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是什麼,和現代華南人是什麼關係?南方諸方言是否受到百越語的影響?


謝邀。百越是古代東南沿海原住民統稱,可能是侗台語族的一支。北方南遷漢族與南方原住民有過基因交流,現代華南人(也可以擴展到很多江南地區)大多就是這類混血後裔,但我不涉及分子人類學領域,無法給出專業的解答。自己做過祖源基因檢測,母系是某種南方高頻類型,北方血統不到五分之一,但我外表並不太符合刻板印象里的南方人,基因這種東西還是很微妙的。既然歷史上發生過移民與融合,語言上的影響勢必會存在,粵語的底層辭彙和音繫上的侗台特徵已經被說到爛大街了。聲母:西路粵語的邊擦音、精組塞化,內爆濁音;韻母: i 介音的崩壞,a ? 對立;聲調:長短母音與入聲分調。


謝邀。我個人也一直對類似問題很有興趣。但很抱歉,由於在這方面沒有研究,無法給出有理有據的回答。

關於人類學的這塊,我完全是小白,大家可以等一等 @渭水家聲 的回答。我在這兒只能略微談一下兒我對語言影響這方面的看法。

先來看看什麼是百越。百越是先秦時期中原華夏部落對長江以南地區諸多部落的泛稱,就是很多個「越」部落的意思。而這些「越」實際上並不是單一民族,有著各自的語言和習俗,互不所屬。

國際學術界認為「百越」與現代的漢族、黎族、京族、高山族、水族、壯族、侗族等諸民族有諸多親屬關係,其中,分布在中國屬於漢語族的約1億1500萬人口閩民系、約7700萬人口的吳越民系、約6000萬人口的廣府人及約300萬人口平話人與古代百越部落有著深厚的歷史親緣關係;分布在中國和越南,屬於孟高棉語族約8000萬人口的京族也與古代百越部落有著深厚的歷史親緣關係;分布在台灣島屬於台灣南島語言約50萬人口的高山族與古代百越部落有著深厚的歷史親緣關係。當代百越後裔總計有約4億1550萬人,其中2億5500萬人是漢族,佔了百越後裔總人口的61.3%。(參見:百度百科)

可見,各地的「越」從一開始就說著不同的語言。題主問「南方諸語言是否受到百越語的影響」,答案應該是肯定的。雖然很多具體問題還沒能得到解釋,但南方方言中的一些底層辭彙來源於當地的「越」族。從語言接觸學的角度來看,因戰亂而遷入百越之地的中原漢人沒有人數上的優勢,不可能在短時間取代當地語言。另一方面,漢人在當時有文化上的優勢,還有聚居的特點,這些都使得漢語得以保存而沒有被當地語言侵蝕。

按照近現代世界語言接觸的情況來推測的話,從第二代移民開始,大部分的漢族由於能夠充分暴露在兩種語言環境下,應該都是漢語和當地語的語言兼用者。而語言兼用對母語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會表現在語音、句法、辭彙等多個方面。就像很多海外華僑即使漢語說得不錯,仍在發音、語調、遣詞造句以及表達模式上與國內的母語使用者有很大不同。

隨著漢族在當地文化、經濟等方面影響力的增加,周圍的「越」族在交往過程中也會逐漸習得漢語。尤其是他們的孩子,只要有機會暴露在漢語環境中(如跟漢族小孩一起玩耍),就能很快學會漢語。當然他們所學的漢語肯定是漢族所說的受了當地語言影響的漢語。之後,這些「越」族人說的漢語還會再受到他們自身母語的影響。這種語言接觸互為影響的過程都是交織在一起的,不能割裂開來看。

估計像有人覺得普通話是滿族說的蹩腳漢語一樣,也會有人認為南方方言差距那麼大也是各「越」族學習漢語的結果。這兩種說法當然都是站不住腳的,都是一種想當然。我們分析語言接觸時,大部分都是看第二代、第三代以後的語言習得及使用狀況(當然也有一些是研究第一代移民的,那就屬於第二語言習得了),基本屬於兒童的第一語言習得範疇,根本不牽扯學得會學不會、說得是不是蹩腳的問題。所謂「蹩腳的××語」只能用來指成人學習了卻無法完全掌握的某門外語。第一語言(母語)的習得跟年齡(有說8歲,有說13歲)和語言環境有關,跟民族是沒有關係的。

還有人會覺得第一代說的不好會影響到他們的後代也說不好。這種說法也是想當然。還舉華僑的例子,比如生活在美國的華僑,第一代華僑的孩子很少會跟父母學習英語,他們的英語都是在社會上、學校里學的,都可以達到母語的水平。只有一種極端的情況會導致他們說奇怪的英語,就是身為第一代移民的父母明明英語說得很差,還堅持跟孩子只說英語,同時孩子還跟外界沒有任何接觸,這種情況還必須至少要持續到13歲……大家自己想像一下兒吧,這種可能性能有多大。

我手上沒有相關的資料,無法給出百越語言對南方方言影響的具體情況,只能從理論層面強答。回答得有點兒歪了,望見諒。


目前,無論國內國外,大量針對新石器時期(距今5000年)到唐代的中原挖出人骨的測量研究顯示,生活在我國的古中原人種(公元前3000年到唐代)體質特徵接近現代華南人,華南人特別是兩廣人與百越不是一回事,目前出土的先秦時期的古華南人骨體質特點為蒙古人人種南亞型,帶有赤道人種的特點,最接近現代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人

其中,新石器時代的古中原人種體質特徵為蒙古人種南亞型,簡單的解釋就是長的像今天的壯族和東南亞人,當然,這一部分與我們今天的中國華南人不一樣,更南方。

附西安出土的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遺址土著復原圖

雖然博物館介紹說長的像南方人,但我表示南方人絕大多數不長這樣,這妥妥的東南亞人呀

那麼,中國漢文化的源頭的人種,夏商周(即青銅時代)時期的出土人骨,除了殷墟③號坑8副人骨以外都是古中原型(具體內容請看官看論文),古中原型的特點是眉骨突出,眼窩深陷(專業術語叫低眶),額頭突出,占臉的比例更大,眼睛的位置處於臉部的靠下位置(專業術語叫低面)

那麼,就我國來說,越往北,越高面,越往南,越低面

高面的代表:高洪波

低面的代表:張國榮

說來說去古中原人種接近現代華南人,具體內容請看普通高等教育教材《體質人類學》,這已經不僅僅是國內學界的共識,國外學者也是這麼認為的,

附國外學者的論文

附古中原復原頭像一份

另外附契丹人容貌復原圖,長的像哪裡人我就不說鳥

氣候也支持了這一點,那就是古代的東亞大陸的氣候遠遠比現在暖和,豈不聞古人云: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說明竹子對古人的重要性,那麼用於生產生活的毛竹只能在亞熱帶熱帶生長,側面也反映古代華北是亞熱帶氣候,

,古代氣候比現在暖和是地球學界的共識

再獻上河南安陽婦好墓出土貴族玉雕的「玉照」

這種長相怎麼有點南方人的感覺?!


