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三會如果合併，對中國金融發展將有什麼深遠影響？
「十三五」規劃中明確提出要對現行金融監管體制進行改革，幾年前就有專家認為一行三會應儘快合併，這是不是會在「十三五」期間實現呢？若真的合併將有什麼重大影響？
實名反對 @顧子明的圖樣答案。你以為一行三會合併只是為了削弱中堂實權嗎？且看我慢慢分析。以下截取自2016博鰲亞洲論壇，王波明同中樞金融官僚和市場參與者的對話。 主持人（王波明）：歡迎各位來參加今天最後一天一個比較熱門的題目：「闖禍」的槓桿。我先介紹一下在座各位嘉賓。今天我們有三批人：第一批人是高西慶先生和李劍閣先生，這兩位都是中國早期證監會主席，所以都是咱們資本市場的監管者。應該鼓一下掌。第二批人我們的學者，財政部前科研所所長賈康先生，人大金融研究所所長吳曉求教授。這兩位都是對資本市場有很多研究。我也注意到賈康先生前一段時間已經發表過文章，就是關於去年股市波動的看法。最後一批人，市場的參與者。高盛投資管理部中國副主席暨首席投資策略師哈繼銘。哈博士曾經也是中金公司的。還有一位海外的朋友，加拿大養老金投資委員會國際部總裁Mark MACHIN。中文名字是馬勤。管理2800億美金。
對於這個話題，作為我主持人也可以進行評論。作為資本市場的監管者，是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最早的成立是1992年，是跟台上幾位先生有關係的。1992年7月份，當時李劍閣先生在總理辦公室工作，安排了我們給朱總理做了一次彙報，就是關於中國監管體制應該怎麼做。當時股票市場歸人民銀行管，我們當時提出來還是應該建立一個獨立的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當時朱總理還不是太感冒，說市場也不大，人民銀行管就行了，當時他兼人民銀行行長。後來還是覺得很有必要。沒有想到7月份剛彙報完，8月10日深圳就發生了認股券暴動，我記得8月末、9月初，李劍閣先生受總理委託找到我和高西慶，當時在北京京輪賓館。說總理聽了你們意見，準備籌辦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說你們去寫報告。我記得還說了一句，這個事是你們提出來的，誰也不準說了自己又不進去。從那個時候出報告，到1992年，就兩個月時間。你說那個時候效率有多高。證監會怎麼來的也是跟今天主題很有關係。
進入正題。博鰲亞洲論壇要討論槓桿惹的禍。第一個問題給在座各位嘉賓，去年這個事大家也都清楚，發生了股災，最後政府動用了上萬億資金來進行了救市。我問是不是槓桿惹的禍，你自己認為到底去年股災是什麼原因？從高西慶高主席開始。高西慶：首先得抱歉。因為我等會兒趕飛機，我說完待會兒要先走。槓桿只是一個工具而已，就跟證券市場別的工具一樣。本來人類創造工具，槓桿是人類發生的偉大工具之一。什麼人拿著用都一樣的。就好像發明的槍，扳機就是槓桿，槍有白軍的槍，有紅軍的搶，不能說白軍的搶能用，紅軍的槍就不能用。這是不對的。出了問題首先是槓桿是什麼人用的，怎麼用的，怎麼管的。因為工具嘛。恐怖分子拿著槍，屋子裡一掃就把好人全打死了。你要說市場發生了什麼事，不管08年美國市場發生重大危機也罷，還是去年中國市場發生危機也罷，槓桿只是一個表象，重要的在於東西怎麼看的。對成熟的市場，各種金融工具的監管都是有一定之規的。既然有一定之規，美國管的這麼嚴格的市場怎麼也發生問題？說明人類對工具的控制力、對它的管制力還是有不夠的地方。但是不能把這兩個東西放在一塊說。你這個工具的使用方式跟人家是不一樣的。我們先弄清楚這個槓桿是怎麼出來的。現在聽說槓桿又開始上漲了。去年說由於槓桿出了問題，我根本不相信。中投公司下面有一堆證券公司，說不行，出了大問題了。市場前幾個月漲160%沒出問題，才降30%就出大問題。說槓桿很嚴重。1：1的槓桿。他說已經1：5、1：10了。那這是誰的問題？第一，管制規則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管制規則說了只能1：1：那規則執行了嗎？執行了。證監會我這兒執行的很好啊。那哪出了問題。現在說各個監管機構之間說反正不是我這兒的事。那誰的事？說明你這個管制方式是有問題。你的覆蓋率不夠。所以現在有說一行三會要合併起來，因為有這麼大空檔。我說你還沒有弄清楚哪出了問題，你合併起來之後。歷史上有很多次合併，一個部底下的局各干各的事，照樣沒用。所以先要弄清楚到底什麼地方出了事。法律的兩點：第一個是覆蓋面，一個是嚴格執行度。現在這兩者都沒有到。覆蓋你也不知道覆蓋到哪去，你也不知道誰的問題。這和我們公共治理機制是有關的，和我們監管資源配置有關。如果我們監管弄清楚什麼事，知道什麼責任在他哪。然後說我的資源配置只做這個事。證監會權力不能太大。證監會有那麼多資源配置權力，當然很自然就會把精力放在資源配置上。證監會的人一點都不笨。證監會人的聰明程度比任何都不差。