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三國時期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其施行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什麼？

01-05

易中天在《品三國》中的解釋是：施行這一制度是「為了和士族地主階級做政治交易，你擁戴我取代東漢，我保證你們士族地主階級做官的特權」。而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的解釋是：在當時軍閥割據的背景下，漢代中央政府原有的地方舉薦、中央統一考試的官吏選拔制度已無法實行，所以陳群煞費苦心推出了九品中正制，通過在任官吏推舉其流亡到曹魏的同鄉，來為中央提供候補官吏

其實仔細了解一下「九品中正制」就可以看到，易中天先生和錢穆先生的說法其實不矛盾，而且是互補的，側重點不同而已

從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到後來的科舉，其實都是給沒有官做的讀書人鋪設一條為朝廷服務的路，別亂講話，別搗亂

錢穆先生所說的「漢代中央政府原有的地方舉薦、中央統一考試的官吏選拔制度已無法實行」是很重要的原因，察舉制度在東漢末年的腐敗現象很嚴重；再加上軍閥混戰，流動人口大量增加，原來的察舉制度已經很不合適了；再加上曹操同學一向的用人原則是：唯才是舉，就是說，你有能力就行，我不管你不仁不義還是不忠不孝（曹操的做人就這樣：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跟察舉制的原則有很大出入（九品中正制也有些延續曹操用人原則的味道）。因此，一種新的人才選拔制度勢在必行。

易中天先生所說的「政治交易」不是沒有依據的，九品中正制繼承了察舉制的很重要一點就是「推薦」，但是九品中正制把選拔的權力給了士族集團，因此可以說「你擁戴我取代東漢，我保證你們士族地主階級做官的特權」。

至於錢穆先生所說「通過在任官吏推舉其流亡到曹魏的同鄉，來為中央提供候補官吏」是九品中正制的目的，也是九品中正制實行之初的一個特點，因為這裡所說的「推薦」的原則是「不計出身」，但是實際上實行起來，被舉薦人的能力和工作成績是和舉薦人掛鉤的，就是說你舉薦了人是要對他負責的。

還是簡單點來說，創業和守成對於人才的需求是不大一樣的，創業時期（曹操曹丕）急需人才，很多職位空缺，當然想盡辦法弄能力強的人過來，但是守成之時（漢朝中後期），各級各地官吏系統已經形成，當然對於人才的需求就不是那麼強烈。

綜上來說，新的人才選拔制度勢在必行，而士族集團的力量正好可以依賴（再加上，正打仗呢，窮苦家孩子哪會去讀書啊），因此兩位老師所說的都是重要原因。

至於說後來九品中正製造成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這就是政策執行一段時間之後造成的後果，跟本題就無關了

簡單總結的話，就是漢末察舉制已崩，曹操任用能選人的優秀人才如崔琰、毛琰後，開始尋找另一條出路，曹丕其後定製，是否向士族妥協？曹丕也許有如此傾向，或者說是被在位的官員玩成這樣，畢竟沒有永不崩潰的制度，官員為兒孫留條更好的路，註定所有選拔制度需要革新，否則會被另一套系統取代。九品官人法在起初也有值得孫吳借鏡的地方，所以東吳也實行了。下面是詳細版本：

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並正舉者。《後漢書．明帝紀》

選舉乖實，俗吏傷人……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後漢書．章帝紀》

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後漢書．種暠傳》

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來郡國簡用良俊。《後漢書．樊宏傳附子儵傳》

靈獻之世，閹宦用事，群奸秉權，危害忠良。台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用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考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考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於時懸爵而賣之，憂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抱朴子外篇．審舉》

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徒，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晉書．衛瓘傳》

後漢建安中天下兵興，衣冠士族，多離本土，欲征源流，慮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儻或道義虧闕，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通典．選舉二》

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瀰漫，不可複數。《三國志．張燕傳》注引《九州春秋》

察舉制是中國古代一種選官制度，曾在兩漢佔主導地位。有歲舉和特舉兩類，歲舉有州舉的茂才、郡舉的孝廉；郡縣首長定期也可通過尤異、治劇升遷，低級佐吏則有廉吏。朝廷需要專門人才時，則開明經、明法、勇猛知兵法等。災異或動亂時，為求言，通常開特科如賢良方正。鍾繇在歲終舉吉茂、管輅在十月被舉為茂才，可知歲舉諸科的時間為年終時。

