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在通訊不發達的情況下,是如何下達命令管理國家的?


之前的回答比較側重交通,但這個問題涉及古代的文書傳遞、信息溝通等諸多問題。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移步鄧小南主編,《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為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我這裡就只講一些「小故事」了。我想說的是除了交通以外,還有許多其他重要的維度,可以對對信息的傳遞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從而影響古代政治的運作。它們或許是公文的管理、印刷術,或者是各種八卦流言,還有政治人物的各種氣度(裝逼)。通訊不發達的時代里,國家有時就是靠這些維繫起來的——至少某種意義上。

1

我們從公文的管理開始。

今天物流很快,但是經常貨在海關,幾個月出不來;或者,說好隔天送到的,只送到大學宿舍外的快遞大叔,好幾天都到不了自己手上。古代的官方文書有非常複雜的簽署、備案流程。如何簡化手續、提高效率——同時又能方便監督、複核——是古代行政運作中始終要面臨的問題。

至少到了唐以後,存檔、備案的管理是非常發達的。但凡不是因為戰亂、火災,許多公文都可以找在檔案庫里找到原件。這就大大方便之後同類事宜的處理。比如要起草一份詔書,新來的文人不會寫——或者不知道格式,就可以去檔案庫里把以前拿出來的看。但有的時候管檔案庫的保安大叔不在,皇帝又急著催,那怎麼辦呢?

那就把窗砍了,跳進去!

這樣的事情,唐宋都發生過——《朝野僉載》、《續資治通鑒長編》中都有見到。那個跳窗的人當然成為笑柄了,但也反映出當時文書管理的完備。其實,我們看《西遊記》或者其他小說,經常有陰曹地府的生死簿——你可以和他們argue的,「你看,按照你的存檔,我還有幾年可以活的。」這樣的故事唐代就有很多了。其實,體現的也是古代的文書管理制度的發達。

2

還有就是印刷術

很多人說起印刷術想到的是知識的傳播——可以印更多的書。但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維度,就是政令的發布。但凡有什麼紅頭文件,刻個板,印上幾千份發下去。

舉個例子,我們知道1127年的時候北宋亡了。金人滅了北宋以後,把開封城裡能帶走的都裝箱了,然後他們就走了。讓張邦昌做皇帝。按照我們今天的想像,這個時候的開封應該還是一個人間地獄:太多人被強暴,太多屍體還沒有來得及收走,這座城裡應該混亂得一塌糊塗。

或許是這樣,但還是有些機構在運轉。張邦昌繼位以後有他的詔書,有金人發布的、對宋人「喊話」的詔書,這些文書還在都雕版印刷的,四處發放。非但如此,這些印出來的文件還是可以買到的。在開封把這些印刷品買到手,然後帶到趙構的行在,趙構就可以知道中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當然這個人也就可以領賞了。

當然印刷術這樣的武器不只張邦昌會用。我們知道宋欽宗被金人虜走了。有個叫向子諲的大臣竟然通過秘密渠道獲得了他的詔書——要讓各部隊來救他。於是他立馬製版,趕快印出來,發到各部隊手上。

——「臣即刻鏤板,遍檄所部……」這就是印刷術的威力。

以上引《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南宋以降,隨著印刷術的廣泛使用,使得信息傳播與帝國維繫都呈現出許多新的面貌。馬上會出一本新書: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我還沒有買到……

3

文書可以通過官方渠道傳播,也可以印成「小廣告」到處發。但是我們還是不要忽略一件事,有的時候,人和人之間傳八卦的速度要快得多。

舉一個例子。

宋初的時候,天水有個人土豪叫李益。他太有錢了,就犯事了。這事情犯得不巧,被太宗皇帝知道了。這還得了,即刻下聖旨,要把這個叫李益的小土豪捉拿歸案。但是文書走得慢。「逮捕令」還沒有到,已經有土豪朋友把這事告訴李益了,讓他趕快逃。於是他真的就逃走了。再後來太宗皇帝動真格了,全國通緝,終於抓住他了。

口耳相傳,有的時候就是比文書快——管他幾百里加急的。其實古代的國家管理,不只靠文書的下行與上行,也靠人和人之間奔走相告。如果傳遞的是信心,那麼就會好起來;如果傳遞的是恐慌,那事情就會進一步惡化。流言、八卦,還有政治的研究,都鐸史中有許多精彩的書寫。關於讖緯與中古政治的書似乎也能見到,大概時我讀得太少,我見到的那些,我就是覺得不大有趣……