但是他的興趣不在這兒，各方面機制壓力不在這兒。說你要干一件事就抓壞人，然後別的事不是你的事，這樣輕輕鬆鬆好得多。市場出問題，大家說怪誰，現在都不知道怪誰，罵誰的都有，這就是有問題了。主持人（王波明）：說了半天槓桿沒有好人壞人之分的槓桿。去年股災是槓桿造成的，你剛才解釋了槓桿的問題，那到底成因是什麼東西？高西慶：我說你還沒有弄清楚成因。我一直鼓吹，在人大提案就提，我說政府應該找一個中立的，監管部門也罷、證券公司也罷、投資者也罷，都有自己立場。你找一個機構，比如吳曉求，讓一個機構，你們來調查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現在都說是槓桿的事，又說是外資的事，又說是衍生工具的事，都在猜。連數字都沒有。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中國證券市場的數字基本上還是保密的。美國市場上好幾次大的危機，尤其87年那次危機後，我手裡大量報告，都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出了一大堆報告。整個市場的數字，只要一過這個時點就是公開的。現在應該把數字拿出來，現在數字拿不到。由全國人大或者哪授權，讓這些人來研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然後再說是槓桿問題還是不是槓桿問題。是哪出的槓桿。是銀行系統還是證券公司、保險公司？還是真的像他們所說根本跟這個沒有關係，全是誰都管不著的普通老百姓的。那中國普通老百姓有那麼大力量嗎？主持人（王波明）：你就是說這個問題現在不清，必須歐一個獨立機構再做一個調研。搞明白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去年的問題。
高西慶：是這樣。吳曉求：首先我說高西慶剛才講的是非常重要。1987年那個黑色星期一之後，美國人到現在還在研究。就研究那個時候為什麼突然間從大簫條以來的50多年時間裡，全球市場包括金融危機的都沒有出現這個狀況。花了很長時間研究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原因。從國會開始到教授、到研究機構。我們也試圖對2015年中國股市危機也想做一次系統的研究。但是中國國情不同，的確有一些東西你不知道。所以我想說的是什麼意思呢？出現這麼大波動，我認為需要非常科學、嚴謹的、材料詳實的剖析它。剖析它不是追究誰的責任，目的是完善這個市場，是要使得中國的市場等開放之後成為了國際金融中心之後，不要再出現這個事了。所以那次黑色星期一之後，才會有熔斷機制出來，才會對程序化交易的某種限制。我認為我們也要做系統思考。這是第一個意思。第二，中國要對這類事件做系統的思考應該存在著障礙。當然我們有些交易數據還是可以找到的，包括資金規模也可以找到。但是有一些非數據化的東西實際上很難找的。在我們有限的信息方面，完成了這一次的股市危機的一個系統研究，這個報告已經出來了，叫《股市危機，讓歷史告訴未來》，這個題目比較有意思。主持人（王波明）：誰做的？吳曉求：我做的。我牽頭帶了大概有十幾個教授做的，做了大概有4個月。這個報告應該說做的還是不錯。特別是對過去像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包括日本的泡沫經濟，包括納斯達克市場危機，包括東南亞危機，包括2008年危機，特別是2015年危機，這個我們做了系統的比較。尤其是政府怎麼干預，進行比較。我不展開這個事。
我想說的是，在我們研究中這次的危機我認為幾個原因還是非常明確的。第一個，我們賦予我們這個市場太多的功能，我們把它功利化了，我們以為這個市場可以解決我們碰到的很多問題。實際上這個市場沒有那麼大功能。首先要看這個市場是幹什麼的？要賦予太多功能以後，它會變形。就像一個人本來沒有那麼大能力，你給他那麼大責任，他就變形了。要正確理解我們市場的功能究竟是幹什麼的。實際上早已定義，我們市場就是一個財富管理市場，解決不了其他問題。第二，監管者的角色究竟是幹什麼的。監管者目標是幹什麼的我們過去相當長時期把監管者的功勞、成就和市場是否成長，指數做某種程度掛鉤。如果在你任上，指數下來了，你就屬於失敗或者不合格的。在你任上，指數上來了，你就是合格的。這個實際上有問題。就是監管者是一個清道夫。第三，我們制度層面。像槓桿，我們對槓桿的運用是順周期的。這個很要命。因為他是抵押，抵押物隨著價格上漲，價值在上漲。他可以抵押出來的資金量在增大。實際上我們機制本身已經賦予了它槓桿。實際上我們要建立一個逆周期槓桿。這個非常重要。你要是順周期，這個肯定會出現大事。所以我們還是要很多要正本清源，我們發展資本市場已經20多年了，實際上我們對這個市場究竟想做什麼，實際上還是缺乏深度的理解。這個很重要。賈康：主題上我想說的比較直率一點，我認知框架跟李劍閣主席認知框架高度一致。但是我覺得似乎認知可以再多一點。去年股市往上沖的時候，有非常明顯管理部門的意圖要把他做成牛市。