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在文化上大師輩出的美好時代大多是戰亂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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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戰國時期，民國時期的中國。

樣本選擇偏差。

中國亂世何止戰國、民國，南北朝、五代，或是各王朝末期的亂世恐怕都無法匹配「大師輩出的美好時代」。

戰國和民國的文化繁榮，是因兩個時期都處於重大的社會轉型時期。

戰國：青銅時代跨向鐵器時代，

民國：農業文明跨向工業文明。

社會轉型時期，知識分子梳理、批判舊時代的學問，創造、傳播新時代的學問。新舊思想的碰撞，使得許多知識分子成為新道路的開拓者，「大師」由此發跡。

社會轉型時期也往往是舊秩序被破壞，新秩序未建立的時代，引發社會動蕩，政府無能力統一、鉗制思想，為「百家爭鳴」創造寬鬆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空間。

但這不是「百家爭鳴」的充分條件。亂世治學的限定條件重重。亂世無法提供安定的治學環境，而生產破壞，社會沒有過多剩餘財富供養文人（相反，戰國、民國卻是生產變革的時代，一定程度彌補了保證了財政）。沒了統一思想的鉗制，但更無新思想滋生的土壤。亂世出英雄，卻不盛產「大師」。

亂世，其實多是文化的低潮期。而像清末民初這般「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卻是可遇而不求的。民國四十年，時間跨度上也遠不及春秋戰國的五百餘年。

相較而言，治世的文化輸出比亂世穩定而單一。安定的環境、富足的財富，縱然在枷鎖之下，也遠勝於亂世之時。

此命題，亦可與歐洲、西亞等其他地區的文化盛衰做對比。

謝邀。

不好意思，打擊一下題主……

孔子處於春秋，比戰國和平些。

馬融鄭玄，除了鄭玄晚年，基本和平時期。

唐宋八大家，和平時期。

程頤張載，和平時期。

朱熹張栻，和平時期。

王陽明，依然是明朝一統天下的和平時期。

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們，和平時期。

這些才子宗師，總不成都被吃了吧？

戰國時百家爭鳴，民國時開天闢地，都是因為之前的制度禮崩樂壞，時局風雷鼓動，枷鎖既滅，自由了，思想隨之而起，這很有利於新思想冒出。

但其特色也是：

創新立異者多，而成就卓穎者少。

戰國時說是百家爭鳴，但真成一家學說流傳的就少很多了吧？至於民國時，你大概覺得亂世真好，真爽，但事實是王國維和辜鴻銘這種大宗師對亂世特別的恨，前者直接就殉了——誰又不恨呢？

另一點：

中國歷史多災多難，改朝換代更迭，而且朝代之間，動不動就給你來個大如安史之亂、小如正始之變的玩意：戰亂時間佔比率其實相當大了，所以會裹挾相當多的才子。像李白、鄭玄、阮籍，都是日子過著過著，就忽然遭了變。這更多不是他們的責任，而是歷史恰好把它們裹上了。沒法子，中國戰亂史太長太頻密，雖然找找，都能找出大師藏身其間。

這好比你每天刷網頁找資料，總會有網頁蹦出美女圖來；你女朋友每天視察你兩次，每次兩小時，看到就大驚小怪」哎呀，我隨便看看每次都看見你蹦美女圖，敢情你工作就是看美女圖啊「——這種時候你除了說」我每天也就工作八小時，都被你看了佔一半時間了「，還能怎麼著呢？

樓主馬哲老師死的早啊......

