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辯論中反方主張修正現狀和提出反計劃之間的區別是什麼？

01-05

看了匿名用戶「斷章」的文字，於是便又去讀了遍當年的那幾篇文章。恍恍惚5年過去了，還是有看神仙打架的感覺哈哈。

匿名用戶用的明明就是一整篇文章，我為什麼還說是「斷章」呢？因為那次討論雖然爭鋒相對，但最後基本是達成共識的，分歧之處幾乎人畜無害，三人互知。而此事由劉傑寫奧瑞岡判准起，參賽選手和其他評委在評論區討論之後（不獨劉，每人的判准評論區都在討論），洪一瑋先另寫一文討論分歧，劉傑跟上，最後吳家麟再寫一文，針對性的討論中三人都陸續將自己對奧反計劃以及相關的理論理解敘述下來，最後達成互相能接受的共識。整個討論碰撞過程從開始到結束時長近半個月，線上線下以及各個層次辯手的討論都非常激烈，並且都不是撕逼，不是停留在輸贏高下之爭，而是正兒八經的理論學習和探討，奧圈這樣規模的討論也是不多的，對所有人來說都算得上是一次學習上的盛事。而匿名用戶截取的並不是洪一瑋在系統的說反計劃是什麼（明顯的不切題啊簡直），而是針對劉傑反計劃理解的討論的討論，為了學反計劃而看這段未免有誤人子弟之嫌，其之中所說的「是沒有道理的」在之後等都有充分的討論而成為「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稱匿名用戶的答案為「斷章」。

我一向不大轉篇文章什麼的，但劉、洪、吳的討論我概括不了，以下將5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洪手機碼字的段落）按討論的時間次序全文引於下。略長，有興趣的自看。如果能全部看完看懂，一切疑惑自解。

另外，包括像另一個匿名用戶提出了洪一瑋所說的「反方完全可以建立一個徹底反對現狀價值和制度，但是合題的反計劃，其主張的需求性和正方完全不一樣」，怎麼看怎麼像是違背書本知識的「胡說八道」的話，不幸也是有出處的，在吳家麟文章中能找到。我的理解是，反正這類傢伙裝逼多半是有後路的，沒事不要指望他們犯低級錯誤，在故意裝逼欺負人的可能性更大。

第一部分，社科杯開始，劉傑撰寫自己的判准。

本人奧瑞岡政策性辯論賽判準
聲明：
1、以下本人「奧瑞岡政策性辯論賽」裁判準則之內容，若與比賽規則與大會定義、決議有矛盾抵觸者，比賽規則與大會定義、決議應優先於本判准適用。
2、在整體框架分、辯手分合計計算勝負的比賽中，本人所言判勝負意即決定整體框架分的歸屬。
一、裁判基礎
　　判決之形成以雙方場上言詞辯論內容為基礎，依照本人對其理解為限而做出，不另增減。
二、程式判准
　2.1.合題性

　正方採取之政策制度應合全稱命題；反方應採取之政策制度應不合題。
　 (1)正方不合題或反方合題者，經對方次位辯手在質詢或申論中提出，本人直接判負。舉例而言，若反方認為正方一辯申論中所提出政策不合題，應不遲於反方一辯申論時提出。若認為反方一邊申論合題，則正方應不晚於正方二辯申論提出，以此類推。
　 (2)所謂「全稱命題」，以「我國普通刑法應廢除死刑」為例，正方若僅取消海盜罪判決死刑之規定而維持殺人罪之死刑，固然普通刑法廢除了部份死刑之規定，仍非「全稱」；反之，以「我國應允許安樂死合法化」為例，「全稱命題」並不要求正方必須允許所有的安樂死申請。
　 2.2.現狀與相抗計畫
　反方所采新制度之變動成本高於正方計劃時，視之為相抗計畫；不被評價為相抗計畫者一律視為「維持現狀」。
　 2.3.立場跳動
　雙方於一辯之後所提出之新制度若與之前主張之制度抵觸或矛盾者(立場跳動)視為拋棄前制度：原有利益亦隨之拋棄，其他利益則屬「新利益」，不予承認。
故此本人不接受反方採取純粹反對之立場，而不涉及論點跳動的純反立場與維持現狀無異，本人可以接受。
　 2.4.初步成立
　變動現狀之一方必須於一辯申論結束前，在需求性、根屬性、解決力三個方面得證。

　凡初步不成立者，直接判負。
　 (1) 初步成立後，一辯受質詢時其利益因受攻擊而不存在，不影響已成立之效力。
　 (2) 若反方被視為「相抗計畫」則亦屬變動現狀，受「初步成立」之判准拘束。
　 (3) 正方有論證命題之優先義務。故正反雙方均變動現狀且均初步不成立時，正方因違反該義務，而判正方負。
三、舉證責任與實體判准
　 3.1.單點舉證責任
　利益/弊害評價上為利益/弊害，或制度與利益/弊害間之因果關係、強度，其論述合於經驗法則者毋庸舉證；若不合，則應論證。
　不合經驗法則又未論證者，其論述視為未提出。一方成功舉證後，則舉證責任由他方負擔。
　 (1)合經驗法則者，仍須由主張之一方清楚說明。
　 (2)論證之強度，應至少使本人認為「價值可接受」、「邏輯可支持」。

　 (3)因他方舉證成功而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其論證強度須等於或大於他方前次論證之強度。
　 3.2.整體舉證責任與損益比
　反方維持現狀者，正方應負起整體舉證責任。
　反方采相抗計畫者，反方應負起整體舉證責任。
　比賽結束時，負整體舉證責任而未完成核心議題——需求性、根屬性、解決力和損益比較的一方將被判負。
　 (1)負擔整體舉證責任之一方，須論證該方制度利大於弊；若結果為弊大於利、利弊相等或無法比較時，均未完成整體舉證責任。
　 (2)負擔整體舉證責任之一方，比賽結束時若有以下情形，毋需損益比亦視為完成損益比：一方只有利益沒有弊害，該方視為完成損益比。
　 (3)弊害提出方的弊端需舉證該弊端與對方所提政策之間的因果關係，否則該項弊端不予承認。以「我國普通刑法應廢除死刑」為例，反方僅以巴西廢除死刑之後，監獄接連發生暴動這一事實，在不解釋其發生原因的情況下，直接將其作為弊害進行損益比較，本人不認為其攻擊有效。
四、辯手得分
評分之標準，本人以場上辯士表現，依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評價所形成之自由心證為評分判斷。

　 4.1.個人/結辯分數
　技巧分數：規則所定辯士職責、流暢度、感染力、表達態度、論點整理能力。
　內容分數：利益/弊害與攻防成立之數量、成立之強度、損益比較能力，及正確判斷論點層次與重要性之能力。結辯中提出的所有新觀點，若與原框架相違背，則視同論點跳動，若與原計劃不相違背則不計入評判。
4.2.質詢與答辯
質詢：本人認為，一位選手的質詢，唯有「從對方的響應中」，問到某些關鍵點的時候，才有價值。所以每位選手的質詢分數，一律由零分起跳，再隨著所問到的關鍵，逐步加分。此外，質詢時原則上只准問問題，不準下結論。
答辯：本人認為，身為一位答辯者，其最重要且唯一的責任，就是誠實地回答質詢者的所有問題。所以每位選手的答辯分數，一律由滿分起跳，而隨著對問題的逃避，逐步扣分。

鏈接：http://blog.renren.com/blog/261255498/772376559

評論區有一系列的討論。

第二部分，洪一瑋撰文。（他自己的判準是另一篇）

反計劃和修改現狀的判定準則
這是回應劉傑的帖子後附討論的短文，要了解起因的請看：
http://blog.renren.com/blog/261255498/772376559?from=261255498#id1851891073