當時看到跡象往牛市發展的時候，有一種說法希望它成為一個慢牛。有種種證據表明我們官方通過媒體是怎麼樣推這個的。時間關係不展開了。到以後出問題了，槓桿是非常非常表象的。在其中起到一個推波助瀾作用。所謂國家牛市是違背規律的，人造牛市。這就要說到了，王總問根本問題在哪兒。我直截了當說根本在於我們管理部門對股市的認識從哲理層面要反思。哲理出現偏差。他總認為牛市好，熊市不好。我理解股市就是一個直接融資場所。它的好與不好，最關鍵因素是它這個制度是不是公正，是不是能夠最大限度打擊內部交易，然後發揮資源配置作用，這就是好了。他到底表現為牛市還是熊市，如果符合規律的話，無所謂好壞。當然從股民感受來看，大家總是覺得牛市有發財機會。去年第一個鏈條就是因為哲理上有偏差，所以國家牛市背景實際上是裡面，我們公權作用推動的一個人造牛市。在關鍵的時候，他給出了權威人士的信息，引導大家覺得還要往前牛很長一段時間的。當時說到的政策牛、資金牛、消息面牛、改革牛，都有一定道理。但是缺少了一個最關鍵的牛，經濟基本面牛。那個時候經濟明顯下行，到現在還沒有結束，這個牛是牛不起來的。這個角度你要想推動變成慢牛，實際上就是違背規律的。這種作用之下，所謂人造牛市實為猴市，上竄下跳的猴市。在羊群效應下，人們爭先恐後進來。劇烈的上竄下跳會很快把動能耗盡。人造牛市實為猴市，速成熊市。27、28個月幾乎腰斬，社會代價不客氣講是非常沉重代價付出。這種股災式的大震蕩過去在其他經濟體屢次出現，中國也有類似情況過去出現，但是這次教訓應該算是相當沉重的，值得非常好的反思。我認為第一個環節，我們的公共權力持有者，是不是從哲理上好好理解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直接融資的場所這個股市怎麼理解它的功能。如果我們把數據做了處理，如果從100多年來看，股市就是一個慢牛。美國股市上100多年收益率是7點幾，接近8，不是一個慢牛嗎？他比其他常規投資還要高出一點。但是那個是長期的表現，你如果刻意追求某一個階段在我任期內表現出政績，政績跟股市走牛聯繫在一起，很可能就是一個危險引導我們犯錯誤的誤區，我這個算說的比較直率？Mark MACHIN：對於去年股災的判斷和哈博士的判斷是一致的，作為我們養老金是長期投資者，幾個月的波動對我們沒有太大的影響。作為投資者來講，我們這麼多年經驗表明你要找時點是非常難的，幾乎不可能。所以我們要做價值投資者，我們永遠去尋找有長遠價值的，業績非常好的，管理非常完善的，有價值的這些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去找時點，時點是找不準的。對於中國來說這是一個問題，對於很多其他國家來說也是同樣面臨這個問題。
我們有13億QFII資金配額，我們也在中國市場做了大量投資。我所擔心的恰恰是剛才哈博士已經講過的，就是監管者好像是在找時點。好像是在過份追求一些數字。好像是在為國有企業一些行業的改革，好像是在製造一些推動的力量。給予了股票市場一些他不應該承擔的功能。使得整個的經濟增長的重任或者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重任、功能落在股票市場身上，這個是不合適的。剛才哈博士也提到了中國不是唯一的這樣的國家，世界上很多國家也有這樣的做法，而且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做法，通過通貨膨脹的方式或者通過其他的政府操控的方式來解決一些問題。世界上很多的國家也是通過零利率或者貨幣貶值的一些方法來解決經濟方面的問題。而這些做法對於中國來說是不可行的。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政府反覆講要去槓桿化。但是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一定要非常謹慎。股票市場來說，對於散戶投資者來說，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對於我們這樣的長期機構投資者來說，股票市場一時的波動倒不是太大的問題。我們在座很多都是同行，其實散戶所反映出來的一些情緒，散戶基本上都是在找時點，高的時候賣，便宜的時候買。但是這個時點永遠都是找不準的。這是一種不專業的投資方式。而這個又是一個雙向的市場。一旦你關閉其中一個方向的工具的時候，整個市場就很難平衡。謝謝！為什麼要救市？是因為之前股票大漲之後暴跌。為什麼會大漲？大漲也是跟政府有關，也是跟監管當局有關。那個時候一個勁往上推。結果又來救市。得不償失。我算了一下，2014年股市起來那一當頭，一直到股市泡沫爆掉後，IPO也停了，你算一下IPO增發的資金加起來還不到1萬億，但是你光救市用掉2萬億，何苦呢？實際上得不償失。這個可能還是監管部門沒有真正的去執行三中全會所說的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這麼一個精神。