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是不是文明？

轉載這篇文章，可以看看當下考古學者是如何思考這一問題的：

趙輝：《良渚的國家形態》，《中國文化遺產》2017年第3期。

摘要：大量考古發現顯示，良渚作為一個國家已經具備了可以討論其形態的成熟條件。不僅精美的玉器、漆器、絲綢、象牙器、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築，意味著良渚的社會分工十分發達，農業和手工製造業之間存在確鑿的分工；眾多墓葬資料也反映了良渚社會分層十分明顯，已經是階級社會；包括良渚古城和水壩在內的一系列新發現，更是大大豐富了對良渚社會發展狀況的認識：良渚擁有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深徹的社會動員能力和高效的組織管理能力；明確的城鄉差別；良渚古城與周圍廣大地區結成了不可分割的經濟體；良渚社會存在武力、暴力；其宗教信仰還具有明顯的一神教特點。因此，各項發現皆明確指向了良渚古城內存在一個強制性的公共權力，也即良渚的國家性質；經過人為精心規劃設計的良渚古城，在建設過程中完成了宗教信仰的神格化，用以凝聚和管理良渚社會；整個良渚社會確實存在一個以良渚古城為中心的「中央」聯繫各「地方」中心的網路結構。

近些年來，良渚考古每每有重大發現驚艷學界，聲名甚至遠播海外。業界泰斗倫福儒就說過去遠遠低估了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發展程度。這是國外學者長期對中國考古不甚了解，在認真關注之後發出的感慨。但國內至少部分人譬如我卻恰恰相反，在很長時間裡擔心的是不要過早過高評價良渚文化的成就，怕說過了頭，貽笑大方。大概是出於這個原因，國內學者明確地表達良渚社會已經進入到國家階段觀點的人沒有幾位，反倒是主張良渚還處在酋邦社會階段的研究者似乎更多一點。例如興師動眾十多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直到第三期結束時（該項目從2002年開始，連續開展了四期、十四年）才提到良渚就是國家，就是文明。但作為工程的參與者，我很清楚當時有關的證據仍嫌薄弱，這個觀點在當時的工程內部也沒有得到一致的明確認可，把它寫到工程第三期的結項報告里，其實我也是有幾分心虛的。但從去年起，情況發生了變化。

在討論良渚社會是國家、是文明時，需要先對這兩個概念做個盡量簡短卻是必要的界定說明。

「文明」是一個有多種解釋、定義的概念。小到一個人的文化修養，大到整個人類在其漫長歷史發展過程中取得的每一點成就和全部成就，都可以叫作「文明」。「國家」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的社會組織，當然也是文明成就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文明」和「國家」是同義詞。摩爾根把人類歷史劃分為「蒙昧」、「野蠻」和「文明」三個階段，其「文明」大致就是這麼個用法。本文也即在這個意義上使用「文明」和「國家」這兩個詞。

「國家」也是個歧義頗多的概念。大致上，國家的本質包括兩個方面：（一）按照「地區原則」來劃分自己的人民；（二）強制性的公共權力。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第一條內容並不適合中國歷史的情況。因為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譬如商周時期，社會並非是按照地區原則規劃組織的，而是保留了氏族社會的血緣集體——我很贊成這個意見。所以，國家的本質就剩了一條——具有強制性的公共權力——其又多被強調為「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力」。 01

不過，對於考古學而言，困難在於在絕大多數考古學的物質資料中，只保留了權力行使的結果，如戰場、人牲殺殉等（就算這些結果都能保留了下來，且都被考古發現了），卻很難發現有關行使權力過程的記錄。也就是說你無法直接知道這些結果究竟是由什麼權力主體造成的，權力的強制性有多大。在尚未產生文字的史前時代，尤其如此。所以，考古學家只能從這些現象反推造成它們的背後的權力的權威強度或性質——這真是個不得已的辦法！因此，主要是形成於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的國家理論中列舉的文明的特徵、要素，雖然業已成為考古學家評估考古現象時的依據。但從可操作性的角度而言，經典作家提出的城市、冶金技術和文字這三條文明標誌和考古學對其進一步的補充， 02 依然是考古學探討這個問題時的主要工具。當然，這些主要提煉於近東考古資料中的文明標誌是否完全符合史前中國的情況，是大有探討空間的。對此，我的這篇小文力所不能及了。在這裡我只是想說，若考慮到人類歷史發展有它普遍性的一面，則如果中國的一項考古記錄符合了這些標準之大部分，我們是可以將其發展程度判斷為國家或者文明的。

