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是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如果是那麼減少貧富差距的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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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有聰明的有笨的，有懶的有勤奮的，那麼自然貧富就會拉開，隨著教育的差距增大，富人積累財富越來越多，貧富差距加大就會成為社會發展一種必然？或者肯定地說所有人類社會都會發展成貧富分化這種情況。
有人會說，貧富差距大會讓窮人心生不滿社會動亂，但是假設社會足夠發達，窮人也能過上現在電視機里的小康生活（既衣食不愁，有餘錢去干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旅遊電影這樣的精神生活也有），雖然比不上富人那樣豪華別墅，萬元大餐這樣的生活，但也不至於因生活基本需要無法滿足而去動亂啊。
是否就證明了，「縮小貧富差距」是一個錯誤的觀點（窮人收入高十倍，富人收入高了百倍，雖然貧富差距變大了，但是窮人生活變好了）其實政府需要做的，就是需要增多底層人民的收入，做到人人口袋裡有錢花，看病教育這些民生問題基本都可以得以解決，就好了呢？

感謝已有的精彩答案。斯坦福大學古典學系教授 Walter Scheidel今年2月出了一本新書，名字叫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回答了題主的問題：若非大範圍暴力或瘟疫，社會不平等程度不會有明顯而持續的下降。注意，這不等於說不平等必然導致暴力，或者暴力可以解決不平等問題。

上圖是書中繪出的，美國、歐洲、拉丁美洲歷史不平等程度趨勢圖。明顯的變動幾乎都伴隨著戰爭或瘟疫。不平等指標主要是財富的基尼係數。作者對考古、經濟史等學科的成果都非常熟悉。古代部分，作者主要用隨葬品豐富程度、房屋遺址面積等指標反映不平等；近現代部分，作者引用了近年來學者努力完成的，有關財富和收入情況的估計。

作者在書中同時對很多國家的個案做了討論，包括中國、日本、美國、義大利等。總體來看，他的證據很豐富，得出的論點個人認為很有價值。比較遺憾的是，不平等不僅僅包括財富的不平等，人們對未來財富分配的預期，以及消費的不平等也很重要。前者直接決定了人們對政策的態度，後者更能反映實際生活狀況。一般來說，消費不平等小於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又小於財富不平等。

作者在第一章就提到了「1%」。如上圖所示，近年來，他們積聚的財富佔總體經濟比重越來越高。這個問題會越來越重要。儘管不平等未必會引致暴力，但不穩定的風險值得關注。

參考文獻：Scheidel W.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人類有這樣一種本能，那就是讓子女過得更好。

這種本能產生了人類最古老的一種基本制度，叫做世襲制。

世襲制使得子女能夠繼承父母的財產、地位甚至官職。

世襲制的結果，就是堵塞了社會流動的管道。這個管道一旦堵塞，就會產生出來大量的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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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窮人收入高十倍，富人收入高了百倍，雖然貧富差距變大了，但是窮人生活變好了。這是無法維持的。

當社會階層固化，世襲罔替的時候。執掌政府的，不是某種能夠精確制訂全體人民財富增長的神人，而是幾乎完全與下層社會隔絕的世襲領導層。其結果，不是窮人收入提高十倍、富人提高百倍，而是富人提高百倍、窮人不變，甚至可能是富人提高百倍、窮人降低。富人總想獲得更多的財富，而製造的對整個體系的傷害則是所有富人一同承擔，在這種「公地悲劇」之下，指望富人協同一致地願意給窮人留口飯吃，是不大現實的。

更何況至少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任何體制能解決資本主義固有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問題。一旦出現這類問題，貧富矛盾將迅速激化。

第二，人類進化產生的心理不支持這種格局。

包括最後通牒博弈實驗在內的一系列行為經濟學實驗表明：

1. 在分配高度不公的情況下，分配所得較少的一方往往寧願承受一定的損失，也要讓對方承受更大的損失。

2. 人類往往寧願放棄一定收益，也要懲罰採取不公平方案的分配者或補償被迫接受不公平方案的一方。

3. 相較於理性人假設，人類本能地趨向於公平分配。

由這三點來看，高度分配不公的社會，將是一個不穩定的社會，容易產生顛覆力量。

第三，就民主制度而言，高度分配不公容易爆發民粹大潮，破壞或徹底摧毀一些原則，甚至轉向專制。

大肆破壞民主和法治原則的查韋斯在委內瑞拉獲得並維持了統治地位，這並不是偶然。委內瑞拉長期的嚴峻貧富分化，導致民眾根本沒有從民主制度內獲得顯著收益。於是一個能夠以鐵腕帶來民眾收益的領導人，自然能得到民眾歡心。就算他破壞了民主，占人口大多數的民眾也不在乎——畢竟原來的民主就沒給他們帶來什麼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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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父母的優秀並不見得會讓子女也出類拔萃。儘管現在有教育的因素在，但這個道理並不會變化。

此外，人類社會分為了很多國家，國與國之間也有激烈的競爭。一個徹底世襲化的國家（比如通過精英壟斷的基因修正術和純以門第錄取的精英教育），顯然無法競爭得過同等生產力水平的非世襲化國家（比如普及基因修正術和高水平的公立教育），因為後者各階層的競爭壓力更大，一則更容易激發潛能，二則更容易把高水平的人放在高水平的位置上。

而競爭落後者也會更傾向於改革社會制度。這種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同樣會造成去世襲化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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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儘管人類擁有世襲化的本能。但人類的本能中又存在反世襲化的要素。只不過世襲化往往每個個體都能做，而反世襲化卻要求集體行動。

其結果，就是人類社會的體制在世襲化——去世襲化——再世襲化之中循環（詳見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當世襲化的問題極度嚴峻的時候，往往有一場社會變革破壞世襲化體制。但在此之後，社會精英又會逐漸適應新的體制，在其中重新建立世襲化的格局，然後這種格局又會誘發下一輪去世襲化的劇變。

曾經有一個人企圖採用「隔幾年就來一回大規模社會運動，掀翻統治精英階層」的辦法來保證世襲化格局無法成形，但是其災難性後果已經記在歷史課本里了。

1929年美國爆發了大蕭條，然而問題是為什麼大蕭條會爆發？

直接原因是一戰後美國的某些對歐洲的貿易條約到期，出口萎縮，產能過剩。但是為什麼大蕭條會如此慘烈？其根本原因就是貧富差距過大。工人們根本買不起自己生產出來的商品，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只要還有人吃不上飯，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產能過剩。

為什麼資本家們要把試圖低價出售牛奶的資本家的牛奶倒掉？答案是維持住牛奶的價格。社會發展的根源是什麼？是生產。貧富差距帶來的資本的集中，可以產生規模效應提高生產效率。但是過大的貧富差距，卻反而起到了阻礙生產的反作用。什麼叫諷刺？這就叫諷刺。說真的，和這點相比起來，所謂的社會動亂那都是小問題了。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生產力和經濟的螺旋萎縮。

一個笑話：

「媽媽，天好冷，為什麼不生火？」
「因為咱家沒煤了。」
「為什麼沒煤了？」
「你爸爸失業了，沒錢買。」
「爸爸為什麼失業呢？」
「因為煤太多了。」

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是這麼解釋的。

資本家生產了十塊錢的貨物，他絕不會發給工人們十塊錢的工資，他只會發八塊。這樣他才有兩塊錢的利潤，這叫做剝削。現在社會上有十塊錢的貨物，可是工人兜里卻只有八塊錢。所以工人總是買不起自己生產的產品，資本主義的產能總是過剩，總是要爆發經濟危機的。