說的時候是一套，做的時候又是另外一套。所以我覺得中國可能，讓我這樣搞經濟研究的人、搞政治分析的人是很難把握的。有時候他說的不做，而做的他不說。賈康：剛才我其實已經涉及到這個問題。政府合理的對股市的認識就是要想透這是一個直接融資的場所，政府該做的事情就要維持他公平正義的制度環境，這是制度供給。而且是要制度自強。光是指責說是這裡面有什麼惡意的行為，其實體很難清晰地界定。什麼是惡意？什麼是善意？反正都是逐利。這裡面你儘可能說清楚什麼是正常交易、什麼是內幕交易，你把制度儘可能做的周全起來，政府之責就做到了。你政府費很大力氣分析什麼是善意行為、什麼是惡意行為，很難清晰。實際是助漲尋租。很容易出差錯。還是要清晰界定什麼是內幕交易，一開始粗一點，慢慢越做越細。制度自強做到一定程度，我們在這方面就越來越有信心，正面功能可以更好發揮。一些負面功能也要承認他可能會存在，帶來一些社會不滿，可以盡量壓低到盡量低的限度。反正這一次被稱為股災了，但是沒有人說把股市關掉。鄧小平早年可是說了，他說允許看，但要大膽的試，試了不行，回過頭還可以把它關掉。關也可以分兩種方式，一次關掉或者分布關掉。說得無非就是把反對派逼到牆角，一定要讓我試一試。哪怕到這麼一個不令人不愉快，也沒有出現說要關掉。怎麼樣制度自強，有效制度供給，攻堅克難，破除在裡面混雜的各種各樣不良的東西，我覺得這是正道。
主持人（王波明）：善意做空、惡意做空這實在理解不了。都是為了賺錢，你賺錢了就是惡意，而且就要懲罰你。這個不是一個法律定義。這是一個形容詞。李劍閣：你們剛才說的一個問題，不能用道德標準代替法律標準。其實只有合法和非法，沒有善意和惡意。這個是堅定不移的準則。我們在市場所有的監管就是以合法和非法來劃定。我覺得去年有一個問題，股災發生以後。王波明也提到救市，有關方面提到說中國的救市是非常中國慣例的，是我們該做的。但是後來我在思考一個問題，救市他確實可以舉很多例子。一個舉美國例子，一個舉香港例子。第一，該不該救？什麼情況下該救？怎麼救？由誰來救？如果用這幾個標準，四句話去問一下。我發現去年我們沒有一件事符合國際慣例。我專門和各方面人士交換過意見，包括和香港當年監管的人士也交換過意見，去年像中國這個救市，由監管部門帶著一批監管對象去救市，就相當於裁判帶著特定的運動員去踢球。這個球是沒法踢的。他吹哨，讓你進球就進球，讓對方不進球就不進球。這個球就沒法提了。如果說國際慣例，我認為舉不出任何一個國家救市這樣的例子就是由監管部門帶著監管對象救市的。美國根本不是。主持人（王波明）：這個國際慣例我確實也查了。沒有一個市場在歷史上就直接拿錢直接買市場，這個沒有。李劍閣：美國一般是美聯儲出面，SEC根本不參與的。香港的救市，我在證監會到體改辦過程中，1998年，當時是什麼情況呢？香港的財政司帶著金管局幾個人，極小範圍作出決策，而且這個決策過程，證監會是不知道的。而且證監會知道以後是非常憤怒的，認為政府不該進去的。是這麼一個歷史過程。所以用香港的例子來說明去年我們救市的合理性是沒有說服力的。現在動不動就說國際慣例。包括會前我們討論的註冊制的改革，有人說按照全世界沒有註冊制，也用國際慣例來說事。幸虧現在互聯網時代，國際上的事大家都知道。不要有的人出來一說就把大家嚇住了，實際上大家很明白，有的事糊弄不了。謝謝！
Mark MACHIN：我還是全面同意各位的意見，在全球也會有各樣的例子在極端的情況下干預市場。1999年的時候，當時香港政府大規模的拋售，對那個事情我是比較了解的，因為我們也參與了。還有美國政府對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救市也帶來了一些系統性的風險。韓國、日本、台灣，這樣的例子很多，但是我並不認為這是我們和市場打交道正確的方法。中國應該像哈博士說的，離市場遠一點。當然這個需要很大的勇氣。包括IPO註冊制。我知道現在暫時終止了這個計劃，但是我希望這個計劃重啟，讓市場供求來決定最終的價格。只有這樣，市場才能對於經濟的健康發展發揮正確的作用。如果市場可以自己管理IPO供應的話，這將是非常完美的一種情況。只有這樣才會有雙向的做市，大家可以在供給側、需求側去參與市場，而不是一個僅僅是在買方市場上對於定價產生作用。這樣的話，市場就會有更完美的定價。吳曉求：在中國發展資本市場還是非常困難的。你稍微想想看，我們的功利性太強。這個市場承受不了這個功利性。有時候我會說一句話，再加上我們的文化有時候也很資本市場衝突。資本市場從金融機構系列來看，他是非常高級的系列，和銀行、信託比，是非常高級。要求整個社會環境相匹配，中國社會環境和制度所要求的要素有時候有相當大的差距。比如資本市場最重要的是透明度，這是它生命的根基。當社會沒有透明度的時候，你要求資本市場有足夠透明度，非常難。因為大系統透明度不夠，要求小系統有透明度就很難。我經常有一句話說一句話，在中國發展資本市場就如同在旱地裡面種水稻。非常難，所以我們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去發展。