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北洋政府有哪些誤解和偏見?

01-05

程麽

加強學習，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在段祺瑞1926年4月份下台後失去了列強對其的承認，北伐是1926年7月才開始的

1926年4月段政權垮台以後，列強徹底對北京失去了信心。英國首先拒絕按照慣例向段祺瑞的幾位短暫的繼任者發布照會，按照當時偏愛北洋的駐華公使麻克類的說法，是「靜待北京中央政府的出現」。後來英國駐北京公使館的中國問題專家Eric Teichman也證實了這一做法，他在一份備忘錄中指出：「段祺瑞倒台後，英國已自動撤消了對北京政府的承認」。與此同時，英國外交部授權駐廣州代理總領事白理安，讓他在給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的公文中，正式採用「代理外交部長」的稱謂，承認廣州政權為「事實政府」。

以上外交政策，正中廣州掌權的這些民族主義者的下懷。為了防止列強製造「兩個中國」、「南北中國」或瓜分中國，國民政府並不需要各國對自己給予正式承認，他只要求列強1、和廣州政權進行實地交涉；2、在三民主義者沒有統一中國之前，不再承認北京或其他各地的軍閥政權為中央政府。而這兩點，正是1926年6月英國政府所做的。

美國日本法國接踵效仿，陸續給陳友仁發放外交照會，同樣稱其為「代理外交部長」，開始和國民政府發生實質性的直接聯繫。這就證明了列強已經完全「放棄北京存在一個能夠處理全國各地事務的中央政府的假想」，改變只和北洋政府發生外交關係的方針，正式承認國民政府是個可以保持政治聯絡的，和北京政權地位相等的「事實政府。

習五一所著：論安國軍政府的成立

安國軍政府從成立的第一天起 , 就面臨著嚴重的外交信譽危機。爭取列強的承認 ,成為它奮斗的首要目標。張作霖在出任大元帥的當天下午 , 就約請各國公使到外交部舉行茶話會。他表示 : 「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 , 保護外國人的生命財產 , 以談判方式修改條約」。張作霖這樣做的目的在於 , 希望被東方反帝烈火燒得焦頭爛額的列強 , 把他視為恢復統治秩序的鐵腕人物 , 渴望在振作北洋殘局的鬥爭中 , 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實力支持 , 退一步保持以黃河為界的南北朝。

但是 , 張作霖的獻媚未能挽回列強日益冷卻的心意。各國公使收到茶話會的請柬

後 , 十分躊躇。他們擔心貿然出席 , 會給人造成規賀新元首的印象。經再三討論後 , 一致認為 , 該請柬系張作霖以個人名義簽發於就職之前 , 可以迥避承認新政權。為避免節外生枝 , 各國公使均穿便服前往參加。數日之後 , 他們以同樣謹慎的態度 , 回復了外交部關於大元帥就職及新內閣組建的正式公文。在簡短的收據式的外交照會中 , 列強公使們「小心意意地避免了任何承認新政府的詞句」。【見《駐華公使 ( 馬慕瑞 ) 致國務卿函》 ( 19 2 7 年 6月 1 8 日 ) , 《美國對外關係文件》 J , 2 7 年卷 1 1,第 1 8頁】其冷淡程度超過了以往歷屆北洋政府的遭遇。只有日本資本家大倉喜七郎和大阪每日新聞社拍來賀電。

【中間部分內容省略】

由於列強拒絕承認安國軍政府 , 潘復內閣的外交活動陷入癱瘓。儘管張作霖、潘復一再表明 , 不用革命手段廢約 , 願以外交談判為途徑 , 修改舊約 , 但列強實在無意以安國軍政府為談判對手。眼看著北洋政權大勢已去 , 長期服務於北洋各派軍閥政權的外交系名流們紛紛倒戈。安國軍政府成立前夕 ,駐法公使陳鋒曾領銜代表駐歐各使館致電北京 , 聲稱經費無著 , 如不設法解決 , 將「停止辦公」 , 「全體回國」。此後 ,北洋政府派駐國際聯盟的中國代表朱兆萃竟於1927年 7 月初發表宣言 , 公開聲明「脫離北京政府關係 , 此後代表國民政府」。見《大公報》 1 9 2 7年 7月 9 日。

