推動力。而這之間的權力制衡導致了中央王朝內部的權力封閉和德治法度集體喪失。
"以漢季言之，外戚奄人之族黨肆行無憚，是信刑罰之所不赦也；乃誅殛以快一時之眾志，陽球用之矣，范滂、張儉嘗用之矣，卒以激乎大亂而不可止。然則德教不興，而刑罰過峻，即以施之殃民病國之奸而勢且中潰。寔乃曰：「德教除殘，猶以粱肉治疾。」豈知道者之言乎？上之自為正也無德，其導民也無教；寬則國敝而禍緩，猛則國競而禍急；言治者不反諸本而治其末，言出而害氣中於百年，申、韓與王道爭衡而尤勝。鄙哉寔也，其以戕賊天下無窮矣。"
其次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武帝時代加強外派刺史監督區，以及到後來形成的州郡制。至少在州牧制度形成之前，地方郡縣和封王與中央權力之間保持一種博弈與制衡，集中爆發矛盾的一個例子就是吳楚之亂。地方豪族在察舉制和封王祖蔭的上升體系中佔據主導位置，而這暴露地方實質的控制存在於豪族對於基層的社會關係號召中。
而士大夫階級是漢制中間階級的統稱，而對於這個階級。
於是王夫之又這樣論道：」古之詔祿，下逮於府史胥徒而皆浹，曰以代耕。民耕以養吏，而上制之。上斂民以養吏，而民不怨；吏知己之養一出於民，而不敢復漁獵於民。且士唯其不謀利而貧也，是以貴；而既得所養矣，抑謀其喪祭冠昏之資，而士以安。故以天子而養士，不以士養天子；天子制民之財以養士，而士不求養於民。彼之揭金粟以奉一人之欲，非其義也。且非徒邀其榮也，失之於天子，而得之於民，賈道行而希三倍之利，上弗能禁焉。且貪人之取償於倍利者，禁之殺之而終不厭。縱千百賈於郡邑，以取償於貧弱，民之生理不盡者，亡有也。國無紀，民無生，黠者逾垣而冀非望，弱者泣隅而幸災禍，故曰國未有不亡者也。「士大夫階級的自立讓」民無生「，同時」國無紀「，虛榮顯貴而非義。
那麼我們回到」強「這個話題上來。王夫之實際上想說什麼？
」士大夫而欲有為，唯擁兵以戮力於邊徼；其次則驅芟盜賊於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歸往，暗主權閹抑資之以安居而肆志······於是而盜日起，兵日興，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孫、劉之世。故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強亡。「
這句話很明顯了。漢強在於，兩漢作為中央王朝的集大成者，對外征服和軍事建制幾乎達成了同時代的一個高峰，但是軍功顯赫的王朝實際上導致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士大夫階級的「唯功名論賢」，士大夫隨著軍勛的加持並沒有更加輔國興義，以保大統。反而是擁兵自重，以此自貴，要是哪日中原禍至，皇權不興，乾脆就自立算了，整個中原大帝國頃刻就一鬨而散，留一張皮而已。
這只是「強」的一方面，王夫之其實還論述了一個點：
」外戚滅，宦官興，大臣無事焉，天子欲行其意以誅僭逼，而大臣不與，宦官除君側之奸，事已顯者，而後擿其罪以請誅，未有傾心而聽者。「外戚集團的覆滅在桓帝時代不是獨其一人可以完成的，基本上天子要誅殺宗內戾臣，必須要藉助宦官的勢力，但是這個悖論在於宦官就由此崛起了，這樣新的黨錮之禍有繼續存在，直到最後著名的十常侍事件直接威脅皇權。但是如果擁兵自重的士大夫以及擁有錢財和基層能力的豪族，眾位可以一心為朝廷，起兵歸政清君側不是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根本沒有人這麼做，士大夫們只關心自己手頭上那一畝三分地。
所以王夫之評價：「漢之大臣道不足，而與宦豎爭存亡，亦晚矣。」士大夫和外庭官們無君道亦無臣道，那麼軍事上的「強」又有什麼用呢？
所以故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強亡，實際上就包含兩層意思：
漢朝的權力機制和制度不改變，即使漢很強它還是亡了，或者說造就了強勢期瞬間王朝喪亡的人間喜劇。
同樣，漢朝權力機制如果不改變，軍事強勢不過是造成了一票擁兵自重的軍功勛貴，無臣道保社稷，那又如何不會亡呢？當然，王夫之可沒有僅僅局限於漢朝，他還對此類制度作了如此評價：「智如孟德，賢如武侯，而此之不審，亖其欲以此時刈孑遺之餘民乎！夫崔寔者，殆百草欲衰而鶗鴂為之先鳴乎！」先看原文：
漢之末造，必亡之勢也，而兵疆天下。張奐、皇甫規、段熲皆奮起自命為虎臣，北虜、西羌斬馘至百萬級，窮山搜谷，殄滅幾無遺種，疆莫尚矣。乃以習於戰而人有憤盈之志，不數十年，矢石交集於中原，其幾先動於此乎！
桓，靈之世，士大夫而欲有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紀，必不可正者也；郡縣之貪虐，必不可問者也。士大夫而欲有為，唯擁兵以戮力於邊徼；其次則驅芟盜賊於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歸往，暗主權閹抑資之以安居而肆志。故雖或忌之，或譖之，而終不能陷之於重辟。於是天下知唯此為功名之徑而禍之所及者鮮也，士大夫樂習之，凡民亦競尚之，於是而盜日起，兵日興，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孫、劉之世。故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強亡。
夫羌、虜之於漢末，其害已淺矣，驅之迫之，蹙而殺之，而生類幾絕。非以紓邊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於不傾，而剃艾之若此其酷。人長樂殺之氣，無虜可殺而自相為殺。自相殺，則自相敝矣；自相敝，則僅存之醜類，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國兵息，而五胡之禍起。佳兵不祥，遂舉曠古以來富強卓立之中夏趨於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漢末之強，強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論世者之所深悲也。