所謂修改現狀，嚴格說來叫做小規模修改現狀，和維持現狀一樣享有推定優勢。「小規模」的意思就是，他對於現狀的修正，價值上是基於對現狀內涵價值的認可「admission」而進行的改進「improvement」，在實際操作上，是「現狀不合算，改改更健康」的路數。

所謂反計劃，不享有推定優勢，需要論證反根屬。其價值上，是基於對對現狀內涵價值的反對「objection」而進行的主張「claim」，實際影響上，是「現狀不可取，改革是必須，爾方太荒謬，我法定大局」的路數。

所以，如果反方一旦改變現狀了，非常容易判斷他是反計劃，還是修改現狀。只要問他兩點:

如果現狀不改變，你在價值上認同嗎？

如果現狀不改變，損益比上，你會潰不成軍嗎？

對於進行修改現狀的反方，如果他可以認同現狀的內涵價值，並且即便不改變，他們的各項主張論點也可以講得通，損益比上也不至於太差，只是沒有改變來的合算而已，那麼這就是小規模修改，可以享受推定優勢

反之，如果他主張的價值和現狀內涵的價值有衝突，或者如果現狀不修改，他們的論點講不通，損益比上一敗塗地，那就是反計劃，不享有推定優勢，必須論證反根屬。兩居其一，就是反計劃，兩者都不犯，就是修改現狀。

說清楚上述準則之後，再來看原帖中各位的問題
1，針對劉傑的問題，所謂改變現狀成本大小和反計劃之間建立關聯規則，是沒有道理的。如果正方的計劃是鬧翻天的改變，反方的也是。只是正方鬧得略為凶一點，反方就變成享有推定優勢了？這是荒唐的。只要反方一旦反對了現狀內涵的價值，對於現狀的損益比守不住了要引入核心改變，這就是推翻現狀，當然是反計劃，不管他和正方計劃改變程度和成本的大小比較如何。
合題，根屬之類的定性問題，好比是及格性考試，和雙方的辯論互推過程無關。解決力和損益比才是定量比較問題，好比競爭性考試。你的觀點是把及格性變成競爭性，這是不對的。保守主義的立場是合乎美式經典立場的，我贊同你的思路，但是現狀/辯題的組合辨析規則的捍衛更加體現保守主義立場，其等級比你講的問題更高。
2，吳舉的醫保的例子，是個好例子。改社保可能是修改現狀，也可能是反計劃。就要用我講的兩個準則去衡量。如果醫保不改，維持現狀就是找死，損益比上潰不成軍了。那麼這種醫保的大改，就屬於反計劃。如果醫保不改，有點勉強，改了更說的通一點，那麼則是修改現狀。
3，對於其他人討論的需求性問題，是否承認正方需求，和反方是否主張了反計劃不相關。反計劃的「反」，是反現狀，而不是反正方需求。反方完全可以建立一個徹底反對現狀價值和制度，但是合題的反計劃，其主張的需求性和正方完全不一樣。如果比賽變成這樣，那就要看雙方的合題性，需求性，正反根屬性和解決力是不是都能夠初步成立。如果都過關，那最後就是大混戰，雙方血拚損益比。這其實已經違背了政策性辯論的初衷，變成了一出鬧劇，但是確實規則允許的。好比籃球賽最後變成故意犯規拖時間大戰，不符合體育精神，但是沒有違反比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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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評論區有討論回應。

第三部分，洪一瑋對一些討論的回應。

關於反根屬
手機發的，寫不了太多，行文可能不很流程，＠不了人。就是回答劉傑的一個問題，根屬性是不是排它的。從邏輯上而言，是的。根屬性是論證harm or need和status quo之間的因果關係，成立或者不成立，這是是非題。但是如果反方制定反計劃，有可能發生程序上的兩重成立，為了同好方便查閱，我把辯論與論辯中解釋反計劃的一個例子擴展來解釋這個問題：辯題是美國是否應該從東歐撤軍，背景是冷戰結束後不久，美國在東歐有少量駐軍。這時候正方指出需求是節省部分軍費開支。根屬性論證為：冷戰都結束了，不需要東歐駐軍。唯有裁掉，才能有效減少這部分的無謂軍費。此時反方承認正方需求，但是不承認根屬，同時也不反駁正方根屬，而是選擇建立反計劃，論證反根屬：反方說，我們也要節省軍費，但是我們不裁軍，反而要增加駐東歐美軍。根屬性：1，首先論證冷戰結束不意味著俄羅斯威脅的終結，反而加劇。2，論證我們駐東歐軍隊太少，形同雞肋，對俄羅斯沒有威脅，駐軍也是白費。如果增加到一個可以威懾俄羅斯的軍力數值，就可以在邊境威懾牽制俄羅斯，從而把壓力扭轉，解放海參威海域的軍力過度投入，從而降低軍費。這時候，如果正方也不反駁反方的反根屬，雙方的根屬性均初步成立。這兩個理論從根本而言，是有衝突的，但是既然雙方都不攻擊，評委也不能代辯論員辯論，所以判決雙方需求達成共識，各自的根屬都成立。勝敗取決於雙方各自的解決力和優劣比，於是成了計劃大pk。
註：必須論證反根屬的反計劃，是最保守最嚴格的要求。美國現行裁判圈確實大量存在允許反方完全承認正方的需根，但是用"我方計劃更優"作為理由建立反計劃的。對此我不支持，如果我做評委，不會評判該類反計劃有效。原因是這樣就顛覆了政策辯論對執政／在野黨的模擬，把比賽變成了取消政治和價值對抗的純政策實踐技術討論，有違政策辯論百年來作為重要民主訓練方法的朴初目的。但是如果有評委支持無反根屬的純技術反計劃，我可以接受。因為評委判准在符合基本規則的前提下，本身就是鼓勵多元化的。而且我奉行"原教旨"，凡是美國政策辯論原有的規則制度，一律予以引進和接受。如果對某些特定內容我個人不認可，則在我自己的判准和文章中予以表現。

