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政府就是要做窮人的代言人」的言論？

01-05

「找開發商算賬，他們解決不了，政府就把他的商業地產拿過來賣。對開發商，政府是不跟他含糊的。富人和窮人，政府從來是站在窮人的立場上。政府就是要做窮人的代言人。」
——因「造城」出名的山西太原市市長耿彥波最近接受新華社採訪，回應政府如何接管開發商遺留下來的安置難題。

來源：《南方周末》第1545期「不是官話」
我們的政府從來是站在窮人的立場上的嗎？耿彥波說出這樣的話，一般來說是不合宜的，那這樣一位政府要員，說出這樣一番話，是出於什麼目的呢？

謝邀。

窮人之說，背後存在一系列政治邏輯關係，今日再說，也有其歷史演進中的一些意味。

關於」窮「和」窮人「，我在這裡掃描一些歷史記號吧。

當年，叫領導窮人打天下，窮人要翻身做主人。

天下打下來了，一部分人曾經的窮人，或任職、或進企業等等，命運改變了。

差不多與此同時並緊隨其後，叫遍了全中國的一句口號是：走上了社會主義的康庄大道。

其後，有過不少運動，每逢運動，要發動群眾，基本做法之一是：憶苦思甜。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易，要繼續革命，不能再吃二遍苦。

所有這些，已經否認了有窮人存在。

再後來，改革了。

農村的「大包干」，首先在邊遠貧困鄉村得以突破的一個前提是：這些地方太窮，既然搞大集體吃「大鍋飯」這一套搞不好，不如把自主權交給農民，讓農民自己干。

接著便是全國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得以推進的一個前提是：經濟缺乏活力，國家窮，於是開放國門，搞市場經濟。

這前後產生了兩個針鋒相對的說法：在前說的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後說的是：「貧窮決不是社會主義。」

然後產生了一場關於改革「姓社姓資」的爭論，然後出了「不爭論」的要求。

到了今天，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但又出現了新的複雜情況，貧富差距急劇擴大，資強勞弱，官強民弱，引發了仇富、仇官的心理。

什麼叫「窮」，沒有人給他一個準確定義，他是一個與富相對應的概念。

但是，在至今仍列為國家戰略的大片扶貧攻堅區域的農村，算窮了。

城市裡列入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的居民，算窮了。

當然還遠不止這些，夫妻雙下崗家庭，低收入家庭，家裡有殘疾人的家庭，要對付子女求學支持開支困難的家庭等等，都算窮。蝸居的算不算窮？還了房貸就不剩幾文錢的房奴們算不算窮？這就多了。

在早前一些時候，國家領導人就提出要懂得「窮人經濟學」，在我的印象中，中國當代執政者，從這個角度用「窮人」的說法提出問題，是首次。

窮人，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從當年鬧革命、憶苦思甜、姓社姓資的爭論，再到窮人經濟學等等，其實都包含或者飽含著政治意味。

市長耿彥波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富人和窮人，政府從來是站在窮人的立場上。政府要做窮人的代言人」，就是在這一政治邏輯下的新說法。

作為政府，這些年來。出於講面子要表面政績的那些所謂的「政績工程」，簡單地說，都是「官欲」工程，而非」民意「工程，更非」窮人之意「的工程。

今天，媒體的報道已有所放開，網上更是數量龐大的網民直接表達心意的地方，重民生和要求重民生是主調之一。執政的領導人員，直白地說出了「窮人」二字，說要懂得「窮人經濟學」，「政府要做窮人的代言人」，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這個在政治上似乎有些犯忌的說法，是一個應當承認的現實，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不說才是不合時宜，說了是」合時宜「。在他們發出的聲音中，這樣的話應當佔有一定的比例。什麼目的呢，其他的就不去瞎猜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既已執政，這就是該做的。剩下的，就看做得如何了。

富人一般能比窮人獲得更多的資源，但政府不僅僅代表窮人的利益，是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保證不管他和他的家庭處於何種社會階層，都能合法的通過自己的努力，達到自己能力的社會階層，要保證底層到高層的上升渠道。窮人之所以窮肯定有自身原因，可憐人必有可恨之處。