百越是古代東南地區的原始部落和國家名稱,」越「最早只是江浙一帶越國的國號,戰國晚期文獻里百越一詞,這個時間和」楚滅越,越人流散建國「這一說法的時間吻合,但其實越國和百越的關係應該遠不止於此,越國強盛之前,楚國境內漢水長江的下游就有越人,有越人歌的典故。福建,廣東最早不和」越「好像聯繫不大,但是越南有一個小國叫做」越裳「,在西周就給周天子進貢。我個人覺得,江浙一帶的越部落在遠古應該是個強大的部落,或者說是文明,和周圍地區長期就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所以越國滅亡後這些地區也能紛紛建國。或者也有一種可能,」越「是外來文化,江浙本來不是」越「,這個在浙江良渚到越國中間從鳥圖騰到蛇圖騰增加可以作為一個證據。


上海人從邪母不分,有人說因為越語沒擦音塞擦音對立


所謂百越,其實就是東南的土著,在黃帝入侵中原以前,百越一度佔據了黃河下游。不過最後還是被華夏先民所征服。

現代東南地區,十里不同音,和古代百越基本對應,其實直到唐朝,百越人口還是非常可觀的。洛陽伽藍記里就說到南朝建康的南渡漢人聽不懂土著說話,為了拉近和土著的關係,搞統一戰線,學習吳語,被北朝使者諷刺了,說他南渡這麼幾年就不會說漢語了,變成了蠻夷。書中提到的土著吳越語有儂,阿傍,至今都是現代吳語。現代南京話為代表的江淮官話就是南渡漢人和土著融合產生的新漢語。

漢人由於佔據東亞最大平原,華北平原和部分東北平原,長期是東亞霸主,在地區內強制推行朝貢制度,所以語言,文化影響周邊很正常。尤其是對東北平原和半島的少數民族影響最大。4世紀,扶餘人建立了三個國家,高句麗,百濟和日本,女真人建立了渤海國,三韓人建立了新羅,都是漢化相當充分的國家,都使用漢字。這和這些地區的生產生活方式很有關係,往往無法自給,十分依賴和中國的貿易。

但是南方地區很不同,百越雖然不如東北系和半島系民族優秀,沒有建立強大的國家,卻由於其自產自消的特點,可以長期盤踞在一個地方上千年。這也是為什麼東南的語言很複雜,其實根本就是不同的百越語加上一些漢語借詞。宋朝以前,越人和漢人都不被是為一個民族,直到南宋,為了搞統戰(畢竟你是跑人家地盤上建國了,類似東晉,這是一種拉攏土著的手段),取消了這種歧視,要知道在北宋和南宋初期都是很歧視越人的。

江南地區的越人漢化從宋開始,至明完成,尤其朱元璋定都南京,對越人進一步壓制。而嶺南的越人,則是明末清朝開始漢化,這之前,此地是沒有科舉權的。


華夏法統之四 特殊之百越 南越 駱越 西甌國 吳越 閩越 揚越 嶺南源流 南蠻蛇種 華南漢民 哀牢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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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貓4 個月前

駱越文化 駱越古國

駱越始祖王是壯侗民族和南方漢族的共同祖先。

位於武鳴境內的大明山地區被學術界認定為壯族先民駱越古國最早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馬頭鎮處於大明山南麓的駱越古國中心腹地,是大明山駱越文化、龍母文化的重要源地之一,也是稻作文化、歌圩文化、干欄文化、銅鼓文化的重要發祥地……

駱越人世居的兩廣地區是百越民族最早的中心地帶。駱越人是夏、商、周乃至漢代生活在嶺南的古代民族,她是現代壯族、侗族、黎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民族的祖先。駱越人在北到紅水河流域,南到越南紅河流域和海南島,東到廣東西部,西到雲貴高原東部的廣大地域建立了一個聞名的駱越古國,駱越古國在中華文化歷史上曾創造出燦爛的駱越文化,駱越文化中的稻作文化、棉紡織文化、航海文化、龍母文化、銅鼓文化、花山文化、醫藥文化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

分子人類學的新研究成果表明,百越民族最早是在兩廣地區生息,然後再向北、向東、向西遷移,最後擴展到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重要的來源。百越民族先居住在兩廣, 由於廣西西部和雲南居住著百濮民族, 湖南北部居住著三苗族群, 所以百越最早的擴散方向是空曠無人的東北和正東。至少在河姆渡文化之前,向東北遷徙的越人先進入江西, 形成後來的干越。從江西進入浙江一帶的越人形成了於越, 於越在太湖平原和寧紹平原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向正東方向遷徙的越人進入福建, 形成了閩越各部。兩廣地區的百越人具有百越族群最古老的遺傳標記。而兩廣百越族群最古老的遺傳基因標記又指向了紅水河流域至鬱江流域的古駱越中心地帶。一些學者從父系遺傳物質Y 染色體入手,調查了駱越後裔壯族各個支系的DNA ,發現壯族支系父系遺傳結構體現出以紅水河土語區為中心從東往西的梯度變化過程。

百越系統被發現與中國的其他系統差異很大,而與南島語系民族(馬來系統)特別是台灣語族群體相當接近。

已經研究的百越群體顯示出遺傳發生關係和語言文化類型的差距,這與百越的整體認同和地域分化有關。

根據數據的主成分分析得到百越民族系統遺傳結構的三個特點。

1.百越有單起源的遺傳學跡象,可能大約三、四萬年前發源於廣東一帶,而後慢慢擴散開來;

2.百越二分為以浙江為中心的東越和以版納為中心的西越;

3.百越群體在發展過程中曾經由廣東向東北、西北、西南三個方向遷徙。百越接觸過的許多族群也涵入了部分百越的遺傳類型。

百越從廣東經江西向浙江的擴散可能發生於很早以前,福建與浙江的越族群體是不同路線遷來的,在台灣原住民遺傳結構中同樣表現出這種二元性。

西部傣族類群是很晚從廣東遷出的。

現代百越民族的主體——侗傣民族,顯然很明顯的迥異於國內其他民族系統。南島語系與之相當接近,其中的台灣語族更為接近。提示了百越民族與這兩個族群很近的同源關係。

遺傳學上界定的百越範圍與語言學和民族學不一定完全相同。血統上源於百越而語言文化已然改變的群體也完全應當納入百越研究的範圍。東部的越族群體,台灣語族,應當納入百越研究的範圍.