劉庄即位後的同年所下之詔，反映的情況其實應是劉秀晚年之事，但他一生對選舉不實也無計可施，哪怕重申選舉不實之漢律（可以免官或下獄，見《後漢書．胡廣傳》及《漢書．陳湯傳》）。故劉炟即位一年後所下之詔，仍稱「選舉乖實」。被誰壟斷了？像河南由於是帝都，權貴、外戚瓜分下，還有選賢報國之心的田歆，只能保存六個孝廉名額中的一個；郡守國相們只是不懂鑒人，人選是出自「鄉舉里選」，再往後看漢魏之際的惡劣情況（注1），把持著鄉議的豪族強宗無異。

左雄在東漢順帝陽嘉年間提出的「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這取仕以儒生、文吏分科試用之法，魏初時仍沿用，可見於曹丕在黃初三年所下達的詔：「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王粲在《儒吏論》描寫兩者差別：「執法之吏，不窺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

黃瓊又重申：「覆試之作……不宜改革」，除了德行尤異不需考試外，孝廉需經策試仍然推行，例如高彪「試經第一」。陽嘉新制持續至曹魏，否則就不會有「不復限以試經」的意見提出（見《華歆傳》）。

但其另一建議，據邢義田先生在《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東漢察舉孝廉的年齡限制》中通過大量實例，證明限年四十，只是一紙空文，阻止不了年少能報恩者的增加。這其實已預見察舉制的衰落，故時人王符已在《潛夫論．三式篇》中，懷念西漢宣帝時的「明選守相」、「重其刑賞」，對比的對象，當然是當時的「所治多荒亂」：地方官大多是無能之輩。還有，招安黑山賊卻授予察舉之權，所舉的孝廉「不可複數」，其質素之劣不難想像。

黃留珠先生在《秦漢仕進位度》第十章中，整理各史書文獻及碑石資料，統計出兩漢孝廉總數為西漢為21；東漢為286，總數307人（包括不就不應者41人）。當中官貴為128人，富豪為11人，平民為29人，貧民為16人。繼而得出兩漢的察舉孝廉制度，是一種變相的官貴富豪子弟世襲制。

這結論雖沒錯，因為仲長統也言漢末：「選士而論族姓閥閱」（見《意林》卷五引《昌言》）。但很多家族，子孫們倒是憑熟習讀傳家學如荀家，他們出仕看似世襲，但大部份人是真才實學而仕，非庸碌無能，不像兩晉南朝那些僅憑家世而仕高官的子弟；按作者的估算，若真的完全執行歲舉人數的話，兩漢應有七萬多名孝廉，但現存資料只有三百餘，折射出真實情況其實是有很多無傳者，當中極可能以平民、貧民居多，這就是資料奇缺下，研究的無奈；

細分至曹操治區內所舉的孝廉名單有：魏種（見《三國志．武帝紀》）、楊修、曹昂、嚴干（見《三國志．魏志二十三》注引《魏略》）、王凌、孫權、張既（但他沒有馬上出仕）；楊阜察孝廉雖在關中之戰前，但韋康是荀彧向曹操舉薦並為許都任命，姑且能算為曹操的半統治區；郭淮本傳沒提及仕袁經歷，很有可能是并州為曹操後始仕。

再算及被舉為茂才的田疇、張既、賈逵、呂虔、吉茂（見《常林傳》注引《魏略》）、楊俊、牽招、張玄賓（見《真誥》卷十三），扣除同為察廉的張既，僅十五人有為孝廉或茂才的經歷，比例之低倒是印證了漢末由於戰亂，造成察舉制推行困難的事實；曹丕於黃初二年下詔，郡國口滿十萬者歲舉孝廉一人，對比東漢口滿廿萬的舊制，也同樣反映了舊制實行的難度。

其中，曹操讓揚州刺史舉孫權為茂才，純屬是外交討好（「且欲撫之」），原理和劉備舉袁譚為茂才相似（當然，不排除是滅呂布前，曹操授意下的外交討好袁紹）。蓋因被察孝廉、舉茂能提升其個人名聲，當中以泰山太守呂虔、輔國將軍（注2）陸遜這兩例，尤為明顯。《三國志．陸遜傳》注引《吳書》云：「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曆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范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生動地把兩漢民風描述出來。

黃留珠先生在第十三章中總結：「兩漢詔舉賢良方正大多是在遇到日食、地震、奇特星象及各種自然災害後。蓋當時流行的觀點認為，各種災異是上天對人間帝王的譴告，一旦上天降下災異，皇帝就得下詔罪己，並招納賢才，廣開直言之路，以匡正過失。」曹操迎漢帝後，劉協曾在建安五年九月（火燒烏巢前的一個月）日食，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見《獻帝紀》）。這詔也許是劉協自己的意思，因為那時曹操還與袁紹血拚中，兵糧恐怕才是首要的關心之事。若是曹操欲招攬人才，六年二月同樣日食時卻不下詔？往後諸年同樣沒有下詔。

