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處於戰亂時代，為何能夠大師輩出？
民國三十八年間無刻不戰，人均壽命不足四十，人口數量幾乎沒増長，文盲率百分之九十……列出一組數據，TZ自己判斷吧。
小布爾喬亞的歷史觀就是這樣的：民國的時候，只見上海灘燈紅酒綠、十里洋場，看不到處處乞兒餓殍，看不到遍地烽火狼煙，洋人橫行；晚明的時候，只見秦淮河紙醉金迷、歌舞昇平，看不到關外屍山血海，看不到中原流寇肆虐；東晉的時候，只見江東形勝之地，名士風流，琴棋書畫，看不到中原父老輾轉哀嚎於荒野，被胡人當做「兩腳羊」下鍋烹殺，連死後求個全屍都不可得！
當然了，在當今承平之世，有了浮浪度日的本錢，小布爾喬亞一把也不算過分。只是萬萬不可走入魔症——民國、晚明、東晉，這等凄涼末世，是小布爾喬亞玩情調搞小清新的時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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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問題一改這回答就文不對題了。就新問題來說，文化的發展需要一個自由的空間，民國亂世沒有秩序，但是有自由。
軍閥戰爭不過小打小鬧，北洋治下北大可以兼容並包。「戰亂年代」不實，「大師」陣容無損。
及至抗戰大內遷，大學是重中之重，除了某黨慫恿青年請願從戎，校園基本保持寧靜。楊李都從西南聯大起飛，因為辦學者有世界眼光與格局，學校提供的渠道，也與出大師的歐美大學共用一隻連通器。至於說當年「大師」，放今天不過爾爾的，乃好比樹葉比樹榦居高，蟋蟀嘲笑螞蟻辛勞。至於拿「1942」抖機靈，更像P一樣輕。同樣也可以說因為資源這樣寶貴，所以有天資有機會讀書者，都只有更好的讀書，才能更好的救荒。竺可楨之學氣象，就是這樣的心路。但是我不這麼說。因為我懂得，你抖個機靈就跑了，以為一騎絕塵好背影其實露了好大一個腚。通過比較人口數據就大概能有個結論。
民國期間由於地方軍閥混戰，從來沒有一個政府能有效控制全國。因而也沒有能進行有效的人口普查。歷來對民國各時期的人口估算在4-6億不等。
共和國1953年的人口普查結果是6.02億，而1982年是10.32億。
我們暫且認為共和國統治的四年對於1953之前的貢獻忽略不計。
那麼，從1911到1953，每年的人口增長不超過千分之九。而且這還是一個被嚴重高估的數據。
而共和國從1953到1982的人口增長則是每年約千分之18.8。
兩相比較，自然知道孰為亂世，儘管後者甚至算不上是盛世，然而前者連這個算不上是盛世的社會都不如。那個年代可沒有計劃生育政策和避孕措施，所以出生率基本上是個常數。遷入遷出也忽略不計。
而人口增長率的低迷，只能用高死亡率，而且是極高的死亡率來解釋。
至於民國年間的「大師」，個人認為是注了水的。這些「大師」多出文科，而戰亂的環境，既不利於思想的自由，又不利於考據的進行。如果一定要說民國的「大師」多麼多，而現代的大師多麼少，那恐怕只能說是當代人厚古薄今了。
本身這些大師的學術能力也值得懷疑。
1917年，新文化運動中名滿天下的胡適，才不過26歲。讓一個26歲的人扛思想界的大旗，這在今天恐怕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事情。無非是清朝的教育太落後，於是有幸到國外上過一點學，就被國內的土包子們奉為大師了。
如果這麼看，這種「大師」越多，倒是越能反應清和民國教育的困窘。
粗體是學過html自己加的b標籤。手機端各種無力。但願不被吞。五年前寫就的拙文，剛好可回答此問：