4

概括起來,古代的信息傳遞,其實有著自己的「邏輯」。這就要求決策者有相應的素質。簡單說大概就是淡定。

——在不確定性面前的淡定

我們今天處理一件事情,拍一個電話發個微信馬上就有迴音。我們更加習慣這種「即時」的溝通模式,所以面對不確定性的時候就很慌張。比如申學校、找工作的時候,申請全部投出去以後還要等幾個月。這個時候就各種焦灼,完全不能正常地生活。

在古代,嚴重滯後才是常態。文書發下去,可能就要幾個月才能到;彙報送上來,可能講得已經是十天前的事情了。這種情況下,政治決策者就需要有一種從容的氣度,不慌不忙的。比如寇準在澶州,契丹大軍南下,宋軍河北各路沒有辦法及時地把消息送到他那裡,他也不可能第一時間把部署送到被圍的各座城裡。但他就是舒舒服服得睡著,他知道,一定能打贏。於是所有人就知道有取勝的把握——一傳十、十傳百,士氣就上去了,真的就能打贏了。

所以古代做宰相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就要能呈現這種氣度。王戎遇到太陽光直射,都不用遮下自己的眼睛,謝安在海上遇到了大風浪,也一個人篤悠悠的。今天看來,這些素質其實和政治無關,但對於當時人來說,這就是宰輔之材。因為在那個時代,淡定——就如在許多時代一樣——是一種無形的力量,或者說,可以給我方的力量無邊的加成。

當然,王戎可能得白內障了,謝安可以把內力傳給木屐。


承請。

古代主要的信息傳遞途徑當然是馬和船。從周朝開始,每個朝代的帝王都把修築道路和驛站視為要務。隋、元開鑿大運河也是加強各地聯繫的重要手段。一些朝代,各地都設有專門的官員管理道路。傳遞政令的快馬、快車到驛站就把文件交給其他快馬、快車,靠接力的方式保證速度。

唐代以主要道路的走向為基礎,按交通便利的原則,將天下劃分為若干「道」。道一開始只是地理分區(日本學去了這一做法),在藩鎮割據時期則成為事實上的一級行政區(朝鮮學去了這一做法)。

五代及遼朝沿用道的區劃,宋、金改道為「路」,性質都大同小異。宋、金每個路有轉運使,負責漕運和財政。宋朝部分重要州府還有發運使,專管茶、鹽等商品的運輸。

元代開始實行省制,省的版圖都是犬牙交錯,有防止割據的意思,路降級至行省之下,面積大大縮小,名存實亡;明清兩代,道成為府、州和省之間的一種虛級劃分,部分道有特殊職責(如某些道專務兵糧,某些道專務漕運,某些道專務軍事),至晚清也事實上成為第二級行政區。以上行政區劃的沿革,可從一個側面反映道路對行政管理的重要性。

古代皇權只到縣一級,所以政令傳達到各縣即可,不像現在要通報每個鎮、每個鄉。這就造成了「天高皇帝遠」,基層民眾很有可能對朝廷大事一無所知。參見:在古代偏遠山區會不會有的人連皇帝換了都不知道的情況? - 冷知識


說點新鮮的,清末朝廷用電報發布命令。

電報在清末的中國,就擔負了保證國家軍政要務信息快捷、靈通的職能。

光緒六年(1880)八月十四日,朝廷批准李鴻章奏請,諭旨興辦電報,並著沿途各總督、巡撫飭令各地方官一體照料保護,勿任損壞。

清朝政府開設電報以後,許多軍國政要的處理開始逐漸使用電報,但當時並不把電報看作正式公文,稱為「抄電」,所以電報不入檔案,一些政務電報多為官員自己保存。由於電報內容多屬機密要務,後來才被朝廷重視,光緒十年完成全國主要線路的鋪設以後,電報開始收人檔案一這就是光緒五年到光緒十年電報檔案缺失的原因。至於電報作為政府正式公文則始於戊戌變法。