汪征魯先生在《魏晉南北朝選官體制研究》下編甲部，統計了曹魏時期獻帝時入仕的考廉有傳者僅五人；相反，中央（公府）與地方（州郡）徵辟的超過一百人。因此漢末時，察舉制度徹底崩壞無用，太多徒有虛名之輩充斥；就算仍沿用，也因為戰亂關係，也很難靠宗族鄉里對已流散各地的士人進行評審而取士。像河東太守王邑更打破漢制，郡功曹不用本地人，而用避亂當地的太原人孫資、魏朝時也有太守杜恕用僑居的劉毅為功曹、僑居的皇甫謐為魏郡召上計掾及舉孝廉，這就九品官人法應運而生的背景。

九品官人法蘊釀前，曹操為兗州牧時已沿用漢朝舊有的察舉、辟除、計吏等制度。身為司空後，公府辟召對仕子的吸引力，無疑比州府為大（其他三公也有辟除之例，如司徒趙溫辟劉馥、陳群、賈逵及吉茂；御史大夫郗慮辟劉劭，但不是主流）；在擁帝下的情況下，還能上表推薦後，由皇帝下令徵召（「表徵之」），比方華歆與王朗。

新的選拔制度未成形前，舊的一套仍然要繼續沿用，問題在於如何把弊端降至最低：由善於鑒人之輩把關。荀彧所舉之賢士，除《彧別傳》提及過的外，還有仲長統、衛覬等諸賢。當中，洪邁所提及的十位鎮邊優異者，五位與荀彧有關係。

問題出來了，荀彧是能人，但不是超人，如何尋找適合的人才（重經義、吏干之才）來減輕荀彧的工作量（尚書令詳見《對中樞系統的改造》一章），成為曹操的工作。猶幸，在曹操霸府中，有東、西曹掾的崔琰、毛玠二人，能勝任這權重又吃力不討好之職。

兗州之叛曹操曾只餘下三縣，連他自己還猶疑是否納質於袁紹，故當初留下來的一眾兗州官員，忠誠是絕對不用懷疑。毛玠是其中一位，先後歷任司空東曹掾、丞相東曹掾、吏部尚書，可見他長期主管人事。

《續漢書．百官志一》云：「東、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為人清正的他，掌選時拒絕為權貴「請謁」，但他沒出錯，「憚之」的諸人怎樣打倒他？省東曹！那毛玠就無法典選舉了，並以此為由：「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省東曹。」曹操當然明白是甚麼的一回事，寧以省西曹解決爭議，也要保住毛玠繼續當這最招人厭，但又非常重要之職。當然，東曹職能範圍其實要比西曹為廣。

關於二人的分工，毛玠這東曹主管「遷除」；崔琰這冀州名士之首，則是偏重「總齊清議」，品評推薦也確實是其所長，本傳就收錄了司馬懿、崔林、孫禮、盧毓這四位河北名士，陳壽用「鑒識」二字來形容，絕不過份。

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三國志．毛玠傳》

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毛玠傳》注引《先賢行狀》

魏氏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崔琰傳》注引《先賢行狀》

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三國志．徐邈傳》

洽言曰：「……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和洽傳》

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通典．職官五》引《山公啟事》
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舉。《三國志．諸葛誕傳》

初，（郭撫）為吏部尚書，與郎姚范清心虛求，搜揚俊乂，內外稱之，以擬魏之崔、毛。《太平御覽》卷214引《十六國春秋》

高祖下令曰：「……加群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己，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梁書．武帝紀上》

漢末亂離，舊章弛廢。魏武于軍中權製品第，議吏清濁，用人按吏，頓爽前規。《舊五代史．職官志》

後秦吏部尚書郭撫是比作崔、毛來讚譽，「時議比之毛玠」的還有陳的徐陵；此時廉潔的士風為後人欣賞，梁武帝蕭衍也冀能如此。後唐時人則稱曹操先品第，「議吏清濁」後授官，一洗漢末那壞象。

荀彧與崔、毛的分別，恐怕就是他連不容於清議、但有真實才華的人才也薦：戲志才、郭嘉應該耳熟能詳，今再舉「簡傲少文」的杜畿為例：高幹之亂時隻身平河東、關中之戰時，「軍食一仰河東」、「常為天下最」，即其在河東郡十六年，治績經常排第一。