馬克思說的對不對呢？我們等會再說，看看西經是怎麼說的。

有盈利的資本家，自然也有虧損的資本家。不幸的是很多時候虧損的資本家反倒多些。那麼這就相當於工人們生產了八塊錢的產品，資本家卻要給工人開十塊錢的工資，倒虧兩塊錢。

資本家為什麼能賺取利潤呢？因為商業是有風險的，有風險才有利潤。資本家其實為工人承擔了風險，因為不管資本家是賺錢還是賠錢，該給工人開十塊錢工資，都得開十塊。

正經來說，西經的這個解釋是更靠譜一些的……但是問題是馬克思其實也沒說錯。

如果利潤真的完全來自於風險，那麼根本就不該存在利息。為什麼？如果利潤完全來自於風險，任何收益都是應該有本金虧損的風險的。

其實問題還是出在供需關係上。工人太多，資本家太少了。工人競爭激烈，自然沒有議價能力，被剝削那是肯定的。

但是，這是不是意味著如果勞動力短缺，那資本家倒是要反過來吃虧了？

馬克思亦意識到了這一點，對此馬克思給出的解釋是，勞動力總是過剩的。隨著資本的積累和生產力的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總是在減少的，而這些失業人口，也就是產業後備軍。

馬克思說的對不對呢？是對的。

勞動力的短缺總是暫時的，勞動力短缺，人工成本提高，資本家們怎麼辦？向自動化投資，提高生產力，減少人力的運用。

你看二戰後的全球化中，資本家們紛紛把生產向欠發達國家轉移，為什麼？因為人工成本低啊。但是有些行業沒法轉移，比如建築。怎麼辦？

德國發明蓋房子機器人，數字化設計，藍牙操控，太強悍了

所以你看，勞動力短缺根本就是個偽命題。我們生產力不夠其實不是受制於科技水平，倒不如說我們的科技水平和生產力，是受制於人工成本的。（為什麼爆發工業革命的是英國？原因之一就是當時英國勞動力短缺，而中國就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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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寫到這兒，懶得寫了，回頭再填坑。

前幾天看到一篇專欄說發布了的回答再編輯也不會再度推送到時間線上，當時打算以後答案盡量一次寫完。

然而問題是在下發現自己的這個懶病大概是治不好的，算了算了……

關於這個問題，我先貼一篇我翻譯的保羅葛蘭素的一篇很雄辯的文章，然後下面是我的意見：

關於經濟不平等

自70年代以來，美國的經濟不平等急劇增加。特別是富人變得更富了。差不多所有議者都認為必須降低這種經濟不平等。

我對此頗感興趣，因為我是Y COMBINATOR公司的創始人，而本公司宗旨就是幫助創業者。從創業的定義上來說，創業公司如果成功，意味著它的創始人必然致富。可是這樣幫助了創業者，也就意味著我幫著增加了經濟的不平等。如果經濟不平等必須降低，我就不該幫助創業者，他人也不該。

不過這聽起來不太對勁。難道我們是要用歸謬法來證明，不該要求降低經濟不平等？聽起來也不對頭。如果有些人被鎖死在天生的貧困里，而基金經理們卻能利用法律漏洞把他們的所得稅減半，這肯定不是好事。

解法是我們要認識到，經濟不平等並非單純一事。它包含一些壞事，如孩子們沒有機會發展潛力，也包括一些好事，比如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創立了你賴以在網上搜索資料的公司。

如果你想要理解經濟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想要糾正它的惡劣一面-- 你就得把它的各個組成部分梳理清楚。而在關於這個話題的所有文章里，趨向卻是反過來的：把經濟不平等的所有方面都擠壓在一起，把它當成一個單一現象。

有時這是出於意識形態，有時是因為作者只有非常宏觀的數據，於是就以之得出結論，就好像那個寓言中在路燈下找鑰匙的醉漢，那裡雖然不是他他掉鑰匙的地方，但是光線比較好。還有時，因為作者沒有理解不平等中的關鍵因素，比如技術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很多時候，也許是大多數時候，這三個誤區都結合在了一起。

關於經濟不平等的最常見錯誤就是把它當成單一想像。最天真的版本是基於所謂的「餡餅謬誤」：富人發財，因為他們搶了窮人。

通常這是人們的初始假定，而不是他們通過檢查證據得到的結論。有時這種「餡餅謬誤」會被表達得很直白：「上層人士從國民收入中攫取越來越多的份額--留給其他人的份額就減少了」。有時這種想法則是無意識的。但這種無意識的形式則流布很廣我想，這是因為我們是在一個這個「餡餅謬誤」確屬真實的世界上長大的。對於孩子，財富確實就是一塊可供分配的餡餅，如果有孩子分得多了，必然有其他孩子分少了。在長大後的現實世界中，運行模式並非如此，需要有意識的提醒自己才行。

在現實世界中，你可以創造財富，也可以從他人那裡攫取。木匠能創造財富。他製造了一把椅子，而你情願付錢來換取。而一位高頻交易員並非如此。他之所以賺了1美元，是因為在交易的對側另一個交易員損失了1美元。

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富人通過從窮人那邊奪取財富來發財，那這就是個經濟不平等的惡性案例，這種情況下，貧困的原因和致富的原因是同一個。但是不平等的例子不一定就是惡性的。如果一個木匠做了五把椅子，而另一個木匠啥都沒做出來，第二個木匠自然比較窮，但這可不是因為有誰從他那裡拿走了什麼東西。

即使人們已經成熟到了解了「餡餅謬誤」，他們還是會被引導到這個觀點去，因為習慣上對經濟不平等的描述就是一個分位數的收入或財富與另外一個的比例。本來所謂的「收入從一個分位數移動到另一個」只是一種修辭手法，這樣卻很容易滑動成被確信的事實。

除非是在惡性的情況下，經濟不平等是不能用比例或者是曲線圖來說明的。通常情況下它包括了人們變得貧窮和富有的多種途徑。因此，要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不平等，你得去了解一個個具體人物變窮致富的情況和原因。

如果你想理解經濟不平等的變化，那你就該去詢問，這些人在不同情況下本來會如何行事。我就是靠這個來了解到，富人並不都是通過一些從別人那裡轉移財富的新系統來發財。如果你把這種「本來可能會」的模型用在創業者身上，你會發現，如果是回到經濟不平等水平較低的六十年代，這些人本來會去加入大公司或者成為教授的。在馬克扎克伯格創立FACKBOOK之前，他本來的默認期望是成為微軟的員工。他和大多數創業者，之所以比他們在上世紀中葉的同類人更加富有的原因，不是因為在里根執政期間這個國家的政策右轉，而是因為技術進步使得去開創一個飛速發展的新公司變得容易多了。

很奇怪傳統經濟學者似乎不喜歡研究個體。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應當從從統計數字開始。所以他們先告訴你關於財富和收入波動的精確數字，接著卻對其深層原因加以最天真的猜測。

雖然有很多人是憑藉各種形式的尋租致富的，還有不少人發家所靠的規則，假如不是詐欺的，也是零和的（有人得必然有人失），但是還是有很多人通過創造財富來獲得財富。而創造財富作為經濟不平等的來源，比起攫取財富來，不僅在道德上大不相同，而且實際上也是更難根除的。原因之一就是生產力的變化正在加速。 個人創造財富的能力，取決於他能利用上的技術，而這樣的技術正在指數級增長。而另一個創造財富成為不平等的理由之頑強，另一個原因是它能擴展開去，適用於更多人群。