所以說，王夫之的原意是惋惜漢朝晚期爛成糊糊作死太狠，而不是吹漢朝多牛，其他朝代有多弱。
原文中有一句說得好：「曠古以來富強卓立之中夏趨於弱。」怎麼說呢，就是說自漢亡之前，中夏也就是中國、華夏自古以來周邊最強，幾乎是吊打虐殺周邊少數民族割據政權。冒頓單于雖有白登之圍、卻也是畏懼劉邦援軍而和談撤軍；老上單于雖攻入甘泉宮，卻也不得不在漢軍主力到來之前匆匆撤走。而除了匈奴尚且能湊合和漢朝一戰之外，其餘少數民族割據政權或外國政權，在漢朝這個龐然大物面前別說做敵手了，就是騷擾下都不配。
然而這是由於漢朝吊炸天，太強了嗎？不是，是少數民族政權和毗鄰我國的外國政權太弱了。游牧民族的政權，騷擾有餘，而與大帝國抗衡則是真的實力不足。羅馬帝國有勁敵曰迦太基、波斯，均是勢均力敵之敵，能和羅馬正面對肛的強國霸權。而漢朝有勁敵嗎？沒有，匈奴只是一個大型的梁山水泊草寇馬賊而已，羅馬帝國遇到的如同匈奴人一樣的對手，太多了，前有斯基泰，後有阿蘭，甚至還有協助波斯入侵羅馬的伊奧尼泰人，乃至於還有最後趁羅馬衰落時刷個存在感的匈人。但這些游牧民族，對一個大帝國只能造成騷擾和破壞，至於亡國滅種社稷不存的危害，早期的游牧民族是做不到的。唯一一個有可能抗衡漢朝的南越王國，卻沒想到比匈奴還不堪，被滅的渣渣不剩了。當然我們回到王夫之的論點上來，王夫之認為，漢朝的滅亡還真是體制問題。桓，靈之世，士大夫而欲有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紀，必不可正者也；郡縣之貪虐，必不可問者也。士大夫而欲有為，唯擁兵以戮力於邊徼；其次則驅芟盜賊於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歸往，暗主權閹抑資之以安居而肆志。故雖或忌之，或譖之，而終不能陷之於重辟。於是天下知唯此為功名之徑而禍之所及者鮮也，士大夫樂習之，凡民亦競尚之，於是而盜日起，兵日興，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孫、劉之世。
這段什麼意思？
很簡單，就是體制完了，階級僵化。朝政被宦官和世家大族把持，上升途徑被宦官的尿布和世家大族的生殖器堵死。作為當時社會中堅力量的士大夫要有所作為，只能做亂臣賊子，幾乎再無他途。所以就只能造反啊、作亂啊、欺壓邊疆少數民族刷軍功攢資本啊。然而這些士大夫終究還是漢朝的自己人啊，所以漢朝直到滅亡，都是自己人在折騰自己人，並無外侮，所以才說：「故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強亡。」然而漢朝之後，當一個朝代體制崩潰如斯的話，就沒有漢朝這麼幸運了。晉朝的寒門士大夫，連去邊疆欺壓少數民族刷軍功攢資本的機會都不存在了，邊疆欺壓少數民族刷軍功的都尼瑪是高門士族以及高門士族的附庸，如王浚、張軌、桓溫之輩。那寒門的士大夫怎麼辦？處處不留爺，爺去做帶路，找個胡人來輔佐，解我心中怒！所以嘛，張賓就投了石勒，崔悅就投了石虎，王猛就投了苻堅……
而到了唐朝呢，唐朝後期，士人要施展抱負，無外乎科舉、從軍兩條道路。然而，科舉一則被貴族的蔭庇制度吃去一半選舉份額，二則教育和科舉在晚唐被迴光返照的高門士族壟斷。普通士子要一展抱負，只能投入或胡人或漢人的藩鎮軍閥帳下，做一個藩鎮幕僚，出謀劃策，慫恿造反……那畫面太美不敢看……然而唐朝晚期卻是地方擁兵自重後才有了黃巢起義，不同於漢朝是因為黃巾起義而導致地方擁兵自重，結果這一個先後關係，導致漢朝還能體面地滅亡，唐朝就只能丟人現眼地完蛋了。在後面就不提了，唐朝之後，元朝短命王朝內亂不已所以不論，能對得起天朝上國四個字的王朝僅有大萌和韃子清，大萌死得就已經比唐朝還丟人了，韃子清則是交了華蓋大運，一股腦丟光了天朝上國的所有臉面。所以漢民族主義者，也就只有抱著「國恆以弱滅，漢獨以強亡」的句子，聊以自慰了。其實這句話無非是說，即使我漢的生產力碾壓四夷，由於制度上的問題，還是被自己人給弄死了唄。
這句話嚴厲打擊了 @牢不萌 同志的唯武器論，我在此建議對王夫之的墓地派出無人機並且攜帶鑽地炸彈。同時對出版讀通鑒論的列位出版社給予凌晨六點半於各位主編卧室窗戶上噴塗警告標語的間接處罰。
至於我漢的制度有什麼問題嘛，這個分兩個部分。
中央的部分是皇帝必須依靠宦官和禁衛軍去壓制外戚和世家大族，而這個方式存在漏洞，漏洞就是在小皇帝還沒有坐穩並且明白事情的時候矛盾就激化了，禁衛軍會因為不知道聽誰的而殺錯人——對了，我說的就是十常侍之亂，這是我漢第一次用宦官+禁軍殺外戚被反殺，所以也是最後一次，這導致了中央的崩盤。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是世家大族的生殖器效用最終讓我漢的調配能力趨於失靈，在黃巾起義之前就已經形成了無法撼動的地方勢力。這種地方勢力強大到什麼程度呢，強大到二杆子曹操去地方唱紅打黑後，不得不躲在家裡半年不敢出來的地步。
這兩個部分搞清楚了，就知道青年才俊只能去邊疆區砍人，這又導致了一個後果，就是邊疆區的力量對比被這種為了出頭而進行的軍事政策給打破了——竇固消滅北匈奴，段熲殺光羌人，得利的不是我漢，是鮮卑人。鮮卑烏桓序列持續做大到曹操和司馬懿不得不對遼東地區進行毀滅性的軍事政策，所以嘛，長期來看，政治這東西，無非就是你先續幾年，我再續幾年的問題。
好啦~這個故事很好懂~漢強，強在生產力和組織術的全面先進，強亡，亡在組織術已經墮落了——王粲同志的爵論你們還是好好讀一下吧，那是對第一帝國制度的全面緬懷——因為一種叫做九品中正制的新興組織術出現了，並據說能夠很好滴適應造紙術時代的中國，而和竹簡捆綁在一起的二十級軍功爵制度自然應該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嘛。
咳咳，所以你們不要攻擊什麼高考政策改革，科舉制度這種印刷術時代的破玩意兒，怎麼可能適應網路信息時代呢？改革的後果無非是兩漢的議郎在首都感受到神聖和責任，我晉的議郎在首都感受到恐懼和寒冷。然而即便如此，抱殘守缺那是不行的，勇闖新世界，攀登到歷史的頂峰，才有資格看到未來是什麼樣子。只不過歷史對過於好奇並且爬得特別高的好孩子們一般來說，是不夠友好的——作為仲達這兩千年中唯一的朋友，伯約最想問的一個問題就是：當你擊敗了所有對手，向這個世界傾瀉了所有憤怒和負面情緒，並最終看著自己的子嗣和秦漢帝國的一切在寧平城中的火炬和尖嘯聲中化為灰燼的時候，你是一種怎樣的心情呢，仲達大人？
