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儒家到底虛不虛偽?

漢語言文學大一新生一枚,昨天中國文學史,老師談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說這是范仲淹作為貴族才談的夢想,古時候大儒們本身就是貴族,所以說他們制定仁愛等觀念純粹是給平民洗腦,好愚民統治。到近世以來也是如此,儒家經典《弟子規》等更是叫人愚蠢愚孝,老舍要不是寫《正紅旗下》也不會落得自投北大未名湖的下場,這些都代表了中國古代儒家的虛偽性。

不過個人感覺,儒家都說學識豐富人品高尚的大師啊,他們要是那樣罪惡,早就被農民起義給推翻了,所以古時候儒家到底虛不虛偽啊?

麻煩知乎大佬們不吝賜教。


得分幾個方面說。

首先你們老師這種說法肯定是有問題的。脫離具體環境評論人物,這個比較無謂,也會顯得中二或愚蠢。上來就範仲淹代表了誰誰的立場,維護著誰誰的利益。那反思自己的時候,你老師又該站在誰的立場代表誰的利益呢?就不怕社會進步了以後,後人把他也當成頑固保守勢力的代表?而且他也不一定能站到足夠高的高度,以便於能讓後人像看到範文正一樣看到他。

退一步說,把你老師放在范仲淹的環境里他又能怎麼樣?在一個人沒得選的時候,甚至是無從想像的時候,能基於當下環境把事情做好,那就是很棒了。范仲淹本身就是士大夫的代表,你不要他先天下之憂而憂,那你要他怎麼樣?先士大夫之憂而憂?直接去要飯,變成被人憂的一部分?還是抄傢伙上梁山,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完全木有情啊。

拿今日之標準要求古人,這是很荒唐很狹隘的,對這種行為或許只能說一句你行你上不行別逼逼了。因為他壓根就沒有設身處地地為人想。書齋里待久了,腦子變抽抽了,實在應該多接觸社會。

至於《弟子規》,這是封建糟粕,拿它來代表儒家,就好比拿文革教材代表新中國的教材編寫水平,是沒什麼說服力的。真想批判儒家,怎麼說也得是《論語》起步,六經開刀吧。

老舍的投湖是時代的悲劇,而不是他作為一個儒者的悲劇。沒有人把老舍作為儒家的代表,你老師哪怕說個熊十力也更有代表性(如果熊十力能配合你老師去投個湖的話),並且老舍投的也不是未名湖……

講真你們老師不僅缺乏到世上歷練,這知識水平也有點捉急啊……

從這幾個例子當中推導出儒家的虛偽性,邏輯上也不通,這學術研究能力應該說也有點可疑了……當然考慮到是課堂上,說不定只是信口開河,也沒有誰一定要求他在課堂上就自己的每一句話給出全程論證。這一點姑且不追究了吧。

然後再說,儒家本身很虛偽嗎?

我個人傾向於不是。

儒家是講究反求諸己的學問,孔子所講的道德倫理律令,都是在說一個人應該怎麼怎樣,是要求人從改變自身開始做的。它裡面確實有封建糟粕,有不適合今天的一些東西,比如君臣父子那一套。但是就整體而言,儒家典籍仍然是一套教人如何為人處世的學問。一個人想做事,想做大事,那麼無論他是生活在君主制社會,還是生活在今天,有一些東西是能一以貫之的。

比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比如格物致知,比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都是在講做一件事的態度和方法,而且講的很精鍊,很有道理。翻翻四書,看看孔子的話,最好是再勒之以尚書、左傳,你會發現儒家確實是提供了一整套這樣的系統,一整套入世的學問。有案例(歷史事件),有義理(經驗教訓、行為定性),有講解。多看看不敢說有多好,至少能避免說你老師那種的書齋話,惹人豹笑。

最後,儒家學說在具體實踐運用過程中,容易導致虛偽嗎?

是的!非常容易!

說到底這是一門反求諸己的學問,拿來去要求他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儒家學說都是在訴求道德、倫理,甚至包括制度性的建設,也是從道德、倫理出發。把一個人用來自我約束的東西,變成外化的、條例化的、乃至於可量化的東西,那必然會導致名實脫離。

一個人孝順父母,怎麼看也不能說是惡行。但是打造孝順典型,要求別人都這麼做,乃至於不這麼做不行,這就出問題了。一些人可能會為孝順之名做一些激發之行,搞個大新聞來博關注,比如二十四孝乃至於其它時代的二十四孝,這就比較扭曲人性了。倘若把這些東西作為立國之本,自覺不自覺鼓勵天下人以此立身,那就更有愚民的意思了。比如晉朝就最講究忠孝之道,但司馬家自己乾的事情我們姑且不論對錯,至少按照他自己的標準來衡量,是不忠不孝的。這就是拿來約束自己和用來約束別人的區別。當年叔孫通要出來替朝廷做禮儀,跟他有交際的大儒們都不搭理他了,由此也可見儒者們自己對於儒學應用實踐的態度。