可是中國沒有資本市場是不行的，這涉及到我們金融功能是什麼？金融功能最初是融資。給企業、給社會融資。實際上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最重要的是財富管理，是風險的組合、風險的匹配。我們說衡量一個國家金融有沒有進展力，已經不是看融資能力，是看財富管理能力、風險匹配能力。這些是銀行所不能提供的。只有資本市場能夠提供。旱地里種水稻，讓你別種又不行，你還要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不是靠一個強大商業市場，是靠一個資本市場。沒有資產支持，人民幣國際化是實現不了的。這是為什麼要資本市場。雖然很難，但是要發展。我們怎麼發展，包括碰到困難怎麼辦？我原則上同意剛才幾位講的，我們政府離市場要儘可能遠一點。倫敦是世界上最國際化的市場，而且倫敦的市場跟英國經濟不匹配，可是他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場，倫敦市場執行了一個堅如磐石的契約精神，這個我們要學習。當然這個並不意味著政府完全不顧市場。也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時候，特別它的市場規模大以後，影響了這個國家金融體系安全以後，這個時候我認為還要有適當的方式干預，可以用信息披露的方式。像格林斯潘那樣我可以給市場提供無窮的流動性，實際上他什麼也沒有提供。這樣市場就穩定了。你給人們信心。要不然你直接救助某幾個機構。中國走了第三條道路，直接買股票。這個要看情況。在特定危機來的時候，的確政府需要給市場一個穩定的預期。第三，明確是監管者，而不是救市者。我們有時候把監管者和救市者混談。證金公司不能成為一個盈利主體，怎麼救是很難的。特定的時候要救，但是怎麼救能達到公平，這是我們面臨最大的問題。監管者就做一件事，確保市場的透明度。如果市場有內幕交易，有虛假披露、操縱市場行為，不管市場跌還是漲，都要查處。查處違法違規行為不和市場走勢有關。不能說市場漲了，即使他違規也不查，這也不行。把這個情況要分開。當然中國發展資本市場比英國、美國要艱難。 我再補充幾個新聞
政策建議(做好了!就沒有什麼可怕的!)
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的基本方向不能變
中國是一個大國，必須構建與大國經濟相匹配的大國金融。中國大國金融的核心標誌是人民幣的國際化和資本市場的國際中心地位。發達、透明、具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資本市場是中國大國金融的基石。中國現行的金融結構離大國金融的目標相去尚遠，中國金融結構最根本的缺陷在於不斷累積風險，分散和化解風險的能力差、財富管理的功能弱，表現於銀行類金融機構的信貸資產比重高、證券化金融資產比重低，這樣的金融結構潛伏著巨大風險，既不可能形成現代意義上的大國金融，也不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改革現行的金融結構唯有大力發展資本市場，要深刻認識到中國發展資本市場的複雜性和長期性，要充分尊重資本市場發展的內在規律，要縝密設計、循序漸進，不可一蹴而就，過度、過快透支金融結構性改革紅利。不能因為出現了危機我們的改革就停止，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的方向不容質疑。
在基本制度方面，要繼續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
徹底改革現行的，實質上是行政配置資源的股票發行核准制，建立以市場配置資源為主導的、以強化信息披露為核心的股票發行註冊制。
從核准制到註冊制，不是簡單的行政放權，而是資源配置機制的變革，是資本市場平衡責權結構的變革。註冊制改革的核心是強化信息披露，建立基於成長性而不是重要性，立足於未來而不是關注過去的企業上市標準，目標是建設一個信息透明、自主投資、預期有序、基於成長的股票市場。在市場化的改革過程中，推進註冊制的腳步不能停。
註冊制的推進一定不能像熔斷機制那樣朝令夕改，一定要深刻理解為什麼要實行註冊制，註冊制需要的條件是什麼。註冊制最重要的，第一是要有透明度，沒有足夠的透明度就不可能有註冊制;第二是它要建立一個匹配的權責機制;第三是要制定一整套非常清晰的流程與標準，絕不可以是模糊的。
像現在這樣，規則都是在核准之下的，是不符合註冊制的基礎條件的，所以我們還有大量的基礎工作要做，絕對不能做成一個朝令夕改的「帽子」政策。
規範融資渠道，形成動態的槓桿調整機制
在市場融資方面，一是大幅度調低槓桿率，建立一種逆周期的動態槓桿調整機制。資本市場是不可能沒有槓桿的，但是槓桿要有周期;二是在清理的基礎上，規範市場融資渠道，注意平衡金融工具創新和管控風險，建立一種可監測、可調節的槓桿融資機制。總之，要收縮甚至清理場外配資渠道和規模，規範並發展場內「兩融」，為平衡市場多空動能結構，要特別注意發展包括融券在內的市場賣空工具。