看到沒有，一直到1928年東北易幟才滅亡的北洋安國軍政府在1927年就失去了在國聯的席位，這與國府在失去大陸後依然佔據聯合國席位22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以下內容均來自維基百科。

中國國民黨北伐奪權後，出於合法性和正統性的需要，貶低北洋政府，並稱其為「北洋軍閥政府」。中國共產黨政權和解嚴以前的中國國民黨政權都把北洋政府貼上「軍閥混戰」、「政治反動」的標籤，但這並不符合完整和真實的歷史實際。真實的北洋政府是中國民主社會的開端[11]，其民主程度遠勝於國共兩黨在中國大陸的一黨獨裁的黨國體制。除此之外，北洋政府在經濟和外交領域的成就也相當引人注目、讚歎。此後南京國民政府所創造的一系列經濟奇蹟也是有賴於北洋政府所作出的努力。[11]不過民國初期大批的干政、軍閥內部衝突、以及外國勢力侵害也是因為內部統治力量太過疏散所造成的。

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是指中華民國建國初期以北京為首都的中央政府和中國最高行政機關，有時也被稱為北京政府。北洋政府是1912年至1928年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也是清朝滅亡後在中國疆域上第一個被國際社會承認的合法政府，標誌著中華民國的正式誕生。1928年被南京政府（亦稱國民政府）取代。中華民國北京政府以北洋軍為基礎所組建，故名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於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當選為首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後正式形成，[1][2]之前經歷過中華民國北京臨時政府[3][4]。北洋政府是中國大陸歷史上較為民主的一個政府，亦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方面作出過重要貢獻。在北洋政府主導下，中華民國加入協約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以「戰勝國」的身份出席巴黎和會[5]。北洋政府以五色旗為國旗，以《卿雲歌》為國歌，作為代表中國的符號和象徵。

沿革

繼承滿清疆域

武昌起義後，臨朝稱制的滿清隆裕太后詔授袁世凱在北京全權組建臨時政府，這為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礎，期間，袁世凱曾遭中國同盟會京津分會的炸彈暗殺[6]，但袁世凱幸免於難。後來孫文等南方革命黨人企圖定都南京並架空袁世凱的計劃也落空。[7]1912年12月初至1913年3月，北京臨時政府舉行第一屆國會大選。1913年4月8日，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段時間裡，袁世凱吸納了社會精英、北洋人士和少數革命黨組成新政府，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體制逐漸確立。至1913年10月6日，中華民國國會選舉袁世凱為第一任大總統。然而，孫中山一直有奪權慾望[8]，背地裡不斷與日本接觸求援[9]，宋教仁被刺後（兇手至今成謎），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給新生的民國造成巨大創傷，孫中山失敗流亡日本後，日本以《二十一條》刁難袁世凱，在各種不利背景下，各方建議袁世凱施行君主立憲來鞏固國基，袁世凱最終同意建立君主立憲制的中華帝國，但在日本資助的孫文中華革命黨和滿清宗社黨以及蔡鍔的雲南起義圍剿下[10]，袁世凱宣布取消君主立憲。

北洋派系掌權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猝逝後，無人有統御整個北洋派的能力，北洋派遂形成直系、皖系、奉系等三大派系為首的軍閥勢力；而自護國戰爭後，各地軍閥也開始成型。各地軍閥在名義上仍受北京的中央政府支配，但北京的中央政府實際上成為北洋軍閥相互角逐的舞台。這也成為後世以「北洋」稱之的主因。

在這段時間裡，北洋政府由在民主程序下選出北洋派系的中華民國大總統與國務總理所領81925年，中國國民黨成立國民政府，並且由蔣介石領軍北伐。1928年6月3日，張作霖的軍政府瓦解。6月8日，國民革命軍佔領北京。1928年12月29日，奉系領袖張學良除下五色旗、改掛青天白日滿地紅，並通電南京，表示接受國民政府管轄，史稱東北易幟。至此，北洋政府結束運作，北洋派退出歷史舞台。

