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在著裝上的區別有哪些？

我不生產文章，我只是文章的搬運工……

漢藏僧衣淺談（上）

第350期明覺 文、圖：侯松蔚 2014-12-10

早前，筆者撰文介紹藏傳佛教的居士衣飾[1]，引起了法友們對僧俗二眾法衣及其名稱的關注。有見及此，謹盡力嘗試介紹漢藏僧服給讀者。

一般社會大眾，對僧服的印象可能很模糊。螢幕上看到的「僧人」，有的僧服比較逼真，有的則相差較遠。例如李連杰於電影《白蛇傳說》飾演法海、已故演員黎漢持於電視劇《神鵰俠侶》飾演一燈大師，都在底衣上披搭白色的「上衣」；內地數年前拍攝的《天龍八部》中，少林寺高僧穿的橙、綠、紫色「上衣」，均非真正僧服允許使用的顏色。

袈裟不許「正色」

即使不是佛教徒，也許都聽說過僧服稱為「袈裟」。袈裟為梵文ka?āya的簡略音譯，意譯「壞色」、「不正色」，蓋佛陀規定出家人不能穿著簇新、完整、華美的服飾，故僧衣不能是艷麗的「正色」，而要採用青、黑、木蘭（暗赤色、赤黑色）。不過，這些顏色的具體細節，有種種異說。

佛滅後僧團分為若干部派，從那時開始印度佛教已有各別的僧衣顏色傳統。《舍利弗問經》、《大比丘三千威儀》卷下等，記載了不同派別所用的不同顏色。

雖然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指出，袈裟其實是赤衣，並非僧服「三衣」的總名，真正的僧衣統稱應該是「支伐羅」（ cīvara，字義為「衣」），但從古至今一般都以袈裟總稱「三衣」。

真正僧衣有三種

三衣，即下衣、上衣、大衣 [2]，古時也有依次稱作下衣、中衣、上衣等其他習慣 [3]，現在普遍使用前者。

佛制不許出家人穿新潔衣飾，只能以施主所施、垃圾堆撿回來或屍體身上沒用的破舊衣料，重新縫合。下衣規定以五條布幅縫製，上衣為七條，大衣九條或以上，故又依次名為五衣、七衣、九衣。不過，後世為便利故，都用完整的布料製作僧衣，另外縫上一條條的布幅，象徵性地滿足「百衲衣」的要求。

漢人對下衣的有趣改良

下衣乃掩蓋下半身的裙袍，上身半赤露，供日常活動時穿著。這對於生活在熱帶地區、無須勞動的僧眾當然沒問題，但中國天氣寒冷（尤其是許多寺院都位處高山），加上漢僧往往要自己耕種食糧、勞動建設，五衣既不保暖又不便工作，故很少使用，而以漢服代替。

除了下身的褲子外，上身分別有於僧舍作息時穿的短褂（形如在家人的短襯衣）、日常於寺內辦事的中褂（稍長的袍子，又名羅漢褂）、平時外出的長褂（長袍、長衫）三種。此等衣褲均非佛制准許的僧服，漢傳佛教遂於衣領加上橫幅的條紋，折衷地當作由碎布縫合而成。

長褂，衣領上有象徵碎布縫合的條紋。長、中、短褂有不同顏色，源於不同地區的習慣，沒有特別意思。

古印度有以衣袍「偏袒右肩」（只袒露右邊肩膀）來表示尊敬對方的習俗，故僧人謁見、供養佛陀或上師時，要露出右肩；但自己成為弟子的禮敬或供養對象時，例如應供、托缽、誦經、出行，僧衣應該覆蓋兩肩及胸口（稱為「通肩」），以保莊嚴 [4]。

現今只有南傳佛教維持「偏袒右肩」與「通肩」的傳統。漢地由於寒冷，平時已穿漢服包裹全身，並不真正「偏袒右肩」，僅以從左肩披搭上衣、大衣來代表；此外並無「通肩」的做法，因為上衣底下早已穿了海青，覆蓋了右肩。

上衣和大衣

上衣是法會、布薩（寺院中每半月一次誦戒懺悔）時，沿左肩搭在身上的長布，上面垂直縫製了六條布條，將之分成七格，象徵七衣，這些分隔稱為「田相」。上衣有咖啡色、紅色等。由於漢人崇尚紅色，通常法會中領誦及打法器的僧人才穿紅色，沒特別職務者則披其他顏色。

紅色七衣

咖啡色七衣

至於大衣，按文獻看來，九條或廿五條布幅等均屬於大衣之不同種類，但後世稱呼九條的為大衣或九衣，廿五條的稱作祖衣。九衣在齋僧等個別場合穿著，祖衣則乃大型法會、授戒、傳法（漢傳佛教確認某法師為某宗派傳人的儀式）或其他隆重場合（如古代覲見皇帝）時所披。祖衣也有咖啡色、紅色等，大部份法師都推崇紅色；更有的繡上花、龍之類的嚴飾，名為「千花衣」。

鮮黃色九衣

紅色祖衣

法會時如何披衣

法會期間，僧人並非於日常漢服上搭衣，而須先穿著海青在內。「海青」是古時江蘇吳中地區對廣袖大袍的稱呼，後來漢傳佛教對「海青」賦以新的解釋：如「海」深廣而能容萬物、波浪自在無礙，「青」出於藍、代代更勝。這實際上也不是佛制僧衣，只因比日常漢服更莊嚴而採用。

古人的大袍敞開大大的袖口，佛門中的海青卻把袖口的大部份縫合起來，傅說這是因為梁武帝的王后郗氏，不喜歡佛法，某次她命人做了一些豬肉包子，騙寶誌禪師師徒進宮用齋。如果他們不吃，就治以逆旨不敬之罪；如果吃了，則羞辱他們犯戒。寶誌禪師乃得道高僧，預知郗氏陰謀，事先命徒弟們縫合海青袖口，把饅頭預藏袖筒內。入宮應供之時，取出饅頭來吃，而把肉包子放進袖筒，避開了兩難的局面。

黑色海青

漢傳居士參加法會，亦可穿黑色海青，法師則可穿黑色、咖啡色、鮮或暗黃色等；居士若已受五戒或菩薩戒，可於海青上披搭縵衣。縵衣即沒有分割的袍衣，沙彌、沙彌尼因未受具足戒，只穿此衣；比丘、比丘尼僅許於無法取得具田相的三衣時，才可暫時以縵衣代替。不過，有謂沙彌、沙彌尼算是「半個」人天福田，故亦授予五衣。

東蓮覺苑弘法精舍的法會現場，可見僧眾分別穿上咖啡色、鮮黃色或暗黃色的海青，最左邊沒負責法器者，搭黑色七衣；中央主法者披祖衣（分割較多），其左右兩邊的法師各有司職，披紅色七衣（分割較少）；最右邊的居士穿黑海青而搭縵衣（沒有分割）。

本文只能大概介紹漢傳僧服制度，不同的寺院對於三衣顏色、甚麼場合穿著，可能有少許不同。例如個別寺院要求僧人平時也要搭衣，或於用齋時披七衣；多數寺院布薩時穿七衣，有的卻沒硬性規定，有的則披九衣。當然這些均屬個別例子，《佛光大辭典》、《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皆載布薩時穿的是七衣。