翻翻歷史書,虛偽成性的儒者的確是有的,甚至還不少。比較高端點兒的,還有個專門的概念,叫「曲學阿世」,扭曲自己的學說,論證當下世界/制度的合理性,可以說是高端不堪了。不過就算不是儒家,換個其它家,好像還是不能避免這種阿世行為。咱們是在談論國故,沒有任何其他意思,哈。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寫得都是儒林故事,不混蛋的儒者屈指可數。吳的書是批判現實的作品,有典型型,也能夠側證儒家學說在具體實踐運用過程中,確實比較容易導致虛偽。

所以我個人的觀點是,儒家的東西可以自己學,自己驗證,自己辨析自己獨立思考(如果你這麼做的時候,那至少說明你有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能力了,而儒家的書又確實有足夠的精華值得你去做揀選)。自己學的時候也建議多重方法,少談衡量標準,什麼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扯淡,今天再說就真是腐臭不堪了。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儒家的學問,沒必要作為一種普適的東西來提倡,甚至去復原裡面的社會規範。

哪天你要是看到有人這麼幹了,那麼到了那天,我們算是活到什麼光景呢?

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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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男子遇見沒有許配人的處女,抓住她與她行淫,被人看見,這男子就要拿五十舍克勒銀子給女子的父親,因他玷污了這女子,就要娶她為妻,終身不可休她。 《聖經·舊約》

一些人生來是自由人,另一些人則天生是奴隸亞里士多德

《聖經》就是那本美國總統宣誓就職時手按的《聖經》,亞里士多德就是那位西方狂吹的希臘雅典文明之光的火炬之一。所以,你覺得《聖經》虛偽不虛偽?美國虛偽不虛偽?亞里士多德虛偽不虛偽?歐洲虛偽不虛偽?

很多人直接把孔子和儒家劃等號,拿幾千年之前的人來批判一番,誰不會?不要老說什麼中國發展不起來就是因為儒家愚民,仔細想想,如果《聖經》發源於中國、亞里士多德出身於中國,現如今還不得被高端社區的知乎ers批判到禽獸不如?

談儒家,怎麼也得說一點有說服力的吧!上來就是《弟子規》,我也是雙膝跪地了。貼幾段話,你們猜猜是誰說的?

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於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是異端」

這幾段話讀起來感動不感動,如此具有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話,你敢相信這是出自儒家中的陽明心學?(前兩段話是王陽明說的,最後一段是王艮說的)

所以,有個很誠摯的建議:做學問之前,不要先抱一個偏見去看,認為孔子或者儒家就是為愚民而生的,西方之所以發達是因為自古以來就有科學的精神。總是要方方面面有一些積累,才能對很多形而上的問題有一個粗略的認識。


儒家在古代不是花架子,而是實實在在的統治工具。認為儒家虛偽的觀點是站在歷史前面以現代的視角往後看不合時宜。

儒家的主流地位是一代代戰爭與屍骸堆起來的。

儒家並不是最高統治者最想用的統治策略,也不不是統治者唯一採用過的理念。實際上「外儒內法」是自西漢起歷朝歷代最高統治者一直沿用的統治方針。其中,「法」與現在的法制不同,是以皇權為最高標準的一系列制度:包含中央三省六部、地方州縣制度、科舉制、鹽鐵鑄幣制度等等。

而「外儒」包含了自上而下的仁政理念、自下而上的忠孝倫理,其外在的具象化就是「禮制」。

要討論儒家為何成為了數千年思想道德領域的主流,就不得不談談「支流」。

諸子百家,除了儒家與其他早已湮沒的專業性強的流派(如:墨、兵、農、陰陽、縱橫等等),對後世政治影響較大的就只有法、道,加上後來傳入的佛教,釋、道、法就成為了除儒家外的「支流」。

道家思想的政治理念是無為而治。在西漢初年的「休養生息」就是道家思想的典型體現,在後世的唐朝初年、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也發揮過積極作用。但道家思想不能為為統治者推崇的最關鍵在於其來源於老子「小國寡民」的政治構想,這與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趨勢是相違背的。

佛教從發源地印度開始,就積極影響到世俗政治,曾經的印度阿育王的故事以及西域繁榮一時的大小佛國也說明了這一點。佛教修來世、重因果的理念對於遏制暴政、安定民心可以發揮巨大作用。

那麼這裡就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同樣耗費人力、大興土木、控制信眾,基督教可以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伊斯蘭教與奧斯曼土耳其完美融合,而佛教沒有成為中國統治思想的主流?