語言文化上被百越同化的外源民族卻不應屬於百越遺傳研究對象。比如湘桂黔交界的草苗是講侗語的群體,但是遺傳上明顯的漢父苗母,侗族的成分很少,不應看作百越血統的群體。

遺傳研究的百越,範圍應包括侗傣語系的僮傣語族、侗水語族、仡央語族、黎語族,東部地區的越裔群體,可能還有台灣幾支原住民。從印度阿薩姆到台灣幾千里地域內有大約100個民族群體。

大部分的百越群體的遺傳材料已經採集到了,包括印度的阿霍姆,泰國的蘭那、東北泰和石族,雲南的傣泐、傣吶,廣西的壯族、毛南族、仫佬族、仡佬族、夜郎、水族、侗族、拉伽,貴州的布依族和水族,海南的黎族和仡隆,上海古今的馬橋人,浙江的於越,台灣的泰雅、布農、阿美、排灣、曹、賽夏、卑南、魯凱、邵、巴則海。

這些群體的Y染色體遺傳結構體現出相當大的一致性,而與其他系統中研究過的群體完全不同。他們都有大量的M119、M110或M95、M88突變,而外族極少有這些遺傳標記,與百越接觸少的群體則沒有。

這些群體彼此間的遺傳關係則體現出與語言學和民族學分類不同的格局。特別是侗水和仡央兩支,完全打破了文化的分類而重新組合。圖2中,我們用線條表示群體間遺傳關係,用虛線圈表示文化的分類。

整個百越民族早期是個內部認同很強的人群,所以史書上百越分布於會稽到交趾的記載也證明古人很容易把這個民族群體整體化地看待。其內部分支間的文化交流早期是沒有障礙的。所以較早遷到同一地域的不同分支會在文化上一定程度的同化。

根據現有的百越民族群體Y染色體數據,按各個群體的對應值把三個主成分按等高線繪製原理作成三張地圖。這三張地圖體現了百越遺傳結構中的三個主要特點。

第一主成分佔到信息總量的47.0%,從圖3中單一中心、梯度平緩的分布格局明顯看出,所有的百越群體首先是有整體性的,共性是最主要的。因此百越的血統只有一個主要來源。圖中的分布中心在廣東一帶,所以廣東最有可能是百越民族血統最早的發源地,而後漸漸向四周擴散。

第二主成分佔到信息總量的35.6%,從圖4中可以看到兩個分化方向,一個在浙江一帶,另一個在版納一帶。因此,百越民族在一元性之後的另一主要特徵是二分性,即分化為東越和西越。

第三主成分佔信息總量的17.4%。圖5中,從廣東向西南、西北、東北三個方向延伸出三個不同的結構。這張圖體現的是與第一主成分的擴散不同的百越民族遷徙的過程。廣東等地受到漢族移民衝擊之後,百越原住民開始搬遷,在別處重新定居。

百越長期以來作為南方的主體民族,曾經與許多外系統民族接觸交流,也發生了一定的基因交流。

浙閩地區曾是百越的主要政治中心,所以這一地區現代的漢族群體中保留了相當比例的越族特徵遺傳標記。以M119突變比例為例子,上海和浙江都是26%左右,是全國漢族中最高的,其次是廣東20%、安徽18%、遼寧和湖北17%、江蘇16%、江西14%、湖南13%、河南11%、山東9%、四川7%、雲南4%,實際上是以浙江為中心沿海岸線擴散。

南亞先民沿雲貴高原西側北上形成漢藏語系的同時,從中分離出一支南亞先民朝東南方向遷徙,繞過寮國的崇山峻岭,距今1萬多年前,南方的北部灣形成了澳泰語系祖先。這一支黃種人帶著M119突變從越南和廣西方向進入中國,沿著海岸線往東北走,形成了百越民族。一種古老的澳泰語。這個語系祖先的形成是在2萬多年前南方的北部灣。澳泰語系人群在民族學上又稱為百越民族系統,他們歷史上的覆蓋範圍是從越南北部的交趾分布到江浙一帶。在千百年的分化中,誕生了黎族、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高山族、壯族、傣族。這些民族在語言、文化上有很強的一致性,所以也統稱越人。

在2萬多年前,澳泰語系形成的時候,就有一支部落沿著海岸線往上跑。他們幾乎就沒有留下沿途停滯的痕迹,一直跑到西遼河流域再停留下來。他們是阿爾泰語系的核心。之後那些阿爾泰語系的先民又朝周邊遷徙,往西分化成蒙古、突厥,往東進入朝鮮、日本,向北穿過白令海峽踏上美洲。

M119突變類型中的M110突變亞類型,更具東越特色,但是在一般漢族群體中沒有發現,在上海馬橋原住民中有相當比例。福建的類型不一樣,有8%的西越特有的M88突變,廣東有7%。

百越與外族的交流融合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既有百越的成分流向外族,又不斷有外族融入百越,甚至可能有過西部的許多小民族整體性地融入百越族群的事件,

由於廣西西部和雲南居住著百濮民族,湖南北部居住著三苗族群,所以百越最早的擴散方向是空曠無人的東北和正東。這是兩條不同的路線,攜帶了不同的遺傳標記。發生的年代相當早,至少在河姆渡文化之前。向東北遷徙的越人出於北部類群,先進入江西,形成後來的干越。部分干越後來西遷,很可能就是今天的侗族(Kam),侗族的起源學說中有江西說一種。這解釋了為何侗族遺傳結構會歸入東越類型。從江西進入浙江一帶的越人形成了於越,在太湖平原和寧紹平原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向正東方向遷徙的越人出於南部類群,進入福建,形成了閩越各部。

