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遇到了哪些問題？
台灣經濟確實遇到了問題，兩岸在打工上先事實統一了。台灣人在中國混飯的比例已經接近貴州在外省打工的比例，即9%。這在全球1000萬人以上的發達經濟體里聞所未聞。歐盟5億人口且高度整合，但成員國公民跨境工作只有650萬。
但首要問題是台灣人仍然不肯拋棄有意無意的優越感，不肯承認相較中國，台灣經濟除了一點先發優勢，沒有不可替代之處。在這個問題答案之一的評論里，就有一個在中國混飯已久的台灣ID,反過來嘲笑別人自卑。
這種毫無根據的自大可笑在其次，重要的是技術和政策問題可以解決，自我蒙蔽則無可救藥。這種優越感使台灣無法認清和百多公里外的中國經濟的關係，找准自身定位。
我懶惰而且水平有限，因此通常評論了事。這幾句本來也只是yolfilm答案的評論。yolfilm的轉載已經算台灣人里較平和的認識，不過仍然無法逃脫潛意識裡的高冷。yolfilm很快刪除我的評論，並將我屏蔽。所以也許值得將下面的評論多寫兩句變成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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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勝文： 「工業聚落，正是台灣幾十年來的最強項，雖然被中國抄襲，但是中國版的工業聚落經常有形無神。」 認清自己的位置真的很難。這個答案，或者台灣人普遍的莫名其妙的高冷姿態，從這句話里可見一斑。yolfilm（作者） 回復 張勝文：
無聊，這種中性的句子都能叫你看到「莫名其妙的高冷姿態」。真是自卑沒藥醫。自卑情結到頭，就是自大。張勝文： 這叫中性？台灣又是從哪裡抄襲的工業聚落？供應商在一起最有效率，中國非要逆經濟規律而行才不叫抄襲？台灣人在中國混飯的比例已經接近貴州在外省打工的比例，還在這裡叫囂別人自卑。這種毫無根據的自大真可笑。不是很同意李笑塵的看法。
實際上歷屆台灣領導人都注意到過度依賴大陸的負面影響，當然他們很多時候不是從經濟，而是從政治考慮的。
台灣領導人不是笨蛋，實際上早在1993年就開始南向投資，1994年台灣就通過了《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合作綱領》，一度效果還不錯，中國大陸開放以後，李登輝政府希望減輕集中投資到大陸的風險，從1993年開始開始，台灣對東盟的出口率年年攀升，而且台灣與菲、泰、印、星、馬雙方首長訪問，且進行經貿或能源部長級會議。菲、馬、越、汶、柬設立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簽訂了「投資保障協議」；並與星、馬、印、越簽訂了「避免雙重課稅及防杜逃漏稅協議」
為了抑制台商進軍大陸，當時台灣政府對大陸投資後台商血本無歸的故事大加渲染，直到今天這些故事還在流傳，並且承諾對中小型企業優惠貸款，不少台商被吸引後，克服語言問題，基礎設施問題，腐敗問題（東南亞腐敗比中國還嚴重）到東南亞設廠，結果很不幸的，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東南亞國家首當其衝，部分國家比如印尼發生排華事件，台商受損慘重，而相對來說中國政治穩定，經濟狂飆，台商看在眼裡自然記在心裡
為什麼李登輝和陳水扁限制對大陸投資搞不下去？你們兩位總統鼓勵到東南亞投資，結果台商損失成這樣，你們要不要國賠？
大陸打噴嚏台灣感冒，但是大陸幾十年才打過幾次噴嚏？
東南亞那些國家隔三差五的就打個噴嚏，越南打砸，印尼排華我就不說了，連一向對華友善的泰國也動輒軍事政變，如此政治環境，怎麼安得下心經商？實際上2012年後中國工人工資猛增，部分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台商轉戰到越南，結果上次越南人打砸中國商店，台商又一次倒霉，部分台商的工廠被砸了稀巴爛，激起很多台商不好的回憶。
不是台商不響應政府號召，也不是台商特別愛共產黨，問題是不賺錢啊。
經濟發展無非幾點
一個是人，一個是錢
先說人，按道理說，吸引外來有素質的人才是全世界政府都想做的事，台灣也缺人，生育率低到這份了，馬英九吭哧吭哧搞出來的招收陸生的政策，三限六不切個稀爛，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接受台灣的教育，成績也好，為什麼就非要設置一系列的限制動作？針對陸生的限制比東南亞還要多，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接受過高等教育，又沒有信仰這個教那個教引起的風險，陸生普遍對台灣感覺好，但是台灣就是把他們拒之門外。
然後台灣說缺乏人才，這不是活該是什麼？你說說，你想要什麼人才？指望美國派來一個喬布斯？
再說錢的問題，台灣一向就是說台灣缺乏投資，年輕人沒有機會云云，馬英九沒有做過努力嗎？兩岸服貿協議，兩岸貨貿協議現在還丟在冷櫃里，兩岸服貿協議放在立法院九個月沒人理。回頭看看那些贊成的是什麼人？是六大工商會，是各式各樣的公司老總，甚至包括彭淮南都發了懶人包來支持
反對的都是什麼人？學生，教師，律師，醫生，以及綠營。
發展經濟是靠那些商人，還是靠那些學生，教師，律師，醫生，以及綠營？台灣是拒絕陸資的，相對於大陸對台商的各種優惠政策，陸商在台灣是頗受歧視的，不然阿里巴巴怎麼會要被趕出台灣？
為什麼恐懼？因為「木馬屠城」，怎麼個屠法？不知道，反正屠就是了。
人有的，大陸人
錢有的，大陸錢這些恰恰是台灣不想要的，問題是除了大陸以外，有多少國家願意去台灣投資，去台灣創業呢？台灣人愛日本愛的要死，多少日商，日本人到台灣去發展呢？
HTC最開始是做windows CE掌上電腦，做代工的，後來又做了 Windows mobile，大家所知的多普達， 再後來遇到貴人谷歌，有了 T-Mobile G1，G系列的始祖開始了HTC 的輝煌。
HTC根本沒有去屌一下大陸市場，重心全在歐美，HTC水貨機在大陸泛濫，HTC不重視大陸到什麼地步？當年的HTC CHACHA，水貨機一千多，行貨機2600！售後差的令人髮指，本來就是個低端系列居然搞出這些玩意。本地化能力幾乎沒有，一副根本不屌大陸的樣子，結果就是先被中興和華為兩款手機糊臉，又被小米等眾多品牌打成了狗。
別噴人家雷布斯，人家雷布斯為了小米發布專門去印度，秀了一把are you OK的外語。
HTC HD2我已經不想說了。說多了浪費口水。4K的機器能爛成這樣，怪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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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說蔡英文，我對綠黨以及偏綠人士沒有成見，我認為李登輝和陳水扁為台灣的民主自由做過重大貢獻，這是用GDP不可估量的，但是我要實事求是的說，我不認為民進黨有什麼新辦法能重整台灣經濟
不能不靠大陸，也不能只靠大陸-----------這句話說的好，問題是不靠大陸，靠誰？台灣不是沒有走過其他的路，也曾經南向勇闖東南亞，HTC勇闖歐美，是發現結果不太好才重新投奔大陸，如果不靠大陸，而以區區2000多萬人口又必須外銷，怎麼辦？
蔡英文從來沒有直面這個問題，不知道有沒有台灣人能夠去問一下蔡英文這個問題：不靠大陸怎麼辦？
如果她再說靠台灣的創意之類的空話，則可以斷定此人還是空心菜1.胡亂炒作的工業用地
台灣本是彈丸之地，用地成本太高。
台灣主要工業用地有兩種，一種就是地方市政規劃裡面的工業區，另一種是中央規劃，大筆一揮划下來的科學園區。科學園區不是所有工業企業都能夠申請入駐的，裡面大部份都是大陸同胞耳熟的台積電等相關高新科技的產業。
而中央級別規划下來的科學園區工業用地有特個特徵，就是面積足夠大、道路足夠大條平穩，在整片購入或租貢使用方面，不會有一般工業區才會有的畸零地問題。大片集群，不論是排污的治理、電力的供給，關聯產業集中在一起能有效降低成本，是最好的地段。台灣彈丸之地，這種規劃所圈出來科學園區往往都是政府高價從農民手中所收購過來的，使用成本自然不低，而且如前面所說，並不是所有的工業企業有錢就能夠申請入駐，你得是高新產業。
那麼一般都市計劃里所划出來的工業區呢?台灣有大量閑置並且劃入工業區的工業用地，也有大量企業有工業用地需求的情況下，企業卻找不到地。在房地產炒作的妖風之下，工業用地也炒做的亂七八糟，價格連年上漲，持有工業用地的地主或企業不願出售或出租給企業，抱持著一種持有工業用地等待繼續上漲，甚至哪天就可以在市政划下工業區轉成住宅、商業區使用的投機心理。在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企業或財團、地主持有工業用地比自己下海去組織工業生產還要容易獲利，工業用地的地產稅金教低也加劇了企業囤地的意願。
由於預期放在自己手中價格會上漲，所以不願轉手給有需求的企業。
囤地、炒作配合市政規劃變更地目套利的實務報導如下:
吃下掬水軒、歌林舊廠的基進建設，創立不到 9 年，透過加工再出售，平均投資報酬率相當可觀。幕後是誰在操盤？它為什麼那麼賺？背後的成功模式又是什麼？
去年 5 月 2 日，宏達電處分佔地 1.3 萬坪的工業用地，據聞買方是桃園一家神祕的建設公司。巧合的是，這塊原屬於固特異輪胎廠的土地，2011 年正是這家建設公司賣給宏達電，沒想到宏達電裁員縮編，土地又輾轉回到該公司手上，地價卻從當年的每坪 12 萬元，迄今已接近翻倍至每坪 21.2 萬元。
這家神祕低調的建設公司是「基進建設」，專門鎖定北台灣地區大面積閒置工業區廠房，低價買進後，配合建築師及地政士規畫，先設置公設、道路，再切割為 1000 坪以下小面積土地出售，它幾年間陸續搶進掬水軒、中工、歌林、華映等知名公司位於桃園的舊廠，重新整理後高價轉售，創造工業區土地的第二春。
囤積炒作工業用地，彷彿是一種值得歌頌且成功的思路。
旁邊農作物不知道有毒不?
在此炒作工業用地的妖風之下，中小型企業很絕望，他們進不了中央等級的高新科技園區，工業區用地價格太貴又或者面積不適合企業規劃，大量有用地需求的中、小型企業解決方案是違法使用農地建設工廠，因為農地價格相對低廉，而且容易取得面積足夠的非畸零地。
蔡英文政府祭出的政策是違法的就地合法，很好，看起來很清真。
想想好像不對，滿朝文武成千上萬人的官員，議出來的方案就是就地合法?
讓你就地合法???
有毒啊!!!!
最近剛好就爆發一件新聞，揭示了農地跟工業用地混在一起會產生什麼樣的惡果。
不過這個也有可能是飼料污染，污染源還沒確定。但排廢水跟空污的工廠跟農田連在一起，想想都可怕。
下面不想寫
反正是藥丸了
2.用愛發電的能源價格
3.莫名其妙的綜合稅率
5.食利階層的金融成本
6.發展上選擇同大陸對抗
何其愚蠢。福建那家福耀登陸俄亥俄州，VOA去採訪福耀的美國工人，那美國人爽的一逼，說待遇和以前倒掉福特一樣，社會保險還更好。
真有陸資登島，他們敢像台灣這些本土資本家一漾干一些違反勞動法的事?
然而台灣人阿，智障。
已經登陸台灣且經營的比較好的是順豐，他們給的待遇在台灣的物流業裡面算高的
不信你們看PTT
大家都鼓吹去順豐
全部 沒有一個人說不要去順豐
大陸是一定會統一台灣的
台灣就是下一個香港。核心競爭力消失了，經濟增長點沒了，執政者陷於爭權奪利，企圖把責任都推給對方或者第三方：大陸。他們的結論就是：現在的將來的困境都是大陸造成的；與大陸的分離傾向越來越嚴重，統一越來越難，最後也只好動武。大陸的好心都被當成驢肝肺。服貿居然被反對！嘿嘿，真是謝謝啦！我們也反對呢。再說點題外話：每當看見那些說台灣人文明守禮的人，真有一種智商上的優越感：看看台灣人是如何對待外勞的？這樣對待外勞的人，至少他的「文明」是有選擇性的！是一種典型的寵物型人格。這樣一群具有寵物型人格的人，你跟我說他們文明守禮？
轉Quora上一個台灣人的說法吧。
原題目是問：為什麼台灣沒能在蔣經國總統後發展出新一代經濟計劃技術專家？
全文翻譯如下：
在現在的政府機構里，這些蔣經國時代的專家們不可能待上一個月。即將卸任的國民黨的確試圖把他們帶回來，你看一下馬英九和陳水扁時代的內閣成員提名名單，可以注意到學術人員相比政治人員有大幅上升。然後他們就被反對黨輕易地摧毀了。因為他們不能處理政治，不能政治化思考：作秀然後贏取政治分數。在今天這個環境下，它變成你如果坐下來寫一份長期計劃，你就是個白痴。做短期計劃是現在贏取政治分數的唯一方式。做長期計劃怎麼樣？如果選民不關心，你為什麼要做？民主制度給了你應得的政府，很顯然，台灣沒有得到有遠見的政府。就等著看蔡英文那些冠名堂皇的政策變成滑稽的一個又一個短期政治show吧！本來想直接在yol…下評論的 但太長了些。隨便說說自己的主觀看法。因為覺得不算太偏題就冒昧發下了。
我覺得轉帖的作者也好yol也罷，已經算是台灣的精英人群了，但仍舊有和廣大普通台灣民眾擁有一樣的問題— — 和大陸的對立情緒。 我也認為這才是台灣最大的問題之一。無論經濟 政治…
為什麼一定要和大陸對比 ，和大陸競爭和大陸頂針呢？ 我覺得拿韓國和台灣舉例子反倒是相對恰當的。 因為雖然人口市場等等都不同。 但都是和大陸文化相對接近的國家，也都是上世紀曾經騰飛過的國家，台灣在十年前也還一直拿自身和韓國比較的，不是嗎？那麼 台灣一直 強調的價值觀、世界觀， 對比韓國有優勢嗎？但 現實就是 無論是硬體 產業 軟體 文化，幾乎都早已處在了下風。
這就像在百米賽道上，台灣穿了更好的鞋子 就對中國說 你雖然強壯有力，但我鞋子比你好 高科技，一定能發揮優勢贏過這個鄉下人。但台灣不懂 殘酷的現實里 他不但跑不過真正強大的中國，也跑不過 被中國幫忙「拉了一把」的 「穿著更好鞋子」的韓國。在現實的排名里 台灣最終是什麼都不是的 只是一個穿了更好鞋子的loser。 他本是中國的弟弟 卻只懷著對親人才有膽量仇恨的怯懦，只敢對經常壓榨自己的上司美國低頭諂媚，不敢和曾經欺負自己的同事日本抬頭目視，甚至連工作中捅了自己一刀斷交的韓國也不敢斥責目怒。幼稚的孩子 總是認為父親打了自己 母親罵了自己 哥哥搶了自己的玩具 就對他們怨憤懟怨。所以說 too young too naive 。 當你走頭無路 最終可以幫助 可以扶持 可以攜手以共的，往往是你看不上的窮親戚、看不慣的富爸爸。
在這賽道上，中低端上 不如中國，甚至還會不如之後的越南泰國印度。 中高端上又大大不如日本 韓國。 不說望野世界，只看看周圍 對手們，只穿個高科技鞋子 還不是自己研發的 就這麼值得自矜自欺？
更何況這不是賽跑，經濟全球一體化的如今，不是台灣跑贏了中國就是勝利，而是在這充滿機遇 挑戰 競爭 合作的平台。如何更積極地成長自己，如何更高效地聯繫世界，創造自己更幸福的未來。
當中國已經要和整個世界都建立起戰略經濟對話，各個大型公司開始全球範圍兼并合作的時候，台灣在想什麼？
我想 沒人會想 。。
除了台灣。
所以，請認真反思 想想最初的價值觀
用心對話
首先， 請兄友弟恭吧。
我從另一個角度說說這個問題吧。母上很長一段時間為港台企業家做勞動爭議，其實港台的經濟問題可以合在一起說的。
港台其實沒什麼企業家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偌大的市場無人肯來，只有港台工廠老闆願意過來投錢，那時大家都窮，港台又屬於發達地區，相對而言薪資真的高，因此無論老闆怎麼壓榨剝削工人，大陸人還是源源不斷、絡繹不絕地跑去港台老闆的工廠幹活。對這時的港台地區小工廠小老闆而言，何樂而不為。如果大陸一直窮下去，或者港台地區繼續發達下去，那麼兩岸三地就沒這麼多糾紛了。不信你看和我們半斤八兩的澳門嘛哈哈哈。長者在任的十年大陸經濟飛速發展，每年10%以上的增速啊卧槽，快有現在兩倍了。大陸人富了，大陸人見識廣了，大陸人除了被剝削壓榨之外還開始考慮別的了，比如五險一金，比如最低工資，比如加班費。而那些當初來大陸開廠的小老闆，他們真的沒什麼本事，他們當初來大陸是為了省成本賺大錢，現在好像賺得越來越少了，成本也省不下來了。母上之前給好幾個廠做長年法律顧問，什麼牛仔褲啦，塑膠啦，塑料框架啦……就是各種輕工業製品的工廠。沒錯，當年我國（可能只是我們這一地區）的輕工業，幾乎完全靠這些港台小資本家撐起來。是他們促進我國工業發展經濟增長的，我們的的確確要感謝他們。又過幾年之後，大陸人已經不屑於背井離鄉去南方小城市的小工廠被港台小資本家壓榨剝削苦苦相逼併領著他們給的微薄工資了。如果薪資差不多的話，誰不願意在家門口工作呢？何況老家工廠給的工資還高。那時我在上小學，和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童工哥哥姐姐們聊天，才知道原來電視新聞里不斷重複的「招工難」是這麼一回事。他們是為了家才出來打工的，一天工作16小時，拿著每月2000的工資，一月只有兩天休息日。而他們當中很多人，其實都未成年。嗯，大家應該能想到一個典型。「招工難」之後緊接著就是沿海城市勞動力密集型城市的產業轉型。政府不滿足於依賴傳統產業發展經濟，於是強制要求工廠整(ban)改(qian)，整改不達標會罰錢的。於是城市內的工廠一條街一條街地清空。我母親之前靠替港台小資本家做勞動爭議掙錢，現在他們都搬走了，或者破產或者撤資，反正都是關門大吉，一度導致我家生計困難。噢對了，講講港台小資本家如何剝削大陸工人的吧。因為那時的大陸人沒有什麼法律意識，因此勞動合同簽得很隨意，有很多人甚至沒簽勞動合同就進工廠幹活了。幹了一兩個月之後發現老闆不發工資，或者工資數額和之前講好的不同。按照國人溫吞忍讓的性子，大部分人都選擇換個工廠，離崗後被老闆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再盤剝一筆，本來就微薄的工資也就所剩無幾了。這些小工廠的老闆之前從不在意沒人來幹活，因為大陸人多，而且窮，而且落後，一聽說這是港台發達地區老闆開的工廠，就自動給這地方鍍了金，萬萬想不到那是吃人不吐骨頭的煉獄。嗯。。。我娘親就是幫這些港台老闆合法剝削工人的。後來勞動法逐漸健全，最低工資也隨著大陸經濟實力增強而水漲船高，工人們的法律意識越來越強，港台小資本家一步一步在大陸吃癟，有的破了產，有的趕緊關門，帶著這些年賺的錢逃回香港或台灣。