他舉薦杜畿的過程也迂迴：在許都與侍中耿紀在屋中詳談一夜，被住在隔壁的尚書令荀彧聞而異之。權重一時的荀彧，能聽見隔壁之語，可見二人的居室不會宏大，甚至可用簡陋形容。曹操、二荀都節儉，上行下效（注3），可見《毛玠傳》所言非虛。「朝府大吏」，指的是地方官。《後漢書．岑晊傳》云：「（太守成）瑨委心晊、（張）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就是指郡府。

張澤咸先生在《漢魏六朝時期的吏部運作述略》總結：「吏部選人機構的運轉正常良好，選出的成員辦事公平，生氣蓬勃，這種現象在曹魏初年是表現出一派生意盎然，毛玠、崔琰為代表的所作所為，便長期為後人視為楷模。六朝時期，南北政局變動十分驚人，權力運作缺乏足夠有效的制約與監督，往往出現整體錯位，選官們充分利用手中權力，乘機謀取私利，乃至公開賣官，以品位高低分等定價，官場成為商場，政治腐敗，至是而極。類似情況在漢末桓靈之際以及北朝時的魏、齊境內表現尤為突出，此與最高統治者皇帝皇室集團的極端腐敗無能密切攸關。」

《北堂書鈔》卷60引《袁子》云：「魏家署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亂之柄制在一人之手。權重而人才難得，居此職稱此才者，未有一二也。」袁准所言雖是有幾分道理，但這不適用於曹操，因為他干實找到一批「稱此才者」。吏部尚書雖是權重，但他的上司尚書令有選舉權，連吏部郎也有選舉之權，怎能說是「在一人之手」呢？

祝總斌先生在《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六章第一節評：「他們（原丞相東曹屬：毛玠、徐奕、常林、何夔）把丞相府選舉官吏的一套做法全部照搬到魏國尚書台來。這樣一來，就其人選、權力說，雖沒有變化，可是就制度說，卻發生了一個很大變化，這就是新設立的、按漢代制度本應掌握官吏選舉權（至少一部分）的魏國相國、御史大夫府，並沒有同時得到這一權力。歷史的原因使魏國尚書台基本掌握了官吏選舉權。」

不過察舉、辟除等，恐怕未能完全滿足曹操的需求，或者說察舉的重德行傳統，沒有人不想選才德兼備者，但有多少個荀彧輩呢？「負俗之譏」的戲志才、「不治行檢」的郭嘉，也是曹操所需要的，適應漢魏之際新環境下的劃時代制度，終告出現。張旭華先生在《九品中正制研究》第二章第五節有詳盡推論出孫權效法此制度的過程。

關於九品官人法的創始人與時間，當如張旭華先生提出的曹操草創、陳群成制說，其依據主要來自於《宋書．恩幸傳序》中的這句：「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還有《後漢書．劉表傳》這句：「使（韓嵩）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

其實還可以再加上《晉書．李重傳》這句：「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其中「軍中」二字，明顯是指曹操時，而非曹丕時。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第十八章第一節也認為：「九品官人法事起延康元年，始議則自何夔。」陳群曾歷任曹操的司空西曹掾屬、丞相東西曹掾，有「世以群為知人」之名。熟悉當時的選拔制度、曹丕「四友」之一、世族身份，曹操新制終成定製，其實絕不是偶然。

日後變成世族襲斷仕權的工具，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這樣對中央集權的嚴重威脅，肯定非曹操本願；

任濟南相時已因「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藉，於是奏免其八」的曹操，在建安十年又頒布《整齊風俗令》，嚴打朋黨，「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路粹代曹操（據嚴可均的考證）寫給孔融的信稱：「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那應該是確切執行，畢竟在郭嘉眼中，曹操用的是「忠正遠見而有實者」，而非「好言飾外者」。

關於曹操的「綜核名實」，他目睹王修實況後就嘆：「士不妄有名」；董昭曾上疏曹睿，引用了魏諷和曹偉的舊事，欲除以交遊為業的浮華之徒。這算是折射出曹操打擊朋黨、循名責實的宗旨。