我絕對支持取締用詐欺的方法來致富。但那並不會消除財富上的巨大區別，因為只要你允許通過創造財富來發財，想致富的人們自然就會走那條路。

大多數想致富的人們都是極其努力的。不管他們有什麼缺點，懶惰肯定不是其中之一。假如新的法律使得通過金融來發財變得困難，那麼這些現在通過金融發財的人們是否就會停下來，滿足於為普通工資而工作呢？他們進入金融業的理由，不是因為他們熱愛金融，而是因為他們想發財。如果剩下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創業，那他們就會去創業。他們還是會取得成就，因為堅定的決心是創業成功的主要因素。對於社會來說，想發財的人從零和博弈轉移到創造財富可能是件好事，但這點不僅不會消除財富上的巨大差別，甚至往往會使之加劇。零和博弈中至少對贏家所得是有上限的。更何況很多新的創業公司會研發出新技術，更進一步提高了生產力。

生產力的變化遠不是經濟不平等的唯一原因，但卻是最不可消除的核心原因。即使你消除掉其他原因，這個原因也還會留著。而且，假如你消除其他原因，這個核心原因還會更加膨脹，因為它還會包括所有的難民的努力。此外，還有出現所謂的鮑爾默病症： 你得付給那些能夠憑藉自我能力創造財富的人足夠的報酬，來防止他們創造財富。

如果你不能阻止人們發財，你就無法防止財富的變動。而要阻止前者，你就必須阻止一切創業。

所以讓我們說清楚。消除財富的變化，就意味著消除創業公司。這可並不明智。特別是這意味著你只能消除本國內的創業公司。雄心勃勃的人們已經跑遍整個世界來擴展生意，而且創業公司可以在任何地點運作。以如果你使得在本國里不可能通過創造財富來發財，那麼有這種願望的人們只要拔腳離開就行了。最終你們國家只能迎來降低的基尼係數，而且得到一個教訓，要對你的要求三思後行。

我想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最不壞的命運就是接受財富不平等的增加。在上個世紀中葉我們花了整整四十年的時間來說服人們這一點。如同我在那篇《再分裂》中所說，那是個反常現象-- 那個時期來自經濟和文化的各種綜合力量把美國壓制住了。

自那時以來，我們所見的這些經濟不平等的增長部分是來自各種惡劣行為，但同時卻也伴隨著個體創富能力的極大提升。創業公司差不多全是這個時期的產物。即使是創業公司本身在過去十年也迎來了極大的增長。技術已經大大降低了創業的費用，現在創業者對投資者佔了上風。創業者的股份更少被攤薄，通常也能保留董事會的控制權。這兩個因素都加劇了經濟的不平等，前個因素使得為創業者擁有更多股份，後者則因為如同投資者學到的那樣，創業者會比起投資者更好地經營自己的公司。

雖然表面形式有變，但是內在的動力卻是非常非常古老。我們在矽谷看到的生產力的加速幾千年來一直在進行。如果你查閱石器的歷史，會發現技術在中石器時代已經開始加速了。當時的那種加速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是觀察不出的。這個階段在本質是一個指數曲線的最左側部分，但確實是屬於同一個曲線。 想來你不會把你的社會設計成和這個曲線不匹配吧。技術演進可是史上最強大的力量之一。

路易斯·布朗代斯（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被稱為人民的律師）曾經說"要麼擁有民主，要麼擁有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財富，但不可能兩者得兼」。聽起來挺有道理。但是如果我必須在兩者間選擇，一邊是忽視他的意見，一邊是忽視一個運作了幾千年的指數曲線，我還是押寶在曲線上吧。忽視任何一個運轉了幾千年的趨勢是很危險的。而指數級的發展趨勢尤其不容忽視。

如果加速生產力的提高總是會帶來經濟不平等的某種增長，那也許值得花點時間考慮一下未來。我們能否擁有一個財富不平等的健康社會？那會是什麼樣子？

你是否注意到，考慮這個問題的感覺是否非常新奇？迄今的公眾討論總是毫無例外地關於減少財富不平等的必要性。我們很少考慮過，能否與這種不平等共處。

我滿懷希望。布蘭代斯是鍍金時代（美國從南北戰爭之後到19世紀末那段腐敗橫行的時期）的產物，從那時起情況早已大變。現在不法行為已經很難隱藏，要發財你也不必像當時的鐵路或石油大亨那樣收買政客了。我在矽谷所見的財富的巨大集中，看起來並不會毀滅民主。

美國有很多弊病都是以經濟不平等為癥狀的。我們應當糾正這些，並在此過程中減少經濟不平等。但是我們不能只著手於癥狀，卻指望以此來糾正深層的原因。

貧困問題是最明顯的例子。我確信大多數希望減少經濟不平等的人士主要是想幫助窮人，而不是損害富人。事實上，很多減少經濟不平等的草率宣傳，真實的意思是要減少貧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最好要精確表達我們所願。貧困和經濟不平等並非同一。如果你因為無法支付賬單而被斷水，拉里佩奇與你的凈資產之比例對此毫無影響。他就算只比你富有那麼幾倍，斷水的問題對你還是同樣的煩惱。

和貧困密切相關的問題是缺少社會流動性。這點我有切身觀察：就算不是出生大富之家，抑或中上階層，也可以通過創業致富，但是從貧困家庭確實很少產生創業者。但這也不是簡單的經濟不平等造成的。拉里佩奇成長時的家境，和成功的創業家之間有巨大的財富差異，但這無法阻擋他進入這個階層。本質上並非經濟不平等阻礙了社會流動性，而是當孩子出生在赤貧家庭時，某些因素出了問題。

矽谷有個重要的原則「衡量什麼，就會做出什麼」。這意味著如果你專註於某個選出的數字，這個數值就會改進，但你必須選擇正確的數值，因為只有你選擇的數值會改善，而其他理論上相鄰的數值卻不會。比如，假如你是個大學校長並決定專註於提升畢業率，那你就可以改善畢業率。但只是畢業率而已，學生學到的知識卻不會改善。假如你為了提高畢業率而降低課程難度，學生還會學得更少。

經濟不平等和以之為癥狀的各種問題遠不相同，我們必須準確的針對我們的目標。如果我們的目標是經濟不平等，那我們就解決不了那些社會問題。所以我覺得，還是讓我們把目標對準那些社會問題吧。

比如說，讓我們對貧困開戰，過程中無妨損失一些財富。那會比通過攻擊財富來解決貧困問題來說，更有可能生效。有些人的致富方法是欺騙顧客，遊說政府通過反競爭條例或利用法律漏洞，我們是要阻止他們，但不是因為這會導致經濟不平等，而是因為那是盜竊行為。

如果你擁有的只是統計數據，那你所能做的也就是調整這些數據。但在像經濟不平等這樣的宏觀的統計尺度背後，總是有些好事，有些壞事，有些是衝力巨大的歷史潮流，有些只是隨機事件。如果我們要改善這個統計數字背後的世界，我們就需要了解它，並把努力集中在那些最能發揮作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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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chewood注：

以上這篇文章雖然邏輯性很強，不過我覺得還不足以服人。也許解決貧困很重要，但是現代美國的貧困問題比起古代根本不算回事。即使是將來窮人擁有一個星球，也會對富人擁有一千個星球忿忿不平。歸根到底，人類為什麼會下意識地憎惡經濟不平等？畢竟不平等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後的常態呀。其實，人們反對的不是表面的不平等現象，而是反對隱含其中的不公正。

PAUL GRAHAM把經濟不平等的起源追溯到石器時代的技術發展，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反對這種不平等的，卻來自更早之前，遠在人類成為人類之前就具有的對「公平」的本能。

「公平」這個概念雖然並非宇宙規則，但是從進化早期已經深深刻印在人類的心智模型里。以嬰兒為對象的研究顯示，人天生就有尋求公平、正義的傾向。甚至類似猿猴、大象、狗這樣的社會群居性動物也會喜歡「公正」的行為。所以，不管怎麼說理，我們是無法擺脫對公正的渴求的。

