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論和知識論兩個概念哪裡異同？

01-05

嚴格來說其實沒啥區別，都是對epistemology的翻譯。不過個人認為現在英美哲學圈子對epistemology的研究相當「變味」，有一大批人都只是在不斷變著花樣地運用和回應Gettier對知識的"justified"條件的質疑，視野相當狹隘，深度也不夠。對於這一類「變味」研究也可以用「知識理論/知識論」（theory of knowledge）來稱呼。在漢語語境里如果用的是「認識論」一詞而不是「知識論」，那背後很可能是作者希望強調自己做的是更廣義的epistemology，而不是狹義的theory of knowledge。至於epistemology的哲學背景，可參見有沒有研究知識本身的學科？

知識是普遍的事物規律，認識是主觀的思維意識。

沒有不同。

如果你是指翻譯後的文集里使用這兩個詞是否有不同的意指，

即指向認知論中間某類特定問題的傾向，也許有不同吧。

我表示你最好問譯者。

今天總算是有一個大概的思路，比較業餘，另兩個答案寫的都很好。

百度百科上石里克的《廣義認識論》翻譯為「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商務翻譯這本書叫《普通認識論》），似乎""認識論"用的詞和另兩個答案列舉的不一樣，我主要是看了這部書。

根據《廣義認識論》的觀點，認識論所要解決的問題，我描述為「知識的效度問題」，也就是我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我們所取得的知識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認識論是一種知識論，我印象里這本書第三部分「實在問題」里確實出現了「知識論」這個字眼，但不知道對譯是哪個單詞。

但與此同時，要研究認識論的這一課題，就不得不研究取得知識的過程，即認知過程（「認知」是石里克一再與「體驗」所區分的一個概念），這部分研究如果冠以「知識論」的名字，在中文就不那麼恰當了。

和已有的長答案一樣，我因此也認為，認識論的範圍要大於知識論。

讓我們舉一個研究認知過程意義上的「認識論」用法的例子：

尼古拉是西方哲學史上的重要哲學家，他在對人類認識世界的哲學考察上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第一個貢獻是，強調認識是從相對認識到絕對認識的一個過程更。他把認為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感性認識，這隻能從感覺與想像產生混亂的印象；第二階段是理智認識，是對事物的區別性認識，是有確定性的指稱，是對事物的推理知識；第三個階段是思辨的理性，這個階段發現認識中的矛盾是可以統一的；第四個階段是直覺的認識，在知覺之中，理智所看成有區別的就歸於統一了。這種認識論觀點是以後康德認識三階段說的來源。

——商務印書館《論有學識的無知》譯後記

如果想要無礙地在中文中用這兩個詞，一般在談到關於知識的效度問題的時候，就用知識論；談到認識過程問題（所謂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提到的哲學基本問題之一，物質意識何為第一性的問題，也即這個問題）時，就用認識論。

最後用我的老本行，傳播學家的一句話作結案吧：

「對人而言，知識和探求知識的過程同等重要。」——米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

認識論與知識論之間一般不做區分，但如果某些時刻做了區分，就說明出現了福柯所說的「結構與發生」兩種領域的斷裂，這種斷裂是福柯在面對失語症患者時驚訝地發現了的。這些失語症患者面對眼前的幾堆線團，似乎逃避了明晰的知識論思考方式（比如按照不同顏色），而是一會兒把線團按照粗糙程度，一會兒按照顏色明暗，幾個不同的分類標準混在一起，就像博爾赫斯引用的中國百科全書對動物的分類那樣。

福柯進而在《詞與物》中小心區分兩者，他把「知識論」寫作「épistémologie」，把「認識論」寫作「epistémé」。知識論解決起源（Ursprung）和本質的問題，解決連續性，解決發生問題。認識論解決淵源（Herkunft）和譜系，這也是為什麼福柯用考古學命名他的兩部著作（《詞與物》《知識考古學》）的原因。

一般來說，在法國，按照伊森·克萊因伯格的分類，海德格爾的一代是從1927年到1961年，代表人物是薩特、梅洛·龐蒂、列維納斯，他們以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爾（3"H"）為宗師，與此相對，是法國的結構主義浪潮（福柯在對"結構主義"的總結層面提出了"發生與結構"的斷裂，實際上是福柯與現象學決裂的表現），他們以尼采、弗洛伊德、馬克思（3"M"）為宗師。

這樣當福柯使用"認識論"這個詞時，不能說與馬克思沒有關聯。他在體系的角度看意義，看到了"起源之雖逼近但又遙遠的在場"（《詞與物》），站在尼采立場上反黑格爾。他在規則的角度看衝突，看到了被思掩蓋的「非思」，站在弗洛伊德立場反笛卡爾。他在規範的角度看功能，看到了直觀結構的內在關係，看到的是自身的「湧現」（用海德格爾的詞反海德格爾），而不是自身湧現出的世界（Welt），站在馬克思立場反胡塞爾-海德格爾。這樣，從知識論到認識論，法國理論從師從"3H"表現為師從"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