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聯為什麼會失敗？

01-04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抗聯總體來說是在發展壯大的。全面抗戰之後抗聯反而逐漸走下坡路了，在1940年之後主力（其實是余部了）退到了蘇聯，很少再有建樹。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對抗聯的歷史了解比較少，和其他戰場相比，抗聯受到的關注度也不高，大多數都肯定抗聯的歷史功績，提到抗聯大發展，到楊靖宇犧牲，而後就一筆帶過了。

這個問題我要好好回答。

首先，關於抗聯的書確實不多，要想找的話，還是有幾本好的。如果不想看枯燥的史料，《黑的土紅的血》，朱秀海，解放軍出版社；《中國革命戰爭紀實：抗日戰爭（東北抗日聯軍卷）》，王曉輝，人民出版社；《雪冷血熱》，張正隆，湖北長江出版集團、長江文藝出版社。看了這三本也差不多了。

個人認為，題主有一點誤解，抗聯的衰弱確是從37年冬季開始的，是日寇蓄謀已久的討伐造成的，與37年的全面抗戰爆發只是時間巧合，並不是日寇的戰略配合。東北抗戰經歷了一個以東北軍余部--義勇軍--抗聯為主力的過程。

總的來說，我方因素、敵軍因素、自然客觀條件這三個方面都對我不利，總體為敵強我弱之勢，且差距實在太大，所以最終失敗了。

雖然最終失敗了，但楊靖宇趙尚志始終是我最敬仰的民族英雄！！！

一、先從自然客觀條件說起：

1.自然生存條件更嚴酷。別的先不說，東北的冬天太長太冷，沒在東北呆過的很難體會，我曾在東北七年（雖然是大連，但也去過黑龍江），戶外吐口唾沫真的立刻就能結冰。張正隆採訪抗聯老兵，時值深秋，地處遼寧，老兵說，這還沒到嚴冬臘月呢，你就穿著這身毛衣毛褲在院子里呆一夜試試……對於長年野外活動而缺少棉衣的抗聯來說，僅生存條件就比關內嚴酷許多，比如有些時候關內部隊可以露營，抗聯就會凍死人。仔細讀讀《露營之歌》，去搜來聽一聽，「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草枯金風急，霜晨火不燃」，不是親歷者寫不出這樣的詞句。再看看詞中的豪情壯志，張正隆說，日本人看到這個歌詞後也表示出了極大的尊重和敬意。我每次讀罷初則熱血沸騰，繼而熱淚盈眶。

露營之歌

李兆麟、於天放、陳雷等集體創作

（一）

鐵嶺絕岩，林木叢生，暴雨狂風，荒原水畔戰馬鳴。

圍火齊團結，普照滿天紅。同志們！銳志那怕松江晚浪生。

起來呀！果敢衝鋒，逐日寇，復東北，天破曉，光華萬丈涌。

（二）

濃蔭蔽天，野花瀰漫，濕雲低暗，足潰汗滴氣喘難。

煙火沖空起，蚊吮血透衫。戰士們！熱忱踏破興安萬重山。

奮鬥啊！重任在肩，突封鎖，破重圍，曙光至，黑暗一掃完。

（三）

荒田遍野，白露橫天，夜火晶瑩，敵壘（一做地雷）頻驚馬不前。

草枯金風急，霜晨火不燃。弟兄們！鏡泊瀑泉喚起午夢酣。

攜手吧！共赴國難，振長纓，縛強奴，山河變，片刻息烽煙。

（四）

朔風怒號，大雪飛揚，征馬踟躕，冷氣侵人夜難眠。

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壯士們！精誠奮發橫掃嫩江原。

偉志兮！何能消減。全民族，各階級，團結起，奪回我河山。

2.東北民情比關內要差一些。首先，人口密度小，人口稀疏。毛爺爺的法寶之一為：人民戰爭。重點就在於發動群眾，形成汪洋大海，軍民如魚水，寓軍於民，從群眾中獲得力量。而東北地廣人稀，多荒原、原始森林，棒打獐子瓢舀魚胖胖的野兔鑽鍋底，雖歷經多年闖關東，仍然無法與關內相比。所以，抗聯想要從群眾中獲得補給恢復的難度也比關內大，北滿尤其大。等到日寇開始搞「並屯」、「集團部落」，隔斷軍民聯繫，抗聯的生存就難上加難了。再者，關內以漢族為主體，關東是多民族混居，日寇狡猾地挑撥民族矛盾，人為製造不和，也是因素之一。張正隆書中就記載過日寇挑撥漢、朝兩族矛盾，導致相互殺戮。再比如，偽滿中最有戰鬥力的偽軍是蒙族人的幾個騎兵團，給楊靖宇、趙尚志先後造成過很大麻煩。且最野蠻，頗有蒙古騎兵的野蠻遺風，所到之處燒、殺、奸、搶無惡不作。一邊作惡，一邊還問：「以後還殺不殺韃子了？！還殺不殺韃子了？！」說著又是一刀……唉！

二、我方因素：

1.我黨領導不如關內有力。

九一八事變時，東北有中共滿洲省委總領東三省，接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顧順章叛變，中央轉移至蘇區，滿洲省委與中央關係斷絕，後接受中共駐蘇聯共產國際代表團領導，確切的說，當時的代表團領導人為王明、康生，此二人真真是敗事有餘。後代表團撤銷，王明、康生先後回國，東北黨組織遂與中央斷了聯繫，直至抗戰勝利光復。這個過程中有很多疑點，現在說不清楚了，下面會講到。先說導致的許多問題。

滿洲省委時，我方還是領導有力的，當時的省委領導人羅登賢分遣楊、趙、周保中等人到南滿、北滿、吉東各地，才有了後來的各路抗聯。

到了王明、康生領導時期，此二人經常作一些不符合實際的方針指示，搞得前方諸將心存疑慮爭執不休，然後趙尚志就被說是犯了路線錯誤開除黨籍。趙尚志雖然最終是死於叛徒、日寇手中，但對他最初也是最狠的一次打擊卻來自同志之間，在背後打了一記悶棍，到現在也是千古之謎說不清楚了。最嚴重的，他倆解散了滿洲省委，分別成立南滿、北滿、吉東各省委，俱接受代表團領導節制，這是最大的錯誤。導致東北失去了統一的領導核心，相互之間各自為政、各自為戰，戰略配合想都不用想，不時相互指責對方犯了路線錯誤，鬼子進村了還在開會辯論辯論路線。要討個說法、辯出個對錯，官司還要打到莫斯科，又沒有電台，交通基本靠走，黨的指示等到落了地都過去大半年了。王明康生在莫斯科啃著麵包，管不了那麼多、也管不了那麼及時，就是喊喊戰略口號，什麼「武裝保衛蘇聯」這種不著調的。著實苦了前線這些純爺們了。等到代表團解散，東北各省委更是成了沒娘的孩子，既然上面沒人管，就自己說了算。又都是帶兵打仗的暴脾氣，各省委下面又都有部隊，步調不統一，各吹各的號，也很正常。這已經很不錯了，抗聯領袖們都是很優秀黨性很強的共產黨員，能開個聯席會議討論討論，明白黨性黨紀。要是國民黨，早就軍閥混戰撕破臉搶地盤了。而日軍，則是組織嚴密，如心使臂。後來總結抗聯失敗原因，親歷者們都認為，缺乏統一領導是第一教訓。簡而言之，缺乏統一領導甚至沒有了領導、路線錯誤與紛爭內耗、中央指示落地慢。

在這種情況下，抗聯領袖們想盡了一切辦法，想要和中央取得直接聯繫，都沒有成功。楊靖宇曾多次組織西征，每次都組織最精銳的部隊、擠出最好的裝備，表面上大家都知道他的目的是擴大游擊區，轉移敵寇的注意力，開闢新的根據地，但他最深層的目的是想和據說已經在冀東遼西活動的八路軍接上頭，取得與關內的直接聯繫。可惜，天時地利種種原因，西征都失敗了，損兵折將。

周保中、趙尚志多次派人喬裝改扮各種路線進關或者繞道蘇聯新疆，也都沒有成功。直接請求蘇聯幫助，蘇聯不幫忙。普遍的說法是，蘇聯不想讓抗聯與中共恢復聯絡，蘇軍想控制住這支軍隊為其所用，可以進行很多俄羅斯人不方便進行的偵察、諜報等事情，俄羅斯人光看相貌就混不進東北。這一點在抗聯余部改編成紅旗88旅時表現的尤為突出，幸虧周保中李兆麟馮仲雲等堅持，不然恐怕就不是一個旅，而是分別補充進各個小分隊了。這一點如果是真的，不知道是莫斯科的主意，還是蘇軍遠東軍區就這麼決定了莫斯科根本就不知道。但總之是這樣。

這裡還有一些疑點，我總覺得中央其實是可以和抗聯取得聯繫的。但是沒有看到有什麼史料支持。這就是我下面要說的第2點。

2.中央對抗聯的態度。

這一點中所有的觀點，都是我自己推測的，沒有任何史料支持。

中央一開始在江西蘇區，緊接著長征，自顧不暇，等到了陝北，形勢稍微穩定了，一看，白區90%的黨組織已經被破壞，於是趕緊撥亂反正，恢復鞏固，幾年時間，南方局、長江局、北方局等各大區、各省、各地黨組織都開始迅速發展壯大。這時候中央有沒有想過原來的滿洲省委？有沒有想過在東北發展或者恢復地下黨組織？特別是共產國際代表團撤消後，其實中央是知道在東北有一支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的，中央有沒有想過要與這支孤懸敵後的武裝取得聯繫？馮白駒海南島堅持了20年其實一直是與廣東省委有聯繫的。抗聯呢？

沒有任何這方面的史料，所能看到的是，前期，中央還不斷調人到東北開闢工作。楊趙周趙一曼都是組織派遣：後來，不但沒有調人去，反而不斷從抗聯往外調出。很奇怪。這都是還沒斷聯繫時期的事。抗聯名將李延祿，一手創建抗聯四軍，個人認為戰力在趙楊周之後排第四，戰績斐然，他不像趙尚志性如烈火，卻智勇雙全，該硬的時候一鐵鎚砸上去毫不手軟，敵強我弱時，就把一個團搞成白皮紅心打入敵人內部卧底，還能搞出給養補充、獲得敵寇情報。所以，四軍和趙尚志三軍、周保中五軍都是北滿吉東齊名能打的部隊。37年7月，李延祿奉命去莫斯科彙報工作，所遺軍長一職由其弟李延平接任，他自己也感覺到了，走時弟兄二人談了很久灑淚而別。彙報完工作李延祿就進了關，擔任了一系列各種各樣的職務，從事了統戰、地方政務等一系列各種各樣的工作，還受到過毛爺爺、朱總司令接見，卻再沒回軍界。後來鬥爭日益殘酷，四軍最終潰散了，李延平覺得上對不起黨下對不起兄長，最終戰死沙場。

類似還有不少，都是先調去蘇聯學習，然後進關去了根據地，比如抗聯開國四少將之一的李荊璞。或者原本是派去跟中央接頭的，直接就留下了。趙尚志、周保中急的跟什麼似的，給上級寫信，我這裡缺幹部啊，我抽調他們去學習是想回來重用的啊。沒用。