那是一個夢幻般的時代。
閑話不多說，下面是筆者對這個問題的幾點思考。後學晚輩，妄議先賢，乖謬之處尚望包涵。 一
沈從文出國訪問，專門研究西南聯大的漢學家問他：「為什麼當時條件那麼苦，環境那麼差，聯大8年出的人才，卻超過了戰前北大、清華、南開30年出的人才總和？」沈從文回答兩個字：「自由。」
的確，自北大校長蔡元培為新文化運動中的北大定下「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基調後，「自由」便一直是民國時期文化界的主旋律。眾所周知，民國３８年始終戰亂頻仍：先是軍閥割據，再是國共爭鋒，接著抗日戰爭……正是這種內憂外患的處境，使得當權者往往不敢也難以做到文化專制（競爭使然）。事實上，即使是袁世凱、蔣介石這樣被目為「獨夫」、「民賊」的統治者，輕易也不敢對文化人太過不敬，哪怕對之早已恨之入骨。
而迨至紅朝建立，罷黜百家，文化界萬馬齊喑。文人們怎麼也想不通「百花齊放」怎麼就變成了「引蛇出洞」，一個個嚇破了膽，不是鑽入故紙堆，研究些偏門別類（沈從文），就是搖身變成御用文人，為極左凶焰再添一把火（馮友蘭）。
可以說，４９年後文化界最大的變化就是泛政治化（其實可以上溯到延安時期），即一切研究、創作都與政治掛鉤，且無限上綱。文學、藝術就不說了，連科學也不得不屈從於文化法西斯的淫威：錢學森通過「嚴密」論證，得出「畝產萬斤不成問題」的結論。
而民國時期，學術就是學術，只要不與當權者正面對抗，一般都能得到寬容。想想吧，即使是在抗戰這一極其特殊的時期，依然有張愛玲、張恨水等一大批「非主流」文人活躍著，而從未聽說彼因創作與「主旋律」相隔萬里的文字而遭非議。
民國文化界，很容易給人一種很「黑暗」的感覺，尤其當人們的目光僅集中在魯迅等寥寥數人身上時。其實筆者以為，我們所感受到的這種「黑暗」，反而證明了其相當程度的「光明」：最偉大的共產主義著作可都是馬克思在資本主義國家寫就的。假想他生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或是毛時代的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能寫出《資本論》這樣的煌煌巨著嗎？我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對於某些學者，他所最痛心疾首的地方，可能反而是他最適宜的土壤。
二
依筆者淺見，中學重感悟，輕實踐；多經驗之談，少邏輯推證。而西學反之。兩者相融，無疑能使我們更加全面地認識事物，正如莊子筆下的庖丁，「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完成從「技」到「道」的飛躍。
如今人們反對重溫國故，重要論據之一便是魯迅曾說過：「:「……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其實這實在是先生的憤激之語。看看先生的購書日記吧：我敢肯定，我們能準確讀出書名得不到一半；聽說過的書不到十分之一；真正翻閱過（還不是讀過）的不到百分之一！先賢飽得古典之益，治學方能舉重若輕、遊刃有餘，而吾輩倘若只知其一而邯鄲學步，自必將貽笑大方。
民國文化人有新舊之分（如徐志摩之別於陳寅恪），但這主要是指他們的政治傾向或倫理價值觀的不同，至於文化心態，則差異甚小。陳獨秀是前清秀才，國學功底可想而知，傳世的《獨秀文存》可以讓我們見識這位新文化主將的另一面；而王國維——這個最忠誠的遺老，在文化上卻絕不保守，最早運用西方哲學、美學觀點研究中國文藝問題，開風氣之先。可以說，正是這種開闊的閱讀視界與包容的文化心態，成就了民國文人的大氣與厚重。而同在這片土地上，僅僅數十載後，人們卻已無可讀之書：西方的是「資產階級毒草」，中國古典是「封建思想糟粕」。不讀書的後果是常識的缺席。而沒有了常識，種種荒唐透頂、駭人聽聞之事的發生，便不足為奇了。