王夫之在《讀通鑒論》卷十總結：「東漢之中葉，士以名節相尚，而交遊品題，互相持以成乎黨論，天下奔走如騖，而莫之能止。桓、靈側聽奄豎，極致其罪罟以摧折之，而天下固慕其風而不以為忌。曹孟德心知摧折者之固為亂政，而標榜者之亦非善俗也，於是進崔琰、毛玠、陳群、鍾繇之徒，任法課能，矯之以趨於刑名，而漢末之風暫息者數十年……諸葛誕、鄧颺浸起而矯孟德綜實之習，結納互相題表，未嘗師漢末之為，而若或師之。」

劉勰在《文心雕龍．章表》評：「曹公稱為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指事造實、不得浮華，就是曹操要求表章的準則。再結合其選人標準，可知曹操的表裡如一。

唐長孺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九品中正制度試釋》曾下了一個結論：「但曹氏政權既不能不終於和大族名士妥協，因而中正的建立又是二者協調的重要表現。」但他是主張陳群始創說，所以妥協也只是曹丕的事，但與此文主題偏離，故不談討。

何況他在行文中也認為：「曹操的企圖是要恢復一個集權政府，首先是要抑制正在發展中的地方大族勢力」、「一方面便表現為破壞朋黨交遊及蔑視清議」，鑒於這樣的態度，日後還頒布《求才三令》的他，假設弊端已現，曹操還會容忍嗎？

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卷40說：「大約漢末名士互相品題，遂成風氣，於是朝廷用人，率多采之，魏武已恨之。」這個可謂一矢中的。陳群斥郭嘉不治行檢，徐宣斥本姓劉的陳矯與劉氏為婚，都是同郡人批評同郡人（鄉里清議）。為此，曹操不惜下令建安五年以前的案例，不得討論，違者罰。這是清議影響他的人才及造成內部矛盾的實例，用行政措施固然能治標，但治本方法，就是把月旦評這類鄉議，從世族中收回。

《後漢書．符融傳》云：「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養疾……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這等離開鄉土的名士猶能影響政府選人，更要杜絕。
由漢尚書令荀彧舉同鄉，是一個可行的辦法，選舉權是在中央官手中，而非鄉里清議。同樣的例子還有崔琰（薦本州人楊訓、品題從弟崔林）和韓嵩，三人甚有日後中正（注4）的影子。胡三省在《資治通鑒》卷58漢靈帝中平元年指出：「後置州郡中正本於此（月旦評）。」
九品官人法既能打破了地方大族對選舉的壟斷，又分散了有選舉權官吏的權利，尤其是地方郡守在選舉的權利（可詳見《譙、沛子弟兵》一章），以改變地方以郡為邦國，只認其守不認其君的情況（注5），確實是一石多鳥之計。

《邴原傳》云：「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征事邴原、議郎張范，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柳春新先生在《漢末晉初之際政治研究》上篇第三章中，認為：「這種評狀大概就是九品官人法下為士人作狀的肇端。」

赤壁戰前，魯肅向孫權分析，像他們這些文臣武將，降曹後仍能任官一段中，「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這句可算是亮點。透露出曹操對人才要先進行評審，再如前引「起喪亂之後，人士流徒，考詳無地」的情況，恐怕是交由荀彧、韓嵩等中央官員評核。何夔曾建議：「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這與以往漢帝們重申選舉不實會被問責的精神一樣，也很符合曹操「綜核名實」的宗旨。

「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敍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這句是九品官人法最初實行情況的記錄，故史料價值極大。儘管這句有很多不同的解讀，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如同陳長琦先生在《官品的起源》第六章第二節所述：「在現存曹魏史料中，我們確實很難找到一例中正為布衣百姓品評的個案。」因此起初只針對現任官員品評，而不包括在野人士的理據稍佔上風。

九品官人法執行初期，並不是單看其家世，能成為向中央提供人才的渠道，情況應如同衛瓘所述：「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實行初期吉茂的「狀」被評為「德優能少」，德行和能力仍是評審標準，即沈約說的「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

日後該制度的發展如何，還在爭天下的曹操根本不可能細想，也不應把日後弊端算到他的頭上，他要的只是有效獲得人才的制度。正如錢賓四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二講所說：「至少在曹魏初行此制時，總比以前漫無標準各自援用私人好得多。一時制度建立，吏治澄清，曹家的得天下，這制度也有關係的。但究竟此制僅為一時的救弊措施。如同某葯治某病，病癒即不宜再服用。否則葯以治病，亦以起病。迨及晉代統一天下，以迄於南北朝，對於陳群此制，都繼續採用，不能加以更新，這樣毛病就出了。」

當然，曹操並沒有側重任何一個系統，而是雙軌並行、唯才是用，故孫楚云：「又魏武拔奇，決於胸臆，收人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後得人。」（見《太平御覽》卷265引《孫楚集》）