壯傣族群的大規模西遷肯定是漢朝時南越國滅亡之後,傣族進入元南和泰國據證也只是唐朝的事情。而從雲南的勐卯國西遷至印度則是公元1215年

兩廣地區有一種分布較廣的文化類型,叫做頂螄山文化,這一文化的中心就在古駱越的中心南寧市。兩廣地區有一種獨特的文化類型,叫做大石鏟文化,大石鏟是我國稻作文化的標誌性文物,而大石鏟文化的中心也在南寧市左、右江交匯的地帶。兩廣地區最早的青銅文明也產生於這一地帶的大明山西南麓。頂螄山遺址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邕寧縣蒲廟鎮新新村九碗坡地,是廣西境內保存面積最大、出土遺物、遺迹最豐富、最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時代的貝丘遺址之一。遺址距南寧市20公里,遺址地處邕寧邕江支流八尺江右岸,。文化遺存分為四期,其中二、三期被學術界命名為「頂螄山文化」,年代約距今8000~7000年左右。

大石鏟是廣西南部地區最富有地方特色的一種新石器時代晚期遺物。它大約是由本地區有肩石斧發展而來的一種木石複合生產工具。可用來翻土,開溝、平整土地等。在扶綏、江洲、大新、寧明、龍州等地都發現有大石鏟遺址。1973年在扶綏縣中東鎮發現了全國最大的大石鏟加工場遺址,當時共挖掘整理出大石鏟1500多把。目前全國已出土的最大石鏟和出土石鏟數量最多、器具最豐富的石鏟加工場(或祭祀場)均在這一帶。

新石器時代「雲龍紋大玉鏟」

大石鏟的年代大約為距今約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大石鏟準確的年代為:距今約4750年。

在大明山地區發現了駱越古國的高級禮器商代牛頭提梁卣、最大的駱越文化遺址元龍坡商周墓以及安等秧、獨山、敢豬岩、岜馬山等一批駱越文化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駱越古國文物。廣西著名歷史學家覃聖敏曾將廣西各地發現的商代到戰國時期的器物進行排列,發現出土文物年代最早而且前後連貫、分布相對集中的,是環繞大明山的幾個縣,其中武鳴、賓陽、上林、馬山四縣緊貼大明山,是內圈;忻城、來賓、橫縣、邕寧、南寧市、隆安、都安等縣市,離大明山稍遠,是外圈。在這內外兩圈之中,從商代晚期到戰國時期,都有器物和墓葬發現,其中年代最早、時間延續最長、最集中並有墓葬群的,只有武鳴馬頭一帶

在廣西大明山四天坪開展文化考察時發清楚明了一個古駱越人的祭奠壇,這個祭奠壇與大明山上的八個天坪組成了一個大型祭奠建築群,是古駱越人祭奠寰宇的最高場所。大明山上有八個大型的草坪,這八個草坪基本上在一條直線上排列,並且與北回歸線垂直,當地史籍稱之為天坪,也叫「仙圩」。

祭奠壇,正位於北回歸線上。它由一個直徑7.2米,高0.6米的圓柱形台和一個長24米,寬6米,高0.6米的長方形台和一個直徑12米的水池組成。圓柱形台由每一塊重達數噸的巨石拼砌而成,這種方圓組合的建築物明顯是出於宗教目的而建造,表達出前人天圓地方的理念。古駱越人有在棲身中間鄰近的高山頂建造祭奠壇以祭奠天公地母的民俗。天公是雷神,地母是稻神。大明山水陳峰上的寰宇廟就是這一民俗的遺存。壯語稱這類的祭奠壇為「岜婁」(意為祭奠山),把這一祭奠活動稱為「婁蚆」(意為雷神祭),壯族著名的師公舞「大酬雷」就是這一民俗的遺存。大明山地區廣泛流傳古駱越人在太陽直射大明山頂的夏至日到大明山祭奠和練功的民俗,認為在這一時刻和地點祭奠可以達到寰宇人三界神溝通和寰宇人三氣同步攝生的目的。

廣西崇左市境內廣泛分布著典型的熱帶岩溶地貌,左江及其支流明江蜿蜒流淌,曲折盤旋於群峰之中。約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2世紀之間的700年間,生息繁衍於崇左境內的駱越人,選擇大江轉彎處的陡峭崖壁上繪製岩畫,用巨大的赭紅色「蹲式人形」記錄了距今約2000年前的祭祀場景,與山崖、河流和台地共同構成了神秘而震撼的文化景觀。駱越先民如何在陡峭的山崖間留下如此大規模的記錄畫作,

這些令人震撼的岩畫,一是高。岩畫均在臨江的高大峭壁上,畫面大多分布在距離水面15~100米之間,最高達130米。二是多。38個岩畫點中,共有107處岩畫,3800多個圖像,分布在105公里長的河段。三是巨大。岩畫中約有3311個人物圖像,其中500多個正身人像的高度為1~1.8米,在岩畫遺產中屬於個體人像較大或巨大的。

岩畫真實記錄了駱越人群體祭祀的場景——眾多的側身人圍繞著一個高大的正身人,正身人裝束特殊,腳下大多有狗等動物,很像是行祭的指揮或靈魂人物。畫面還表明,人們跳的不是即興舞蹈,而是一種受某種觀念強烈制約的、形式固定的集體舞蹈。

花山岩畫的創作持續了700多年,經歷了興起—成熟—簡化—衰落4個時期。第一期約為東周中晚期,人物圓頭細頸,上身呈柱形或三角形,畫面構圖簡單;第二期約為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人物有長方形的腦袋,有「Y」字形頭飾,還佩帶刀劍,並且出現了「眾星捧月」的宏大場面,藝術水平達到頂峰;第三期大致為西漢中後期,人物變成了細方頭,寬胸細腰,頭飾更為簡單,人和動物都很瘦長;第四期約在東漢時期,岩畫數量明顯減少,人物線條纖細,畫面組合單調,排列無序。

武鳴縣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中南部,是自治區首府南寧市轄縣。

元龍坡數百座先秦古墓再現人間。1988年發表的「發掘簡報」認為,元龍坡墓群的年代,上限為商代晚期、下限為春秋時期。在元龍坡西南約300米的安等秧山也發現了戰國古墓群!共發掘清理了350座墓葬,出土文物1000多件,包括青銅器、玉器、陶器,年代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駱越古地發現的最早和最大的青銅文化墓葬群,也是最早、最大的駱越墓葬群。

元龍坡各墓穴在形制、規模和陪葬器物方面差異較大,珍貴的器物多出在坡頂中心的大墓中,如最珍貴的青銅卣就出在位於墓區中心地位的M147號大墓中,而一些位於墓區邊緣的墓穴陪葬物很少或者沒有,。出土的110多件青銅器中,兵器就佔了93件,說明當時已出現了兵民合一的常備軍隊。駱越有了自己的國家,這一國家的政治與經濟中心之一就在元龍坡附近。