剩下苟延殘喘的工廠其實是對工人還不錯的，待遇在同類工廠中算很好的了，但是後來也都因為訂單不濟和固定成本過高無奈搬遷撤資。港台經濟不景氣是必然之事，大陸地大物博人多，現在有錢了，偶爾還仗著大國地位耍流氓，無論重要港口還是金融中心，想取代它們，只是時間問題。現在國內肯定還有很多輕工業小工廠，比如做衣服的，做塑料製品的，紡紗織布的，造紙製糖的……但是現在這些工廠都是我們自己人在經營，都在我們的政府監控管理之下，從資本家到流水線工人，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雖然會有利益衝突，但不會想要你的命。當年港台地區傳統產業飽和，需要進行產業結構升級，需要轉型優化，大陸就成了他們的代工廠。他們二十年來的富庶優越，是我們的父輩，甚至同輩，用自己的身體，自己的生命換來的。無論香港還是台灣，本身地域文化都十分狹促，許是殖民之害，許是地界之過，誰又可知呢。另外，允許我自干五地說一句，我黨真的是世界上少有的，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真真正正地為人民考慮，為人民服務的政黨了。當初我家經濟困頓時也和港台人一起埋怨過政府，後來想明白了：那些巨額罰款和排斥擠兌，是為讓港台小資本家們吐出當年在我們的人民身上掙的黑心錢。二十年前他跑來代工，大把大把的賺錢，十年前他還在代工，賺的也不少，現在這孫子還在代工，然後破口大罵，你們這些大陸仔不讓我賺錢啊，誰和你是中國人。看看這二十年間發生了什麼，同樣是代工的比亞迪造汽車了，造完汽車他居然還弄電動汽車。 二十年前華為在幹什麼，現在又在幹什麼。二十年前大陸基本上一個拿得出手的企業都沒有，現在各行各業，哪個沒有幾個頂樑柱，你可以笑他們沒有核心技術，說他們山寨也好，質次也罷，可是至少比彎彎好，看我口型，好五倍！ 自己要作死的一群人,就讓它死嘛，原地踏步了二十年，出了問題就把責任全部放在你身上，對你聲色俱厲，其素質可見一斑。不過大陸最賤的地方就是，明明實力已經完全不對等，偏偏出了櫃檯辦這種怪胎，明明就是個夜郎國，一群文青還天天淚流滿面，大吼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喂喂，在最美的人眼裡，你要嘛是支那鬼畜要嘛是低級中國人好嗎，你爹媽養你，含辛茹苦，任勞任怨，也沒見你為他們熱淚盈眶，一個距離你上千里的鬼島，你天天哭個毛線。這不是宣傳仇恨，我和代灣人唯一的接觸，也就是一群福建口音傢伙打電話我，告訴我我弟弟在公安局裡，叫我打錢過。談不上深仇大恨，只不過台灣現在的處境，頗有點像孔尚任桃花扇里的一段：「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一句話，樓快塌了，可是這群醉生夢死的人，還天天在喊，沒有我們台灣的科技，美國的某某東西它造不出來。大陸人在吃草,台灣的女人，大陸人不敢追。 台灣人最棒。 於是，我想起一句話：「漢與我孰大！」其實，我想說，誰理你！
台灣的經濟與大陸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一點不可否認。但台灣的經濟問題，還是出在台灣自己身上。馬英九執政的八年，大陸大規模讓利，但台灣經濟還是走向死胡同。
台灣發展經濟不缺資金，不缺技術，不缺人才，也不缺土地，真正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是台灣各種限制經濟活動的行政、法律和社會環境等等。接下來一一說明。
1.首先是行政環境
朱立倫在台灣已經是一個很會發展經濟的地方縣市首長了。今年（2016年）的2月，郭台銘公開的與朱立倫發生嚴重的爭執。要知道，2014年縣市長選舉的時候，郭台銘可是不遺餘力的支持朱立倫啊。
郭台銘的鴻海集團，在台灣企業界具舉足輕重地位，鴻海在新北市的土城樹林一帶，設有許多單位，對新北市的繁榮做出重要貢獻。近期鴻海集團要在土城頂埔科學園區蓋研發大樓，在新北市打造智能小區住宅，計劃要他們五千多名工程師進駐園區，員工在新北市有了安定住屋，這樣就具備更好的條件與其他大廠搶人才，是名「工者有其屋」。但是提案延宕了逾一年，據說沒有得到新北市政府的答覆。郭董著急了，所以講出硬話來。
本來在新北投資，促進新北發展，還在新北幫助5000多個技術人才安家，對新北來說是莫大的好事。但那塊土地是新北市政府公家的土地，有很多手續跟關竅，所以一直沒有批下來。朱立倫也回嗆說：「「郭台銘以為這裡是大陸嗎？」這一語點破天機。大陸如果有這麼好的招商引資機會，一定是喜出望外，提供各種幫助和方便。但到了新北市，需要走漫長的行政審批流程，還要與議會跟周邊市民反覆溝通和調整，以免拉低自己支持度。這樣一來二去，已經延宕了一年，對鴻海造成的損失可想而知。
2.仇富心理
台北算是台灣最富裕的城市了，但居民的仇富心理也不簡單。大巨蛋是台北市中心的大型新建體育場館。如果在大陸，這種工程一定加足馬力，快馬加鞭的完成。但台北市長柯文哲卻下令停工，讓整個大巨蛋爛在那，一個本來會很賺錢的場館建設卻成了企業跟政府巨大的包袱。
趙藤雄作為一個商人，確實做大巨蛋想多賺一些錢。可是遭到了台北市民的怨恨。一次次民意的壓力下，他不斷妥協，已經讓了很多利，但台北市民仍不滿足，還是覺得他還是可以老很多錢，可是趙藤雄已經無路可退了。停工之後，事情變得非常麻煩。
勒令停工明顯是台北市政府違反規定，將來訴訟打下來，台北市政府會賠償趙藤雄200億元以上。同時，長時間的停工，讓大巨蛋的鋼筋鏽蝕，夾生的米飯再煮也煮不熟了。以後這個台北市中心巨大的廢墟如何處理，將非常頭疼。花的錢也不會少。
大巨蛋本來一個賺錢的體育場館工程，卻變成了賠錢的無底洞。其中台北市民的仇富心態作祟，才把事情鬧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3.核電政策
台灣作為一個資源匱乏的小島，跟日本一樣，總體來說，用上核電是不可避免的選擇。如果不用核電，台灣只能依靠火力發電，那樣造成的空氣污染將非常嚴重。台灣中南部已經飽受火電污染之害。而且台灣自己煤炭資源匱乏，如果用火力發電，成本將很高。台灣經濟支柱是電子科技產業，這都是耗電大戶，一旦電價大幅上漲，對台灣經濟是致命打擊。只於清潔能源，在未來十年之內，台灣不可能指望。一個是技術不成熟，另一個是發電成本高的離譜。
但是2010年日本福島核災以來，台灣廢核已經是強大的社會思潮。這個觀點已經成為民進黨跟台獨理念一樣重要的神主牌。林全上台之後，也想重啟核電，但遭到民意巨大的反彈。台灣未來極可能面臨缺電的窘境。這對經濟也是致命的。
4.環保問題
生物技術產業是未來的新興產業，台灣也瞄準了它。台灣很早就想推動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終於在馬英九任內開啟了南港生物技術園區的建設，這個園區寄託著台灣未來的希望。但這片園區原本是一塊濕地，立即引來了大規模的環保團體抗議。其實這片濕地面積也不大，環保團體人數也有限，但反對黨民進黨看到了利用這個事情的機會，付諸政治操作，給園區建設帶來極大阻力。
濕地是寶貴的自然環境。但生技園區寄託未來產業發展希望的，兩者孰輕孰重？國民黨從208年開始推動這件事事情，到2016年馬英九視察時，園區還是黃沙一片。設計變為丘墟，無數心血付之東流。馬英九卸任不久前，看到他苦心推動8年的生技園區還是黃沙一片，心中滿是憤怒和嘆息。
馬英九親赴工地現場視察，對工程無法如期完工，感到非常意外、震驚與遺憾。（鄭任南攝）
5.勞資糾紛
勞工有選票，各政黨都很重視。特別是挑起勞資糾紛的時候，自己去代表勞工，很容易獲得大量的選票。可是台灣越來越頻繁的罷工和示威，勞工和資本家不斷的纏鬥，綿延不絕，難解難分。這樣持續的內鬥造成了重大的經濟損失。正確的做法是政府努力彌合勞資衝突，保證社會經濟發展。可是這樣會丟失勞工的選票。在選票的利益面前，矛盾越激烈，越能吸引選票。勞資糾紛因為政治投票動員的關係，會一直持續下去。至於糾紛造成的經濟損失，只有全民買單。
結語：發展經濟，台灣不缺資金、技術、人才還有土地，其實有很好的條件。台灣經濟就像高山上的湖泊，一旦有缺口，水流就會釋放巨大的動能。但這種對於湖泊的限制，沒有人願意去打破反而因為各種問題，還有人在不斷在湖邊築堤。這個問題台灣人自己有很多的分析，YouTube上有一個系列講的比較細緻:《是誰扼殺了台灣經濟》 。
從1951-1992年，40年時間裡台灣的GDP增長了200倍。
但是從1992年的一個錯誤經濟政策開始，台灣的經濟開始停滯。從亞洲四小龍之首，變成了亞洲四小龍之尾。人均收入原本比新加坡高30%，如今只有新加坡的一半不到。
從現象上看台灣遇到的問題是：
- 產業外移
- 技術外移
- 人才外移
- 資金外移
要理解這是怎麼回事，需要回到過去，看看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
一、要命的外勞政策
1990年台灣產業遇到一個問題，勞動力不足，及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解決這個問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引進外勞（鄧小平還沒開始南巡）。
但是當時的李登輝當局做了一個違背經濟規律的政策，要求外勞的最低工資必須和台灣本地的最低工資一致，並且外勞人數不能超過工廠總人數的百分之五。
對比新加坡的外勞政策，新加跑沒有外勞的最低工資限制，人數不超過所有工人的75%即可。到今天新加坡的外勞已經佔新加坡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多，而台灣還是百分之3到5。
當時台灣政府的觀點是，外勞只是本地勞動力的補充，不能和本地人搶工作。據說也是為了促進台灣企業的「產業升級」。
二、西進中國大陸，重創台灣經濟。
受到勞工政策的限制，台灣勞工短缺的問題，持續惡化。一些經營不善的小企業，開始冒險西進中國大陸。
剛開始進入大陸的多是一些紡織成衣企業，這些企業的產品主要是銷往美國。結果到了大陸，人力成本突然大降，立刻發展壯大。然後台灣不斷有各種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遷往大陸。
而當時的台灣政府和民眾樂觀其成。他們覺得遷往大陸的企業都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還有各種的污染企業，總之是低端產業。都遷走了，台灣正好做產業升級啊。
但是，低端產業大量的進入中國大陸，就進一步為中國大陸創造了中高端產業的需求。有了需求，自然會有中高端的產業供應去填補。最近的例子，就是台灣科技之光，台灣的鎮國之寶的「台積電」，也開始在南京設半導體廠了。如果你看過台灣政論節目，就知道綠營幾乎把中國大陸當成敵國來看待，一旦企業和中國有接觸，就特別害怕技術被「中國偷去」。放在過去「台積電」這種國寶，是絕對不可能去中國大陸設廠的。但是現在也沒有辦法了，台積電的下游企業都在中國，又和三星激烈競爭，不得不去。
產業的外移，使台灣經濟開始停滯，失業率上升。
三、低出生率和激進的教育政策，加重基層勞工缺乏
四、政府選舉至上，缺乏「長遠統一」的產業規劃
問題很簡單，台灣的問題就是 他們的科技水平60， 中國馬上就要超過60，因為中國的體量太大，成本必然比他們低很多，中國又是世界工廠和世界第二大消費市場，他們的產品慢慢的沒有競爭力，所以經濟就不行了，除非他們可以把科技爬升到70，不然沒有卵用。
其他國家也一樣面對中國的競爭，只要我們可以生產，其他國家很難有競爭力。導讀：此文非學術研究，僅是作者的一人之言，但可以從中窺見作者的愛台之情，愛之深，責之切，不失為一篇觀點獨特的佳作，個人對其中觀點多有不認同之處，大家甄別的讀。作者：voyager_ho目錄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首篇（上）－－工業革命與發達國家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首篇（下）－－工業革命與發達國家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中篇（上）中日兩國的近代工業化道路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中篇（下）中日兩國的近代工業化道路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末篇（上）－－失敗的民主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末篇（下）－－失敗的民主 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首篇（上）－－工業革命與發達國家 最近前暨南大學教授李家同在聯合報寫了一篇社論：「我們需要第二次工業革命」。請大家自己去Google搜索詳細內容。我個人非常尊敬這位學者，他在信息領域為台灣揚眉吐氣，更為台灣的教育做出奉獻，這些成就是王建明無法比擬的，他才是貨真價實的「台灣之光」。文中他點明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困境，而「高科技產業」正是台灣經濟目前賴以生存的基石，甚至連政治口水都開始把這當作籌碼與大陸叫囂對抗。 正因為如此，我們有必要仔細審視「工業革命」的方方面面，以便了解發達國家何以發達，台灣又何以落後？否則我們無法找到台灣經濟面臨目前困境的核心原因，我們也永遠不可能讓台灣人有一天過著像日本人或者美國人那樣的高生活水平。 我會用三篇文章來談這個議題：第一篇是關於工業革命的基礎和發達國家何以富裕的本質，第二篇關於世界範圍「中國威脅論」的生成原因及中國大陸為何富強的秘密，第三篇是台灣民主、台灣經濟以及目前政治亂象的相互關聯性和治療藥方。 產業生產從手工業過渡到大工業，以機器生產逐步取代手工勞動，以大規模工廠化生產取代個體手工生產的一場生產與科技革命，並擴充到其他行業。這一演變過程叫做工業革命。 蒸汽機被用於動力機改變了紡織業的生產面貌，因此成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標誌。然後人類用電力帶動機器，電力被廣泛運用成為補充和取代蒸汽動力的能源，鋼鐵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標誌。到了1978年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發明後，藉由計算機晶元，人類能讓工具機有「獨立思想」，並且精確的完成生產任務，晶元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標誌。 今天我們生活里的MP4和抽水馬桶都是古代帝王無法擁有的，因為工業革命我們才有高質量生活，否則我們只能像非洲原始部落的酋長一樣看族人表演跳舞。讓我們看看L·S·斯塔夫里阿諾斯（L·S·Stavrianos）全球通史里的一段描述： 英國偉大的工業中心伯明翰之所以變得重要，就因為它為殖民地提供了種種產品：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著用的戰斧；銷往古巴和巴西、適用於貧窮奴隸的枷鎖、手銬和鐵頸圈….在美洲的原始森林裡，伯明翰的斧子砍倒了古老的樹木；在澳大利亞放牛的牧場上，迴響著伯明翰的鈴鐺聲；在東印度和西印度，人們用伯明翰的鋤頭照料甘蔗田。 這個時期新的需求分為兩種，一種是為殖民需要的，比如殺人用的船、火炮、黑色火藥、硝石等，以及殖民釘子（美洲蓋房子用木頭）等金屬製品，另一類是加工奴隸勞動的成果：熬蔗糖用的煤炭開採、紡織工業等。這些需求是巨大的，因為海外搶劫和殖民活動發生的很迅速。僅僅北美因為蓋房子需要釘子，就產生原來生產方式無法滿足的需求。 它還發展起一種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生產釘子的鐵器商即鐵工廠老闆將針條分發給制釘工人，由他們在家裡加工，然後再運回去銷售。到1775年，釘子製造業每年用去一萬噸鐵，僱用約一萬名工人。任何一種經濟狀態，如果沒有外來突發性的經濟因素衝擊，一般不會產生巨大的內部變革，而會持續原本的狀態。沒有「強盜－殖民經濟」，不會產生歐洲內部新的、強烈的生產力變革需求。歐洲會持續已經延續了500年的中世紀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結構西方國家的「強盜－殖民經濟」引發了工業革命，這是個什麼樣的經濟體系？英國人等從非洲捕獲和販賣黑人到美洲，在美洲和印度用奴隸勞動生產大量的糧食、棉花、甘蔗、煙草、咖啡等產品運回本國（鴉片當然運往別國）。這就形成了三角貿易：非洲－－美洲－－歐洲。另外一個三角貿易是用在殖民經濟中賺來的錢與中國人做生意。新產品、新路徑、新方法成就了大英帝國。到18世紀末，工業化革命前，英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在墨西哥和秘魯，西班牙人利用土著勞動力挖掘出許許多多的銀子。德累克在對西班牙人的一次私掠巡航中，獲得了等於其遠航投資額的4700％的利潤。伊莉薩白女王為他提供了幾條船，也分得一些股份，凈賺250000英鎊。她將其中一部分投資於黎凡特公司，該公司的利潤後又用於創辦為英國贏得印度帝國的東印度公司。 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說：「德雷克用『金鹿號』帶回來的掠奪物完全可以看作是英國對外投資的源泉和起源。」非洲也以幾十萬奴隸被掠去充當美洲種植園的勞動力的形式為歐洲冒險家提供了巨大利潤。比奴隸貿易本身更有利可圖的是由奴隸勞動力經營的甘蔗種植園。西印度群島的甘蔗種植園主是當時的巨頭，只有以往在印度發了財的「大富翁」能與他們相比。這些人揮霍無度、開銷驚人，但是從長遠的觀點看來，更值得注意的是幾個東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公司如莫斯科公司、哈得孫灣公司以及南北美洲的種種陸上殖民地公司的生利的收益。 實際上，布里斯托更因為成為奴隸貿易和蔗糖貿易的中心而成為英國的二等城市。