時至今日，閱讀的枷鎖早已無蹤，但，人們心中的藩籬，也是如此嗎？
三
而反觀今日之學界，著實令人汗顏。筆者概括為「三化」：官場化、賭場化、市場化。官場化：高校體制幾與行政體系一般無二，外行管內行，官僚主義作風普遍。賭場化：主要指不少無良之輩鋌而走險，抄襲他人學術成果，意圖僥倖過關。市場化：指靠量化指標（說白了，就是學術的價格）這一看不見的手引導學術研究，導致重理工，輕人文成為風尚，學風浮躁，唯利是圖，斯文掃地。
其中前兩點似無爭議，唯第三點筆者認為又進一步討論的餘地。其實，適度的市場化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必要的——特別是在我們這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事實上，民國時期文化思想雖可謂異彩紛呈，但總有散兵游勇之感，且多為意氣之作（如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這種研究模式顯然並不適合如今這個高速發展、講求合作的社會。然而，學術畢竟不同於商業行為。學術成果價值幾何是個十分難以判斷的問題（工科因為可以直接轉化成生產力因而相對容易，基礎理科及人文學科則幾乎不可能），豈能明碼標價？
看來，「板凳須坐十年冷」的古訓已成絕響。 結語
其實除上述三點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諸多學科歷來為西方所獨有，而將之本土化的先賢自然是開山鼻祖，從而彪炳史冊。而後學往往人數眾多，文無第一，很難有人成為公認的權威。
「呼喚大師」的口號也喊了不少年了，但大家有沒有想過，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大師？隨著計算機與網路的普及，博學鴻儒存在的意義已微乎其微；而隨著科學的尖端化發展，研究越來越體現為十幾個人操縱著巨大的設備進行枯燥的重複，還能期待牛頓、愛因斯坦那樣的思想巨匠嗎？我們所真正需要的是：敢為天下先的探路者，「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擔當者，「首身分兮心不懲」的執著者。而這些，正是民國大師們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
討論一個人均壽命不到四十、文盲率百分之九十的時代是不是盛世是不是有點缺乏人性？
民國少點文學大師，多幾個科技大師，可能老蔣就不用到台灣搞土改咯～
赫赫有名的民國盛世是由微博公知和微博歷史發明家合力打造的！
縱觀中國史，亂世大師的數目一般都要比盛世多得多吧。經歷亂世的洗禮應該更容易得到思想的碰撞。
你們都被騙了真實的民國窮人都吃大閘蟹
我就不明白了，死那麼多人，糧食產量，各種打仗，怎麼就盛世了？
所謂出幾個大師，那些大師到底有多大，是國內大還是全世界的那種大，是吹捧出來的還是確實大？ 別因為幾個亮點就抬高整體啊！
別借古諷今成嗎?本身處在社會轉型期，內憂外患，還能出些大師，除了沾光轉型期之外，不得不說，一點點的自由與容忍，也能讓學術與知識界繁盛很多。