謝邀。我覺得要看從哪個角度來解讀了。

如果從公平角度和政府職能來講，政府不應該是為XX人代言的，或者只能說是為全國人民代言（是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這才是政治正確。

但作為政治人物，我認為這樣講並無不妥。

每個政治人物（官員）都可以有他自己的從政理念和施政觀點，只是我們一直習慣於將政府官員的講話完全等同於政府的態度，習慣於要他們「客觀公正」。可實際上，「永遠站在中立、公平的立場」只能是一種理想化的期望和口號，現實生活總是充滿各種利益衝突，作為政治人物，應該有自己堅持的理念和觀點，只要是在合法的框架內，通過合理的途徑去實施，就沒有問題。我們看美國的各類大選小選，競選人一定是要優先對某一類型的選民負責的，比如你拉攏了支持禁槍的選民，就會失去反對禁槍的選民，如果態度模糊，只說要「客觀、公正」地處理這個問題，結果只會是失去兩邊的選民。

所以，如果耿彥超的施政理念就是這樣，那他這樣講，我覺得沒有問題。為窮人代言，也不是就要殺富濟貧，只要是富人窮人發生矛盾，不分青紅皂白就為窮人說話，而是在施政時優先考慮怎麼保證窮人的合法利益，如何防止窮人的合法利益被富人侵害。如果將「政府為窮人代言」，等同於「律師為當事人代理」，那顯然是不對的——可以做個簡單的推理：為窮人代言的必有含義之一，就是要改變窮人的生活狀態，讓他們脫離「窮」的狀態，變成「富人」。

阿克頓勛爵（約翰·達爾伯格）箴言：

我們在天堂的陽光下審視我們的觀念，在地球的陰暗中去應用它們。
有許多事情是政府所不能做的——即使是許多出於美好願望的事情也不能做。政府必須把這些事情留給社會上的其他企業去做。政府不能對人民實行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包辦政策，不能代替人民去發財致富，而讓人民坐享其成。政府也不能充當人民的教師爺，對人民指手劃腳。政府更不能強行改變或迫使人民信仰或放棄某種宗教。
國家是不能履行良知的功能的——國家只解決社會的公共福利問題，而不是個人的福利問題。國家鎮壓犯罪行為，但卻不能鎮壓人們心中的邪惡感。
人們的義務觀念不是由國家教育出來的。

國家是不可能把人加工成好產品的，相反，人們可能更容易被國家弄壞。人們的德性依賴於自由的熏陶。

伴隨著現代歷史的開端而來的一個首要而又極其重要的事實是：當國家在追求它自身的目標、獲取權力、擴大疆域、增進繁榮、提高民族的聲望或滿足民族的自豪感的時候，國家就開始超越是非約束而走向高高在上的地位。國家的這種地位既無法阻擋，也無須人們的同意，因為國家所從事的事業是最基本的犯罪行為——通過戰爭、司法審判或暗殺剝奪人類的生命。只要看一看其中的後果，看一看不斷擴張的整體利益，就會對現代國家的作用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了。
財產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礎。良知的守護問題從來就不曾出現過；而財產則總是暴露在干涉之下，它常常是政策調整的目標。

從來不敢反時代潮流和抵制大多數人意見的人不但是個懦夫而且也是個詭辯家，而這也正是偉大人物孤身戰鬥的部分原因。

政府做窮人的代言人，這句話是耿彥波市長在山西大同市當市長時說的話。

他來大同（北魏在大同建都有九十多年的歷史，遼金元明清，都是戰火烽台，邊關重鎮，有三千零三夜說不完的中華故事。），為把大同建成美麗的家園，繼梁思成的思路，將城市定位一軸雙城，跟世界上所有古老有歷史文化的城市一樣，大同的歷史與現在同在，一座古城，一座新城。