鏈接http://blog.renren.com/blog/266094458/794692598

第四部分，劉傑的回應。

根屬、反根屬以及反計劃
聲明：我不太明白反根屬的意思，以我粗淺的理解來看，所謂反根屬的意思是指出不能容忍之現狀產生的原因不是正方指出的制度原因，而在於其他的制度性原因。當然本文事實上與反根屬的定義無關。
在上大傳統的奧瑞岡教學中，反計劃必須有反根屬。
在我接受的台灣改良奧瑞岡教育中，反計劃（又稱相抗計劃）實際上是承認正方的根屬的
為什麼會有區別？
首先是定義上的區別，上大之前的教學，普遍認為，所謂根屬性是不改變現行制度就無法改變現狀或者說辯題的改變是解決現有問題最好的方法，在這個定義之下，事實上，反根屬是必然的。然而現在，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根屬首先是狹義現狀（制度）與廣義現狀（社會問題）之間的因果聯繫。
先來看為什麼對根屬性的理解會產生變化？我覺得是這樣，所謂的不改變現行的制度就無法改變現狀這句話實際上是無法直接證明的，因為不可能窮舉出所有的辦法來一一證明不可能，所以只能通過指出一部分的問題是由於什麼樣的政策所造成的，而這就是現在對於根屬性的理解。同樣的，所謂最好的方法，簡直無法證明，然而這個點構成了我寫這段文字的出發點。
如果我們認為，根屬僅僅是因果聯繫本身，那麼我覺得反計劃不但不必要反根屬，甚至是完全認同正方的根屬。
以我和洪一瑋當天晚上討論時所舉的一個例子來看：辯題為我國大陸地區是否應設立色特
需求性：降低性犯罪發生率
根屬性：假設正方通過一系列的證據表明，我國現有的法律對色情業全面禁止導致了一些人無法通過性交易的手段釋放性慾，造成了性壓抑，這種壓抑有一定概率造成性侵犯的發生
計劃：設立特區，允許在一定範圍內的性交易
解決力：通過計劃的實施釋放了一部分性壓抑，進而降低了性侵犯的發生率
洪一瑋認為，反方可以攻擊根屬，認為說雖然是現有的法律對色情也的嚴格管控導致了性慾得不到發泄，但是卻不是主要因為對賣淫的管控導致的結果，而是因為對A片管控才是罪魁禍首。進而認為說，只要允許合理的販賣A片就能解決問題。這個屬於反計劃範疇。
以上，洪一瑋說的都對，我和他的分歧首先屬於定義上的不同，以及策略上的不同。
第一、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反方不需要提出計劃，因為在根屬上，反方已經擊破了正方的跟屬性論證。因為正方的根屬性證到之前的程度也許可以過初步舉證責任關，但是當反方進一步分解，提出其他可能性的時候，正方的跟屬性已經不成立，所以後續的部分沒有必要討論，產生問題的原因正方都沒有搞清楚，沒有理由相信你的計劃會有好的結果。所以，如果能證明反根屬，是對正方跟屬性的毀滅性打擊。
第二、即使採取反方計劃，我也認為這個不屬於反計劃，而屬於小幅變動現狀。我對於反計劃/修正現狀的差異在於反方的制度變動成本和正方相比何者更大（在這個點上，社科院賽的判准引起過爭議，我已經不想吐槽了）。
第三、我認為什麼是反計劃？依然以色特為例
需求性：保護妓女人生安全
根屬性：現有制度決定了妓女不敢報警，否則損失很大
計劃：設立色特，無限制的吸納妓女
解決力：在特定區域內的合法經營使得妓女敢於報警，所以較現狀會得以改善
反方認可正方的需根，但是認為通過色情業的全面合法化能夠更好的解決問題，我認為這個才屬於反計劃
第四、我問洪一瑋，根屬性到底有沒有排他性，來確認反方採取反計劃的情況下面，到底是對根屬的攻擊還是我們需要提出正方的另外一項論證義務——最優解，至於結果，大家可以看他最近的那篇日誌。