至於那些吐槽民國多糟的人來說，其實跟笑話原始人茹毛飲血差不多。都拿平均年齡說是，可知道青黴素的發明與大規模運用是哪年的事情。貪天之功以為己功的，正是偉光正而不是別人。民國＂黃金十年＂不能代表延續到現在的民國。雖然在盛世文化思想也能繁榮。但動蕩停滯的時代，舊有秩序的崩塌，各種革命運動的開展，國家民族處於憂患之中的時候，才更能刺激文人墨客進行藝術創作。由大師到數量多寡來判斷是不是盛世不靠譜。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
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
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題目改了=_=和新舊文化交際有關係吧就這樣從定義來說是盛世亂世無疑問了，你還嫌民國不夠亂么= = 至於一些其他的，貼一篇張公子 @張佳瑋11年關於某河蟹電影和那個時代的文：
不懂怎麼附鏈接，於是就算了= =那部我們不能評論的電影里，那段可以把理想吼出來的時代
昨天去看了那部像伏地魔一樣沒法說出名字、不能點名評論的電影。
倆感覺：
甲：如果去掉最後1/5部分，這電影可以叫《民國十年》。乙：如果排除掉檔期、片名、周年等等不能說的秘密，這是部「偶爾能讓人關閉吐槽屬性」的電影。馮遠征的陳獨秀，是有所謂「非龍即蛇」之氣的，尤其是其張揚及狷。張嘉譯剛出場時，有觀眾笑「宋思明」，但其後，李大釗的雍容敦厚氣十足。他倆的戲份，與劉燁一起，堪為本片主角。趙本山的段總理基本沒台詞，出場飄了個「你跺你也麻」式眼神，全場笑炸。方中信演楊度的聰慧謹慎甚至有點猶疑的氣度很到位。發哥的袁世凱梟雄氣滿點，尤其是和日本使節發火的收發之間。張勳演得有點過，他人皆內斂的情況下，這大叔有點話劇腔了。馮鞏演得非常好，尤其是附耳和袁總統聊天時。郭德綱叛出師門那兩位，演得忒小丑了。劉德華的蔡松坡將軍，開場甚為內斂英武，但後面不免做作。和安吉拉鳳仙的車站戲冗長無趣。革命的愛情雖然浪漫，硬被他們倆弄泄了氣。安姑娘某角度看跟李冰冰似的。廖凡的朱德，代替他大哥張麻子來為蔡松坡將軍效力，有一段個人英雄主義的發揮，極霸氣極桀驁極性感。陳道明的顧公使那段，疑似是《我的1919》里直接摘來的。雍容秀雅美大叔就不提了。制服控姑娘看了必然醉倒。
本來擔心吳彥祖演胡適會過於剛硬，結果發現他溫柔中和自由，很合胡先生的風範。臉太瘦人太帥也不是他的罪過。劉佩琦的辜鴻銘，全片最佳演出之一。可以想見編劇對他老人家用心設定。「三三得八」論和「辮子心頭論」，巧妙化用。我隱約看見了《大宅門》里三老太爺的有文化版。流氓有了大神級文化，太可愛了。王學圻的蔡元培很到位了，只是多少有些難掩他骨子裡的妖異霸氣（看過《天地英雄》的人知道是啥）。看到李雪健時我心頭一緊。他老人家的演技當然根本不用形容，但那瘦狀憔悴得讓人害怕。演員本身的身體似乎有問題。李晨的張國燾戲份甚重。有學生的焦躁和不平氣，但和《唐山大地震》里類似，有些場面演過了。王力宏的羅家倫基本是《色戒》里那位的溫潤版本。祖峰演的那位學生挺好，只是我老想到《潛伏》里的李隊長，樂了。周傑、王學兵們演得吧，一眼就看出來他們在演戲。尤其是周迅就在旁邊，一個眼風就把他們幾個甩飛了。范冰冰就是抹一白臉紅嘴唇在那默默無語雙淚流。國父演得略欠霸氣。
董潔的女王氣不及當年的許晴版*河蟹*。張震的蔣委員長，氣質很接近《宋家皇朝》里吳興國版蔣委員長。他和吳彥祖的壞處是一樣的：氣質出來了，但是太帥了一點。張涵予的宋教仁臨死前有些碎，但之前氣度飽滿。陳坤演的周丞相有點往蔣經國去的意思，凌厲與狠外露了些。當然有刻意收。一句「做長期鬥爭的打算」，還算到位。李沁的楊皇后，按戲份幾乎是本片女主角。實際上演得也不壞。可愛得有點過傻，但整體氣質清和無邪，挺好看的。《紅樓夢》真是糟蹋了這姑娘。劉燁的太祖，刻意表現了太祖早年之憨，以及憨下面的高瞻遠矚。我跟某人舉例：「這就像倫勃朗的畫法，土粉裝飾下不掩金色光芒」，當然金色光芒稍微重了點，鋒芒之露驚人。但是考慮到本片性質嘛……這電影和上一部（你懂的）的拍法其實類似。全景多人式，大事件串場。壞處永遠是節奏會很亂，好處是：有史詩氣質。