銅鼓作為一種民族民間樂器,大約從公元前八世紀起,就在我國雲南中部地區產生,嗣後隨著民族的遷移和民族間的文化交流,沿著大江大河分布到我國南方的廣西、廣東、海南、貴州、四川、重慶、湖南等地和東南亞各國。廣西是銅鼓最重要的分布地區。

銅鼓在廣西境內分布廣泛。桂東南、桂南和桂西南各縣都有古代銅鼓出土和流傳,出土銅鼓最密集的地區是玉林、貴港、欽州、南寧市境,梧州南部、來賓、柳州等市境也時有出土銅鼓紀錄。桂西北自龍勝、三江沿桂黔、桂滇邊境各縣,晚近時期仍有不少民族使用銅鼓,傳世銅鼓最多的是河池和百色兩市境內,以紅水河流域最集中。銅鼓產生於從原始社會跨入階級社會的初期,那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主持祭祀和指揮軍陣的大權已被少數貴族首領所壟斷,用於祭祀和戰爭的銅鼓,已經不是一般的樂器,而是少數貴族所佔有的、象徵財富與權力的重器。隨著祭祀活動的頻繁,銅鼓也常陳列於祭器當中,逐漸的被賦予神秘色彩,成為通靈的聖物,演變成為溝通人神的禮器。

如果將出土銅鼓和流傳銅鼓的地點填入廣西地圖,銅鼓分布面幾乎覆蓋了整個廣西,若以縣、市為單位計算,曾經出土或使用過銅鼓的縣、市已達79個,佔總數88%以上

自漢至唐,銅鼓由樂器轉化為民族首領的權力重器和神器,銅鼓文化在廣西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宋代以後,中央王朝對廣西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羈縻政策,元明清實行土司制度,銅鼓的權力重器功能逐漸下降和衰微,但其神器和樂器功能仍在提升,

戰國時期的銅鼓在廣西境內主要分布在右江流域,漢代銅鼓則沿南盤江、右江東下,到達鬱江、潯江流域,分布於西林、隆林、百色、貴港、桂平、藤縣。三國兩晉南北朝至隋唐是廣西銅鼓大發展時期,銅鼓遍布廣西各地,形成鬱江——潯江兩岸、雲開大山區、六萬大山區幾個分布中心,巨型銅鼓競相鼓鑄。宋以後銅鼓文化向西轉移,迴流到河池、百色,積澱於紅水河流域。

萬家壩型銅鼓以雲南楚雄萬家壩春秋戰國時期的銅鼓為代表,是原始形態的銅鼓。鼓面特別小,鼓胸特別外凸,鼓腰極度收束,鼓足很矮,紋飾簡單、古樸。

石寨山型銅鼓是成熟期銅鼓。鼓面部寬大,胸部突出,腰部呈梯形,足部短而直,紋飾豐富華麗。鼓面主暈為旋轉飛翔的鷺鳥,鼓胸主暈是人物划船紋,鼓腰主暈是羽人舞蹈紋。貴港羅泊灣西漢墓、西林普馱西漢銅鼓墓出土的銅鼓都屬此類,田東祥周、百色龍川、隆林共和也出土過此類銅鼓。流行年代從戰國時期至東漢初期。

冷水沖型銅鼓以廣西藤縣濛江鎮橫村冷水衝出土的銅鼓為代表,是發展期銅鼓。體型高大輕薄,紋飾瑰麗而繁縟。鼓面邊沿有立體青蛙塑像,有的在青蛙之間再飾馬、騎士、牛耬、水禽、龜、魚等動物塑像。鼓面主暈為高度圖案化的變形翔鷺紋,鼓胸多有圖案化的變形船紋,鼓腰有變形舞人紋。此類銅鼓主要分布於邕江——鬱江——潯江——西江,柳江——黔江兩岸,遍布大半個廣西。流行年代為東漢晚期至隋唐,以三國兩晉南朝時期最為繁盛。

麻江型銅鼓以貴州麻江縣谷峒火車站出土的銅鼓為代表。體形小而扁矮,鼓身胸、腰、足間的曲線柔和,無分界標誌,腰中部起凸棱一道,將鼓身分為上下兩節,紋飾出現大量漢文化因素,有的印有漢字吉祥語和年號。現在民間使用的傳世銅鼓絕大多數是此類銅鼓。

北流型銅鼓以廣西北流出土的銅鼓為代表。形體碩大厚重,鼓面寬大,邊緣伸出鼓頸之外,有的下折成「垂檐」,鼓耳結實,多為圓莖環耳,青蛙塑像小而樸實,太陽紋圓突如餅,以八芒居多,裝飾紋樣多為雲雷紋。此類銅鼓以高大厚重著稱,原存北流六靖水埇庵的大銅鼓面徑165厘米,殘重299千克,是迄今所知最大的一面銅鼓,被譽為「銅鼓之王」。此類銅鼓主要分布於廣西的東南部和廣東的西南部,以廣西北流和廣東信宜為中心的雲開大山區最為密集。

信宜北流型銅鼓

靈山型銅鼓以廣西靈山縣出土的銅鼓為代表。體型凝重,形象精巧。鼓面所飾青蛙塑像多是後面二足併攏為一的「三足蛙」,蛙背裝飾華麗,有的大青蛙背負小青蛙,即成「累蹲蛙」;鼓面太陽紋光體圓突如餅,光芒細長如針,芒數以十芒和十二芒居多;鼓面和鼓身各有3道較寬的裝飾花紋,以騎獸紋、獸形紋、鷺鳥紋為主體紋樣,其他暈圈飾雲紋、雷紋、半圓紋、半圓填線紋、席紋、四瓣花紋、「四齣」錢紋、連線紋、蟲形紋、水波紋、蟬紋等。分布中心是靈山縣及與之毗鄰的橫縣和浦北縣,即六萬大山西側至鬱江兩岸;是晉、南朝至隋唐時代烏滸——俚人活動的地盤。

駱越國是嶺南壯族祖先著名的方國,最早見於《逸周書·王會》,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云:「路音近駱,疑即駱越。」路即駱,此說中的。

在《呂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駱之菌」,漢代高誘註:「越駱,國名。菌,竹筍。」越駱是漢語提法,意為越(山)谷或越鳥,越人語言倒裝為駱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尉佗傳》對駱越記載稍詳:「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後遣將軍隆慮侯灶往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歲余,高後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賄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乃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對這段話,《集解》案:「《漢書音義》曰:『駱,越也。』」