鏈接http://blog.renren.com/blog/261255498/797204632

第五部分，吳家麟的文章。

也談反計劃，變動成本和反根屬
近來，有不少同好在討論政策性辯論中反方立場的中的「維持現狀」、「修改現狀」、「反計劃」之間的界限問題，有人甚至還提出了「維持現狀、修改現狀、反計劃、胡扯」的四分法，讓人哭笑不得。詳細的討論請見如下鏈接，這裡我來談談我的理解。
http://blog.renren.com/blog/261255498/772376559
http://blog.renren.com/blog/266094458/772456026
http://blog.renren.com/blog/266094458/794692598
http://blog.renren.com/blog/261255498/797204632
一、「維修反」立場三分的理由
現狀（stats quo）指的是狹義現狀，即辯題欲變更之政策現狀，而非廣義的社會現狀。現狀可以是存在某種障礙性的法令或行動（barrier），也可以是缺乏某種建設性的法令或行動（gap）。舉例而言，安樂死的現狀可以指的是刑法中對於醫生為病人實施安樂死的行為等同於故意殺人；安樂死沒有行為沒有統一的合法規定等等，這是staus quo。而我國有多少癌症病人，他們怎麼痛苦等等，是廣義的社會現狀，而非政策性辯論理論中提到的現狀staus quo，本文中的現狀如未加說明則一律指status quo。
維持現狀，就是不對現狀做任何的修改，認為現狀已經是最佳的結果，沒有任何缺點，即使有缺點也是缺點最少效果最好的的。
修改現狀，英語叫做Repairs and Modifications，意思是反方可以站在現狀的角度去進行小幅的改革從而去除現行政策的小缺點。
反計劃，英語叫做Counterplan，台灣也譯作相抗計劃，意思是反方可以完全拋棄對於現狀的支持，在認同正方需求性的情況下建立一個更優於正方的計劃來解決問題或滿足需求。
可以看出，三分法的核心在於反方立場和現狀之間的距離。區分維持現狀和修改現狀不難，只要有了任何原來沒有的新舉措都可以算是修改現狀；難點在於如何區分修改現狀和反計劃。舉個例子，辯題是是否應實行全面醫療法案（comprehensive medical care），擴大醫療服務面積，目的是解決窮人買不起葯的問題。反方提出說：這些問題只需要繼續擴大現存的醫藥推廣政策、免費診所政策範圍就能夠得到解決。這種修改到底算是修改現狀還是反計劃？
答案很可能是反方達到同樣的效果準備花多少錢，如果現狀的政策花費是1億美元，那麼追加100萬肯能算是小修改（minor repair），再花1億可能算是大修改（major repair），再花100億恐怕就得算是反計划了。假設同樣是花費1億美元，可能在大城市這點點錢根本不算什麼，屬於很小幅度的修改現狀；可在一個小鎮如果要花這麼多錢的話就屬於天文數字了。因此，決定一種政策更動是修改現狀還是反計劃的標準在於雙方的變動成本大小。如果反方提出的措施其變動成本和正方已經差不多，甚至更大了，那麼就屬於一種反計劃。如果明顯小於正方的計劃，那就是修改現狀。
之所以要進行這樣的區分，乃是由於辯論活動應當是正反雙方的對決，因此本質上應當是評委在正方和反方所持的兩套方案間選擇一套。規定反方在開場前擁有整體推定優勢是因為在一般狀況下默認反方採取了維持現狀的立場，而正方對於現狀的變動存在著未知的風險，故即使新的政策看不到新的利益也看不到新的弊端時，也應當不予採納。換言之，立場的劃分決定了開場時的推定優勢站在哪一方，即：如果評委對正反雙方的方案都不滿意的話，評委選擇接受哪一方的方案。
當反方實行的反計劃，其對於現狀的變動成本已經遠遠高於正方，所以也就無權享有整體的推定優勢，甚至評委可能將整體推定優勢給予正方，在雙方都完成不了初步舉證責任都在胡扯的時候把票投給正方。儘管存在爭議，但這是廣泛被接受的主流意見，源於傳統的政策性辯論理論。關於此，認識辯論最新英文版p258. 「反計劃與推定」這一節中寫道：
One well-accepted theory holds that presumption lies with the policy incurring the least risk or the lesser change. Another is that presumption always opposes the resolution. Some traditional theorists would argue that, when the negative chooses to counterplan, it abandons presumption, which then ceases to exist or shifts to the affirmative. All of this is debatable, but it is worthwhile for the negative to develop an argument for why it retains presumption with a counterplan.
因此，通過變動成本判斷反方立場，從而決定整體推定優勢的歸屬，是立場三分的意義所在。而「變動成本說」的一個好處是在場上評委易於做出判斷，從而決定推定利益的歸屬。而所謂的「變動成本」則不僅僅包括經濟成本，還應當包括價值性的弊端，變動帶來的未知風險等等。所以說關於變動成本的判斷標準也是在場上可以進行討論的，正方在應對反方的反計劃時可以試圖爭取說服評委對於變動成本的評價標準從而獲取推定優勢。
二、反計劃的成立條件和類型
反方的反計劃能夠成功，首先要滿足互斥的條件，這可以有兩種方式進行滿足。
1. 和正方計划具有天然的互斥性（Mutually Exclusive）。此種情況下正反雙方的計劃不可能同時成立。而正方只要能夠證明兩種方式可以並行不悖，反方的反計劃即告失敗。例如洪一瑋學長舉的那個美國是不是撤軍的例子，正方說撤軍，反方說增兵，在同一區域從總體兵力數量來說不可能即撤軍又增兵（當然如果你學到了我黨辯證法的精髓那就另當別論），所以形成了天然互斥。
2. 反計劃雖不與正方計劃互斥，但其凈效益高於同時採納正方計劃和反計劃，也高於純採納正方計劃。例如正方計劃投1億資金用於心臟病治療研究，而反方辯稱國家資金有限，而心臟病的研究進展希望能夠不大，同時艾滋病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突破，更為需要資金投入，然後換算1美元投入心臟病和艾滋病兩者對於挽救生命的產出比，得出對艾滋病的投入產出比由於心臟病，也由於同時投入心臟病和艾滋病，從而形成了相抗計劃。CP &> CP + P (the counterplan alone is better than the counterplan plus the plan)
其次，反計劃必須能夠證明其能夠比正方更好的解決其所提出的需求，在這一點上即可能是對於正方根屬性的攻擊，也可能是對於正方解決力和損益比的攻擊，例如通過更巧妙的計劃能同樣獲得正方的收益卻避免了正方計劃的劣勢（disadvantage）。
細說下來，反方的反計劃可以有「條件反計劃」、「烏托邦式反計劃」、「排除定義反計劃」、「延期反計劃」、「特殊群體除外反計劃」、「執行主體反計劃」等類型。
條件反計劃（Conditional Counterplans）：在一般情況下持維持現狀之立場，而在某些特殊條件觸發時採用反計劃。採取此種立場之反方的一大難點是要在有限的時間裡清晰陳述己方的主張，如陳述不清很可能被評為判負，由如正方一辯沒有完成初步成立一樣。
烏托邦式反計劃（Utopian Counterplan）：用無國界政府，共產主義理想等烏托邦理念來解決某些問題。如在處理失業，貧困等議題時歸因於萬惡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因此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等。
延期性反計劃（Delay Counterplan）：同意正方計劃的一切，但覺得現在不是時候。至於等到什麼時候，一般一個約定俗成的時間是至少5年以後。
特殊群體除外反計劃（Exceptions Counterplan）：同意正方的計劃，但認為應當排除一部分受眾群體。例如正方說法消費券，反方說不發給黨員。
施行主體反計劃（Different Agency Counterplan）：正方辯題是聯邦政府應當制定消費者保護法案，反方的反計劃是各州政府應自行制定消費者保護法案。
合正方題的反計劃（Topical Counterplans）：該類反計劃符合正方的辯題，但不符合正方對辯題的操作性定義。正方通過操作性定義定義了正方計劃，反方認為除了正方定義以外的計劃都屬於反計劃的空間。例如：辯題是聯邦政府是否應加強外太空探索活動。正方操作性地定義他們的計劃為在月球建立基地，反方認為除了在月球建立基地外都不算是加強外太空探索活動，於是他們的反計劃是在外太空建立多個宇宙空間站。
我個人極不認同此種形式的反計劃，而將此種形式的反計劃視為反方沒有完成不合題的義務。因為正方的合題性只需要滿足眾多合題可能性的一種，這並不意味著除了正方所選擇的操作性方案以外其他的就都是不合題的。如果承認反方這種反計劃，則會導致及其荒謬的現象。例如：辯題我國是否應建立色情特區，正方操作性定義為在上海建一個色特，反方基於此提出的反計劃叫在北京建色特，如果這種反方都能夠算完成了合題性義務，政策性辯論就淪為一種更加無聊的文字遊戲，實在是太沒天理了。
三、關於「反根屬」
反根屬最近大家討論的很多，我覺得這個概念並不是特別值得單獨拿出來用的一個概念，因為任何與措施有關的利益、弊端都需要論證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這也是優勢（advantage）和劣勢（disadvantage）成立的最基本條件，不管正反雙方都需要遵守。而強調這一概念的弊端在於會給有些同學造成「變動成本小於正方的就算修改現狀，可以不用論證反根屬的」錯覺。其實任何的改變都需要證明其同需求之間的因果關係，從而才能夠證明這種改變是能夠滿足需求，解決問題的。
舉例而言，如果開放色情特區的需求是保護性工作者人身安全，反方放出豪言壯語，說通過加強警力，加大管理力度，我們只要消除了地下賣淫現象，就沒有了性工作者，更沒有了他們被暴力侵犯的弊端。然後其措施是每天每個警察多加班五分鐘去逛一逛紅燈區。這種變動成本極小，但也需要論證警察沒有加班5分鐘和弊端之間的因果關係。所以，一般而言，任何對現狀的變更措施，但凡宣稱能夠解決損害，滿足需求的，都要證明根屬性，不僅僅是反計劃有「反根屬」，修改現狀也有「修改措施的根屬」。
最後，我認為，理論的概念只是一種工具，是人類用於某種目的的發明，因而在倡導某種概念的時候必須明確知道進行此種概念劃分的用途和目的是什麼。政策性辯論理論中對於概念的建構，其兩個主要的目的便在於能夠藉助這些概念有效的評判比賽和培訓選手。不同的概念劃分體系如果目的不同都具有合理性，那盡可從設計者的角度說明某些概念在何種場合如何使用。而目前我看到的一些情況，尤其是在年輕的學弟學妹中出現了一個不太好的現象，他們將工具概念本身當作存在實體，彷彿概念不是被發明的，而是有一個「標準答案」從而被人們發現的。而他們的標準答案來源於他們的學長學姐，學長說的就是對的，其他不同的看法就是「學藝不精」，而不去思考為什麼規則、概念應該是這個樣子的。這不由讓我想起了一個親身經歷：
讀大學的時候教研究方法的老師老喜歡考我們：某個變數到底是定距的還是定比的，後來又一次被他煩到了，就問他：老師我只知道絕大多數的時候只要搞清楚變數是連續的還是非連續的，以及非連續的變數中有沒有次序的差別，你把定距和定比兩者分的那麼清，你告訴我社會學研究中什麼模型只能用定比變數算，不能用定距變數算可以嗎？
他徹底啞火了，後來我才知道，他根本沒有用定量的方法寫過論文，所有的理論和概念只不過是他從課本的角落裡找到了一個可以刁難他人的地方而已。
附：辯論與論辯最新英文版中，反方策略中有關根屬性攻擊和反計劃攻擊的段落。感謝 @施雲雯(261323097) 以及 @何定宇 電子書版大家可去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448913.html下載。
I I I . PROPOSITION OF POLICY
NEGATIVE APPROACHES
C. Attack Inherency
Negative teams often use two types of inherency arguments: (1) The status quo has no inherent barrier block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advantage, and (2) the status quo has no inherent gap preventing the attainment of the advantage. Remember that if the affirmative inherency is very strong, it may swamp solvency; that is, no plan may be able to overcome the inherency. Fiat will allow implementation, but not workability. In addition, fiating affirmative action over strong attitudinal biases or disrupting existing governmental structures may result in substantial disadvantages. Finally, if the affirmative has not clearly identified the reasons the plan has not been implemented or the root causes of the problem, it may be missing the hidden disadvantages that are the real reasons the harm continues to exist.
1. Inherency of the Status Quo Barrier.
2. Inherency of the Status Quo Gap.
3. Repairs and Modifications.
Repairs and modifications reflect an affirmative』s failure to accurately identify an inherent harm. They may also offer strategic ways that the negative may defend the status quo but not accept its flaws.
Finally they can help to mitigate the need or advantage the affirmative can claim at the end of the debate.
The negative can use two types of repair or modification arguments: (1) to solve harms and (2) to provide advantages. The repairs or modifications should be relatively few and relatively minor; they have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status quo; there should be ample precedent for such actions; and they must be capable of being put into effect without any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Generally it is a superior strategy for the negative to consider repairs in the form of a counterplan, as this may provide a more consistent advocacy position (counterplan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later in the chapter).

a. To Solve Harm.