其原因在於:

1、古羅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基督教取代羅馬帝國內的源自希臘多神信仰以及其他原始信仰,有助於人口不佔優勢的羅馬統治階層控制疆域內的廣大民族。

2、作為外來的突厥人,奧斯曼土耳其人開始統治的絕大部分阿拉伯地區各個民族幾百年前就開始信仰伊斯蘭教。為了維持龐大帝國以及與同樣強大的基督教文明抗衡,通過與基督教戰爭、修築大清真寺與聖地聖跡、打擊什葉派波斯,歷任奧斯曼蘇丹將自己塑造為伊斯蘭教的哈里發(安拉的代理人)

因此,對於這兩個帝國而言,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地位的確立,前提都是自身之前並沒有完整統一的主流思想,並且有少數統治多數的政治需要。

另一個例子就是:藏傳佛教。藏傳佛教能成為西藏地區在各領域處主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點:

1、本地區宗教只有相對落後的苯教及其他原始宗教

2、佛教滿足了西藏松贊干布對於統一西藏以及政治鬥爭的需要

3、佛教修來世的理念有利用緩解底層動亂

在中國佛教傳入的東漢到南北朝這一時期:

1、中國的原始宗教信仰在春秋戰國到秦漢的大一統中,已經演變成成熟的世俗政治理念:儒家、儒者的起源便是有巫的存在。漢字本身也是原始宗教文化—甲骨文演變的結果。

儒本求雨之師,故衍化為術士之稱。——章太炎

2、此時的中國,雖然有南北朝的分裂,但思想文化向心力業已形成,比如五胡亂華最終融入中原,政治上對於思想統一的需求不大。

因此,儒家對於佛教在政治上就有了與生俱來的主場優勢。再加上佛教作為外來自成體系的文化,一旦發展成勢,不僅僅在寺院產業、土地、人口上成為朝廷的巨大負擔,而且其對信眾的影響力會對世俗皇權產生極大威脅從而引發個時期滅佛運動。(藏傳佛教也引發過朗達瑪滅佛的歷史)

因此,佛教也未能成為統治者推崇的主流思想。

這樣,分析完「道」「釋」兩家,現在要剖析的關鍵是:同樣是統治者一直採用的理念為什麼秦以後的「法家」只能在一些制度上體現而沒有形成有代表流派,而儒家則枝繁葉茂兩千多年直到近代新文化運動的衝擊。

由於「外儒內法」是統治方式,那麼必須從中央集權統治這個角度來探討。

如果問一個現代人:面對政治問題,是法律文書權威還是道德規範有用?

答案是毫無疑問的:法律。

要問一個古代君王,他最喜歡什麼方式治理國家,答案肯定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但是法律需要強制力才能保證實施,皇帝權力的延伸同樣也需要財富、武力作為根基。在科技發達的今天,法律條文背後是遍布全國實時聯動的司法、暴力機構。依靠現代化的交通、信息技術,中央將地方的各項權力牢牢控制在手中。而對於古人來說,即使有再多錢糧、再多軍隊,科技的限制,仍舊使得皇權的威嚴隨著空間距離急劇衰減。天高皇帝遠、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是某種諷刺與誇張描述,而是中央朝廷管理地方與地方軍隊時現實的無奈。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說"我們在邊遠的省份才最能看出一個政府的好壞",這就反應了中央集權的法國其治理程度隨距離衰減的規律。法國如此,大了一個量級的古代中國就更不用說了。

歷史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與朝代末期無可避免的大規模土地兼并相互衝突。

比如:東西漢末年、唐朝末年、元朝末年、明朝末年、晚清,農民起義除了天災之外,最重要的人禍就是土地兼并嚴重,農民大規模破產。

儘管自秦漢以來,各類制度不斷完善,但中央與地方的統治矛盾在各個朝代不斷重演:

秦代全部推行郡縣制,結果被六國舊貴族勢力推翻,漢初又不得不分封諸王直到漢武帝推恩令頒布;

唐朝府兵制瓦解依靠募兵的邊防重鎮防守游牧民族,最後卻亡於節度使,吸取教訓宋代壓制將與地方軍卻導致連年戰敗失地賠款。

明朝分封諸王鎮守四方,靖難之役燕王奪位又對諸王防範有加,以至於崇禎最後落得無兵勤王的地步。當時有個唐王朱聿鍵自己招兵想勤王結果被崇禎關進鳳陽大牢,這位唐王就是後來南明隆武帝);

滿清源自東北採用行省制治國,但滅掉南明之後仍舊需要分封藩王以安定江南地區,最後又不得不裁撤三藩。

舉這麼多例子就是想說明一個常常被忽視的現象:

古代王朝,中央對於地方的掌控遠遠不是影視劇里「號令天下、莫敢不從」的狀態。相反,由於時空的關係,除非發生不可忽視的重大叛亂,中央在制度上基本上無法依靠強制力維持對於地方的長期統治。因此在對於地方的管理上,很多時候能依賴的就是朝廷委派的命官甚至地方豪強,而這些人有時候也不一定完全按朝廷規矩辦事而成為發展成地頭蛇。