那麼，良渚的情況究竟如何呢？從大量考古發現得知，良渚生產了大量精美絕倫的玉器，以及漆器、絲綢、象牙器等，還有大量精緻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築，不僅意味著農業和手工製造業之間的存在確鑿的分工，製造業內部如制玉業內部還有細密分工，即良渚的社會分工十分發達。又從眾多墓葬、墓地的資料看，良渚社會分層十分明顯。反山 03 、瑤山 04 等貴族專屬墓地積累的大量財富與普通墓地的情況反差如此巨大，據此可以認為良渚是個階級社會。以上兩項的相關資料非常豐富，茲不詳細列舉和展開討論了。以下想就良渚其它幾項文明成就做些討論。

2007年，在瓶窯鎮葡萄畈地點發現了堆築城牆。尋此線索，很快確認出一座面積達290萬平方米的古城。最近，考古學者又發現可以將古城南部的卞家山、東部美人地等幾條長達幾百乃至千米以上的人工堆築的大型土壟聯繫起來，認為它們很可能圍成一環外城。如此，古城的面積倍增至800萬平方米。 05 06 良渚的考古工作者很早就知道在古城以北、大遮山南坡腳下，沿山有一道人工堆築起來的長達4.5公里的巨大土垣，又叫塘山遺址。塘山土垣在很長的段落上為內外雙重結構，建築方法一如古城城垣，規模也同樣宏大。關於這道東西向一字拉開的土垣的功能，曾經有不少推測，其中一種是防備大遮山上的山洪毫無遮攔地傾瀉而下，以此來保衛古城。也是在最近幾年，塘山土垣系水利工程的推測得到新的考古發現的有力證明：在4.5公里土垣的西端，考古學工作者發現向西南方向，有一連串自然崗地，崗地間被類似土垣的人工堆築土壟聯繫起來，於是在古城西北方向圍起來水面海拔高約10米、面積達8.5平方公里的蓄水區。在蓄水區西北方向的大遮山最大山口處，又發現了若干封閉山口的人工堆築高壩，壩頂海拔高約20米，可以攔蓄百年一遇的大澇山水。 07 至此，田野考古完整地揭示出良渚古城及其外圍水利系統這樣一套規模宏大的建築體系（圖01）。

圖01/良渚古城及其外圍水利系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包括良渚古城在內的一系列新發現，大大豐富了我們關於良渚社會發展狀況的認識，歸納起來，重要者有如下幾項。

1. 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

碳十四測年數據表明，古城外圍的水利系統建築於距今5000年左右，這個年代略早於古城的始建。良渚古城是在一片淺水沼澤上拔地而起的。可見，建造水利系統一開始是有改造古城所在廣大地區水環境的工程學目的的。又如許多學者分析的，水利工程建成之後，除了防禦洪災之外，它還有一項重要功用，即起到了水路運輸的作用。設計這項龐大的工程，無疑需要對當地水文、氣象、年均降雨量和最大降水量等深入全面和準確的了解。完成這項工程，也需要高超的測繪技術和建築技術。關於後者，在對古城城垣、塘山和崗公嶺等水壩的發掘中，已經揭示了當時人們營建這類大型土建時對基礎處理、基礎用土和壩（牆）體用土的不同選擇以及堆築過程中草包泥塊的分段和錯縫堆砌等複雜工程技術，令人嘆為觀止。

2. 深徹的社會動員能力和高效的組織管理能力

良渚古城和外圍的水利系統是個規模龐大的工程。浙江考古所王寧遠先生告訴我，據他的計算，古城城垣、外城以及水壩壩體，再加上古城城內南北400米、東西600米的莫角山高大堆築台基的土方量，總計約1100萬立方米。這是個驚人的數字。若以開採、運輸和堆築1立方米的土石各需要1人/日計， ① 估算所需3300萬人/日；若每天出工1000人，每年出工30萬人，整個工程需要連續建造110年。也許工程施工的實際情況未必如此慢條斯理，而是集中在幾個較短的時段中特定季節完成的。如果是這樣，則每天動員的人眾數量就更大。發動如此規模的勞工隊伍，對其令行禁止地分配調度、為其提供包括工具、飲食等後勤保障和進行有效的工程質量監控，這是一整套系統工程，而其背後一定存在著一個高度權威的社會動員和管理機制。推測它具有相當程度的強制性色彩，當不為過！