據《清會典》記載:總理衙門規定,凡因緊急。公事皇帝下達諭旨或督撫上奏都可使用電報。

至此,在中國朝廷通用了千年的聖旨馬遞變成了電報。不過真正用電報傳聖旨還是在戊戌變法時期。

光緒二十四年維新變法時,為提高政務效率,清政府正式令:「嗣後明降諭旨,均著由電報局。

」這是清政府第一次開始使用電報傳聖旨。這也是有線電報的開始。由電報局電知各省,該督撫即行遵照辦理,毋庸專侯部文。這就是說,各省督撫接到電報後就可遵照辦理,不必等待公文。

而清末,民國時期屢屢出現的【通電全國】也因此誕生,清末民初的各路諸侯都喜歡用通電全國來佔領輿論高峰,那時候人們為了擴大輿論影響,往往採用電報與報紙相結合的方法,一有重大新聞事件,就發私密電報或者公開通電,然後報紙再予以轉載。這種方法可以在短時間內讓信息傳遍全國。

「有線電報系統是人類實現的第一個電信系統。它的許多概念到今天我們還能夠在其他一些先進的系統中找到,比如報文交換就被應用在TCP/IP網路協議裡面。由於電報系統本身只是一個點對點的結構(物理層是一個電流迴路,鏈路層是莫爾斯編碼的報文),所以要實現跨點通信,中間點就必須向下一站轉發報文。整個國家的電報系統實際上是一個包交換網路,一份報文就是一個信息包。而網路層的協議是由人工完成的。比如我有一份電報要從北京發到杭州,北京局的電報人員就會根據我的目的地把電報拍到天津,然後天津——濟南——南京——上海——杭州,每個中間局的收報人員都會根據我的目的地址轉發到下一站。這個系統也支持廣播(broadcasting),如果一個收報人員發現目的地地址為空,那麼他就把這封電報向和他相連的所有電報局轉發。當然了,同一個電報局不再轉發同樣的報文。大家看民國歷史,裡面那些老大們動不動「通電下野」「通電反蔣」,這個「通電」就是廣播電報報文。」

因此很多漢人督撫如張之洞;民國諸侯如吳佩孚蔡鍔,都有【通電王】的綽號。之後邵飄萍等記者,胡適章太炎等文人筆戰等人也是有樣學樣,動輒通電全國,佔領輿論。


非專業相關,不過碰巧讀到《天朝的崩潰》中有相關描寫,作片面一答吧。

固然有鐘鼓、煙火、鴿子、旗語、狼煙等花式傳遞消息的方式,最重要的通訊方式還是馬、船兩者,或許馬較之船還要更重要一些。官道與驛站,大概是兩種有著悠久歷史和重要作用的通訊設施。

歷朝歷代驛站的演變可以參考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9%A9%9B%E7%AB%99%E5%8F%B2。

關於驛馬的速度,引用一段茅海建教授在《天朝的崩潰》中的論述。

各省的奏摺、題本和咨文,通過兵部遍設全國的驛站系統,由驛卒騎驛馬,一站站地接力,送往公文的目的地。從廣州到北京,若以普通速度,驛地需時約30約35天;若以「四百里加急」,需時約20多天;若以「五百里加急」,需時約16至19天。至於「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速度當然更快,但會跑死驛馬累死驛卒,一般並不採用

根據「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儒家原則,戰爭的一切決定都應出自聖裁。而今天看來如此緩慢的通訊速度,在對付地方造反、邊境叛亂等傳統戰事時,已顯露出鄙陋,但大體還能應付過去。可是,在這場由近代化的敵手發動的鴉片戰爭中,驛馬的速度相對於軍情的頓變,則是過於緩慢了。清廷的決策往往比實際慢半拍,甚至慢一二拍。

這一段話里重點有兩個,一是通訊確實不發達,即使是投以重資的官驛,也需要至少一個月的時間將政令傳遍全國。對內的政策或是通告,這樣的延遲勉強可以接受。然而對於對外的戰爭,信息的遲滯必然會對戰局造成不利的影響。

舉例: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年7月5日,定海失陷。然而道光帝在7月17日才收到林則徐於6月中旬發出的聲稱英軍在廣東無所作為的奏摺。在7月20日才收到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於7月8日發出的英軍登陸定海的奏摺。7月24日才收到烏爾恭額於7月11日發出的告知定海失守的奏摺。