當地有位作者寫道：「沒有一塊磚不是用奴隸的血凝成的。豪華的宅第、奢侈的生活、穿特殊制服的僕人都是財富的產物，而這種財富是用被布里斯托商人們買賣的奴隸的苦難和呻吟製成的。」 工業革命不會憑空發生，變革生產力需要大量資本，上面的歷史事實解釋了英國資本累積的史實過程。除此之外它還需要兩個基礎： 第一要限制封建制度在經濟上的決定性影響力，必要時廢除。封建制度下，「你的是你的，你卻是我的」，限制封建制度的最大理由在於保證個人私有財產的合法性，否則無法提高生產的積極性。我的命如果是你的，那麼我再怎麼努力工作還是會被你拿走。只要政治經濟上保持奴隸制就無法完成工業化，例如印度和西藏。完全廢止奴隸制的國家才有工業革命的條件，如日本。 第二要強力壓縮大地主在農業上的比重，方法是土地改革。這和第一個條件是一體兩面。確保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才能提高農業生產量，農業剩餘才有可能成為市場發展的基礎。農民多收穫50公斤稻米賣到市場上，就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也才有心思去改善農業技術。連吃穿都顧不上了，能指望他們搞實驗提高產量嗎？指望開明的大地主提升農業技術更是緣木求魚。壓縮大地主的農業角色後，也才能順勢引導他們把資本投入工業生產。沒有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都無法產生工業革命，例如東南亞和南美。 上述兩要件對西歐不起作用，因為當地貴族勢力總保持著經濟、政治和軍事獨立。早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活動是皇室獨資，利潤八成以上歸皇室。見錢眼開的情勢下，合作經濟很快出現，因此每次海外冒險都可借籌資完成。出資人可以是任何人，封建制度這時就剩形式。荷蘭人青出於藍，用全民參股「荷屬東印度公司」的方式更好的實現平等。 「東印度公司」首先發行股票，股票可以買賣，增加了風險規避的條件。幾乎所有的人包括外國人都可以買這裡的股票，只要你願賭服輸。女僕、小販、漁民、鐵匠、貴族、平民、將軍、士兵、王室、商人…幾乎歐洲大陸的每個人都能在這場對全世界的搶劫和奴役中獲取好處，只要你買了股票！這種以契約為基礎的經濟分配基本規則就是「按股分紅」。假如同樣持有10荷蘭盾1股的王室一年分5盾，貴族分3盾，鐵匠分1盾，女僕分10分，這個公司最後只會剩下王室獨資。因此按股份分紅，金錢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非常普遍。有這種好康的發財機會，西歐不需要解決東亞國家的土地集中問題，去東方才重要。英國人照章畫葫蘆，結果英國發現了更好的生財之道：販賣黑人+農業生產。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從非洲抓滿整船的黑人再說，然後賣到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和北美的英國殖民地。這些「移民」開拓了面積遠大於整個歐洲的莊園，加上在印度奴役印度人種植棉花和鴉片，英國人建立起一個新的經濟體系。這個經濟活動方式成為17世紀到18世紀末「最先進的生產方式」，自然也帶來最「豐厚」的利潤，最後引發了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隨之而來的流動人口會升高社會對立，就業壓力會轉變為勞資對立和爭取參政權，而產業資本也需要面對原料短缺和市場擴張的問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原料短缺使英國向海外「尋求」充足供應的棉花和市場。第二次工業革命後，「電氣化」讓產業對市場和原料的需求更是殷切，這個時候「鋼鐵」成為解決問題的良方，生產在線源源不絕的鋼鐵不但是產業基石，更是軍事工業的基礎，「對外擴張」成為一石數鳥的妙招。 工業革命先行國家例如英美法可以用殖民地來解決原料和市場問題，順便引導人口流向殖民地就業，今天的印度、澳大利亞、南非和香港就是英國皇冠上的明珠。法國有西非，美國則有西部大荒野等著移民去開發。原理換湯不換藥，無非「槍杆子在手，本爺永遠正確」。 「仗劍經商」讓英法兩國國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和世界地位，更重要的是產生一種「良性循環」，對他們而言是福利，對殖民地人民來說卻是災難。殖民地的年輕人只有兩種選擇，要不孤注一擲的前往「宗主國」發奮求學，回家鄉後成為統治者的「代理人」，例如李光耀和岩里正男之流；要不一輩子奔波勞碌，當個平庸的小老百姓，有口飯勉強溫飽就謝天謝地，例如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民。 殖民地的好處是一言難盡的，首先是充沛的原料和廣闊的市場。英法在各自的殖民地內用關稅和行政手段排擠其他國家生產的工業產品，並且用高昂的價格加速其本國的資本累積。而本國國民在殖民地不但享有優厚的就業條件和待遇，更佔有司法審判上優勢。有了充沛的資本累積，更為了應付潛在軍事衝突，技術改良必不可少，確保軍事優勢成為重中之重，兩國也因為軍事優勢演變為帝國。 這一切讓英法兩國的發展日新月異，軍事和工業相輔相成，工業和商業同心協力，軍事和商業缺一不可。基督教教義中的「三位一體」在帝國主義時代有了全新的面貌和內涵，信奉了一千年的上帝終於讓英法子民生活在奶酒之鄉，「我們要領導落後地區人民開化」成為當仁不讓的使命，讓全世界沐浴在「帝國的光輝之下」成為終極目標，不管宗教或政治皆然。 好日子總有盡頭。工業革命後進國家如德國日本也想過上好日子，但無法比照辦理，殖民地已被英法等國瓜分，為了解決原料和市場問題，甚至為了打破封鎖，唯一手段只能訴諸戰爭，兩次世界大戰就是這麼開始的，第二次大戰尤為明顯，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和德國的「雅利安人生存空間」都是形而上學的鬼話，本質還是「強盜－殖民經濟」。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首篇（下）－－工業革命與發達國家 物理學中的永動機是指不停做功的機器。工業革命中的軍事工業聯合體就像物理學中的永動機，只要細心維護並且供給充足原料，就能為本國人民高質量的生活持續做功，做出貢獻。而鋼鐵工業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一切都是以鋼鐵為基礎。 為什麼？ 鋼鐵工業不僅代表鋼鐵冶煉，還包括化工和材料等工業。煤礦開採完後首先需要煉焦，將其中的硫和其他成分分離出來，例如煤焦油用以生產紡織業用的染料，苯提供給有機合成工業，譬如製藥。煉焦是早期最重要的化工產業，後來重要性排名被石油化學工業取代。塑料產品是石化工業最重要的貢獻，沒有塑料，我們今天的方便生活完全是泡影。 化工產業在軍事上可以生產炸藥，農業上生產肥料，用來生產炸藥肥料的石油就如同生命一樣無比重要。除了石油，工業永動機還大量需要各種原料，例如鎳、鉻、鈾、鋁、錳、銅等礦物，這些東西除了保證軍事上的優勢，也能保證國民的生活水平。 為了確保石油和各種礦物原料的供給，美英法德日俄等列強無不發展強大軍備，也就是以鋼鐵為核心的產業，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大打出手。所以工業革命的核心就是鐵，工業時代就是鐵的時代。擁有石油，卻沒有足夠的強大的鋼鐵工業保護自己，下場會如同今天的伊拉克。擁有鋼鐵，卻沒有足夠的石油，列強的動作必定是軍事出擊，好比今天的英美和二戰時期的日本，因為他們心裡非常明白保證工業永動機的原料供應是何等重要的任務！ 為了讓工業永動機持續運轉，所有的產業都是必要的，而且一定要能本國製造。輪胎、飛機、造船、汽車、鐵路車輛、工具母機等一個都不能少。發展的越齊全，綜合國力就越強，各產業還能彼此提攜，促進發展。「市場狹小」、「比較優勢」、「貿易分工」、「進口替代理論」。。。這些理論在列強眼裡全是狗屁。除非確實落後太多，需要引進研究，否則外購根本不考慮。 商業金融資本的主要任務是為了繁榮本國市場，儘力支持國內的技術開發體系，以便創造良性循環。別人來買本國的工業產品沒關係，但本國的市場不允許被外國公司侵佔。金融全球化的理由之一是為了阻擊潛在的競爭對手，本國金融市場則不開放。金融資本的另外一項任務是推廣本國貨幣在全球範圍的使用，持有本國貨幣越多，本國對當地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就越大。落後國家如果突然有了巨額資本，由於缺乏強大的本國工業，自然也沒有足夠的軍力，只能被迫投資列強的產業，例如沙烏地阿拉伯等海灣國家。 軍事是工業革命最重要的內容，沒有強大的軍事能力，商業資本和工業產品就缺乏臨門一腳。英國人用鴉片戰爭才迫使中國打開口岸，美國的佩里艦隊用炮轟才迫使德川幕府開放通商。二次大戰後，美國完整繼承了英法兩國原本在世界上的位置，成為世界霸主，原因在於美國複員遼闊，人口比英法總和還多，礦產豐富而且位於本土，相較英法從殖民地進口更容易確保安全，加上運用了科學化的工業工程管理，輔以適合美國移民社會的生產組織體系，美國憑此才能徹底擊敗日本德國義大利。 從歷史角度來看，德國日本確實戰敗了，但從「打破工業原料的壟斷」來看，德日是成功的。他們藉由戰爭讓英法殖民地大範圍的獨立，從此可以用金錢來購買工業原料，確保各自的工業永動機順暢運轉，同時用產品的質量優勢獲得世界市場。用於購買原料金錢只能算零頭，工業產品換回來的收益遠比原料多的多。 二戰後的電子科技發展最終導致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競爭內容在原先的基礎再加上吸引人才和資金投入開發的強度。李家同教授所說的FM集成電路就是核心內容，可以理解成CPU，或者微處理器。這些計算機晶元對於產業發展非常重要，應用廣泛。通過程序編寫，我們能細緻的控制自動化工具進行生產，甚至能取代經驗豐富專業生產人員，從而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質量。軍事上我們能提高偵查設備的運行速度，例如敵軍雷達信號追蹤，遠方戰鬥機的定位，陸軍火炮的瞄準計算，還能提高商業交易速度和成本，例如電子交易。性能優越的晶元在戰時更是確保自身軍事優勢的平安險。 德國把FM集成電路當作「槓桿支點產業」，日本則稱為「產業之米」。德國一向出口精密的加工工具，用集成電路提高精度後的工具可以確保德國優勢；日本則把晶元應用在家電、相機和汽車上，用電子化在世界市場上攻城略地。這些就是李家同教授所說的高附加價值產品。高附加價值的產品所創造的資本累積不但為下一代的新產品作出貢獻，也促使晶元更軍事化，結果是列強能讓自己的地位不受後來者的挑戰。 這些還不夠。為了萬無一失，還需要對未開發國家或者開發中國家進行「人才吸血」，以便徹底摧毀來自這些地區的潛在挑戰。利用本國已經擁有的高質量生活環境和研究機會，加上提供獎學金，向全世界招聘有用的人才。「損不足以奉有餘」是工業發達國家萬年不變的一貫方針。 如果我們把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看作一個人，那麼血液是商業金融資本，身體是工業生產體系，心臟是科技開發，身體披著一層堅實精良的盔甲。一個手無寸鐵的酋長與這樣的對手對抗會有什麼下場，其結果只能是曝屍荒野，非洲土著、南美印加人、北美印第安人等毫無例外。工業發達國家都是民主體制，但實行民主體制是否能保證成為工業發達國家，甚至列強？ 不可能。為什麼？ 因為列強間在外交上的爾虞我詐和軍事上的磨刀霍霍從沒停止過，以前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還會這樣。民主人權是他們用來圓場的客氣話，確保他們自身利益才是真的。更何況這些列強本身民主進程不同，控制列強的也不完全是人民。 越是工業革命先行國家，例如英美，它們的民主化程度就越高，給予人民的政治權力就相對較大。但工業革命後進國家民主化的發展就相對緩慢，它需要集中國家的一切力量急起直追，沒有本錢進行民主化嘗試，所以政治集權成為首要選擇。例如日本的民主化就貧乏的可以。金美齡敢在日本大聲批判昭和天皇嗎？要知道昭和天皇是掀起日本二戰的罪魁禍首，如果東條英機是A級（甲級）戰犯，昭和天皇就是S級（Super）（特級）戰犯。東條英機在東京大審判里一開始的供詞毫不避諱天皇的罪責。國民連批判元首的自由都沒有，它的民主算什麼？ 實際控制這些列強的到底是誰？ 美國：摩根大通公司、美國銀行、杜邦、通用汽車、通用電氣、石油產業等。 日本：三井集團、住友集團、三菱集團、三和集團、芙蓉集團、第一勸銀集團等。 德國：蒂森克虜伯、西門子、IG Farben，Basf等。 法國：Total、Elf等。 我們可以在每個列強發現類似的結構，這些集團所代表的正是「工業永動機」的核心部分，它們不但輸出原料供其他中小企業加工，還可以肩負起技術開發的重責大任。它們善盡職責的為本國國民提供高質量生活的保證，但它們永遠也不會被民主體制所左右，除非整個國家被摧毀。 在知識經濟時代下，「強盜－殖民經濟」有新的花樣。方法是把發達國家裡的高污染高能耗產業轉移到開發中國家，同時用知識產權遲滯開發中國家的技術開發速度，再適當配合商業低價傾銷戰術和債務陷阱確保本國在區域經濟體系中的高端支配地位，使開發中國家成為本國隱形的勞動力和市場補充。 未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如果不認清這種形勢，自立自強的堅持建立自己的工業永動機，到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工業化失敗。但失敗了也不奇怪，工業後進國家最後步入發達國家之林的也只有日本而已。 工業革命的基礎是「軍事工業永動機」，發達國家富裕的秘密是「強盜－殖民經濟」，就這麼簡單。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中篇（上）中日兩國的近代工業化道路 第二篇我們來探討令世界關注的「中國威脅論」生成原因及中國大陸富強的秘密。 台灣人非常反感中國大陸的一黨專政和共產主義，覺得台灣的利伯維爾場經濟優越無比，是正義的一方。比起中國大陸，台灣人還是比較喜歡日本，覺得日本既進步又有禮貌，一切都是那麼美好，連釣魚台都考慮當成禮物送給日本。那麼我們就從利伯維爾場經濟的角度回顧一下近代中日兩國的歷史，順便看看後來的中國為什麼選擇了社會主義的道路，而這一切和現在的中國經濟又有什麼關係？「中國威脅論」從何而來？中國大陸為什麼富強？ 今天的台日關係和釣魚台問題是甲午戰爭所留下的直接遺產，戰爭的結果使近代中國國運急轉直下。這場戰爭對中日兩國意義非比尋常，因為這是兩國在開展各自工業革命後的第一次衝突，等於是兩國工業革命成果的一次總驗收。日本勝利的結果，使日本躋身為東亞列強。沒有甲午戰爭的勝利作為基礎，日本不可能有信心發動日俄戰爭，更不可能成為東亞霸主，發動後來的「大東亞戰爭」。失敗的中國在戰後加速了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半殖民地化的命運，更猛烈的內部矛盾隨後爆發出來，「庚子拳亂」可以看成是中國民間一次尋求自強的嘗試，但錯誤的開始和錯誤的方法，使中國必須償付有史以來最大的賠款，間接導致了清朝的覆亡。從1930年代開始連續15年的日本大規模侵略戰爭中，中國遭受無比慘烈和駭人聽聞的姦殺搶掠，直到抗戰勝利為止。這期間死於非命和家破人亡的中國人又何止數千萬？ 首篇文章我們知道工業革命時代就是鐵的時代，鋼鐵工業的強大程度決定了戰爭潛能。那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中日兩國工業革命成果的不同？我們必須回顧中日兩國的大鍊鋼運動同時做個比較，才能找到答案。 台灣人喜歡日本，所以我們先看日本。 當日本的佐賀藩從長崎的荷蘭人那裡聽到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的消息後，給當地武士的心底產生了巨大震撼，中國這個巨人竟然被西歐打敗了！他們的反應是必須擴張軍備，因為下一個可能是日本！1842 年，佐賀藩按照荷蘭文的《Liege炮兵工廠的大炮鑄造法》的日文譯本建設了鑄炮用的熔鐵爐－反射爐。受佐賀的影響，首先是同在九州島島的薩摩，接著是水戶也建設反射爐，然後擴及到長州、岡山等藩，最後全日本各藩國都投入大炮鑄造運動，這是日本的第一次大鍊鋼。這場大鍊鋼運動的本質原因是出於備戰考慮：鄰藩有大炮，如果自己還只顧賺錢，哪天要是彼此間發生矛盾爭執，錢只會是屬於有大炮的，所以你造我造大家造。 武士們對建造巨大建築所需的基礎和強度知識一無所知，反正按圖施工就是了。武士們組織日本社會的各類傳統工匠強行土法煉鐵，直接建設熔鐵反射爐，然後按書上一字不差的操作反射爐，目的只是熔鐵鑄炮。武士們違背科學規律強行推動煉鐵的結果：薩摩藩的反射爐基礎不牢，爐體逐漸傾斜後解體；水戶藩的反射爐煙囪則被颱風吹倒；只有佐賀藩稍有突破，開始正規實驗，但為期3年7個月的16次試運行全部以失敗告終。即使如此，武士們還是不後退更不信邪，抱持著「如果做就能成」的態度繼續幹下去。 在武士們開展鑄炮運動的同時，日本的蘭學家們也正密切關注各藩的鑄炮進展。對佐賀藩遇到的困難，他們認為使用傳統反射爐製造的鐵溶解困難，就算成功溶解鐵礦石也無法製造優質大炮，用高爐從礦石煉鐵是更好的選擇。另一方面，面對出現越來越多的技術難題，佐賀藩認為必須深入和系統的研究鑄炮業，於1852 年成立「精鍊方」，負責研究冶金、鑄造、蒸汽機、蒸汽船，並聘請大量外藩人員，它相當於日本近代最早的工業技術研究所。這些研究和事業需要的資金龐大，即使富裕的藩國籌集資金也非常困難，各藩國在鑄炮運動中開始意識到破除行政疆界隔閡及整合全國資源的必要性,從而為將來推翻德川幕府，建立中央集權政府的行動邁出第一步。 任何角落總有貧富差異。看著富裕藩國的大舉煉鐵，貧困藩國除了如熱鍋螞蟻般干著急外，只能另想辦法。錢少只好勤動腦，畢竟天道酬勤。日本東北的南部藩總算找到了商人出資，聘請大島高任擔任技術指導建設制鐵高爐。