電影里，拍《前傳》或歷史大劇，有一個大便宜，因為那些人的所作所為我們都知道了，所以，很容易製造一種「欲語還休」的偉大氣氛。比如《星戰前傳1》，阿納金一登場你就感到黯然銷魂：「啊，他將來就是達斯維德了……」比如《阿甘正傳》，對貓王、水門那些事一筆帶過，餘味無窮。
這部電影也是這樣。廖凡版朱總司令、陳坤版周丞相、劉燁版太祖、劉燁和李沁秀恩愛時你知道將來他們的結局。馮遠征的陳獨秀怒吼時你知道他會死在貧病之中。李晨的張國燾熱血慷慨時你知道他最後會老死加拿大。最後他們都會死，每個死掉的人都會製造一些傳奇（姑且不論是好是壞）。但這還不是這片兒的動人處。這片有許多地方拍得很泄氣，比如蔡松坡淚別安吉拉鳳仙，比如郭德綱那倆師門叛徒的爛演技，比如結尾那段王學兵、李晨、周傑撐戲時不對路子，加上節奏飛快剪輯有些亂，但是鑒於以下原因，我暫時可以關閉吐槽屬性：張涵予的宋教仁被槍殺前，正在怒吼政體，怒吼只要政體得當，阿貓阿狗當總統都沒關係。
發哥朝日本使節衝冠一怒時想見袁項城的霸氣。馮遠征的陳獨秀通篇在聲嘶力竭的怒吼「在民國當皇帝，恥辱！恥辱！」劉佩琦的辜鴻銘用三老太爺式的篤定和瀟洒嘲弄對面那撥新人。吳彥祖的胡適溫和微笑著與他對峙。五四時節洶湧澎湃的澎湃血氣。——以及（電影這點沒有隻吹好話）某些典型的群體非理性：「這就是簽訂賣國條約的桌子，燒了他！」——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辜鴻銘對激情學生懶得多辨的走人。（這段設置，我私人認為極為必要。異見時代的好處是：各類異見都存在著）陳坤的周丞相在獄中繼續談判。張嘉譯的李大釗一直在思索。馮遠征的陳獨秀出獄時大家接傘迎候。陳道明的顧公使睥睨世界諸侯後說，「中國人不會忘記這一天。」以及，周迅結尾處，在嘉興船上，美到何似在人間的撐傘，回望，微笑——就憑那瞬間，她幾乎可以成為本片的真·女主角。如前所述，這部電影的大部分，可以歸為《民國十年》。在這部電影的十年里，時代奔襲而前，天子遜位、諸侯林立、開天闢地、新老爭執、一群青年二十來歲就開始琢磨天下大局，怒濤席捲。我不知道（我們都無法知道真相了，你懂的）這部電影是否美化了真正的民國十年。但至少，這電影表現的民國十年，一如電影本身一樣，亂，迅速，但是元氣充沛。陳丹青老師說「赳赳民國」，我覺得，更接近一種「洶洶民國」的氛圍。貫徹全片的是怒吼，是大聲激昂的主張。有一些詞在這部電影里翻來覆去的被吟唱。共和、民主、自由、博愛、平等、改革、新的、舊的、異見（再說一遍：那是個辜鴻銘置疑學生過HIGH、胡適置疑李大釗和陳獨秀的，管你是對是錯，但大家都能夠提異見的時代），還有，理想。
那是一個稱帝*河蟹*者會被斥為倒退的時代，一個可以哭可以笑，可以指名道姓吼出任何人、任何夢想、任何意見，有點桀驁但生命力旺盛、英雄梟雄奸雄們奔走天下、任何人都可以可以被置疑，任何人都可以把自由、平等、共和這些聽來幾乎有些幼稚的主張和理想大聲公布出來告訴天下，不用怕被嘲笑的，雜亂猶如地獄、單純猶如童話的時代。
從未聽說過有戰爭下的盛世