仲達看著伯約，笑而不語，因為在這場命中注定的相逢里，仲達也問了一個問題：
伯約大人，當你鬚髮皆白，經歷了這個世界上最可恥的陰謀和計算，最終憑藉自己的力量，在蜀漢成為萬人之上的大將軍，但是這個時候，子元殺了夏侯玄，夏侯霸來了，他告訴你絕望而欣喜的消息，讓你默念著鍾會的名字，並最終告訴你，秦漢帝國的復興無非是一場大夢的時候，你又是一種怎樣的心情呢？
那麼，那個時候他們的表情一定相似而有趣。歷史結束了，歷史又剛剛開始，他們坐在國際大廈的十九層相對無言，憑欄而望，東長安街上是一眼望不到頭的絕望的車流，金駿眉在他們身後的桌子上冒出香氣，還有半根雪茄正在裊裊冒煙。
這是2016年的夏季，時光蔥蘢，白駒過隙，他們談論著漢朝，也談論著自己，日落時分的帝都在霞光的照耀下顯得無比妖異。我就不參與姬喵和牢萌的論戰了，我就隨便提一下「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強亡」。這個問題的元問題是漢朝到哪兒算亡。要是算到曹壞丕那兒，那沒問題：我大漢在桓靈獻帝時期搞死了羌，分化了南匈奴，搞死了鮮卑，南邊孫權繼續開發南部，手下沒事打個野人補充兵員。乍一看，四面開花形勢很好嘛！
但是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十常侍之亂（最晚到董卓死)之後，我大漢的統治秩序就算是完蛋了。接下來漢獻帝還在，大漢朝廷還在，但是邊疆那些幺蛾子都是一個個獨立的州牧刺史將軍們搞出來的，有朝廷討論是否出兵，皇帝下詔干翻蠻子，財政撥款提供後勤么？沒有嘛！
內政的問題關毛大師說了，制度的問題姬喵也說了，我就給一個印象流吧（印象流比較符合我不學無術的形象)：東漢在皇權（集權)和世家（分權)的鬥爭中逐漸走向分權，最終以黃巾起義中州牧/刺史掌握軍政為標誌，這種分權搞垮了大漢的集權秩序，但是給作為文明而非政權的漢提供了更大的彈性/活力，內訌之餘邊疆區成為了新的開發點。按姬喵 @姬軒亦 話說，這也是華夏文明擴張的毅種循環吧。不清楚有什麼論戰，看樓上兩個答案都在為發表自己的意見而引申原意，我也隨便說兩句吧。
以桓靈以後的亂世作為漢朝滅亡的標誌，這段話的意思就是漢帝國並不是因為內外疲弊不可收拾而滅亡的，相反，從後來袁曹孫劉說，漢帝國還具有相當的潛力，但是為什麼漢帝國把自己作死了呢？樓上關毛已經說了，這是體制問題。
體制問題的具體表現就是政局昏暗，外戚宦官黨人相愛相殺把整個東漢末年的政局弄得一團糟。王夫之同志作為士大夫的一員立場天然是在黨人這邊的，所以他老人家就分析說，漢末的黨人不是不想改革朝局，可是當時政治鬥爭太厲害啊，正直之士一個二個都沒什麼好下場，又趕上東漢末世朝廷尚武力而輕士風，弊中國以討四夷，所以士大夫為了安身立命，就紛紛投身行伍，這樣一來一能出人頭地、二能讓朝廷有所忌憚不敢肆意加害，結果流風所及士庶皆以武力為高，從而引發盜賊蜂起、軍閥割據，最終一發不可收拾。
王夫之老先生大概是這個意思，不過這套框架基本上是在意識形態裡面打轉，價值是有的，但是視角太狹，了解有這麼套說法也就罷了。其實，這和「羅馬治下的和平」在繁榮近兩百年後突然帝國崩塌是一樣的原因。
即文明面臨瓶頸，技術上陷入停滯狀態，而這種狀態是帝國的政治結構所不能夠突破的。
各帝國的興亡模式基本相同，沒有一個帝國能加以突破，以達到一個新高度。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45頁。
古典帝國的架構在古典時代堪稱完美，但其本質仍為人治而非法治，到了古典時代後期面對政治總體危機，帝國其仍然強大但卻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
就漢代而言，其滅亡可以歸為帝國過度擴張、地方基層被豪強架空、中央政治權力畸形、董仲舒的新儒學這四個原因。（當然還有文化上災異學說的興起、漢宣帝時期外戚勢力膨脹等原因）這都是當時的組織結構和技術水平都不可能解決的問題。
當然我僅從西漢帝國來分析，東漢和西漢基本上是一樣的毛病，而且更糟糕。
一：帝國的過度擴張
從西漢的疆域來看，西漢的統治面積比秦代增加了一倍，從地圖上可以看出，西漢在西部和南部的疆域已經到了之後兩千歷史的頂峰。過度擴張(overexpansion)的戰略成本已經遠遠超過了其所獲取的戰略收益。在沒有鐵路交通網和資本利益支撐的西漢，這種疆域已經不能為帝國帶來足夠的利益，反而成為帝國不斷投入資源的黑洞了。
「佳兵不祥，遂舉曠古以來富強卓立之中夏趨於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漢末之強，強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論世者之所深悲也。」漢帝國最終也把自己浪了個半死。
在西漢帝國的兩百多年歷史中（BC202-AD8），發生戰爭、戰役的年份有西漢與匈奴戰爭（從公元前201持續至前36年）、漢平駐呂之亂（前180）、漢平七國之亂（前154）、漢平東越之戰（前111-110年）、漢平西羌之戰（前110年）、漢攻大宛之戰（前102年後4年）、進攻朝鮮（公元前100年）、對夜郎的戰爭（前27年）。在北擊匈奴、東征朝鮮、南伐百越和西南夷、西拓西域的擴張中無數場勝利的背後是「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這種對國力根基的損耗到西漢結束的時候都沒有恢復過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戶口損失的多為良家子弟，也就是西漢富裕的自耕農(中產階級)，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
二：地方基層被豪強架空
記住！地方豪強永遠是國家機器的敵人！
（漢代地方豪強塢堡）
從戰國到秦到西漢，通過法家的改革，國家機器強力粉碎了原有的宗族組織，將每個人和家庭原子化後再重新進行編排控制。秦和西漢前期，國家在鄉三老、里父老等具有基層鄉賢的選用中具有主導地位，當時國家對鄉里強宗大家的抑制和垂直型鄉里行政體系的存在，當時的鄉里權力結構體現出極強的王權一元支配色彩。