僧服提高僧團的莊嚴紀律

僧服之所以有那麼多要求，都是為了讓出家人有別於在家人和外道，提高僧團的莊嚴與紀律，塑造簡樸的清修風氣。《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謂袈裟有十種利益︰

一者、能覆其身，遠離羞恥，具足慚愧，修行善法；

二者、遠離寒熱及以蚊虻惡獸毒蟲，安隱修道；

三者、現沙門出家相貌，見者歡喜，遠離邪心；

四者、袈裟即是人天寶幢之相，尊重敬禮，得生梵天；

五者、著袈裟時，生寶幢想，能滅眾罪，生諸福德；

六者、本制袈裟染令壞色，離五欲想，不生貪愛；

七者、袈裟是佛淨衣，永斷煩惱，作良田故；

八者、身著袈裟，罪業消除，十善業道念念增長；

九者、袈裟猶如良田，能善增長菩薩道故；

十者、袈裟猶如甲胄，煩惱毒箭不能害故。

律制規定僧人三衣不能離身，但現代為方便日常工作，多數僧人只會於法會時披衣，僧衣僅置於自己附近；平時出門雖然只穿長褂，但也會隨身帶備上衣（通常不帶大衣，因為應用機會較少，且不方便）。

無論如何，我們要明白，古代熱帶地區的習慣，一定不能完全應用於後世的漢地。漢傳佛教對僧服的改良，都是為了讓僧眾更好地處理法務，而佛陀本身也允許弟子因應情況調適律儀，故絕對不能批評漢人擅改佛制。

不僅漢傳佛教，藏傳佛教也針對其獨特環境而對僧服進行了改造，下期介紹。

※ 承蒙東蓮覺苑弘法精舍當家觀如法師、知客智愍法師，提供本文部份資料，特此鳴謝。

[1] 從旺角「密宗上師」談到藏傳佛教的法衣

[2] 北宋?道誠《釋氏要覽》：法衣有三也：一僧伽梨（即大衣也），二鬱多羅僧（即七條也），三安陀會（即五條也）……《慧上菩薩經》云：「五條名中著衣，七條名上衣，大衣名眾集時衣」……

三衣之名，無正翻譯，皆從人強名之也。謂見安陀會有五幅，便喚作五條；見鬱多羅僧有七幅，便呼為七條，見大衣條數多，故名雜碎衣也。

夫大衣者，三衣中主，最為殊勝故。若從用名，入王宮時、入聚落時衣也。

七條名中價衣，謂不貴大衣、不賤五條故。若從用名，入眾衣也。

五條名下衣，謂在七條下故。若從用名，園中行道，雜作衣也。

[3] 明?楊卓《佛學次第統編》：比丘應具三衣，即袈裟也。袈裟者，以布切細長條橫縫合成，由其所切之條數而分種種。

一、安陀會衣　為五條之袈裟，名下衣，平常著之。

二、鬱多羅僧衣　為七條之袈裟，名中衣，在寺內之眾中為禮誦齋講著之。

三、僧伽梨衣　為九條乃至二十五條之袈裟，名上衣，為出外時及其他嚴儀之時著之。

[4] 《舍利弗問經》︰舍利弗言︰云何於訓戒中，令弟子偏袒右肩，又為迦葉村人說城喻經云：我諸弟子當正被袈裟，俱覆兩肩勿露肌肉，使上下齊平，現福田相，行步庠序。又言，勿現胸臆。於此二言云何奉持？

佛言：修供養時，應須偏袒，以便作事；作福田時，應覆兩肩，現田文相……云何作福田時？國王請食、入里乞食、坐禪誦經、巡行樹下，人見端嚴，有可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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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藏僧衣淺談（下）

第351期明覺 文、圖：侯松蔚 2014-12-17

「三衣」是佛陀制定的出家人服飾，藏傳佛教亦遵從此制，不過針對其獨特環境而進行了改良。

三衣的第一種，藏文稱為thang goe。thang是「下」， goe是「衣」，與漢傳佛教所說的「下衣」同義。本來由五條布幅縫製而成，故又可稱為五衣，是掩蓋下半身的暗紅色裙袍。後世為便利故，都用完整的布料製作，另外縫上一條條的布幅作為代表，現在甚至有的連布幅也省略。

五條布幅的下衣

與漢地情況一樣，藏區高原氣候嚴寒，無法像古印度佛教般赤露上身，故藏僧於上身會穿著一種蓋袖背心，漢語取其形而稱為坎肩。坎肩並非佛制，但都採用僧服慣用的顏色。以格魯派為例，下密院是紅黃雙色，上密院只有紅色，純粹是不同機構的不同習慣，沒有特別意思。

坎肩，藏名toe gag，意思是「覆蓋上方」

三衣的第二種，藏文稱la goe。la是「上」，goe是「衣」，與漢傳佛教所說的「上衣」同義。由七條黃色布幅縫製而成，故又可稱為七衣，一般法會時披在上身。寒冷的藏地也無法保留古印度「偏袒右肩」（袒露右邊肩膀）的傳統，而只透過沿著左肩搭衣作為象徵。

上衣又名「法衣」（choe goe），但後者同時又是僧衣（主要指三衣）的統稱，《藏漢大辭典》也這樣解釋。三衣在藏文叫做choe goe nam sum「三種法衣」。

另外，漢傳以「袈裟」作為僧服總名。《藏漢大辭典》載梵文「袈裟」在藏文對應為ngur mig，後者意思正是赤黃色的衣服。這與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所述袈裟原意相合︰「此之三衣，皆名支伐羅（ 梵文cīvara，「衣」），北方諸國多名法衣為袈裟，乃是赤色之義，非律文典語。」

無論如何，藏傳有時也用ngur mig指稱僧服，應該是一種引申或借代。即如藏文也以ser goe（黃衣）、ser tshog（黃衣眾）分別借代僧衣、僧眾，這跟漢文用「緇素」（黑色和白色）借代僧俗二眾的講法相似，實際上兩地僧服都不限於這兩種顏色。

七條布幅的上衣

三衣的第三種，藏文稱nam jar，字面意思是把小幅布條接合在一起，與漢傳意譯梵文「僧伽梨」（sa?ghātī，大衣）作重複衣、雜碎衣相似。通常由廿一條黃色布幅縫製而成，只於傳戒、誦戒（布薩）、托缽或隆重場合披搭。

從文獻看來，九條至廿五條布幅等，本來均屬於大衣之不同品類。宋?法雲《翻譯名義集》載：

僧伽梨……此雲合，又雲重，謂割之合成……唐言重複衣……此三衣名，諸部無正翻。今以義譯，大衣名雜碎衣，以條數多故；若從用為名，則曰入王宮聚落時衣，乞食說法時著。《薩婆多論》大衣分三品，九條、十一條、十三條，兩長一短名下品；十五條、十七條、十九條，三長一短名中品；二十一條、二十三條、二十五條，四長一短名上品。