因此,面對廣闊難以憑藉硬實力完全掌控的疆域,對於完全沒有現代國土概念的古代統治者而言,為了長治久安,儒家這種最高統治者未必最擅長最喜歡運用的治國方式往往成為不得不作出的選擇:

1、委命大量源自平民階層接受忠孝倫理灌輸的儒生,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持對於中央、皇帝的效忠。但過於依賴又會制約法家思想導致的皇權專斷,從而形成一種上下的制衡、儒法的政治上的制衡。

2、通過從朝廷嚴謹繁瑣的「議禮」到百姓家庭持續強調「規矩」塑造、強化出的「儀式感」,推行的近乎苛刻的禮制,日復一日形成中央對地方一種價值觀上的話語權與吸引力。為此某些時候也形成了對於所謂「祖制」近乎病態的堅持。

3、儒家思想世俗性與兼收並蓄,使得其作為官方主流思想能儘可能的與道家、法家、佛教思想相融合,保證了中央在思想領域的主導地位。

上訴三點,儘管不斷反覆,但通過千百年出身儒家的文人大夫前仆後繼,自覺或潛意識的維護著這一價值體系的權威性與向心力,從而使得「中國」的概念沒有在歷史長河中成為一閃而過的流星而是在分裂統一的交替中延續到今天。

但這種從思想上大一統的方式,無法解決中央到地方的貪腐與土地等經濟問題,因此天災、饑荒與土地兼并往往是葬送一個朝代最常見誘因。同時另一面也促成了這樣一個歷史規律:無論朝代如何變遷,最終都會重回大一統的格局,而不是四分五裂。

個人認為中國這個陸地上最大的古代中央集權帝國的現實所決定了:

對比法家,儒家思想在古代生產力無法為政治制度體系提供強制力保證的情況下,給了統治者在思想、倫理領域提供維持對地方統治的更有效的方式,因此數千年來一直被官方推崇而成為主流思想。

但這當然也在經濟不斷發展、中央集權不斷強化的歷史進程中埋下了儒家思想禁錮個性與創造力的根源。


儒家思想是不虛偽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早期儒家提到「一以貫之」,這種高度的「恕」,

我認為就是解決意識形態領域調門逐漸越來越高,越來越虛偽這一客觀規律的犀利法門。

簡而言之,不要走極端。

但是在儒家這面大旗下,虛偽的破事多得我想都不必舉例了。

只要是意識形態挂帥,就有人有本事在沒縫的蛋里下蛆。弄得連一個中庸為本的意識形態都可以走極端,讓一個以人為本位構建想意識形態搞成神權教法,不顧人的死活。

我猜這就是宏觀敘事逐漸失去話語權的原因之一。


你老師的水平需要提升一下。

范仲淹的憂樂觀和今日為人民服務的理念,皆是一種精英主義的邏輯預設,無非前者適用於士大夫,後者適用於先鋒隊。

明末顧炎武提出匹夫有責的天下觀,你可以視之為某種意義上的公民主義,但是這玩意並沒有成為主流。

如果虛偽指的是精英為了安撫人心以便統治,那麼精英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種虛偽。

如果虛偽指的是精英把好話說盡但是壞事干絕,那麼這種虛偽指的是不務正業。


儒家虛不虛偽先不說,但起碼可以確定的是這個老師的課你有理由翹了。


誰告訴你《弟子規》是儒家經典?《弟子規》配被稱為儒家經典我就是國學大師了。

而且,老舍為什麼投湖,我建議讀了老舍的大部分文章,順便了解了時代背景再來討論。

儒家學說肯定有其時代的局限性,但是這兩個理由實在是反智了一點,附議樓上建議題主翹課。

話說大學老師的門檻真是越來越低了…………


這個論斷就和中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馬克思是虛偽的,一樣

就和現在很多先鋒隊員並不能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所以 他是虛偽的,一樣

你們老師這是用結果論,甚至是連結果論都不算歷史馬後炮來評價范仲淹的主觀自我構建和社會設想,以及更為重要的客觀努力

要按照這麼說,中國就應該在軒轅時期就一口吃成胖子共產主義

再說了就算這些假設非要套用這種機械主義階級分析的話。。。。

范仲淹兩歲就喪父跟著他媽改嫁出去了,用現在的話頂多算個中產階級小公務員家庭的繼子,寄人籬下考試出來,你老師居然說他是精英階級。。。。。


同樣一個馬克思主義,有人是真的把它當成一生的信仰,有人是用它來參加考試謀取功名。

你說馬克思主義本身作為一種思想是不是虛偽的,很明顯不是。


不,至少在先秦儒家那裡,儒家並不虛偽,

相反,儒家想要做的,就是去除「虛偽」。

孔子當時面對的便是周禮崩壞,沒有有效的客觀性,貴族生命腐敗墮落,不能實踐,所以周禮掛空,成了形式主義(formalism)。

這個才是孔子所面對的「虛偽」。

所以牟宗三先生認為孔子所做在於把周禮周文生命化,從人自己的仁去講周禮,去充實周禮的意義,去修正這種」虛偽「。

這樣禮才有了根據有了意義。

問題不在禮樂的規矩上,禮樂隨時修改一下是可以的,聖人不是保守頑固,是可以「損益」的。

用牟宗三先生的話說,中國的這些「親親、尊尊」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皆是本於人性、本於人情的,你可以把它們簡單化,但是每一條都是有根據都是合理的。