不惴冒昧，以我小人之心猜測，毛爺爺對國際形勢都很關注，東北不會是他的盲點。也許，他是有考慮的，畢竟東北太敵強我弱了。

五一大掃蕩後，華北根據地形勢惡化，中央就調整策略，在一些地區轉入半地下，留下一批幹部咬牙堅持，抽調一批幹部回延安學習整風，其實就是儲備起來，保存力量。

據張正隆採訪老戰士，似乎也有黨中央派來與抗聯聯繫的特使，穿越了大半個中國，最後衣衫襤褸的出現在戰士們面前，但只是孤例。而且也沒了下文。而且正史也沒有記載。

想起個與抗聯不相關的歷史細節。解放軍出版社曾經出版過一套《星火燎原（未刊稿）》。都是當年親歷者寫的親身經歷，參加《星火燎原》徵稿，但是沒選上所以當年沒刊發，現在從庫房裡找出來，感到雖然當年沒選入，但是都具有史料價值，所以有了現在這套書。其中一個故事，某位老戰士，遵義會議結束時擔任總部通訊排長，周恩來副主席親自找他談話，讓他帶一個精銳排回江西老區找陳毅傳達遵義會議精神，因為電台聯繫不上，推測是那邊電台壞了。選中這位排長是因為他既能打又懂技術會修電台。他精挑細選了一排弟兄，先冒充國軍後冒充土匪翻山越嶺跋山涉水千辛萬苦找到了陳毅元帥，看到陳毅又黑又瘦脫了相，腿傷還沒好腫的老粗，呈上書信，完成任務，看到根本就沒有電台可修。最終這位老戰士跟著陳毅打了三年游擊。如果不是這段細節，誰會注意，遵義會議精神是怎麼傳到陳毅、項英手中的，這可是改變了歷史的事情啊。跑題了

3.軍事角度看，抗聯數量質量戰鬥力不如關內的八路新四軍。這是顯而易見的。但還是有必要比較一下。抗聯的建軍過程其實與紅軍一樣，少量共產黨員像種子，發動組織群眾，拉起隊伍，從小到大由弱到強。但是，關內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時，已經是經過十年鍛造的鋼鐵雄獅，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是當時中國戰鬥力最強的軍隊。不認同這一點的可以去翻翻斯諾的《西行漫記》。但是抗聯不同，拉起隊伍沒經過打怪升級，經驗值還沒攢起來直接就扔狼群里直面頭號大反派了。從幾十個、百十個共產黨員開始起步，打仗的經驗、做群眾工作的經驗都無法與八路新四軍相比。

4.戰略機遇的喪失。什麼叫戰略錯誤，就是犯了就再也沒有機會改正的錯誤。這話據說是毛爺爺說的，不知道真假。那麼什麼叫戰略機遇，就是可遇不可求，來了不抓住就再也沒有了的機會。七七事變後，八路軍出兵華北，此時日軍沒有意識到共黨共軍的厲害，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正面戰場與國軍進行了一系列的大會戰，而八路軍迅速利用這段時間，從山西到河北河南再到山東，完成了戰略部署與展開，初步建立了農村根據地，以此為依託，為以後的敵後抗戰奠定了基石。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搶佔了先機。就像45年東北光復，共黨共軍立刻急調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員、十萬精兵強將搶佔東北，為後來的歷史打下了基礎。抗聯則不同，抗聯登上舞台時，東北已經經歷了東北軍余部、義勇軍抗戰從興盛到被日寇撲滅的過程，日寇統治、控制已經很嚴密，留給抗聯的壯大空間、成長時間都不多了。

三、敵方因素

這方面的資料很多，不詳細展開說了。主要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

1.日軍力量強大。關東軍素稱日軍精銳，且為了應對蘇聯，一直保持著極大的數量和日軍各部中最好的裝備，只是到了太平洋戰爭，才開始抽調兵力南下，並且一邊抽調一邊擴充，數量在持續增加，不過質量開始下降。在太平洋開戰前，關東軍數量、質量都是日軍各部中戰鬥力最強者。而東北只是全中國之一部，所以在這片土地上日軍密度、強度都比關內力量大。

2.開拓團。日本人大量組織武裝殖民開拓團在東北經營、掠奪，成為一種准軍事組織，日軍的幫凶。很多抗聯老兵回憶，與日本開拓團的鬥爭也很驚心動魄、殘酷。而且最大的危害是，擠壓了抗聯活動的廣大鄉村空間。這種大量的准軍事組織關內沒有。

3.偽政權比關內組織嚴密。對於關內，日軍是軍事佔領。東北，日軍是佔領了以後進行殖民統治。已經建立了一整套完備周密、比關內更強有力的偽政權國家機器，統治更加嚴密。如果與關內相比就可以看出差別，忘記了是那本日寇的日記說，在華北，日軍佔領的各城市就像是海中漂浮的一顆顆珠子，政令軍令不出縣城。而在東北，鄉公所、鄉警察所都是實實在在掌握在日本人手裡。抗聯在附近活動，總有漢奸報告。

簡而言之，整體全方位長時間的敵強我弱態勢，導致了抗聯的「三多」，英雄多烈士多叛徒多。前倆多就不多說了。叛徒多，唉！說起來就惱火。45年光復後，關內來的八路覺得納悶，大家罵人最狠的就是罵人「王八蛋」啥的，老抗聯罵人最狠的是「麻痹的你個叛徒！」說著眼裡就冒火。抗聯老戰士最恨的就是叛徒，深受其害，楊趙二人最終都是死於叛徒漢奸之手。

所謂：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這樣數年如一日的全方位的看不到希望的碾壓式的敵強我弱的態勢，最容易消磨人的鬥志、磨滅人的精神。所以叛徒尤其多。

有個細節，趙尚志、李延祿兩位軍長聯合帶隊開闢新區，到了某地，將該地駐防的偽警察連長（或是營長）騙出來喝酒。那個連長來了，一看是這兩位，老大驚恐。李延祿好言相勸，酒桌上磨破了嘴皮，從精忠報國岳武穆說到文天祥再到史可法，連長一聲不吭。眼看快天亮了，一晚上沒說話、火爆脾氣的趙尚志急了，一拍桌子：你到底是想當漢奸，還是跟我們一起抗日？！連長面露難色：我也是中國人知道當漢奸遺臭萬年，我就是混口飯吃，也不是和鬼子一條心。趙尚志說：那就跟我當抗聯打鬼子！連長一臉苦相：當抗聯太苦，俺當不起。趙尚志又一拍桌子：那就把槍交出來，我們去打鬼子！這個細節說明了很多問題。

滄海橫流，英雄本色！在這樣更加艱難的主客觀條件下，更加彰顯出以楊靖宇趙尚志為代表的抗聯英雄們的男兒本色！他們是我們民族真正的脊樑！

3月21日：

說幾個給我留下極其深刻印象的細節。

日軍組織精幹討伐隊窮追楊靖宇數月，結果被拖得潰不成軍，傷亡、非戰鬥減員過半，最後卻有了敬畏之心。當最後確認自己追蹤、打死的真的是楊靖宇的時候，日軍隊伍中絲毫沒有勝利的喜悅，許多人反而禁不住相互抱頭痛哭起來。（方軍《我所認識的鬼子兵》）

日軍組織在蒙江開慶功宴，宴會上不論日本人、漢奸都沒有喜悅氣氛。叛徒、機槍手張奚若恬不知恥地表功，向人們炫耀說：「正當老楊抬起腿要跑的一霎那，我一個點射，齊刷刷地都給他點在這兒上了(指胸口)」。突然間冷了場。另一個極其惡劣的叛徒、原抗聯一路軍特衛排排長張秀峰端著酒杯，隔桌過來往張奚若面前一墩，沉悶地罵了聲：「混蛋！不得好死！」慶功宴不歡而散。

叛徒安光勛在楊靖宇遇難的事情中也起了極其惡劣的重要作用。安光勛為抗聯1軍參謀長，叛變後給日寇出主意，抓了程斌的母親，程斌因此意志崩潰而投敵，接著出現了一些連鎖反應。最終楊靖宇遇難，日軍經過多次辨認後也把安光勛叫來辨認屍體。安光勛一見到楊靖宇遺體，嚎啕大哭，話都說不出來了。日寇拉他出去，怎麼也拽不走，最後拳打腳踢把他打出了停屍間。

與之類似的是趙尚志遇難後，日軍找來叛徒、曾經的抗聯8軍軍長李華堂。李華堂看到趙尚志遺體時，遺體已經凍硬，面部、頭髮、死不瞑目怒目圓睜的雙眼都結滿了冰霜。李華堂臉色一變，痛哭流涕，不顧在場眾目睽睽的諸多日軍，大呼：司令，你也這麼著了嗎？你到底也這麼著了嗎！最後也是被日軍連打帶拖踢出了房間。

最終程斌、李華堂被槍決，其他幾個雖然逃脫了死刑，和行屍走肉也沒什麼區別了。而給我留下感觸最深的是，即便是叛徒，他們自己也知道自己犯下了什麼樣的罪行，所以張秀峰等其他人在後來歷次審訊中死咬牙不承認、編造謊言，不是裝瘋賣傻就是裝聾作啞。他們自己很清楚，即便是逃脫了死刑，也是遺臭萬年了。

最終我們每個人都會死。而英雄，用他們的犧牲，為我們這些後來者標記了路標。再去讀一讀趙一曼遺書吧，那不但但是寫給她的兒子的，那是一個極大的隱喻，是寫給我們這個民族、我們每一個人的。

任何敵人都想得到叛徒，以便知道他們想知道的一切，但是即便在敵人心目中，叛徒也是一文不值的。做一個寧死不屈的硬漢，得到的可能是絞刑，但在最威嚴的大法官眼裡，也是一個可尊敬的人！

據說這是著名的「千面人」阿貝爾上校說的。

抗聯最終失敗，敵強我弱，環境惡劣是重要原因。同時，抗聯內部不團結，嚴重內耗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下面我就敘述一下抗日民族英雄趙尚志的悲劇命運吧。

趙尚志則是東北抗聯中最能打仗的領導人，其縱橫北滿，神出鬼沒，不死不休的敢斗精神令日本人心驚膽戰，頭痛不已，稱其是「最頑固的『反滿抗日』分子」。由於90年代一部電視劇的走紅，也令日本侵略者評價趙尚志的一句話在國內廣為人知，這就是「小小的滿洲國，大大的趙尚志」。至於這句話具體是怎麼來的，筆者一直沒能查到相關文獻，但從一些歷史人物的回憶中看卻也並非是虛言。

1932年，趙尚志以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身份創建並領導巴彥游擊隊開展抗日鬥爭，由於省委的錯誤指示而遭到失敗，他卻因提出意見反而被省委開除了黨藉。1933年10月，在中共珠河中心縣委的幫助下，趙尚志與李啟東、王德全等人又在珠河縣三股流成立了珠河反日游擊隊，由趙尚志任隊長，繼續進行抗日鬥爭。不久，李兆麟以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身份，化名張壽篯到珠河巡視工作，向游擊隊傳達中共中央的「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此後趙尚志與李兆麟、馮仲雲等人共同奮鬥，創建並領導東北抗日聯軍第3軍、第6軍等隊伍，整合北滿地區的抗日武裝與日本侵略者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

趙尚志性格強悍，豪氣凌雲，在部隊和黨委中說一不二，具有極強的凝聚力和掌控力。趙尚志一手創建了抗聯第3軍，開闢珠河，哈東遊擊，轉戰下江，西征出擊，主力部隊和主要作戰方向在哪裡，他的身影就出現在哪裡。當之無愧地說，他是抗聯11個軍中率軍打仗最多的軍長。關於趙尚志的領導風格，在1938年一份批判他的文件中是這樣說的：「……，過去三軍的全盤工作差不多是在趙軍長尚志同志的一手包辦之下來進行的。」

趙尚志在指揮作戰時非常勇猛，同時思慮細密，戰術手段很多，花樣百出。他靠前指揮，以身作則，艱苦樸素，深得眾心，因而將抗聯第3軍摔打成了擅打硬仗惡仗的勁旅。曾擔任第3軍政治部主任和第三路軍政治委員的馮仲雲回憶：「在東北抗戰中應該說趙尚志是最英勇頑強最出名的英雄，他領導遊擊隊作戰最多，獲得勝利最多。他的威名最使敵人膽戰心驚。」