當時的這座城市，2008年前，法國專家說，這裡是世界上最醜陋城市。百業待興，百姓失業，綠化稀少，空氣污染嚴重，道路窄而不平，垃圾靠風刮，污水靠蒸發。五年後，耿市長提出的文化名城、旅遊名都，生態名邑，經濟強市，三名一強的構想。雖然到現在完成的是60%（因2013年2月7日，本來公示他為市委書記，沒有給後任市長進行工作移交，一夜之間，人到了太原，成了太原代市長。。。）但美麗的大同，已經出現在我們老百姓的面前，讓我們看到了原來城市可以變得這麼好。

一個窮人的代言人說了這麼多，因為他是泥腿子幹部，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工地，廠礦，學校，醫院，部門，及有老百姓的地方，走哪兒就在哪裡辦公。在大同一千八百多個日夜，有五千零五夜個故事，每天都在發生太多傳奇與改變。

他最大的成功是完善了習主席的思想，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為老百姓解決了房子，為老百姓解決了歷屆市長解決不了的退休養老難題，他帶動了經濟，百姓有活兒幹了，下崗員工再就業的機會多了。

試想一下，老百姓家中沒有一萬兩萬三萬五萬的存款，父母官該是什麼樣的心情？！從前沒有人真正解決這些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無法保障，所以政府要為老百姓代言，此為「父母官」的真正涵義。

和文化。

給老百姓代言，商家還愛戴他，為什麼？

官家不喜歡他，為什麼？

他走後老百姓日夜想念他，為什麼？

他就是名片，他就是經濟，為什麼？

他起五更睡半夜，為什麼？

老百姓把他的照片掛在家中，為什麼？

他如果站在大同市街道上，道路都會堵，為什麼？

不為什麼，有千萬個為什麼，就一個感動。

能讓老百姓講三千零三夜故事的人，進不了山西及中國的感動人物，還是為什麼？

耿彥波感動了我們，給我們建設了美麗的家園，讓我們看到了山、水、樹、路、居，拉動了大同的經濟，最大的功績是保護了中華古迹，維護了大同這座古老城市的歷史和精神，這是留給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子孫後代們的寶藏，是文化的傳遞。

ps.

我是一個在北京工作十年的普通人，大同是我的家鄉。從小生活在這裡，我知道這座城市最糟的樣子：（

如今也見到了這座城市最美的樣子：D

以上文字是我近六十歲的父親，在我昨天告知他世界上存在知乎這個真理之邦後，連夜手寫，我代為打字的。

他說，獻給耿市長，也送給想念他的大同市。

無論如何，盼望家園美好，人類與社會共同進化。

政府應該是全體人民賦予權力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角色，動輒代表這個代表那個，就變成某一集體的代言人來對抗其他集體。社會人民的構成是複雜的，他們不需要政府來代表，政府只需要在法律基礎上行使好職能，設計好涉及公共利益的各類框架就足矣。

政府做窮人的代言人？那窮人怎麼定義和劃分？這句話是社會主義傾向的，但是沒有到社會主義的程度。

政府不是要做誰的代言人，要做到這個社會系統公平、公正和效率。

如果政府說要做窮人的代言人，這個國家一定很窮！

敢問耿市長是如何做窮人的代言人的，把窮人的房子土地以低價拆遷，高價賣出？

從王家大院的開發看看這個問題：要知道王家大院現在是國有，就是大家的。

王家大院是因為90年代原來的縣長耿彥波發現了這一國寶級建築群，以超前的眼光決定修複發掘，而當時王家後人因為抗戰時逃難，基本上都離開了大院去了南方。剩下看院的，解放後所居住者分散。也沒有人領頭，有能力修復這一景點。縣裡決定後，一家幾萬元動員當時的住戶搬遷，收為國有，花了幾年的時間和大量的投資，才修復成今天這樣。耿彥波也因此成名被稱為金牌景打造者。

有王家大院歸來不看院，中國第一院，面積大於故宮，是恭王府的幾倍，去遊玩時，同游的小青年調侃說，天高皇帝遠，山西的老財才敢蓋這麼大的院，我說都說中國沒有城堡，只有歐洲有，這不就是一個城堡嗎，還是超級的，山上修長城，還帶看家護院的衛隊住房，不僅有學校，還修文廟比喬家不知強了多少。