這個根據荷蘭書示意圖，爐高20 英尺，按照日本土法建造的「大島型」高爐，於1858年12月制鐵成功。大島型高爐對日本來說是革命性的技術突破，用水車送風，木炭消耗為傳統反射爐制鐵的 1/3，而且是半永久的制鐵爐，不像傳統反射爐需要廢棄。但大島型高爐仍然有缺點，它的風箱送的是冷風，煉鐵單位消耗燃料多，爐溫低，不容易維持鐵的熔融狀態，只能連續運行4-5天。大島型高爐的意義是為後來明治維新建設的國營釜石制鐵所提供技術和人才準備。1880年，占日本全國預算龐大比例的國營釜石制鐵所竣工，採用全套進口設備，此廠原是為兵工廠預備的，可惜當時日本負擔不起焦炭煉鐵，又因為當地木炭短缺，進口設備水土不服，與當地鐵礦石不能良好配合，很快便關廠。當時的日本非常貧窮，因此關廠是個財政災難，日本的第二次大鍊鋼以經濟倒退10年作收場，但武士們不氣餒，打算繼續幹下去…… 大島型高爐生產出的是白口鐵，而兵工廠需要灰口鐵。灰口鐵中的碳是以遊離態的石墨微結晶形態出現，在切削加工時，石墨可以作為潤滑劑，可以作為機械加工的鐵。白口鐵則質地堅硬不易生鏽，適合傳統鍋具和刀具市場。在給大島型高爐加裝熱風爐以提高爐溫後，大島型高爐也開始能生產灰口鐵，被稱為釜石鐵，但釜石鐵還是過於堅硬不適合機械加工。 從成本角度看，等重量釜石鐵的價格是進口鐵的2.3倍，兵工廠卻依然是釜石鐵的忠實客戶，為什麼？因為釜石鐵的老闆有極強的政治背景。這種交易無視利伯維爾場經濟而且浪費稅金，可制鐵所因為有這個鐵飯碗才能穩定發展。第三次大鍊鋼算成功一半，武士們繼續幹下去。 從技術角度看，焦炭比木炭好，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煉焦過程中產生的可燃氣體可以做高爐燃料，可惜日本還是負擔不起。技術的改良持續進行。經過科學計算，大高爐焦炭消耗率低，焦炭的火力足，總成本還是划算。為了適應解決鐵礦中的高硫問題，在煉製過程中多添加石灰石就能解決。更重要的是，原先國營釜石制鐵所的進口大高爐還很完好，改造一下就能用焦炭煉鐵。武士們用雙手應驗了「如果做就能成」這句話。日本不但「能夠」， 還「知道」如何生產全套制鐵設備，第四次大鍊鋼完全成功！ 這裡有個大問題。研究鍊鋼吃力不討好，從西方買鋼鐵就好，何必自己費心制鐵鍊鋼？用比較優勢拿絲綢去換西方鋼鐵不好嗎？買進口設備鍊鋼不也可以？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台灣，租列強的船運輸部隊，這時列強為自個兒的利益拒絕日本，日本連軍隊都出不了海。在透視「列強行為準則」的真面目後，日本下定決心要自立自強的把工業革命干到底。從制鐵的土產高爐開始，最後全面使用先進的焦炭煉鐵技術，同時在這個過程中積累經驗和技術人才，武士們明白這個道理能應用到所有產業，於是「殖產興業」帶動了日本全面發展，造船廠、兵工廠、鐵路、紡織，它們都得到大量政府補貼，根本沒有利伯維爾場經濟。中國講求有效率的利伯維爾場經濟，「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速度至上，阿斯本艦隊就這麼從英國開到中國，最後卻竹籃打水一場空什麼也沒得到。日本是武士當家，中國當家的文士們在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叛亂中明白列強的實力非比尋常，心動不如馬上行動：1861年曾國藩創辦安慶內軍械所，65年李鴻章創辦江南機器製造總局，66年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67年崇厚創辦軍火機器總局（天津機器製造局），數年間現代兵工廠在中國可算遍地開花，這些官辦工廠在違反利伯維爾場經濟的前提下隆重成立，按理強兵富國指日可待，怎麼到後來連蕞爾小國的日本都打不贏？ 中國史書追究原因說中國封建制度腐敗是最大原因。在日本上下大建鐵路的當下，中國第一條鐵路因為官民反對而拆除，問題是最後拍板定案的皇室正是極權的典型，怎麼這時會從善如流的照章辦理？原來中國要尊重利伯維爾場經濟規律。當年清朝官辦的兵工廠造船廠進口材料和機器，為累積技術儲備還願意提高工資吸引人才，甚至海關的稅銀都投入了，決心可謂無比堅定。但尊重市場機制的大臣們上書「糜費過重」、「與民爭利」、「性能不如洋貨」，「極權的清朝」體恤民意而且從善如流，反正節省銀子的事情辦起來大家都滿意，官員還有機會中飽私囊。可想而知這種情況下除非有利可圖，誰肯去研究制鐵？就算某人成立制鐵廠，沒有政治背景的鐵飯碗合約也根本不可能活下去，這就是漢陽鐵廠遲至1890年才竣工的經濟背景。「御外侮」是場面話，「挽利權」是真心話，只因為「進口鐵」導致「龐大的貿易逆差」。日本武士們知道鐵礦石和制鐵設備相互配套的重要性，透過牡丹社事件明白「列強的定義」，無視利伯維爾場經濟堅定貫徹獨立自主，並用堅持補貼建立了配套的造船廠兵工廠；中國文士們認為有進口設備就能大鍊鋼鐵，阿斯本艦隊事件純粹是獨立事件，堅定利伯維爾場經濟的國際貿易比較優勢，造船廠兵工廠要和舶來品公開競爭，政府補貼絕對不合理。 清朝祖訓是「永不加賦」。英國國王要白紙黑字的大憲章才能自律，清朝皇室有先祖訓示的家規就能貫徹，中國人憑什麼覺得英國政治體制月亮比較圓？所以就算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蓋頤和園也只能「挪用海軍預算」，不能加稅。頤和園好比今天的豪宅，可以被視為房地產行業。頤和園的雕樑畫棟好處是非常多的，不但能提升中國工匠的技術水平，促進產業升級，徹底發揮清朝的貿易比較優勢，還能多賺點西洋白銀。至於費錢的軍工產業要耐心等待資本累積，擾亂社會秩序的鐵路更要仔細評估。反正GDP看起來都差不多，拼經濟也確實看到成效，皇室完全有本錢信心充足的去開創光明前途。從這裡我們能確定清朝是開明科學的，以民為主，當然也是民主的。 機會永遠屬於有準備的人。1894年甲午戰爭開始，海戰方面，威震亞洲的北洋海軍在「鎮遠」、「定遠」的帶領下實際上跟日本艦隊打個平手，但龜縮在港中的北洋海軍最後被海陸夾攻毀滅。陸戰方面，清軍初期大量殺傷日軍，但租來的運兵船在海上被擊沉後，加上缺乏海軍切斷日軍後續兵力，清軍一直潰退到鴨綠江，最後戰敗。馬關條約除了失去琉球台灣外，相當於日本10年全國預算的兩億兩白銀就這麼丟了，而且埋下今日台灣問題的種子，接著發生在清朝的骨牌效應人盡皆知。 清朝為什麼失敗？信奉利伯維爾場經濟的文士們自作自受。遵行「利伯維爾場經濟原則」就沒必要建立制鐵廠，用「比較優勢」換取舶來品即可，所以也無法解決造船廠兵工廠原料昂貴的問題，然後發現耗費太重，又不願意政府補貼，只能想辦法減產關廠。等到1890年必須趕忙建立漢陽鐵廠的時候，發生鐵礦石和進口制鐵設備不配套的問題，生產停頓，還是不願意政府補貼，大規模的建設鐵路短時間內就更沒可能。在沒法降低陸運成本的前提下，整合國內區域市場和降低原料運輸成本純粹是空談，工業循環體系當然從缺，工業技術當然是零，整個國家還是大刀和弓箭的農業時代，而且還是信奉利伯維爾場經濟的。1894年的清朝就是用這種真實的社會經濟體制，去面對影響今後五十年中華民族命運的甲午戰爭。 黃海海戰中的北洋海軍呈現訓練不足是合理的，沒有制鐵廠生產原料，兵工廠成本太高，彈藥儲備當然只能靠舶來品，扣除備戰彈藥，平時自然無法進行高強度海戰炮擊訓練，一旦碰上高強度的黃海海戰就會越打越弱，因為北洋海軍無法修復所屬艦隊。剩下的戰術選擇只能用「艦隊存在」伺機打擊日軍的補給艦隊，期望降低日本陸軍在朝鮮的戰力，減緩入朝的清朝陸軍的正面壓力，所以李鴻章下令「保船制敵」在戰場指揮上是完全明智的，中國史書還說他迂腐！？日本明白北洋艦隊存在的威脅和影響後，用海陸聯合強攻威海軍港，北洋海軍只能背水一戰，最後壯烈覆滅。由於清朝不造船，也自然無法組織大規模的民用支持艦隊支持入朝作戰的陸軍，只能找列強租船，等北洋海軍被海陸夾攻消滅後，就更不可能再租到船支持入朝的清軍。清朝陸軍的大退卻實際是缺乏補給的表現，無法補充兵員、彈藥、糧食，東北也沒有建設鐵路供軍隊迅速集中兵力，清軍在高烈度的消耗作戰下能不退卻嗎？ 日本為什麼勝利？當時的國會議員想通過民生法案的結果是被警察驅逐出場，然後強硬派單獨表決通過備戰型經濟決議。當民生法案被迫通過後，政府的選擇是直接解散國會，讓議員回家吃自己。日本當時的稅率實際達到了五公五民甚至更高，而且投入全國財政資源的60%讓軍工產業有鐵飯碗活下去，還不計一切代價的建兵工廠、造船廠、鐵路，軍隊進行「月月水火木金金」（周日視同周一；周六視同周五，亦即每日訓練）的訓練，甚至國內引發暴動也毫不考慮的武力鎮壓。高烈度的黃海海戰開始後，煉焦廠加班煉焦、制鐵廠加班制鐵、兵工廠加班增產械彈、造船廠加班修船，以這些近代工業為軸心，工業永動機的威力開始體現出來，這種現代戰爭的補給系統最後消滅了北洋海軍，更是日本陸軍逼近中國東北的原動力。日本付出一切努力堅持到戰爭結束後，成果是拿回兩億白銀來緩解國內經濟危機；打開清朝的市場；獲得台灣和朝鮮做未來的市場和原料補充。反觀中國，永不加賦的民主皇室決定緩建與民爭利的鐵路，天道酬勤在此偏向日本明治維新，清朝自強運動贏了才是怪事。為什麼利伯維爾場經濟無法建立工業革命的軍工鋼鐵產業？因為它們在初期絕對是慘賠的。 英法美三國能順利推動工業化的原因是他們可以有外部補充，用剝削非洲美洲大陸的資源做慘賠的本錢。首篇我們看到歐美的工業化動力來自骯髒的販賣奴隸和三角貿易促成資本積累，然後升級的軍事武力提升對此種三角貿易的壟斷能力，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等國爭奪海上霸王都是為了這個目的，只有霸主才能吃肉，其他國家只能喝湯。德國幸運搭上第一次工業化的末班車，用傲人的80%國民識字率和高效的教育體系趕上英法。工業化出現的社會緊張在德國同樣出現，重點傾斜工業的結果是高度軍事化。舉世聞名的德國參謀本部是蒂森克虜伯為首的德國軍工產業最大客戶和支持者。普法戰爭後的50億法郎賠款不但救了德國經濟，還獲得阿爾薩斯和洛林這兩個煤鐵礦區，更加提高德國工業永動機的潛力。 列強在完成第二次工業化後開始走上全球擴張殖民的道路，它們的工業永動機比第一次工業革命需要更多原料和更大市場，任何國家如果打算靠純粹的利伯維爾場經濟累積工業化資本的嘗試都會是徒勞無功。列強首先會要求未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開放港口，同意通商和船隻補給，識相的國家會同意，不識相的會被狂轟濫炸到同意為止，然後列強會用自身大批量生產的紡織品和工業品（火柴、鐘錶、肥皂、軍火等）傾銷，這只是地獄的開始。中日可算特例，中國可以靠茶葉、陶瓷、工藝品大量換取歐美白銀，日本則可以靠少量絲綢。中日對列強的貿易初期是公平、平等、自由的，但陰狠的列強隨時能用軍力掀桌子逼你玩它自己佔便宜的貿易。果不其然，列強用鴉片「平衡貿易逆差」，中國被逼查禁煙毒，迎來的立刻是軍事侵略的狂轟濫炸。真金白銀、各種原料、當地市場永遠是讓列強最興奮的戰利品。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中篇（下）中日兩國的近代工業化道路 鴉片戰爭的戰敗證明沒有軍力做後盾，就算在商業領域籌集到資本也遲早會被搶掠。中日開始工業化的時候，連德國的條件都不具備，加上歐美國家此刻在全世界開展全方位侵略，因此這個時期籌集工業化資本所剩下的唯一途徑是更完全的國家集權和經濟補貼！起步更晚的中日兩國更不可能找到除了自力更生以外的第二條路，不止如此，兩國還必須完成「鐵的國產化工業生產」才能穩固跨過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蒸汽機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鋼鐵兩個門坎。日本和清朝各自的兵工廠造船廠為這個時期的工業化難度和工業化失敗結果做出最好的正反例證。中國堅持利伯維爾場經濟，不補貼制鐵造船兵工各廠，不堅持採用國產武器，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技術儲備，也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工業永動機，對其他產業如紡織和機械工具等旁支產業的提攜作用也就無從談起。隨著列強進一步發展，面對來自更強大工業永動機所支持的列強軍事挑戰，中國下場只能屢戰屢敗，喪權辱國，很快的清朝歷史就此寫下句號。 籌集資本的方式需要相對適應的政治體制。如果英國算列強中最民主的，稍後發展的法國比英國更極權，德國比法國更極權，因為這是籌集和分配資源的必要手段，由於德國本身是一個強調秩序的國家，並沒有對市井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對已經稀缺資本的中日兩國來說，民主體制根本是雪上加霜的死胡同，要開展工業化只能用更專制集權的方式。明治維新對應了工業化的時代要求，自強運動卻沿用古老的民主合議制舊瓶裝新酒。同樣是煉鐵辦廠，日本武士們貫徹始終，中國文士們瞻前顧後；拿刀的武士們用軍事暴力解決政治矛盾，拿筆的文士們用奏摺論戰選擇經濟優先，結果甲午戰爭後日本經濟步步高升，中國經濟垂直掉落。 籌集資本的另一個商業途徑是土地改革，引導資本投入工業發展。不過這觸及中國社會精英的利益，跟抄家的意義一樣，是人人聞之色變的做法。諷刺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因為農民經濟問題而引起，中國歷史一直在一個長期和平，但每隔300年一次的全國性暴動周期中循環。小說「賽金花」寫實的表現了農業社會中大地主的社會經濟影響力。假使有個開明而且科學的地主投入研究煉鐵，也出資成立煉焦廠，開始點火制鐵，就算有條件再好的當地傳統農具和鍋具市場也無法消化這些鐵，所以他最後只能破產，煉鐵效率越好，越符合利伯維爾場經濟定律，多勞多得，他破產也越快。如果他再賭一把，建設與民爭利的鐵路，他得擔心搶了漕運的工作或者被信仰風水的群眾破壞，最好的下場是政府出錢把他的鐵路買回來。開展鐵的貿易也不行，因為被列強們壟斷托拉斯，他也不可能憑一己之力打敗全體西方鋼鐵工業。他只能當個洋翻譯或是幫洋人買賣物資的生意人，這是當時賺錢的上上策。 問題是從國家角度來看，這根本無法完成工業化，不採取手段壓縮大地主也無力把農業勞動力引導轉移到工業部門，不確保私有化就無法順利推動土地改革，不土地改革就無法解決資本和勞力短缺問題，也無法集中資源投入工業技術儲備。越晚工業化所面對的難題就越大，隨著時間推移，還需要適度推動「均勻貧困」來累積工業資本，這就是為什麼越晚開始工業化的國家，社會主義傾向越明顯，甚至是共產主義國家而且用軍事手段進行土地改革，並以軍力為後盾實行配給制。採取這些手段是被逼的，因為無法在不受列強阻撓下完成工業化，俄國就是例子。也因此西方國家非常痛恨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表面說它們異常邪惡，實際理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將挑戰它們的工業永動機，並且和他們爭奪原料以及市場。 列強會在世界各地安插代理人以防止對列強不利的情況出現。民國初年的各地軍閥本質上代表列強的在華利益，混戰的表面理由是統一中國，本質上是暗助列強獲得更多市場和原料。1928年國民黨完成了中國名義上的統一，還同時不知不覺的繼承了列強利益代理人身份。無論如何振奮人心的「黃金十年」拉開了序幕，一如中國傳統習慣，「路線爭議」再次出現1928-31年間的實業部長孔祥熙提出以「國營重工業」為主，以國防為核心的工業化計劃，但因缺乏資金支持迅速結束。繼任的陳公博提出以「私營輕工業」為主，以融入國際體系的工業化計劃，財政部長宋子文也反對建立重化學工業。他們認為利伯維爾場經濟的好處是：活用民間資本、控制政府財政支出、國際貿易分工；認為重工業發展道路不適合當時中國的理由：缺乏重工業的熟練勞動力、重工業需要大量投資和產業整合、民間資本無法回收利潤、列強對本國重工業有大量財政補貼。欠缺上述任何一個條件，中國走上利伯維爾場經濟道路。 中國在德軍顧問的協助下建立了現代化的陸軍師，這些部隊在抗戰初期極大的震撼日軍。抗戰中有四件事：德械師在南京失守後消失、國軍缺乏武器越戰越弱、嚴重的通貨膨脹、普遍的政府貪污。這些現象彼此有什麼關聯？ 「黃金十年」的本質是以私營輕工業產品、農產品、礦產交換等值的德國軍工產品。中國實際上是虧本的，沒有化工產業提供化肥，農產品在傳統條件下的增產可以被忽略，而礦石永遠比工業品便宜，大量農產礦產出口只能換少量德國軍工產品。雖然盡職的德軍顧問幫助中國建立初級現代軍事工業，但缺乏重工業支持，進口再多的兵工廠生產機器對國軍武裝還是杯水車薪，甚至連機槍、步槍、子彈這三種需求都無法滿足。德軍機槍射擊時用金屬鏈條供給子彈，中國卻只能用布條，因此機槍常常停止射擊，只因為中國沒有重工業。由於高級官員本身具備私營企業主的身份，利伯維爾場經濟只是變形的官商勾結，用一切資源所生產的物資和利潤無法完全換成軍備或重工業設備。中國的戰前準備實質上只有一點銀子，搭配一個初具國家雛形的骨架，指揮10萬德械師和百萬民兵跟日軍對決。當中國轉向戰時官方掌控的計劃經濟後，經濟形態變成官僚的商業壟斷，貪污自然是普遍的。日軍侵佔大面積國土和礦產資源、政府退到農產相對貧困的西南山區、缺乏化肥提升糧食產量，然後大量難民湧入，糧食短缺下的通貨膨脹成為理所當然，這一切根源於中國決定採用利伯維爾場經濟。各種條件決定中國打敗日本的唯一策略只能是用持久戰把日本拖到戰敗為止，代價是全體中國人無比慘重的犧牲。 走輕工業道路的中國無法提供一門火炮轟擊日軍，無法提供一架飛機對抗日軍的轟炸機和軍艦，無法讓機槍順暢的射出子彈，德械師的消失只是時間早晚，最後只能讓軍人悲壯的拿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如果歷史重來一次，「黃金十年」的中國能走上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嗎？不可能。 這個時期的工業化難度比清朝自強運動的時代更難，憑藉以內燃機為動力的海軍艦隊和標準化武器大量裝備的陸軍部隊，列強已能有效率的侵略全世界任何角落，而且毫不放過任何獵物。任何國家必須完成蒸汽機和鋼鐵工業，還得另外準備足夠軍力才能「開始工業化」，最後還不一定能成功。