這和西方宗教莫名其妙的教條(dogma)是不一樣的。

中國文化與「哲學」最厲害的一點就在於「眼睛不向外面看」,不需要去創造一個彼岸世界來做對立和他律,而可以發於本心,也是余英時先生所說的內向超越,是可以直接在康德意義上去落實這種pratical theory。

其實我覺得如果能在對西哲和西方文化有所了解之後再回頭看中國的文化,那會發現太多的價值,說到這裡就想到海德格爾後來講課提到的莊子、以及手稿中的」知其白守其黑「。

而西方,如福柯、阿多等人,也在反思被遮蔽了的西方古代哲學「關心你自己」(Epimeleia heautou)的傳統,實踐與修身的重要性。

我覺得「給平民洗腦」這樣的說法是用階級分析的方式來曲解定性,並不適合做理解和體悟。

而體悟和理解,這正像是牟先生感慨的那樣

這個時代是最不適宜講儒家的了!

因為儒家的道理太平正,無奇特相,而現在的人在趣味上則喜歡偏邪,在學術上則專重科技,所以無法相應那平正的家常便飯。因為不相應,所以即使去講,也多是邪曲。

無奇特並非無內涵,並非為「偽」;為了邪而去誇大地片面的講,才是「偽」。

如果就連」仁愛「和」孝順「這樣的概念都被人理解成」虛偽「,

那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是真實了。


儒家經過這兩千多年的發展變化,早就不是單純的一句虛偽與否可以概括的了。

在討論儒家文化的時候,首先要明確,討論的是先秦的「原教旨儒學」,還是唐代儒釋道三法的「宗教儒學」,還是明清的「理學儒學」,還是解放後的「現代儒學」。

此外,還得考慮時代局限性。儒學並不是一門超越時代的理論。否則也不會經過如此之多的修正和變遷。

如果不事先明確這個問題,那麼大家就是在雞同鴨講,沒什麼意義。

舉個例子,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孔子的意思是貴族有尊嚴,受刑的時候讓其找個沒人的地方自行了斷,顧其顏面,但不免其罪。庶民因為要從事生產,沒工夫學那些個「禮」,所以,庶民無「禮」,不稱其罪。

然後就看你怎麼理解。站在封建統治者的角度來看,這簡直太他媽實用了,太他媽不虛偽了。前半句教你怎麼穩定貴族階層,後半句教你怎麼穩定庶民階層。

但是如果你站在現代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前半句不平等,後半句帶歧視。真他媽虛偽。

我主張站在歷史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儒學固然沒有逃脫其時代局限性,然而,在時代局限性之下,儒學最初的一些主張,已經做到了足夠的坦誠。無論是對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

饒了儒學吧!放過孔子吧!


某些答主為了打倒孔老二,文革手段都用出來了。

再吹楊朱成了資本主義萌芽,墨子一套黑社會理論成了共產主義萌芽。書不是這樣讀的。

天天說少正卯,孔子誅殺少正卯始見於《荀子》,卻不見於任何同期法家著作、乃至死對頭墨子的書,此後也沒有任何法家代表出來駁斥孔子。

與大家想的正好相反,孔子誅殺少正卯的原因是契合《管子·法禁》、《韓非子·內外儲》的。哪裡是孔子的思想誅殺了少正卯,明明是韓非子的思想誅殺了少正卯。如果此事確實,法家們不僅不會駁斥孔子,還要拍手稱快,「殺得好」。

一知半解就講少正卯,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更何況少正卯沒有任何學說流傳下來,也不知道你們是怎麼把他看成法家「進步代表」的。法家自己內部都不認可他。你們怕是讀了一個假的法家。

孔子一生所教誨,讓學生好仁,好學。駁斥那些滿嘴只談利益關係的小人。

那麼知乎諸公,你們到底在害怕他什麼?