但是人們要怎麼覺得這個社會是否公平？只能從外部數據來判斷，比如擁有多少財產或權力之類。可是，因為人類天生的認知局限，我們無法充分理解別人的努力程度和承受的風險，而又對自身的努力和困難又容易估量過高。舉例來說，雖然我知道拉里佩奇很厲害，但是我無法真的理解他與我的財富的倍數和他與我的能力的倍數是否相稱。更何況，一個人取得的財富，不僅有能力，還有時代、階層、民族、家庭背景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所以任何人都很難讓自己心悅誠服地同意，某個富人比自己多那麼多財富，是件公平的事情。

PAUL GRAHAM因為是來自軟體業，所以在這方面有些偏頗之處。他在一篇文章里寫到「這就是為什麼如此之多的最優秀程序員都是自由主義者的原因。我們這個世界，你向下沉淪或者向上奮進都取決於你自己，不能把原因推給外界。許許多多不創造任何財富的人——比如本科生、記者和政客——一聽到最富有的5%人口佔有全社會一半以上的財富，往往會認定這是不公平的。一個有經驗的程序員很可能也認為這是不公平的。因為最頂尖的5%的程序員寫出了全世界99%的優秀軟體".但是，即使是單就軟體業而言，也並非可以這麼確定，IT界的富豪也不是純粹憑藉他們寫軟體的能力來致富的，還是多半依靠商業能力和機運，所以優秀程序員也未必就對經濟不平等就會那麼心平氣和。

其實人類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一直是願意接受經濟不平等的。因為同PAUL原文所說，實際上這根本無法阻止，不僅是經濟和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也是不同個體的秉賦和自驅力強度造成的。但是這就會不斷地對人們要求公平的期望產生矛盾，這也是社會矛盾和人生苦痛的主要根源之一。孔子幾千年前就說過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當然，孔子也很難想像搞什麼均貧富。那麼，人類對公正的天然要求，和經濟地位不平均發展的天然趨勢，如果要能共存的話，就只有兩種途徑，那就是

對精英階層提出更高的要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這就是孔子的路徑，對君主和士大夫提出嚴格的責任和義務。
另外一種，就是提高社會的流動性。「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大丈夫當如是」，也就勉強叫陳涉或劉邦的路徑吧。

這兩種路徑，都可以做到在保持不平等的情況下，又符合對公正的心理要求。

舉個近代歐洲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歐洲各國都有貴族制度。這種憑藉血緣出身就可以佔據優勢的社會經濟地位的體制，本質上是最赤裸裸的不平等。但是，身為貴族其實也是有代價的

貴族雖然享有令人覺得痛苦而且無法忍受的特權，但是與此同時，貴族也具有維持公共秩序、主持公正、嚴格執法、濟貧扶弱以及處理各種事務的作用。若是貴族不具有這種作用，那麼貴族壓在人們身上的負擔就會變得更加沉重，最終不能見容於世人.《舊制度與大革命》

但是各國的貴族下場又各不相同,這與他們和對」公正「的渴望的回應是恰好相關的。法國和俄國貴族下場最慘。因為法國王室自從路易十四時期，為了削弱貴族勢力，把他們都聚攏到了宮廷，這些宮廷貴族變得對封地和社會沒有價值，卻又享受特權。而俄國貴族在彼得一世時期獲得的特權，是以服軍役為代價的，可是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卻為了收買他們的支持而取消了為國服務的義務，這樣俄國貴族的特權就變得沒有相應的貢獻來支撐了。此後，貴族們自己也有隱藏的負疚感，革命起來時又受到憤恨已久的下級階層的嚴厲報復。這也是為什麼法國革命實際上是由拉法耶特這樣的貴族起始，但這個階層卻又在革命高潮被大批送上斷頭台。而俄國貴族文學在十九世紀的特點就是很深的負罪感，而他們確實就在十月革命後被徹底消滅了。

正面例子是英國貴族和普魯士的容克。英國貴族採取了策略2，很早就通過財富和貢獻的篩選不斷吸收新鮮血液，所以一直能保持國家精英階層的社會認同。而普魯士的容克則採取了策略1。他們從腓特烈·威廉時期就有義務為國家在軍隊和政府中服務，從中體現了高度的效率和自律。這樣，即使是在第二帝國覆滅後，仍然保持了足夠的社會聲譽，從而能在之後的1919-1945年間繼續把持軍隊。

從我國的例子來說，則在不同時代採取了不同策略。不說古代，建國以來，政權的鞏固，其實在某種情況下也是因為滿足了人們對「公平」的渴望。前三十年在表象上做到了平均（這當然是不可持續的，也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而在後三十年，則是在經濟迅速發展的情況下，社會流動性大大提高，確實出現了很多白手起家的富豪，大量人口向上進入中產階級。這樣在基尼係數急劇上升的情況下，卻也可以滿足對「公正」的要求。但是這種做法，如果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就會遇到很大問題。

現在在經濟停滯的歐洲和日本，最大的問題就是代際間的不公平。年齡較長的中上階層幸運地在年輕時期經歷國民經濟的增長，當他們開始工作時，高薪職位在等著他們，他們從房產升值中賺到的錢可能遠遠高於工資所得，最後帶著豐厚的保障退休了。而年輕一輩面臨工作的不確定性，更不用提到買房置產之類了。這就引起了很多政治上的紛爭和極端化。這一點，在中國的70後和90後之間也將會發生。

自由主義者的問題是不承認個人能力的渺小那一面。即使現在最能幹的日本年輕人，難道還有成為新的盛田昭夫的可能性么？這確實不公平，人生就是不公平，公平並非客觀規律，但是我們的人性本身卻總是要求公平，必須理解這一點。

先寫概論，後面有空展開。

1，貧富分化以致於極端化，並最終毀滅秩序，這是私有制的必然結果。

2，可怕的不是貧富差距，而是世襲制度以及附屬的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

3，出於個人能力、眼光導致的貧富差距，是對社會進步有利的刺激；出於財富繼承和資源佔有導致的貧富差距，是有害的乃至於是自掘墳墓的。

4，真正的社會主義，認同前一種貧富差距，斷絕後一種貧富差距——這就是按勞分配製度。

5，人類的生產力已經達到了社會主義的門檻，但是根深蒂固的私有制意識和既有的上層建築，阻礙了我們。

6，類比歷史，我們現在正處於1788年附近，偉大而恐怖的1793年，就在不遠的將來，我們都會是見證者。

玩過《大富翁》嗎？

貧富差距就是社會發展的常態。

為什麼要壓低貧富差距？因為窮人太多了，他們使用均貧卡均富卡的可能就越高啊。

剝削還是要的，到時超過極限了，效用就是負的了。所以智慧夠用的統治者就是既要儘力榨乾你，又不會觸及到你的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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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評論太精彩了。最為一個骨灰級大富翁玩家，我現在玩的是盡量把物價指數做上去，但是不能讓電腦玩家破產。所以到後期我乾的事兒之一就是不停造核彈把房子轟平，把大塊用地全部搞成公園，炒股賺很多錢時不時給大夥均貧一次。讓這個系統不向極端情況分化其實是最難的。