西甌與駱越是南越國西邊兩個並存的邦國,並非如梁朝顧野王在《輿地誌》中所說的「交趾周時為駱越,秦時為西甌。」也並非唐代顏師古在對《漢書》卷九五《南越王傳》所作的注釋中說的「西甌即駱越也」,還是《史記》說得準確。兩個邦國,才能相攻,這是司馬遷在敘述南越國政事及其與甌駱關係後所做的評論,一言中的。從考古上看,西甌與駱越的文化是有不同特質的。

平樂銀山嶺戰國墓與武鳴馬頭安等秧墓的族屬支系是不同的。聯繫文獻中關於古西甌、古駱越人的地域記載,平樂銀山嶺戰國墓葬應是西甌人的墓葬,很可能是西甌方國的政治中心之一,武鳴馬頭墓葬則是駱越人的墓葬,是駱越方國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駱越並非部落或部落聯盟,而是「黃屋、左纛、稱制」,是正式的地方國家政權,「稱制」即建國,且「與中國侔」,侔即相等,也就是其政權結構皆仿中央王朝,與之並齊。

考古也證明駱越是國家而不是部落或部落聯盟,和西甌方國以銅尊、銅鼎為權力象徵不同,駱越國則以銅鼓作為權柄的標誌。銅鼓有五種功能,這就是祭祀禮器、歌舞樂器、疆場戰鼓、財富標誌、權力重器,其中作為權柄標誌的權力重器是最主要的功能,猶如中原的大鼎。其他功能是圍繞權力重器而存在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在祈求權力永固;戎在捍衛權力。

考駱越國時代產生的銅鼓,大都產生於駱越分布地區。如產生於春秋初期的萬家壩型銅鼓,為濮越人和駱越人所造,故其分布西達雲南楚雄(發掘地點名為那播,壯語讀Nazmboq,意思是泉水田),中部在文山,東部達廣西田東。文山和田東為駱越國故地。石寨山形鼓也是濮人和駱越人所造,其分布西達雲南晉寧、江川,中部在文山州的廣南、麻栗坡和廣西的西林、田林等縣,東部達到今貴港市,都是駱越國轄境。冷水沖型銅鼓最先為駱越人所造,其後裔僚人繼之,其分布的東端為廣西平南、桂平、藤縣,中部沿黔江兩岸,經過橫縣、貴港、上林、武鳴、邕寧,往西達到田東、西林,也是駱越所居或駱越與西甌交錯地帶。從西漢到唐代是北流型、靈山型銅鼓繁榮期,它們是俚人心血的結晶,而俚人是甌駱人的後裔。不過此兩類銅鼓的分布都沒有超過潯江北岸,說明鑄造者主要是駱越人的後裔,他們謹守祖先的業績。總之,銅鼓是駱越國的重器,是政權的象徵,

駱越國轄區出土的牙璋,是駱越為方國的又一證明。出土牙璋的地方有武鳴、龍州、那坡等縣。武鳴出土牙璋的地方是駱越國都城附近的岜馬山,該山所在的覃內村,隸屬於陸斡鎮。此遺址上限當在商代或周初,正是駱越國建國初期。

駱越活動的中心地區主要在邕江、左右江流域,轄境西北到達黔西南(屬漢牂牁郡一部分),南面達越南紅河三角洲一帶。在北面及東北,在紅水河、黔江、貴縣、玉林、陸川、博白到廣東西南、海南島,是駱越與西甌及南越的交錯地帶。駱越國的南境達到越南的九真。

駱越國的國都和京畿當在大明山西南麓今武鳴縣境的陸斡一帶,其方位不出陸斡、兩江、馬頭一線。其一,從考古上看,武鳴馬頭元龍坡和安等秧春秋戰國古墓群是方國都城級墓群。元龍坡在大明山西南麓馬頭鎮附近,離馬頭鎮僅半公里,呈T字形;距此約300米為土坡安等秧,其上有戰國墓葬,距大明山僅3公里。兩處墓葬700多座,是迄今廣西發現的規模最大、最密集的古墓群。這兩處年代銜接的墓群,具有相當高的方國文明,表現為可製造牛首提梁卣等精美的青銅器(以出土坩堝為證);有大量的只有國家政權才擁有的青銅和鐵質兵器;有造型獨特的陶器;出現早期的刻畫文字;有大量貴族才能使用的玉器。

南方炎熱多雨,野獸蟲蛇繁衍橫行,為防潮、防暑、防蛇、防蟲、防獸,壯人俗居干欄,其柱墊以石礎防腐,村落圍以荊棘柵欄。在漢族人入嶺南之前,西甌、駱越的都城和城鎮,當是干欄式宮室,圍以木柵或荊棘為牆。直到明代,有的城池依然如此。

如《廣南府志·城池》載:「廣南府城在平關坡上。舊有城,久廢。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建排柵,周四里,西南設二門。」到雍正十年(1732年)才改築磚城。至今廣南土司衙門尚存的議事廳,就是干欄式的木結構。忻城土司衙門為漢族宮廷建築與壯族干欄的有機融合,其衙署花廊、花廳、閨房的柱子,皆墊以礎。又明楊芳《殿粵要纂·思恩軍民府圖說》:「思恩始治寨城。」顧名思義,此城曾經以寨圍城,寨即防守用的柵欄。干欄式宮室、柵欄圍牆、荊棘圍牆,一旦失火於兵燹,或腐敗坍塌,便痕迹難存。故對駱越國都城城址的考察,不能以此為據,須綜合各方面另外尋找切入口。這個切入口果然找到了,這就是古墓群和地名。

壯族祖先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當駱越由部落聯盟升格為駱越國時,其蛇圖騰也隨之升格為龍。這從側面揭示了特掘傳說演變為龍母文化的隱秘,大明山下的駱越部落聯盟已經發生了質變,成為階級社會的方國了。蛇是駱越部落的圖騰,而龍則是駱越方國的國徽。

過去只知道夏曆三月三歌節是特掘回來給龍母掃墓的日子,但對其更深層的含義尚未挖掘。特掘由蛇升格為龍,是在以風送龍母下葬的那一天,這隱藏著一個重要的信息,三月三可能是古駱越方國一個重要轉折的日子,或許是其由部落聯盟升格為方國之日,也就是駱越國建國日或重建日,三月三是其國慶節,或許是一位重要的王登基之日,總之不是一個平常的節日。