孔子說:必也正名乎,孔子又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虛偽的意思是,我知道這是錯的,但我揣著明白裝糊塗。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孔孟肯定不會是虛偽,你可以不認同他們的觀點,說他們的觀點在如今愚昧、過時。但在他們自身,是true believer。


每一句話都有它的應景,就是應用場景。你說置身亂世,要不要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置身太平盛世,要不要施展抱負?凡事看階段


我個人覺得是挺虛偽的。

儒生們在朝堂之上總是大義凜然,開口百姓閉口天下,滿嘴的仁義道德,然而私底下根本就是為了自己或者自己家族的利益。他們總是能把話說的很漂亮,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最終結果呢?中飽私囊而已。比如鬥倒嚴嵩的徐階,你說嚴嵩是奸臣,婦孺皆知,那徐階應該就是忠臣了吧?然而呢,這個忠臣家中田產無數,我看不比嚴嵩少多少。

而徐在史書中被稱為是「廉吏」,而且是有名的「廉吏」。據說,當年徐扳倒嚴公僕時,舉國歡慶。認為徐給國家立了一大功。作為「廉吏」,徐卻有田產四十餘萬畝,僅在他的家鄉蘇、松地區就多達二十四萬畝。這些田產多是以「投獻」為名巧取豪奪,強佔周圍農民的。在華亭一地,他每年收租谷就達一萬三千石,斂銀九千八百兩;同時,他還擁有眾多織婦。于慎行《谷山筆塵》卷四記載頗詳,稱徐「紡績求利」,「與市為賈」。徐階究竟有多少資財,根本就無法統計,就連當時擔任應天巡撫的海瑞,也嘆為觀止:「產業之多,令人駭異。」(《四友齋叢說》卷13)海瑞接到許多農民,控告徐階奪田霸產的訴狀,海瑞當即勒令徐「退之過半」,否則不予結案。其時徐階當時致仕家居,懾于海瑞威名,不得已,退還農民部分田產。但在暗中,卻又行賄於給事中戴鳳翔,指使戴彈劾海瑞「漁肉縉紳」,將海瑞罷官,才保住他的龐大田產。

首先,你有沒有想過,統治階級是一個什麼東西呢?本質上來說,這是一個利益分享集團。農民每日耕作,創造出財富,其中一部分上繳到國家。由於我國人口數巨大,即便只是一小部分,也足夠使得整個統治集團豐衣足食。享受了遠遠超過常人的待遇,統治階級也必須擔負起相應的職責,比如國防比如賑災(明帝國就是死在這上面)。然後這個利益分享集團大致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皇親國戚,一部分是官僚集團。官僚集團里的基本都是儒生,平日里結黨營私,互相傾軋,爭權奪利,當然面子上不是這樣,你看他們的摺子永遠都是為國為民,其實就是借著「百姓」、「天下」這種絕對的政治正確,攻擊政敵,來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說穿了,侵犯自己利益的就是奸佞小人,有共同利益的就是君子之交。

然後這只是一方面,因為像明朝這種,官員俸祿非常低,完全不足以支撐起官員的奢靡生活。說是利益共同體似乎有些勉強。從底層收上來的稅很明顯不夠用,皇帝不得不拿私房錢出來,穿打補丁的衣服。事實是怎麼樣呢?其實利益這種東西一直都在,不多不少,只是分配的模式改變了,儒生們組成的官僚集團依然是一個利益分享集團,更離譜的是他們甚至把屬於皇帝和國家的利益都搶了過來重新分配,都不需要經過國家的正規程序來分配。背地裡做這些見不得人的事情,明面上還是要靠儒家經典來為自己的行為背書。官員紳士兼并大量土地卻不用交稅,農業稅在上繳的過程中被層層盤剝,一百石的米最終到皇帝手裡不知道有沒有十分之一。而工商業,鹽稅礦稅之類的根本收不上來,萬曆皇帝打礦稅的主意,還不是被儒生們拿著「百姓」這個政治正確噴成了「與民爭利」。其實真的「民」根本沒有得到什麼利,全被儒生們瓜分了。百姓窮的沒活路當流寇,皇帝窮的穿打補丁的衣服,拿私房錢出來當糧餉,國庫空空導致無法調動戰爭資源,你說這麼多人口產生的財富都去哪裡了呢?都人間蒸發了嗎?還不是都到了官僚集團的腰包里了嗎?籌軍餉的時候一毛不拔,等北京城破,李自成進來才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個個嚴刑拷打,才把他們吃下去的財富吐了出來。所以儒生們開口百姓,閉口百姓,他們心裡真的有百姓嗎?恐怕關心的只有家裡的田產吧。所以崇禎皇帝說,文臣個個可殺。不冤枉啊。

官僚集團和當地的富商士紳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官員們其實是作為士紳的代言人站在朝堂之上。一個家大業大的家族,必然會舉全族之力,供養出一個朝廷里能說得上話的人,這樣他們的財產家業才能得到保證和延續。

  到了明代中期,最出名的晉商家族是蒲州(今山西永濟市)的王家和張家。

  王家的創業鼻祖是王現、王瑤兄弟。他們的父親是河南鄧州學政,相當於縣教育局局長。王氏兄弟少年時屢考不中,轉而經商。他們先是西北的張掖、酒泉一帶從事糧食貿易,後來便專註於鹽業,王現客死於經商途中,歷四十餘年,終於積累起不菲的家業。王瑤生有三個兒子,其中,老大王崇義隨父經商,三子王崇古考中進士,先是在刑部當郎中,後來外放為官,一路遷升,當上了地位十分重要的宣大總督,成了帝國北方國防的最高指揮官。王家兄弟,一官一商,很快控制了河東鹽場,成為全國第一大鹽商家族。