建立更加市場化的交易機制
要建立更加市場化的交易機制，一是取消現行的個股漲跌停板制，建立整體市場異常波動的「熔斷機制」。「熔斷機制」的觸發標準，可參照發達市場的做法和中國市場的實情。目前，中國股票市場推出的「熔斷機制」具有雙向功能，與現行的個股漲跌停板並存。而個股漲跌停板事實上已經是微觀上的熔斷，所以這兩套機制是無法對接的。
要談整體熔斷，個股熔斷就要取消，二者只能取其一。應該把整體熔斷的閾值擴大，微觀部分去掉，與股市、期貨的交易結構相匹配。但是我們的市場監管部門只是增加了整體熔斷，沒有去掉微觀熔斷。
熔斷是什麼?是冷靜期。冷靜期也有三個方面，第一是上市公司冷靜，出現這個情況不要慌，要冷靜思考。第二是政府冷靜，監管部門冷靜，要觀察這個期間有什麼重大信息發布，沒有重大信息發布就是有問題的。第三是上市公司和交易所要冷靜，都要發布信息。可是在中國股市熔斷這兩天，沒有任何人在熔斷期間發表任何信息，所有的信息披露都是在收市之後，這也是有問題的。雖然在沒有整體熔斷機制的時候，重大信息都是在收市之後發布，但是在熔斷期間，如果不立即發布信息，即會造成市場恐慌。
我們缺乏對熔斷機制本意的理解。美國在「黑色星期一」的時候，美國總統會出來反覆發布市場穩定的信息，向民眾保證可以提供無窮的流動性，所以市場沒有因此而恐慌，隨後即恢復了正常。而我們在熔斷期間沒有任何人出來講話。只要沒有任何人講話的熔斷機制就是失效的，就成為恐慌機制。
我們有一個報紙，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題為《熔斷機制：投資者資產保護的安全閥》的通訊。我看完之後非常恐慌，這是完全的誤解。熔斷機制並不會消滅風險，在一定意義上它是無法控制風險的，風險仍然存在，並且如果沒有信息發布的話，風險還會擴大。不要理解為只要熔斷了就沒有風險了，這樣的理念只能導致熔斷閾值發展得越來越低。所以這裡要做系統的市場化改革。
然後是改革交易制度，把「T+1」變成「T+0」，以提高市場異常情況下投資者控制風險的機會，減小股指期貨與股票市場之間因「T+x」的不同而出現制度套利。不過，這種改革是否會減弱股指期貨的風險傳遞作用，尚難定論。
平衡處理交易技術創新與風險管控的關係
在交易技術創新方面，要正確處理包括程序化交易和高頻交易等在內的新交易技術的創新與市場風險之間的關係。一般而言，應鼓勵交易技術和交易平台創新，充分體現大數據、雲計算、網平台、計量化在股票交易技術進步中的推動作用，同時又必須將這些交易方式納入可監測範圍，制定如何最大限度地限制「幌詐」效應和在市場出現異常波動時的臨時限制機制。
強化監管的獨立性，調整監管重心
必須要強化市場監管的獨立性，監管者依據法律賦予的權利和責任監管市場，只做監管的事;
要調整監管重心，把原來的事前監管、事中監管、事後監管並重調整為事中監管和事後監管統一。事中監管的重點是信息披露監管，事後監管的重點是對違規違法行的監管。違規違法行為主要包括虛假陳述、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
是改革宏觀監管架構，在釐清監管權利、責任、義務邊界的基礎上，系統融合現行的監管架構，建立一個權力有約束、責任有主體、義務有邊界、危險無漏洞的功能型超級金融監管者。這方面一定要做出重大調整。
謝邀，讓我回答這個問題我是很尷尬的。一來我不擅長猜測不宜討論的政治內容，二來我主要的工作內容也不是交易業務，不和監管機構打交道。強答一發，權當拋磚引玉吧。先定個性，一行三會合併，單從監管業務角度來說，是在金融業務日趨複雜的背景下，當局努力提升監管能力和效率的嘗試。比如2015年的銀行傘型信託配資，同時涉及證監系統和銀監系統，比如深圳的某家P2P公司,從自身用戶募資後再轉給給券商用戶提供配資，每筆配資還由某互聯網保險公司承保，這就同時涉及保監會銀監會和證監會了。而傳統的監管架構各自為戰，難以處理當前日益複雜的金融業務。遂有合併的提案。
一大波局長奔赴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混吃等退休，銀行業新一輪勾心鬥角殘酷劇烈，以至於徹底衰落
前幾天二發的朋友圈又被「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要合併為XXX局」的新聞刷了屏。特別是在全民理財+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之下，這條新聞得到了金融圈小夥伴們的瘋狂轉發，給二發一種「不轉不是金融人」的錯覺。
不過二發簡單搜了下，發現這則消息從2012年起就有了苗頭，後來幾乎每年都要引起一波轉發高潮，有人甚至連名字都起好了，三會合併之後直接叫「保證贏（銀）」，好聽又好記。