除了指揮風格勇猛外，趙尚志還有很強的戰略頭腦。他一貫主張，「打」字當頭，以進對進，運用靈活的戰略戰術來對抗敵人。針對日軍一次比一次嚴厲的「討伐」，趙尚志認為東北在現時情況下「不可能有絕對保障的根據地」，必須開展擴大游擊戰爭，「靠游擊戰術來協助根據地之不足」。因此，他反對「黑瞎子蹲倉」式的單純防守，也不贊同「兔子轉山坡，轉來轉去離不開自己的窩」式的偏居一隅。他主張打到敵人後方去，向敵人薄弱地區突擊，開闢新的戰場，狡兔三窟，變小游擊區為大游擊區，變游擊戰術為游擊戰略，在更廣闊的空間內遊動打擊敵人，讓敵人根本摸不清你在哪裡，這樣就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趙尚志身體力行，率領部隊東進下江，北上湯原，西征海倫，在建立游擊區的同時不斷開闢新區，力爭「狡兔三窟」，變被動為主動。在此期間，趙尚志指揮第3軍主力不但自己得到了很大發展，還先後給謝文東（第8軍）、李華堂（第9軍）、夏雲傑（第6軍）等所屬部隊以實際的援助，將第3、6、8、9軍乃至後來祁致中的第11軍逐漸捏到了一起，為幾年後成立抗聯第三路軍奠定了重要基礎。在抗聯的11個軍中，趙尚志指揮的第3軍最富突擊精神，最能吃苦遠征，人數最多，游擊區域最大，聲譽最為卓著。用日本侵略者評估「滿洲國」治安時的話說：「松花江兩岸的匪團，是品質最惡劣、最頑強，行動最活潑的匪團。其代表者是以趙尚志為首所率領的共匪。」

1936年1月28日，在湯原附近召開了的有北滿各抗日部隊和民眾團體代表參加的聯席擴大會議，根據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實際上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等人在莫斯科發表的）指示精神，正式宣布成立東北抗日聯軍，並通過了東北抗日聯軍統一建制、建立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等文件，推舉趙尚志為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後來有人提出，南滿和吉東的領導同志沒有參加這次聯席擴大會議，因此成立的「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不能代表全東北，只能代表北滿。根據這個建議，「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在1937年曾改稱為「北滿抗日聯軍總司令部」，趙尚志仍然擔任總司令。不管是哪個總司令，由此已經奠定了趙尚志在東北抗聯歷史上不可動搖的地位。

對於趙尚志指揮部隊的戰略貢獻，1936年3月12日《中共駐東北代表給珠河黨團委及三軍負責同志信》中作出了高度評價：「三軍主力去年離開珠河游擊區，而向江北發展，這在目前來說，是最正確的軍事戰略，幾年來我軍舊遊擊區的活動，在時間上、地理上、兵力方面，都給敵人進攻的方便條件和目標，所以敵人進入游擊區從四面八方包圍我主力進行襲擊使我失去在游擊區內活動的優越條件。並且實行經濟封鎖政策，強迫實行並戶保甲制度。再說目前我黨在東北的戰略，還不在近期與敵人作決定最後的勝負，我們應當改變東北各地工作發展的不平衡狀況，動員抗日武裝力量，及做好大戰鬥的準備。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不必固守舊遊擊區，而應開闢新游擊區。一九三五年冬季討伐的寶貴經驗也說明，這種觀點是完全正確的。與其他許多部隊死守老游擊區而受損失，不如這些部隊進出敵人力量薄弱的新的地區去發展，這樣不僅不受損失，而且到處受到抗日山林隊及民眾的歡迎，部隊得到迅速的擴大。如果在經濟上，給養上不發生問題，那麼大家對三軍的這一經驗，不能忽視。」

趙尚志的領導風格凌厲，腳踏實地，對上級不盲從，並且能夠深入基層，與官兵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對部隊的改造能力很強。他目光遠大，一手創建了東北抗日聯軍政治軍事學校，自己親任校長，制定了各種紀律詳則，培養幹部，改造部隊，為建立由中共掌握的武裝費盡心血。在關於統一戰線的問題上，趙尚志與楊靖宇、周保中的靈活懷柔方式不同，主張以打促「統」，既要爭取，又不必太客氣。這種風格有利有弊。不少山林隊怯於趙尚志之嚴厲管理，又打不過，只好敬而遠之。日軍也掌握到了這一情況，提出了「不打山林隊，專打趙尚志」的口號，致使一批歸附的山林隊武裝又脫離了第3軍，有的乾脆投降了敵人。像在民間影響很大的謝文東、李華堂，主動率部來投趙尚志，共同組建了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部，推舉趙尚志任總指揮，李華堂任副總指揮，李兆麟任總政治部主任，謝文東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其中李華堂素有「奸老奮」之稱，但卻非常敬重趙尚志，願意把自己的第9軍歸趙尚志調遣打日本，這種敬重一直延續到了趙尚志犧牲後。而謝文東的投機心理更重，在趙尚志這裡撈到了名頭和實際的照應，卻又懼怕趙尚志的嚴格管理，後來就強烈要求歸周保中的第二路軍管轄，因此率領第8軍脫離了趙尚志系統。在周保中那裡，謝文東不但擁有了實際上的獨立領軍地位，甚至還混入了黨內。對於趙、李、謝三人的關係，後來就有了一句民謠：「奸老奮，傻老趙，謝文東瞎胡鬧。」

說到趙尚志的悲劇命運，就不能不首先與中共對東北抗日鬥爭的領導權相聯繫。在1935年以前，東北的黨組織和抗日隊伍都由中共滿洲省委領導，而滿洲省委又受中共中央領導。1933年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江西中央蘇區時，留下了上海中央局，繼續領導滿洲省委等其他省地方黨組織。從1934年春到1935年初，上海中央局先後4次遭到國民黨特工機關破壞，主要領導人相繼被捕，致使東北黨組織與中央完全斷絕了聯繫。在這種情況下，王明、康生主持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開始接手東北黨的指導工作。當時的滿洲省委代理書記為楊光華，是上海中央局派來的。由於上海中央局屢遭破壞，王明懷疑滿洲省委也有問題，便於1935年4月以「討論工作」為名將楊光華和滿洲省委主要負責人全部調去蘇聯，並命令將滿洲省委文件一律銷毀，留守省委機關的僅剩下一名代表。楊光華臨走時給東北各地黨組織發出了通知，要求他們遵循中央的指示，「自主的進行工作」。此後滿洲省委處於名存實亡狀態，直到1936年3月根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示正式停止工作。另外，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又通過駐海參崴的交通站，與吳平（即楊松，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到東北的巡視員）、李范五主持的中共吉東特委發生聯繫，通過吉東特委開始指導和領導東北黨的工作。同時轉告東北其他各地黨組織，「滿洲省委有姦細」，不得再與之發生聯繫。

這樣一來就有了很大的問題。由於山河阻隔，敵人圍困，聯繫困難，信息滯後，再加上時有領導人被捕叛變等錯綜複雜的因素，不可避免地給東北各黨組織間造成了關係混亂和相互誤解的消極後果。

1935年6月3日，王明，康生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給中共吉東特委負責人發出《給吉東負責同志的秘密信》（簡稱「六三指示信」），就關於東北如何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開展游擊戰爭、黨的建設、群眾工作等問題做出了一系列指示。當年秋天，趙尚志領導的抗聯第3軍和珠河中心縣委才接到了吉東特委派人送來的「六三指示信」。歷史地來看，該信強調了打破關門主義，實行全民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反日武裝共同抗日等方針，與不久後發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精神是一致的，突破了原來的「左傾」關門主義觀念，為進一步推動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同時，信中也有一些脫離東北抗日鬥爭實際的錯誤觀點，如「兵運工作第一」、「反滿抗日不並提」、「不公開反對歸大屯」、「等待大事變」等。趙尚志等人首先感到疑惑的是這封指示信不是從上級滿洲省委轉來的，而是來自平行的吉東特委。如果說要珠河中心縣委和第3軍遵照執行，就已明顯違背了組織原則；其次是信中的指示精神與原來的中央路線精神有較大改變，且有一些脫離東北鬥爭實際的錯誤觀點，難以執行。趙尚志等人當然也知道王明、康生是何許人也，故雖存有疑惑，但未敢貿然否定這封信。不過，趙尚志還是派人給吉東特委回了信，明確表示「六三指示信」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到了當年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撤銷滿洲省委，改以四大游擊區為中心成立南滿、東滿、吉東、松江四個省委。根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團的指示，吉東特委又給第3軍和珠河中心縣委發來了《吉東特委給珠河中心縣委及三軍負責同志的信》（簡稱「吉特補充信」）。信中再次強調了「六三指示信」的主要精神，也延續了其中的一些錯誤，如不將偽滿人員都看成是「日本的走狗」，「對他們的一般原則是聯合或中立，而決不是和他們打仗」；對敵人的「集團部落」、「歸大屯」之陰謀，不是公開阻止，而是要打進去，進行合法與半合法鬥爭等。隨信還轉來一封密信，指出滿洲省委有姦細，立即斷絕與其聯繫；東北黨組織變更為南滿、東滿、吉東、松江四個省委，原滿洲省委已無存在必要；原滿洲省委主要負責人已離開，現留守代表只是維持和各地關係，沒有任何指導政治組織問題的權力；不要把「六三指示信」送給滿洲省委等。

這兩封信到了北滿已經是1936年3月，真是一石激起衝天浪。本來趙尚志等人就對「六三指示信」存有懷疑，特別是對其中提出的「積蓄力量等待大事變到來」、「抗日反滿不並提」等口號比較反感，認為與東北的鬥爭形勢不適應，是「右傾」表現。這下又來個似乎是上級訓誡下級的「吉特補充信」，說什麼「滿洲省委有姦細」，到底搞得是哪一出？趙尚志等人不知道吉東特委來信實際出自於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因而認為吉東特委憑什麼教訓同級的珠河中心縣委和第3軍，甚至還提出了違反組織原則的解決上級滿洲省委的問題，他們有理由懷疑這些信件的真實性。趙尚志沒有理會吉東特委的信，於3月底率領第3軍5團、6團、少年連、保安營共300多人出發第一次西征。

為了搞清情況，珠河中心縣委派團縣委書記韓光去吉東特委接洽聯繫。韓光到了吉東見到特委代理書記李范五（此時吳平已返回莫斯科彙報工作），了解到吉東特委轉到北滿的幾封信是真的，中央代表也是真的。韓光很快寫了一封信要交通員帶給珠河中心縣委。他本來想多了解一些情況再返回珠河中心縣委報告，沒想到這時海參崴交通站點名通知，要吉東特委和珠河中心縣委的兩位團委書記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結果韓光只好奉命直接去了蘇聯，可北滿這邊還不知道此事。說來也巧，緊接著吉東特委就出事了。抗聯第4軍政治部主任羅英到吉東特委彙報工作，被人認出遭到日軍逮捕。羅英很快叛變，致使吉東特委被敵人破壞，特委組織部長孟涇清被捕犧牲。李范五率領吉東特委機關不得不緊急過境轉移去蘇聯遠東，因此切斷了與東北各地黨組織的聯繫。

珠河中心縣委接到韓光的信後，仍然疑惑未解，便想等韓光回來後再進一步詢問。然而韓光遲遲不歸，再無音訊，這時又得悉吉東特委遭到了破壞。珠河中心縣委感到情況複雜，問題嚴重。為慎重起見，他們派人到哈爾濱找滿洲省委聯繫，見到了光桿一個留守省委的團省委書記小駱。帶回來的消息更加驚人，說吉東可能有姦細，要珠河中心縣委和第3軍注意審查。此時已是1936年夏天，趙尚志率部結束西征返回了湯原。當他聽到從省委帶回來的消息後真是眼冒金星！吉東特委，北滿省委，到底誰是「姦細」？

偏偏就在這時候，從吉東又送來一封信，全稱為《中共駐東北代表給珠河中心縣委及三軍負責同志的信》（簡稱「中代信」）。原來在吉東特委遭到破壞後，已從莫斯科返回海參崴的吳平又組建了吉東臨時特委，調穆棱縣委書記宋一夫擔任臨時特委書記。為了指導北滿黨組織的工作，1936年3月，吳平以中央駐東北代表的身份寫了一封信（實際未經中央駐共產國際代團同意），通過吉東臨時特委轉到北滿。趙尚志等人看後更暈了，怎麼又冒出個「中央代表」？他們不知道，當初吳平是和魏拯民一道從蘇聯回國，因此南滿的楊靖宇和吉東的李范五、周保中都知道吳平的來歷，只有北滿的趙尚志、馮仲雲、李兆麟、張蘭生等領導人還蒙在鼓裡。