This type of argument is used when the negative is forced to admit certain shortcomings in the status quo but believes they can be repaired by status quo mechanisms. Usually the negative first seeks to minimize the harm issues and then presents its repairs. For example, in debates on the law enforcement proposition mentioned previously, some negative teams argued that the laws already on the books were adequate to deal with crime; all that was needed were more funds to provide for better enforcement. They maintained that more funds would (1) provide more 「hardware,」 such as computers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 centers; (2) enable police forces to upgrade by paying higher salaries to attract and retain more able officers and to provide in-service training; (3) provide more prosecutors and more judges, ensuring prompt trials; (4) provide more effective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in prisons; and (5) provide more parole officers to supervise the prisoners after they were released. This combination of repairs—although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laws—w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crime, they argued.
In debates on the 「comprehensive medical care」 proposition, many negative teams made effective use of repairs. If the affirmative limited its need analysis to the claim that 「poor people can』t afford medical care,」 the negative quickly offered repairs to extend Medicare, Medicaid, free clinics, the free care provisions of the Hill-Burton Act, and many other programs. The negative noted that all of these programs existed in the status quo, that they provided ample precede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free medical care for poor people, and that no structural change in any program was required.
In both of these examples, if the negative can show that the amount of money needed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can be obtained without dislocating other government programs, they are true minor repairs. But if the amount of money needed is massive and would require serious tax increases or the curtailment of other government spending, the negative will be arguing 「major」 repairs that might provide the affirmativ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claim that the negative』s proposal will produce significant disadvantag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inor and major repairs is situational. Minor repairs utilize the status quo mechanisms in a way that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lter the status quo or change its structure. Major repairs significantly alter the status quo and may require a change in its structure. A plan that provided f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spend $1 billion more in grants to the nation』s police force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a minor repair. A senator once commented on the scale of federal expenditures by observing wryly, 「A billion here, a billion there, and pretty soon it adds up to real money.」 A $1 billion increase for police by even the largest of cities would, of course, require massive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status quo.
b. To Achieve Advantages.
D. Attack Solvency
E. Prove Disadvantages
F. Develop the Counterplan
The counterplan is a strong negative strategy because it releases the negative from the need to defend the status quo and it shifts some of the argumentative ground in the debate to the negative. The counterplan is a plan presented by the negative—one that is competitive with the affirmative』s plan and is a superior policy alternative. Acceptance of the counterplan mandates rejection of the plan, and thus a negative decision. Negatives may offer a counterplan as a superior way to solve the affirmative need or as a superior policy that would be blocked by affirmative plan adoption. A benefit of the counterplan is that it may offer a way to solve the affirmative problem that uniquely avoids the disadvantages offered by the negative.

1. Competition.

The counterplan must compete with the affirmative plan or it is not a reason to reject the plan. Competition may be demonstrated in several ways.

a. The Affirmative Plan and the Counterplan Are Mutually Exclusive.

This means that the plan and the counterplan cannot simultaneously coexist. Here』s an example: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some argu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withdraw its troops from Eastern Europe. They maintained that, because the Cold War was over, the troops were no longer needed, and the money saved could be used to reduce the national debt. The negative team disagreed with the affirmative』s justification and offered a redefined justification. It noted that the Cold War may be over but claimed that the threat of war was greater than ever. As a counterplan against this case, it argued that America should increase its troops in Europe. It held that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created a volatile situation and that wars might break out in the newly liberated nations. The presence of increased U.S. military forces in Europe, it maintained, would be a deterrent to such wars. It argued that, whe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plan and counterplan were weighed, there was a net benefit in favor of the counterplan. Obviously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simultaneously withdraw its troops from Europe and increase its troops in Europe. The plan and counterplan are mutually exclusive.
The affirmative may seek to illustrate noncompetition of the counterplan by permuting its plan to adapt to the counterplan and argue that adoption of both the plan and the counterplan is feasible. A permutation is a test of competitiveness; it is the illustration (not the advocacy) that the plan and counterplan can be combined. The affirmative will win if it can establish that the plan and counterplan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and that adopting both is superior to adopting the counterplan alone.
b．The Counterplan Alone Is Superior to Simultaneous Adoption of the ffirmative Plan and the Counterplan.
It is often impossible to construct a counterplan that cannot simultaneously exist with the affirmative plan. Another measure of competition is the net benefits standard. Here the negative seeks to demonstrate that it would be better to adopt only the counterplan than it would be to adopt the combination of counterplan and plan. This might be the case if the counterplan better solves the affirmative need. In addition, the counterplan alone may be superior if it uniquely avoids disadvantages presented by the negative.
Formula for Net Benefit
CP &> CP + P (the counterplan alone is better than the counterplan plus the plan)
For example, the affirmative might argue that heart disease is the nation』s leading killer and so we should appropriate $1 billion for research on heart disease. The negative might argue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spent billions on heart disease, but with only modest results. AIDS, it might maintain, is a more urgent problem and so we should spend the $1 billion on AIDS research. An affirmative meeting this counterplan might agree that both diseases are terrible and permute its case by proposing the appropriation of $2 billion for research: $1 billion for heart disease, and $1 billion for AIDS. If the affirmative can show that simultaneously adopting its plan and the counterplan is possible (they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and more desirable (they provide a greater net benefit) than adopting the counterplan alone, it will win. Given the size of the federal budget, it probably would be possible to add $2 billion without making disastrous cuts in other desirable programs or raising taxes to a level that would damage the economy. For the negative to win, it must establish that funding AIDS research alone would provide a greater net benefit. It could do so if it could demonstrate that funding in excess of $1 billion would be uniquely disadvantageous. In meeting affirmative permutations of this sort, the negative must be able to argue permutation standards and present good reasons that the affirmative cannot permute its case to include the counterplan or prove that the counterplan alone is superior.
The negative may establish that its counterplan is nontopical and mutually exclusive in a number of ways. It may argue that the counterplan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a different level of government than the resolution calls for (for example, the states rather tha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r that a different agency should carry out the counterplan (for instance, it should be voluntary rather than mandated by law), or that finite funds should be used in a different way (for example, the funds available for space research should be used to send a probe to Mars rather than to Venus). In debates on the mass media proposition, negative counterplans often called for a voluntary agency such as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 (NAB), rather than an agency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regulate television. Similarly, in debates on the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proposition, some negative counterplans called for action by the states rather tha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 wide range of mechanisms is available to the negative for developing a nontopical counterplan; these will be discussed in the section 「Topical Counterplans.」 In fact, once the affirmative has operationally defined the resolution, almost any mutually exclusive plan can constitute grounds for a counterplan.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problem area of the proposition and its context will help the negative choose the most effective one.
The negative has to demonstrate that its counterplan provides the best balance of risks and advantages when compared to the plan of the affirmative. In debates on the mass media proposition, negatives calling for the NAB to regulate television violence often argued that the risk of loss of First Amendment freedoms would be reduced if a voluntary agency, and no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regulated television violence. On the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proposition, negatives using a 「states」 counterplan argued that the states rather tha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hould regulate a particular consumer product. If a plan turned out to be undesirable, less harm would be done than if the plan were nationwide. And if the plan turned out to be desirable, other states would adopt it.