不過今年這波消息，來的比往年更迅猛一些。當然，這也是有原因的：一來是上半年A股搞了熔斷機制、但是依然玩出了千股跌停，二發的同事們紛紛決定利用提前下班的時間去跳樓，同時證監會門口靜坐的人數又創新高；二來是保險公司的投資項目收益不錯，讓人眼饞；三來是1月份的時候國辦新設金融事務局，這是繼2013年央行設金融監管協調部之後的又一金融監管體系協調的新動作。
當然還有人說是因為如今三會主席都是農行高管出身，這個理由不知道你們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
不過正好，二發這次跟大家講講我國的金融監管機構。我們現行的金融監管機構簡稱「一行三會」，「一行」是中國人民銀行，「三會」就是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也就是俗稱的證監會、銀監會和保監會。這四個機構的關係其實很像是一個爸爸和他的三個兒子。
為什麼這麼說呢？聽二發跟你講講：要說天下大勢，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1984年之前，由於金融體系比較單薄，設立單獨的金融監管體系還不是很必要，於是央行在1969年被迫劃歸了財政部，直到1978年才獨立出來，但獨立出來之後，仍然同時承擔著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雙重職能，既當爹又當媽，直到1984年才終於把商業銀行的職能從央行完全剝離。1984年到1992年間，我國金融體系也一直實行混業監管，央行一家獨大。
1992年國務院成立了證券委和證監會，此時證監會只是證券委的執行部門。1995年是證監會飛速成長的一年，一方面正式確定了證監會對證券期貨市場的監管權，另一方面央行把監管證券公司的監管權力下放給了證監會。到了1998年，證券委合併進證監會，由證監會統一行使對證券期貨市場的監督管理職能。（孫子把兒子吃掉了）
1979年之前，我國保險業在人民公社的大背景下，停辦了約20餘年，直到1979年保險業才恢復，並由央行對其進行監管。1998年11月，成立中國保監會監督我國保險業市場，此時保監會還是國務院直屬的副部級事業單位，直到2003年才獲得轉正，獲得與銀監會、證監會同等的地位。
2003年銀監會的成立，象徵著我國金融監管體系分業監管原則的最終落實。在這之前，關於到底是由央行進行內部分工還是設立單獨的具體監管機構的爭論一直都爭執不下，不過最後還是後者佔了上風，成立單獨的監管機構，也就是銀監會負責銀行業具體的業務監管。
關於一個爹和他的三個兒子的關係，相信這樣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分立之後三會各自積極行使自己的職責，比如證監會在與發改委爭奪私募基金管理權的鬥爭中取得了最終勝利，比如保監會對保險業投資範圍的劃分變革，這些故事的細節和博弈就說來話長。但三會也偶爾在央行的協調下進行統一部署，貫徹中央的金融政策，比如場外配資、信貸政策等等。
更多的時候，因為三會本身都是獨立平級機構，如果沒有央行的統一調配，三會就可能處於協調失靈的狀態，這也是我國金融監管機構最為人所詬病的缺點。比如有的金融機構在設計產品交易結構的時候，就會故意把交易結構設計得很複雜，保險、證券期貨、銀行皆有涉及，就能合理利用監管縫隙，不過這樣做也有弊端，就是此時審批需要「三堂會審」，往往就需要更長時間。
因為這個弊端的存在。因此呼籲三會合一的呼聲一直不斷，然而合一從來就不意味著運行順暢。目前國際大金融強國也實行類似我們的所遵循的分業監管模式，雖然也有人稱其為「專業監管」，但其實本質都是一樣的。比如美國金融監管體系不但按證券、期貨、保險等進行專業劃分，聯邦與州還實行不同的金融監管體系；
英國在金融危機後，將原本的金融管理局（FSA）拆成FCA和PRA兩家，與央行共同進行監管；歐盟也實行1+3的體系，甚至沒有通行的法律，而是用各個單行法來進行監管。
金融從來都與政治不同，資本的逐利性從來容不下一點妥協和含糊。各個機構之間不能順暢運行通力合作，解決的方式也絕不是簡單的合併三會。
二發個人認為:
第一，不管三會合併與否，三會的協調機構需要發揮更大的作用，否則將更加無法應對瞬息變幻的金融市場，互聯網金融監管體系尚未完成，外國金融機構虎視眈眈，金融產品金融體系創新層出不窮，如果三會再各顧各的，金融體系的窟窿將會越補越大；
第二，即便三會合併，其地位也絕不能與央行平起平坐，雖然經濟學不同學派對央行的作用爭執不休，但在目前，央行掌握一國的貨幣政策是全球通行的做法，其中央地位不應被撼動。
而哪怕僅僅要做到第一點，從2013年以來的不斷嘗試來看，就應該明白，要讓各行其是的三會真正協調運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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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看到兩個人新號在相愛相殺，之前你們玩大了，現在得悠著點啊。