政治

三權分立

北洋政府時期建立了三權分立制度，先後出現的五部憲法[註 1]都以「三權分立」為基本原則，限制總統權力，防止個人獨裁，使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得到尊重和保障。1917年5月，在對德國宣戰問題上，國務總理段祺瑞提參戰案，而國會拒絕合作，所以段祺瑞不斷對國會施壓，國會則改組內閣，暫緩討論參戰問題。大總統黎元洪在國會的要求下解除了段祺瑞的職務。當時的國會真正起到了監督政府、制約權力的作用，並非「橡皮圖章」、「表決機器」。[11]段祺瑞憤然離京去津，並且指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總統無權撤銷總理職務，不承認黎的免職令，後被國共史學家描述為府院之爭。

憲法同時保障司法獨立，規定獨立、公開審判的司法原則。1913年國民黨理事長宋教仁被殺案中，地方檢察廳可以公開傳訊國務總理趙秉鈞；又如1925年10月京師地方監察廳派檢察官翁敬棠調查「金佛朗案」事件，外交總長沈瑞麟、財政總長李思浩、前司法總長章士釗全被審查，期間，中央政府沒有干涉，反映出當時司法的獨立性。[11]

言論自由

北洋政府時期雖然也存在封殺報紙、報人事件，但輿論環境與後來的國民政府和中共政府比較，還是相對寬鬆的。當時存在著大量的獨立媒體，如《國民新報》、《語絲》、《晨報》、《清華周刊》、《新青年》、《京報》、《世界日報》、《現代評論》等。毛澤東在北洋政府時期，在湖南創辦《湘江評論》、主編《新湖南》，周恩來在天津先後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和《覺悟》，但他們是煽動造反。民間報紙從1916年的500多份至1920年增長至1000多種。1926年中國首家無線電廣播電台在哈爾濱建立，之後各類官方和民間私營廣播電台開始大量出現。國民自由空間的擴大，為社會精英和廣大公民積极參与公共事件創造了條件。[11]

結社自由

中國公民在北洋政府所享有的結社自由是中國大陸從古至今最充分的時期，北洋政府初期僅在民政部立案的黨會就有85個。1918年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1919年周恩來、張若名等人在天津組織的覺悟社，就是當時眾多社會社團中的一支。商人也普遍自發組織成商會，經常發通電指摘北洋政府的行為。中國的民眾更是可以隨時遊行，向北洋政府表達自己的意見。北洋政府時期成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中第一次出現的高度民主時期。[11]

地方自治

1920年11月北洋政府宣布籌備地方自治，之後頒布了一批[註 2]地方自治條文。規定地方政府官員不由中央政府任命，而是由本地公民直接選舉產生，並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1920年至1925年，中國各地依據美國聯邦制的普世性原則，掀起聯省自治運動，社會精英在報刊上發表大量關於聯邦制的文章，呼籲聯省自治。湖南省公民投票通過的《湖南省憲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付諸實行的省級憲法，1922年，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二大決議案中宣布中共的目標之一是聯合蒙，藏，疆等地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1923年10月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一部聯邦制憲法，但因曹錕賄選，這一憲法遭到反對。1926年國共北伐，中國各省憲法和省議會隨之流產。[11]

經濟

北洋政府時期是中國民族資本發展的黃金時期。依經濟學家許滌新研究，1912年至1920年，按照總產值計算，每年經濟增長率為16.5%，按凈產值計算，每年增長率為13.4%。依珀金斯所引資料，計算1912年至1921年凈產值的年增長率為11.7%。官僚資本的發展自1912年以後開始衰敗，外國資本也在1914年後受挫，惟有民族資本始終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率，整個北洋政府時期平均發展速度為13.8%。1915年美國舊金山舉辦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中華民國展品獲得各類獎章1218枚，是各國獲獎之冠，僅此一點就可以看出北洋政府非凡的工業成就。[11]

北洋政府將中國帶入經濟高速發展的軌道，一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是外在因素，但主要原因是北洋政府建立了市場經濟。袁世凱請出張謇等一批經驗豐富的企業家管理中國

，並實現了財政平衡，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日後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實際上是直接得益於北洋政府建立的市場經濟。[12]

社會

文化

北洋政府注重中國傳統文化建設，北洋政府時期中華民國的國歌、國徽充分體現中國傳統文化。另外，袁世凱曾頒布一系列尊崇倫常、尊崇孔聖文，設立的春節影響至今。北洋政府時期的民主氛圍為思想自由提供保障，極大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和發展。在新文化運動中，各類思潮和主義在中國大地風行，文化理念呈現多元化。在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之下，各種思潮自由傳播，各種學說百家爭鳴，極大的促進了中國人的個性解放和科學文化事業的進步。中國近現代幾乎所有的文化大師如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胡適、梁實秋、辜鴻銘、傅斯年、魯迅都湧現於這個時期，當代中國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都是在北洋政府時期奠基的。[12]