2. Integration of the Counterplan.

Advocates using the counterplan negative case must carefully integrate their positions. Although the counterplan should be planned in advance, the decision to use it in an actual debate usually should be made only after the first affirmative presentation. Because the counterplan has to be perfectly adapted to the specific affirmative case under attack, this adaptation frequently requires a good deal of during-the-debate coordination by the negative speakers. Not only must they integrate their counterplan with the needs or goals as they have redefined them, they also must carefully integrate their indictment of the affirmative plan to make sure one speaker』s plan attacks on the affirmative cannot be applied with equal force to the counterplan.

3. Conditional and Dispositional Counterplans.

The conditional counterplan is a counterplan offered as part of an if-then statement by the negative: If the status quo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then the counterplan can; or, if the counterplan fails, we will rely on the status quo. In developing this type of case, the negative argues that (1) the status quo can solve the problem, and (2) if the status quo can』t solve the problem, it will advocate the negative counterplan. Such a strategy allows the negative to discard advocacy of the counterplan or the status quo depending on how the argumentation plays out in the debate.
Student debaters should consider two important constraints before selecting this approach. First, the time constraints of academic debate may make it extremely difficult to adequately develop both the defense of the status quo and the counterplan. Second, conditional arguments have to be presented with great clarity. This requirement for clarity, when combined with the difficult-in-itself counterplan, makes for a doubly complex problem for the debater.
The negative may also offer its counterplan as a dispositional counterplan. This is a special type of conditional argument in which the conditions for advocacy are predetermined. If a counterplan is dispositional, the negative may abandon advocacy of it unless it is turned—that is, unless it is compelled to answer disadvantages to the counterplan.

4. Utopian Counterplan.

In developing the utopian counterplan, the negative typically mandates in a single plank that the nation or world will be arranged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anarchy, world government, socialism, authoritarianism, or some other future strategy and claims that this strategy will better solve the problem tha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r whatever agency of change is provided in the proposition under debate.2 In debating the 「guarante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proposition, some negative teams using a utopian counterplan argued that a Socialist government rather tha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ould better provide such a guarantee. In debat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exploration and/or development of space」 proposition, some negatives used a world government utopian counterplan.
For the negative the attraction of utopian counterplans is twofold: (1) Utopia is defined as 「a place of ideal perfection, especially in laws, government, and social conditions」—certainly a desirable locale for one』s plan—and (2) the utopian counterplan may be the ultimate generic argument in that it can be applied to an almost unlimited variety of affirmative cases.
Note that some judges object to utopian counterplans and are easily convinced to vote against them. They hold that such counterplans are topiclimitless; that is, they may be used against any affirmative policy and so are of dubious educational value, because debaters using them no longer have the incentive or need to research new topic-specificarguments.

5. Topical Counterplans.

Once the affirmative has operationally defined the resolution, almost any mutually exclusive plan may constitute grounds for a counterplan. Thus a topical counterplan is one that might be used as an affirmative plan under some definitions of the resolution but is nontopical with regard to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the affirmative has chosen to use. Put another way, the affirmative, by offering its plan, sets the parameters for the debate, defining the resolution as its plan; thus anything that is not the plan is nontopical.
The negative may use a topical counterplan if the affirmative operationally defines the resolution as its plan. In debating the proposition 「Resolv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exploration and/or development of space beyond the earth』s mesosphere,」 the affirmative had a wide range of possible plans. One affirmative said, 「We define 『increased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mea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establish a manned colony on the moon.」 The affirmative went on to provide a detailed statement of the plan and cited the advantages that would flow from the plan.
A negative team meeting this case eagerly accepted the affirmative』s definition and claimed that, because the affirmative had operationally defined the resolution as 「establish a moon colony,」 anything other than a moon colony was inconsistent with the now-defined resolution and available to the negative as a counterplan. The negative then presented as a counterplan the plan it used when it debated as an affirmative team. Specifically it calle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establish a number of manned and unmanned space stations to detect and provide early warning of approaching extraterrestrial aliens. It also provided a detailed statement of its counterplan and advantages.
The counterplan was, when presented as an affirmative case, clearly topical. The negative argued that the counterplan was clearly nontopical with regard to the resolution as defined by opponent』s affirmative plan. The negative went on to argue that the plan and counterplan were mutually exclusive because each would cost over a trillion dollars, and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fund both simultaneously. The negative maintained as well that its counterplan provided net benefits. The affirmative claimed economic advantages from the moon colony. The negative claimed that early-warning space stations would save humankind from destruction by hostile aliens.
Wise debaters find it desirable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such counterplans, because even if they do not decide to use them, they may encounter their like.
6. Other Counterplans.
Other forms of counterplans include (1) the delay counterplan, (2) the exceptions counterplan, and (3) the plan-inclusive counterplan. The delay counterplan advocates waiting some period of time before adopting the affirmative plan. The rationale for delay is based on avoiding a disadvantage that would uniquely occur from immediate plan adoption. The exceptions counterplan advocates that the plan be adopted but that some jurisdiction or group of people be excluded from the plan mandates. For example, during the civil rights debates negatives advocated that affirmative plans be adopted but exclude regulations that would apply to Puerto Rico, Japan, or Native American jurisdictions. These counterplans claimed to avoid disadvantages unique to those groups or states so regulated. Both of these counterplans were types of planinclusive counterplans, which incorporate the good portions of the plan into a competitive counterplan.
7. Counterplans and Fiat.
It is generally (but not universally) accepted that negatives have some ability to assume fiat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ir counterplans. One approach to negative fiat is to assume that it is reciprocal: If the affirmative can fiat federal government action, so can the negative. Another is to assume that the negative』s fiat ground is based in alternative agents: If the affirmative us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negative can use the states or the United Nations. Remember that fiat is not a magic wand, that fiat must assume some normal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and that one cannot fiat workability.
8. Counterplans and Presumption.
here are also several ways to view the convention of presumption as it applies to counterplan debates. In a debate in which the negative defends the status quo,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presumption favors the negative. But what happens if the negative defends a counterplan? One well-accepted theory holds that presumption lies with the policy incurring the least risk or the lesser change. Another is that presumption always opposes the resolution. Some traditional theorists would argue that, when the negative chooses to counterplan, it abandons presumption, which then ceases to exist or shifts to the affirmative. All of this is debatable, but it is worthwhile for the negative to develop an argument for why it retains presumption with a counterplan.
G. Developing the Kritic (Critique)
EXERCISES

鏈接http://blog.renren.com/blog/232514387/797470993?bfrom=01020340000

結束。

@Phantom 和匿名用戶引述的資料有點老，我來說點比較新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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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前圈裡討論這個問題時，有個致命的認識不足使得結論普遍都不成熟

當時大家對「根屬性」的理解集體存在認識偏差。哪怕知道根屬性是「需求（弊害）」與「現狀」之間的聯繫，在意識里仍將其同特定的「手段（resolution）」進行聯繫。從而，根屬性的定義從「現狀與弊害之間的因果關係」，被錯誤地理解成了「弊害與缺乏特定新政策（即辯題）的因果關係」。

直到數月之後，徐純的文章發表，大家普遍贊同，這才就根屬性的認識達成一致。順帶的，許多原先有爭議的難題也就迎刃而解，這也是為什麼徐純那篇文章在圈裡如此為人稱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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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評判實踐中，以「變動成本」劃分是最簡單的操作辦法