這是所謂的民國大師:辜鴻銘、吳宓金、岳霖、林語堂、章太炎、劉文典、陳寅恪、梁漱溟、王國維、熊十力、黃侃、蔡元培、胡適等。這是同時期的西方大師:恩馬克斯·普朗克、尼爾斯·玻爾、沃納·海森堡、埃爾溫·薛定諤、沃爾夫岡·泡利、里科·費米、保羅·狄拉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康普頓、理查德·費曼、艾倫·麥席森·圖靈、馮·諾依曼、康根斯坦、弗雷德里克·格蘭特·班廷、亞歷山大·弗萊明等。
文科芻議——文科大師們的水平到底如何？
- 盧昌海 -
我注意到民國時期那些最著名的文科大師大都是 「海龜」， 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只在國外 (歐、 美、 日等) 留學過不太長的時間 (比如短短几年)， 很多人連學位都沒拿就回了國。 從入行到成名， 他們花在學習上的總時間大概只相當於如今的本科或碩士生的學習時間。 而回國後他們卻大都立刻成為了各高校或研究機構的棟樑。 此後， 他們又幾乎全都經歷了顛沛流離的戰亂時期， 從事研究的條件極差， 文獻極少， 時間極有限。 而就在那樣的不利條件之下， 大師們還把相當比例的時間用於學術以外的東西， 比如參與政治或捲入人事及派系鬥爭。 但是， 他們偶爾發表的東西則幾乎全被後人視為名篇， 甚至連他們留學期間的學位論文被翻譯成中文後也往往被視為經典著作。 國共分治兩岸後， 他們中留在大陸的那些人因眾所周知的原因被耽誤了幾十年， 直到垂暮之年才又重新有機會回到學術上來， 有些人此後又發表了很多著作， 那些著作也幾乎全都被視為名著或權威著作。總體來說， 我對民國時期的大師們是頗有好感的 (因而對那段歷史也比較感興趣)， 覺得他們無論做什麼， 都有一種今天的大陸學人們較少有的真誠。 用一句不中聽 (但我用來表示褒義) 的話來說， 是書獃子氣比較重， 哪怕所作所為不無爭議， 也大都出自真心實意， 而鮮有招搖撞騙之舉， 也較少做沽名釣譽或虛偽之事。 而那些在垂暮之年追補時光、 發奮寫作的前輩， 我對他們的精神也深有好感。
不過， 好感歸好感， 做研究畢竟是需要時間、 精力的投入， 以及大量文獻的。 那些從民國時期走出來的大師們縱然都是絕頂聰明的人物， 在文獻如此匱乏、 精力如此耗散的年代裡所做出的成就難道真能達到很高的水準？ 甚至能與國外同行對其本國文化所做的研究相比擬嗎？ 那些留在大陸的大師們在被耽誤了大半生的寶貴時光之後於垂暮之年所發表的著作， 究竟是高屋建瓴的智慧結晶呢？ 還是只不過是年輕時代甚至學生時代那點積累的遲到的整理？ 垂暮之年從做研究的角度講， 有點像籃球比賽中的垃圾時間 (這比喻很不中聽， 但我沒能想出更貼切的)， 要想做出真正的學術成果是很難的， 更遑論傳世的成果。 這一點就連牛頓、 愛因斯坦那樣的人物都未能打破。 當然， 例外總是有的， 但難道例外果真落到那些大師們的頭上了？ 而且數量如此之眾？ 那些大師們的學術水平會不會其實只是他們曾經留過學的那些國家中的普通碩士生、 博士生的水平， 只是因為到了中國這麼一個學術研究的低洼之地， 才成了舉國尊崇的大師——就像山溝溝里的大學生？
我上面這些問題及想法自知是很冒昧的， 因為只是從投入研究的時間和精力上進行了推測和評論， 而並未研讀過那些文科大師們的具體著作。 但我總覺得， 第一流的人物誰也不比誰笨， 用遠比別人 (比如國外同行) 少的時間和精力成為大師就算有也只能是罕有的例外， 而不可能成為一整群人的特點 (除非標準遠比別人低)。 不知網友們怎麼看？ 如果哪位網友對中外文科領域都有一定了解、 且讀過大師們的著作， 則更歡迎談談看法， 比如讀那些文科大師的著作是否真有高山仰止的感覺？ 覺得他們選題很敏銳、 思路很高明、 論述很嚴謹、 研究很深入、 分析能力令人欽佩？ 還是僅僅因為他們的輩分尊崇或人品高潔而敬他們為大師？
唐德剛《胡適雜憶》