這個問題恰恰是我曾經著重向大學老師請教過的，當時我的看法同樓上諸君差不多，其結果是招到我老師從頭到腳的深刻批判。首先，對於文化大師的定義就非常有難度。自古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有些人當時名聲不顯，後世卻享譽甚隆，比如《陋室銘》中「西蜀子云亭」的楊雄楊子云；有些人則是國內知之者甚少，國外卻知名度極高，牆裡開花牆外香，典型的就是近代學貫中西的辜鴻銘老爺子；與此同時，享譽當時但站在中國文化整體視角來看價值卻不大的也不在少數，比如程朱理學之流。所以說，誰是大師當真讓人傻傻分不清楚，這也就判定了這個問題缺乏深入研究的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和民國時期為什麼大師輩出？我老師這麼調侃我：幸虧這個問題問的是歷史老師，要是馬哲老師他當場就得氣死。天天背物質決定意識，生產力發展引領社會思想進步，結果卻簡單的把問題的答案歸結於戰亂與否或是其它偶然性極強的因素，實在是一件讓人慚愧的事。春秋戰國時期和民國時期，是中國面臨生產力跨時代大發展的歷史時期，生產力、生產工具以及生產關係的跨時代變革造成了激烈的思想碰撞，這種思想碰撞掀起了思想進步的狂潮。這一點是春秋戰國時期和民國時期所謂「大師」無論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都優於中國歷史其它時期的基礎。

我老師的觀點是，春秋戰國時期和民國時期是中國特色封建社會的開始和結束。這兩個時期的社會變革同中國歷史上政權更替、朝代興衰似的社會變革有著本質的區別——亂與亂有不同！從漢朝建立以後，中國形成了君權、官權和民權的三權分立。皇上管理百官，百官剝削百姓，老百姓逼急了造反換皇上，皇上再選百官管理百姓。這是一個穩定的循環。物質決定意識，在這個穩定的社會體制下其核心思想強大而又缺乏對手。這也就是幾千年來中國主流思想雖然不斷融合其他民族，但本質基本不變的原因。同時也是造成了這一歷史時期所謂「大師」的思想往往可以看成是對歷史主流思想不同角度註解的原因，所以讓人覺得這時候的「大師」含金量有問題。

綜上所述，文化大師的出現同戰亂與否沒有必然聯繫，戰亂往往意味著打破與融合，在融合的過程中的確會發生一些變化，甚至激起朵朵浪花，但終究無法掀起思想變革的狂潮。而春秋戰國和民國時期，則恰恰是處於社會變革的風口浪尖，因此是其它時代所不能比肩的，或許就是時勢造英雄的另一種說法吧。

如果樓主覺得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質變帶來思想變革，思想變革使大量優秀學者不斷湧現的說法理解上有問題，那麼我們可以換一種說法（我古代文學老師的說法）。春秋戰國以及民國時期的學者和中國其它時期的學者，對於「中華」這個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恰恰是對於核心問題的理解決定了水平高低。

如果樓上諸君站在今天的大中華角度去看待春秋戰國或是民國時期，那麼從根上就錯了。春秋戰國時期根本沒有中華的概念，那個時候的「大師」可都是國際性人才。他們施展才華的平台是國與國之間，專業是國際關係以及國家政策的制定，面臨的結果是生與死、存與亡；而民國時期，學者必須思考，面對一個全新的世界，我們的中華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對於這個問題思考的深度，中國歷史上其它時期的學者都難以企及這兩個時代的學者，缺乏這種生死存亡的緊迫感。所以也就使得春秋戰國和民國時期成為大師輩出的時代。

大唐、大宋可是盛世，文化也非常興盛，遠超民國，絲毫不亞於先秦。

一是亂時國家對人思想的控制力減弱，二是因為亂就有反思，有求索。都說居安思危，我看只有居危思安。

事實上不僅僅是中國在西方同樣有類是現象，比如長期的十字軍東征促進了歐亞文化交流，從某種意義上成為文藝復興的導火索。不得不承認的是在中西方文化的發展中卻是有一些年代特別是處於戰亂的年代產生很多優秀的人物，最有代表的性的是戰國和民國，究其原因是信息廣泛交流、戰爭背景下的啟蒙思想等等

