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紀傳體史書在古代如此盛行？

01-05

個人一直感覺史書還是編年體給人更直觀的感受。而紀傳體在人物關係上還是比較容易搞混的。（高中生觀點，求輕噴～）

謝邀。

中國古代史書的體裁有三種，分別是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

編年體以時間為核心，它能夠有效地顯示出歷史發展的時間線索，但卻割裂了人物和事件，一個人物的事迹，往往散見於數十年的記載之中，被眾多的其他事情和人物所淹沒。對於一個事件的記載也是一樣，往往被其他時間所分散割裂。

紀傳體以人物為核心，它能夠集中體現具體人物的事迹，但卻割裂了時間和事件，在時間上前後參差，而同一事件也被分割於不同人物的傳記之中。

紀事本末體以事件為核心，能夠較為集中地體現一個歷史事件的全貌，但卻割裂了時間和人物。

因此，這三種史書體例確實各有優缺點，那為什麼二十四史卻全部採用了紀傳體，成為了古代史書的主流呢？

那是因為二十四史所採用的紀傳體，並不是單純的紀傳體。

大家都知道，二十四史所用的這種史書體例，是《史記》首創。那麼《史記》的體裁是什麼，我相信大家都能說上來，那就是：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

你看，所謂紀傳體的《史記》中，包含了這麼多東西。

本紀是什麼？很多人可能會說：那就是皇帝的傳記唄。

錯。本紀絕不是（或不僅僅是）皇帝的傳記。

這點從《史記》上還看得不是很明白，我們去看《漢書》以下的各正史，就很清楚了。舉個栗子：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行三銖錢。

夏四月己已，詔曰：「古之立孝，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即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五月，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
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其省萬人。罷苑馬，以賜貧民。」

這是《漢書》中的《武帝本紀》，大家看看這是在對漢武帝的傳記嗎？不是，當然不是。這是記載了漢武帝剛即位的建元元年一整年的事情，但裡面都是朝廷的詔令什麼的，冬十月發了什麼詔書，二月發了什麼詔書、五月發了什麼詔書，七月發了什麼詔書，至於漢武帝個人的事迹，對不起，沒有（或者說很少）。

而且，大家看這個體例，這尼瑪明明是編年體啊。

所以，本紀並不是皇帝本人的傳記，而是這個皇帝在位期間，國家大事的一個提綱，然後將這個提綱按照時間順序進行編纂。這是什麼東西呢？如果在單位做過文秘的同學或許很眼熟，——對，這就是TMD大事記啊。

當然，《史記》中的本紀還包括有許多皇帝個人的私人行為，那是因為《史記》為初創，體例並不嚴密。從《漢書》開始，本紀基本上就拋棄了皇帝個人的私事，而成為國家那一時期的大事記了。

所以，本紀從本質上來說，就是編年體的大事記。

世家為《史記》所獨有，後世正史極少有編纂的，暫且不說。

表是什麼？我們現在寫論文，做PPT，在數據處理上，哪種方法最有效、最直觀？答案當然是：圖表。

是的，表就是這個東西，《史通》所謂「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舉目可詳。」對於一些零散而重要的史料，敘無可敘，棄又不可，這時候用表來處理它們，眉目既清，事實又備。所以表實在是太史公一大發明，此後二十四史，無不對錶重視非常，廣泛使用。

書是什麼？書就是專業論文啊。一些制度性的、沿革性的、學術性的東西，它即不和時間相關，也不和人物、事件相關，這時候就必須對它進行專業的論述，這就是書。——當然，在《漢書》以後的正史中，則改稱「志」。書志對於歷史來說，其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一個朝代的官制、經濟、區劃、水利等等，是政府能夠存在的制度性的基礎，所以必須對他進行專門的論述。但這種專業論文在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中就很難體現，只有在正史中存在。

所以，我們看到，所謂「紀傳體」的史書絕不僅僅是紀傳體的，它其實是將編年體（本紀）、表格、專業論文等各種信息處理方法融為一體的。也只有這樣，才能全面的反應一個時代的全貌。

但相對而言，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就不能這麼做。

這也就是紀傳體史書成為中國古代史書主流體例的原因。

高票回答有道理，但流於表面。中國古代史家之所以選擇紀傳體作為史書撰寫體例，有很深層的原因。我來知乎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為什麼二十四史都是紀傳體？又為什麼將二十四史稱為正史？ - 橋東里的回答其實和這個問題一樣，那我就直接搬過來吧——

其實這個問題只要回答「為什麼《史記》是紀傳體」就可以了——《史記》對之後史書的影響之大不用再說。

那麼，為什麼《史記》要寫成紀傳體呢？

各種答案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往深了看，還是離不開思想史發展的大勢。這才是最根本的。