二是儘管如此,許多事項的決定權依然掌握在皇帝手裡,即所謂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這樣強制的一來一去就更是加重了消息的延遲。然而鴉片戰爭中,大臣在另一面又要面對咄咄逼人的英軍。於是在很多情況下,大臣們選擇去用謊言和借口來敷衍欺騙皇帝。

舉例: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就是由耆英、伊裡布、牛鑒等人在不等聖旨批複之前就匆匆簽訂的。

作為應對,皇帝也會臨時性地將某些權利下放,比如和英方談判通商與條約簽訂的欽差大臣。

如之前的答案所說,信息的層層下達,決定了行政區劃的重要性。比如今日四川和陝西交界處語言、飲食等習俗的相似或混雜,蘇南蘇北在文化上的分歧,徐州歸屬江蘇而非山東,應該都不是偶然。

比較想探討的,是通過地區行政長官的調派,也能傳達天子的命令,管理該地區。地方大員的人事變動、聖旨、與赴任前的覲見皇帝談話,應該都是直接或間接地承載了中央的旨意。

而明末的督師和清朝的總督,都是職權覆蓋數省的要職,這樣的設置或許也是彌補省與省之間溝通不暢、推諉責任的缺陷。

感覺目前的幾個答案都是更多側重於驛站體系。在政治制度上是否有特殊的設置來彌補通訊不暢?還望大神們賜教。


樓上回答地挺好。主要是通過馬和船。

補充一點,當然據說啦,張九齡發明了「飛鴿傳書」。

———————————————————————————————————————

對於有人提出驛馬在半路上被截殺的預防措施,我本來是寫在別的人評論下面的。

後來自己也覺得自己花了時間碼字找資料,應該po出來的呢,所以就貼在下面,作為對古代主要通訊工具之一的驛站驛馬系統的一個補充。

唐代原則上是每三十里設置一個驛站。但因氣候變化、人煙稀少等時機狀況而調整。也有相隔六七十里,甚至更多的。一共有1639處,服役人員約2萬人以上。

地方驛站皆由軍事單位管理。(諸道由館驛巡官負責,諸州由兵曹司兵參軍負責,諸縣由縣令簡管)。

唐朝政府對官有牲畜控制很嚴。長行坊(主要管理長行馬)有三種帳簿,在坊牲畜簿籍、牲畜出使帳案、死亡牲畜帳曆。

牲畜簿籍:登基每匹馬的毛色、種性、齒歲、外型特徵、字印(官方馬匹都會烙官印)、健康狀況、膚第。

牲畜出使帳案:逐月逐日登陸每匹馬每次出使活動、使用人姓名、事由、役用騎乘前馬匹健康狀況的變化,都需要詳細紀錄。

死亡牲畜帳曆:若長行馬死於途中(也就是樓上所關注的),有一套申報、檢驗手續,必須三個文件齊全,即(1)管理這匹馬的人(唐代稱馬子)陳述死亡緣由(2)地方機關出具公驗(3)死馬地點所在縣的審核

最後由死馬所屬長行坊覆核,並申報州都督府兵曹。

這三個帳簿非常牛逼。極大避免了驛馬被替換、被殺等事故。

補充一點,可知馬身上有不只一種印記。

這裡舉個例子,有一匹馬叫「小白」,它出生在蕃地,所以腿上會有個蕃印。後被私人購買,所以右側臉頰上有私家的印記,最後轉手成為了驛馬,所以左臉被印上了官印。

說明一匹馬本身的特徵、以及人為的特徵(加印,加在馬身上各處),是非常容易被辨認的。

如果馬匹路途上死了(特指被謀殺了),只要有屍體(就算被搬離死亡地點了),通過三本帳簿記載,還是可以非常快速地知道死的是哪一匹馬,事故發生路段是在哪,以及這匹馬肩負啥任務。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里的兩個小故事,可以略窺清朝後期中央集權和官僚制度一二。

故事一:燒文件

話說京城某衙門給某地發了一道並不緊急似乎也不算重大機密的公文,一站一站傳遞過去。

按規定中央文件只准收件人看,可封口並不正式,用紙條在封套上系個扣,就是個意思。每到一站,就會有好奇心重的地方官偷偷打開來看,這是慣例沒人點破。

不料到某縣出了事。有個官兒一邊抽鴉片一邊看中央文件,手一抖,公文在火上燒了個角,官兒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的師爺經驗老道,微微一笑,說封套沒燒就沒事,我來處理。就手把整張公文都燒了,然後往封套里塞了張白紙,送下一站。