面對時刻侵蝕國家權力的地方豪強，西漢用酷吏，設刺史，直接打擊不法豪強。並實行「徙陵」制度，「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併兼之家於諸陵」形成在皇帝陵園的奉陵邑。用這樣動輒割一遍豪族韭菜的做法，試圖使得各地豪族不能充分發展壯大。
重讀鄉賢·東漢為何自建立起就根基不穩
不同於非人格化得現代陌生社會沒有豪強滋生的社會土壤，在講究血緣和親族的封建社會，隨著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豪強」會越來越多。為保持和平繁榮國家機器便不能繼續使用暴力手段對付豪強，但為了國家機器的高效運轉，只能對豪強進行不斷暴力打壓。迫於無奈，於是，漢元帝開始，遷徙豪強的徙陵制度便告終止。西漢統治者終於默認了豪族遍地開花的現實。
豪強壯大的危害不言而喻，它會與國家爭奪人口、爭奪土地、佔據越來越多的資源。兼并土地，役使貧民，瓦解小農社會。因土地兼并而導致大量農民破產淪為奴婢，成為西漢中後期的不解之症。
而東漢帝國更是豪強聯手創立的，劉秀依靠河北豪強而坐擁天下。豪強集團比西漢時期佔據了更多的社會資源，使東漢的衰敗更為迅速。
三：國家政治從非人格化到家族制的復辟
西漢帝國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現代國家要素的案例，即建立了統一的和多層次的非人格化管理的官僚行政機構。而西漢衰敗的原因同樣也在於從官僚政府退回到家族政府。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
丞相制度的削弱、外戚勢力興起。
西漢初期相權極重，宰相的職責無所不統、無所不包，幾乎參與所有國家重大事務的決策，還掌握選用官吏、總領百官朝議和奏事、執行誅罰、主管郡國上計與考課、封駁與諫諍等權，還有一定的立法、司法和軍事權。而且皇權相權是分開的，皇室和政府也是分開的，漢代宮中及府中財政分開。因此，以丞相制度為代表的理性官僚集團保持了政治穩定，會做出國家利益最大化得決策，但是宰相與更加強大的皇帝難免發生衝突，漢代初期諸位帝王尚能修養生息尊重現存的官僚體制，但是漢武帝這個強勢皇帝出現後，宰相便退處無權。外朝九卿，直接向內廷聽受指令。從漢武帝的內朝設立到東漢時期的尚書台和擁有行政權的州刺史，累世公卿的局面開始主導政治。
漢武帝自己是雄才大略，他自己攬權，尚不甚要緊，他死了，他須替他後代小皇帝著想，於是來一位大司馬大將軍輔政，便出來問題了。漢宣帝以下，霍氏雖敗，結果還是大司馬大將軍外戚輔政，還是內廷權重，外朝權輕，於是有王莽代漢而興。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四：新儒學導致的國家機器的渙散
漢武帝的雄才大略要求加強中央集權，實現大一統的儒家思想取代黃老學說。採用了經過董仲舒改造過的新儒學，實則外儒內法，並把學習《六經》和出任國家官吏結為一體。在「以孝治天下」的溫情面紗下，產生於血緣關係基礎上的儒家「親親、尊尊」思想成為社會的主流。隨著這種鄉里百姓之間的宗族結合出現進一步加強的趨勢，鄉里豪族勢力不斷發展。地主、官僚和商人三位一體的結合日益緊密，而原來在鄉里有影響的諸強宗大家中的一部份也有機會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進而憑藉這種政治以及經濟的優勢，很容易以其家族為中心形成盤踞鄉里的豪族勢力。秦和漢初一直飽受打擊的豪強勢力開始抬頭了。由此，豪民買通、權錢結合、對鄉里政權的控制步入了新的階段。
重讀鄉賢·王莽為何能輕易篡奪西漢政權西漢中後期中興之王漢宣帝地位低賤，並不具備儲君候選人資格。所以，宣帝成為天子，無論是在正統性，還是合理性方面都存在著極大缺陷。於是，不同於很清楚天人感應會動搖皇權根基的漢初諸帝，漢宣帝為了彰顯自己得國的正統性與合理性，宣帝頻繁乞靈於鬼神，大力宣揚災異祥瑞，作為自己「受命於天」的證明。但是，董仲舒並不止於天以災異警示帝王，董仲舒還認為，天並不私於一姓，「無常予，無常奪也。」無道便沒有資格統治天下，就應該被有道者所取代。據此，如果上天總是降下預示災異的凶兆，那麼是否意味著皇朝要被取代？重讀中興之主·漢宣帝劉詢
五：統治集團的分裂 重明法吏與儒生勢力的矛盾
漢朝統治者公然申明其治國原則是「霸王道雜之」，這種重法吏治的政治制度在西漢後期已經不能被重儒術後上位的參政的漢儒所不能接受的，針對此，他們有一個強烈的矯之以「王道」的意向，以最終實現其「內聖外王」、「天下大同」的理想。其主要觀點是天人相應，政治教化應該因時變革；不存在萬世一統的王朝，統治者荒淫腐敗，王朝德衰，就要「禪國讓賢」，讓新聖人受命。王莽代漢，也就順理成章了。
漢元帝即位後，摒棄了漢代中前期霸王之道相雜的政治，發布的各項政令以及詔書，多引經為據。質問大臣，則窮究「經義何以處之」；大臣執法，則要求其「順經術意」；如果大臣奏議上的語言不符合經義，則必然遭到嚴厲的批評。 以儒治國也留下了負面影響，能治者不能為官，為官者不能為治，士與吏截然兩途，這不能不影響到西漢後期各級政權的效能，導致國家機器的運轉效率直線下降。
「故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強亡」，漢代到了後期仍然吊打四方蠻夷，唐朝的最後一百年僅為一方藩鎮的盧龍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就足夠將契丹壓服於關外。古典時代的蠻夷僅是部落聯盟而非之後建立文法制度的遼金政權，古典帝國的力量在當時從來都是碾壓四方的存在，但帝國內部政治結構的崩塌和政治生態的癌化卻是避免不了的。
西漢末期，面對這糟亂的舊世界。帝國仍然在盲目的擴張，但帝國的力量反而更加渙散；外戚正在逐漸佔據權力，但卻沒有正直的大臣有足夠的權力來捍衛皇權；地方上，帝國基層土崩瓦解，地方豪強壟斷了權力並腐蝕著這個帝國的根基；重視親親相隱的豪強已然披上了新儒學的面紗，攫取著更為龐大的權力；累世簪纓的王氏最出色的子弟王莽已然稱為挽救危機的新聖人。於是帝國仍然強大，版圖仍然擴張，但帝國內部已然土崩瓦解。