2011年景點門票收入80多萬元，2014年達到3000萬元。真是山西的聚寶盆。

據互聯網上搜索山西2008年旅遊收入739億；2014年2720.42億；2015年3447.53億。旅遊已經被定為取代煤炭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行業了。

什麼叫高瞻遠矚，什麼叫大鵬一飛幾萬里這就是：

20年後看眼力，

如果20年前，沒有耿在王家大院，榆次，大同的強力推進，現在山西煤資源枯竭，靠什麼發展經濟？

旅遊回漢，和幾個朋友扯了一下，深感湖北雖然這幾年發展也不錯，地鐵，城鐵，高鐵，但就缺一個這樣有人文歷史情懷的領導，武漢也有很多文化古迹，比如沿江大道，勝利街的一些民國時的建築，寶瓜使館建築，現在被拆的七零八落，天津路，北京路，都是非常有品位的，修過江遂道時就只顧了拆，沒想到整舊如舊，而且保留下來的本來56年公私合營後就屬於國家的改造後很多賣給了私人。沒法統一作為景點開發，只顧眼前的蠅頭小利，沒有大見識。耿彥波不過在職學習研究生文憑，祖上沒有一個人做大事，從幹事做起，如此眼光真令人佩服。看來關鍵在於心中有沒有文化。修改

然後，就沒有富人了。

政府一直在努力做到：為窮人說話，為富人辦事。

中國雖然目前沒有競選演講環節，

但是起碼官員要說話正確，

所謂的正確就是，

說話一定要帶人民，一定要帶上最高領導人的講話或指示精神，一定要信誓旦旦的表示為窮人服務，為農民服務，一定要改革二字不離口。

因為說這樣的話，

一定錯不了，不會被人揪住辮子。

政府是國家機器，任務是維持國家穩定運行。

讓窮人感覺到政府站在他們一邊有利於穩定。國家需要有架構，資源有限，不能平均。富人佔有大量資源，掌握資源支配，懂得支配資源。政府本質是富人，擁有最多的資源，如何運用使國家運轉，是他要解決的，維持現狀，操控群眾的思想是他必然要做的。

富人思考理解政府的政策，窮人瞎起鬨。

我說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與中國政府無關，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人民，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不知道這個市長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如何定義窮人和富人的。從廣義上來說，我認為富人和窮人的區別，是某些資源的佔有者（或者說既得利益者），而不僅僅限於財富。說個例子，有新聞說餘姚受災後，有市民百多塊錢就買了幾棵白菜。在這件事情上，白菜的佔有者就是富人。他當然還可以把菜價提高到幾千，但這時候可能已經被抓進去了，所以政府扮演的角色顯而易見。我們也能看到當一些財富和職權的佔有者，非法使用財富和職權時，政府同樣打擊。所以政府不應該是哪個的代言人，而是從整體上調和社會矛盾並推動社會進步，使所有人都能平等的利用現有的社會資源。我們

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這位市長的意思，在現階段，資源和社會生產力都有限的情況下，不可能實現資源的平均分配，所以當你在政策允許下獲得了一些資源，政府就要通過其他政策從你這裡拿走其他資源分配給別人。

手機黨，在路上，寫到這裡。

目的就是麻痹窮人的抵抗情緒，統治者慣用的統治伎倆

像明朝著名官員海瑞就是一個典型的為窮人而生的官員，但是他是絕不可推廣的，他打官司的時候有個評價標準，與其委屈富人也不能委屈窮人，與其委屈兒侄也不能委屈叔伯，與其委屈年輕的也不能委屈年老的。因此，在他執政期間，當地富人紛紛外逃。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偏袒顯然是錯誤的。

一分為二，富人強則代窮；窮人強則代富。

政府如果能做到當富人不想和窮人講理的時候也要和窮人講理，我覺得已經足夠

首先這是不可能的。。其次這是不正確的。。就是這樣。。只是個政治口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