然而，漢地後世稱九條為大衣或九衣，稱廿五條為祖衣。「祖衣」一詞並無梵文根據，乃漢人安立的。《藏漢大辭典》把nam jar譯作重複衣、祖衣，前者即大衣的梵文原意，後者猜想是從漢式僧服類推過來。不過，漢藏使用祖衣的場合有同也有異，例如漢僧布薩時一般只穿上衣（七衣），藏僧卻穿nam jar [1]。因此，直譯藏名作「重複衣」，或能避免混淆。

二十一條布幅的重複衣

除了三衣，平時藏僧會沿左肩披上一塊披單，稱為zen。比丘因日常生活所需而允許持有十三種布類，稱為十三資具，三衣也包括在內。其具體清單，漢傳諸律、《南海寄歸內法傳》、《翻譯名義集》存在細微差異，藏傳則把披單也算入其中。

披單是一條紅色長布（某些傳承中，曾閉關者披單為暗黃色），並無象徵布幅的分隔，故有人將之類推為漢傳的「縵衣」。本文上篇介紹過，漢傳佛教中已受五戒或菩薩戒的居士、未受具足戒的沙彌，法會時可搭縵衣；縵衣並非比丘之物，平時並不披著，僅許於無法取得具田相的三衣時，才可暫時以之代替。然而，藏傳比丘日常都會穿上zen，並視之為比丘十三資具之一。無論兩者本源相同與否、是否後來才各有演變，為免非議和毀謗，最好還是不要把漢傳的用語硬套入藏傳。《藏漢大辭典》將zen翻為披單，或許只是從形立名，但正好避免了漢人的誤會。

藏傳佛教的在家上師或居士行者所搭的袍衣，稱為「咒士披單」（ngag zen）或「雜色披單」（zen thra），主體為白色、襯以紅邊，與僧服的全紅色披單並非同一物。除了少數特例之外，一般出家上師和僧侶都不會穿上這種披單。倒是某些傳承的在家上師會穿上紅色披單，但身體其他部份的衣物一定與僧服不同。

例如達隆噶舉派領袖、寧瑪派秋林新伏藏傳承持有者帕秋仁波切（Phakchok Rinpoche），他作為在家上師，上身也搭紅色披單，唯下袍沒有田相，褶襉的數目與位置也跟僧服下衣不同，所以只是俗家人的裙子 [2]。

帕秋仁波切應佛門網邀請而特地拍下的照片。其下袍正面沒有褶襉，背面則有兩處；僧人的下衣共有四處褶襉，褶襉的前後分佈隨不同派別而有差異。

要注意的是：寧瑪、噶舉派內還有不同傳承，法衣制度未必相同，故帕秋仁波切所述兩派僧人的下衣特徵，未必放諸四海皆準。

順帶一提，漢傳佛教有人於祖衣繡上花、龍之類，名「千花衣」；藏傳佛教也有額外添加嚴飾的情況。如下圖所示，不丹的蓮花園仁波切（Padtselling Rinpoche）坎肩上繡了雪山獅子和龍，邊緣還有鋸齒狀的花邊，五塊的象徵五方佛，七塊的代表過去七佛；他的披單是橙色而非傳統的紅色，乃不丹政府特別頒授。另外，政府更會頒授鮮黃色披單予國師一人。這兩種顏色為不丹獨有，西藏並無此制度。

蓮花園仁波切（Padtselling Rinpoche，貝斯林仁波切）　圖片來源：貝斯林金剛乘（香港）佛學會

坎肩邊緣的鋸齒狀花邊，代表過去七佛

此外，有些在家上師會穿著的「金剛法衣」（Dorje Choegoe），上面有田相和金剛杵圖案。為與真正僧服的黃色上衣區別，金剛法衣主體為紅色。本來，在家人是不許使用田相的，但藏傳在家上師的戒律，其實與出家人差不多，主要分別是前者可以結婚 [3]。

身披「金剛法衣」的帕秋仁波切　圖片來源：Rangjung Yeshe Oddiyana

藏傳佛教的法衣比較複雜，因為不同派系、不同地方的制度都有差異，而且每有例外，本文只能舉例介紹，讓讀者有點認識，萬勿以之測度所有藏傳行者。誠如白玉堪布徹令多傑仁波切（Khenpo Tshering Dorje Rinpoche）對筆者所言：不能以外在的服飾判別，應以內在所持戒律為準！

※ 承蒙帕秋仁波切、堪布徹令多傑仁波切、格西康囊仁波切、嘉生上師、Lama Ugyen，提供本文部份資料，特此鳴謝。

[1] 如本文上篇所述，不同寺院對於三衣規格、甚麼場合穿著，可能有少許不同。多數漢傳寺院布薩時穿七衣，有的卻沒硬性規定，有的則披九衣（不是祖衣）。當然這些均屬個別例子，《佛光大辭典》、《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皆載布薩時穿的是七衣。

[2] 詳見拙文從旺角「密宗上師」談到藏傳佛教的法衣。此外，薩迦派的高級上師多屬在家人，他們上身的紅黃法衣與僧人相似，下身則是白色裙子。

[3] 此乃帕秋仁波切所述，但筆者私忖，某些出家上師似乎也披搭金剛法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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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僧伽服飾釋義

來源：西藏研究作者：李玉琴

［關鍵詞］藏傳佛教；僧伽服飾；法衣；種類

［摘要］藏族僧伽服飾是藏傳佛教之重要的外在形象標誌之一，它不僅承繼了印度佛教僧伽衣著的思想和規範，同時也體現了濃厚的高原特色和民族特色。文章對藏傳佛教僧伽服制的歷史形成、外形特點（包括款式、用色和質料）及其社會和文化意義進行了探討，試圖全面認識和闡釋藏傳佛教僧伽服飾的特點和內涵。

［中圖分類號］K879．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0003（2008）01－086－10

藏傳佛教以其神秘的宗教文化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作為藏傳佛教外在標誌之一的僧伽服飾，近年陸續有文章進行一些概要性的介紹和一些象徵意義的闡釋，然而對於藏族僧伽獨特的衣著形貌的歷史淵源以及文化特點、社會意義至今沒有人作過系統的探討。筆者擬從藏傳佛教僧伽服飾的色彩、衣體（質料）和款型三個方面，對藏傳佛教僧伽服制的歷史形成、種類、外形特點及其社會和文化意義進行探討，以此加深對藏傳佛教的思維、觀念、儀式、信仰以及所伴生的行為方式的深度理解。