在「中代信」里，吳平闡述了與「吉特補充信」精神相一致的內容，除強調反日統一戰線，重複「抗日反滿不並提」、「不公開反對歸大屯」、「把槍插起來，保存實力，等待大事變」等主張外，還提出要改造北滿黨組織的問題，指示在南滿、東滿、吉東三特委分別改組為省委的同時，「對珠河的組織變更如下：(1)建立松江省委」「建議以李兆麟同志或依蘭縣委書記李成林同志擔任書記」(2)成立哈東特委，建議由馮同志(指馮仲雲)任特委書記」，「哈東特委受松江省委領導」等。

對於突然冒出來的「中代信」，趙尚志等人既一頭霧水，又不能不懷疑：吉東特委這邊如此異常情況連連，難道真的出了「姦細」？對於一系列真真假假的消息，已經撤到湯原的珠河中心縣委和第3軍等部隊應該何去何從？由於北滿與中央斷絕聯繫已經一年多，而滿洲省委和吉東特委傳來的消息又互相矛盾，與原來的中央指示反差也比較大，加上錯綜複雜的鬥爭環境，日寇叛徒無時不覬覦的破壞行為，北滿領導人不能不坐下來進行共同研究，以確定今後的鬥爭方向。

1936年9月18日，在湯原縣四塊石第3軍被服廠召開了珠河、湯原兩個中心縣委與第3軍、第6軍聯席會議（史稱「珠湯聯席會議」）。參加者有珠河中心縣委書記張蘭生、宣傳部長馮仲雲、團委代理書記朱新陽，湯原中心縣委書記白江緒，第3軍軍長趙尚志、1師政治部主任李福林、3師政治部主任許亨植，第6軍軍長夏雲傑、軍部秘書長黃吟秋等人。李兆麟沒有參加這次會議。

會上進行了激烈辯論。馮仲雲認為「六三指示信」是正確的，而「吉特補充信」和「中代信」卻「差不多是投降了」。趙尚志認為「六三指示信」大部分正確，但「沒有提出反抗的出路和鬥爭的出路來」，「吉特補充信」和「中代信」則屬於單純退守政策。朱新陽提出幾封信的總的路線並沒有問題，但在具體的策略運用上「總使人的感覺容易走向右傾」。經過3天的聯席會議，討論了政治、軍事、組織等方面的重大問題，確定了今後的工作方針和策略，並通過了相關決議草案。總的思路是根據趙尚志等人的主張，採取進攻策略，「向新區開展，向日滿統治環節薄弱的隙縫中突擊」，以出奇制勝的游擊戰術來打擊敵人，反對「右傾」退讓的主張。關於組織上，決定在滿洲省委和吉東特委的關係問題沒有弄清楚之前，按照楊光華臨去蘇聯前指示的各地方黨組織「自主的進行工作」之方針，不建立松江省委，而是暫時成立中共北滿臨時省委，「自己找上級關係」。

根據會議決議成立了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由馮仲雲任書記，李福林任組織部長，張蘭生任宣傳部長，白江緒任職工部長，夏雲傑任軍事部長，朱新陽任青年部長。並選舉產生了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執行委員會，趙尚志任執委主席，馮仲雲、李福林、張蘭生等人為常委。中共北滿臨時省委下轄哈東特委、下江特委，抗聯第3、6軍黨委以及第9、11軍黨的組織。或許是出於對「中代信」中提出由李兆麟（依蘭縣委書記李成林此時已犧牲）擔任松江省委書記的懷疑和警惕，在這次聯席會議上李兆麟雖然被選為臨時省委執行委員會委員，但不是常委，也沒有擔任臨時省委中的重要職務。會後，北滿臨時省委即派省執委委員朱新陽過境赴蘇聯，去莫斯科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彙報工作，並求證吉東特委轉來幾封信的真假。

會議結束後，趙尚志指揮部隊繼續西征，開闢新區，牽制和調動敵人。而在吉東的周保中接到了北滿臨時省委送來的文件，感到問題嚴重。他很清楚吉東特委和中央駐東北代表的事情，在組織關係上並無問題。而北滿對於上級的領導予以否認，這問題可就大了。因此，周保中給馮仲雲、趙尚志寫信，解釋其中的原因，並要求吉東和北滿的領導同志應儘快面談澄清誤會。然而由於鬥爭形勢的緊張，致使兩區領導遲遲未能見面。在此期間雙方仍通過交通傳送信件往來，由於書信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個別措辭不當還容易引起誤會，雙方漸漸開始了論戰。1936年12月，吉東特委給北滿臨時省委轉發了補充文件《中共新政策路線》（簡稱「新政策路線信」），信中再次提出「抗日反滿不並提」的錯誤主張，又加劇了北滿和吉東間的矛盾。起初是北滿認為「六三指示信」等幾封信都有「右傾」觀點，要吉東注意。吉東則反駁說那是代表中央的指示，組織上毫無問題，能指責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右傾」嗎？不久後共產國際七大的文件傳到了北滿，這下與王明、康生、「中央代表」的關係便已清楚了。北滿只好轉變了態度，承認在組織上沒有問題，但「吉特補充信」和「中代信」卻曲解了「六三指示信」的精神，而且不了解東北的實際鬥爭情況，犯了比較嚴重的「右傾」錯誤。吉東也不甘示弱，指責北滿違反中央路線，犯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就這樣，雙方你來我往，從大的組織路線到東北抗日鬥爭中一些具體策略問題進行爭論，互相扣帽子，誰也說服不了誰。

在雙方的論戰中，趙尚志的態度很鮮明，有些反對意見措辭比較激烈，如認為不能消極「等待大事變」；「抗日反滿不並提」是敵我不分；勸群眾歸大屯，不讓破壞歸大屯，客觀上幫助了敵人，割斷了抗聯和群眾的關係等。周保中對趙尚志很不滿，指責其「反對王明、康生，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鬧小派別的非組織活動」。在此期間李兆麟的態度出現了動搖，他於1937年3月初寫信給北滿臨時省委，認為「珠湯聯席會議關於組織問題決議，否認中央代表來信是錯誤的……總的國際路線是毫無錯誤的」，要求省委應「發出文件來糾正這一錯誤」。當時由於李兆麟在松花江南第6軍指揮作戰，趙尚志、馮仲雲也未能與李兆麟進行充分溝通。

為了解決上述爭論的問題，1937年6月28日至7月中旬，在北滿臨時省委機關駐地巴蘭河上游東岔河東岸張木營子附近的抗聯第6軍被服廠，召開了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臨時省委執委主席、北滿抗日聯軍總司令、第3軍軍長趙尚志，臨時省委書記馮仲雲，臨時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張蘭生，臨時省委常委、職工部長白江緒，臨時省委執行委員、北滿抗日聯軍總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珠河地方黨組織代表魏長魁，湯原地方黨組織代表楊同志（即宋乃鎮、後改名張福林），第6軍軍長戴鴻賓、軍秘書長黃吟秋、4師政治部主任吳玉光，第3軍1師政治部主任許亨植，團省委書記黃成植等。中共吉東省委（由吉東特委撤銷後的道北特委為基礎成立）委員、第5軍軍長周保中應邀參加會議，記錄員為第3軍政治部宣傳科長於保合、第6軍政治部宣傳科長徐文彬。會議由馮仲雲主持。

這是一次東北抗聯歷史上的重要會議，北滿、吉東的許多重量級人物第一次坐到了一起。不出所料，會上發生了嚴重爭論。趙尚志堅持「珠湯聯席會議」決議，認為王明和康生的「六三指示信」有「右傾」觀點，已經落後於客觀形勢。而「吉特補充信」、「中代信」又加劇了「右傾」錯誤，不能執行。周保中認為王明、康生是黨中央代表，反對王明、康生，就是反對黨中央。馮仲雲在思想上贊成趙尚志的主張，但在組織上又不能不擁護中央，因此猶豫再三後表示不能反王、康，錯了也不能反。許亨植態度鮮明，認為「抗日反滿不並提」是錯誤的，與中央路線不一樣，王明、康生不能代表中央。李兆麟本來是和周保中一同從江南過來的，二人已在主要問題上達成了基本共識。然而或許是憚於趙尚志的威勢，李兆麟開始一直沒有發言，到了後來才表示，「抗日反滿不並提」不是中央提出來的口號，不能執行。同時也同意周保中提出的組織原則問題，不能反對王明、康生的指示信。

與會者分成了兩派，許亨植、吳玉光、魏長魁、黃成植、於保合、徐文彬等人支持趙尚志的意見，張蘭生、白江緒等基本同意馮仲雲、李兆麟的意見。周保中雖然反對趙尚志，但他並不是北滿的人，起不了決定作用。會議期間趙尚志充分發揮了凌厲的辯才，氣勢咄咄逼人，完全主導了會議走向。在後來被稱為「尚志同志揮起拳頭一兩點鐘的一席話」威壓下，李兆麟不得不低頭俯首，一言不發。趙尚志惱於馮仲雲腳踏兩隻船的態度，因此對他進行了激烈抨擊。最後，老實的馮仲雲流下了眼淚。

經過十多天爭論後，會議形成了決議案，總體上仍然肯定了「六三指示信」，同時認為「珠湯聯席會議」決議也是正確的，因為當時工作的重點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因此在工作上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和效果，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顯然，決議案主要體現了趙尚志的主張，同時也留有了餘地。周保是帶著非常不滿的情緒走的，臨走之前交給馮仲雲同志一份由他起草的《吉東省委和北滿省委的聯合通告》，宣布：「這次會議在吉東省委代表的幫助下，中共北滿省委一致同意執行王明、康生指示信。今後兩省省委在抗日鬥爭中團結互助進行協商，為忠實執行王明、康生指示信而努力奮鬥！」趙尚志對這種強加於人的做法非常生氣，還斥責了馮仲雲。由於無法統一思想，這次會議沒能實現吉東和北滿「一致團結起來」的願望，雙方的分歧繼續存在。會議後期還進行了組織調整，馮仲雲被指責犯「調和錯誤」撤掉了省委書記職務，由張蘭生接任，馮仲雲改任宣傳部長。趙尚志對李兆麟的動搖比較生氣，決定將他從兼第6軍政治委員任上調到第3軍兼任政治部主任，可以放到身邊掌握。馮仲雲儘管在會議上沒有完全支持趙尚志，可他主要是不願看到北滿和吉東黨的分裂，仍然是個與人為善的好同志，在組織原則上並沒有什麼錯誤。趙尚志對馮仲雲的指責太過了，撤掉馮仲雲的北滿臨時省委書記職務，這一嚴重後果在不久的將來就充分顯現出來了。

對於李兆麟在會議上的表現，周保中很是不滿。他在後來給北滿臨時省委執行委員、抗聯第3軍4師政治部主任金策的信中寫道：「去年此時北滿擴大會議，壽篯初則一言不發，完全改變在江南時的堂皇正大，象（像）真是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對於有傾向問題及有傾向同志的批評半吐半吞的尾巴主義。會議以後，完全調和做了尾巴。因此去年此時北滿會議原則性的一線曙光，又完全黑暗，而被某個別同志一手全改，影響到江南江北的全般工作，張壽篯同志首先有責任。」

周保中所說的「有傾向同志」、「某個別同志」即指趙尚志。他認為趙尚志在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擴大會議上一手遮天，威逼同志，排斥了正確意見，致使北滿的錯誤得以延續。而李兆麟沒有勇氣與趙尚志做鬥爭，成了「半吐半吞的尾巴主義（意為跟從、搖擺）」。會後又服從於趙尚志，「完全調和做了尾巴」，應對造成錯誤負有重要責任。