由於國內的政策性辯論普遍採取台灣引進並進行本土化之後的「標準奧瑞岡」賽制，發表一個完整的立論時間由「美國標準賽制」的兩輪共18分鐘，被壓縮到了「台灣奧瑞岡賽制」的一輪共5分鐘。這就使得正反雙方立論結構的複雜性大為降低，其結果是：正方一辯的時間只夠完成一個方向的初步舉證責任，即單一需求性下的一套合、需、根、解。

而反方提出反計劃，幾乎也完全是建立在「認同正方需求和根屬」，轉而在解決力和損益比的層面論證己方計劃更優的模式上的。

換言之，理論上提出反計劃的反方應當論證「不合題性」、「反需求」、「反根屬」、「反解決力」，只不過在國內比賽的一般情況下「反需求」=「正需求」；「反根屬」=「正根屬」。因而，持「反計劃」立場的反方只需要論證其反計劃的「解決力」即可通過初步舉證。

在這種情況下，由於「修改現狀」也需要證明「修改現狀」的解決力，因而反方修改現狀失敗和反方反計劃初步不成立的條件是一致的，即「反方的修改方案缺乏解決力論證」，此時區分反方持「修改現狀」還是「反計劃」立場的唯一意義在於：

當正方初步不成立，而反方也缺乏解決力論證時，若反方立場為「修改現狀」則毫無爭議判反方勝；若反方立場為「反計劃」，則需要進一步區分，如反計劃的變動成本大於正方則判正方勝，如反計劃的變動成本小與正方則反方勝。

唯一事關勝負判斷的，是「正反雙方誰的變動成本更大」。

因此將「修改現狀還是反計劃」、「反計劃還是正計劃變動成本更大」、「變動成本更小的一方是否因享有推定優勢」這三個問題，簡化成「變動成本更大的視為反計劃，不享有推定優勢」這一個簡單清晰的判罰原則，是合理且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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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動成本說」的局限之處

前面說了，國內基本上所有持反計劃的反方都是建立在認同正方需求的基礎上的。然而在國外的比賽中，出現反計劃有兩種可能性：

1. Negatives may offer a counterplan as a superior way to solve the affirmative need.

反方提出反計劃作為解決正方需求的「更優先方案」。

2. Negatives may offer a counterplan as a superior policy that would be blocked by affirmative plan adoption.

反方提出的「更優先方案」被正方計劃所阻礙。

第二種情況極其罕見，指的是：反方提出一個有別於正方的、全新的「需求性」，極其所關聯的一整套「需根解損」。這種情況下反方認不認同正方的需和根都可以，只是認為正方計劃的實行妨礙了解決更重要的弊端、獲得更大的利益。舉例而言：

背景：某公司業務轉型，庫存量銳減，空出一間倉庫，會上就此進行討論。

正方：公司員工下午肚子餓（需），周圍連個叫外賣的地方都沒有（根），所以搞個喝下午茶的地方吧（解），大家加起班來會更有動力呢（優）。

反方：我覺得應該搞個健身房（反解），大家工作沒精神（反需），主要是沒人強迫他們進行有效體育鍛煉（反根），搞了健身房以後規定每天跑步那工作效率還不蹭蹭往上漲（反優）。

此時正方和反方的「需根解損」完全是不同的東西，所以像「反方根屬」（即洪一瑋說的反根屬）以及「反方需求」、「反方解決力」、「反方優勢」的概念在這個角度上是成立的。只是從來沒人提出來這麼用。

在這種情況下，反方的變動成本有可能比正方更小，如果因此就把反方視為「修改現狀」就意味著不對「反方需求」和「反方根屬」有初步舉證要求。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也是「變動成本」說行不通的地方。

最後再次強調，如上所說「非單一需求性」的打法在美國的標準政策性辯論賽制中是可行的，但也不多見。國內打台灣奧瑞岡的各位同學請勿輕易嘗試，5分鐘內做完多套需根解損而初步成立的可能性，絕對是小概率事件。

謝邀，吳家麟說的很清楚了

一、我有沒有水平我是不知道的

二、沒有反根屬這個說法

三、承認10年的時候對根屬性了解受台灣人的影響，有所偏頗（所以還是要看原典），之後的理解，徐純的文章說得很好，沒什麼要補充的，但是徐純註銷了人人，誰有的請帖出來

四、我現在看反計劃和修正現狀的區別，一樣按照變動成本來看

五、當年的分歧是，當反方採取反計劃的時候，在正反雙方打平的時候，或者是雙方都沒有完成初步舉證的情況下，應該怎麼判輸贏。我認為反方變動更大，所以反方承擔的風險更大，所以判正方勝。上大傳統認為即使這樣也應該判反方贏。這個分歧的根本是，在這裡我採取的是policy maker典範，上大傳統是核心議題典範罷了。

轉載自洪一瑋先生的日誌

原地址：http://blog.renren.com/blog/266094458/772456026?bfrom=01020110200

這是回應劉傑的帖子後附討論的短文，要了解起因的請看：
http://blog.renren.com/blog/261255498/772376559?from=261255498#id1851891073

所謂修改現狀，嚴格說來叫做小規模修改現狀，和維持現狀一樣享有推定優勢。「小規模」的意思就是，他對於現狀的修正，價值上是基於對現狀內涵價值的認可「admission」而進行的改進「improvement」，在實際操作上，是「現狀不合算，改改更健康」的路數。

所謂反計劃，不享有推定優勢，需要論證反根屬。其價值上，是基於對對現狀內涵價值的反對「objection」而進行的主張「claim」，實際影響上，是「現狀不可取，改革是必須，爾方太荒謬，我法定大局」的路數。

所以，如果反方一旦改變現狀了，非常容易判斷他是反計劃，還是修改現狀。只要問他兩點:

如果現狀不改變，你在價值上認同嗎？

如果現狀不改變，損益比上，你會潰不成軍嗎？

對於進行修改現狀的反方，如果他可以認同現狀的內涵價值，並且即便不改變，他們的各項主張論點也可以講得通，損益比上也不至於太差，只是沒有改變來的合算而已，那麼這就是小規模修改，可以享受推定優勢。

反之，如果他主張的價值和現狀內涵的價值有衝突，或者如果現狀不修改，他們的論點講不通，損益比上一敗塗地，那就是反計劃，不享有推定優勢，必須論證反根屬。兩居其一，就是反計劃，兩者都不犯，就是修改現狀。

說清楚上述準則之後，再來看原帖中各位的問題
1，針對劉傑的問題，所謂改變現狀成本大小和反計劃之間建立關聯規則，是沒有道理的。如果正方的計劃是鬧翻天的改變，反方的也是。只是正方鬧得略為凶一點，反方就變成享有推定優勢了？這是荒唐的。只要反方一旦反對了現狀內涵的價值，對於現狀的損益比守不住了要引入核心改變，這就是推翻現狀，當然是反計劃，不管他和正方計劃改變程度和成本的大小比較如何。
合題，根屬之類的定性問題，好比是及格性考試，和雙方的辯論互推過程無關。解決力和損益比才是定量比較問題，好比競爭性考試。你的觀點是把及格性變成競爭性，這是不對的。保守主義的立場是合乎美式經典立場的，我贊同你的思路，但是現狀/辯題的組合辨析規則的捍衛更加體現保守主義立場，其等級比你講的問題更高。
2，吳舉的醫保的例子，是個好例子。改社保可能是修改現狀，也可能是反計劃。就要用我講的兩個準則去衡量。如果醫保不改，維持現狀就是找死，損益比上潰不成軍了。那麼這種醫保的大改，就屬於反計劃。如果醫保不改，有點勉強，改了更說的通一點，那麼則是修改現狀。
3，對於其他人討論的需求性問題，是否承認正方需求，和反方是否主張了反計劃不相關。反計劃的「反」，是反現狀，而不是反正方需求。反方完全可以建立一個徹底反對現狀價值和制度，但是合題的反計劃，其主張的需求性和正方完全不一樣。如果比賽變成這樣，那就要看雙方的合題性，需求性，正反根屬性和解決力是不是都能夠初步成立。如果都過關，那最後就是大混戰，雙方血拚損益比。這其實已經違背了政策性辯論的初衷，變成了一出鬧劇，但是確實規則允許的。好比籃球賽最後變成故意犯規拖時間大戰，不符合體育精神，但是沒有違反比賽規則。