在工業革命和民主制度建立以前所有政治體制都會衰敗。沒有鐵路和資本的運作，就沒能有可持續的擴張；世襲的皇權和非人格化的官僚之間的政治鬥爭總會導致外戚和宦官集團做大；地方豪強在親親相隱的封建社會猶如燒不盡的野草，只要稍微聞到國家機器腐敗的氣味便會一擁而上，侵蝕權力本身；新儒學所形成的士大夫集團要麼成為豪強欺壓百姓，要麼與皇權對抗導致國家機器癱瘓，無力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制度之困便在於此。
需要澄清的是漢並非以強亡，只是亡的時候國力還是相對很強，和其他朝代因國力衰弱而亡不一樣。漢之亡說到底是國內和平期久了，人口暴增，落後的生產力無法起到更好的分配作用，於是這個生態系統需要重新洗牌，死一大批人，然後新王朝建立，分配又趨於穩定了。從這個角度講，漢亡和歷史上多數的朝代滅亡是一個根源。只不過有一個明顯區別，就是其他朝代，可能除唐朝外，在軍事制度上不如漢代，大為退化。還要糾正一點的是，並非像某些答案講的，漢代之所以強是因為周邊的野蠻民族太弱，尚未成熟，云云。其實是這樣的，中原地區如果在武力值上保持強度，對周邊野蠻民族的壓迫力就會大，從而阻止它們成熟為強有力的國家。比如說戰國時期，中原國家因為長期互相征戰，整體武力值因互相促進而高度破表，所以像趙國、秦國、燕國、楚國等，對周邊的野蠻民族具有強大的壓迫力，使得它們難以成熟壯大。所以戰國時期沒有太大邊患，不是因為中原國家幸運，而是它們自己努力的結果。而到了秦亡，中原一大段時期忙於內戰，失去對周邊野蠻部落的壓迫力，於是匈奴得到空間壯大起來，變成強敵。而強盛的匈奴壓迫它旁邊的一些野蠻民族，使得旁邊的野蠻民族難以壯大成熟，構成挑戰。這樣，作為黑老大的匈奴，得以單獨向漢朝收取保護費。周圍那些鮮卑之類的野蠻部落沒有成熟為強大國家，不是匈奴的運氣，而是匈奴努力的結果。不過漢朝的軍事制度相對後世很高效，所以能抵制並最後幹掉匈奴。假如漢朝不亡，鮮卑之類的野蠻民族還是不可能成熟壯大，因為漢朝對它們的壓迫力很強大。漢朝一滅亡，然後三國混戰，邊境對於野蠻民族的壓迫力消除，於是它們的到空間成熟壯大，於是導致在晉以及南北朝的反噬。到了唐朝，擊敗突厥後，對邊境野蠻民族又保持了高度壓迫力，所以阻止它們成熟壯大。即便中後期，因為唐朝特有的藩鎮制度，依舊可以在邊境形成制約。從這點而言，其實漢和唐都是以強亡。只是唐因為安史之亂傷了大經脈，所以還不夠漢那麼強。到了宋代，因為唐亡後很長一段時期中原內戰，契丹得到空間壯大。偏巧宋代又是千年改制，轉化成徹底的文官制度，自己廢了武功，這才一直外患不斷得不到很好解決。這並非是宋代運氣不好，不像漢那麼幸運，而是宋朝自身不再努力了。總結一下，基本上大多數的朝代滅亡，可能除了宋朝以外，都是沒能很好解決人口暴增從而導致的分配不足問題。漢代並不例外。唯一例外的是宋朝。經濟太強大，如果不是蒙古人，至少還可以再撐100年。所以，很多滅亡的朝代，和兵力強不強關係其實不大。只不過漢代，在滅亡時武力值並不弱，所以造成的假象是「漢以強亡」。明代說到底，不是亡於滿清，也不單純是武力值不夠，主要還是人口暴增加上天災導致的分配不足問題，所以有李闖和張獻忠之流。如果不是因為內部損耗過大，明朝的武力值還是可以解決滿人的。可以這麼設想，假如小冰川推遲或沒有發生，以至於沒有李闖之流，明代是有餘裕鏟掉滿人的。假如滿人被鏟掉，蒙古人也衰弱，這時，小冰川再來，分配不足，於是明朝就會像漢朝一樣滅亡了，於是後人可能說「明以強亡」。
漢朝生產力的確是碾壓四夷，但他自身的生產力不夠滿足帝國的實際需求是它敗亡的根本原因。
中國古代過度依賴組織術的原因就是農耕時代在生產力的提高問題上，技術層面的發展及其有限，只有通過組織術來稍微提高運轉效率，彌補生產力不足這個致命缺陷，但當人口膨脹，兼并現象越來越嚴重時，落後的生產力就難以維持帝國統治。
農耕文明過於強調組織術，忽略發展生產力的改革都是必然失敗的，組織術說白了就是整頓吏治，而那些失敗的改革是把大家盤子里的肉拿走，舉個例子，相當於對老虎說，以後你們早餐省了不吃肉了。可是這老虎中餐和晚餐吃什麼？你覺得老虎一生都不吃肉的可能性有多大？會不會餓死？老虎會自己餓死自己嗎？所以這種改革必然完蛋。
而成功的改革必然將生產力放在第一位，整頓吏治放在第二位，仔細看下那些改革的例子，商鞅，范仲淹，王安石，張居正這些人成敗的原因是不是這個道理。工業文明的到來，生產力不停歇的快速發展可以解決組織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增加了大家既得利益（雖然分配不均，但是好歹都有一點好處），可以換取各行各業支持改革。而生產需要所有人的參與，這才最後促進了民主的發展，你能想像農耕社會玩現代民主制度嗎？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組織術是無法脫離生產力來玩的。組織術可以提高帝國的運行效率，但這種提高程度只是對帝國的小修小補罷了，並不是根本之道。
當然組織術不是完全沒有必要，只是發展生產力為主而且必須放在第一位，組織術為輔，兩手硬，而發展生產力必須放在首位。
@牢不萌 說的飛機可以理解為一個代號，武器只是它的一個表現手法。扒開表象要看到這實質上代表了更先進的生產力與發展方式，不只是推進交通運輸，製造業，服務業等大部分行業全面的革新，更能革新社會制度，長遠看是符合絕大部分人的利益的。
發展過程中對資源和時間的需求是一個問題。這個就需要盡人事，聽天命了。漢唐可以說都是以強亡，但是太片面了。
分析這個問題，必須應用目前歷史研究中最先進的歷史觀，當代唯物史觀（在經典唯物史觀上發展的唯物史觀）。
首先給出一個總結，漢唐是中華民族在對自然探索中擴張的時期，中華社會在這一時期，是在擴大自然的探索區域的，是一種攤大餅為主的粗放式的經濟發展。這種經濟發展模式註定潛在積累著中央集權的無法維持和自我瓦解。
要注意一點，我們通常所明確的秦漢的邊境，其實影響了我們對社會的分析。秦朝的實質性的社會，僅僅是關中盆地、中原為主，這個區域很發達，華北平原、華東平原、成都平原、江漢平原為輔助，這幾個區域有大量土地仍待開發，長江以南地區雖然被秦國佔領，然實質上只有部隊沒有多少人民，談不上經濟。