3. 明確的城鄉差別

這是源自2016年最新考古發現得來的認識。多年來的考古，讓我們對良渚文化一般村落有了較多的了解。根據桐鄉普安橋 08 、新地里 09 ，海寧皇墳頭 10 ，餘杭玉架山 11 、茅山 12 等遺址的發現可知，這個時期的村落面積（不計村落外部的田地）多在1萬平方米上下，村落內分散坐落著不到十座的住居建築，其旁往往還有墓葬等遺迹，也即多不過十戶的小家庭的聚居形態。出土遺物多為普通家居生活用陶制器皿、耘田器、刀、石犁等石質工具等。從墓葬有無葬具和隨葬品數量多寡、質量高下來看，村落成員間有一定的分化，如新地里遺址還發現有規格顯得高大一些的房子。但總體上未見完全脫離一般村落生活的情況，如沒有高級人物的專門墓地、高高在上的殿堂建築等等。所以，這些分化現象很可能是一個血緣集體內部個不同單位因為勞動力狀況等自然原因導致財產擁有不平衡的反映，當然，家長擁有管理村落的權利也可能是分化的原因之一。無論如何，其間的差異到不了階級分層的程度。餘杭茅山遺址的發掘，在村落近旁發現了一塊面積約80畝的水田，這是目前唯一能夠直接描述出村落農業經濟活動的實例。據此可以推測這些村落以稻作農業生產為主，兼有採集漁撈、家畜飼養和必要的家庭手工業，富裕的村民有渠道從外部獲得少許玉器、象牙器等較高等級的手工業製品，但獲取渠道不得而知。

和普通村落相比，良渚古城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景觀。古城不惟面積巨大，城內最為高闊的莫角山很可能四周有壕溝環繞，內為最高等級的建築區和大型倉儲， 13 當是最高貴族的居所。相應地，在古城內外發現了反山、瑤山、匯觀山 14 等最高等貴族的專屬墓地，階級壁壘一目了然。古城居民聚居在人工堆築起來稍高的壟阜上，旁為水道，靠舟楫出入。其聚集密集程度和相對分散的村落內部不同，建築也講究得多。叫作美人地的地點是一條東西向條形壟地，壟下河道下放置縱橫相交的粗大方形紝木、枕木，枕木之上排立厚達15厘米左右的木板，形成一人多高的河道護壁，壁上再覆以扣板和紝木，把護壁緊緊拉住。之內便是推測為沿壟地排開的房屋建築了。這些城市居民的身份因莫角山東南腳下鍾家港的發掘得窺一豹。 15 2016年，考古工作者在這個地點發掘清理了部分高地和在高地與莫角山之間的古河道。高地之上為居住區，河道內發現了許多玉石殘料，長3、4厘米，直徑僅為1毫米多的玉管鑽芯，可能用於雕刻玉器花紋的邊角鋒利的燧石渣塊等，茲證這一帶是一處高端玉器製作區。此外還出土了一些狀似斧、鏟但僅為指甲蓋大小的玉器，有推測是否為製作漆器等精緻高級品的工具。鍾家港地點發掘的重要性在於，它是這麼多年以來在良渚古城內首次發現了可以證明普通城內居民身份的證據，說明城內居民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業生產者。而多年來，幾支考古隊伍在古城附近用盡各種辦法尋找水田未果。兩個證據表明良渚古城不是一個超大的農業聚落，而是各種製造業生產、原材料和產品集散的中心以及聯通它們的管理機構之所在。換言之，這是一座按照不同社會功能組織起來的城市。

4. 「畿內」

目前的考古資料皆指證良渚古城居民皆為非農業人口，那麼問題就來了，城市居民的食物從何而來？我推測，如果考慮到當時的交通運輸能力，古城的食物供應應當主要來自附近周邊。若按照古城居民人口2萬計算——這當然不是一個真實的數字，提出它的目的無非是建立一個推測古城直接控制的食物資源範圍的一個參照系。第二，從良渚古城的規模看，2萬人口這個數字也未必十分離譜。那麼，暫且以2萬男女老幼人均日需要1斤糧食計，古城全年需要3650噸糧食才能保障最低需求（且不論莫角山上還有可能為最高貴族專享的規模巨大的糧倉，也即有更大的糧食消耗）。