一

7世紀，佛教從祖國內地和印度兩個方向傳入西藏。經歷了100年左右的弘法，到赤松德贊（755～797年）時，僧伽制度已初步建成，藏傳佛教「不論大小、顯密、禪教、講修兼收並舉，營造了前弘期的極盛時代」。［1］從藏傳佛教前弘期的發展可知：佛教雖然是外來文化，但一經傳人就得到吐蕃王室的青睞和信仰，並大力扶植，從政策上和物質上等方面給予極大支持。贊普崇信佛教，佛寺的供給由王室「分別等級，按期提供青稞、肉類、酥油、衣著、紙墨、馬匹等一切所需要的物資」，對於僧人「宗師每年給予衣料9肘（長度），給欽撲的25個大修行者衣料6肘，對25個學經人員每人給予3肘長的衣料」。［2］這種王室的供養免除了僧伽的衣食對普通民眾的依賴。其所守持的戒律往往得來於律典的規定，當然也有外來僧人的「言傳」和「身教」，不過，由上而下的倡導對於僧伽理解佛教的精神和制度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礙，①（註：赤祖德贊在位時推行「七家供一個僧人」，「僧人的衣服不能有補丁」等，這明顯不合於佛教精神。參見《拔協》第62頁。）僧眾的行為規範也僅僅是外在的學習和模仿，並未形成藏族僧伽的獨特的行為規範。

在譯經方面，經過幾代贊普的努力，經、律、論三藏典籍從翻譯到整理，可以說已很完備。其中《律經》①（註：印度德光論師所著，是藏傳佛教五部大論之一，是「律藏之母」，西藏曆代高僧關於《律經》的注釋，有措拿瓦所撰的《律經釋日光論》，僧成的《律經密意釋寶鬘論》。藏文撰述的註疏，主要有自在戒、慧賢《律經根本釋》，以及勤自在、布敦等諸大律師的著作。關於律法中對衣飾的注釋，有阿佳·洛桑班丹益西丹貝貢保的《律法所定僧衣資具尺度解說——高舉勝利法幢之大寶幢柄》及《律法所說僧農資具圖案——寶柄美飾》，收錄於《丹貝貢保全集》卷10～11函。）也由迦濕彌羅國大德勝友等人譯傳到西藏，並同時在藏地傳授戒法。《根本說一切有部十七事》、《毗奈耶》並諸注釋大小31種相繼譯成藏文，成為藏族佛教徒生活依止的原則。為防止部派紛爭，贊普曾明令禁止翻譯他派的律典，只弘「根本說一切有部」的戒律。［3］這也是藏傳佛教雖有教義教理不同的多種派別卻在服制上較為統一的原因。

由於資料的限制，當時藏族僧伽的實際穿著情形實在不易追述。但是仍然可以根據一些史料推測當時僧伽服制的特點和情況。桑耶寺第一批藏族僧人出家是經過完整的授戒儀式的，僧伽的裝束（主要指法衣）應該遵照佛陀的教導，以三衣為主。從佛教傳入藏地的情況知道，藏族僧伽對佛徒制衣的認知除了藏譯的戒律經典及其詮釋和印度僧伽的示範作用外，還有來自祖國內地僧伽的言傳和身教，以及西域僧人的傳授活動。從佛教承製來說，藏傳佛教奉行「根本說一切有部」的戒律。依照「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制，藏地僧人應服皂色（黑色）或絳色袈裟，而「皂」與「絳」都是近黑非黑的顏色，可以說是紅色和黑色的混合色。而今天藏族僧伽普遍著紅色袈裟是依循於律制，還是歷史演化的結果？由於缺乏充分的證據而難以說清楚。可以確定的是，在前弘期赤祖德贊時，僧服尚黃。《拔協》記載，贊普敬俸僧人，「哪怕在一個普通人（俗人）身上看到一塊黃色補丁，也要向之行禮」。［4］說明黃色是僧人專用的服色，或者說僧服以黃為主。僧服尚黃，一則為了與吐蕃時期「贊」與「贊普」的紅色服飾［5］相區別的緣故，二則也可能受到當時漢族僧服的影響。唐時內地佛教得到相當發展，禪宗大興並且影響到藏地，②（註：唐代佛教出現了不同宗派，依照各部律文穿著黃、赤、皂、木蘭、青等色僧衣。藏族歷史上著名的佛教內部的漸頓之爭即是漢地禪宗與印度顯宗之間的紛爭。）據載禪宗僧人所著僧衣正是茶褐色（黃色調）。至今，在格魯派內部，「以重聞、思時身穿紅色僧服，以修行禪定時則穿黃色袈裟」［6］不知是否為這一傳統的延續。

朗達瑪滅佛後，藏傳佛教沉寂百餘年後再度興起，由阿里、康區和安多等地傳回西藏衛藏地區，除弘法區域較前大有擴展外，其僧師的活動已進入民間弘傳戒律、建廟收徒。前藏有盧梅等，後藏有羅敦等，藏傳佛教再次活躍並在民間得勢。這時，他們的宗教活動雖然得到統治者的支持，但更主要的是其竭力爭取普通民眾的認同和資助。寺院和僧眾的生存狀態已出現明顯變化，使僧伽的人際關係也隨之發生變化。一方面，僧伽之間的分工協作關係大大加強，僧人不僅要講經說法，還要共同分攤寺院的管理和其他工作。另一方面，藏族僧伽對普通信眾的信賴度也較前提高，出家人與在家人的關係更加密切。為獲得普通信眾的支持，後弘期初期重建戒律傳承，經仁欽桑布和阿底峽尊者的努力，藏傳佛教得以復興和重塑。這時，佛教開始與藏地本土宗教苯教相交融合併。藏族僧伽服色選擇以紅色為主的原因，很大成份是「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傳承，但是也不能忽視藏族人自己在心理上存在著對紅色的迷信和偏好，這種心理情感正是以苯教為中心的宗教土壤上培育出來的。③（註：苯教有尚紅的傳統。在青藏高原的許多苯教遺迹中可以看到在陶片、石器上或裝飾品上塗紅的痕迹。）

藏傳佛教派別，是在後弘期中逐漸形成的。以密教傳承修行方式不同，先後產生了寧瑪派、噶當派、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以及較小的希解、覺宇、覺囊、郭扎、夏魯等多種教派。苯教雖為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後弘期漸與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為佛教的一個派別。藏傳佛教各派信奉的大乘和小乘的教義是一致的，其中包括密乘（或稱續部），各教派都遵奉律部戒律。［7］前弘期所譯出的小乘律典仍是僧師們傳教的規範和依據。關於後弘期產生的不同教派的服色和俗稱，有學者對各教派盛衰的歷史狀況及所處歷史階段的服色制度進行分析，發現各教派所崇尚的衣帽顏色與中央王朝服色制度有著密切的對應關係，即後弘期相繼掌握地方政權的薩迦派、噶舉派和格魯派隨元、明、清王朝的服色制度（元朝尚白，明朝尚紅，清朝尚黃）演變而變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8］筆者也認為，元、明、清三代西藏地方與祖國內地的關係非常密切，作為地方政權的教派與中央政權產生世俗的聯繫，不是不可能的。這種理解，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研究思路，但卻忽略了教派服色的形成應該有它自身的宗教涵義。如噶舉派僧人著白色的僧裙是自瑪爾巴開始沿襲的印度密宗的著衣習慣；格魯派尚黃是因為其創始人宗喀巴在西藏弘法時戴黃色法帽，表示與以往僧人的不同及堅守戒律的決心。