胡寶國在《漢唐間史學的發展》一書里談到了這個問題，簡單地說，是因為「人之發現」。@王小鷹引用錢穆那幾段話是非常有眼光的，胡寶國在書里也引用了，他評論說：「由諸子而發現歷史中特別看重人的事實，這就把思考引到了正確的軌道上來。因為以『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史學著作之所以出現，一定是因為對『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有了新的認識。」

回顧歷史，商人事鬼，周人重人，春秋則是「人之發現」的時代，這導致了人們對「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產生新的認識。胡寶國說：「人重要，國之興衰在於人。這就是春秋末年、特別是戰國以來人們的認識。司馬遷說：『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這種觀點與戰國時代的認識一脈相承。既然國之興亡在人，既然人是歷史的主體，那麼以人物為主的紀傳體《史記》的出現就應該是可以理解的了。」

大致如此。

紀傳體是所以在古代如此受重視，首要原因是官方推薦。官方確定的二十四部正史，都是紀傳體史書。紀傳體史書因而受到重視。其次，紀傳體史書實質上是一種綜合體史書。本紀、列傳、世家這樣的人物傳記基本上都是編年體，以具體人物為中心專門記載與此人相關的歷史事件，並在文中或者是文末加上關於此人一生功過的評價，能夠非常詳細地記述歷史上影響比較大的人的事迹和對國家的影響。表以譜牒的形式，條理歷史大事，能夠簡明扼要的將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表述清楚。書志，以事為類，主要記載各類典章制度的發展過程和有關自然、社會各方面的歷史，對於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有幫助。紀傳體諸體交相補充，互相配合，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較之於編年體史書，紀傳體史書有如下特點：便於考察各類人物的活動情況，而且具有範圍更加寬廣的歷史容量，便於通觀歷史發展的複雜局面，還便於讀者閱讀。編年體史書雖然以時間為軸敘述歷史，時間的先後順序和起因結果都非常明晰，但是歷史上主要人物的具體情況和一生功過、影響、社會和自然狀況的演化方面的資料就顯得非常單薄，有時候為了敘事方便，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就會一帶而過，甚至乾脆不寫。於是就會給後來讀史和研究歷史的人帶來很大的困惑。

1. 由於封建時期盛行的「英雄史觀」，所以紀傳體史書比較多。

我覺得，就像今天人們大部分都認同「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歷史發展有一定的客觀規律可循等等基本的歷史發展觀點一樣，古代的人們也有當時價值觀、世界觀指導下的歷史觀，比如說普遍認為英雄創造歷史、朝代更替受天命支配等等。

史學家再牛X，也擺脫不了時代的局限，他們或許就認為，歷史就是由那些少數的英雄般的人物創造的，沒有他們，還有什麼歷史可寫？所以作出的史書上，就成了一部人物誌。

2. 史學家受時代的局限，比較狹隘和保守，或許是造成編年體史書較少的一個原因。

我覺得可能編年體的不太好寫吧，古代的政權交替頻繁，每一次政權更迭都會毀掉前朝的很多資料，而且好像是史官寫史都不會把本朝寫進去，這樣斷斷續續的，不好寫。

另外，這也體現了當時史學家治史的另外一個局限性，很少人能跳出朝代的框架，從宏觀上審視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從中發現歷史發展和社會進化的客觀規律。

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梁啟超說:「歷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幾無歷史」。在他看來﹐大人物「心理之動進稍易其軌﹐而全部歷史可以改觀」。 -----百度百科《英雄史觀》

請認真閱讀劉知幾《史通·二體》篇。

個人認為，中國的史書，比如二十四史，並不僅僅是史書，而更像是文學作品。其中人物性格栩栩如生，細節描寫準確到位，情節曲折多變，幾乎如同故事書一樣。

以《史記》為例，大多數人都學過的《鴻門宴》。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范增數（shuò）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庄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擊。

司馬遷這一段文字，把劉邦、項羽、范增、張良四個人的坐的位置，席間的對話，范增的小動作以及項羽的反應，甚至包括范增對項莊的耳語（從內容來看，可以想見范增不可能用很大的聲音來說），都描述得清清楚楚，好像司馬遷在現場一樣。幾乎就是小說家講故事的手法。