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原因在於自身工業化程度不足，隨後的共產主義革命立即遭到列強的入侵，在自己的國土上打敗列強後才能開始工業化。蘇聯嘗到被入侵的苦果後，明白已沒有足夠時間用輕工業道路完成工業化，同時也沒有任何殖民地可以作為補充，只能直接走重工業道路。建立工業永動機的代價是高昂的，蘇聯礦產資源豐富，農業條件卻非常差，為籌集工業化資本，解放農奴，土地礦產國有，實行軍事配給制，用軍事力量強迫一切資源向重工業集中，高強度開展工業化的代價是饑荒。 1928年的中國根本不可能做到上述工作。孔祥熙當時的想法是對的，但是國民黨本身需要各地的地主充任官員以掌控行政區域，命令他們革自己的命無疑是天方夜譚。土地不可能收歸國有，農民也就不可能解放，「二五減租」的實況是假扮農民的地主對這個行政命令陽奉陰違，最後不了了之。籌集工業化資本在私營企業的體系里不可能完成，理由是他們認為自己賺來的錢是應該的，憑什麼因為你的一個命令就把錢投資在看不到收益的工業體系里？除非政府給補貼！問題在於國民黨根本沒錢。中國名義上的統一意味著軍閥仍然林立，國民黨用軍力強力推動經濟上的軍事配給會變成自亂陣腳。國民黨加強軍力的唯一途徑只剩下努力創匯買武器。沒有重工業支持，自然也無法建造鐵路去提高部隊行進速度，最後被迫掘開黃河大堤以遲滯日軍進攻，結果創造了黃泛區，數百萬人民必須面對饑荒和洪災。 二戰時期的日本能建造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大和號戰列艦，生產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零式戰鬥機，憑藉的正是重工業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徹底發展強壯自身骨骼的「基幹產業」。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基幹產業是指工業基礎產業：以鋼鐵和化工為代表的重化工業。第二次工業化革命早期只有煤鋼工業聯合體，隨著時間推移，原本的鋼鐵工業催生機械工業；煉焦工業催生石油化工和更多種的化工產業。新增電子工業，例如海戰和空戰使用的雷達，早期計算器、密碼機等。機械工業成為開發重點，飛機和工業生產設備都算這個類別。我們以德國海軍的俾斯麥號戰艦做範例：機械工業要開發最重要的酸性平爐和大型壓水機。酸性平爐用來生產特殊鋼，例如炮管和軍用鋼材。大型壓水機用來加工成型大型鋼結構部件，例如造船和船用鋼板。化工產業提供焦炭鍊鋼，還生產高級炸藥以提高戰艦主炮的威力和射程。電子產業開發的早期計算器可以大量計算火炮角度和射程之間的數學關係，陸海空三軍都能用上。機械工業提供的高精度的工作母機還可以提高上述每種產業的產品質量，但每種環節都需要大量的技術投資，完成每個環節，才能在這些基礎上建造出戰力強大的戰艦，沒有其他替代道路。 問題是酸性平爐不是洗衣機，普通人根本不會買。這種產品必須靠政府補貼才有可能開發出來，初期也只能靠軍方訂單維持下去。加上技術開發的龐大費用，所以基幹產業需要巨大的政府財政補貼才會有成果，這也是私有資本不願意投入基幹產業的原因。洗衣機的製造如果沒有上述產業支持，絕對無法提高質量，成本也無法降低。製造洗衣機裡面洗衣槽的最佳材料是不鏽鋼，馬達軸承最好是汽車軸承，這都需要特殊鋼，但特殊鋼需要酸性平爐才能生產出來。為了不讓洗衣槽損害女人的絲襪，需要機械工業提供高精度的工作母機。化工產業需要提供高級化工原料，用來製造抗老化的工程塑料外殼，把洗衣機包裝的漂亮一點。電子產業需要提供計算器和晶元，讓用戶能按照自己的需要選擇洗衣程序。 如果什麼產業都沒有，要發展經濟只能進口列強的零件組裝洗衣機，今天的東南亞經濟就是如此。反過來說，如果具備齊全的基幹產業，想生產什麼產品都好辦，日本就是如此。軍艦和洗衣機依靠的都是基幹產業，最完美的情況是洗衣機賺來的錢協助軍事工業。可惜工業化難度提高，要想自力製造洗衣機，只能先造軍艦，否則只有被列強侵略的下場。蘇聯集全國之力強力推動工業化的結果，是日本不敢軍事挑釁蘇聯，從而確保國家安全，並且完成擊敗納粹德國的工業基礎。投入一切資源建立完善的基幹產業是非常值得的，因為它能全方位保障國民安定幸福的生活。1945年8月日本戰敗，東亞歷史翻開全新的一頁，中國要面對全新的爭議：土地政策。國共對抗幾乎是立即開始的，共產黨已經完成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正在席捲華北地區。 國民黨為什麼剿共？不剿共的結果必定是國民黨的政權徹底完蛋。黃金十年曝露出國民黨依靠地主進行統治的模式，國民黨不可能完成土地改革，那等於立刻自行繳槍投降。政治上也不可能採取民主，中國還是農業時代，農民人口占絕對大多數，國民黨沒有一人一票的政治基礎，跟共產黨同台選舉是自殺，國民黨只能選擇與共產黨展開全面性的軍事對抗。共產黨強行土改的結果是兵力大增，它先問農民「你分到田地了嗎？」，然後問農民「要不要參軍去保衛你的田地？」士氣高昂的百萬解放軍很快誕生。早在江西井岡山時期紅軍就出現武器奇缺的窘境，長期用土製武器對抗日軍工業化部隊的親身經歷，使中共領導人看到工業革命和軍工產業之間的關係，深刻影響後來的經濟政策。 1949年10月1日，在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口號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業化拉開序幕。回想過去20年的軍事裝備差距，毛澤東毫不考慮的選擇以「重工業」主導的發展路線，開始大鍊鋼鐵。奉行「租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造船」，和清朝完全相反。 問題是工業永動機的建立需要代價，資本從哪裡來？僅有的黃金儲備被國民黨帶走，只能想辦法去開採金礦。列強對共產主義是封鎖的，唯一的盟國是蘇聯。可是蘇聯自己都需要從東歐獲得資源，給中國的協助必定是有限度的，所以毛澤東說：「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為了提高效率，整個中國變成「黨國一體」，把農業剩餘徹底轉移到工業部門，但還是不夠。中國再一次被迫土地國有以籌集任何能搜集到的糧食去投入工業化。 在建立工業永動機的過程中，會出現消費品短缺的問題，人民生活水平會下降。英法美當初對殖民地「巧取豪奪」的方式維持本國人民的高水平生活，日本用「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口號掠奪台灣農民，二戰戰敗後被迫停止。中國的工業化起點更低，國家太大，要補充的東西太多，要如何轉移內部矛盾？美國的原子彈宣告世界進入核武時代，軍事行動遲早會引發世界大戰。唯一的選擇只能是靠政治權術轉移人民注意力，各種政治運動於是開始，還可以消除內部雜音，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大陸必須集權專制，也是為什麼台灣人打心底要跟大陸保持距離，美國敵視「毛主義」的原因，一切因為毛澤東選擇迅速建立工業永動機。 為了保證工業化的順利進行，這個時候還需要研究核武器，否則遲早會被列強敲詐勒索。「要核子不要褲子」讓中國人窮的連褲子都沒得穿，可這比被日軍強迫脫褲子，甚至永遠不許穿褲子來的好。中國大陸用30年建立屬於自己的基幹產業，大到氫彈，小到計算機CPU，能生產幾乎所有種類的軍事武器。台灣沒有基幹產業，必須靠美國的武器援助，所以美國不讓國民黨反攻大陸，台灣就只能乖乖聽話，一直聽話到今天。 隔海的日本在做什麼？二戰後滿目瘡痍的日本，於1946年成立「經濟安定本部」和「經團聯」。在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有澤廣巳的指導下，經團聯開始「傾斜生產」，無視利潤和產權，把有限資源集中到煤鐵工業，同時投資電力和肥料兩個部門，然後以這些作為基礎恢復基幹產業。國民生活用配給制度解決，每人每月500日元，火柴每人一天4支，肥皂每人一年1塊，一切資金來自政府全額出資的國營銀行，不行就印鈔票。戰時的軍工產業工人戰後被迫失業，經團聯讓製造火炮瞄準具的Canon公司去生產相機和鏡頭，改造商船，實在不行去種樹。機會再次屬於有準備的日本，韓戰中的美軍需要日本，有了經團聯的指揮體系，再加上美國援助，日本復興加快了進程。這時候的日本和共產主義的中國根本沒差別。台灣人既然喜歡日本，那麼台灣人用雙重標準看待日本和中國大陸就是有問題的，也是有理由的，我下篇會提原因。 相比日本，中國也用一樣的體制，只是換個名字。中國共產黨就是經團聯，國營企業完全服從黨的領導。日本人能共體時艱，可是中國人很難做到，中國的周圍環境也沒有日本那麼安定，政治運動是必要的，但這一次黨員們發揮與武士們幾乎一樣的角色主導中國工業化。當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基幹產業的爆發力很快展現。今天中國能快速搶佔原本屬於列強的工業產品市場份額，能快速仿製出類似的產品，台商能在大陸發展那麼順利，完全是中國大陸的基幹產業在後面的幫忙。 中國能繼續成長，最大的原因就是有一個跟日本經團聯一模一樣的共產党進行中央協調，時不時的回憶艱苦的紅軍年代更讓中國堅定發展自己的軍事工業。台灣就算知道有多少導彈瞄準台灣，就算偷到相關技術資料，沒有基幹產業也無法生產這些武器。更何況這些軍事武器需要衛星定位，台灣只能用美國的衛星定位系統，美軍等於間接控制這些武器的使用時間和使用方式，台灣毫無自主權，每年還需要用台灣的國防預算心甘情願幫美國準備養著這些武器，形同排擠台灣的教育和社會福利預算。最慘的是連技術轉賣他國套利也不能做，因為台灣需要購買美國武器。這一切壞處都是因為台灣缺乏基幹產業。 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沒有缺席，中國靠自己造出了龍芯。如果知道怎麼設計複雜的CPU，那麼設計用於洗衣程序和火炮瞄準的晶元就更容易了，用於破解情報密碼和模擬氣候變化的大型計算機也不會太難，不管是「槓桿支點產業」還是「產業之米」，中國可以全方位的與列強逐鹿天下。 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炎黃世胄，東亞稱雄。毋自暴自棄，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進大同。創業維艱，緬懷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務近功。同心同德，貫徹始終，青天白日滿地紅。 信奉「毛主義」的中國清楚「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重要性，不但讓中國重新成為世界列強，而且讓中國人民逐漸富裕。出現「中國威脅論」一點也不奇怪，中國富強更是理所當然。他們比台灣更好的詮釋了國旗歌里的精神，只因為他們打造了中國的基幹產業。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中篇（下）中日兩國的近代工業化道路 鴉片戰爭的戰敗證明沒有軍力做後盾，就算在商業領域籌集到資本也遲早會被搶掠。中日開始工業化的時候，連德國的條件都不具備，加上歐美國家此刻在全世界開展全方位侵略，因此這個時期籌集工業化資本所剩下的唯一途徑是更完全的國家集權和經濟補貼！起步更晚的中日兩國更不可能找到除了自力更生以外的第二條路，不止如此，兩國還必須完成「鐵的國產化工業生產」才能穩固跨過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蒸汽機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鋼鐵兩個門坎。日本和清朝各自的兵工廠造船廠為這個時期的工業化難度和工業化失敗結果做出最好的正反例證。中國堅持利伯維爾場經濟，不補貼制鐵造船兵工各廠，不堅持採用國產武器，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技術儲備，也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工業永動機，對其他產業如紡織和機械工具等旁支產業的提攜作用也就無從談起。隨著列強進一步發展，面對來自更強大工業永動機所支持的列強軍事挑戰，中國下場只能屢戰屢敗，喪權辱國，很快的清朝歷史就此寫下句號。 籌集資本的方式需要相對適應的政治體制。如果英國算列強中最民主的，稍後發展的法國比英國更極權，德國比法國更極權，因為這是籌集和分配資源的必要手段，由於德國本身是一個強調秩序的國家，並沒有對市井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對已經稀缺資本的中日兩國來說，民主體制根本是雪上加霜的死胡同，要開展工業化只能用更專制集權的方式。明治維新對應了工業化的時代要求，自強運動卻沿用古老的民主合議制舊瓶裝新酒。同樣是煉鐵辦廠，日本武士們貫徹始終，中國文士們瞻前顧後；拿刀的武士們用軍事暴力解決政治矛盾，拿筆的文士們用奏摺論戰選擇經濟優先，結果甲午戰爭後日本經濟步步高升，中國經濟垂直掉落。 籌集資本的另一個商業途徑是土地改革，引導資本投入工業發展。不過這觸及中國社會精英的利益，跟抄家的意義一樣，是人人聞之色變的做法。諷刺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因為農民經濟問題而引起，中國歷史一直在一個長期和平，但每隔300年一次的全國性暴動周期中循環。小說「賽金花」寫實的表現了農業社會中大地主的社會經濟影響力。假使有個開明而且科學的地主投入研究煉鐵，也出資成立煉焦廠，開始點火制鐵，就算有條件再好的當地傳統農具和鍋具市場也無法消化這些鐵，所以他最後只能破產，煉鐵效率越好，越符合利伯維爾場經濟定律，多勞多得，他破產也越快。如果他再賭一把，建設與民爭利的鐵路，他得擔心搶了漕運的工作或者被信仰風水的群眾破壞，最好的下場是政府出錢把他的鐵路買回來。開展鐵的貿易也不行，因為被列強們壟斷托拉斯，他也不可能憑一己之力打敗全體西方鋼鐵工業。他只能當個洋翻譯或是幫洋人買賣物資的生意人，這是當時賺錢的上上策。台灣經濟的困局與未來末篇（下）－－失敗的民主 1949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首次有機會在台灣推動屬於自己的工業化，日本總督為國民黨完成很多基礎工作，剩下的工作是解放佃農。二二八的鎮壓和土地改革使國民黨成為台灣的本土統治集團的世仇。經歷「血與火」的國民黨迫於世界形勢需要工業化振作自己，但起點比明治維新的日本更低，還得應付龐大軍事開支和難民問題，靠著大陸帶來的少量黃金，國民黨暫時穩住軍心。 萬事起頭難，蔣介石發布義務教育的法令，用公職安排部分來台的難民；發布軍令，用鳳山整訓解決國軍的山頭派系；發布戒嚴令，用軍法維持社會秩序。「糖與米」成為台灣的工業化火車頭，用農工業剪刀差和肥料交換的方式把農業所得引導到紡織工業（英國最早的工業），同時提高關稅，保護市場，扶持台灣的本土企業，義務教育則為台灣未來的產業發展做好基礎。1960年台灣的百姓生活已有改善，但是台灣的整體經濟面貌還是遠落後於發達國家。「黨員們」在蔣介石的領導下，遵循專業官僚的指揮，繼續為「反攻大陸」的大業而努力，黨國資本主義讓人看到初步成效。 1960年歐美國家出現第一波勞力密集的產業外移趨勢。台灣的技術官僚尹仲容和嚴家淦認為這是一個機會，1966年在高雄成立加工出口區，可以看作是大陸今天遍地「經濟技術開發區」的1.0版本。為表示對經濟建設的支持和授權，蔣介石讓嚴家淦出任副總統和行政院長。加工讓台灣變成美日兩國的配角（刷盤子），但也讓台灣第一次有能力累積外匯，而不再是殖民地時代供養日本的經濟奴隸。電器、紡織、塑料等輕工業開始發展，許多台灣家庭的「客廳即工廠」，用小作坊的形式參與加工出口。此景如同今日的珠三角、浙江和福建的部分地區。 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機使發達國家陷入經濟不景氣，加上退出聯合國，種種原因使台灣經濟陷入危機，迫使台灣進行第一次產業升級。這個產業升級的核心是重化工業和造船，外加高速公路及鐵路電氣化。與共產國家強行上馬重化工業不同的是，台灣選擇農業-輕工業-重化工業三部曲這條道路。沒有饑荒的原因是台灣的「糖與米」，而且處於英美刺刀保護之下，這是台灣可以用三部曲展開工業化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台灣經驗的核心內容。 1979年台灣政府把機械、電子、電機、運輸工具欄為「策略性工業」。在黨國資本主義模式下，台灣快速發展。不可小看制定這些目標的國民黨「外省黨員們」，他們確實掌握工業化背後的核心秘密，昔日的顛沛流離和戰火歷練讓他們全力以赴。1980年，台灣創立新竹科學園區，也是今日大陸高新技術開發區的1.0版，使台灣首次能躋身世界IT革命浪潮，即使它最後成為一個技術密集的加工出口區，但這個對1950年的農業台灣來說，已是非常光彩的成績。它是今日台灣經濟成長的最大動力，也是維持今日台灣中產階級的最重要支柱。黨國資本主義是如何具體發展這些產業的？資本從哪裡來？ 國民黨首先成立中央財政委員會（財委會），下轄中央投資和光華投資。這兩個單位是黨營事業的財政發動機，台灣最早的新興電子就是100%財委會持股，於1970年創立。這很容易理解，因為IT革命是全新的概念，台灣沒人有能力大膽冒進，只能由國民黨出資1.8億台幣。國民黨的冒險下注是正確的，1980年聯華電子成立，總資本26.25億台幣：交通銀行7.2%、台灣經濟部6.5%、光華投資4.9%、私人投資合計2%，技術人員來自台灣經濟部所屬的工業技術研究院。這次多了私人參與，但如果沒有初始的冒險下注，能吸引私人資本嗎？台灣、中國大陸、日本這些後進經濟體如果沒有這種官方主導的參與行為，只能永遠落後。 工業生產需要的配套產業，工業氣體、鋼鐵、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紡織工業研究中心、電機製造等不勝枚舉。