胡適之就真有這麼大的魔力嗎？ 非也。 他只是個近代中國的 「時勢」 和勤勞偉大的老百姓所製造出來的、 文化交遞時代里學術思想上的 「英雄」。
胡適倒……真是個百通一通的大才。 不過一個人的精力究竟有限。 在胡氏無所不通的學問里， 有許多方面在專業人士看來， 只不過是各該專業範圍內相當高度的常識罷了。
早年的胡適之和李大釗諸先生有關 「問題與主義」 的辯論， 其關鍵亦在此。 他們辯者雙方事實上都是以小常識談大問題， 要不是那時是個 「啟蒙時代」， 這批大教授的誇誇之談， 實在是貽笑方家的！
老實說， 五十年來在科學挑戰下的我國各項學術——尤其是行為科學——就始終沒有脫離啟蒙階段。 這也是我們那些啟蒙大師四十年稱霸杏壇的道理， 因為他們始終沒有脫離他們成名的那個時代。 他們沒有太大的進步， 時代也沒有太大的進步啊。 時代和環境限制了他們的成就； 時代和環境也寵壞了他們， 沒有逼著他們教而後知困， 自求上進…… 做了幾十年的齊天大聖， 說穿了其實只是個癩和尚的保鏢！
這……是我國學術界整體的悲哀。 形勢比人強， 個人是跳不出去的。 一個大學者的成就， 是建立在無數小學者的犧牲之上的。 沒有那樣的土壤就結不出那樣的瓜。 我們的菜園裡既然找不出幾個十斤二十斤的冬瓜， 要胡適一個人變成個六十五斤的大冬瓜， 那就不可能的了。 在過去五十年我國落後的學術環境里， 能出了個胡適， 我們已很足自豪的了！
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 那他便一無是處。 連做個《水經注》專家， 他也當之有愧。試著解釋下民國大師輩出的原因。不是非常對樓主的題，輕拍。
中國歷史悠久，史料豐富，雖然四大文明古國的名分沒有得到公認，但中華文明在文明延續時間、文明發達程度、文明連續性幾個方面綜合評分，應該至少不遜於任何單個的其他文明。我國在國門被打開之前也就是鴉片戰爭之前，知識分子對於歷史的研究是相當深入全面的，而且也和實際的治國之道緊密結合，絕大多數讀史、治史的中國人都有一種崇高的情懷，認為煌煌正史是寶貴的金礦，從中可以發掘治國理政之道，而且在鴉片戰爭之前，大家頻出，代代不乏其人，雖然在細節上有出入，但是對於我國歷史文化已形成以儒家為內核一種基本的認識，知識分子階層在意識形態上是高度一致的，這也是歷代統治者都要和讀書人共治天下，給讀書人以特殊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
隨著近代過門洞開後被西方打得滿地找牙，知識分子很快就開始懷疑反思自己的文化，簡言之就是對自身歷史、文明的認識被顛覆了，舊的學說站不住腳了，被殘酷的現實撕得粉碎。現實迫切要求對我國的歷史文化做新的解讀，我國有這麼久的歷史，資料文物浩如煙海，國門洞開為當時的人提供了國外的歷史研究工具、研究方法（參考《南渡北歸》中留學海外歸來的各位大家對殷墟發掘、研究的貢獻），清政府倒台使得形式上的思想禁錮也被解除，實在是學者史家千年難得一遇的時機，各方面的機緣給了學者大師們一個重新解讀中華文明的機會。各位大師以自身深厚的舊學為基礎，對照世界其他文明，針砭時弊，暢所欲言，紛紛著書立說，使得在清朝一度走入小學、訓詁死胡同的文史研究興盛一時，出現了至今令人嚮往的學術盛世。 這也是 民國時期的大師以文史類為主，理工類不甚突出的原因。
題主這真沒什麼好說的。。。查查那時人的平均年齡，再和其他國家比較一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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