機構本身的權力，歸根結底從屬於用人權。
所有人權大於機權。一、根據最近一段時間的多方的消息和相關部委的動作，可以推測改革方案在今年或明年出台應該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1.近半年來，不斷有專家和媒體討論一行三會合併事宜，這些聲音大多鼓吹「超級央行」或者」一行獨大「，強行帶了好幾波節奏。2.最近央行巡視整改，提出要恢復分支機構，這其實是在抓緊搶地盤了。央行借巡視整改之名，重新把分支機構抓在手裡，的確是步好棋，不管將來是否合併，都能大大增加自身實力。二、如果要談影響，首先要中央要解決什麼問題。可以說，目前金融監管形勢很嚴峻。
1.四家機構各有難念的經。人民銀行表面看很風光，實際上非常尷尬：它自身並不獨立，要聽國務院的；它什麼都想管，但三會說，您別BB了，咱們都聽國務院的吧；它自認是所有銀行的媽，但銀行不聽它的。前幾年還有合意貸款規模控制，還有些話語權，後來被國務院改了，不知道現在還有什麼法寶。銀監會呢，也很尷尬，三大任務：實體、風險、消費者，而法定的權力只有風險。換句話說，讓你敲釘子鋸木頭順便擰緊螺絲，卻只給了把鎚子。證監會尚福林走後，郭樹清、肖剛兩任主席實際上都不夠穩定。證券行業是個大泥坑，目前來看還真只有尚福林頂住了。保監會：沒有存在感是最大的問題。2.人員和經費。
當年人民銀行和銀監會分家時有15萬人，央行12萬多人、銀監會2萬3，十年過去，央行重新膨脹到15萬，銀監會還是2萬3……但銀監會勝在分支機構健全，在縣域基層都有站崗的，進人都經過國考，腿腳齊全。而央行只有總部是公務員編製，分支機構都是事業單位，招錄人員不需要通過公務員考試，所以經過長年來的近親繁殖，央行地方分支實際戰鬥力感人，腿腳不好使。銀監會從央行分離時銀監會帶走了監管核心力量，央行也順勢塞走了一波不幹活的。而且地方分支待遇太差，比同級人民銀行差不少，人員流失一直是個問題。而且經費十分緊張，前幾年有的分局到年底把電梯停了，省電費。腿腳齊全但長年穿小鞋。證監和保監分支只到省級，地市上沒腿，腿腳不全，將來合併了可能會吃虧。3.金融行業發展。
中國金融的發展經歷了初級混業（93年前）、嚴格分業（05年前）、適當放寬分業經營限制（05年後）的過程。不能因為當前混業發展的新形勢就否定分業監管的合理性。不能因為新興現象就斷言綜合經營時代已經到來。實際上，目前金融業仍是分業的格局。銀行200萬億總資產，占金融業九成，只有極少的跨業業務。一說要發展綜合經營就趕緊合併三會，未免太兒戲。但是，監管是永遠滯後於市場的，市場在發展，監管改革也必須有前瞻性。監管要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監管改革要解決監管失靈問題。三、監管失靈三大表現
監管真空：該管沒人管。監管交叉：一事多管，或者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監管套利：其實就是漏洞空子被鑽了。解決這三個問題，最直接的手段是加強信息協調、政策協調、標準協調、行動協調，釐清職責邊界。並不一定要合併機構。假想四部委合一，難道一個單位內部就沒有推諉扯皮了？跟其他機構就沒有矛盾了？該有的繼續會有。到時怎麼辦?跟財政部合併？跟政府金融辦合併？跟國務院合併？現有協調機制之所以不好使，根源在於有的機構心太大，手太長，脾氣太橫。好的改革，不能圖轟轟烈烈，而要以最低的成本解決最大的問題。首先一行三會目前全歸國務院領導，即使央行出台政策也要經過國務院批複，也就是說這四個部門都只算是國務院的職能部門，沒有像美聯儲那樣特殊的獨立性，即使合併三會仍然要歸於國務院，合併後的所謂金融委會出台政策仍然要請示國務院。那麼，結合國情中央集權制度，國務院統領一行三會或者中央金融委員會有什麼區別？金融監管改革的核心是獨立性，目前來看，沒有意義，也不具有現實可能。
沒有合併，成立了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又多了一個機構
分業監管走向混業監管需要的可不止跨一步，每一步都會有很大阻力。
我幫著導師寫過關於金融監管框架改革研究的一些東西，在電腦里，過會回來補上，他當時發在人民日報上，我覺得差不多應該可以代表一些觀點。
剛分離才多久哦又合併...(╯°□°）╯︵ ┻━┻
央行主管的是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貨幣政策，三會主管的是微觀金融政策。稅總和財政部主管的也是部分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方面，包括預算、收支等等。中央經領導小組……言盡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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