藏傳佛教僧人的「法衣」依照佛祖留下來的規制，款式上都屬纏繞方式，色彩上也近「皂」，從著衣方式和服色上說，比內地佛教的僧服更嚴謹規正。但仔細分析，也可以發現藏族僧伽的制衣和原始僧衣的造型有些差異。在印度，佛教僧衣（佛陀規定僧人必須受持的衣物）的主要特徵就是「田相」，①（註：指僧服的外觀特徵，其形如田畦般成網狀，製作方法是先將布割截成布條然後縫合。在印度是僧伽身份的象徵符號。其意：一區別於外道，二防止僧服被盜用，三以其形喻示著裝僧人佛如「田畦貯水，生長嘉苗，以養形命，法衣之田，潤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養法身慧命也。」）此為僧俗區別的標誌之一。藏傳佛教僧人的袈裟有割截「田相」和沒有「田相」的區別，而且只有受了比丘戒的僧人才能穿著有「田相」標誌的袈裟。那麼，藏族僧服的這一規制系獨創，還是有別的借取？從有限的文獻記載得知，佛教傳到內地以後，僧伽除三衣之外還有一種沒有「田相」的「縵衣」。這裡的「縵衣」就是一件完整未被割截的衣。漢族僧伽所穿的袈裟，並未完全依循律制，主要是因為無論是色彩還是款式內地僧服與俗衣之間差別非常明顯。而在印度佛教僧人的制衣與俗衣一樣都是長方形，難以區分僧俗人群。因此佛教傳到藏區以後可能因為同樣的原因，即像漢族僧伽一樣在僧團內部以「田相」來區分不同的僧伽人群。可惜到目前為止，文獻上所見到的記載都是說明原始制衣應有的規制，少有實際情況的描述，難以從文獻上找到更充分的證據。

多數學者認為，佛教自傳入藏地以後僧人的服裝基本沒有變化，在後來形成的寧瑪、薩迦、格魯等各種教派之間僧服上也沒有區別。不可否認，藏族僧伽的服裝，特別是僧人的法衣遵循戒律，主要繼承了印度僧服特點，在造型和穿著方法上1000多年來基本沒有變化，但就僧服的色彩和質料，如上面所推斷，服色並不一開始就是紅的，衣服的面料也不可能一塵不變。還有，「三衣」之外的其他服裝怎樣形成，是來自氣候炎熱的印度河流域或是其他別的地方？顯然沒有可依照的範例。在氣候寒冷的高原藏區，傳播佛法要適應地域環境的需求，藏族諺語說：「戒律因時而變，因地而異」，「釋迦牟尼」到了藏區以後，也不是以往的袒胸，不著內衣、鞋的形象，而是身著有袖上衣、足穿藏式高筒鞋的樣子。［9］因而，戒律隨著時間、地點及具體條件的不同而變化。在印度以單衣終年，而寒雪之地有聖開「立播」之服來適應嚴寒的氣候。衣飾不僅是人類精神文化的成果，同時也受到自然物質條件制約。佛教在藏區紮根、萌芽、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吸收了藏區的服飾文化和習俗，比如僧衣服裝質料使用氆氌、毛料，全身無紐扣、多用系帶及腳穿藏靴等，都折射出藏傳佛教本土化過程中對傳播民族文化的借鑒和利用。藏族僧人在前弘期就開始穿著「夏木塔布」（外裙）、「達喀木」厚大氅。①（註：筆者以為達喀木類似於立播衣，為嚴寒地區僧伽保暖裹腹之衣。日本學者井簡雅風在其《法農史》研究中，所稱的立播衣極似於藏地的大氅。據唐朝義凈的《南海寄歸內法傳》也有立播衣的記錄和描述，載云：「梵雲立播者，譯為裹腹衣」，其造型「去其正背，直取偏袒，一邊不應著袖，唯須一幅才穿得手，肩袖不寬，著在左邊，無宜闊大，右邊交帶勿使風侵，多貯綿絮事須厚煖。亦有右邊刺合貫頭紐腋，斯其本制。」此為義凈留學印度學成歸國途中遊歷南亞諸國所見所聞，表明怕種衣制在藏地出現之前已經存在。）而「堆嘎」（坎肩）的形成是在後弘期初期，這是藏區僧人所特有的上衣。其服裝造形遵循佛祖對僧服必須露臂、服裝不能繁雜、不佩戴飾品的要求，著裝特點卻反映出藏族傳統的穿著習俗。我們從後弘期藏傳佛教遺址出土的高僧像以及壁畫中的僧人形象，如托林寺遺址和皮央·東嘎遺址杜康殿出土的「高僧像」，［10］可看出當時的僧服特點和差異：僧人內著無袖斜襟坎肩、外披紅色袈裟、頭戴圓頂僧帽或紅色尖頂帽，從袈裟的衣摺皺來看，可以看出衣料厚重、較軟，禦寒性應該比較好，根據當時所能生產的服裝原料來推測很可能是動物毛織物。整體上看，與今天的僧服沒什麼區別，唯一不同的，今天僧人內著的僧衣為右衽或對襟，而圖像資料中的僧服卻是左衽，估計是受到當時民俗服式的影響。據研究吐蕃時期及藏區分裂時期藏區民俗服式也呈現左衽特徵。［11］另外，關於堆嘎兩袖邊緣的藍色線邊，據說是為了紀念幾位漢僧參加喇欽·貢巴饒賽受戒的功德。［12］以上說明，這種無袖坎肩是在後弘期才出現的。所以，藏族僧伽服飾也經歷了起源和形成，只不過這一過程相對較短罷了。服制一旦形成，就會相沿成習，千百年來難以發生大的變化。

總之，內地佛教、印度佛教對西藏僧伽服裝都有影響。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為了更適合於當地人接受佛教，僧伽服飾的變通不只是適應高寒的生存環境而產生的需求，高原本土文化，尤其是苯教的影響也是一個主要因素，從而形成了具有高原民族特色的服飾文化和習俗，其核心和基礎仍是佛教基本精神，是藏傳佛教僧伽對佛教精神的不同理解和實踐。

二

廣義而言，藏傳佛教僧伽服飾是指僧人在寺院公共活動、個人生活和出外活動中穿著的服裝和飾物徽記，包括格魯、薩迦、寧瑪及現代苯教在內的幾大教派的僧侶服飾。密教雖為沙門之相，但並不為常人所展示，如蓄髮戴冠掛瓔珞之在家莊嚴形相、五佛冠等，於此不作探討。鑒於各教派僧伽服制和種類都大同小異，這裡不一一列述，僅以格魯派僧伽服飾介紹為主，來了解藏族僧伽服飾的種類及質料、用色等情況。［13］