首先，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不單單存在於人類社會，自然界以及人為計算機模擬，都證明了這一點。下面轉一個計算機模擬實驗的帖子

https://www.ccthere.com/article/3816960
設想你生活在一個棋盤上面。棋盤上唯一的資源是糖。你在棋盤上四處移動，試圖吃到儘可能多的糖。
這個棋盤稱作Sugarscape，我給它起的中文名字是「大糖帝國」。
這個著名遊戲是1996年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的Epstein和Axtell設計的，這兩位是用計算機程序模擬經濟演化的先驅。最近我讀過一本磚頭厚的書《 The Origin of Wealth》，提及一些類似的模擬實驗。
目的是這樣：通過簡單的計算機規則，能否模擬出複雜的社會現象，找出現象的成因？為此，他們設計了一個下面的棋盤，然後隨機扔進去250個糖人，這些糖人象徵著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
左側是大糖帝國的地形圖，由50X50個單元格組成。深色格子含糖高，淺色的含糖少，白色的不含糖。西南和東北有兩座深色的糖山，是資源富裕區。棋盤上有大片的淺色地帶（資源有限區）和白色無糖區（不妨想像為真實世界的沙漠）。
右側圖中，250個糖人（黑點）被隨機播撒在各個角落。它們在棋盤上漫遊，尋找糖吃。每個糖人都是單獨的計算機程序(agent)，它們有能力吸收信息，觀察四周，做出行動。
Epstein和Axtell給這些糖人設置了一些簡單的決策規則：
1）糖人的視力可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觀測，目標是找到含糖最高的地塊。單元格里的糖被吃掉後，過一段時間能重新長回來。
2）如果所食之糖跟不上新陳代謝的消耗，糖人將餓死，計算機將其清除出局。
3）糖人被隨機分配不同的基因稟賦。這包含兩個指標，一是視力的好壞（有人能看到6格之外，有人只能看眼前1格）；二是新陳代謝的能力（有人代謝一次只消耗1單位的糖，有人則需消耗4單位的糖）。
現在，你按一下啟動鍵，大糖帝國橫空出世，糖人們各自為政，移動起來。一開始，局面有點亂，但是很快，研究者發現糖人社會呈現出一種有規律的分布。
下圖你看得到，當程序運行期從T1演到T4，糖人們開始圍繞兩大糖山攏聚，逐漸形成兩大部落。無糖區則人煙稀少。而且，糖人們彼此位置分隔頗有效率，任何新長出的糖都會被迅速收割。
儘管沒有一個領袖對其他糖人發號施令，一個具備「自組織」特徵的、有效率的社會，已經初具雛形了。
計算機模擬的優點，就是讓這個虛擬社會不停的自我演化，瞧瞧到底會發生什麼。在此過程里，你可隨時抽取一些變數進行分析，譬如糖人的人均壽命、活動範圍、最優路徑選擇，等等。當研究者把目光投向財富變數時（用每個糖人收穫的糖量測算），他們發現了一個令人非常意外的現象：這個虛擬世界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分化。換言之，人類社會的頑症之一出現了。
底下的圖表顯示，模擬程序從啟動到結束，人均財富分布的演變趨勢。
橫軸左側是窮人，右側是富人。你看得到，國家誕生之初（最頂端的圖表），財富在國民間的分配很均勻，基本可算一個平等主義的社會。極富者和赤貧者皆很少，絕大多數人口的收入差別很有限，即使最富有的人也不過擁有30個單位的糖量。
隨著時間推移，這個自組織社會的財富分布發生了嚴重的扭曲。最底下的圖表，顯示大糖帝國的晚期，最右側出現極少數的超級富豪，人均糖量高達270個單位。超級富豪的左側是數量有限的上流階層，再左側是不斷萎縮的中產階層，最左邊則是人數極為龐大的底層低收入者。
這種分化趨勢其實在人類真實歷史中已經重現過無數次了。您不妨把上面的圖表換成1949-2012的中國，中國貧富分化在過去60年的演進路線與大糖帝國簡直如出一轍。
事實上早在1895年，義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就發現，一個國家的個人收入並不遵循正態分布，而遵循80/20的冪律分布。意思是，20%的人佔有全社會80%的財富。
帕累托的發現被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的數據得到了驗證。所謂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種「馬太效應」在中國和西方都可算是一個普遍發生而又極難解決的問題。
此處我並不想專門談論公平正義的話題，反而，我覺得更重要的一個源頭問題是，貧富分化為何一定會發生？能不能不發生？
很多人將貧富的鴻溝歸結於資本主義、權貴腐敗、或者自己命苦。左派說，富人剝削造成人民窮困。右派則說，你窮只因為自己又笨又懶。
有趣的是，大糖帝國也許能給人們一些新思路。在計算機程序中，你可隨意調整各種初始參數，瞧瞧到底哪個參數導致了貧富分化。
例如一個可能的分化成因是每人的稟賦不同。計算機模型中，有的糖人視力6倍好於同類，能看到更大的棋盤，更易找到高糖點。類似地，有的人新陳代謝4倍低於同類，更易於積蓄余糖，抵禦饑荒。是否此等優秀人種最終演變成了富人？
答案是No。蓋因個人能力差異是計算機隨機分配的。理論上，最終財富的分布也應該近似於均勻的隨機狀態，亦即，富人、中產和窮人的各自人群數差不多。顯然模擬結果並非如此。
另一個可能的成因也許是天生的資源差異。例如模型里，有的人降生於糖山，毫不費力就可大吃特吃，瞬間致富。有的人生在貧瘠之地，歷盡辛酸找到含糖區算是命大，有的糖人甚或中途就被餓死。這聽來也挺像真實的人類世界：老百姓勞作終生，不過是一場窮忙，不如我爸是李剛來得管用。
好在，計算機模擬結果並不支持「出身決定一切」的模式。要知道，一個糖人佔有資源的優劣也是計算機自動給予的，誕於糖山或誕於荒漠，完全遵循隨機原則。假如資源差異造成經濟分化，最終貧富人數也應均勻分布才對。
看起來，任何模型變數都無法單獨解釋貧富鴻溝為何越來越深。「天生聰明」不是決定性的，「我爸李剛」也不是決定性的。
其實答案關鍵在於，大糖帝國本身即是一個複雜性系統，於是人們很難追蹤一個事件鏈（人們由貧轉富）的全部前因後果。
您不妨設想有兩個糖人，A和B。程序開始時，兩人的視力、新陳代謝、出生地的含糖資源，各方面條件都一樣。或者說，兩個標準的中產人士。
A向四處張望，見其他糖人已在東、西、南三個方向活動，而北方尚余空地。於是它偶然的向北移動。湊巧，走到了東北角的糖山。又湊巧，發現一個沒人佔領的格子。於是它佔住那個區域，開始晉身巨富階層。
B同樣四處張望。出於偶然，它向南移動了一步，結果漸漸走進一名貧糖區。當它意識到這個方向錯誤，其它糖人早已圍滿了通往北方糖山的路徑。它再無機會，只得四處漫遊，積蓄耗光，變成赤貧。
於是兩個天生條件差不多的人，最終社會地位出現天壤之別，這種情況也被經濟學家稱作」horizontal inequality」。這反映出，一些細小的和偶然的差異，足以在系統里造成巨大的後果，這正是複雜性系統的特徵之一。
複雜性系統的另一個特徵是所謂的「湧現」(emergence)。2009年英國物理學家Neil Johnson寫的《Simply Complexity》一書，我讀到很多類似現象，譬如鳥群複雜的飛行隊列、蟻群的精密築巢、股市的波動周期，這些活動表面上皆有隱藏的秩序，實際上往往只是個體活動的湧現而成，不需要任何複雜設計和高等智力引導。
仍以糖人世界來說。糖人並沒長著腦子，被規則管的死死的。它們不能彼此商量下一步的共同策略，人群里也沒有一個司令官。但是，這些個體簡單行為聚合起來，最終產生了一種「自組織」的貧富分化。你可以無數次的重啟糖人程序，但是每一次都看到貧富分化的重現。
在此意義上，人類貧富的兩級分化很可能是無法避免的，而且也許只會日益嚴重。就算您管理的只是大糖帝國這樣的虛擬小國（250個人口，高度簡化的遊戲規則），你也很難為糖人們的貧困問題設計一個真正管用的解決方案。這樣想來，這個問題讓我有些悲觀。
如今中國的貧富懸殊程度已經全球矚目，十八大報告又強調中國「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這條路怎樣才能走的通呢？
中國的未來方案有待觀察。但是我希望中國能走通這條路，中國也必須走通這條路。畢竟，大多數國民並不喜歡生活在一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大糖帝國。