已知良渚文化的一個典型的農業村落如茅山，村民7、8戶，人口35～40人， ② 這之中成年勞動力14～16人或稍多，但不大可能超過20人，水田80多畝。以此計，茅山村民也不可能耕作再多的田畝了。現在沒有任何當時水稻畝產的資料。若高打高算按畝產200斤計，每年總產8噸。同樣按人均消費1斤/天計，則村落每年需要（35～40）人×365天≈6.38~7.3噸，平均6.8噸，也即茅山每年能夠供應良渚城的糧食約1.2噸。要滿足良渚城的總需求，要有約3000座茅山這樣的村落。目前也沒有良渚時期一個區域內村落分布密度的資料。不過，已知在茅山以北有玉架山遺址，兩座遺址相距500多米。如此，每座遺址連同它的「領地」約25萬平方米，也即1平方公里內可有4座村落——這極可能是個偏大很多的推測，因為目前只有這樣一份兩座比鄰村落的資料，不敢就此斷言所有村落都是間隔500來米分布的。且這兩座遺址所在是平坦開闊的地區，當時應為水網沼澤的環境，而水網沼澤中未必隨處都有可供開闢為水田的微地貌條件。但就算是這樣，3000多座村落均勻地鋪散開來，將佔地約800平方公里之廣。換言之，良渚古城需要大約800平方公里的平坦開闊地域的農業生產來滿足需求，也即這800平方公里上的10.5～12萬人口（我很懷疑當時能有如此大的人口密度，所以，這個區域的範圍很可能更大）的生活和良渚城緊緊拴在一起了。順便說到，近些年來，良渚的考古工作者們口頭上經常提到從良渚遺址群所在環境看，這是一個向東方敞口的「C」字形盆地，按照他們的測算，這個「C」字形盆地的面積約1000平方公里，而且他們傾向性地認為以良渚古城為中心的整個良渚遺址群的範圍，應當從整個盆地的角度來把握。而我上述計算出來的800平方公里和盆地面積居然相差不大！此外，良渚城的運轉需要的不僅有糧食，肯定還有其它物資，譬如產自山地的竹木、石材、薪柴之類。如此，古城直接控制的基本生活物資生產區還要大得多！

「C」字形盆地內的良渚文化遺址分布圖

再次聲明的是，以上推算絕非歷史的真實。但通過這樣一番計算，可知良渚古城絕非一個孤立的存在，而是與周圍頗為廣大的地區結成了不可分割的經濟體。古人將王都附近稱為「畿」「畿內」「畿輔」「京畿」等，也叫「甸」，和王城的關係是「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書·禹貢》），用作良渚古城的場合，頗妥切。當然，我們目前還並不能知道良渚古城是通過何種方式獲得這些糧食的，譬如交換？稅賦？抑或強取豪奪等等。但你很難想像古城和村落之間是完全靠著平等互惠或等價交換來獲得上述生活物資的，不難想像到其至少是部分物資的獲取背後有權威、強制的背景。

5. 武力、暴力

國家的重要特徵是壟斷了使用武力的權力和使用武力。但良渚文化這方面的考古資料卻委實不多，這可能和江南的埋藏條件極不利於人骨保存，喪失掉了大部分這方面的考古證據有關。以致長期以來，學術界普遍認為良渚是個比較溫和的社會，其樂也融融，公共權力更多地運用在社會管理方面。但在良渚各地的墓葬中，體現孔武能力的斧鉞往往是最重要的隨葬器物的品類。反山12號墓中那件著名的雕刻有神徽的玉鉞，更被學者普遍詮釋為軍事權力與神權結合的象徵。也是在鍾家港河道的發掘中，發現明顯帶有利刃切割痕迹的人頭骨、腿骨。2015年江蘇興化蔣庄遺址發掘揭露出一片良渚文化的墓地，內分兩區，其一等級較高，墓葬多有棺槨、隨葬品亦豐；另一區等級較低，所葬或為平民大眾。墓葬中的人骨大多保存尚好，殊為難得。與本節內容相關的是在一些墓葬中發現有殉人。 16 類似貴族平民分區埋葬和殉人的現象也見於早年發掘的新沂花廳墓地中。 17 所以，良渚所謂的和諧的社會生活也許不過是個假象。