（一）衣類

1、袈裟，藏語「仍熱」，根據其割截條數、穿著場合和用處可以分唐奎、喇奎和朗袈，即僧人「三衣」。唐奎即僧裙，又可稱五衣，為平常所著，一長一短，共5條；喇奎為誦經禮懺或是大眾集會時所著，二長一短，共7條，也可稱七衣；朗袈也稱祖衣，為比丘在膜拜、化齋、宣法、舉行儀軌或見尊長時所著，四長一短，可為9條、11條、13條乃至25條不等。朗袈大小和條數根據比丘的身材來定。袈裟樣式為一條狀方單，長約4～6米（身高的兩倍半長），寬約45厘米。穿時先將一端搭於左肩，然後將較長的一段自身後繞至右腋下最後再折回到胸前，披於左肩背後，右肩袒露。七衣和祖衣可以穿著於五衣之外，所以又可稱為「重複衣」。袈裟須用割截布條縫製，形成網格狀。其縫製方法是由中間向兩邊交疊縫合，並且留有一邊缺口不縫合，一般留縱向右邊和橫向下方為缺口，縱橫交錯時還要在重合處縫上箭頭狀的回針，以免縫線脫落。袈裟屬禮敬類法器之一，只有比丘才可著朗袈，沙彌是沒有資格著朗袈的。喇奎則是沙彌和比丘白天所穿的上衣，大小與朗袈相同，是常服。袈裟以赤、黃二色為準，朗袈為黃色，喇奎為絳紫色或暗紅色。袈裟的選料一般為絛棉製品，冬天多用羊毛織品。高僧可用綢緞來製作，多用明黃、中黃或土黃色，其外部綉有各種吉祥圖案或嵌有各種織錦、金、銀絲線。

2、上衣，也即坎肩，藏語稱「堆嘎」，此為藏區獨有的僧服之一，其形如大襟坎肩，領及襟邊拼綴其他色料的錦緞，也有用同一色系的，肩和袖緣鑲藍色滾邊。穿時將兩襟交疊塞人裙中，左襟在上，右襟在下。在兩袖的下部還有兩個藍線環，據說是為避免甩動胳臂而用來插大拇指用的，現在成了裝飾並沒有實際用處。堆嘎的選料沒有限制，棉布、綢緞、毛料、氆氌等均可。選用什麼材質做衣料主要根據其經濟實力和寺院僧位的高低來選材，過去三大寺及地方政府僧官、布達拉宮僧人、扎什倫布寺孜滾康僧人等都著黃綢堆嘎，三大寺扎倉群的以上僧職人員則著赤、黃緞子堆嘎，一般僧人著紅毛料或紅氆氌堆嘎。其他寺院在選用堆嘎料子上不講僧位高低。高僧採用高級牛、羊皮或綢料、織錦緞精製而成，邊上往往鑲上各種吉祥圖案或皮毛等，顏色用大紅、朱紅、黃色。而普通僧人則用土紅或深紅的布料製作，棉布和氆氌選用較多。

3、裙，分內裙和外裙。內裙，藏語稱「邁月」，其形似於裹裙，上部以緊松束腰。一般採用柔軟、貼身的衣料，根據季節選用絨、棉、氆氌和羊皮、人造羔皮料等，顏色須是絳紫色。外裙，藏語稱「夏木塔布」，只限於棉布類，而且褶皺紋路都是有講究的。其式樣為筒裙，以約3米長的布匹對接成雙層筒狀，裙長出腳面數尺摺疊捆繫於腰間，裙高1．3米左右。穿裙時腰間形成折褶，一些教派的折褶式樣是相同的，藏傳佛教僧人從左側向前，右側向左摺疊；苯教則兩側向後摺疊捆紮於腰間。［14］裙子的後面兩邊都有折的稱藏隋，只有一邊折的稱衛隋。藏隋上的兩折皺代表扎什倫布寺有來自東西兩面傳入的律統的意思。不過寧瑪派敏珠林寺僧人的外裙後面也有兩個折皺。僧人的夏木塔布由截割布條縫製而成。

4、披風，藏語稱「達喀木」，是僧侶們在佛法盛會時披用的大氅，其特點是寬大、厚重，形狀呈扇形，背部多褶皺，衣領處鑲以扁月狀圍繞其壓以寬度相等的褶紋衣條。過去用氆氌、棉麻製作，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現也有用毛呢料和人造纖維呢來製作的。高僧和鐵棒喇嘛的披風，其背上掛有「金剛」或織錦背飾。而普通僧人則不能掛「金剛」，無「金剛」披風稱之為「江木森」。通常藏區僧伽的大氅都是紅色的，唯有三大寺的堪布、扎什倫布寺的僧人著黃色，表示扎什倫布寺與三大寺享有同等的地位。

5、連衣裙長背心，藏語叫「豆候干」，一般採用氆氌夾條絨、平絨或棉麻料合制而成，顏色多為深沉、古樸的深褐、土紅。高僧，如法台、活佛則用細柔、保暖的毛氆氌鑲壓緞面製成，下擺處貼以水獺皮或呢料壓修飾邊。有的裡面用白色羊羔皮而外衣罩以棉布或綢緞縫製而成，顏色多以深紫紅和金土黃為主。

（二）法帽

法帽，藏語叫「更夏」，僧帽的種類很多。義大利藏學家圖齊先生的《西藏宗教之旅》一書以圖文解說的形式詳述了藏傳佛教寧瑪派、噶舉派和薩迦派的帽子之種類及用途。［15］有不同類型和顏色的法帽，分別表示不同教派、不同級別以及不同場合頂戴。概括而言，各派僧帽可分作兩類，其一是沿襲創始者或大活佛的法帽，如蓮花帽（白瑪同垂帽）、達保帽、格魯黃帽、俄爾帽、黑帽、紅帽等，這是該教派區別於他派所獨有的；其二就是法會和修學時所戴的帽子，如格魯派的菩提帽、噶舉派的尖頂修性帽、寧瑪派的「持明公冠」以及通人冠、雞冠帽等。通人冠又稱班智達帽，圓形尖頂，具有兩片長長的延片（或稱翅翼）。其中又分班仁和班同，精通大小十明學科的班智達才可戴班仁，精通小五明的只能戴班同，班仁與班同形狀相似，只是班仁的延片長一些，班同的則短一些。據傳班智達帽最早由阿底峽傳人藏區，帽上裝飾金線，其數目（1、2、3、5）取決於戴這種帽子的人所研究過經文集之數目，或者它可以證實對於十明學研究的深化程度。［16］各大寺院、各教派的赤巴、堪布、上師可戴這種帽子，有些寺院的活佛也戴此帽。雞冠帽是藏區獨有的僧帽，分卓孜瑪和卓魯兩種，卓孜瑪的冠穗是攏在一起的，而卓魯是散開的，三大寺的執事，以及扎什倫布寺的密宗僧人和有學位的僧人戴卓孜瑪，一般僧人則戴卓魯。值得一提的是，格魯派僧人的帽和冠都是黃色的，薩迦派僧人的是黑帽紅冠，寧瑪派各寺中，除赤巴、堪布及活佛外，一般僧人戴紅色雞冠帽。噶瑪噶舉派在平時的宗教活動中也戴雞冠帽，而舉行重大儀式時則戴夏查，一種形似孔雀開屏的帽子。

除此之外，僧人可戴的還有冬季騎馬帽和夏日涼帽。冬季常戴平頂方形禮帽，夏天則戴沒有頂飾的白帽和太陽帽「索格爾」（民間也稱格桑斯友）。活佛夏季戴唐徐帽、金帽（空虛無際帽）等。