下一站的官兒照例偷看,發現是一張白紙,但誰也不敢聲張。於是這張白紙公文就一站站傳到了目的地,接收的官員自然莫名其妙,只能退回京城的發文衙門。此時幾個月過去,發文的小吏也說不清咋回事了,只能怪自己當初裝錯了。

故事二:讓死刑犯多活一年

江南某富二代被判了死罪,證據確鑿,影響太大,家裡怎麼花錢打點都沒用,只等京城刑部複核死刑的公文一到,就開刀問斬。富二代獨苗無子,死了香火就斷了。經高人指點,家裡人攜重金直奔京城,賄賂刑部專管死刑公文收發的小吏,不求免死,只求拖幾個月時間生娃。

刑部小吏收錢後,就辦了一件事:把此案的公文抽出來,和發往雲貴的死刑公文對調。江南的官員收到一件雲貴的死刑公文,退回刑部。刑部再等天高皇帝遠的雲貴把江南的公文退回來,才能重發。一來一回,一年時間就過去了。家裡不斷地送女人去牢里與富二代行房,就在這一年裡有了兒子。

而那個調換公文的刑部小吏,則因工作疏忽被罰俸幾個月,十幾兩銀子的事……


千里傳音,多半是感知型的忍者


驛站,諸侯,烽火台

所以人類統一的進度和信息傳達效率是直接成正比例關係的。


第一,驛站,三十里一驛,傳遞信息什麼的還是很快的,古代差不多一天最多要行500里,好像是宋代以後,延誤軍情是要砍頭滴

第二,邸抄,這個東西名稱比較多,據說從漢代就有了,明確記載在唐開元後期,

第三,信號這個比較雜一點,比如烽火,狼煙放炮等,

第四,比如露布,懸書,揭貼,(皇榜你懂吧)

大致就這幾種形式,沒有手機,電話,互聯網,所以媒介只能是車,馬,船,人,

想起一句詩

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分封啊,尤其隋前,典型春秋戰國時期,天下都分封完了

後面什麼封疆大吏,天高皇帝遠,沐王府永鎮雲南啊,其實皇帝權利也就在京城附近

後面有無線電啊什麼的了,也還有軍閥割據

還有中國自古政令不入鄉的,鄉都是自治為主,也就是鄉紳地主啥的

其實現在村長也是村民選的,也就是現在的基層難管問題

再加一句,有時候皇帝甚至朝代換了百姓都不知道或者說不關心,包括現在,有多少人知道省長市長是誰,中央大部分人也就知道習大大而已,其他大佬頂多是有耳聞罷了

政策好就夠了

突然想到清初了,沒啥抵抗明就亡了,接下來剃頭令,百姓起來了,因為國可以亡,換個統治者跟我毛線關係,但我華夏文化不能亡啊,你讓我剃頭那是斷我文化啊,當然了,我悠悠華夏即使最終斷髮了(liao),照相同化你,哇咔咔

說多了,我皇帝大政策一定,爾等臣子自己操作去吧,就醬


通過修建國道,在國道上見一些驛站,裡面有一個長官及蟻族,還有馬,專門負責整個帝國的信息傳遞,但是即便如此信息傳遞還是很難,從廣東到北京要騎馬一個多月才能到達,跟現在沒法比


我記得某年某省高考歷史西周分封制原因就有這一條作為答案誒


聽過烽火戲諸侯嗎?


第六感


你其他人的可以慢,國家通訊不可以慢,看到之前有人說一般國家的疆域可以達到首都出發跑三個月的路程,當然是最快的傳令人跑,負重少。我覺得三個月太長,20天左右吧。

所以羅馬和西周都位了傳遞信息而修過道,詩經里就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這樣的詩句。


明朝崇禎帝,覺得驛站花費太多,搞精簡裁員,結果驛吏李自成下崗無事可做,就造反了……


推薦閱讀:

古代普通人民是如何禦寒的?
中國古代沒有棉花之前用什麼保暖?
魏晉時期人們的基本行為禮儀是怎樣的?
古人是如何得知食物的加工的?
能否拿西方的文明體系來衡量中國古代文明?

TAG:中國古代歷史 | 古代 | 古籍 | 中國古代文化 | 古代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