由於北滿與吉東黨組織之間起了爭論，對於真真假假的消息難以辨別，因此非常需要上級的仲裁。「珠湯聯席會議」後北滿臨時省委派朱新陽赴蘇聯找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彙報工作，就是為了這個重要原因。朱新陽後來被蘇方送到莫斯科，見到了王明、康生，了解了此前一系列給北滿指示信的原委。王明在聽取彙報後，當即批評了「珠湯聯席會議」決議，指責北滿臨時省委「不懂統一戰線」、「左傾浮誇」、「無組織無紀律」、「與我們的路線完全不同」等。對於趙尚志本人，王明更沒好話，扣上一堆「個人英雄主義」、「游擊的經驗」、「硬幹」、「對革命的冷熱症」等帽子。朱新陽被罵得傻了眼，越想越糊塗，不知道北滿黨錯在哪裡。幾個月後，康生來找朱新陽，要他準備回國解決北滿的問題，並問他能不能說服趙尚志。朱新陽知道，王明提出的一些觀點趙尚志根本就不同意，他回去也是白回去。因此提出是自己一個人回去還是再派同志一起回去。康生說就他一個人。朱新陽只好表示自己說服不了趙尚志。康生沒再說什麼，轉身就走了。不久，王明決定撤銷朱新陽的職務，送他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事後卻連信也沒有給北滿通一個。而北滿那邊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回朱新陽人來，其著急上火可以想見。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從蘇聯啟程回國，就不再管東北抗聯的事了，也沒有任何後續聯繫的指示。從此抗聯各部與上級的聯繫完全中斷，只能獨立開展鬥爭，幾萬忠誠的抗聯將士被置於群敵圍剿，呼天不應，呼地不靈的悲壯境地中。歷史事實證明，王明、康生插手東北黨的指導工作，推行錯誤路線，首先把滿洲省委搞垮，使東北各黨組織失去統一領導；接著又在吉東、北滿、南滿黨和軍隊間製造了許多矛盾，使得大敵當前之際東北黨仍在不斷內耗，嚴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1938年以後東北抗日聯軍遭受巨大打擊和損失，固然有敵人力量過於強大的一面，而自己內部的鬥爭和分裂也是重要原因，這是不能迴避的。

面對越來越艱難殘酷的鬥爭環境，趙尚志並不氣餒，他多次率部遠征，力圖開闢新區，擴大基礎。中日開始全面戰爭後，趙尚志判斷東北抗戰將會進入最艱苦階段，必須作長遠打算。此前他就曾派第3軍1師師長劉海濤過境赴蘇聯，希望商談解決兵工廠、被服廠、醫院及電台設備等援助問題。然而劉海濤一去不返。1937年11月26日，趙尚志又給蘇聯遠東軍司令布留赫爾元帥寫了一封信，派交通送往蘇聯。趙尚志在黃埔軍校時曾與化名加侖的蘇聯軍事總顧問布留赫爾有過一面之緣，故希望能聯繫上。在信中趙尚志向蘇方提出幫助接濟彈藥、培訓人員和打通與中共中央的聯繫等要求。到了12月中旬，曾過界進入蘇聯的抗聯第6軍2師代理師長陳紹賓回來了，意外地捎回口信說，蘇聯遠東軍區一個叫海洛的將軍傳話：蘇聯很快就要對日宣戰，蘇軍領導人沃（伏）羅希洛夫元帥邀請東北抗聯的主要將領赴蘇共商對日作戰大計。

趙尚志聞訊後大喜，要知道此前東北抗聯曾通過各種渠道向蘇方尋求援助，但都無結果，從來沒有這樣主動明確的信息。趙尚志估計，可能是他寫給布留赫爾元帥的信起了作用，故對這個口信並不懷疑。據此北滿臨時省委在依蘭縣楊家溝召開緊急會議，研究赴蘇聯談判求援之事，趙尚志也從湯原前線趕回來參加會議。過境去蘇聯談判當無疑議，問題就是派誰去合適。開始趙尚志提議讓李兆麟去，因為他既是北滿抗日聯軍總政治部主任，又能言善辯，擅長外交，各方面都合適。但李兆麟認為趙尚志是總司令，不親自去的話恐怕會讓蘇方懷疑抗聯方面的誠意。趙尚志顧慮日軍正在展開「討伐」，作戰任務重，不能長期脫離指揮崗位。李兆麟又說你去了能拍板，估計用不了多少時間。如果去的人不合適，當不了家，需要來回請示彙報，浪費的時間可能更多。北滿臨時省委經過慎重考慮，最終形成決議，決定委派趙尚志前往蘇聯談判求援。

1938年1月，趙尚志從佛山縣公義勇屯越過黑龍江踏上了蘇聯的國土。出乎意料的是，蘇方卻矢口否認曾對抗聯的人發出過邀請一事，趙尚志屬於非法越境者，被直接關起來進行審查。趙尚志百口莫辯，一下就被關了16個月。

北滿這邊按照趙尚志臨走前的約定，一個月後要派部隊到黑龍江邊迎接，並把蘇方支援的各種物資運回遊擊區。因此，李兆麟和第6軍軍長戴鴻賓分別指揮第3軍、第6軍各一部出擊攻打邊境地區的敵人據點，準備配合和迎接趙尚志回國。由於與優勢日軍遭遇，遭敵追擊，戴鴻賓和第3軍蔡近葵、李振遠兩位師長率領500餘騎兵不得不過境退往蘇聯。本來他們是想順便爭取蘇聯軍援並醫治傷員，接趙尚志回國，不料一過境就被蘇軍繳械。戴鴻賓提出率隊返回東北，但蘇方擔心引起日蘇糾紛而不許。戴鴻賓又要求去見趙尚志，於是被送到伯力，與趙尚志及過境到蘇聯尋求支援的抗聯第11軍軍長祁致中等人關押在一起。而蔡近葵、李振遠等500餘官兵被蘇方遣送到了新疆，交給了當時親蘇的新疆軍閥盛世才。

這下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在東北抗日鬥爭進入緊要關頭之際，北滿抗聯總司令和兩位軍長不明不白被扣在了蘇聯，還搭進去部分精銳部隊，造成了北滿黨和軍隊核心領導層的重大損失，直接導致1938年後北滿抗日運動陷入低潮的嚴重後果。用第3軍3師政治部主任侯啟剛的話來說：「尚志走後北滿黨就沒有了形成以一個人為中心的權威領導者。」

對於趙尚志為什麼會過境被扣這件事，一直沒有明確清晰的解釋，流傳了王明、康生授意說，日寇陰謀說，北滿黨內訌說，蘇聯方面配合說等，成為了一個歷史之謎。可以明確的事實是，捎回口信的陳紹賓此前就被敵人逮捕過，此後又投降了敵人，被證明是個不折不扣的叛徒姦細。而趙尚志被扣後北滿黨內突然掀起的反對趙尚志的反「傾向」鬥爭，以及蘇方明知趙尚志身份但卻長期對其不理不問的態度，也不能不讓人有所聯想。總之，在這一事件上，前後環節實在是過於詭異，巧的不能再巧了，太像一出陰謀。

另外還有一個明顯可以的佐證事情。就在趙尚志過境被扣不久，周保中也越界到了蘇聯，通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交通站與蘇方取得聯繫，提出要求與中共中央聯絡。一個月零四天後，周保中得到答覆：王明、康生已於1937年底回國，國共兩黨開始了第二次合作。奇怪的是，蘇方並沒有把周保中也同樣當作「非法越境者」扣留，而是任其自由回國。周保中回國後不久，在回駐地的途中遭到了日偽軍追捕，周保中在激戰中落馬，好不容易方才脫險。後來查明，是姦細陳紹賓、劉海龍向敵人泄密所致，吉東省委由此向黨內和軍內通報不得再與陳紹賓發生任何關係。由此可見，陳紹賓的姦細作用是明顯的，趙尚志被扣與他直接有關。而蘇聯方面與陳紹賓有沒有關係卻是個謎，為什麼只扣趙尚志不扣周保中也是個謎，對趙尚志不殺不交不理不睬的態度更是個謎。這謎實在是太多了。

下面就到了本文的一個高潮時刻。1938年2月9日，北滿臨時省委收到了一份意見書，全名為《XXX同志給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的意見書》。XXX同志代表的是誰呢？張壽篯，也就是李兆麟。後來李兆麟成為了著名抗日英烈，一些著作和文章在引用該意見書時就不得不以XXX代稱。這份意見書全文達到7000多字，距趙尚志赴蘇不過一個月就出台了，想必李兆麟是在處理軍政事務之餘爭分奪秒加緊開工才趕出來的。

意見書中對趙尚志大加撻伐，用激烈的言詞進行了連篇指責：

「（珠河中心縣委與趙尚志的分歧、糾紛）主要還是尚志輕視與反對珠黨領導的結果」。

「中心縣委與趙尚志曲解『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這一右傾曲解，不但在工作發生很大損失，同時給『左』傾關門主義以抬頭的機會」。

「珠湯聯席會議，『左』傾分子，乘黨的上級關係不密切，……開始進行反黨活動，否認中代來信」。

「（省執委擴大會）決議又被『左』傾分子御用了。會議以後繼續與吉東黨尋釁糾紛」「趙尚志由一九三五年秋就完全露出他一貫半脫拉（托洛）斯基主義系統化的思想」。

「尚志同志的思想有一貫分裂黨一致性的危險性，他自己以為自己什麼事都懂得，經常採用直接了得（當）的簡單方法去解決革命複雜問題」。

「就連黨內的民主集中制，被趙尚志同志看作是一條壞麻（抹）布一樣」。

「現在我認為趙尚志同志不簡單是傾向上的錯誤，根據許多鐵的事實告訴我們：他已經是反共產黨的陰謀家了，他已經作出許多小組織的反黨行為，他已經用手段，甚而恐怖手段來對黨的光明旗幟」。

「我提出這個意見書，堅決要求諸同志研究批准，馬上毫不（猶豫）開展這一鬥爭，這是目前鞏固黨的先決條件，成千上萬的英勇布爾什維克會在這一鬥爭中一致團結的」。

……

又是一石激起衝天浪！李兆麟在意見書中如此激烈的反趙態度，與他平時之表現簡直判若兩人。趙、李二人共事相處多年，不可謂不互相了解。趙尚志領導風格凌厲，說一不二，在部隊中威望最高。李兆麟雖然在指揮作戰和能服眾上不如趙尚志，但他工作細緻，能深入群眾，也獲得了不少人的愛戴。在趙尚志面前，李兆麟向來是積極擁護密切協作，即使有意見分歧最後也都會服從於趙尚志。這次李兆麟來了一個狠的，除了真正的工作上的分歧外，恐怕也不能不帶有長期遭到壓制的泄憤情緒吧。

這份意見書在北滿黨內引起軒然大波。不少擁護趙尚志的幹部紛紛提出了質疑。關鍵時刻，取代馮仲雲擔任北滿臨時省委書記的張蘭生堅決支持了李兆麟。2月20日，張蘭生和李兆麟聯名給北滿各軍、師黨委及軍政負責同志發出公開信，大量重複了意見書中的內容，批評珠湯聯席會議決議不承認「中代信」是完全錯誤的，號召「北滿黨轉變到中央路線來」，同趙尚志及其追隨者的「左傾」關門主義作不調和的鬥爭。可惜馮仲雲此時已不在省委主要領導職務上，否則以他一貫團結同志的工作作風，當不會同意採取這種背後放暗箭的機會主義鬥爭方式。

5月1日，在湯旺河谷南岔密營召開了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第七次常委會，不是常委的李兆麟列席會議。張蘭生在會上作了近3萬字的報告，通過決議肯定了「六三指示信」是「偉大，正確的」，給趙尚志扣上了一堆大帽子，號召北滿黨和軍隊「徹底擁護和執行中央策略路線，堅決反對『珠湯中心縣委、三六軍常委聯席會議』之反黨的『左傾』關門主義路線。5月20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給中央寫了報告，其中提出：「趙尚志同志已到你們處，我們現已撤銷其軍長責任，黨內的處罰由你們決定，我們認為他不必回來，回來對工作有損失，設如你們認為可以回來，那麼你們得給我們辦法的指示。」