其次，當貧富差距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會出現大亂，導致重新洗牌，這也是歷史告訴我們的。自然界與模擬實驗也證明了一點。

沙堆模型_百度百科
物理學家Bak，湯超，Wiesenfeld用著名的「沙堆模型」（sandpile model）以形象地說明自組織臨界態的形成及特點[1] 。他們曾設想過一個理想實驗：通過裝置讓沙子一次一粒均勻地落在桌上，形成逐漸增高的一小堆，藉助慢速錄像和計算機模仿等手段精確地計算沙堆頂部落下一粒沙會帶動多少沙粒移動；初始階段，沙子下落對沙堆整體的影響不大；當沙堆的高度達到一定程度以後，一顆沙子的落下可能引發整個沙堆的崩塌。實驗結果產生了「自組織臨界」理論：沙堆達到「臨界」狀態後，所有沙都處於一個整體的狀態，新下落的沙子會在周圍產生擾動，這些擾動雖微細，卻能夠在整個沙堆中傳遞，使得沙堆的結構產生變化，沙堆的結構將隨每粒新沙落下而變得愈加脆弱，最終發生沙堆的崩塌。在到達臨界態後，沙崩規模的大小與其出現的頻率呈冪函數關係。
模型描述
沙堆模型模擬了一個沙堆的形成和坍塌過程[2] 。用一個畫滿了正方形小格子的平面表示沙堆的所在區域，每個小格子表示沙堆中的一個局部區域，而小格子中有一個數字表示了這個局部地區的沙粒的數目。根據我們玩沙的經歷，可以知道當沙堆堆到一定的高度時，會不斷的坍塌。這個現象被Bak等抽象為沙堆模型中唯一的一個坍塌規則，當某個小格子的沙粒超過一個特定的坍塌數值（比如4），這個小格子中的沙粒因為過於不穩定而會發生「沙崩」，所有的沙粒都會因為坍塌而平均的流向相鄰的格子中。局部的「沙崩」許會引起連鎖反應，比如剛好讓相鄰格子的沙粒也超過了坍塌的數值發生了坍塌，然後又繼續影響它周圍的格子。我們可以根據某一個沙崩影響格子的多少來定義一個沙崩的大小。當你不斷的向這個「沙堆」加入沙粒，取決於沙堆的狀態和沙粒添加的位置，會不斷的會產生「沙崩」，大的，小的不停的演化。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模型，用一個普通的個人電腦就可以做出模型的模擬計算。也正因為簡單，所以這個模型可以有很大的普遍性，比如說如果認為地震過程也只是地殼間的摩擦、碰撞，沙堆模型很類似於地震的發生現象。
在地震研究領域內，有一個很有名的實驗現象規律叫做Gutenberg – Richter定律。這個定律描述了在某一個地區一個較長的時間段內不同大小的地震所發生的頻率的規律。隨著觀察水平的提高，這個規律也一再被後來的科學家用更多、更新的數據重新發現。與我們經驗相符的是，數據表明大地震很少，小地震很多。但超乎直覺的是，各種大小的地震，從震級為2小地震到震級為7的大地震，發生的次數與震級大小符合數學上的冪律關係，專業描述是地震的發生次數隨著其大小按照冪律下降。如果將這些地震的數據點畫在橫軸是震級大小，縱軸是次數的雙對數圖上，是一條直線。這是一個很驚人的發現，因為地震大小每提高一個里氏級，其釋放的能量增大約30倍。震級為2的地震與震級為7的地震釋放的能量相差2千5 百萬倍，但能量相差如此之大的地震，其統計數據點都奇蹟般的落在了Gutenberg – Richter定律所描述的直線上，而不是別處。當然，這個定律只是現象描述，並沒有涉及到地震產生的機理。大地震與小地震落在同樣一條直線上是否表示這些地震，不論其大小，有著相同的機理呢？Bak和湯超1989年提出地震現象正是沙堆模型里所描述的自組織臨界性的一個實例[3] 。
模擬結果
沙堆模型驚人的模擬結果恰恰是「沙崩」發生的大小與發生的次數也嚴格符合數學上的冪次率，如果在一個上述的雙對數圖上畫出，「沙崩」的統計數據也都嚴格的落在直線上。令人驚異和讚歎的是，「沙崩」與地震的統計規律是完全一樣的，這是很深刻的相似性。其實，遠不止地震，從自然系統到人造的系統，一些災難性行為包括森林火災、生物滅絕、甚至城市交通中的塞車都呈現出了冪次律的關係，都遵守著與「沙崩」同樣的規律。

人類做為智慧生物，是應該在掌握這些客觀規律之後，努力做出改變呢？還是無所做為，順其自然？

如果說完全順其自然，那麼人類還要搞什麼農業、工業、發明創造？為什麼不像一般動物那樣活著？

人類之所以要努力改變，正是因為要過上更好的生活。這也就是為什麼要努力實現共產主義的原因。

研究掌握客觀規律，然後謀求更好的生活。

簡單而言就是富人兒子未必聰明敢幹，卻傾向於忝居高位。然後聰明敢幹的窮人就會不服氣，然後組織起其他窮人殺了丫的。

人類社會，富人也沒三頭六臂，所謂富的資源無非是下面的窮人由於囚徒困境，彼此制約而聽他話。一旦窮到一定程度窮人的囚徒困境自然消失，富人會發現一切資源都瞬間沒了。

減少貧富差距，是富人害怕這一過程的發生。

同時就像你說的，既然馬太效應是必然的，妄圖減小也減小不了。

同時革命也是必然的，妄圖阻止也阻止不了。

為什麼會貧富分化，因為人類設計不出一套完美的制度。

歷史終結論從亞里士多德就開始，到中國的秦始皇，再到後來穆罕默德，以及最近的弗朗西斯?福山（1989 《國家利益》）都曾非常自信地認為，歷史已經終結，他們已經找到了最好的制度，接下來做的就是讓這個制度「子子孫孫無窮匱也」。

然而，讓他們始料不及地在於，他們所認為的完美製度在幾十年後就全面崩壞。曾經盛極一時的境況，很快變成了昨日黃花。原來他們所謂的完美製度，並不是人類歷史的終結而僅僅是一個開始。

人類設計不出完美的制度，所以也就不存在永遠的階層或者貧富關係。中國的歷史是世界上極為綿長且史料最為充分的。然而，翻閱所有家譜，真正能夠追溯到千年之前王侯將相的依然是少數。即便孔夫子的後人代代為封建王朝所特殊照顧，孔家似乎也再未出現一位大賢至聖。是孔夫子太偉大以至於後人無法超越，還是孔夫子不過恰好契合了歷史的進程？我相信後者！

歷史的進程其實就是制度的演化。制度的演化是為了讓人類這個種族掌握和控制更強、更多的能量。老生常談的說就是，生產力！

推動生產力的原始動力來自於人類內部殘酷的內部競爭。努力佔有更多的資源繁衍更多的後代並努力讓後代佔有更多資源是一切一切的源動力。在這個源動力的推動下，人類有了個體之間的競爭，團體之間的競爭，種族之間的競爭和國家之間的競爭。

如同無數哺乳動物求偶過程中的競爭一樣，種內競爭往往相對溫和。亞馬遜河裡的河豚會從河裡啄起石頭並把它舉出水面，雌性則通過石頭的大小和舉起的高度來挑選配偶。這些競爭規則保證了種內競爭不至於變成種內廝殺，既保證了同種的數量，又優化了種內的後代。