（三）鞋

鞋，藏語稱「浪果」，一般為牛皮底的長筒鞋，形狀為藏式原氈墊高腰靴子。以一塊整皮做成的連底皮靴，靴尖上翹，稱「夏蘇瑪」。職位較高的僧官則穿厚底翹尖、白緞靴幫花緞鞋「熱松」。後藏扎什倫布寺的僧人穿沒有繡花的「松巴鞋」。活佛、堪布、布達拉宮僧人、扎什倫布寺孜滾康僧人等穿厚底僧鞋。過去僧官穿做工精細的「加緊納仁」和「加緊納通」等。

（四）其他附屬品

念珠，是僧人誦經、作法事時的主要法器之一，同時也是念佛號或經咒時用以計數的工具。有菩提子、蓮子、水晶、珍珠、赤銅、珊瑚、象牙、核桃、檀木等各種不同原料製作的念珠。通常由108顆「相珠」和1顆金珠（「母珠」）和10顆銀珠（又作「記子」）組成。一般僧人喜用紅木和菩提籽念珠，將它纏在手腕上或佩掛在脖頸上。

另外，藏族僧人在腰前還要系一個漱口水瓶或凈水袋「恰布魯」，佩戴裝有佛像或各類護身符的小盒子，以及呈圓形或方形佛盒「尕歐」。

總體上說，藏傳佛教僧侶的服飾形態簡潔樸素、莊重神聖，既遵循了佛教儀規，又體現了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通常情況下，藏族僧人著衣三層：第一層為貼身內衣，上身為大襟坎肩或漢衫，下穿內裙；第二層上身穿大襟短衣，下穿肥而長的系腰外裙；第三層披掛袈裟。三衣的搭衣威儀也要符合規制，佛制三衣必須圓整外，遮口、扭綁、拖地等皆不許可。僧裙的穿著，要求裙擺稍觸腳背即可，不可太過下垂至地，坎肩背心需置於裙內。三衣色彩和著裝方法上沿襲了印度僧人服裝的特點，所不同的是藏族僧人未受比丘戒以前是不能穿有截割「田相」的法衣。藏傳佛教各教派大致都如此。僧人離開寺院外出時，可以穿有袖的黃色或赭色色調的衣服，如立領對襟的「古熱都通」就是藏族僧侶們常穿的一種出外服。①（註：據成都市武侯大街「趙大姐」僧裝店店主介紹。）除三衣外，其他衣服與印度僧服有比較大的差異，如堆嘎、內裙及大氅等，主要是滿足僧伽抵禦高原嚴寒氣候的需要。當然，也不排除其中一些衣飾的形式特徵也蘊含著一些特殊的意義，以及不同地域產生的著裝習俗和歷史傳承中賦予的文化內涵。在選料和服裝製作上體現出因時因地性，質料選用氆氌、羊皮褐等面料。依戒律來說，動物皮毛不可以作為僧人衣料，但是由於藏地過於嚴寒，物產中也缺乏棉麻、綢緞衣料，使藏族僧人在衣著上不得不大膽變通，僧人在冬天不僅可以用毛料織物，而且可以著皮毛製品，如康區和安多僧人所穿羔皮堆察和羊皮長袍嘎仁。動物皮毛如鹿皮、貂毛等，只要不因殺生所取得的衣料，幾乎都可以考慮。不過也僅限於少數高層僧侶，其多來源於賞賜，《欽定理藩部則例》卷五十九規定「扎薩喇嘛並由藏調來之堪布等，並准其服用貂皮、海龍皮褂外，其餘喇嘛以下及呼圖克圖喇嘛等之跟役徒眾，不準僭服。」［17］僧伽服裝的差異因等級和職位高低而有所不同，這種差異主要表現在衣料質地、顏色、僧帽等一些細節。在藏傳佛教僧伽服飾中，達賴和班禪的裝束十分講究，「冬帽以氆氌牛絨製成，其式上尖下大，色尚黃，更帽若笠，純金以皮為之，內衣氆氌半臂，外衣紫羊絨偏單，以帛交縛於上，著錦靴或皮履，腰束帛如帶，春、冬皆露半臂余。」［18］

三

宗教研究者認為：宗教不僅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社會現象，而且是一種形態極為獨特的文化現象。宗教服飾除能滿足保護身體、禦寒等基本的生存需要外，更強調它作為文化載體的功能，即它所具有的多重社會和文化意義。

首先，對個體僧人而言，僧侶服飾的意義是協助僧人謹記修行的根本原則和達成修行目標。僧人出家修行的目的是棄除現世煩惱和障礙（生出離心），證得無上智慧之菩提心，以明見真理而徹底覺悟。而解脫之路的基礎就是嚴持戒律，如無著菩薩云：「戒如大地，凡動植礦物均依之而生」。要獲得成就，就要遵循共同的行為準則和修行原則，破除障凝，凈化意念，以戒定慧以成正覺。僧人的服裝，尤其是法衣（袈裟）的意義與僧侶修行的終極目的是一致的。袈裟的本義是佛陀規定僧衣的用色，引申出來泛指「不正色」、「壞色」的僧人服裝，後來袈裟也就成了「三衣」的代名詞。根據佛祖的教化，袈裟「避青黃赤白黑之五正色，而用他之雜色」，只許用青色、皂色、木蘭色3種「壞色」、「不正色」等。這3種色，是「袈裟」的如法之色，佛教僧人允許所有的13種衣服，①（註：《根本薩婆多部律攝》稱為「守持衣」，即僧伽胝（重複衣）、郁多羅僧（上衣）、安陀會（內衣），此三服皆法衣、袈裟。還有尼師壇（卧坐具）、涅磐僧（裙）、副裙、僧柢衣、副僧柢衣、拭身巾、拭面巾、剃髮衣、遮瘡疥衣、葯資具衣。 ）也都必須是壞色。壞色即雜色之意，其寓意出家人不著華美衣飾，僧服要求」好則不顯奢侈，差則不傷威儀」。《律經》中對「三衣」的數量和來源都是有限制的，不當使用即要獲罪，如過量受施衣捨墮、過期蓄衣捨墮、出寺離衣捨墮、持余衣捨墮等。［19］列在款式上，袈裟由許多截割布條縫合而成。傳說是阿難得畦田啟發而作「田相」衣，不僅可以從款式上區別於外道，同時其「田畔」狀，希望僧人能夠像稻禾一樣，滋養不斷，茁壯生長，然後以自身的能量利益眾生。在藏區也有人解釋為由釋迦牟尼當年穿著別人丟棄的、補了許多補丁的衣服演變而來。②（註：椐四川理塘寺法相院豐持俄色·洛絨登巴活佛口述。）其意義也是希望修行僧人捨棄貪慾，靜心修持，「除即時衣食，無須蓄財物」，對衣的要求，只要能蔽體禦寒就行了。另外，「三衣」本身所具有的象徵意義還有幫助修行者認識修行的內涵的功能。在不同場合依據修行的道次而著不同品級的法衣。如，祖衣是回憶八聖道支、七覺支、十力、四念住等三十七道品之所依；七衣是沙彌和比丘白天所穿的，由七片合成三條半，是回憶七覺支及反映其性質的念住等之所依；僧裙分五片合成二條半者，表示回憶五力。［20］可見，僧衣對僧人修行而言是一種方法，可以協助僧人理解修行的內涵。僧衣的穿著規定雖然是「戒」的範疇，但也是使僧人通過衣著方式去想像和感覺修行目標的牽引並達成終極目標的途徑。物質本身是意義的載體，從這個角度理解，僧人的服裝體現了佛教的內在精神，是佛教教理教義等抽象的東西具體化、感性化、形象化的方式。當然，遵守戒律只是修行歷程的階段之一，而不是最終目的，因此在修行達到一定的層次後，戒律也表現出不過分拘泥的外在形式。