《裴潛傳》云：「文帝踐阼……出為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高敏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發微．再論曹魏屯田制的幾個問題》由此認為：「郡級農官的仕進之路是不能與郡級地方官相比的。」郡太守雖與典農中郎將同是二千石（見《續漢書．百官志三》注引《魏書》），但仕途有異，這確實算是曹操實行察舉、九品中正制中的小瑕疵。不過，有功的農官還是能升遷的，比方國淵，治績為「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遷為居（丞相）府長史，曹操征關中時身負「統留事」的重責。

（杜佑的整理，有不嚴密錯誤的地方，例如縣中正幾可斷言有誤，據汪征魯先生統計大量魏晉南朝資料中，也沒有發現縣中正，詳細推論可見於《魏晉南北朝選官體制研究》上編第六章第二節。州中正問題更複雜，畢竟有司馬懿置的史料存在，故暫不討論。中正大多情況下，確實由本處人擔任，但也有僑居的李含、何攀任新分割的梁州中正這些異例。不全是現任中央官員兼任，也有退休官員如劉毅、地方官員如秦國郎中令李含。）

士族定義：一、州郡級著姓；二、父、祖、曾祖輩三世之中有二世任刺史、太守或二千石官
小姓定義：一、縣級大姓及地方豪族；二、父祖輩曾任州郡掾屬或千石以下官吏者；三、父祖輩之一曾任大小官吏者
平民定義：一、父祖皆未曾任大小官吏者

以上數據，是引自毛漢光先生在《中國中古社會史論》第五編，他分析和統計各列傳所得。孫吳初期的成份已與實行九品官人法的曹魏中期相近，即他文中所形容的「高度貴族化、士族化」；蜀漢後期也有這傾向，只是人才已嚴重枯竭，與魏、吳的穩定數量形成鮮明對比。「九品中正制之初意，亦在於收納因戰亂而散失的人才，士子眾多圈內侯選人多，維持著圈內競爭與流動的形態，此所以九品中正制不等於世襲制度也……九品官人法，是無法之中的辦法，在魏、蜀、吳三個政權比較之下，曹魏的制度似乎略勝一籌。」

曹操時期的小姓，文中雖沒分析，但按其定義，當是來投的地方豪強如任峻、李乾（李典）、李通、許褚輩。這反映了曹操出逃洛陽後，雖不如袁紹的豪傑皆附，也差點在中牟為亭長所捉，但還是因其個人的號召力，成為其軍團的重要構成部份。

汪征魯先生也做了類似的統計，他在《魏晉南北朝選官體制研究》第五章中，統計了入仕之正史傳主中出身寒門的數數與比率：魏的247人中，寒門佔102人，比率為41.3%；西晉的234人中，寒門僅59人，比例急劇下降至25.2%。更可怕的是，正史傳主中為寒門而終任中高官的比率，魏為74.7%，而西晉降至59.5%；魏中高官數量居然還比兩晉總和還要高。魏與西晉本傳人數相近的情況下，寒門下降近半，若考慮曹操三祖孫沒有如司馬氏般與各世族妥協，寒門比例只會更高（儘管他對寒門的界定不太能讓人信服，導致可能有相當的誤差，但大方嚮應錯不了）。

當然這方法也是有些弊端，不列傳的基層（許褚那群從征虎士就是例子）、如吳懿般因「失其行事」而無傳的、出現於史籍，甚至侄兒能在《晉書》立傳者，但還是無傳者如潁川庾嶷，就沒被統計在內。在中古史史料甚缺的前提下，或有所偏差。但無可否認，此表是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最後，以宮崎市定先生在《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第二篇第二章的評論作總結：「漢末的選舉，亦即官吏的選任，直至曹操出現為止極度腐敗。靈帝時代宦官掌權，開西園公然販賣官位，這是不久以前發生的事。而在曹操領導的魏國，毛玠等人掌管選舉，極其嚴格地拔選官員。因此，魏朝廷雖小，卻是由精選的官僚組成，不能大手大腳地讓腐敗的漢朝官吏混了迸來，而必須以魏國的尺度進行一次資格審查。其目的，正如建議實行九品官人法的陳群所言：『天朝選用，不盡人才。』……讓魏國難以無條件錄用漢朝官僚的另一個理由，就是擔心漢朝官僚是否根深蒂固地持有反魏情感……不得不對這些人進行資格審查。」