春秋戰國＋秦時期，隨著鐵器技術革命的到來，本來對土地要求很高的農業，發展成了只要是平原就可以種地，所以這個時期是粗放式發展時期。
這一時期的經濟是很單純的，農業比重極高的，工商業比重很低，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也就是說，秦朝是小農經濟＋國營工商業（其他國家政府不一定壟斷命脈產業，而是民營工商業為主，典型的如齊國，秦國是社會主義而齊國是資本主義），後者經濟所佔比重很低。
漢朝建立一直到漢武帝時期，是接著戰國-秦以來的續慣的粗放的經濟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大量關中平原和中原的人民遷移到成都平原、江漢平原、華北平原、華東平原地區。整個中國的經濟區域大大的增加了，這個時期，仍然是小農經濟為主，只是耕地粗放性增加，工商業是較前發展了（文景時期是以民營經濟為主模式，武帝變法改為國營經濟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模式）。
從漢武帝開始，一直到西魏時期，整個跨度大約600年，由於平原已經被開發完畢，其他地形均不能種地，丘陵山地可以解決的土地太少，杯水車薪。所以，中國一直不得不處於一個集約式發展時期，由於缺乏繼續擴張的能力，所以往往是發展生產-矛盾積累-戰爭破壞的循環。
經濟發展有一個特點，如果資源是豐富的，即使生產發展人口增加，也不會出現爭奪，大家跑馬佔地，誰得到地這地就是誰的，這時的經濟是自由競爭的經濟。而如果資源已經開發完畢，那麼隨著發展生產人口增加，人們就開始對這一固定的資源展開爭奪，這就表現為土地的兼并，也就是競爭的加劇，本來的小農（自耕農）階層一分為二，產生了地主階級和佃農階層，前者擁有大量土地，後者依附於前者。這兩個階層越分化，經濟組織越龐大，最終達到壟斷階段，這也就構成了這一時期的經濟組織，士族門閥，也就是壟斷性質的農業莊園，莊園之間是相對封閉的，互相之間是敵視的，而莊園內部是一個閉環的小規模市場經濟體系。
這個集約式發展的過程有一個周期性的變化，當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隨著佃農的基本生活已經不能維持，階層之間會變得苦大仇深，社會矛盾激化，最終必然產生戰爭。隨著戰爭，死掉一部分人，破壞掉一部分耕地，矛盾因此消化，剩下的人繼續開始共同生產，階層的分化，直至再次發生戰爭。
之前的粗放發展時期，也就是戰國到漢武帝這一時期，中國是幾乎很少地主的，自耕農佔據主導地位，自耕農自己耕一部分田地，直接向政府交稅。而之後隨著土地開發結束，轉入集約式發展之後，土地兼并開始了。
其中漢武帝一直到東漢末年，壟斷莊園是形成時期，魏西晉是發展時期，東晉五胡十六國是頂峰時期，南北朝是衰落時期，西魏-北周-隋唐是瓦解時期。這一時期，幾乎沒有任何自耕農，中華大地上分布著大約二十個左右的巨型的壟斷式的農業為主內部兼有工商業的莊園。
這兩個時期的上層建築，也就是政府，所面對的經濟形勢是完全不同的。漢武帝之前的政府，面對的是一盤散沙的自耕農，所以政府是極為強勢的，政府可以動用的資源是海量的。漢武帝之後的政府，一直到西魏宇文泰時期，面對龐大的自帶武裝的農業莊園，是束手無策的，政府可以說弱勢到只有一個名號，政府可以動用的資源極其匱乏。
秦政府商鞅變法，構建了小農經濟的私有土地的家庭為單位的責任制以及工商業的幾乎全盤的國有化，通過提升對農業的剪刀差，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從而成為強國，但是由於滅六國之後敵人沒有了，失去了外部矛盾內部矛盾必然顯露出來。
秦國統治者第一次經營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他們對敵人被消滅後宏觀社會形勢的變化沒有任何經驗，以至於仍然沿用適用於戰時的堅強且強硬的政治經濟體制和國家主義意識形態。雖然政府對人民維持的剝削和戰國時期沒什麼變化，但恰恰是形勢變化而國策沒有變化，導致最終內部矛盾爆發，所以滅了。
漢朝文景時期吸取秦朝教訓，認為這種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徹底由國營壟斷的道路走不通，所以放棄了國營經濟，一切自然資源論允許人民群眾經營，因而民營經濟迎來了大發展，一部分人民群眾富了起來，由於產業的特點，產生一些商業和鹽鐵資產者甚至是大資產者，資產者和一盤散沙的自耕農不同，他擁有一支服務於他的私人隊伍甚至是私人武裝，並且他可以通過資本，對官僚對政府施加影響，使政府的吏治和政策產生了動搖，破壞了政府的中央集權。
面對這一狀況，武帝選擇通過壟斷國營產業等一系列手段，武帝拿著自己的軍隊和這些大資產者談判，或者通過強搶，成功把這些產業收歸國有化。又通過強征資產稅，借著資產者隱瞞資產的由頭，以人民群眾告發後可以拿到被告發者的一半資產的待遇發動群眾斗群眾，幾乎把資產者洗劫殆盡。
但是經濟發展走向集約走向壟斷及階層的兩極分化的宏觀方向，並不因政府的政策而改變。
武帝雖然洗劫了資產者，但是他不能改變因為資源而導致階層的分化，由於民間資產全部被政府搜刮，民間經濟徹底枯竭，最後結果就是使富人變窮而窮人更窮，把資產者與無產者的矛盾轉移成了人民群眾與政府的矛盾，因此武帝晚期又有類似於秦朝的危機。
面對這個情況，武帝及時改弦更張，霍光繼承了武帝晚期的政策，又放開了民營經濟，這緩解了政府和人民的矛盾，但是卻不得不徹底放棄了對資產者的打擊，只能放任其形成大資產者大壟斷者，壟斷的格局開始形成。
壟斷農業莊園的形成，讓集權政府束手無策，他們在基層擁有巨大的，不可抑制的力量，甚至有自己的強大的可以和政府對抗的武裝。而政府被這些莊園高高的架在雲端，徹底失去了對基層的控制。
同時這些壟斷勢力不只滿足於基層的控制，他們通過裙帶關係，利用察舉、九品中正等官僚薦舉方式，徹底腐蝕了集權政府，基層勢力之間的矛盾被轉移到了上層建築之中。