工業化程度的提高，技術的含量也隨之增大，這還需要教育部門編輯合適的教材以便有系統的培養人才，需要整個政府的橫向合作和縱向分工，更需要制定適當的經濟政策以便保護國內市場。中國大陸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與台灣的國立編譯館都肩負著這個任務。國民黨成為台灣的經團聯，共產黨則成為大陸的經團聯。中國共產黨獨立面對美蘇冷戰的軍事對峙與外交的風雲莫測，需要直接上馬自己的重化工業以支持自己的軍事武裝，這是無奈之下的選擇。我們可以看到海峽兩岸除了工業化順序不同，一個大中國，一個小省份，工業化精神則幾無二致。 投資不見得成功，失敗所在多有，國民黨的投資有失敗的，但是貪污卻很罕見。蔣介石很清楚吏治是如何讓他失去「大好河山」，靠著威權獨裁和軍法治罪，國民黨總體上能讓台灣的工業化平穩過渡，從1950到1988年，國民黨的兩位蔣總統用38年努力使台灣全體人民享受工業化帶來的好處，不再「男為奴、女為娼」，被當作「殖民補充」的日本「皇民」，台灣經濟在黨國資本主義的模式下甚至開始進軍原本只屬於發達國家的高附加價值產業：汽車。1986年，台灣的裕隆汽車成功製造出飛羚101型汽車，如同今天中國大陸的吉利，底盤和引擎都是引進的，但其它都是台灣自產的，改進版的102型汽車甚至有出口荷蘭的記錄。最後因為缺乏商業策略和成本因素黯然敗退。 為什麼裕隆汽車失敗了？1985年台灣政府實施《六年汽車工業發展方案》，內容包括降低關稅和國產率等，裕隆失去能了成長茁壯的機會。政府的錯誤隨時能改正，可是更大的阻力來自日本。日本經團聯的成員包含日本汽車製造商，為了維護日本產業的世界利益，日本廠商團結一致的對抗裕隆。今天的裕隆汽車只是一家汽車經銷服務站。它只能靠更靈活的手段把自身資本進行國際化運用，美其名為海外擴張，實際上跟投資銀行沒兩樣，賺錢只剩下金融賭博。與此同時，它的員工必須面對生活中更多不確定的因素，包括失業。 豐田汽車能登上世界第一的寶座，靠得不只是自己的技術研發，還包括國家級別的商業打擊，日本在台灣實現了「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豐田車」。我們可以看到成也經團聯，敗也經團聯，裕隆當時如果能得到國民黨的密集支持，今天會是不同的光景。瑞典的Volvo汽車在1927年生產自己的第一輛車時，還沒有現今如此高效率的物流系統和生產能力，他們有時間可以在幾乎空白的國內外市場自由發展。瑞典人口不到1000萬，但他們擁有兩家世界級汽車製造商：Volvo和Saab，原因是發展時間充裕。我們再一次看到工業化後進國家為了推展自己的工業化，在整個過程中需要巨大的投入與努力，才能擁有自己的空間。但只要道路選擇正確，加上耐心等待，一定會豐收。台灣裕隆、日本豐田、瑞典Volvo為我們提供汽車發展不同的教訓。 在航空工業，蔣經國領導下的國民黨製造出屬於自己的教練機：AT-3。就如同日本的「大島型」高爐一樣，雖然發動機是美製的，但它為台灣的航空人才培育實現零的突破，並且為後來的IDF作出巨大貢獻。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轉變台灣歷史方向的重要人物李登輝就任總統。這個外號「岩里政男」的男人曾是日軍的高射炮部隊軍官。他上台時，國民黨這個經團聯工業體系依然運作正常，但還是由外省人主導，李登輝迫切需要集中權力到他手裡，來穩定內心的不安全感，民主化是最好的道路，因為占人口過半的福佬人一定會掩護他擺脫這個被動局面。 政治運動需要金錢，兼職工是靠不住的，李登輝需要自己的全職人馬來對抗所謂的「外來政權」，但此時的他卻是這個「外來政權」的領袖。在李登輝的授意下，國民黨內部成立「集思會」。金錢的掌柜則是劉泰英，身為黨主席的李登輝讓他掌控國民黨的金庫，開始用各種管道扶持外部的民進黨，台灣的民主肥皂劇開始上演了，年復一年越來越高潮，等到1996年的台灣總統直選，解放軍甚至以發射導彈的方式參與這場盛會，美軍的航空母艦也參演，一時之間舉世矚目。能走到總統直選這一步，李登輝可謂散盡國民黨家財，股票能賣的賣，能民營化的就民營化，「國庫通黨庫」的戰略格局，讓他在民主化過渡階段里的所作所為，跟大開綠燈沒什麼兩樣。美軍的航空母艦不是免費的，台美之間的各種政治遊說都需要金錢打理，再加上各種政治選舉的競選開支，這一切最終都轉嫁給國民黨這個台灣的經團聯頭上。 為了發展「盟友」，李登輝想起日本。「台日合作」需要一些更特殊的良好氣氛。要營造這樣的氣氛，李登輝需要改變1950年來台灣人對日本的歷史觀。於是「日據時代」成為「日治時代」；「台灣光復」變成「日本終戰」，一切都不新奇，花樣還能更多。台灣的福佬精英對日本的五體投地，還有種種讓大陸人無法理解的行為，包括參拜靖國神社，除了要掩蓋他們曾身為漢奸的史實，另外一個理由是徹底壟斷台灣的「經團聯」，把台灣的經濟成果搜刮到自己口袋裡。由於1950年的國民黨需要穩定的秩序以推動工業化，這是一筆至今沒有清算的帳。1970年代歐洲學生運動的一個重點，是反思自己父母那一輩人在二戰時期屈服於納粹淫威，因此轉變為叛逆的世代。在國民黨的戒嚴統治下，學生運動只能以保釣（釣魚台）運動的狹窄範圍出現。保釣是愛國的，但1990年3月發生的台灣野百合學生運動，卻只是一場政治秀而已，這些所謂「學運世代」有相當數量的人成為李登輝的外圍盟友，為肢解國民黨而全心全力。跟清朝面對列強侵略一樣，國民黨這個經濟發動機在一波又一波的五鬼搬運下，逐漸無法承擔推動台灣工業化的使命與責任，工業化需要的集團式橫向合作和縱向分工變得越來越不可能。雖然台灣的晶圓代工和相關電子業發展的越來越好，但經濟瓶頸開始出現。首先是利潤率降低到只有15%以下，而歐美日高科技產業的利潤率卻有40%，這還是台灣政府以租稅優惠和優先銀行貸款作為變相補貼手段才實現的成績；國防採購預算的88%專門用來購買美製武器，台灣的國軍將領甚至變相成為美國的說客，認為美國貨可靠性能好，能滿足軍事的高標準要求。這些國防開支在台灣追求民主化的過程中，因為兩岸關係日益劍拔弩張而變得越來越必要，只因為要應付來自中國的威脅與挑戰。為了保持台灣軍事上的戰術攻勢，即使排擠教育和社會救助預算也要打落牙齒或血吞。世界先進武器「沒有我不敢買，只有你不敢賣」。在「愛台灣」政治賽局中，國軍恨不得一夕之間變成沙漠風暴中的美軍，傭金回扣種種非法行為橫行，「貪生怕死速進此門，升官發財請來此處」成為國軍軍官今日的真實寫照。二戰國軍戰力最強的是美械師，過了幾十年的今天，國軍為了維持戰力需要更多的美械來組裝美械師，但對岸的解放軍卻已經擁有自己全套的軍事武器。 台灣民主化是以消滅國民黨為代價的。不管發達國家的專家如何勸說國民黨台灣沒有鋼鐵市場，進口品可以替代。經歷戰火歷練的「外省黨員們」卻無論如何也要建立台灣的「中國鋼鐵」，只因為他們明白工業化的重要性。歲月催人老，曾經的精英技術官僚已逐漸凋零，他們的接班人是透過民主化政治洗禮的「本省政客們」，「本土VS.外來」是台灣政治鬧劇的核心價值，這兩個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台灣根本沒有環境培育自己的工業技術。電子業發展的越蓬勃，對國外技術的依賴就越大。要生產高科技產品不難，需要的也不是技術，「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不管DRAM或者面板，其實只要會打算盤就行，設備可以租，原料可以買，自由貿易很方便。 晶元的主要原料是硅(Si)，需要開發出硅生長爐來製造多晶硅，然後用其它的設備把多晶硅拉長，變成單晶硅，這中間需要很多知識來保持產品的純度。等8吋晶圓或12吋晶圓成型後，需要激光切割，這還是需要技術開發。切割完的晶元需要研磨，需要精密的研磨機械，這樣才能開始生產計算機里的CPU。 世界晶元原料(silicon wafer)的最大供貨商是日本住友化學。台灣晶元行業越是成長，日本住友化學就賺越多錢。同樣是石油化學公司，住友化學可以做，台灣塑料卻不能做，原因還是沒有技術。日本經團聯所屬的各產業可以提供全套生產設備，但是台灣的國民黨體系卻深陷民主化的浪潮中。「漢奸們」進化成「政客們」，他們為台灣新時代的工業革命設下無法突破的玻璃屋頂。 由IT革命主導的工業革命需要更多的理工人才投入技術開發，舉凡材料、機械、程序語言、通信、電子等，每個領域都在渴求人力。中國大陸的人才培育是非常紮實的，從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學生教材，到大陸學生在國際比賽中的成績，我們很容易看出來這點。今年中國大陸有1000萬人去考大學，65%的人選擇理工科。這是歷史給台灣產業界的一個機會，台灣產業界有希望在技術開發上投入更多。但台灣的政治氣氛卻不容許這種嘗試，台灣選擇「戒急用忍」。學法律的台灣本土集團妄想以法律來阻礙大陸的技術開發，搞不清楚自身任務的正是這些「本土政客們」。在「外省黨員們」的領導下，台北推動一次都市更新，也就是今天台北的信義計劃區，這是台灣版的高速增長。但中國大陸的北京為了奧運，朝陽、海淀、丰台各區的基建計劃足以抵上3個信義計劃區，如果再加上全大陸各城市的大規模建設，我們說大陸有500個信義計劃區的規模也不誇張。正是這些建設帶來的「中國特需」熱潮，使得台灣經濟的馬腳暫時沒有露出來，但台灣還是戒急用忍，等到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立刻原形畢露而且愁雲慘霧。 台灣無法籌集必要的資本進行自我改造，因為台灣把一切資源都投入民主化。愛台N項建設是最新的版本，核心不是為了更好的生活質量，而是拯救地方失業，並為將來的選舉做好準備，這是台灣政治精英的主流意識。台灣不滿足當「三民主義的中國模範省」，台灣要當「民主直選的世界模範生」，這才是台灣打拚的方式。民主不殺工業，工業卻因民主而死。八年後再次上台的國民黨，已經完成舊瓶裝新酒的質變數變，變的更愛台灣，自然也不可能完成振興台灣經濟的任務。 今天的台灣經濟遇到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根本不是偶然，資金不再能有效率的投入技術開發，市場在列強脅迫和「一邊一國」的基調下全盤開放，於是台灣有了瘦肉精的美國豬肉；一瓶160元台幣的台灣米酒，還有稻米炸彈客。至於日本進口的毒米果自然不能大張旗鼓的調查，只能選擇性的炒作大陸的三聚氰胺。公道放兩旁，民主擺中間；若為兩國論，一切皆可拋，台灣要爭取在一切國際場合上以台灣的身份露臉，展現台灣獨立自主的真實面貌，管它WTO還是什麼WHO，反正絕對不能OUT。其實拒絕加入WTO就能展現台灣獨立自主的真實面貌，但不了解國際現實的台灣人認為加入國際組織才能展現「台灣人民站起來了」，台灣無法接受這種「落後」的選擇。 民進黨的「黨員們」對黨國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強力的，他們正確指出其中「極端危險的病變基因」，但是他們無法擺脫自身的狹隘歷史視野，他們只能成為「本土政客們」，最後成為自己當初發現的「極端危險的病變基因」，並且以民主化的手段瓦解了台灣的工業技術體系。不但如此，他們甚至使「黨國資本主義」變成「權貴資本主義」。台灣電視史上唯一毫無周末區別，隨時插播，而且已連播3個月的電視劇，就是由陳水扁家族主演的「赤貧」，其中的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遠非精彩所能形容。它反映了台灣今天「就業老大難」的情形，產業只剩微利，當官才是發財的不二法門。台灣經濟從推動民主化的第一天起，就在吃「外省黨員們」辛苦存下的老本。 台灣經濟還有救嗎？我認為辦法是有的，道路雖然崎嶇，但前途是光明的。只是我估計台灣無法接受。眼下的台灣只有兩個選擇：體面的用一國兩制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出兵釣魚台。 一國兩制的好處是可以保存台灣最後的一點尊嚴，這裡就不多說了。我要說明的是：為什麼出兵釣魚台是一個選擇？ 挪威有世界上非常好的社會福利，政府沒有負債，不止女人可以休1年的帶薪產假，男人也可以休1年的帶薪產假，因此挪威的人口並沒有出現嚴重的老化現象，它的生活質量使它可以吸引人才，這一切是因為北海油田。挪威的石油基金也被稱為退休基金，總值有3500億美元，靠著特殊的決策體制和人道主義，挪威石油基金成為挪威人民的生活保證。 我們知道釣魚台附近海域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不管開採出石油還是天然氣，台灣產業所需要的資源和資金都能因此得利。這也是為什麼日本想方設法要侵佔釣魚台的最根本原因。如果台灣能建立自己的石油基金，2300億美元分給2300萬人就是每人1萬美元，相比之下，消費卷的110美元根本只能塞牙縫。要就玩大的！ 台灣經濟不只有民主化的干擾，還有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孩子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金融保險體制，在經濟條件惡化下，沒有任何外部資金補充，小孩越來越少，台灣的大學在面臨倒店的情況下才開始討論大陸學生入學，由此我們就能看到這些「學術精英們」的眼界是如何遼闊了。位處工業後發集團的台灣經濟自廢武功，沒有釣魚台的資源根本不可能解決台灣的人口老化。台灣經濟每經過一輪選舉和愛台建設，國民黨對工業技術的支持就越弱，台灣經濟就越差，最後出現今天的困局。台灣人口每經過一個世代循環數量越來越少，在素質沒有顯著提升的情況下，對經濟的影響不言而喻。 台灣經濟為什麼還沒完全崩潰？因為有大陸的貿易輸血。貿易輸血是大陸避免台灣出現經濟崩潰的不得已手段。如果台灣經濟崩潰，代表大陸將提前面對美日的攤牌，穩定才能發展，這才是中國需要的。 大陸目前依然是黨國資本主義體制，能進行全方位的產業發展，每經過一個周期循環，使得國家綜合實力得到相應的增強。台灣人看到能不酸溜溜的嗎？ 失去技術開發能力的台灣是沒有未來的，會有今天的經濟困局是台灣人對政治民主化的咎由自取。台灣經濟的大蕭條才剛開始，遠不到衰退高峰，距離結束更遙遙無期。為什麼很多國家民主化卻沒有富強？因為他們沒搞清楚一個核心觀念：是不是民主體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持續獨立自主的工業化。——————————————————————此為分割線————————————————PS：換個角度看台灣——————李登輝寫的「全球化虛擬現實下的台灣（這廝網站裡面全是用日語，wo l ge )
回顧二十世紀，我們似乎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那就是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所引起的資訊網路社會的成立，以及全球化、世界秩序的崩壞、資本主義經濟的失調與變態。世界各國對於這種急速變化，卻出現調適困難的情形，提不出妥當的因應措施。台灣人民在資訊網路社會包圍下，也面臨經濟失調，失去希望。將來，我們要如何來調適？這就是今天登○想要向各位提出報告的原因，讓我們一起來談談「全球化虛擬現時下的台灣」這個主題，而其中，又以經濟問題最重要。
二○○八年所發生的國際金融海嘯，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程度，可以說是百年來所未見的。各國政府為了因應這個經濟變局，幾乎是忙得焦頭爛額，於是，各種振興經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及寬鬆貨幣政策，紛紛提出來因應。但是，四年過去了，這種情勢仍然沒有變好，還可能會演變成「二次衰退」。先進國家民間消費的萎縮，也影響到依賴出口的國家，使得原本快速成長的中國經濟也開始變慢，甚至出現貿易逆差。這些嚴苛的國際經濟局勢，讓台灣經濟的前景更加雪上加霜。
但是我們看南韓在這種國際經濟環境中，經濟發展卻能脫穎而出，一下子變成「已開發國家」。臺灣本來是亞洲四小龍的頭，變成尾巴。韓國的例子，表示國際因素不是造成今天台灣經濟困境的主要原因。面對經濟轉型的失敗，政府、學界與企業界三方面，都無法推卸責任。如果我們對於經濟轉型失敗沒有深刻檢討與正確認知，那麼，不管往後我們再喊出多少拚經濟的口號，不管我們的人民有多麼認真的打拚，最終都只是事倍功半而無法擺脫困境。所以，在「後金融海嘯時期」，台灣經濟該何去何從？找出正確的診斷與處方，幫助台灣經濟繼續向前行，是值得大家共同思考，也是刻不容緩、重要的事。首先要做的是：修正「全球化」與「自由化」的經濟理論，再來就是以「經濟安全」與「永續發展」做為臺灣經濟發展的兩大核心目標。
一、修正過去盲目鼓吹「全球化」與「自由化」的主流經濟理論
（一）實體經濟：全球與台灣製造業過度流失到中國
我們必須將問題區分為「國際」與「國內」兩個層面。國際方面，過去三十年在主流經濟學的鼓吹下，各國認為「全球化」之下的經濟整合與對外開放，可以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卻忽略了自由市場理論本身的缺陷，以及「全球化」之下，風險管理的難度，與規範管制的必要性。國際貿易與對外投資自由放任的結果，使得許多國家製造業的工作機會大量流向中國，讓中國躍昇為「世界工廠」，這些國家的產業因此被掏空。
雖然產業被掏空的後果，一時之間被金融與房地產榮景所掩蓋，但由於製造業一旦被掏空，必須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來進行重建，甚至有的根本無法回復，所以，二○○八年金融海嘯發生之後，金融服務業與房地產業的勞動需求，就直接受到衝擊而持續減少，即使是政府不斷印鈔票，也無法創造足夠的工作機會，各國的失業率都是「節節升高」！
此外，整體消費與需求的不振，也帶來雪上加霜的效果，許多人因為找不到穩定的工作，或者因為就業機會不好，開始以減少消費來面對經濟變局，如此，卻造成整體需求不足，影響企業的投資意願。再加上「全球化」所得分配惡化，使得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中產階級消失而窮人增加，青年世代面臨高失業的困境，這些不利因素彼此牽連，擴大了影響層面。這種現象，也說明了為什麼在金融海嘯之後，各個先進國家的政府，所提出的各種刺激經濟的振興方案，至今仍然無法有效改善經濟的原因。