6. 宗教與社會

從良渚文化遺留下來的大量圖像資料看，良渚社會的宗教信仰具有明顯的一神教特點。良渚人生活中最重要且特殊的玉器、象牙器上，幾乎只裝飾一種被叫作神人獸面紋的圖像，較之僅見於玉琮等器物之邊角位置的鳥紋，顯得高高在上、唯我獨尊。而這種神人獸面紋在良渚文化的分布範圍內都有發現，且形態千篇一律，所以應當就是良渚人心目中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也即整個良渚社會有著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圖02）。 18

圖02/良渚神人獸面圖像的演變

1.凌家灘98M29:14; 2.張陵山M4:02; 3.瑤山M7:50; 4.瑤山M9:4; 5.瑤山M10:16; 6.瑤山M10:20; 7.瑤山M10:19; 8.反山M12:98; 9.反山M12:93; 10.福泉山M65:50;
11.反山M23:22; 12.寺墩M3:26

在世界範圍內，一神教是後起的，高級的宗教形態。它的發生興起，都和民族崛起、國家政治集權化等大型事件有關。例如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埃赫納吞為了消弱對抗底比斯實力強大的阿蒙祭司集團進行的宗教改革，貶低廢黜其它神祇，獨尊太陽神。又如以色列人出埃及，整合分散生活在迦南地區各部族建立國家的過程中，統一各部族宗教信仰，創建了猶太教。公元6、7世紀，歷史上演了相似的一幕，劇情是伊斯蘭教的興起和阿拉伯半島統一。因此，一神教不僅僅是人民自發而純粹的精神信仰，其本質是按照需求被創造出來的政治宗教。

那麼，良渚宗教的本質如何呢？我們雖然沒有任何有關良渚宗教教義、教規的資料，但仍可從以下現象觸摸到它的本質。用類型學方法排比良渚各時期的神人獸面紋，可發現它可能源自崧澤文化玉器上的寫實的人物形象。但許多考古學家相信，良渚文化的產生，並非崧澤文化的自然演進，而是發生過一場重大變故！原本崧澤文化最發達的中心安徽含山凌家灘超大型聚落廢棄了，而遠在200公里之外的一片澤國之上，人們聚集起來，經過仔細規劃設計，良渚城拔地而起。恰恰是和這個過程相吻合，作為裝飾品的玉鐲演變成並無實用功能的玉琮，寫實的人物形象也被不斷地、著意地神化渲染成馴服猛獸的神人，並成為玉琮上最主要的裝飾圖像。發生在良渚人向良渚的遷徙聚集和龐大古城工程建設中的這一神格化現象，和以色列人建立早期國家過程中耶和華的地位在眾神之中冉冉上升的情形何其相似！這個神人形象肯定在從崧澤向良渚的社會轉型中起到了凝聚人民力量的重大政治作用。因此有理由相信，這個圖像的神格化實乃和良渚城的建設一樣，是人為精心設計、推動的。

從神人獸面圖形演變看，當其神格化過程完成之後，便轉而愈發變得簡約抽象，最後完全丟失了諸如獸面上的獠牙之類的細節和繁縟的刻劃，幾乎簡化成符號。這可能意味著神人獸面紋背後的故事性逐漸淡化，但作為一種所有良渚人都理解的概念，卻長久地駐留在集體意識之中。

事情尚不止於此。良渚的宗教不僅發揮著統一族群精神意識的作用，它還直接參与了社會管理與運作。在認為是王一級人物的餘杭反山墓地，其12號墓出土了迄今為止唯一一件帶神人獸面雕刻的玉鉞。也即在最高政治層面，宗教和軍事權威是合而為一的。青浦福泉山是上海地區最高等級的良渚墓地，不但歷年發現許多精美程度堪比良渚的玉琮，其207號墓隨葬了一件長約1米的象牙板，很像是持握在手中的權杖類儀仗器具，其上刻滿了神人獸面圖像。 19 這說明良渚最重要的人物總是具有宗教身份色彩，並以這樣的身份管理社會。

7. 「中央」與「地方」

以上第1～第5項，皆明確指向了良渚古城內存在一個強制性的公共權力，也即指向良渚的國家性質。第6項關於良渚宗教的討論，把我們的視野進一步從良渚古城引向了整個良渚文化。我們已經發現，分布在如此廣大地域里的良渚文化，除卻它們各地的物質文化特徵具有極強的一致性外，至少在社會層面還有兩點非常相似的地方。第一即各地人們的宗教信仰或意識形態高度一致。第二，各地皆實行政教合一的社會管控。於是就自然提出了進一步的問題：良渚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在關於人類早期國家的研究中，一般分為地域國家或領土國家（territorial state）和城邦國家（City state）兩種類型。 20 良渚屬於哪種呢？