人類同樣也使用相似的手段來進行競爭，儘管人類的競爭更加複雜。然而與動物行為頗有不同的地方在於，人類的競爭規則不是一成不變的。人類的競爭規則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這種規則性的調整往往需要暴力，被稱為革命。

回到問主的問題：

貧富差距是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

當然是一種必然，但應該說是一種必然的過程。當生產力停滯的時候，制度就會穩定，貧富分化就會愈演愈烈。當競爭中的失敗者犯罪的收益期望跟努力工作的收益期望（回報*風險）持平，就會出現一次改朝換代，而後會重新洗牌，再來一輪貧富分化。當生產力發展，傳統產業萎縮，新興產業崛起，貧困階層更加願意去嘗試，於是社會產生變革，新貴崛起，而後新貴倒逼制度改革。這是這幾百年里世界一直在發生的。

如果是那麼減少貧富差距的意義何在？

如果貧富差距過大就會有社會動蕩，改朝換代並不能促進生產力，它只是以消減人口的方式來緩解貧富矛盾。所以實質上它對生產力的破壞作用大於促進作用。因此最大限度的減少這種損耗，延長現有穩定社會的壽命，為下一次生產力發展提供充足的時間。這就是緩解貧富差距的意義所在。

如果熟知中國歷史就會知道在秦始皇時期，中國已經具備了跟匈奴正面作戰的能力，而後秦末天下大亂，漢朝建國之初，天子出巡連五匹同樣顏色的馬都找不到。而後到了漢武帝時期中國才恢復了元氣。而咸陽一把火焚毀的書籍，無數都永遠消失在歷史長河中。這也就意味著很多寶貴的經驗失傳，又需要幾百年重新嘗試。

所以一個好的制度本質上是能夠推進生產力發展的制度。

生產力發展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大量的科研投入，自由的學術環境。

穩定的社會環境包括內部減少貧富分化的程度、貧困人口的數量以及調和種族之間矛盾，外部避免戰爭或取得戰爭勝利；大量的科研投入包括政府直接的投入和培養高科技公司；自由的學術環境要保證科學研究的相對獨立，政府以科研結果為參考而非干涉科研。

在國家層面上，新一輪科技革命到來前，誰先被自己的內部矛盾給拖垮，誰就喪失了下一次大發展的機會。被肢解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今天依然戰火紛飛，連書包，文具都無法自產。分裂的蘇聯錯過了互聯網科技革命，至今只能靠買石油和天然氣勉強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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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新一輪科技革命黎明前的黑暗期，歐盟，美國，中國三大經濟體進入了比爛的階段，誰無法克服內部矛盾而崩潰，誰就會錯過下一輪競爭。此時此刻，這三家各有各的難處，日子都非常的不好過。

如果不出意外，我認為第一個完蛋的應該沒有什麼懸念，是歐盟。有著歐羅巴攪屎棍之稱得大英帝國以攪動歐洲大陸矛盾為己任。自拿破崙時代就開始攪來攪去，把自己和整個歐洲攪成了二流地區。如今，它又率先開攪，自以為憑藉自身孤懸海外便可獨善其身。然而，哪裡可能？比起貧富差距，可能國家矛盾更加麻煩吧。

至於中美，估計是可以進入下一輪比拼了，另外可能還要再加一個印度。

因此，無論當下日子過得如何，都要明白，在歷史進程下個體的命運是不可改變的。我們所要做的是好好準備，下一波的機會也許是五年後也許是十年後，問題在於真的等機會來臨，我們準備了嗎？

貧富差距是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如果是那麼減少貧富差距的意義何在？

疾病是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如果是那麼研究醫學的意義何在？

犯罪行為是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如果是那麼加強法制建設的意義何在？

滅亡是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如果是那麼防止核武器擴散的意義何在？

均富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窮人和富人的數量形成類金字塔似的數量分布結構才有可能維持世界的持續運轉。而矛盾的是，即使是將初始狀態都設為均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進，這個社會的財富分布依然會是窮人多，富人少。玩過大富翁遊戲的肯定會深刻體會到這個事實。如果沒有財富的不均，誰會願意去掃大街，收拾垃圾，在電腦前沒日沒夜的畫圖，編程呢？在夏威夷的海灘上曬太陽，在富士山腳下賞櫻花，在迪拜塔上品美酒不是更瀟洒？而這背後的機理正是這個社會運作的本源。

今天太晚了，明天繼續更。

奴隸主肯定要說奴隸制是人類社會的必然，他能說不必然，可以推翻？封建皇帝肯定要說封建帝制是人類社會的必然。他能說不必然？

同樣，資產階級也會說貧富分化是必然。毫不奇怪。謊言一個一個被戳穿，又一個一個新生。

很多人誤解了縮小貧富差距的意思，以為這是一種絕對值上的縮小。實際上無論是稅收的二次分配還是福利保障的托底，都不可能真正實現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絕對值差距的縮減。即便給富人徵收45%的稅金，由於他們的基數大，他們和未達起征點的窮人的差距依舊只會越來越大。

所以，想要做到結果公平是不可能的，強行結果公平的結果，解放後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

但實際上什麼叫做縮減貧富差距呢？我認為真正的意思是：給窮人以機會公平，讓他們有可能、有平台、有概率和富人公平競爭，從而實現逆襲。即便不能實現逆襲，在一種相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窮人能有機會比富人有更高的加速度來獲取財富。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各國都有反壟斷的法律，目的就是給小企業、窮人一個機會，雖然依舊渺茫（即便公平競爭，無論是資源、教育、人脈都遠遠不如），但他們不是沒有崛起甚至給市場洗牌的希望。

比如互聯網行業，雖然巨頭們佔盡優勢，但大家也可以看到，新人企業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智慧、嗅覺、魄力，藉助資金實現逆襲，即便出身寒微，也能贏取國民校花、清華女神。在制度層面上儘可能遏制壟斷和階層固化，增加階級流通性，這才我看來才是真正的縮減貧富差距。

窮人已經很窮了，讓他們繼續接受這個秩序，最關鍵的是要有一個盼頭，一個希望。

縮小貧富差距，在我看來，就是這個希望。

貧富差距當然是人類社會的必然現象。甚至可以這麼說，出現貧富分化甚至可以作為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一大標誌。早期的人類刀耕火種，以漁獵收集為生的時候，由於分工的高度無差別化，個體從部落取得的收入也是相對平均的。這也直接導致了部落規模的必須精簡，確保權責追溯的關係鏈足夠短暫。人類學家發現一個部落的人數上限往往都是60—150人左右，這剛好也是人類大腦所能承載的最大有效溝通人數的上限。

但是人類一旦進入農耕文明，由於糧食乾燥易於儲藏的特點，所有制的概念也就相對出現了。由於個體佔有的土地和勞動生產率不同，所得到的農耕產出也不同。這個時候更多的糧食被儲藏而不是直接消費，催生了社會早期的分工分化。

農耕族群為對抗游牧族群的掠奪，會專門招募不事生產的武士階級予以對抗。由於這種外部威脅的長期存在，掌握武裝資源的武士階級會逐漸演化為統治階級，承擔起運行一切國家機器的職能。這個時候人類社會產生了權力的概念。在這裡我們還能觀察到，土地開發程度越高，農耕越是深入的文明，權力結構往往越是複雜，重男輕女的現象往往更為嚴重；相反以游牧和掠奪為生的族群權力結構往往很簡單，男女更為平等。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已經成為維繫生產形態的基石。由於近現代的技術革新和市場的統一，使得資本家產業的規模效應越來越顯著，資本累積速度越來越快。財富越來越集中。19世紀末美國的東西鐵路網一經建成，極大地促使了勞動力和資源的流通，美國資本主義在這波浪潮中就取得巨大的收益。