作為學弟，我是不同意洪一瑋學長關於反計劃的觀點的

所謂反計劃，不享有推定優勢，需要論證反根屬。

初步舉證中的根屬性，指的是現狀弊害是否根屬於現狀制度，所以反計劃沒有論證反根屬一說。當反方執行反計劃改變現狀時，相當於承認了正方的根屬，如果有「反根屬」來抗衡正方的根屬性，那麼不需要計劃，正方已經告負。

」反方完全可以建立一個徹底反對現狀價值和制度，但是合題的反計劃，其主張的需求性和正方完全不一樣。「

反計劃的第一個要求，就是不合題，因為只有不合題，才能讓正方的政策無法執行。如果合題，意味著正反雙方的政策可以同時進行，那麼正方依然獲勝。這也就是為什麼，單純的反方方案比正方更優，不能使反方獲勝。

而在我的觀點中，修正現狀所要攻擊的是正方的根屬性，即「現狀的弊害並不根屬現狀制度」，但此時也意味著反方承認了這些弊害切實存在，所以需要提出不改變制度的解決方案。此時，反方依舊享有「現狀推定」的推定優勢。

而反計劃，意味著反方承認現狀的弊害存在且根屬於現狀制度，但有和正方不相容且更好的解決方案。

我舉個例子來說明問題吧，不是很嚴謹，主要在說明問題。

比如，「應不應該對強姦慣犯進行化學閹割」

正方認為，對於強姦犯，目前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刑罰太簡單了，要化學閹割，才能震懾住這些人。

這時候反方告訴你，我方也覺得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不好，但是呢，也沒你想像的那麼不可救藥，怎麼辦？反方主張，把刑罰調整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加重一些就好了。【畢竟化學閹割還是不太人道呀~】

——這是現狀修補

而另外一種，反方告訴你，我們也覺得目前的自由刑實在是不能震懾住強姦慣犯，但是您方的化學閹割也不是很好。我方覺得，還是物理閹割吧！【這樣才能真正的震懾住他們呀~】

——這是反計劃。

共同點在於，兩種方法都需要提出具體怎麼做，然後進行利弊比較。【例如上面的方括弧就是利弊比較】

區別在於，一者對於現行政策進行微調。一者是對於提出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政策。

個人感覺，現狀的修補優勢在於變更成本小，且論證義務小。反計劃優勢在於可以吃下對方的所有前提，逼對方和你利弊比較。而這一塊的準備，有可能對面就拼不過你。畢竟你提出的新政策，而對方的政策你也清楚，而你方提什麼新政策對面是不太能清楚具體細節的。正方會有些難受~

具體如何運用，就要看具體辯題了~

占坑。

前幾天剛討論過這個問題，本來想分享下我的理解，結果舉例子的時候又把給自己搞糊塗了【捂臉】，向前輩請教後再回來做答(? ??_??)?

算了還是讓我先佔坑好了￣﹁￣

挖墳掘墓加鞭屍啊，好熱鬧=w=

=====≠=英雄電影的部分==========

劇情大體是，某一自認為很有水平的生物為了證明自己有水平，寫了一些看起來很有水平的東西，但是說了一句很沒有水平的話「反方所采新制度之變動成本高於正方計劃時，視之為相抗計畫；不被評價為相抗計畫者一律視為「維持現狀」。」（哇噻，還是繁體字哦～～）然後，勇敢的少年為了地球的正義和宇宙的的和平，勇敢的和來自異次元的生物搏鬥。最後，在銀河系大法官的幫助下，異次元生物回家了。雖然世界沒有被破壞，但是我們的主角損失了一些腦細胞。

一般情況下，世界上主要有兩種人——男人和女人。男人一般都喜歡女人，女人一般都喜歡男人。但是我們並不會用喜歡男人還是喜歡女人來判斷一個人的性別，因為還有喜歡男人的男人和喜歡女人的女人。除非勇敢的動刀子，男人一般不會變成女人，反之亦然。所以，當有生物站出來說「身高超過160cm的是男人，沒有超過160cm的我統統都認為是女人」的時候，我會很欣喜地說：「看，外星人耶～」

但終究男人不會因為身高不夠就變成女人的，但、這位異次元的朋友卻指著身高不足160cm的男人說「你長錯了，我來給你切了吧。」所以他就不只是「外星人」，而且是「準備毀滅地球」的外星人了。多麼的不和諧。

在朋友圈刷到他的（DEMACCA ）這篇長文，爬過來看；果然東西比較豐富（呵呵噠）；

什麼反需求，反根屬，反解決勞資都看暈！有這麼難嗎？需要創造新名詞，吐血；作為學長，師長難道不是想辦法把東西研究透了，然後用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的語言傳播出去嗎；東西說的艱澀難懂一點也不了不起（哼）

通常情況下的：需、根、解、損操作：正方證明：現狀需要改變，找出問題根屬原因，說明政策的解決力，衡量新政的損益比（這是正方的打法，其實這個方法何止打奧瑞岡，各位寫論文，在公司搞策劃，擬方案，不大多都是依循這樣的套路嗎），當然國家政策也這樣出來的呀！！！！反方的思路當然就是：現狀沒有糟糕到需要改變，（質疑需要性）；如果反方這個讓給正方，就去檢查問題是不是根屬----——通常問題不根屬，也會影響到：解決力，因為沒有對症下藥，當然政策無效，但解決力有瑕疵不純粹可能是由不根屬導致的，也有可能是政策設計有問題，配套措施不合理等（所以：不根屬肯定沒有解決力，沒解決力或者解決力不夠不代表不根屬），如果前三項都讓給正方，但是認為正方的政策不是最優，才是最後就是硬拼損益比：（或者是認為正方不根屬，沒有解決力，但現狀需要改變；這個時候反方的思路是就要看他對正方的立場同意到哪個部份，對於不同意的部份需要做出舉證責任）

依照反方不同的立場讓步得出三個打法：維持現狀（沒有需要性，或者需要要性不足以支持改變現狀），修改現狀（有需要性，但需要性又介於沒有與特別需要之間的中間地帶；目前的問題只需在原有政策做稍修改即可，意思，這裡不僅僅可以從需要性下手，有的時候也有可能是問題不根屬導致的，有需要性但問題不根屬，真正根屬的原因，又沒有嚴重到需要執行新政策，作相應修改即可），相抗計劃；所以：相抗計劃與修改現狀，是在同意正方需要性的前提下，對根，解，損三個因素反對程度上的區別（三個打法，對於反方的舉證責任也是從：輕微，普通，較重），而反方享有推定利益（三個打法，也是從：全部，輕微，沒有；依次排序）

如果你看不懂，證明你程度太低了

因為這已經是最簡單的描述方式了

笨蛋就不要玩奧瑞岡了

還有就是不要隨便抖機靈誤人子弟

玩點什麼不好，非要在這個上面浪費青春（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