如果寫成編年體，大概是這樣（現代人視角）：

公元前XXX年，劉邦、張良到鴻門去見項羽。項羽宴請劉邦。范增席間想害劉邦，被項伯阻止。

而寫小說，顯然是寫人物。沒有人物詳細刻畫，只有年代記述的小說，顯得像是流水賬而非故事。如果寫成上面那樣，這樣還有人物嗎？還生動嗎？好看嗎？

以上。

編年體要面對一些問題，比方說，許多史料其實是不清楚具體發生時間的，那麼在安排這些史料的時候就很令人頭疼。到了紀傳體，這些零散的史料時常以「初，某某人幹了什麼什麼」這樣的形式安插入人物傳記中

再者，由於編年體零散的特徵，必然就要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事件的因果關係難以體現

某年誰幹了什麼事，次年，被貶或被殺。在編年體中，這兩件發生於不同時間，必然是分隔開的，那麼，這兩個事件之間是什麼關係呢？某人被貶或被殺，究竟與他去年乾的那件事有沒有因果關係？很難說。

然而，當用紀傳體去敘述時，對於因果關係的處理就能做到比較清晰明確了。

一個太史公等於塔西托加普魯塔克加修昔底德，紀傳體是包含了編年史和英雄傳記，歷史論文的

自己嘗試著用編年體的形式記錄熟悉的一段歷史就懂了，差不多會瘋掉。

編年體看似邏輯清晰，實則不然。歷史是眾多事件構成，編年體在每次記錄事件時都需要重複交代人物背景關係，否則很難看懂，同理對事件的因果關係也需要重複敘述。對作者與讀者都是種折磨。

紀傳體對春秋筆法和塑造人物很有用，一些不利於塑造的材料，可以扔到別人的傳里去。另外，不同的傳也可以記錄幾種不同的說法。以上淺見。

猜測是因為二十四史後期大多數都是由多人共同編纂。用紀傳體可以使不同人寫的內容之間相互印證，減少出錯。

跑個題，現在也是紀傳體盛行啊。大眾看歷史只是為了好玩，不為深究。

況且，古代活動不多，一個說書的能給你講編年體？不合理吧？

因為好寫，並且好看

只有紀傳體能做到文質彬彬

個人以為，為什麼紀傳體在古代盛行呢？因為紀傳體其實就是一個個短篇故事集啊！譬如《項羽列傳》有霸道總裁項羽，有柔弱易推倒美人虞姬，還有項羽從一介匹夫到天下霸主的故事。簡直是一個個草根青年的偶像故事，誰能不愛看。你看看現在流行的那些《斗破蒼穹》、《誅仙》不完全也是這套體系嗎？

所以，不是愛看紀傳體，而是紀傳體剛剛好是人們愛看的故事集體裁而已。

除了所謂的體例問題，紀傳體可以論述更多內容以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即紀傳體史書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證史家的安全，以及史家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證公平性和公正性，也可能使為尊者諱的情況出現。

司馬遷所謂的成一家之絕唱，絕非僅僅是記錄歷史而言，記錄歷史誰不能記錄，為什麼要看的這麼重要？因為你可以去評判他！是非曲直都是你來說！史記最重要的是什麼？是每卷最後的太史公曰！那才是太史公最核心的思想內容。

如項羽本紀最後寫的：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就是對項羽最好的評價。歷朝歷代的正史都有最後的史家評語，誠然，有所謂的「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但是，這種思想的體系才是最重要的。司馬光寫資治通鑒，其實他的真正思想也放在了「臣光曰」後面。

另外一點，除了發表自己的看法以外，我們都知道古代不好的事情你是不能記載的，有危險。不過這難不倒我們史家，比如某人幹了一件壞事，但是因為他牛逼，不能隨便記載，否則史家自己會倒霉，所以史家採用了春秋筆法。不在他的本傳里記載，而在另外一人的本傳中記載這件事情。或者，在最後的評語中，引用經典進行比喻暗諷，或者在行文里留下蛛絲馬跡。這都是紀傳體的精彩之處。

小學時老師就告訴過我們不要寫流水賬。

還有國別體。紀傳體兼具史學性，文學性，在漢以前，編年體是主流。

因為司馬遷

紀傳體與編年體從來就不是對立的。紀傳體中糅合了編年的寫法，國外研究史記，稱它為annalistic-biography，直接翻過來就是編年的人物傳記。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紀傳體對歷史材料的編排，仍然遵循著時間順序，紀傳當然不是純粹的人物傳記，而是以人物為線索，將當朝發生的大事件羅列出來。紀傳體的作者，一般對歷史有著自己的評價，以史為鏡，提醒當朝君主辨別是非，不重蹈覆轍。這種寫法，已有了極大的突破，但仍未突破「編年」這一大前提。

個人認為，一直到了明朝李氏焚書，才創造了真正不同於傳統編年式紀傳體的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