  張家的致富路徑與王家如出一轍。其創業鼻祖是張允齡,他自幼喪父,在大江南北從事長途販賣,據說他的經商天才很高,對市場波動的判斷非常準確,以致於有人懷疑他懷有「異術」。張允齡生有二子,老大張四維考中進士,後來高遷至禮部尚書,在張居正去世後還當過一人之下的內閣首輔。張四維的胞弟張四教則在山西經商,在兄長的幫助下,他控制了北方的另外一個大鹽場――長蘆鹽場。

你看出有什麼共同點了嗎?培養一個兒子經商,再培養一個兒子當官,兩者互相幫襯,,這都已經成為基本套路了。所以,當官員們上了一個摺子,你看字面上永遠看不出他們的真實想法。實際上呢,就是在為自己的家族爭取更大的利益。

在張居正、張四維以及晉商人士的朝野推動下,王崇古的「朝貢八議」獲得准許,明政府封俺答為順義王,並宣布開放北方的邊市,在其後的六年里,在長城沿線的張家口到大同一帶共開設13處貿易市場,此外在遼東開放與女真人交易的東馬市,在西域開設與西番人交易的西茶市,拉開了大規模的邊疆貿易的序幕。也是從此之後,歷時三百餘年的漢蒙對抗徹底平息,其和平相處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初期的清朝末年,清末思想家魏源曾評價說,王崇古的和議政策「為我朝(指清朝)開二百年之太平。」

  而在十五處邊貿市場中,擁有地理、資本和官府背景三大優勢的晉商無疑又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據《明史》記載,在開放邊市的前十二年,僅馬匹交易就增長了七倍之多,晉商相繼滲透進入糧食業、棉布業、茶業、顏料業、煙草業及藥材乾果等行業,成為最重要和最活躍的邊貿經營者,他們在鹽業中失去的利益又從邊貿中奪了回來。

所以,你猜。當他們引經據典談論內政外交問題的時候,腦子裡面真的想的是什麼呢?


你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過去,你自然會覺得虛偽啊,因為今天的你是以上帝視角看待過去的問題的。

我給你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看奴隸社會,覺得奴隸社會很殘忍,奴隸主可以肆意的奴役奴隸,怎麼會有人天生就是賤民,和牲口一樣。

但是,你別忘了,奴隸是怎麼來的?

最早的奴隸就是戰敗一方的俘虜啊。

在採集狩獵時代,一個部落打敗了另一個部落,會收穫很多俘虜。

這些俘虜也是要吃東西的呀。而採集狩獵時代,搶的就是地盤,底盤就是資源。

地盤就這麼大,資源就這麼多,一下子多了這麼多俘虜,你說怎麼辦?

全部殺掉就是最符合當時情況的做法。

在採集狩獵時代結束,農業文明開始的時候,人口才成為了一種資源。在農業文明之之前,人口一直是負擔啊。

所以,站在狩獵採集時代來看,奴隸制度恰恰比之前全部殺掉人性很多,至少我留你一條命,你給我幹活就行。收成好大家過得還很開心呢。

你現在看范仲淹,和范仲淹當年看自己,完全是不一樣的。人家是真心實意說這些話,你站在一千年後,用各種各樣的思想推斷出他是虛情假意,這本身就是一個荒誕可笑的事情。

就好比小時候看奧特曼打怪獸,看見奧特曼亮紅燈我也會著急的大喊,快放大招啊。

站在三十多歲的角度,我自然知道,奧特曼都是假的,都是人演的,也可以說,奧特曼的世界是徹底的虛偽。

可是,幼兒園的我,才不會認為這叫虛偽,奧特曼就是地球的守護者,宇宙中一定有m78星雲。

題主,儂的老師這叫開天眼玩馬後炮,簡稱誤人子弟式的裝逼。


1. 弟子規不是儒家經典,且成書年代較晚,其作者與所謂儒家學者根本不是一個量級。

2. 大儒是貴族一說,不知從何而來。

好奇答主是哪所大學,或者這位老師是教哪個科目的,這麼信口開河,當大學老師,太兒戲了吧。


這個結論你可以自己作,讀原著(實在讀不了用白話譯本),理解他們說什麼,然後,試著把儒道墨法的思維自己都用一遍,你就知道誰虛偽,誰真誠了。

中文大一新生,這算你專業了,不要等著別人來投喂(很遺憾,看你的轉述,你們老師水平也很菜,雖不能說全然錯誤,但一沒有自己的看法,照本宣科,二沒有引導你們自己思考,沒教你們工具,直接塞個結論給你們)。