其次，在僧團群體內部，僧服是身份認同的符號，也是區分內部派別的基本標識之一，同時，服飾的差異還呈現了明確的等級關係。在藏區，僧人除外出可以穿俗衣外，在宗教活動和平時生活中都必須著僧衣，「雖嚴冬常露兩肘」已經成為藏族僧眾共同遵守的行為規範。在這樣一個有著共同認同基礎的社會內部會因職級、地位和教派不同形成不同的僧伽群體，不同群體之間的僧伽服飾各具特點。袈裟和法帽屬於敬禮法器，僧人受戒不同其所穿的法衣和法帽也不同，受沙彌戒，可穿「曲貴」，受比丘戒，可穿「朗袈」，在舉行宗教儀式時，必須根據各自所受戒律穿法衣。［21］200多年前，周藹聯就寫道：「喇嘛冬衣氆氌，夏衣細毪，一件價有四五十金者。其達賴以下大喇嘛，冬皆披貂鼠斗覆，帽則夏朱漆皮描金笠，冬用元狐或貂皮桃兒帽」，布達拉宮及四大寺僧人「或戴氆氌兜，右臂皆袒」，有職事之僧人則「穿有袖黃緞袍」。［22］一直以來，普通僧侶與高僧、活佛以及寺院管理者之間服飾差異是比較明顯的，如上述主要體現在僧衣色彩、服裝和僧帽等方面。藏傳佛教內部歷史地形成了一些宗教派別，各教派間在僧衣、裙和帽等上也有屬於自己的服色特點，人們可以根據僧人的服色特點來辨別是哪一派的僧人，比如，寧瑪派穿紅色僧服，戴紅色僧帽；噶舉派穿白色僧裙和上衣；格魯派則戴黃色僧帽。日常生活中僧人們的穿著差異並不顯著，想要嚴格區分並不容易，有的差異僅在於教派間細微的著裝方法、服裝用料及色彩搭配，屬於特定人群內部的差異。比如，苯教僧人的著裝與格魯派不同之處在於其袈裟襯裡邊為藍色。在藏傳佛教中，色彩的象徵非常重要，往往是分辨和判定僧人地位、身份的標誌，有相同的認同標準。格魯派戴黃帽，意味著重興戒律的決心，傳說後弘期時盧梅等拜見大師喇欽·貢巴饒賽時，大師將自己戴過的黃帽贈給他，並囑咐說：「當戴此帽，可憶念我。」從此以後，西藏持律大德們都戴此帽。後來，格魯派把黃色理解為「像金子一樣沒摻雜其他的顏色」，①（註：據四川理塘寺法相院主持俄色·洛絨登巴活佛口述。）以表明格魯派師承的正統。但是，不同教派對同一色彩的理解和運用不盡相同，這是顯而易見的，在薩迦派中紅色象徵文殊，白色象徵觀音，灰色象徵金剛，而在格魯派扎什倫布寺密宗僧人之紅色的上衣則是因為無量光佛也著深紅色上衣的原因。有學者認為，藏傳佛教僧侶穿絳紅色的長裙、袈裟，是以卑賤的服色向神明表示懺罪，並表達終身苦行的意願。［23］即便同一教派內部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自由性，雖然這不是深刻的差異，但也體現了一種約定俗成的規範。在格魯派中存在的兩個神咒派別，即上下密院，其僧人服飾有著不同的表面特徵，上密院的教徒們穿黃色袈裟和淺灰色的靴子，而下密院的教徒們則穿深紅色的袈裟和同樣顏色的靴子。［24］

除此之外，僧團內部也因僧人的等級和職位的高低而穿戴質料、款式、顏色有異的僧裝和法帽，主要表現在袈裟或上衣的某些細節，如縫製「田相」、是否有錦緞滾邊、或鑲飾吉祥圖案等，在色彩上普通僧人一般為紫紅色，活佛、高僧可用黃色；在質地和選材上等級高的僧人服材比較考究。由於文化傳統和自然環境的差異，藏族僧人服裝在物質材料上比印度更加多樣，並且在禁用動物皮毛方面有所變通，不過僧裝還是以絛、棉和氆氌為主，高級氆氌、絲綢及少量動物皮毛限於活佛和高僧或寺院的管理層。法帽的層級差異盡如前述。藏傳佛教僧人服飾上這種嚴格的等級分層顯然不同於印度和我國內地。

第三，從整個社會系統來看，僧侶服飾標識著僧與俗的界限，它是佛教的外在特徵和標誌之一。僧俗的區別主要在衣的款式、穿著方式和色彩等方面，一旦穿上袈裟就表明宗教職業者的身份，他同周圍人群的關係也隨之調整或重新建立，人們就會由他所得到的恰當的預設的角色來對待。對僧人來說，不僅可以減少來自外界設置的修行的障礙，同時對自身也是一種約束和監督。在藏族社會，藏傳佛教僧侶是重要的群體，他們依存於這個社會，同時又通過一整套信仰體系和實踐活動對它所屬的社會產生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僧侶特殊的具有象徵意義的服飾行為不僅可以起到界分各個人群並規範行為的作用，而且能夠有效地承擔起調適心理等效果。如過去每年的三月初八和十月十五日為一年一度的夏季換服節和冬季換服節，全藏在這個時間開始換上夏裝和冬裝。為了體現僧俗有別，黃色和紅色在民間是不能用在服裝上，其原因就是它們是僧裝的如法之色。馬凌諾斯基說過：「宗教使人類的生活和行為神聖化，於是變為最強有力的一種社會控制。」［25］藏傳佛教僧伽服飾作為外在因素也強化了宗教的神秘性和神聖性。在舉行法會或「神事」活動中，僧人必須按照其身份、地位和所受戒律來穿戴法衣，在神聖莊嚴的氣氛中，服飾被賦與各種象徵意義，大大增強了藏傳佛教作為宗教的感染力、影響力和表現力。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藏傳佛教僧伽服飾是藏族人對佛教教理教規系統的理解與詮釋形式之一，形成了獨特的宗教服飾觀念和特點。一方面，它直接繼承了佛教的內在精神，強調佛祖的意志，傳達了佛教的理念；另一方面，大膽地依循藏族的衣著方式和生活特點，將藏族文化與佛教意識形態有機地融合，使藏傳佛教僧侶服飾的內在精神和外在形式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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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10－05

［作者簡介］李玉琴（1970—），女，四川溫江人，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四川師範大學副研究員，主要從事藏族民俗文化研究。 （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