故傅嘏評建安至青龍時期為：「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群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這絕對離不開曹操所構建的選拔制度。可惜的是，文、明兩朝已有士族化的傾向，司馬氏在正始之變勝利後，為拉攏更多官員冀能轉化成晉臣，作出了眾多讓步，結果九品官人法在西晉初時，已有以族取仕的明顯傾向，終如察舉制般為大族所掌控，直至科舉制的出現。而察舉制也不是從此被取代，南北朝仍在運行，有意者請參考閻步克先生的《察舉制度變遷史稿》一書。

《隋書．盧愷傳》云：「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杜佑在《通典．選舉二》收錄盧愷、薛道衡等被楊堅除名一事後，引錄了沈既濟的慨嘆：「異乎！選法之難行久矣。夫天產萬類，美寡而惡眾；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群。雖消長迭有，而善惡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將退不肖而懲其濫，必懸法以示，而俾人知懼；舉善以勸，而不仁自遠。可以陰騭而潛移之，固難明斥其惡而強擠也。暨艷、張彝皆以不及是而敗，悲夫！斯理甚明，蓋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語焉。故崔、毛當魏武而政舉，盧、薛值隋文而身墜。時難，不其然乎？」

選舉確實比較複雜，他舉的暨艷（頂不住群臣壓力，被孫權殺）、張彝（被鮮卑人為主的羽林軍擅自殺）是失敗例子。就算同樣是明君，他便以曹操用崔琰、毛琰來對比楊堅，這側證他是肯定曹操用崔、毛典選舉的成績。有必要指出的是，崔、毛一死一黜成因較複雜，導火線是捲入太子之爭（注6），確實不算是因典選舉而被撤。

「攬申、商之法術」的曹操，以法令打擊豪強、朋黨，不但親自提拔文武英才，又在選人要職的尚書令、霸府東西曹、吏部尚書委任賢能，並草創九品官人法，試圖矯正漢末那已崩壞的察舉制。力保「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的東曹掾毛玠，更可以視其為確切執行曹操的思想，故《晉書．劉頌傳》云：「漢末陵遲，閹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眾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於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

1．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系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三國志．魏志十三》注引《魏略．薛夏傳》

2．裴松之雖把《吳書》這條記錄放在陸遜為鎮西將軍之時，但呂范為揚州牧卻是洞浦口之役後的事，所以陸遜被舉茂才也只能是夷陵戰後的事。《建康實錄．太祖上》雖雲輔國大將軍，但同書卷二在陸遜死後簡介其人，又變回輔國將軍，故「大」字應是衍字。

3．清儉的還有卞後、夏侯惇、張范、國淵、王修、鮑勛、司馬芝、司馬朗、梁習、鄭渾、倉慈、徐晃、和洽、裴潛、楊阜、滿寵、田豫、胡質等，像曹洪、何夔（日後日食萬錢的何曾之祖，可謂奢侈世家）的奢淫曹臣，是相對的少數。

衛覬就以曹操的往事：「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來諫曹睿。

4．仇鹿鳴先生在《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路》附錄，認為：「（《司馬芳殘碑》）碑陰題名的十四人中，前十三人都冠有故吏的身份，唯有中正杜縣杜豹一行前無故吏二字……與司馬芳之間並無『府主──故吏』這樣的名分關係……並非是郡內官僚機構的成員，而是代表了鄉里評論的民望領袖。」

司馬芳死於建安二十四年前，仇鹿鳴先生推論出該碑立於曹魏初，北魏時司馬准補刻。故中正之名，已早在陳群於延康元年把九品官人法建立前已有。再次印證在曹操生前，已有若干關鍵環節已成。
5．關於這些細節，可參考楊鴻年先生在《漢魏制度叢考．郡佐屬與郡太守》一節，稱守為君、代君受過、臣為君死、臣治君喪等條有詳盡的收錄；漢人視郡如邦國，則詳見郡條。

6．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三國志．徐奕傳》注引《傅子》

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傅巽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何夔傳》注引《魏書》

崔琰公開支持曹丕為太子，曹植黨羽找借口讓崔琰被撤是意料之內。楊訓事件不是致死主因，真正的原因是服刑期間還能門庭若市。若參考賈逵入獄婉拒獄吏的好意，堅持著械，被巡查後復職一事，可知曹操不容忍的是服刑期間不乖乖受罰，還對著乾的態度。門庭若市的人應該是以河北人為主體，曹操此舉等同殺一儆百，警告他們不要視《整齊風俗令》如無物。丁儀乘勝追擊攻擊毛玠，大概被歸到朋黨，結果以廢黜告終。