古駱越國的中心在今大明山南側山麓,都城在離馬頭春秋戰國古墓群不遠的陸斡一帶。大明山西南麓屬於南寧市郊區,離南寧市僅80公里。公元前111年南越國亡,其邦國西甌國、駱越國同時亡。

南寧市最早的建置是建於東晉太興元年(318年)的晉興郡的郡治。今天廣西的政治中心,依然沒有超出當年駱越國的京畿範圍,大明山依然是南寧市北部的天然屏障和後花園。南寧市的興起,其根基當與古駱越方國政治中心打下的基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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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越與西甌是構成今天壯族的主要兩個支系,它們存在一千多年,創造了燦爛的稻作文明。今天壯族傳承的古代文化,在很多方面是西甌、駱越人創造的。駱越方國創造的稻作文化、大石鏟文化、龍母文化、青銅文化、青銅文化中的銅鼓文化、花山文化,等等,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駱越人和蒼梧人、西甌人一起,在我國最先發明了水稻人工栽培法,為中華民族也為全人類做出了巨大貢獻。

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軍開始對南方百越民族進行征服戰爭。這是史家常說的「秦戊五嶺」。

西甌人主要生活在今廣西西江中游及靈渠以南的桂江流域,駱越人則主要聚居於西甌族的西部和南部,即今廣西的左、右江流域、貴州省的西南部以及越南的紅河三角洲地區。《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稱:"蠻夷中,西有西甌,眾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這是西甌一名見於史籍之始。

古時活動於今廣西地區的人們,有時被稱為駱越,有時又被稱為西甌、有時則西甌、駱越並稱。可見它們間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之所以稱為西甌,是與閩浙一帶的東甌相對舉而言的。 正因西甌之意是為了區別於東甌,西甌國在大容山山脈一帶。玉林是嶺南都會,西甌國古都。

從黨州挖出古物,北流出土世界上最大銅鼓王,證明大小大容山山脈興業,貴港,平南,玉林,容縣,陸川,來賓古為西甌國領土。從玉林大容山挖出古物。印證古玉林人是駱越族跟華夏族結合出來新玉林人。玉林挖出西甌國國都青銅器。玉林挖出眾多古物印證玉林秦漢之前就有東周戰國六國華夏族人來到玉林。證明玉林人是跟駱越族結合出來的。在大容山山脈下黨州建立國都。以賣酒,大塘,大里,城北為西甌國都都城。相傳黨州是駱君都城。以大容山腳下建立古西甌國古都。很多玉林挖出古物在玉林博物館,南寧博物館收藏。證明玉林是古西甌國。西甌國國土以大小大容山山脈為界跟南越國。

羊角鈕銅鐘外形似鈴,斷面呈核桃形,頂端作羊角狀。鐘體呈扁圓形,上小下大,斜肩。外表素麵無紋飾,鐘體上部(羊角鈕下方)開有兩個對穿的豎長方形出音孔,兩側有鑄制時合范痕迹,內壁光滑。與同時期的編鐘不同的是,這套編鐘沒有乳突。

始皇二十九年,秦軍平定了東甌和閩越,設置閩中郡,與此同時,秦朝派出南下大軍的主帥尉屠睢親自指揮的第一路對嶺南越人進行襲擊,暴發了秦甌戰爭,即秦始皇統一嶺南過程中與西甌、雒越的戰爭。它是嶺南越族歷史的傳折點和新起點,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西甌國,是百越之中最強大的部落國。西甌國活動範圍主要位於今天的陸川、玉林、貴港、博白一帶。司馬遷史記記載,西甌者,百越之首,帶甲五萬。其王曰譯吁宋,亦南面稱王。

史書記載,西甌國當時,軍民有五萬以上,而秦軍南下的部隊有五十萬。這是一場兵力懸殊的戰鬥。西甌人迅速轉入山林,轉為游擊戰,並實行堅壁清野,使長驅直進的秦軍,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西甌在三羅【今天陸川珊羅鎮】地區設下埋伏,結果用毒箭(毒箭用蛇蠍的毒浸泡過)「射殺尉屠睢。屠睢發覺埋伏後,慌忙用軍刀擋箭,無奈間如雨淋,太過密集。於是,屠睢面部和身體中了七八箭,立即倒下馬來,全身法紫而亡,憤怒的西甌人衝上來,割下屠睢的頭,掛在長槍上。秦軍主帥被殺,頓時群龍無首,秦軍於是,四處逃散,慌不擇路,全軍覆沒。司馬遷《史記》中記載:秦軍伏屍百萬,流血漂櫓」,秦甌之戰,使秦軍遭到非常重大的損失。

秦甌戰爭,是秦始皇橫掃六國以來,秦軍從未遇到過的慘烈戰爭,戰爭曠日持久,戰爭已經轉入了十分艱苦的相持階段,使秦軍疲乏不堪。處處挨打的秦軍,不但精神上緊張廠而且糧食供應不上,處於相當困難的境地,只能扼守要道,修建城堡,派兵駐屯,以防西甌人的進襲。後人把這城堡稱為秦城。在秦軍「三年不解甲馳弩」期間,秦始皇命令監御史祿在今興安縣境內「以卒鑿渠,以通糧道」,這條渠道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人工運河——靈渠。靈渠開鑿成功,為秦軍解決了後勤韻供應問題。

秦始皇又派譴名將任囂和趙佗等人率領援兵再一次發動對西甌部落的進攻。在秦軍的攻勢下,英勇善戰韻西甌部落人民,終因力量對比懸殊和武器優劣的差異而失敗,長達數年的秦甌戰爭宣告結束。

秦始皇在公元前214年(始皇33年)攻略嶺南後,便設置了三郡:桂林、南海、象郡。其中桂林郡郡治是在今天廣西的貴港附近,轄區大慨為今日廣西北從興安一線,南到右江、扶綏一帶,西至百色河池周圍,東達玉林(鬱林)。南海郡郡治在廣州(時稱番禺),所轄的範圍是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廣東除去湛江地區以外的地區及廣西東南部分地區。象郡轄區包括越南中北部地區、廣西欽州、防城地區、廣東湛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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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佗(約公元前240年—公元前137年[1] ),恆山郡真定縣(今中國河北正定縣)人,原為秦朝將領,與任囂南下攻打百越。秦末大亂時,趙佗割據嶺南,建立南越國。