體育

在體育方面，1922年，北洋政府外交總長王正廷被聘為國際奧運委員會委員[13]。1924年，北洋政府首度代表中國派出運動員參加奧運會。在這次法國巴黎舉辦的奧運會上，因經費支絀，不能派遣全部選手前往，只派出網球選手數人赴法國。最終只有3名中國網球選手參加了這屆奧運會的網球表演比賽，雖然他們在預賽時就被淘汰，但無疑這是中國人首次出現在奧運會的賽場上。[14][15]

領土交涉

北洋政府時期也是中國歷史上外交較成功的時期，1912年4月22日，袁世凱明確宣告蒙古、西藏、回疆各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屬中國內政。英國公然表示不承認中國關於對西藏主權的宣示，以麥克馬洪線製造了中國和英屬印度的領土爭端，英方代表在西姆拉會議上企圖用欺騙手段讓中方在條約草案上「草簽」，被袁世凱領導的北洋政府一口回絕，最終西姆拉會議沒有產生中國政府作為締約一方的任何協定，而「麥克馬洪線」也未獲承認，成功捍衛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16]

藉由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契機，北洋政府收回了日本在山東利權以及俄國攫取的中東鐵路主權，廢除滿清政府給列強的部分庚子賠款，果斷出兵外蒙古，從而維護了國家統一。日本強加給中國的《二十一條》，在北洋政府多方斡旋下，駁回了對中國最為不利的各項條款，是弱國外交的勝利。[17]

在1918年俄國內戰中，百萬中國人在西伯利亞的生命財產遭到威脅，北洋政府頂住各方壓力，毅然出兵西伯利亞武裝護僑。此舉讓全世界對中國政府刮目相看。1919年8月，北洋政府在哈爾濱正式成立警察總局，從俄國人手中收回大部分警權。廢止《中俄蒙協定》，並出兵外蒙，1919年11月外蒙取消自治，恢復舊制[18]。北洋政府提出修改《中俄伊犁條約》，與蘇俄政府在1920年5月簽署新的局部通商協定，廢除了舊約中多數不平等條款。1920年9月，廢除俄僑領事裁判權，收回俄租界。[19]

1922年8月，蘇聯派出駐華全權代表越飛抵達北京，首先致函北洋政府的吳佩孚，希望建立合作關係，但吳佩孚堅決拒絕蘇聯的遊說，[20]越飛轉而聯絡在南方發展勢力的孫中山，兩人後來發表聯合宣言，孫中山同意蘇軍可以留駐外蒙，孫中山此舉為日後的外蒙獨立埋下了伏筆[21]。

國家領導人

參見：中華民國國家元首列表、中華民國政府首腦列表、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內閣列表及府院之爭

袁世凱作為中華民國的開創者[22]，他不僅是一位改革實幹家，還是一位愛國者。黎元洪為官清廉，秉性慈善[23]，能跟士兵同甘共苦，得士兵愛戴。段祺瑞最為人熟知的便是被稱為"六不總理"，即「不嫖娼、不賭博、不貪污、不抽大煙、不徇私、不喝酒」，清譽可見一斑。即便當時靠賄選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的曹錕，在後來日軍佔領天津，並企圖說服曹錕建立親日政府，然而曹錕拒絕與日本合作[24。

現在的問題，一些歷史作家對北洋政府美化太過。北洋政府有民選的議會，議會選舉的總統，以及相對開放的言論、經濟。但是總統、議會的命令不出北京城，還是各系軍閥的拳頭說話更有用。尤其是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總統曹錕，推段祺瑞做所謂執政後，北洋政府的法統徹底斷絕了。因此國民革命軍北伐是正義且必要的。

總統是票選的，不是欽定的。

事實上，北洋政府在袁死後到北伐這段時間一直是中國的合法政府。

二戰後的遠東國際法庭，在裁定日本何時侵略中國的時間問題上，中國代表認為是1928年張作霖被日本炸死。理由是，當時北洋政府是國際社會認定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用陰謀炸死他國領導人等同於宣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