在去年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戴向明先生的報告給我很大啟發。他將良渚文化的宏觀聚落形態與中原地區的情況做了對比，發現中原地區龍山時代建造了很多城址，但規模彷彿，似乎是個群雄並起，競爭激烈的大環境。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情況不同，它有一個最大的中心——良渚古城，各地雖有自己的地方中心，如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蘇武進寺墩 21 遺址等等，但規模上、規格上遠不及良渚古城，甚至至今尚未在這些中心聚落上發現城垣建築等，從而顯示出某種層級狀的宏觀社會組織結構。中村慎一先生比較了各地出土玉器，尤其是作為權力象徵的玉琮後認為，它們絕大多是實則是由居住在良渚古城的玉工們製作，由良渚的貴族集團派送、饋贈給各地方的，用這樣的形式承認或分派給各地貴族的地方區域治權，反之換取後者對「中央」的認同和支持，從而達到對各地方實行某種程度的轄制、控制。 22

若同意這二位的分析，則良渚古城就不僅僅是一個連同其「畿內」的城邦國家，並且與其它地方的城邦並舉。我們發現，它和其它地方中心的關係既明顯地不對等，卻又透過玉琮之類的權力象徵物可把握到它與這些地方中心保持著政治的、宗教的種種聯繫——而且或許是某種程度的隸屬關係，並藉此把整個良渚社會組織成了一個整體。誠然，我們現在還說不清楚良渚古城和各地方中心的關係究竟緊密到何種程度。譬如它們是完完全全的上下級關係，還是各地方享有高度的主權自治，僅在名義上服從良渚古城裡的那位領袖？不過，就目前考古資料反映的情況看，整個良渚社會中確實存在一張以良渚古城為中心的「中央」聯繫著各個「地方」中心的網路結構。單就這一點而言，良渚是有那麼一點接近於地域國家的樣子的。

注釋：

① 這個估計當不過分，理由一是工程規模大，建築所用土石是不能做到全部在工地附近就近取材的，相當部分如鋪墊牆基的石塊、純凈的黃粘土等也不產自沼澤環境理，而需要到遠處山上開採，運輸而來。理由之二是良渚人手中的工具無非石、木、竹器類，生產效率不高。據我年輕時在農村用鐵鍬挖渠的經歷，拚死一天下來可挖6立方米土方，平常也就是日均2立方米。所以估計良渚人日均采土（石）1立方米。

② 茅山遺址的發掘資料尚未完全公布，對其居住區上不得其詳。但從皇墳頭、普安橋等遺址上的發現，萬餘平方米的遺址上的房子數量大致如此。這類房子主要是單間建築，面積20～30平方米，當系一個核心家庭的居所。每個核心家庭均5人當屬比較合理的範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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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外郭的探查與美人地和扁擔山的發掘[J].考古，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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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丁品，陸文寶，方忠華.浙江餘杭玉架山史前聚落遺址發掘獲重大收穫[N].中國文物報，20100226（4）.

12 丁品，鄭雲飛，陳旭高等.浙江餘杭臨平茅山遺址[N].中國文物報，20100406（6）.

13 2011年，在解剖莫角山東坡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一片堆積厚達二十多厘米的碳化稻米，摺合約為2～3萬斤米，考古工作者推測這是一處倉儲。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餘杭匯觀山良渚文化祭壇與墓地發掘簡報[J].文物，1997（7）.

1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城內考古發掘及城外勘探取得重要收穫[N].中國文物報，20161216.

16 甘恢元等.江蘇興化、東台市蔣庄遺址良渚文化遺存[J].考古，2016（7）.

17 南京博物院.花廳：新石器時代墓地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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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陳傑.上海福泉山遺址吳家場墓地2010年發掘簡報[J].考古，2015（10）.

20 崔格爾.理解早期文明[M].徐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21 南京博物院.江蘇武進寺墩遺址的試掘[J].考古，1981（3）.

22 中村慎一.良渚文化的遺址群[C]//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沒通過國際主流歷史學界的審查，沒拿到文明資格證

這種問題歸根到底都是概念的定義問題。

看你怎麼定義「文明」了。

首先你得明確題目中的這個「文明」具體定義是什麼：國際版？還是國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