隨著漢朝經濟的向前發展，受到經濟勢力腐蝕的政府內部的矛盾深刻複雜化，集權政府就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瓦解，而且是長達400年的瓦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漢朝的滅亡是由於集權的瓦解，而集權的瓦解的原因，是經濟的先粗放後集約的發展模式，產生了壟斷式莊園，這種經濟結構實際上已經無法再維持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政府了。也就是說，就是由於經濟發展，政府的制度無法跟上，最終導致集權瓦解。
400年之後，經濟發展終於走出了這個周期性的集約式發展，水路交通的激活，工商業爆髮式的發展，引起迅速的城市化，使得土地不再成為對人類的限制，大量人口流向城市，進而碾碎了古老而腐朽的壟斷式農業莊園，西魏-北周-隋，這80年國運蒸騰，勢不可擋，失去了壟斷式農業莊園的阻撓，一切的改革都是那麼的簡單，一切的革命都那麼的迅速，消失了400年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政府回來了。因為「土崩」和「瓦解」是兩個概念。
首先，大漢王朝並不像其他朝代那樣，到了晚期便是一派死寂，暮氣沉沉。其在黯淡西山之時，依然有不少正直忠良的大臣。更為可貴的是，這些大臣還都不是人微言輕之輩，而都是朝廷重臣！
前有楊震、李固，後有竇武、陳蕃、李膺，雖然我們無法確認他們的確能匡扶社稷，但令名在外，卻極為時人稱許。
只是，大漢王朝卻似乎毫不珍惜這些彌足珍貴的棟樑之才，肆意摧折。或許，這就是天道幽遠，運數使然罷。用一句更為時髦的話來講，就是：死，都是自己作出來的。
其次，再來說土崩瓦解的問題：
徐樂——此人無生卒年月，無生平事迹，只留下了一封奏摺。但因為這封奏摺寫得實在是太好太好，因此經史家之手得以流傳至今。奏摺里，徐樂提出了兩個概念：一個叫「土崩」，另一個叫「瓦解」。土崩瓦解，於今人而言，無甚區別，但在徐樂的奏疏中，差別巨大。
什麼叫土崩？
徐樂舉了秦末的例子。他認為當時百姓流離失所、困苦不堪，對統治者怨聲載道而上層卻不知；地方上，也是行政混亂，道德淪喪。正是因此種種，才會有陳勝的揭竿而起，然後遍地星火燎原。（「秦之末世是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
什麼叫瓦解？
徐樂舉了七國之亂的例子。七國雖然兵多將廣，糧草精足，但是，他們上得不到其他諸侯的支持，下沒有普通百姓的響應。面對朝廷的大軍，自然容易敗亡。（「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
不準確的概括一下就是：
「土崩」，是中央對基層組織能力的喪失； 「瓦解」，則是對中層控制能力的喪失。
那麼東漢末年，屬於哪一種呢？
從黃巾之亂來講，看上去很像是「土崩」。張角披著宗教的外衣，在全國範圍內都形成了巨大的組織能力。但實際上，東漢的滅亡，是「瓦解」。
董卓以後，軍閥割據要津，招兵買馬，擁兵自重。
運氣差的，在混戰中身死族滅，如袁氏兄弟；運氣一般的，四處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這是曹操；運氣好的，則守著一塊地從始到終，譬如孫權；當然，還有運氣好到爆的，五十多歲了，人生居然還能煥發第二春，從一無所有到絕地大反擊，這就是劉備了。
縱觀三國的軍閥混戰，除了劉備等寥寥幾人，你會發現，其餘都是體制內的官僚，如曹操、袁紹等，他們很早就在朝廷內任職。說白了，他們用以爭奪天下的資本，基本上都是公款公物。
這也是三國混戰近百年方能統一的原因之一。其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根據地，期間大部分的戰爭都只是局部戰爭，勝敗與否，無傷全局。
這與秦末相比，已經不同。陳勝起事後，天下響應，各地均陷入權力真空的狀態。你只要有人有槍，就能稱王稱霸，但是統治卻並不穩固，經常是一仗戰敗，屬下即散。
以上，節選自個人文章：東漢末年分三國 ，還講了改州牧的事情，其實和問題也有關聯，但太長就不粘過來了，歡迎戳。
另外講東漢名士的文章在這裡，可為參考：
不要讓你的正直害了你
你不怕死，你的對手更不怕你死
警世通言有載：話說趙宋未年，河東石室山中有個隱士，不言姓名，自稱石老人。有人認得的，說他原是有才的豪傑，因遭胡元之亂，曾詣軍門獻策不聽，自起義兵，恢復了幾個州縣。後來見時勢日蹙，知大事已去，乃微服潛遁，隱於此山中。指山為姓，農圃自給，恥言仕進。或與談論古今興廢之事，娓娓不倦。一日近山有老少二儒，閑步石室，與隱士相遇。偶談漢、唐、宋三朝創業之事，隱士間：「宋朝何者勝於漢、唐？」一士云：「修文但武。一士云：「歷朝不誅戮大臣。」「隱士大笑道：「二公之言，皆非通論，漢好征伐四夷，儒者雖言其『贖武，，然蠻夷畏懼，稱力強漢，魏武猶借其餘威以服匈奴。唐初府兵最盛，後變為藩鎮，雖跋扈不臣，而大牙相制，終藉其力。宋自渲淵和虜，憚於用兵，其後以歲市為常，以拒敵為諱，金元繼起，遂至亡國：此則愜武修文之弊耳。不戮大臣雖是忠厚之典，然好雄誤國，一概姑容，使小人進有非望之福，退無不測之禍，終宋之世，朝政坏於好相之手。乃致未年時窮勢敗，函傀胄於虜庭，刺似道於廁下，不亦晚乎！以是為勝於漢、唐，豈其然哉？」二儒道：「據先生之意，以何為勝？隱士道：「他事雖不及漢、唐，惟不貪女色最勝。」二儒道：「何以見之？」隱士道：「漢高溺愛於戚姬，唐宗亂輪於弟婦。呂氏、武氏幾危社稷，飛燕、太真並污宮闈。宋代雖有盤樂之主，絕無漁色之君，所以高、曹、向、孟，閨德獨擅其美，此則遠過於漢、唐者矣。」二儒嘆服而去。正是：要知古往今來理，須問高明遠見人。
重新排個版。
果然又開始了新一輪關於秦始皇有沒有蒸汽機是否是第一位重要的論戰。
我得先替喵喵說一句，漢朝趕上了秦之後的分封制度試圖復辟並再次垮塌，六國貴族從歷史舞台中退去，但其組織術不能說是很穩定的，特別是東漢，徹底操碎了匈奴但內部架構的穩定性還不如西漢。
然後我再替牢不萌說一句，無人機和屁民的交換比是一比一萬以上，所以他之前非要讓我舉個近世的例子。
然後我去吃飯了……
我的觀點是傾向於姬喵喵的，特別有趣的核心在於，如果真是無人機的神國出現了，那麼一個接近絕對零度的社會，其不穩定性會出現類似於玻色-愛因斯坦的凝聚效應，因此劇本里最關鍵的幾行字很可能不是牢不萌寫也不是姬喵喵寫，而是微少爺寫，就像評論區反映出來的一樣。
啊，寫了這麼多，我能混幾畝地耕耕嗎？