國內方面，台灣在參與「全球化」的潮流，逐漸形成「台灣接單，海外（中國）生產」的模式，這個模式對台灣經濟產生多重的不利影響：首先是台商大規模僱用中國勞工取代原在台灣工作的勞工，以致國內工作難找與薪資不漲，使得台灣現有三百多萬名薪資階層的月薪，被長期壓低在三萬元以下，而且，實質薪資也因物價膨脹而持續縮水。由於企業有了「外移出走」的選項，導致國內勞工薪資不僅不易成長，更要接受長工時的勞動條件。
其次，是對國內投資與創新產生「排擠效應」。台灣位居國際技術位階的中間地帶，正需要大量的資本與研發投入來進行產業升級，但是廠商超額投資中國，對國內投資卻產生幾乎一比一的取代排擠效果。就以一九八八至二○一○年間為例，台灣海外直接投資的規模高達GDP百分之二，日本與南韓的規模卻不到百分之一。從另一個指標│海外直接投資相對於國內固定資本形成的比率來看，台灣的規模為百分之八點四八，日本只有百分之三點七二，南韓是百分之二點六三。單是從這兩個指標本身的相對值就可以推知，台灣的國內投資受到海外投資的排擠而受影響的程度十分嚴重，研發投入與產業升級所需的資金受到強烈排擠。
至於海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如果以先進國家為主，則有助於技術與創新；但由於台灣對外投資過度集中在中國，無法成為創新的來源，因而弱化了經濟學家熊彼德（J. A. Schumpeter）所強調「由經濟本身內部的力量，改變外在限制條件」的經濟發展機制。
第三重不利影響，是台商超額投資中國，對國內工業基地與產業鏈的完整性所造成「毀滅性破壞」。部份企業規模因外移而擴大後，原本留在台灣的產業鏈，也被迫外移到中國，就近服務這些廠商。這種情形說好聽的，是「兩岸分工架構」的力量，但實質上，卻破壞了台灣原本相當完整的產業鏈，讓產業結構轉往少數生產中間財的產業集中。短時間內，這些少數產業看起來好像出口很旺盛，但等到中國成功發展進口替代產業之後，就會被取代，這也是為何現在台灣對中國出口衰退最為嚴重的原因。
發展經濟學家努克斯（Ragnar Nurkse）早在半個世紀前就提出強烈警告：落後國家政府採取不當的自由開放政策，將造成產業結構過度集中在少數產業的高度風險。「兩岸分工架構」讓台灣陷入當今的困境，充分驗證了努克斯的智慧與遠見。
第四重影響，是對國內消費力量的傷害。百萬名台灣中高階管理幹部與高科技人士跟著外移中國，台灣少了這些民間消費主力，加上留在台灣的薪資階層，又普遍面臨薪資不漲與工作難找的困境，導致台灣民間消費不振，最後只能依賴出口做為經濟成長的動能。台灣經濟愈依賴出口，就愈不穩定，愈容易受到國際景氣的影響。
（二）台灣與兩岸經貿發展證實了「負面經濟整合」的理論
對國內民眾而言，全球化理論是否行得通，已經不再只是純學術研究討論的課題而已，主流經濟學者所強調的，效率與鬆綁也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對人民福祉造成最直接的威脅。政府存在的目的便是解決人民生活的問題，政府不能以「人民不懂經濟學」而要強迫人民接受全球化所產生的痛苦。
事實上，如果仔細研究國際經濟整合理論的發展，會發現早在一九五○年代，歐洲開始在醞釀「歐盟」整合的時候，經濟學家梵那（Jacob Viner）就曾提出更詳細的分析，並指出經濟整合有利於效率提升的盲點；他也提出證明說，經濟整合有可能對參與國乃至全世界的生產效率造成負面效果。一九六九年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亭博根（Jan Tinbergen）也曾提出「負面經濟整合」的概念，強調社會經濟制度差異很大的國家（例如台灣與中國）如果進行經濟整合將會帶來許多災難。最近的國際經濟整合理論，也不斷提出警告，認為經濟整合對於經濟規模小的國家而言，其實非常不利。
這些睿智的經濟分析與警語，都被主流的全球化與自由市場學說淹沒了，沒有受到重視。推崇「大市場、小政府」的市場基本教義派，在一九九○年代以後，躍身為各國政府的經濟政策「霸權」，各國官員與學術菁英，懷抱著自由市場的迷思，在制定政策與教育社會大眾以及下一代，加速了「全球化運動」、「歐盟整合」與「兩岸經濟整合」的腳步。但不幸的是，現實的發展已經很清楚地暴露了市場基本教義派的嚴重謬誤，全球化與自由化運動創造了一個極度失衡的國際經濟體系，最終演變成二○○八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以及至今仍難以化解的「歐債危機」與「二次衰退」。
對國內而言，自由化與兩岸經貿讓台灣經濟體系陷入嚴重失衡的狀態，這些失衡主要表現在三大面向：
(1) 產業結構與所得分配失衡：兩岸分工架構讓台灣產業結構集中在低技術的少數產業，不僅造成國內投資不振、工作機會減少、勞工薪資停滯，更使得台灣容易受國際景氣與中國進口替代產業興起的影響。另一方面，政府政策淪為既得利益的角力空間，而非創造市場與產業願景，使得國內資金配置與產業政策的稅負，優惠集中在特定產業與少數財團；政府干預的方向嚴重錯誤，除了直接傷害到課稅與分配正義之外，也使得國內人才訓練扁平化、生產單調化，而廠商對研發投入的意願普遍低落，更加不利國家創新體系的形成。
(2) 區域發展與糧食自給失衡：政府長期忽略中小企業與中南部，陷入高科技與金融產業的迷思，導致工作機會集中在北部，供需失調及熱錢湧入的結果，大台北都會區房價高的不得了，年輕人與一般中產階級根本買不起房子。而政府犧牲農業換取工業出口的政策，不僅弱化農村地區，對農業部門產生重大傷害，同時，也形成一方面鼓勵休耕，另一方面卻依賴糧食進口的荒謬現象。目前，我們的糧食自給率只勉強維持在三成左右，遠低於國際水準，在地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愈趨惡化的結構下，台灣如此嚴重的區域失衡，讓我們連生存最基本的糧食安全都無法確保。
(3) 環境生態與價值理念失衡：我們過去的經濟發展思維只重產值，而忽略了與生態環境共存共榮的永續觀念；長期剝削環境資源的結果，導致「利潤私人化、污染社會化」，嚴重破壞環境生態與國人健康。這樣，不僅加深台灣對於進口能源與核能的依賴，也妨礙台灣轉往「綠色經濟」的發展。歸根究底，我們過去的心靈改革沒有成功，整個社會只重視眼前的物質生活與享受，而忽視追求符合永續發展原則的價值與理念；集體社會短視近利的結果，反而使得經濟體系喪失產業持續創新的動能。
（三）金融資本：金融全球化瓦解了各國的金融防火牆
金融過度自由化，更是造成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金融全球化之前，世界某區域的經濟遭受景氣衰退的襲擊，其他區域仍能維持穩定，但這次景氣衰退則是全球性蔓延，沒有一個主要國家可以倖免，因為關係到國家經濟安全的金融防火牆，早就因為金融全球化的風潮而崩潰了。
二○○八年金融海嘯與二次衰退，之所以難以預防與彌補，正是過去十年來金融服務業過度自由放任的結果，先進國家龐大的投資銀行與避險基金體系基於貪婪，以「金融創新」為名，開發出許多完全不具透明度的金融衍生商品，不僅本身交叉持有，更強迫開發中國家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推銷這些商品。這些商品的數額及範圍大的不得了，當這個金融衍生商品體系，一開始在美國崩盤的時候，會在瞬間蔓延全世界，而監督國際金融體系運作的國際貨幣基金（IMF）則完全喪失功能。
國際金融機構普遍流行的「假創新、真詐欺」行為，除了強力推銷不肖的金融衍生商品之外，更共謀操控全球金融，虛報銀行間的拆借利率。二○一二年爆發的英國巴克萊銀行（Barclay）醜聞，就是和同業共同涉及從二○○五年開始虛報倫敦銀行間拆借利率（Libor），以確保自身在衍生性商品的押注能獲利，並掩飾不良的財務狀況。這種國際金融界集體舞弊的現象，讓「市場自律」的神話不攻自破。
從一九八○年代以來，「解除管制」與「市場自律」，一向是全球金融業對外政策遊說的重點，主張如此可讓市場力量發揮最大效率，使閒置資金獲得最好的運用，不僅需要融資的產業可以受惠，投資人也可以獲得最好的報酬。絕大多數的決策官員與一般社會大眾，也傻傻的認為這是「雙贏」的作法，金融監理政策就一直朝向「鬆綁」的方向前進。
金融業的高階經理人為了在「每季」和「每年」衝高短期獲利，以換取財務報表與股價的好表現，來換得個人優厚的紅利與報酬，不去考慮資金的真正有效運用與風險控管。結果就是不顧一切地進行高度投機性的投資，扭曲市場規則，欺騙投資者與一般民眾，不顧公眾利益。一旦出事後，因為「太大而不能倒」，怕對整體社會造成衝擊，政府只好被迫用納稅人的錢去援救。
這種「獲利個人化，損失社會化」的不公不義現象，從二○○八年金融海嘯爆發之後至二○一二年英國巴克萊銀行Libor醜聞，已經充分攤開在世人的眼前。然而，更令人憂心的是，世界各國的民主體制，普遍存在政治與金權掛勾的壟斷性結構。各國政府與政黨接受來自金融業者的巨額政治獻金，使得民主國家的公共政策領域，幾乎被業者所操控，金融法規制度的制定，往往是偏向業者的利益；金融業的勢力甚至大到可以影響選舉結果，以至於具有實質意義的金融改革，往往無法推動。
（四）金融海嘯促成主流經濟理論的演變
面對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國際知名經濟學者如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克魯曼（Paul R. Krugman）、懷特（William White）、格爾威（Paul De Grauwe）等人，都一致認為：當前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過度強調自由開放的好處，卻忽略風險管理的重要，這些理論必須為這次全球金融危機負起責任。經濟學的思維在世界金融海嘯前後起了很大的轉變。
金融海嘯發生前：鼓吹市場機制完美，市場基本教義派當道
(1) 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與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深信市場機制可讓價格維持完美的機能。理性預期理論假設資本市場參與者都是理性經濟個體，並且能以理性預期做為決策基礎；至於效率市場假說則認為，投資人只對追求自己財富極大有興趣，並能以理性方式對資本市場中各種資訊做正確分析與回應，所以，新資訊會立即反映在價格上面，使得資產價格對所有市場參與者釋出足夠的訊息以彌補他們訊息的不完全，資本市場不僅能自我偵錯還能自我修正。
(2) 只要貨幣政策目標追求物價穩定，如此就可以確保金融體系穩定，無須對金融體系過份管制，鬆綁成為提升資本市場運作效率最有效的工具。
(3) 主流經濟學者認為：只有市場存在外部性時，政府才須介入、管制與規範。為強調鬆綁的必要性，他們大力鼓吹資本市場不存在外部性，因為資本市場具有自我規範（self-regulation）的機制。尊重資本自由移動所創造的效率，政府管制資本不僅欠缺正當性，而且將成為無效的作法。
金融海嘯發生後：發現前面講的理論並非真理
因為：
(1) 資本市場不是商品市場，在貪婪的利己心和非理性行為之下，如果放任市場自由運作，金融性資產價格就會更容易脫離基本面，而且波動變大，資本市場整體風險會上升。
(2) 物價穩定無法保證金融體系運作的穩定。如果放任金融體系信用過度擴張以及資產價格任意膨脹，將會招致金融危機的後果。
(3) 如果過度誇大資本移動的優點，只會擴散伴隨資本移動而來的危機。應該承認資本管制具有正當性，而且是有效的政策。
這種在金融危機後檢討的思維，過去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都應該修正，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時也應該深切反省與檢討，以避免重蹈覆轍。
二、台灣經濟應以「經濟安全」與「永續發展」為兩大核心目標
很顯然的，我們的政府並未吸取到全球金融海嘯的教訓，忽略金融海嘯後，國際經濟思潮的反省與修正，政府也沒有認知到，解決金融海嘯對國內經濟衝擊最有效的方式是：重新建立以經濟安全為核心的永續發展體系。政府應該出面主導，善用法律架構與市場機制，發展「再生能源」與「綠色產業」（包含農業）這兩大支柱，把國民儲蓄所匯集的龐大資源用在人力投資，以及維持技術優勢所必要的研發投資；透過這些手段與目標來確保經濟成長的動能，而不是透過資本市場手段發行消費券或從事重大公共建設。
雖然，適度的金融與貿易自由化有利於經濟發展，但是，無限上綱的自由化，卻會危害國家經濟安全，因為資金、商品與人員跨國移動的難易程度是不同的。全球化下，商品、資金及技術的跨國移動變得更自由，去除各種政治性、貿易性障礙後，商品市場已經不受政治疆界的限制，各主要市場也逐一整合為單一市場。
但是人跟商品不一樣，全球化卻不能讓每個人可以自由選擇國家，絕大多數國民的經濟活動，依然是在國家的領域內進行。因此，對於可以在國際間自由移動的資源擁有者來說，全球化是機會，但對於其他人，全球化則是風險與威脅，造成「贏者圈」與「輸者圈」差異日益擴大，社會趨向對立而導致瓦解。這個時候，政府的施政目標應該在這兩者之間，維持適度的平衡。
不過，政府不瞭解適度自由化的意思，以為政府完全不干預市場就是自由化。這種自由放任的思維傷害台灣經濟最深的莫過於是二○○○年之後，政府為了滿足個別企業的要求，全面開放廠商赴中國投資，卻不考慮開放後對社會經濟所造成的負面衝擊，放任並鼓勵金融機構前進中國，以及積極開放中資來台從事投資與併購，忽略了開放中資對維持國內技術優勢的衝擊，更忘了建構一個金融防火牆與監理體系。
政府陷入的迷思，縱容商人無限制追求個別利益，讓財團的商機判斷，取代了國家發展方向，而讓大部份台灣人民承擔自由放任後的社會惡果，不顧國家經濟安全與長遠整體利益，讓台灣的社會經濟面臨五大危機：
（一）問題危機：對中國過度依賴，導致產業掏空，技術流失，發展動能衰退。
因應對策：維持技術優勢以確立經貿自主。
（二）問題危機：過度投資中國導致工作難找、薪水不漲、貧富差距擴大。
解決對策：創造工作機會才是縮小貧富差距最有效的方法。
（三）問題危機：自由化迷思導致政府施政失焦，實質競爭力不斷衰退。
解決對策：鞏固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促進產業聚落的技術生根。
（四）問題危機：過度依賴進口能源與糧食，置國家經濟安全於不顧。
解決對策：政府應該主導建構永續發展經濟體系，積極發展再生能源與健康農業。
（五）問題危機：金融服務業凌駕實體經濟的扭曲發展。
解決對策：重新界定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主從關係。
三、結語
政府最基本的責任在確保國家經濟安全，而國家經濟安全的目標在於增進一個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生存與發展的能力，其中兩大支柱就是：以經貿自主確立發展的主體性、以技術優勢維持成長的動能。
台灣身為小型開放的經濟體，雖沒有能力主導或改變國際經濟的遊戲規則，但國家領導人要有堅定的發展主體意識，否則，台灣在全球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就會淪為漂流木，無方向的航行，無動力的漂泊，讓台灣的民眾對未來不再有希望，面對不確定性充滿恐懼與不安。
所以，當務之急就是：以國家經濟安全的概念，打造台灣成為一艘安全又有續航力的「諾亞方舟」，而不是一昧地追求數字的成長，就像「鐵達尼號」為求快而忽略了結構的安全，結果一撞到冰山就沉沒了。我們必須記取教訓，要將台灣打造成一艘能夠通過大洪水考驗的「諾亞方舟」，而不是不堪一擊的「鐵達尼號」。經濟發展不能只強調自由開放而忽略國家經濟安全，不能只重視出口而忽略農業與能源自主的重要性。
過去，我們對於自由市場有太多的迷思，把許多屬於國家的責任丟給市場解決，未來，政府應該積極保障全球化下人民維持基本生活的權利，恢復人民對市場經濟的信任，讓這艘船上所有乘員體認到生命共同體的真實。唯有如此，台灣社會才能重新找回國家的榮耀感，到達我們的命運之地。
經濟開發主義下的成長掛帥，往往積累成嚴重矛盾的所得、分配問題，以致於人的勞動行為，從人的自我實踐「異化」出去。未來，或許我們應該回到經濟學的起點│倫理學來思考，致力去思考：人如何擺脫「透過勞動所得↓累積資本↓再來剝削他人」的枷鎖，盡可能創造出每個人都能自我實踐的條件。而人類更應當相互幫助，克服物質慾求，為此，我們應當追求的，是精神性的總體揚升。
台灣2300萬人口從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其經濟體量不會太大，而其敏感的政治地位又決定了其必須在幾個大國之間巧妙斡旋方可找到出路。
不過體量不大不代表日子不滋潤，新加坡就是正面例子；反觀台灣年輕人的薪水從2000年到2016年，16年幾乎停止不前（22000新台幣=4000人民幣），無疑代表其自身出了問題。
對於2016之前台灣經濟的發展緩慢，其他答題者分析得都很到位：
有國家認同因素（許多台灣本土不承認中華民國，日據時代的後裔覺覺得自己是日本或台灣人，外省人覺得自己是正統中國人，土著覺得自己是台灣人）；有內政因素（國民黨，民進黨搶官位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內耗）；有民粹因素（在野黨對執政黨的無理取鬧，靠淳樸百姓去給執政黨施壓）；有產業結構因素；我在這邊只說下今年520之後，民進黨上台後對台灣經濟所造成的新問題。
2016年520蔡英文上台後，不承認92共識，主張去「中國化」，「力抗中國壓力」，不與紅色資本展開經貿合作，這無疑是自己把自己逼入死胡同了。