首先，曹魏出身宦官家族，代表的是寒族勢力；而，司馬懿、鍾會等人出身世家，代表的是士族勢力。

東漢末年，軍閥混戰，士族勢力衰弱，在非常時期需要大量人才，也需要特別的人才選舉制度。早先，受儒家思想影響，人才推舉講究德品出眾，如「孝廉」，名額基本被士族弟子佔據。後來曹操頒布求才三令，認為有德的人不一定有才，有才的人不一定有德，舉才可以不受德性限制。這種不拘一格的選才方式能在那個混亂時期網羅大量人才，但歸根損害了信仰儒家思想的士族的利益。

等到曹丕時期，天下稍安，繼續這種舉才方式，有權有勢的士族就不幹了。曹魏後期，鍾會等人寫了四本論，尚書傅嘏論才性同，鍾會論才性合，中書令李豐論才性異、校尉王廣論才性離。後兩人是曹黨，和曹操看法一致，才和性（德行）是可以分開的，前兩人是反對派，認為才性一致。顯然鍾會二人是士族代表。他們的辯論主要就是針對選才的合理性。後來李豐、王廣被司馬家族幹掉了。

可以說，九品中正制就是曹魏對重新強大的士族的妥協退讓，目的是維穩。根本原因是寒族重新被士族壓制。然而，自此以後，門閥制度也已經受到極大打擊，漸漸衰退。這也是有些人認為中國封建時代自此結束的原因。

隋唐時期，這種層層向上的選才方式被捨棄，採取了扁平化的科舉制度，

因為要保證人才有做官的機會，而當時的政治人才的教育機會都基本上在士族階層。

呂思勉先生對於漢末政治形勢的看法很多程度影響易先生的看法，我們單單看這句話，其實是有點以後推前的味道，就像「為什麼當時不推行科舉制度，不舉辦高考」這種反問的味道一樣，其實一切還是要像錢穆先生那樣，回到當時的環境去回答，在當時的環境，察舉制已名存實亡，曹魏大肆任用宗親，這是當時的選舉制度執行情況，而士族無法擠入政治高層，這讓士族不滿的地方，「為了和士族地主階級做政治交易，你擁戴我取代東漢，我保證你們士族地主階級做官的特權」其實背後不是說幫士族摒棄庶族的做官機會，而是讓他們在宗族以外，還有額外的上升機會，而這，才是推行九品中正制在當時的制度先進之處。

另外當時亂世，即便國家沒有指定哪種人壟斷教育，實際上，真正有機會接受教育的還是地主階級，這個在以後也還是這樣，只是南北朝多朝樹立，而讓階級流動有了更多機會，底層才有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這才是推行科舉制的基礎，科舉制無疑比九品中正制更先進，但你不能指望在教育普遍壟斷在士族的情況下，指望他們想到一種更跳躍的制度，他們當時想到的，只能夠是超越察舉制的制度。

反思我們立朝的時候，工作是包分配的，教育的機會卻不是包分配的。很多人身居高位，但是至少制度上是要求他們不能世襲權位，要想世襲權位，就得壟斷教育的機會。所以，那個事情最開始也就那樣發生了，通過畸形解讀政治的看法，來保證權力的世襲。搞了10年，他們也將教育的機會壟斷了，自然固化就這麼開始了。反反覆復搞動作，讓教育的機會得以分化，有時候，也在想，究竟真的是經濟形勢所為，還是人為。

曹操的兒子曹丕做了皇帝後，面臨著兩大重大課題，一是重新開始道德講求，建構儒家意識形態。二是削平門閥。而選官體制實行九品中正制，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

九品中正制是針對察舉------徵辟制選舉權流失的弊病，而採取的選舉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將選舉權收回中央，便於皇帝控制，重新建立士人與朝廷官僚制的正常關係，已逐步削弱地方花的傾向。

具體辦法是，每州設一大中正，每郡設一種中，正由當地出身的朝官中「德充才盛」者擔任，負責將本地士人狀況考評定級，以供吏部選官參考。

中正編定的本地士人資料，在技術上分為兩項：一是「家世」，即每人父親和祖父姓甚名誰，任何官爵，任職狀況，本人直系親屬姻親的官爵大小，類似於今天的家庭出身和狀況。而是「狀」，即本人道德狀況，才能學識的評語。然後根據「狀」，參考「家世」，評定每個人的「品」。品的分類，受班固評議古代人物分類的影響，將人物等級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個等級。由中正將本地人士評出等級，彙報朝廷，此後每三年清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