總是被微少黑，今天又被黑了，我現在要黑回來~哞哈哈，吃飯去，我這頭窮得揭不開鍋的牛是吃窩窩頭還是吃糠麩呢……繼續開坑吧。漢代政治的最大問題，不是中央和地方，也不是士大夫或閹黨外戚，而在於，皇帝抑或是天子。路線問題，高於一切呀。筒靴們。
最大的漢修正主義者劉秀，向豪強妥協，與士族媾和，背叛秦制與孝武、孝宣皇帝所行的霸道。本來我漢在孝武皇帝之後已然喪失內部活躍的自組織能力，中央被大臣外戚干擾把持，劉秀應該藉助開國之勢衡量土地清查人口，加強君權，給予貧民上升空間。然而光武採取曖昧態度，大家一團和氣，代價就是東漢生於不義死於恥辱。士人的活躍領域被經學家擠占，軍事貴族消亡。邊功淪為世家博取功名的工具，新獲土地的刺史欺壓土人。武帝時期羌人能殺進三輔？武帝時期面對北方邊患會乞靈於內附胡人？所謂的漢強，強個屁。無非是西漢消耗戰國資源，東漢消耗西漢資源。自昭宣之後，再無第一帝國。
所謂「漢以強亡」中的「強」是對外來說的，對於外部勢力，漢的國力是非常強勁的。但就漢內部而言，中央集權的崩解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唐也是如此。我的老師曾經說過，中國的歷史歸根結底是兩大矛盾，一是皇權和相權的矛盾，也就是皇帝專制；二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就是中央集權。理解這兩個矛盾就能理解中國歷史。By the way，這兩個矛盾在當今中國依然存在。
以古喻今也要遵守基本法的是不是。題主問體制問題想釣魚，那麼我們就認真的看體制。別傻乎乎看到「漢朝」+「體制」，就興奮的得只知硬扯當朝。
漢亡的時候中央弱雞一個。考慮到三國幾十年間漢帝還頂著天子的高帽子示眾，簡直慘不忍睹啊。
所謂漢以強亡，勉強成立就是漢朝疆域內看起來比周邊強大而已。但那早已不是一個正常運行的政權了。對比秦朝，對比唐早期，對比宋明清，漢朝最明顯就是諸侯實權重兵。面臨皇弱王強的風險，漢皇選擇硬挺中央權威，那隻能通過戰爭快速擴張土地，擴張停了，國家就開始腐爛了。
結論很明顯了：漢亡於聯邦制啊。
聯邦真的不行？中土例子少，我們放眼世界：雅典帝國，剛打贏了波斯的時候還好，平靜下來，才幾年就亂成一窩豬圈了。馬其頓碾到雅典比過清晨的馬路還輕鬆。
羅馬，聯邦制的時候弱雞，靠皇帝搞集權，變成了羅馬帝國才打下環地中海。結果兩個兒子分家。之後東西羅馬有開始玩分權，野蠻人就一輪又一輪的問教皇：我戴皇冠比之前那個威武吧。非要對比現代嘛，就別眼界那麼差。30年前，世界第一大國，羅馬繼承人，可演了一出真人秀：名叫聯邦末日---哦對不起，這齣戲他們一口氣演了兩遍。
憶當年，duang，這個國家碎了一地。居然有的碎片還玩起了政教合一，和前一天的無神論政府對比一下，簡直就是人類幾千年的奇葩。
漢以強亡，無非告訴大家，聯邦制別碰。順風順水的時候互拆牆，年成不好全都牛角相抵互不相讓，等著外人插屁股。最後受不了還得分家過日子。
說起某國，也是深知以史為鏡需要太高智商，對記憶只有7年的民眾太難了。於是搞起來一地兩區，有這特區示範，大家一起點頭：分則危啊！
=======外一則=======
蘇美爾，巴比倫，波斯，古羅馬，大不列顛，阿拉伯帝國，印度地區。都是急著要大國土，在皇權沒能越過城主的時候，就只能搞聯邦/聯盟。結果分裂何止是主旋律，簡直就是一曲分裂的葬歌啊。相反經常被欺負的古埃及慢工細活，認真統一境內意識形態，不強求過快擴張域外之地。延續了1000年搞金字塔。可謂文化傳承穩定。甚至信仰變了，文字丟了，但叫埃及那塊國土還是沒分裂。
而且法老打仗一般，政治卻很6，每年漫長的農閑搞大工程，提供就業崗位凝聚民心，而工錢其實來自這幫工人交的稅。。當今世界，又有一個依賴聯邦制度，僅用幾十年就擴張幾倍國土的國家，登上了世界巔峰。和古羅馬不一樣的是，他們有個自法老地區的瘦高個元首，想在國民越來越閑的時候修幾條路，解決就業崗位和稅不抵債的問題，可惜八年不能動工。於是有那麼一個有著埃及土地般膚色的人，提出像金字塔那樣沒用卻能喚起民眾凝聚力的大工程：The Huge Wall！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制度本身來解釋王朝興衰實在過於虛妄，自秦漢至明清，開國聖主們都希望建立一套完善的治國制度來確保子孫萬世之基業，然而多變複雜的現狀讓這群帝國子孫無從下手，祖制掣肘。簡單粗暴的來分析:經濟、軍事、國家凝聚力。國富、武勝與天下一心，自古以來，國家、百姓貧富，軍隊強盛，各個板塊的統一是整個王朝最核心的。以大明朝後期為例，經濟上，東北方、西北方、西南方多貧困，東南方因沿海貿易而繁盛。賦稅一直都是頭疼問題，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只是在納稅的形式上改變了狀況，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收入和民眾滿意無法做到平衡。還有一個就是邊境貿易，在大明朝，除了東南諸省的政府機關貿易，其他都是非法的，這就給大明朝帶來了諸多內外戰爭。北方與蒙古、滿清的戰爭就是貿易導致，大明的傲慢強硬直接激怒蒙滿，導致連年的戰火，同時邊民多有積怨。還有一個就是「片甲不入海」的海禁，海禁本質上是官方貿易與民間貿易的戰爭，倭寇十之八九為東南邊民，民間商品價廉、物美、交易便捷，導致西人多與之往來，而官方商品反之。為了保護國家收入，軍隊直接橫掃東南沿海，摧毀了一個又一個「東方明珠」之城，其實泉州就是一個最好代表，具體細節可以翻《國家地理》，這塊我跟幾個留學黨也聊過很多，細節歡迎討論。補充一點，關於明朝的白銀緊張和通貨膨脹，這個算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最大的原因是中歐金銀的兌換比，在歐洲金銀兌換比1:7，明朝是1:14，西方殖民者大量兌換明朝白銀，白銀外流導致市場流通貨幣短缺，這個時候應該對應的是西班牙殖民鼎盛時期，電影《僱傭兵》有印證。
體制啊。。。釣魚小心碰到份量太足的翻河裡去做了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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