蔡英文把寶壓在「新南向」政策上（即放棄大陸，與東南亞合作），且據說預算為42億新台幣（8億人民幣）。然而，這一政策與中國的「一代一路」是衝突的，現在東南亞各國與中國的經貿都佔總經貿額的30%以上，東南亞國家是不會因為台灣而得罪中國的。第二點，就是42億新台幣這個數字實在是少得可憐。中國一代一路在全球涉及65個國家；覆蓋面積佔全球41.3%；彙集到全球66.9%的人口；區域經濟總量達27.4萬億美元。這些錢是用來打通中國與全球的運輸道路；從南亞到俄羅斯的鐵路，從中國內陸到柏林、到布魯塞爾的鐵路。以及打通海上克拉運河，等等等等。而台灣所撥的42億新台幣，我估計連建一條地鐵的錢都不夠吧。隨著人民幣加入SDR，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做貿易都無法避免台灣所謂的「紅色資本」，請問一個部分青紅皂白（對比國民黨的美日中多邊關係的斡旋，蔡英文民進黨就是在盲目反中）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能力制定世界新規則的國家做抗爭，經濟靠什麼增長？真的靠愛嗎？這次雙十「國慶」之前蔡英文先後接受了美國媒體《華盛頓日報》，與日本媒體《讀賣新聞》的採訪，並多次重申尊重「民意」，力抗中國（注意，她用的是中國，不是中國大陸），看來蔡英文心中已經不承認自己這個中國（中華民國）了，民進黨只是一個借殼上市的公司罷了。 從蔡英文向美日媒體傳遞的信息中不難看出，她已經得到美日的某種默許了，不久之後他們的愛就會飄去台灣：美爹丟狗骨頭（軍火）的愛，日爹嫖客的愛。
P.S. 不知道會不會看到有一天中華民國都不是被PRC統戰，卻是被民進黨給趕出台灣了，這真是莫大的諷刺，莫大的悲哀。2014年台灣的GDP是3.3萬億人民幣，這是多大的數字呢？蘇錫常加南京四個市的GDP是3.5萬億。人均GDP台灣2萬美元，僅無錫人均GDP就已經超2萬美元。為什麼台灣還是有那麼多人秀優越感?還反服貿，給他錢賺都不賺，你還指望那幫人搞好台灣經濟？香港也可笑的，去買東西人多了還抱怨，有錢不賺這個感覺還是很奇怪的。
台灣經濟沒問題，這才是正常現象，符合經濟規律。
台灣的經濟問題，要從全球宏觀經濟學來講，這一看就明白了。香港的經濟同樣原因。
對於需要宏觀角度看的問題，自己人微觀經濟學角度看，最後不過是不識廬山真面目。
市場在哪，經濟就在哪。資本、技術都是通用的，不會屬於特別個體。
全球人類的活動，無不是在圍繞衣、食、住、行，而人類最長久的需要是農業，而對於工業來說，需要農業來支撐。當一個地方的工業生產能力可以滿足其自身需求的時候，那麼其多餘的產能通過貿易就可以覆蓋其他地區的工業需求。再次，由於自身的體量，可以建立最龐大的工業體系，成本下降，其他地方也就沒有存在工業生產的基礎。
經濟的聚集效應，強者恆強，這也就是為何深圳、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越修越大的原因，對於工業來說，如果能把所有生產資料集中在一幢樓裡面，那麼成本是最少的，效應也就最好。
所以，通過貿易，工業發達的地方完成了對其他地方的間接收稅。
這個問題，對全國一樣，幾個強大的省份經濟越強，落後地方很難發展。但相對於其他獨立的經濟體，國內的稅收是國稅統一的，可以通過內部返稅，劃撥等，加強其他落後省份的投入。
但對於遊走在外的台灣來說，自己失去了工業中心的地方，技術也好，人才也罷，資金也罷，最後都需要市場來維護。最後，技術、人才、經濟都注入了市場最大，社會最穩定的地方。而自己所賺到錢，不過是記在銀行裡面的一筆債罷了。數字而已。而由於台灣遊走在外，獨立的經濟體，這些大量的貿易不能返稅，所以，就只能被反向抽血了。
人、才是根本，空心話之後，留下的不過是清水綠水，動物的樂園。台積電的張忠謀說，想在台灣投資難啊，沒地、沒電、沒人才。台灣地少又是私人財產，企業沒錢買地；現在電力也就將將用，偏偏還要廢核電、搞綠能；台灣90%的小朋友可以上大學，90們寧可上大學然後當月薪22k的咖啡店服務員，也不願去工廠當月薪30k的工人。 台灣人都說我們很有錢啊，讓大陸台商來投資就好了嘛。然後馬娘娘鼓勵在大陸的台商留在台灣，結果這幫資本家只知道買樓炒地皮，把大台北的地皮炒上去了，大家都罵馬娘娘傻逼、資本家黑心。 台灣人說我們年輕人的工資很低啊，於是馬娘娘出台了政策，企業只要聘用大學應屆生就給企業為期一年每月22k的補貼，結果黑心資本家領完一年就把小朋友給開了，順便還坐實了年輕人只值22k的觀念，於是大家大罵馬娘娘傻逼，資本家黑心。 再加上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事件，什麼黑心油、塑化劑之類的；以及電視上天天勾結的權貴勾結事件，於是大家大罵國民黨無恥、資本家黑心。 其實，所謂的民粹還是經濟原因引起的。大家覺得出現難以解決的重大危機了，才會天天想著抓內奸，痛打賣台集團。然後民粹又反過來影響經濟活動。
-下文轉載於「台灣講義雜誌」（原文作者，範疇先生）。有空，諸君其實可以看看，台灣島民的視見如何低下？如何短視？如何遠遠不及大陸網民的真知卓見。（是的，這是反話。）台灣如何突破現狀
文 / 範疇
台灣企業不能和大陸企業比大、比肌肉，這已經是全台灣人都已經承認的事實。因此，有人提出台灣應該和大陸比腦力、比創造力。然而，這也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為，十四億人的前百分之一，就是一千四百萬顆好腦袋，而兩千三百萬人的前百分之一，只是二十三萬顆好腦袋。
要比，只能比跟人口數量、體積大小無關的競爭要素，那就是價值觀和世界觀。台灣企業得勇於拋棄幾十年來的舊觀念，趁著現在還有實力的時候，往大陸經濟體制無能面對的價值觀、世界觀邁進。
這裡，舉出四項台灣企業必須拋棄、至少應該大幅修正的舊觀念：
「產業挂帥」、「企業做大」、「接單思維」、「只做加法」。
四者分述如下。
一、十年後，台灣靠什麼「產品」吃飯？
這裡故意用了「產品」一詞，而非「產業」。因為，我懷疑十年之後「產業」這概念還會有效。例如，蘋果公司究竟在「電子產業」還是「娛樂產業」？特斯拉將屬於「汽車產業」還是「電池（能源）產業」？穿戴式裝置又屬於什麼「產業」？Uber是「交通業」還是「物聯網業」？
用「產業」思維規畫未來經濟，可能是台灣政府的最大盲點之一；政府行政系統中對產業的分類，也可能就是創新的殺手之一。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所謂的「文創產業」，只要戴上了這頂「產業」的魔術大帽，帽子里藏的是兔子、烏龜還是眼鏡蛇，法規管不到，不但失去了原先「扶植產業」的美意，還會帶來無止無休的爭議和糾紛。
那麼，「生技產業」呢？「醫美產業」呢？
台灣是小國（地區）經濟，掛得上「產業」這大概念的經濟活動非常少，但現在動不動就喊「產業」。連美國這樣的經濟體，「產業」的概念都已經快速模糊化了，膨風的小台灣卻還天天用「產業」概念騙自己、吃政府。
新加坡也是島國，因此政府在做大金融產業之後，主要力量只集中於吸引一個外來「產業」─藥品研發、製藥。台灣如果一定要談「產業」，五個已經太多了，而經濟部過去所擬定的「關鍵產業」卻有十九個，搞不好現在更多。
香港這塊小地（台灣五分之一的人口），稱得上「產業」的也只有一個：金融產業。香港政府的策略焦點在於扶植「產品」，例如，產品若需要申請專利，政府補助百分之九十的申請費用。你猜，每一項單一產品，全球專利申請費用的補助金額是多少？答案是最高三百萬港幣（約新台幣一千兩百七十萬元）。任何公司，包括年輕人初創的小公司，只要「產品」明確，都可以用上這專利費用補助。
管你什麼產業，產品賣得出去賣不出去，才是成敗關鍵。而在台灣，只要你頂著「產業」的帽子，就能在政府部門、官員、股市之間上下其手，大家忙著賺容易的「產業錢」，大大稀釋了在「產品」上的精力和投資。「我屬於某某產業」掛在口頭、文件，所形成的惡習，不次於「我爸是某某某」。
在當前科技打通的強烈勢頭下，「產業」這概念已經急速空洞化，沒有人能夠再以「產業」自豪，只有在落後國家的股市中，「產業股」才會繼續做為打動股民的標籤。例如，台灣目前自稱的「電子產業股」（或基金），本質上不就是為蘋果公司做「產品」的公司？這些公司的戰略、銷售、研發，難道不是圍繞著蘋果公司的某一項產品在發展？蘋果、Google、Facebook、藥廠、航空公司、金融機構，哪一家成功者不是「產品挂帥」？
台灣政府、學者、社會，腦子還舊情綿綿地停留在二十年前的「產業成功」經驗，殊不知世界已經進入「產品為王」的時代。掛「四小龍」車尾的台灣，倘若再不把「產業」這個假大空的概念徹底從腦中清除、從法律與政府文件中刪除，十年之後就要重返「亞洲四小龍」之首了─只是這次另外三隻龍是越南、馬來西亞和泰國。
二、年輕創業者，你還在想「做大」？
台灣的企業，不管大小，可能都正在延續一個戰略上的錯誤，那就是長年來的「Think Big」（做大）思維習慣。數字化時代，雖然大家都能朗朗上口諸如「網路思維」、「長尾效應」、「地球是平的」等口號，然而地緣上台灣整個被大陸氣場包覆，導致台灣企業紛紛以中國為坐標，落入了「做大」的陷阱而難以自拔。
二十年前，在大陸經濟尚未崛起前、在互聯網還沒出現前，台灣創業者的座右銘是「Think Big」，往大想、做大，因而很多台灣企業真的變很大，如台塑集團、台積電、鴻海、聯發科、宏碁、HTC、康師傅、旺旺，還有很多金融集團。然而，台灣「大企業」中的絕對大多數，若要比大，相較今日大陸的同行只能算是小咖，極少數幾家規模還領先大陸的企業，領先的步伐也不過就三至五年。
何況那種機會已經過去了。今天創業的年輕人，如果還「Think Big」，最好的結局是僥倖脫逃，最壞的結局可能是屍骨無存。今天在大陸的同質性競爭壓力之下，台灣的新創企業若以「做大」為坐標，等於是開著汽車和火車對撞。
不「Think Big」，難道只能「Think Small」（做小而精）？那也是該拋掉的老邏輯了，在今日的世界條件下，還有另外一種角度切入的戰略思維，那就是「Think Scalable」（延展性）。
連鎖小店，如台灣的7-ELEVEN，在戰略上還是屬於傳統的「通過規模化以做大」的領域。為何這樣說？因為，雖然它的店面可「快速複製」，但是企業每大到一個階段，它就需要繼續擴大其庫存、物流平台，而這些昂貴、複雜的平台是不會自己複製自己的。因此，7-ELEVEN還是依然落在「做大」的戰略領域內，而不在「延展性」的戰略思維內。即使電子商務商如Amazon，由於其高庫存，也不完全是一個「延展性」的事業。
扼要地說，「延展性」的特質是：
（一）不管在哪個市場，它都是自我滋生的；
（二）下手點不是「市佔率」，而是「快速曝光率」；
（三）融入人們生活方式的；
（四）利潤來自過程中的「分段或零碎消費」，而不來自單件的「凈利率」；
（五）沒有買家，只有夥伴；
（六）有錢大家賺。
服務業的Uber可能是個最佳案例，但即使是B2B的製造業，也可以把「延展性」納入戰略中，那就是把傳統的腦袋放開，通過設計盡量融入下游品牌的延展性活動。因為，所有的B2B，最終目的還是終端用戶，而全球的終端用戶的消費習慣正在改變，那股衝擊的力道，會順著往回沖，從而改變所有製造業的作業方式，誰的作業方式最能配合終端用戶的消費習慣，誰就勝出。
延展性戰略思維，在台灣有兩個天敵。首先是普遍的「家族企業文化」：家族成員的把持慾望，大大限制了延展思維，單單「有錢大家賺」這一關就通不過。
其次，台灣的家長式、考試製度下的教育，培養的是「自己先考滿分再談其他」的內縮世界觀，導致延展性所必須的感悟力和外向勇氣都不足。
舉個例子做為結束：所有被人艷羨的Apps或數位服務公司，其核心能力都不是「佔領國內市場」的能力，而是「同時以多語種在多個語言區發布，並使其自我滋生」的能力。試問，台灣的新創公司中，有幾家在資金、人力配置上顯示出這種「延展性」思維的？
三、「扣緊終端用戶的協作生產」將取代「接單生產」
以台灣現在颳起的所謂「工業4.0」風潮為例，多數人還將其視為一種自動化、效率化的延伸，只不過是工廠內的設備通過「物聯網」進行無人化的製程。老闆們聽得進去，多半是因為可以「省人工」、「提升質量」。「工業4.0」在世界上還在發展的初始階段，台灣的許多電子公司、精密機械公司一定會得到許多來自四面八方的訂單，這就是考驗台灣企業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時候了。
「工業4.0」聚焦在「智慧工廠」，但工廠的「智慧」表現在哪方面？更快、更好、更多、更省？這樣想的人，最終一定被淘汰出局。最智慧的工廠，應該是一座扣緊終端消費者「消費習慣」的工廠，而不是「接單生產」的工廠。用一個極端的比喻來說，未來每一座智慧工廠，不管生產什麼組件，都得像一家成功的點菜餐廳一樣，親切地照顧到每一位食客的需求。智慧，是為了終端客戶的消費習慣而智慧，不是為了公司或老闆的銀庫而智慧。
因此，台灣在撲向「工業4.0」的潮流之時，若能在電子設計、機構設計上，植入（Design-in）應付終端客戶彈性需求的元素，那麼台灣的產品就會在世界上獨樹一格。更深入說，「工業4.0」不應該僅是一個「工廠」層次的概念，而應該也是一個「工業聚落」層次的概念。工業聚落，正是台灣幾十年來的最強項，雖然被中國抄襲，但是中國版的工業聚落經常有形無神。這個「神」，就是台灣式的協作體系，這也是為什麼當台灣的行業外移時，不論到中國還是東南亞，一律是協作廠整體移動。
「工業4.0」是個機會，應該把「台灣式協作體系」放到4.0的設計框架內，不但把扣緊終端客戶彈性元素植入單廠，也同時植入協作體系，包括遠距協作。如此，採用台灣工業4.0產品的公司，包括國外公司和台灣公司，可以更方便地創立協作網，市場戰鬥力將不同一般。
在「接單」的層次上，大陸已經青出於藍，但在「扣緊終端用戶的協作生產」的層次上，大陸商人的價值觀、世界觀還跟不上。並且，其老闆習慣、員工習慣、管理體制、政治氛圍都不利於這種發展。不知台灣還在「接單」的大小老闆們，能否領先突破？如果突破，可拉開十年的差距。
四、也做減法─摩爾定律的逆向思考
台灣電子業不能再以「供應商」或「接單商」的概念看自己，而應洗心革面，重新定位為「生活方式的驅動要件設計者」。這裡由電子業的聖經─摩爾定律（Moore』s Law）切入，申論新定位帶來的機會之一。
一九六五年英特爾公司的摩爾（Gordon Moore）預測，集成電路的密度將每兩年翻一倍，晶元的計算能力也會約略成正比增加。未來至少十至二十年，全球晶元相關行業還是會奉摩爾定律為師：拿出吃奶的力氣，將每年增加的計算能力，開發出別人沒有的新體驗；換句話說，在「電子體驗經濟」的大潮流中做「加法」。今天五花八門的計算機、平板、手機、穿戴式裝置，每半年就換代一次。事實上，經由做加法的產品換代速度，幾乎就等於企業的競爭力。
另外一股相關的潮流，就是「連結力」（Connectivity），由原先的互聯網進化到雲端及萬物相聯網，這是由軟體面切入的「加法」。曾經叱吒風雲的部分台灣企業，例如以計算機為主力的宏碁，以手機為主力的HTC，在追趕「做加法」的跑道上已經氣喘吁吁，而以晶元設計為主的聯發科、晶圓製程設計的台積電，雖然還在跑道的前列，但也憂心忡忡。
整個「加法賽程」中，真正領頭的不是供應商，而是不斷開創新體驗的產品商，例如蘋果、Google、Facebook等。它們一做「新體驗」的加法，台灣企業就只能搖頭擺尾地追隨其後。但現在問題來了，在「供應商」（或供應鏈）的角色上，比財力、比大小、比速度，大陸即將青出於藍。
來到本文的重點：摩爾定律，只能用來做加法，不能用來做減法？在「生活方式的驅動要件設計者」的新定位之下，有沒有逆向思考摩爾定律的餘地？例如，除了渾身大汗得追趕「新體驗」，有沒有可能將每年增長的計算能力，一部分用來鞏固「舊體驗」，從而殺出新體驗的紅海、開創舊體驗的藍海？
舉例，信息安全、個資隱私，已經在「萬物相聯」、「雲端」的新體驗下，逐漸成為全球個人用戶的第一擔憂。在瘋狂的新體驗、新功能潮流下，不出五年，全球的電子犯罪應該就會猖狂到用戶無法忍受的地步。個資外泄、信用卡被電子盜刷、銀行存款被莫名其妙地轉移、政府無處不在的監聽監控，到時人人都希望自己使用的電子設備、花錢採購的資料傳輸、雲端儲存，具有最高的安全性。
這就像以前由農村社會轉型到都市社會的過程中，門窗的密閉性、門鎖的精密性，必須做到安全無虞一樣。都市生活帶來熱鬧的新體驗，無人能夠抗拒，但同時，高級門窗的需求也應運而生。安全，乃是所有「生活方式新體驗」中的最大公約數；人類愈求新求快，就愈求安全。
每年新增長的摩爾定律計算能力，能不能將其中的百分之二十用在鞏固安全的舊經驗上？聯發科能不能設計出全世界最安全的手機晶元？宏碁能不能設計出全世界最安全的計算機？在一片求新求快的紅海中，以隱私安全為錨的逆向思考的時刻已經到來，台灣或可打開藍海之路。
（全文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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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本質上是競爭與合作的世界，簡而言之就是比大家怎麼掙錢的世界。既然掙錢嘛，合作競爭就是同時的，島內很多人還是冷戰思維。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上層建築也會動搖經濟基礎。
當下台灣的經濟問題其實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其實是社會問題，簡單的說就是民粹綁架了政治，進一步政治為了回應民粹的需求又綁架了經濟，形成了惡性循環。
20％的人霸佔了80％的好詞，讓80％的人無話可說，政治家為了選票越來越務虛，資本勢力負面新聞纏身，話語權旁落，年輕人熱衷政治卻逃避現實競爭，沉默的大多數迷失在五光十色又針鋒相對的宣傳中無所適從。國民黨的確無能，但這絕對不是作為民進黨有能的證據，但民主政治下這樣的邏輯卻是自然演繹的，老百姓為了懲罰國民黨就是想選民進黨，這種賭氣背後的代價是可以預見的發展方向的動蕩。民進黨和國民黨在經濟發展方面缺乏共識，而台灣在犧牲自己來培養民進黨的執政能力。這種犧牲是否值得需要放在長期的歷史環境中看，但短期來看，倘若民進黨執政，對於台灣經濟的發展貢獻將非常有限。看了以上答案，說了半天也沒說出來台灣經濟到底遇到什麼問題了。
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大過於外向了吧，台企營收都佔到上海市GDP的三分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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