基本解釋

(1)權貴的家族。多指帝王的內外親族,或中央或地方的大豪族。

(2) 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以及現代君主國家統治階級的上層,有特殊權位或世襲權位。

(3)擁有財富和教養的階層,即平民的上層。那些不靠血統,而靠自身努力而富裕高貴的人為自然貴族,即資產階級。

政治學含義

東方

東方由於地理環境差異,因此各地都有不同的階級制度。如日本皇室、朝鮮的兩班貴族、中國的封爵制度、印度的種姓制度。

中國歷史上,所謂貴族階級,前者之貴族,皆系公侯伯子男,以及諸侯。後者之貴族,多為大家世族。最著者,與平民階級相比,貴族階級享有更多的特權,擁有更大的政治權利。

貴族同其他階級的最明顯區別是擁有爵位。爵位可能是世襲的,也可能是非世襲的。象徵貴族的是權勢和力量。

中國自商代施行諸侯封建制度,即類同於西方貴族制。《禮記·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為王,下轄諸侯。如春秋楚國,本為子爵,因不滿其國大爵小,要求周王升其爵位未竟,於西元前704年稱王。漢代實行郡縣制之後,為安撫改朝換代之功臣,仍時有分封之舉,然已不如商周之系統。

以上摘自百度百科「貴族」條目,侵刪

看到題主問題的第一反應就是范仲淹算不算貴族。范仲淹祖上做過唐代的宰相,他父親也做過官。然而范仲淹的官位靠的並不是世襲和關係。他母親因為貧困無依改嫁,他自己考中進士時的名字還是朱說。他是考中了進士,從寒儒變成九品官一點點升上來的。這樣的一個人,簡單用一句「貴族」來概括似乎不是很妥當。而且,即使他官位很高之後是貴族。我們也沒有證據確認他「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是他成為「貴族」之後才有的。題主不妨去看看他早期和前期的所作所為,自己判斷他的情懷是不是「成為貴族」之後才有的。

接著回到題主的問題。儒家大體來講有三大階段,先秦時期的孔孟荀,宋代的楊朱理學,再到明代陽明的心學。儒家從思想到規範標準其實都在變化。所以我們也不能簡簡單單的用虛偽來概括一個龐大而且變化中的東西。儒家有沒有虛偽的一面?當然有。《莊子》里就經常用寓言嘲諷儒家虛偽。而且,禮這種規範性的東西,必然有其虛偽的一面。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儒家也有另一面。仁愛這種有等級有差別的愛確實有利於統治階級。不過儒家也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當爹的也要有當爹的樣子,兒子才有個當兒子的樣子。考慮到孔孟荀所處的時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當時儒家的目的就是建立起一套從上而下的等級制度。大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做各的事情,家庭和社會就都不會亂。儒家一開始就沒有掩飾過自己的意圖。他們找到理論基礎就是仁愛。人類的愛當然是由近及遠的。要求一個人愛地球另一端的一個乞丐和愛自己的父母一樣,本來就不現實。儒家就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家庭和社會運作的方式。至少從這一點上,儒家並不虛偽。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是出自肺腑。然而他們恐怕並沒有想到,這一套傳到後來臣臣子子的部分變成了大頭。這一整個體系自然里虛偽的地方就更多了。到了後來這種虛偽發展到極致,一方面頂著儒家大旗,另一方面也背離了儒家的初衷。這未必算是儒家的虛偽,卻是儒家的天真和對掌握資源者認識不足造成的。

總之,不可否認,儒家有虛偽的一面。但是不代表整個儒家就是虛偽的。儒家從一開始的理念,其目的本質上講是建立一種秩序,這種秩序是一種金字塔形的秩序。然而儒家考慮到了對頂端的約束(從孟子可以看出來),但是卻沒有辦法實際做到約束。所以漸漸淪為一種灌輸用的工具。這也擴大了起虛偽的一面。後世的大儒也都位於這個金字塔的某一層。由於局限性,他們中的很多,都沒有能夠超越體系。不過他們也按照儒家的設計在自己那一層上努力發揮著自己的作用。個人認為范仲淹正是這樣的代表。他的那句話不是出於貴族利益驅動,而是出於儒家對人臣的教導和要求。

個人觀點,未必正確,僅供參考。

ps:《弟子規》可不是儒家經典。這東西一上來叫做《訓蒙文》。是一位清代秀才所做。聽名字就知道這是用來幹什麼的。在清代流行是因為清代官方的推廣。現在流行是凈空法師的傑作。就是那位說「玩電腦遊戲會下十八層地獄」和愛因斯坦現在「核爆地獄」里受苦的法師。如果這個都算是儒家經典。那麼天底下流傳了和沒流傳的儒家經典未免太多了。


「誠」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儒家是反虛偽的。

但學儒家的都是普通人,都是肉身凡胎,都是多少免不了虛偽的。

學儒,就是通過「自省」、學習「慎獨」,走向「至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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