在張蘭生、李兆麟的主持下，北滿省委已認為趙尚志「不必回來，回來對工作有損失」了。能說出如此決絕之言，顯然已經知道趙尚志現被長期扣押，不能回來的事實。聯想到李兆麟提出意見書的時間之巧，整個事件的環節一串不能不令人心中一寒。更有甚者，李兆麟在給下江特委領導和第6軍幹部的信中，已公然指稱趙尚志過蘇聯是「逃跑」，要揭穿這個罪狀。趙尚志為什麼要過境去蘇聯，李兆麟難道不是最清楚的當事人之一嗎？何至如此？

不久後又召開了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第八次常委會，對所謂「左傾」關門主義路線人員作了組織處理。趙尚志被撤銷北滿抗日聯軍總司令、省執委主席、第3軍軍長等一系列職務，在總司令部工作與趙尚志關係親近的陳雷、於保合、李在德、劉鳳陽等人，支持、擁護趙尚志的第9軍政治部主任許亨植、下江特委書記黃成植等幹部也相繼被撤職、調職甚至開除黨藉。先後受到處分的重要領導幹部有幾十人，其中師級以上幹部25人，嚴重傷害了這些同志的感情。在日軍對抗聯的「討伐」封鎖、「集團部落」等陰謀不斷加劇，大敵當前之際，北滿黨和軍隊卻陷於鬥爭內耗之中，一批優秀的軍政領導幹部離開了原來的崗位，嚴重削弱了黨和軍隊的戰鬥力，成為了北滿鬥爭形勢急轉直下的重要原因。

比較有意思的是周保中的態度。他在得知北滿開展對趙尚志及其追隨者的批判後，先後寫了多封信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周保中給張壽篯、金策及北滿臨時省委各負責同志的信》中說：「親愛的同志們！我們不客氣的向你們提出批評意見。你們反『左傾』關門主義，肅清黨內傾向，這是對的，是值得歡迎的。只可惜，在尚志同志和六軍軍事重要負責同志離去北滿以後，你們才『有組織』的號召反『左傾』關門主義。你們很容易把反傾鬥爭和個別人的問題混合起來，或者把傾向性與個別人完全脫離。這樣一來，最易陷入雖然口口聲聲不離原則，實際上是傾向反傾向、人反對人、派別反對派別……」

周保中在給金策的信中具體談了對李兆麟的看法：「首先是三軍軍事負責主要幹部尚志同志的遠走，使全軍缺乏集中的有系統的領導。而我聽說壽篯同志於最近在尚志『遠征』之後，在北滿黨組織發出什麼反左傾通知，並曾由侯啟剛同志轉達宋一夫吉東省委援助，一致起來展開黨內反傾向鬥爭。壽篯同志這種表現，在我個人認定是極危險而冒昧無知可恥的行動。」

「現在是革命——東北游擊運動處在極端嚴重的時候。而我黨所領導的骨幹軍——三軍正需要全力來圖謀鞏固，即使我們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也得要保持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力量，絕不能使全部革命力量成問題，也得要保持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力量，絕不能使全部革命力量成問題。尚志同志『遠征』，壽篯同志不能便認為這是反左傾的機會。這是（樣）的觀點和這樣的簡單做法，能夠會幫助了我們的死敵——日賊法西斯蒂。」

「應該怎樣做才對呢？首先應該盡一切可能保持北滿組織的整個性，把一切同志團結在黨組織正確的原則立場上，個人行動問題和個別傾向問題，應該依照緊急鬥爭形勢，按黨的原則性來解決。首先要顧（全）無論任何問題解決必須使黨更加有力，要把黨對聯軍領導特別是對三軍的鞏固提到第一位，同時應該提出目前游擊鬥爭的各種具體必樣（要）辦法。壽篯同志江南江北走，並未著眼到這一點，象（像）政客式的『搖旗吶喊』、『清淡』，這可算吾黨之不幸！」

顯然，周保中對李兆麟在趙尚志過境蘇聯後才提出意見書，並在北滿黨和軍隊中掀起所謂反「傾向」鬥爭非常不屑。聯繫到「去年此時北滿擴大會議，壽篯初則一言不發，完全改變在江南時的堂皇正大，象（像）真是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對於有傾向問題及有傾向同志的批評半吐半吞的尾巴主義。會議以後，完全調和做了尾巴」，李兆麟可以說完全露出了一副兩面派的嘴臉。從後果上看，這次所謂的反「傾向」鬥爭實際上是「幫助了我們的死敵——日賊法西斯蒂」。李兆麟並未在東北抗日鬥爭進入嚴重困難關頭時加強北滿黨和軍隊的團結一致對敵，卻「象（像）政客式的『搖旗吶喊』、『清淡』，這可算吾黨之不幸！」周保中的批評可謂是一針見血！

無獨有偶。在下江領導第3軍4師戰鬥的金策幾個月後才看到了李兆麟的意見書和張蘭生、李兆麟的聯名信。他非常著急，擔心北滿黨和軍隊的分裂，因此在寶清縣密營里奮筆寫就了自己的意見書，提出：「為什麼尚志同志在此的時候不提出來呢？是因為尚志同志的恐怖手段，因為『怕姦細的名詞』而屈服和調和，這種調和與機會主義鬥爭方式，不但不能克服與糾正不正確的傾向，而且幫助了這種傾向，使黨及聯軍內部造成更大的分裂。」「壽篯同志應該毫不掩飾承認這一機會主義鬥爭方式的錯誤，自己處處注意轉變。不僅是壽篯同志，北滿黨許多主要幹部同樣亦有這樣錯誤，亦應當注意改正的。」對於趙尚志的問題，有的錯誤「全部推上趙尚志同志身上是不合乎當時實際環境」。

可以看出，金策明確不同意李兆麟這種北後下刀子的「機會主義「做法。同時，金策表示李兆麟意見書中有的事實也是不能抹殺的，對於東北抗日運動是極大的妨害，「（有）把北滿反日游擊運動分裂挫折的可能」。因此，金策贊成「應該而且立刻開展兩條戰線鬥爭，無情地以布爾什維克鬥爭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面鬥爭。」顯然，金策之意見的重點在於鬥爭方法問題，主張用符合黨的原則的方法去進行鬥爭。

1938年8月下旬，金策拖著在戰鬥中受傷未愈的腿動身出發，經過艱難跋涉到湯旺河谷找到了北滿臨時省委。金策與張蘭生、李兆麟進行了深入探討，講出了自己的意見。北滿臨時省委在充分聽取了金策的意見後，公開發表了金策的意見書，並加上了按語：「省委鄭重的仔細研究了金策同志各種意見，完全同意金策同志各種意見！」

對於李兆麟來說，當初在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擴大會議前後的「調和主義」也確實成了他的心病。為了爭取主動，在北滿臨時省委第七次常委會後，他就寫了一封公開信檢討，即《張壽篯同志關於附會「左」傾關門主義的幾個嚴重錯誤致全黨的一封信》，其中表示：「在執擴會以後，因為我個人小資產階級精神的存（在），我自己在工作上雖然保持自己應進行的工作，但是在精神上是苦悶的，因我黨鬥爭的孤立，北省調和，吉東代表調和，自己就異常恐怖……姦細名詞到自己頭上，感（覺）必須中央來人才能解決路線問題，小資產階級的渺小、柔弱、動搖、可恥，缺點就在這裡，因之我就在許多『左』傾分子的反黨信件上，簽了許多我的名。」

李兆麟在檢討的同時還把吉東代表（即指周保中）也拉進去了，意思是既然大家在趙尚志面前都「調和」，那我也不得不「調和」。這就難怪周保中前邊會痛快淋漓地發泄了對他的不滿和不屑。

進入1938年後，日軍對東北抗聯加緊了全面封鎖和「討伐」，戰鬥接連不斷，鬥爭環境日益殘酷。趙尚志過境被扣後，抗聯第3軍連遭挫折，部隊傷亡、逃亡、叛變嚴重。趙尚志走的時候第3軍已發展到10個師6000餘人，其中基本隊伍1500餘人。短短半年時間，就已減員達三分之二，不得不縮編為4個師和1個警衛團。危急關頭，北滿臨時省委於1938年6月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第3、6、9、11軍分批向西北部的黑嫩平原地區實施大規模戰略遠征。7月至8月間，魏長魁、常有鈞、郭鐵堅、馮治剛、張傳福、王鈞、王明貴、陳雷、金策等主要將領分別率領部隊陸續西征。為配合主力西征，李兆麟率領第6軍司令部仍在下江地區活動，牽制敵人及接應被打散的部隊。這次西征非常壯烈，犧牲了不少優秀幹部，但在敵人薄弱處開闢了新區，擴大了游擊範圍，使北滿部隊贏得了與優勢敵人周旋的更廣闊的空間。不能不說，此前趙尚志親自指揮的數次西征也正是著眼於此，顯示了其過人的戰略眼光。如果他不是過境被扣，北滿黨和軍隊不是陷於內部鬥爭中，而是抓住1938年上半年敵人加強封鎖和「討伐」前的空間再次以主力西征，應能早些打開局面，部隊也不會受到那麼大的損失。

由於金策等人的意見，加上周保中也提出「糾正錯誤不能陷於個別同志對待個別同志，要追究省委本身的責任」等意見，1939年1月，召開了北滿臨時省委第九次常委會。會議在批評「左傾關」門主義路線，肯定李兆麟的意見書起到了轉變北滿黨的路線重要作用的同時，也批評李兆麟在趙尚志走後才提出意見書是「機會主義」鬥爭方式。會上李兆麟、張蘭生對自己的「機會主義」鬥爭方式作了檢查。此後，北滿臨時省委領導人也陸續隨部隊西征。4月中旬，在通河召開了北滿臨時省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會。會上通過了《「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政治責任與嚴整黨內鐵的紀律》決議，並給予李兆麟和張蘭生處分，張蘭生被免去北滿臨時省委書記一職。同時決定成立新的中共北滿省委員會，不要「臨時」了，選舉金策、李兆麟、馮仲雲三人組織新省委常委會，金策擔任省委書記，李兆麟擔任組織部長，馮仲雲擔任宣傳部長。直到此時，這場延續了一年多的反「傾向」鬥爭才告一段落。

這次全會還決定取消北滿抗日聯軍總司令部，以第3、6、9、11軍正式成立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路軍，設立第三路軍總指揮部，李兆麟為總指揮，李華堂為副總指揮，許亨植為總參謀長。另由許亨植兼任第3軍軍長，張蘭生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兼任第6軍軍長，馮仲雲任政治部主任。此後，抗聯第三路軍在李兆麟、金策、馮仲雲、許亨植等領導下縱橫黑嫩平原，在西荒大地上搞得熱火朝天，成為了已全面進入低潮的東北抗日鬥爭中的一個難得亮點。

就在北滿臨時省委召開執委會第二次全會之後，趙尚志等人被放出來了。由於蘇聯和日本間爆發了諾門罕衝突，蘇聯的對外戰略發生變化，轉而對東北抗聯採取扶持政策，希望他們能牽制東北日軍，減輕蘇聯的壓力。趙尚志等人獲釋後，蘇方解釋這純屬誤會，並向他轉達了共產國際決定，任命趙尚志為東北抗聯總司令，雙方今後繼續保持聯繫，蘇方將給予大力援助。離開東北16個月，無法了解那邊的鬥爭情況，給蘇方寫了多少信也沒迴音，趙尚志都快急瘋了，早已歸心似箭。趙尚志將在蘇聯的抗聯人員100多人組織起來，編成了一支精幹的隊伍。1939年6月底，趙尚志和戴鴻賓、祁致中率隊越境回國。