某種程度上馬克思和他之後的左派學者所擔憂的，所謂「資本主義的內在缺陷」是客觀存在的。20世紀以來包括中國在內，大多數國家市場的投資收益率一直高於人均收益率。也就是說資產所有者的收益一直高於非資產所有者，這就造成了分配一直有著集中於資產所有者的趨勢。也就是造成了所謂「貧富差距的分化」。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在其著作《新資本論》以大量歷史數據指出，資本主義世界資本的凈收益率一直遠高於國民收入總曾律，因此鼓勵以稅收轉移支付的方式縮小貧困差距，對富人徵收高額的累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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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這種不公會引起何種社會不安定現象，各種學者都有著不同解釋。所謂「不患多而患寡」，即便所有人的處境都在改善，怎麼確保財富增幅低的那部分人不對財富增幅高的那部分人不產生不滿呢？

個人在此拋磚引玉，給出一點粗略的見解：

首先這種所謂「收入的不公」更多意義上專指在貨幣收入上的不公，而不是貨幣/物質對人產生效用上的不公。舉個例子，一個月薪上萬，剛剛做砸一筆單子的交易員，也許並不會剛剛賺到50元工錢的搬磚工更快樂。一個大城市有房有車的小老闆，或許不會比刻爾克草原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更快樂。每個人對收入的帶來效用的預期往往都是主觀並且動態的。因而面對社會整體，我們並不能為此定一個基調——讓交易員和搬磚工的收入增幅趨於一致，就一定能確保後者的生活更為快樂，反而更可能導致前者的生活更為苦悶。

大多數人對生活質量的追求往往會自設一個閾值。一個小中產階級對小康生活的定義，也許就是月入一萬，那麼只要當前這個社會能滿足他的這點追求，對於他而言就是合理的——這部分人並不會為再去追求月入十萬去鬧革命。

但就因為這種貨幣收入的不平等而執行皮凱所說的高額累積稅，顯然在有任何經濟學常識的人看來短期內這類政策會引起相當大的負面效果。技術上一個國家阻止不了負擔高稅的富人移民或外遷資本，則這種政策等於直接給外國送投資和高精人才。另一方面稅收會抑制生產和投資，當稅率高到一定程度，其轉移支付效果將完全喪失，在越過拉斐爾曲線的最高點之後，甚至稅收絕對值也開始下降；目前我國的稅負水平已經很高了，而且近年來始終在以四五倍於GDP的增長速度在快速增加，但我們並未看到任何轉移支付效果，收入差距仍在快速拉大。

其次我們還需要觀察，對於收益率更高的資產者而言，他們對消費以外的收入投入是否擠佔了窮人的生存資源。「朱門酒肉臭」是否直接導致了「路有凍死骨」，抑或這兩者本身只是互相獨立的？富人愛打高爾夫是否哄抬了土地價格，有車族開車是否擠佔了公交車道。從稅收的角度上說，如果富人和窮人在公共設施上的稅金繳納得是一樣的話，那麼後者對公共設施的一定佔有的確會引發社會不公平。但如果富人的投資更多流向了社會再生產環節，養活了更多白領，催生更廉價的產品，則與前種情形大相徑庭。

再者我們不能否認，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所謂的致富人口，更多時候是以縮短了貧富階層在物質效用上的差距而致富的——領上億薪酬的庫克與之供職的蘋果公司，在近年來實現了無論窮人還是富人都能負擔地起的iPhone。有人攻殲雷軍的小米是「屌絲機」，至少人家的銷量也曾達到世界第三。同樣作為基尼指數高於4.0左右的中國和美國的區別也恰恰在於，美國的恩格爾係數卻遠低於中國。也就是說至少以食物作為貧困人口生活質量參考時，美國的窮人過得比中國的窮人要好，在物質效用方面，美國人的差距可能比中國要小。

99%的貧富差距願意私有制，人們之間的「起跑線」本來就不一樣，貧窮就不是原罪。小資產階級往往因為小康而忘了對於大資本家而言他們還是窮人的事實，所以精趙綜合症附體，竭盡污名化窮人之能事。可笑啊。

一個社會需要公平與正義才能良性運轉，不然我們就要讓統治者知道什麼是勞動人民的怒吼。

要是底層一直都有足夠錢購買產品，不斷改善生活。

有錢人再有錢又有什麼所謂呢？

現在的罪惡是，有錢人控制了生產和銷售渠道。始終讓多數人的物質消耗只能極其緩慢增長甚至減少。

請允許我用水做一個比喻：把人比做水，把財富比做被水衝來的泥沙，那麼分配製度就是一座三峽大壩。如果大壩調控的好，上游的水位儘管比下游水位高，大壩不但安然無恙，還能利用勢能沖洗泥沙、發電、帶動下游水流，促進社會進步；如果大壩被堵住了，或者人為控制大壩不放水，那麼上游的水位會隨著泥土的增高而增高，下游的水位會隨著流淌和蒸發越來越低，積聚的勢能總有一天會發生漫壩毀壩的情況。

現在的權貴階層作為上游的水，就是既想升高自家水位，又想保有大壩；下游的底層作為水位越來越低的下游水，雖然也想保有大壩，可是該發生的一定會發生……

題主說貧富分化的原因是「人有聰明有笨，有勤有懶，教育水平不同」。

我認為人們反感的不是「貧富差距」，而是很多人「不乾不淨」地富了。題主說的那三條，我覺得沒人反感。可是有人大學畢業沒工作，有人靠父母安排一個好工作；有人炒股總賠錢，有人能搞到內幕消息，可以發大財；有人跟有關單位關係好，可以拿到很多項目，有人得罪了上面，被查被抓。這些貧富差距，人們就不服氣了。

在市場上公平競爭，這很好，在運動會上賽跑，大家不會恨那些跑得快的，可是現實是規則不公正，比別人提前起跑，裁判偏向他，人們當然生氣。人們恨什麼？恨不公正。即使現在已經吃飽穿暖了，可是渴望公正的心還是不死。規則公正，贏了高興輸了服氣，規則不公，贏了心虛輸了生氣。

除了規則，還有競爭的起點，如果現在開始公正競爭，可是有人家財萬貫，有人一貧如洗，窮人肯定不滿意，就好像高中男生和小學女生賽跑，女生絕對不認可。但是起點沒法徹底公平，總不能把富人也折磨成窮人吧，所以就給窮人一些補償，讓他們感到公正。

以知乎為例，如果把財富看作是每回答一個問題所對應的點贊數和討論數，那麼當貧富差距巨大的時候，大V憑著粉絲數目就可以用一個玩笑拿到上千贊，而有一半的回答可能回應的都少於2個。比如像這個問題，點贊數是（731，40，4，4，6，4，0，5，2，2，1，1，1，後面18個0）。

這樣的情況發展下去，必然願意認真作答的人會越來越少，攀附於大V的食利階級越發擴大，社會生產停頓，然後就崩塌了。

如果不讓大v那麼顯眼，回答的人可以有部分鼓勵，那麼願意答題的人自然會越來越多。

財富的生成並不是從天上掉餡餅。社會財富的分配也不是公平的。也就是同樣的人，費同樣的時間，同樣的精力，做不同的活，他分配的社會財富是不一樣的。而在純粹的市場經濟下，獲得財富優勢的人群，會通過壟斷稀缺生產要素，比如封建社會的土地，來獲得不勞而獲的資格，並且使得其獲得的利益越來越大，剝削處於其他生產要素位置的人們，使得貧富差距拉大，吞噬社會需求，導致經濟危機，社會動蕩。所以放任貧富差距拉大，實際上是讓窮人越來越窮，富人越來越富，而不是大家一起奔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