集權核心之一就是思想控制。所以同樣的，我覺得歐洲文明在歷史上的創造力強，很大程度上與它沒有長期的大統一不無關係。

但並不是說所有的戰亂時代都是好的，中國歷史上每次改朝換代都是戰亂，但美好時代並不多。以戰國和民國為例，其實都是割據狀態，並不是特別嚴重的戰亂。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思想如果在一個諸侯或軍閥那裡不被接受，只要換個地方就是了。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都是這樣在各國之間流竄。民國時期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當時中國還在使用銀元，在國際經濟危機的背景下，跑去國外也很容易，約束少而見識多，當然大師就多了。

戰亂時代統治者的管控沒那麼嚴密，各方勢力為爭奪統治地位唯才是舉，各路人才自然粉墨登場了。

因為在戰亂時代，對思想的禁錮力度是最薄弱的，諸侯軍閥們都在忙於攻城略地，哪有閑暇時刻估計一幫文人啊

請參考黑格爾論中國文化觀

中國歷史的停滯不是相對停滯, 不是與西方歷史相比才能說停滯, 而是絕對停滯

因為從秦到清, 那些在精神層面上規定和支配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所有根本性東西都沒變

先秦儒教和儒、道、法諸家思想決定性地支配著其後兩千年的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

這使得兩千年來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中國人的自然觀、道德和倫理觀念、中國人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中國的國家體制和統治者的統治方式等等都沒有什麼改變。

個人愚見：

秦朝到清朝，主要就是重複分合，

在科學和思想領域雖然有進步，

但卻不足以改變政體。

的確可以算得上停滯。

我認識的一位歷史老師也如是說，但很顯然，他不願意反駁黑格爾，而且，他利用自己的探索來給黑格爾的話作腳。

他說：「1960年8、9月間，我從香港出發，對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探索。

我馬上就吃驚地看到這個社會同馬戛爾尼的夥伴們描寫的社會十分相似。

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的基因里都帶有乾隆帝國時的全部遺傳信息。」

首先需要警惕的是，中國歷史上，缺少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啟蒙運動，或者說，五四運動後期的轉型——從文化轉向政治，從科學轉向革命——導致中國的啟蒙半途而廢。

啟蒙沒有完成，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就恰恰缺少了最不應該缺少的現代化內核——公民及公民意識！

無庸諱言，現代化首先是人的現代化，沒有人的現代化，其他層面的現代化將註定是空中樓閣！

可以說，這種警惕導致了我這種態度就是懷疑。懷疑不是否定，而是一種實證精神。相信，就去證實；不相信，就去證偽。

笛卡爾說：「懷疑就是方法！」

荀子說：「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我想通過我的努力，傳達一種方法，一種態度，一種精神。

眾所周知，真理不在任何人手中，真理實質上就是個人在面對所謂的真理或所謂的謬誤時所應持有的懷疑態度和理性思維以及辨別二者的基本方法！

我相信，如果中國的人民群眾，都具有了這麼一種態度這麼一種思維，即便仍沒有掌握方法，那麼，他們就邁出了走向現代化公民的第一步！

有了這麼可貴的一步，那麼，歷史上的某些悲劇應是可以避免的！

其次需要警惕的是，中國歷史的悠久，文化的豐富，註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彈性與無所不在的影響力，也就是說，傳統文化的負面絕不會因為一次革命，一次運動，就能完全改觀、消失的。

它暫時地消失了，但是一段時間之後，它會折回來；或者，它表面上改觀了，但底下的暗流仍在。

我把傳統文化的這種彈性與隱蔽性概括為「文化的陷阱」。這種陷阱，從政治制度層面來講，會使張勳復辟，會使袁世凱稱帝，更會使不穿龍袍的皇帝君臨中國！

這種陷阱，從社會生活層面來講，會使女人繼續堅持身體上的或者精神上的裹腳，會使出走的娜拉回頭，會使臣民意識、奴性意識繼續存留，會使諸多政策與教育「目中無人」，會使人的解放成為一紙空談！

這個問題告訴我們少上知乎多讀書

中國歷史上，極其出名的第一流學者，大約都產生於動蕩時期。一方面動蕩的格局，學問緊密結合實際，這些時候做的學問都是真正弄事情的學問，太平時根本沒有這個可能。二來，動蕩的格局正統的力量衰微，有利於各類思想的傳播，各類思想彙集碰撞。三來，時局動蕩，命途難卜，人才能憂憤圖強。