趙尚志首先指揮隊伍攻佔了烏拉嘎金礦，繳獲了不少物質。然而由於祁致中在戰鬥中表現不好，不服從命令，轉移途中還說怪話，情況陸續都被反映了上去。趙尚志等人覺得問題嚴重，就召開支委會進行研究。戴鴻賓、陳雷、於保合、劉鳳陽、李在德、韓相根等人都參加了會議，認為對出身於山林隊的祁致中不摸底，他現在這個樣子，感覺很危險。當時抗聯部隊叛變嚴重，包括許多高級將領，如第8軍軍長謝文東、副軍長滕松柏和全部7名師長，第二路軍政治部主任宋一夫，第3軍2師師長蘭志淵，第9軍參謀長洪喜波、1師師長郭成（不久還有第9軍軍長李華堂）等，轉過頭來就開始害自己人，那是血淋淋般殘酷！因為上述對敵鬥爭原因，加上沒有環境對祁致中進行冷處理搞清問題，故經過支委會討論後，一致決定處死祁致中，並開除他的黨藉。就這樣，第11軍軍長祁致中遭到了錯誤殺害。在這件事情上，趙尚志負有領導上的責任，但在組織原則上並沒有什麼問題。當時誰也想不到的是，祁致中之死竟然成為了趙尚志噩運的導火索。

趙尚志率隊一路南行展開小規模游擊戰，到了9月時到達湯原縣馬把頭地區。在此期間他已了解到了一些自己過境後北滿發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憤懣和不解。於是趙尚志把司令部建在了這裡，分兵把人都撒出去作戰和偵察，並寫信給北滿省委書記金策，要求召集北滿各黨組織和部隊負責人來他處開會，商討東北抗日鬥爭的重要問題。金策接到趙尚志的信後很高興，由於當時馮仲雲已越境去蘇聯尋求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溝通情況並打探趙尚志的消息，金策便對省委其他領導人展開了說服推動。李兆麟是前次倒趙的主要當事人，有一定思想包袱。但在金策的說服下，也轉變態度擁護中央（他們認為來自共產國際的任命也必定是中共中央的任命）對趙尚志的任命，擁護趙尚志的領導。這樣，北滿黨委和第三路軍總部便都表態擁護趙尚志。就在北滿省委領導人準備動身去趙尚志處開會之際，兩個不速之客來了，整個事情就來了個180度大翻轉。

來的人是戴鴻賓和陳紹賓。戴鴻賓奉趙尚志的命令帶部隊出去襲擊敵人，打了敗仗，隊伍散了，他也在戰鬥中負傷，只好找了一個地方躲起來養傷。而陳紹賓知道趙尚志回來後很驚慌，他心中有鬼，就帶人想去抓趙尚志並繳其手下的械。由於趙尚志派於保合、李在德、陳雷等人以總司令部的名義得力應對，未能得逞。陳紹賓又密令部下向附近的日軍報告趙尚志的情況，還到處散布消息說趙尚志要捕殺所有北滿省委的主要領導。後來陳紹賓找到了戴鴻賓，正巧戴鴻賓因為隊伍垮了，不敢回去見趙尚志，怕成第二個祁致中，於是在陳紹賓的攛掇下就一同率隊找到設於烏馬河南部鍋盔頂密營的北滿省委駐地彙報。

陳戴二人一左一右對趙尚志進行了大肆攻擊誣陷。戴鴻賓的陳述很關鍵，什麼趙尚志擅殺祁致中，對戴鴻賓也懷有成見，在蘇聯被押期間就曾散布對北滿黨領導同志的謠言，如金策「有姦細可疑」，馮仲雲「是北滿黨的姦細領袖」，「對張壽篯同志認識也是姦細」，「對保仲（中）同志懇（肯）定說也是吉東黨姦細的領袖」，許亨植是「對姦細路線積極擁護者」，張蘭生「也往姦細路線邁進」等。更有甚者，戴鴻賓透露了趙尚志給他的一封密信，其中頻繁強調「姦細作用」，並有兩段很關鍵的話：

「更重要的卻是現在仍然混在黨和隊伍內繼續活動（者），是革命致命危險。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張（蘭生）、馮（仲雲）嫌疑最大，所以你見到我給你這封秘密信後，應該切實注意考察之。

你可以將許多問題詳細解釋給金策同志聽，他要真正的了解他們的錯誤，並為了革命利益立即前來開會。張壽篯、李熙山、老包（即張蘭生，原名鮑巨魁）等人也希望你和金同志轉告他們立即來部開會，內中如有人借故不到，則你或金同志可以詳細考慮其內容，必須時可強迫派送來部或監視考察之。」

上述兩段話就是趙尚志企圖以開會為名「陰謀捕殺北滿黨軍領導人」的主要證據。雖然趙尚志後來平反了，但黨史界對這兩段話也不是沒有爭議。就當時的情形而論，趙尚志把人馬都撒出去了，身邊只有十幾個人，要想「捕殺」眾多北滿黨軍領導人不是那麼容易的事。而且趙尚志的行為一點都不掩飾，讓陳紹賓這樣的人都傳得滿天飛，早已打草驚蛇，這是要謀如此機密大事的樣子嗎？就連金策本人都不太相信，他在後來給戴鴻賓的信中說：「如果尚志同志不蠢笨利用巧妙方法來完成他的計劃的話，北滿這些負責同志，都已變成第二個祁致中的命運。」

陳紹賓的地位遠沒有戴鴻賓那樣關鍵，他的說法無非就是趙尚志「左傾」路線不改，變本加厲威脅、屠殺反日將士等。不過陳紹賓提供了一個重量級證據，就是跟隨趙尚志一同回國的政治秘書尚連生的供詞，說他接受了趙尚志的秘密任務，要把馮仲雲騙來，「逮捕割頭」。因為工作犯了錯誤，怕回去被趙所殺，所以索性將事情報告給陳紹賓。

由於戴鴻賓、尚連生都是地位關鍵的證人，還有趙尚志給戴鴻賓的密信，祁致中被殺的事實，加上眾所周知的趙尚志的性格，他過境被扣後遭到批判鬥爭的敏感歷史，不由得金策、李兆麟他們疑竇叢生，噤若寒蟬。自然，北滿的人也不敢去參加趙尚志的會了，真的怕老趙動手呀！而趙尚志此時則光焰盡褪，成為了要陰謀捕殺北滿黨軍領導人的重要嫌疑人。

戴鴻賓、陳紹賓、尚連生完成了對趙尚志的致命一擊，他們的歷史作用便結束了。後來戴鴻賓對抗日前途悲觀失望，私吞了部隊的一筆經費跑到瀋陽郊區「迷」起來了。陳紹賓、尚連生日後則被查明是貨真價實的叛徒、姦細。老天不公的是，戴鴻賓、陳紹賓都活到了解放後，鎮反、肅反都沒傷到。尚連生則不知所蹤。

就趙尚志來說，雖然他並無捕殺北滿黨軍領導人的實際意圖，但有些事情也做得很不妥。祁致中之死前邊說過了，事出有因，責任不完全在趙尚志。然而趙尚志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在馬把頭以東北抗聯總司令的名義一連發出十幾封命令信。除要求北滿黨軍領導人來開會，反姦細鬥爭，通緝投敵分子謝文東等人外，還命令撤銷第三路軍，由戴鴻賓取代李兆麟任第6軍軍長，李兆麟則調來總部另有任用等。趙尚志在沒有與北滿黨發生直接關係的情況下，不請示北滿省委，不與其他正在與敵人鬥爭的軍事領導人商量，就決定撤銷原有部隊建制，更換部隊領導人，已明顯違反了黨的組織原則，人為製造和加劇了內部矛盾，頗有意氣用事之嫌，這種輕率行為也是需要加以注意的。另外，或許在趙尚志看來，金策、李兆麟、馮仲雲、張蘭生等人在他走後批判鬥爭他，客觀上幫助了敵人，致使北滿抗日鬥爭陷入低潮，其難脫姦細嫌疑。而周保中之為姦細的證據更為明顯：我趙尚志過境去蘇聯被扣了，你周保中怎麼來去沒事？和誰串通好的？趙尚志的懷疑不能說全無根據，但在沒有進行面對面溝通之前，仍然是缺乏佐證效力的。也因此，趙尚志才急於召開一次有北滿主要黨軍領導人參加的會議，把事情說清楚，澄清誤會，一致對敵。

從另一方面說，儘管一堆姦細之稱主要是出自戴鴻賓的陳述，屬於一面之辭。但趙尚志給戴鴻賓的密信卻是白紙黑字，周保中、張蘭生、馮仲雲都在上面，要不就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要不就是「嫌疑最大」，擱誰看了不心驚肉跳？趙尚志蒙冤固然可惜可嘆，但也要看到他在此中應負有的責任。

趙尚志在馬把頭左等右等，不但北滿的人沒來，連撒出去的幾路人馬也都沒回來（實際都已遭敵襲擊而潰散）。等到1939年底，無奈之下，趙尚志只得帶著身邊剩下的20多人返回了蘇聯。這時周保中也已越境，與先期到達蘇聯的馮仲雲會合。於是，趙尚志到伯力與馮、周見面，三人代表北滿、吉東兩個省委舉行了聯席會議（史稱第一次伯力會議），第二階段還有蘇方人員參加。這次會議的成果很大，澄清了兩個省委間的許多誤會，共同確定了今後的活動計劃，並選舉馮仲云為抗聯第三路軍政治委員。蘇方也指定王新林（即瓦西里的諧音）為聯絡員，同中共東北黨組織和抗聯保持經常性聯繫，如抗聯部隊作戰失利或因需要臨時轉移到蘇聯境內，蘇方將予以接納並提供便利。

會議開過之後，卻從國內傳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1940年1月28日，中共北滿省委以趙尚志推行反黨「左傾」關門主義路線，企圖捕殺北滿省委領導人等罪名，作出了「永遠」開除趙尚志黨藉的決議。這個決議是在中共北滿省委第十次常委會上作出的，參加者有北滿省委常委金策、李兆麟，執行委員許亨植、於天放列席。會議最終採信了戴鴻賓、陳紹賓、尚連生等人的造謠、挑撥，作出了錯誤判斷，也鑄成了趙尚志的人生悲劇。應該說，對通過這一決議起決定作用的還是金策和李兆麟。從二人以前對趙尚志的態度上看，金策向來有話當面說，並無背後下手的記錄。而李兆麟則不然。如果沒有李兆麟的重要態度，金策會力主開除趙尚志的黨藉嗎？可惜歷史沒有留下會議討論記錄。另外，從組織原則上說，在北滿省委三名常委一人缺席，並且受處分的當事人原北滿臨時省委執委主席趙尚志同樣缺席的情況下，通過一個黨委開除同級的決議，是違背黨章的。因此，後來中共中央曾鄭重表示：中央從來沒有批准開除趙尚志黨藉，那是當時的省委作出的錯誤決定。

消息傳來，趙尚志、周保中、馮仲雲都非常愕然。周保中和馮仲云為此分別寫信給北滿省委，希望減輕對趙尚志的處分。而趙尚志這時也冷靜下來了，通過對以前教訓的反思，他認識到了自己曾犯下的錯誤，態度變得非常誠懇，也才有了由馮仲雲轉給北滿省委的一封《請求書》。趙尚志在《請求書》中承認自己確曾犯有錯誤的同時，解釋了為什麼對北滿黨的領導人存有懷疑的原因：「因為我沒有同北滿負責同志會面，而聽到了許多路線策略上的問題，以及其他原因。我過份（分）估計誤會以為有姦細問題，至於對陳紹賓同志也曾發生很大的嚴重的誤會。現在我對北滿負責同志及對陳紹賓同志的懷疑，已經消除。」

趙尚志聲淚俱下地要求北滿省委把他留在黨內，寫道：「黨藉是每個共產黨員的生命。因為我參加黨的革命鬥爭已經十五年，黨的一切工作，就是我一生的任務。請求黨重新審查。同時，我認為黨不能把我從黨的部隊中清洗出去，那將會使我像受到死刑宣判一樣難過。我萬分地向黨請求審查，給我從組織上恢復黨藉，恢復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離開黨，黨也不要一天放棄對我的領導。因為我已離開北滿工作，所以暫不能與諸同志會面。僅以多年的工作關係向黨各組織、各黨同志、聯軍各幹部及戰士同志們，致以極熱烈的希望和最高的革命敬禮。」

到了1940年5月底，趙尚志再一次向北滿省委請求：「檢查後迅速改變以前的決議，並通知吉東黨組織和我，這是我急切盼望的，並希望把與我有關連而被開除出黨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決。」對於趙尚志的一再請求，北滿省委在經過重新討論後，由金策於6月20日給趙尚志寫了答覆信，表示「北滿省委首先告訴尚志同志，北滿省委從來沒懷疑過尚志同志是姦細。也不是因此而開除黨藉的。更不是根據1938年以前的錯誤，而是根據1939年尚志同志在下江企圖策劃反黨的嚴重錯誤，而永遠開除的。」「……北滿省委根據上級黨的建議，尊重兄弟黨的建議，根據北滿黨大多數同志重新討論決定，只取消其『永遠』二字，改為『開除趙尚志黨藉』。其它，沒有減輕的餘地。」

金策的答覆信中已不再提趙尚志反對王明、康生指示信和實行「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罪名，開除其黨藉的主要依據是趙「懷疑北滿省委主要負責同志為黨內姦細，並密謀捕殺北滿省委負責人」。由於「人證」、「物證」俱在，開除趙尚志黨藉的決定不能改變，也只能取消其中的「永遠」二字。趙尚志對此不能接受，又接連寫了申訴信，但毫無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趙尚志已無法再回北滿工作。此時周保中伸出了手，請趙尚志到第二路軍擔任副總指揮，並徵得了北滿省委的同意。然而趙尚志心中悲憤難消，回國後向周保中提出要求帶一支隊伍向關內打，要去找黨中央。對此周保中沒有同意，實際上這在當時也難以做到。出於在性格上的缺點，趙尚志在第二路軍工作期間工作方法欠妥，發了不少牢騷，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第二路軍是周保中帶出來的，不是趙尚志的老三軍，不吃趙尚志這一套。結果在1940年11月召開了第二路軍直屬隊黨員大會，對趙尚志進行了批判。周保中對趙尚志的行為也很惱火，但鑒於趙尚志在東北抗聯中的影響，不好嚴厲處置，最後決定要求趙尚志離開第二路軍部隊，並把趙尚志再送到蘇聯去。同時撤回當初周保中在寫給北滿省委的信中提出的不要永遠開除趙尚志黨藉的請求。至此，趙尚志也與周保中徹底鬧崩。

趙尚志再次來到蘇聯，無黨藉，無工作可作，在一個被稱為「工作房子」的地方過了10個月半與世隔絕的生活。1940年12月召開了決定東北抗聯剩餘部隊撤到蘇聯境內休整的第二次伯力會議，趙尚志被取消了參加會議的資格。這位抗日名將，陷入了英雄無用武之地的人生困境。這一時期，李兆麟和周保中都不願意讓趙尚志到抗聯人員的集訓地北野營去，還要求蘇方將他送到農莊或工廠去接受一年以上群眾教育，爾後再接受一年以上黨的教育。在蘇聯「肅反」嚴重擴大化的當年，這一要求實際上已將趙尚志作為階級敵人看待了，因為當時以如此借口被帶走的人通常是送到集中營關押或者殺掉了。後來抗聯第5軍軍長、第88特別旅步兵4營營長柴世榮，就是這樣一去不返，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

出人意料的是蘇聯方面的態度。蘇方一改3年前扣押趙尚志時的冷漠態度，而是對他非常關照。蘇聯遠東軍代表王新林或當面提出，或寫信，或發電報，多次向北滿、吉東黨委領導人要求恢復趙尚志的黨藉。對於周保中等人提出送趙尚志到農莊或工廠去「勞動改造」的要求，也予以拒絕。周保中隨後又提出警告，讓蘇聯同志注意趙尚志，不能讓他再用中共名義進行活動。王新林則表示：你們即已開除了趙，我們也沒有辦法。對趙尚志的生活，蘇方非常給予照顧，好吃好喝，保障需要。

然而趙尚志是何等英雄，怎會安於在金絲籠中享福！他不止一次向同志們表達了心聲：「我是中國人，死也要死在抗日的戰場上！」在蘇聯的10個月期間，趙尚志除給北滿省委寫申訴材料外，還寫了《關於東北抗日游擊隊過去與現在的略述》、《關於布置和建立東北游擊隊的報告》等文章，足足裝了一書包。趙尚志多次向蘇方提出，要回國去戰鬥。蘇聯人知道此時的東北抗日運動陷入了深深低谷，滿洲已成絕地。出於對這位抗日英雄的敬重，他們勸趙尚志不要回去，就留在蘇聯休養學習幾年。但是趙尚志決心已定，誓不回頭。最後，蘇方同意了趙尚志的請求，允許他帶領小分隊回國活動，同時規定，3個月後他們必須返回蘇聯。於是，1941年10月，趙尚志背著一書包材料，帶著姜立新、張鳳歧等4人，在蘇聯邊防軍協助下秘密過江返回了祖國。

「寧肯死在東北抗日戰場，也不回蘇聯。」趙尚志已經下了開弓沒有回頭箭的決心。除了要和敵人戰鬥外，他還有相機進關內去延安的打算。他要向黨中央彙報東北抗日鬥爭的真實情況，要申辯自己的委屈。那麼一書包的材料，誰也不讓背，只有自己背，字字句句都是這幾年來痛苦煎熬的心聲！

沒有機會了。1942年2月12日，趙尚志血灑梧桐河畔，將34歲的生命永遠留在了深深摯愛的祖國大地上。

1982年，在趙尚志犧牲40周年之際，中共黑龍江省委做出決定，為趙尚志烈士恢復黨藉，徹底恢複名譽。對其他受牽連的同志，也給予平反。

2004年6月2日，趙尚志將軍失蹤62年的遺首顱骨在吉林省長春市凈月潭公園被發現確認，重見天日。

2008年10月25日，趙尚志將軍的遺首顱骨歸葬遼寧省朝陽市，一代抗日英雄終於魂歸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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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正規軍和較穩定後方的支持游擊戰就是無根浮萍了

同意樓上所說的自然條件惡劣，抗聯自身供給不足等明顯的外部因素。但還有一個致命的因素使得抗聯力量敗退，同樣不容忽視，那就是抗聯內部的叛變和姦細的出賣。

抗聯面對殘酷的鬥爭，其中湧現出的英雄數不勝數，但也有一些人不堪利益誘惑而舍其民族大義，淪為叛徒，為日軍賣力。例如楊靖宇身邊一隨其多年的舊部叛變後，他利用對楊靖宇戰法的了解幫原本在戰術上處劣勢的日軍對楊將軍一直神出鬼沒的行動精確預料，使楊靖宇部隊陷入被動局面，最終導致了他們的失敗;又如名將趙尚志，也多次遭姦細暗算，挑撥離間他與黨中央的關係，並因身邊姦細出賣而英勇犧牲。

這樣的例子很多，他們對抗聯的打擊傷害遠勝於日軍的掃蕩，因為許多抗聯將領身邊的叛徒掌握許多內部機密以及抗聯所組建的後方根據地、密營、兵工廠等重要情報。因此，答主認為，倘若中國人中沒有叛徒和姦細，抗聯就算不能維持到抗戰勝利至少也會給東北的日軍以沉痛的打擊，令其聞風喪膽，從而使日軍單單在東北就長期受到牽制。

我在超大回答過這個問題。手機打字照例列個提綱

首先，日本經營東北時間更長。從日俄戰爭起三四十年南滿都是日本勢力範圍。日本對東北情報的掌握不是關內可比。

其次，東北交通鐵路發達。城市和人口大多沿交通線分布。因此日本軍隊調兵發達，應對游擊隊，進行圍剿反應速度更快。

再次，東北氣候惡劣。尤其是在冬天，野外露營是非常殘酷的事情。抗聯也有密營，但是後來被叛徒揭發。

第四，日本兵力密度更大。關東軍兵強馬壯。不是關內治安旅團可比。尤其是張鼓峰，諾門檻以後，關東軍兵力多達近百萬。不存在華北治安戰，或美帝在越南，阿富汗的治安戰兵力不足問題。

第五，日本採取集村並屯等策略，輔以開拓團的活動，壓縮了游擊隊的生存空間。尤其是切斷了游擊隊的補給。

第六，王明等人對抗聯的錯誤領導。拒絕在抗聯和延安之間建立聯繫。抗聯左傾肅反也錯殺了很多自己人。連趙尚志都被開除黨籍。

第七，王明眼高手低，應對日軍集村並屯錯誤，不能發動農村群眾。導致抗聯失去群眾基礎。

第八，抗聯成分複雜，一旦不利叛徒很多。比如密營系統就是因為叛徒程斌而暴露。

第九，蘇聯消極支持。並且干預抗聯內部事物。而且遠東內務人民委員留希科夫中將叛逃日本。暴露了很多蘇聯和抗聯的秘密。

從日軍角度回答下：

二戰時日本陸軍大概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駐守國內的守備部隊

第二部分叫做關東軍駐紮在中國東北

第三部分叫做中國派遣軍，用於進攻中國關內地區。

第四部分叫做南方總軍，用於進攻東南亞。

中國人認為關外的東北和關內的各省都是中國，沒啥區別。但在日本人看來東北是滿洲國，跟關內的中國部分是兩個國家。日本在這兩個國家的駐軍是並立平行的兄弟單位。

從戰鬥力來講，最強的是關東軍，號稱皇軍之花，日本陸軍高層絕大部分都有在關東軍服役的經歷。

所以，包括TG，KMT和各路軍閥的幾百萬軍隊，外加美國和蘇聯的軍火支援，面對的敵人只是日本陸軍的第三部分中國派遣軍，打了8年也只是堅持不敗。而抗聯的敵人是戰鬥力高於整個中國派遣軍的關東軍。除非在橫店，抗聯要是沒失敗就見到鬼了。

扯點題外的，其實關東軍也沒拿抗聯當主要對手，關東軍打抗聯實際上類似於TG在建國後剿匪作戰，說不上有多用心，關東軍主要用於針對蘇軍，開始是準備跟德國合謀進攻蘇聯，中期太平洋戰爭打起來了，不斷的抽調關東軍的部隊去太平洋的島嶼上給美軍當野怪刷經驗，後期用來防備蘇軍進攻東北，最後被蘇軍一鍋端掉。如果關東軍大部分入關參戰，TG和KMT很難說頂不頂的住，可以參見解放戰爭時期第四野戰軍入關的例子。

比方說趙尚志民族英雄抗日名將這都當之無愧但是現在宣傳上基本不提他的劣跡他在東北的鬥爭策略過於務實胡匪氣很重黨性黨紀薄弱經常禍害老百姓所以他的悲劇就是必然的了

作為個東北人本來想試著答一下但是看了上面的幾個答案心裡真的很憋- 從小被教育趙一曼李兆麟靖宇將軍卻沒真正體會過他們當時的風險

坐在家裡穿著短褲喝著茶我還在抱怨零下五度的天實在沒辦法出去玩那時候沒吃沒喝他們在寒冬臘月跟日寇拼真的是…

借寶地謝謝他們

關內四億多人口，需要抵抗的日軍只有一百萬人，尚且陷入苦戰。東北三省一共三千萬人口，即使這些人全部參加抗日，能供應的軍隊也不超過50萬人，而日本關東軍多達七十萬。拋開戰鬥力的差距不談，光是數量都不及敵人，更何況抗聯能利用的人口只是很小一部分。

所以抗聯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敵我實力太懸殊，懸殊到已經不是靠主觀努力能彌補的。

抗聯從一開始就是在進行場絕望的戰爭，那些中途投降的人，雖不能原諒但絕對可以理解，那些選擇堅持的人，哪怕寸功未建，他們每一個都可以被稱為英雄。

抗聯和日本關東軍實力對比太過懸殊，說實話能堅持到那個地步抗聯可以說是中國抗日的奇蹟，他們能稱的上是民族的脊樑

也許是東北的基建比關內好得多（相對來說好得多)，便於日軍機動？

其實根本原因還是因為內部政治鬥志引起的，建議看這篇文章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709/22/30/3_1.html

沒腹地沒補給，敵我力量相差太懸殊

最簡單的回答：抗聯的失敗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成功的對比的原因只有一個：東北沒有毛主席。

多種原因，得不到外界支持，東北山區氣候不利於游擊，人口稀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