文章憎命達

和平時期產生人才彼此都差不多，戰亂後活下來的一下子鶴立雞群，就變成大師了。

還有一種情況是弟子打老師大旗，於是被追封成了大師。

這是我對第一個回答的一點質疑，我直接弄來也可以作為對你這個問題的回答了。

第一
我從細節出發無論是戰亂時代還是和平時期都有理想主義者為著自己的種種因由自殺，海子山海關卧軌是和平年代吧？我覺得你戰亂年代知識分子自殺多站不住腳，
或者說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因為恨亂世就自殺了（畢竟誰也不喜歡亂世，尤其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但這和客觀上亂世知識分子掌握更大話語權，擁有更高威信，被統
治者更加重用並擁有更多機會改造國家和世界並不矛盾）；第二我覺得戰亂年代群雄爭權，需要的當然是人才，所以才會尊重知識分子，一旦掌權之後知識分子就成
為自己的附庸和傳聲筒，不然就被乾死，我覺得這才是為什麼我們覺得戰亂年代（其實事實上也是）文化
反而比和平年代繁榮的原因。舉個例子吧，1958年太祖反右傾運動時就說過「引蛇出洞」的無恥言論，我不準備詳述，我可以給你這本書：丁抒《陽謀，反右傾
運動始末》，這本書論證嚴謹可靠，可以拿來讀一讀。最後再說一句，最近50年對有血性和理想的知識分子的荼毒，真是無比慘烈。

中國自古都是這個傳統，和平年代，天資好的都收起鋒芒考公務員去了。

社會劇烈轉型時期更容易出現新思想與思想家，而當社會進入平穩期之後，人們會花更多精力去整理、發展那些新思想，最後形成一個龐大、完整的體系。這個階段的工作更枯燥、繁瑣，也不那麼光鮮，所以給人一種「穩定時代缺乏思想家」的感覺。

因為大一統時代國家對個人的思想控制太強，而動亂的年代思想往往比較自由。

題主應該把問題改成「為什麼中國在思想上百花齊放的美好時代都是戰亂時代？」

自古以來各朝其實不乏文化大師啊，你能說唐代無大師么？

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有名的詩人數不勝數，你能否認他們是大師么？

同理，換作宋元明清，哪一朝沒有文化大師？

但是思想上的大師很少出現在這幾朝中。（我想題主應該是想問這個吧）

秦之後有名的思想家也就那幾個。

因為在戰亂時代，沒有獨裁專制，統治者的中心大多放在政治，軍事之上，對文化，思想上的管束也就自然減少，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所以容易出現思想大師。從秦朝統一之後開始，中國就進入了封建專制時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的言行，信仰，都要受到一定的管制，秦始皇焚書坑儒，清朝文字獄，此類文化和思想的控制屢見不鮮，所以也不容易出現春秋戰國時期的盛況了。

有人會說難道朱熹，程顥，程頤（程朱理學代表人物）不是思想上的大師么？你想想看，程朱理學提倡什麼？存天理，滅人慾。這是為封建主義專制服務的思想啊，所以當然能發展起來。在封建專制時代，你有沒有聽過提倡人們追求自由的思想呢？幾乎沒有。

到了民國時期，經過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社會是鼓勵人們丟棄落後的思想習俗，積極學習西方發達文化，人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西洋的科技，文化，理念也迅速的傳入中國。同時，人們獲得了各種出國留學深造的機會。各方面的原因，造就了民國時期思想家文學家的爆發。

你可以看一下周有光老先生的《晚年所思》，裡面有所提及。

如有不足，敬請見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這兩個時期都是重大的社會轉型期。當一個大時代結束，而另一個時代尚未開啟時，人們都會感知到時代所賦予的崇高感、使命感，從而具有了一種蓬勃向上的朝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