公元前206年,任囂去世,趙佗接任南海郡尉後,按照任囂生前面授的策略,立即命人封鎖了南嶺上所有的交通要道,斷絕與中原地區的一切聯繫,同時把郡內那些忠於秦朝庭的軍政官員殺的殺,撤的撤,全部換上自己的心腹,在處理好自己郡內的問題後,便舉兵向西,開始了為時數年的艱苦征戰,在公元前204吞併了桂林郡和象郡,於當年正式公開稱王,並自封為「南越武王」,這樣,一個南到越南中部,北達廣西廣東北部,東臨大海,西至滇黔桂交界處的南越國就誕生了。國都設於今之廣州(當時稱番禺)。

南越國(南粵國),是前203年至前111年存在於中國本土嶺南地區的一個國家,開國君主趙佗,亡國君主趙建德,國都番禺(今廣東省廣州市),全盛時國土包括廣東、廣西、香港、澳門、海南、北越南的大部分地區。

南越國是在秦朝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基礎上建立起

來的國家。立國之後,趙佗沿襲了秦朝的郡縣制。在郡的設置上,趙佗保留了南海郡和桂林郡,並把象郡拆分為交趾郡和九真郡。

鼎盛時期的南越國,其疆域北至中國嶺南,南至越南中北部,「東西萬餘里」,實力雄厚。北部邊界一直到南嶺一帶,包括今天廣西北部的三江、龍勝、興安、恭城、賀州,廣東北部的連山、陽山、樂昌、南雄、連平、和平、梅州,蕉嶺一線,大部分地區與長沙國交界;東部邊界一直到今福建西部的永定、平和、漳浦,與閩越交界;南部邊界一直到今越南中部的長山山脈以東及大嶺一線以北的地區;西部邊界到達今廣西百色、德保、巴馬、東蘭、河池、環江一帶,與夜郎、毋斂、句町等國。

南越國是秦朝滅亡時由南海郡尉趙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後於前203年建立。

前179年,南越國與漢朝修好,趙佗再次向漢朝第5代皇帝劉恆稱臣。

前113年,南越國第4代君主趙興因向漢朝請求「內屬」,而和丞相呂嘉發生爭議。呂嘉殺死趙興,立其兄趙建德為新君主,反叛漢朝。

前112年,漢朝第7代皇帝劉徹出兵10萬發動對南越國的戰爭,並在前111年將南越國滅亡。

南越國共存在93年,歷經5代君主。南越國的建立保證了秦末亂世時嶺南地區社會秩序的穩定,使嶺南免遭戰亂之苦。

由趙佗創立的南越國經過93年、五代南越王之後,終於被漢朝消滅了。漢武帝在平定南越國後,將南越國領地設置了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這個時候西漢的疆域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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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民族源流史》從史學與基因相結合的角度對嶺南民族源流史進行了詳細論述,一方面使人們從文獻的層面對嶺南民族的歷史有了一個全貌,另一方面又引入分子人類學的成果,使人們從基因的層面對嶺南民族的起源形成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分子人類學通過對壯傣若干部分的年代估算髮現,距今兩三萬年前嶺南人的祖先來到了北部灣沿岸以後,在這一地區發展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但是這段時間幾乎沒有群體的分化。到了大約18000年前,海南島的黎族祖先才和其它地區的嶺南祖先群體發生了一定的差異。後來,嶺南祖先群體以北部灣為中心,沿著南中國海的海岸向兩邊擴散。

其中一支沿著廣東的海岸和台灣陸橋向西延伸,大約於14000年前到了台灣。另一支則沿著越南海岸向南,發展成了馬來族群。馬來族群與北方嶺南人群發生差異大約是在12000年前。

而在大約10000年前,北部灣北岸的群體和廣東的群體發生了差異,前者主要是後來的仡佬族的祖先,後者是侗傣語族群體的祖先。

到了大約8000多年前,廣東的先越民族開始進入了新石器時代,並且發生了擴張和分化,主要是出現了向台灣和江浙的移民,並且形成了閩粵、台灣平埔和江浙三個部分人群之間的差異。

兩三千年前,廣東的南越族群又分化出了西甌族群,並同廣西土著雒越混合發展成了壯傣族群的祖先,而廣東的南越和福建的閩越則漸漸演變成了侗水族群。

長期以來,嶺南少數民族的起源,一般都認為與百越和苗蠻有關。在發展成民族的過程中,百越出現了多元化的情況,其中一部分經過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了中國南方壯侗語族中的壯、傣、布依、侗、水、仫佬、毛南、仡佬、黎等少數民族,另一部分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融合於華夏民族和漢民族,成了漢族的組成部分。因此,可以說,現在中國嶺南壯侗語族的各民族以及東南亞一些民族,都與百越有著一定的淵源。

分子人類學研究對百越的基因分析不僅證實了澳、傣、蕃三部分群體遺傳結構非常接近,具有整體性特徵,而且還證明了苗瑤與侗傣的聯繫也比較常見,只不過二者之間的聯繫少於東南漢族與侗傣。但是,在大部分根部分支上,苗瑤和侗傣並沒有分化。可以推斷,這些族群分化的分支都在3萬年以內,基本是2萬年上下;較大的分支基本沒有晚於1萬年的,末端的小分支則會在1萬年之內。

  可以說,分子人類學的研究指明,嶺南民族祖先大約形成於3萬年前的北部灣一帶,並且與五六千年前已出現的百越有著同源關係。

這項成果認為壯侗語族中最古老的民族是黎族,並且通過分子人類學研究進行了論證。分子人類學研究表明,2萬年前黎族始源, 保留著最古老的O1單倍群結構,其出現時間遠早於壯族祖先。這一點,應當說,是出乎許多民族史家想像之外的。

這項成果還通過分子人類學研究得出,壯族不僅不是壯侗語族中最古老的民族,而且也非其核心民族,侗族和水族才是壯侗語族的核心。侗族,長期位於壯侗語族地理上的中心位置,並且是遺傳結構上的中心位置,是嶺南族群分化過程中的核心成分。水族先祖則從廈汕起源。分子人類學研究表明,侗水群體幾乎和任何一個類群都有連接,這也就暗示著水族可能是整個嶺南人群中最核心的一個部分, 處於嶺南人群分布上的中心位置。

這項成果認為同屬苗瑤語族的苗、瑤、畲族在歷史上具有同源關係,其族屬和遠古時代的「九黎」、「三苗」、「南蠻」有著密切的關係。

苗族從1.7萬年前到5千年前的遠古時代始源,經炎、黃時的「蚩尤」、「九黎」到堯、舜、禹時的「三苗」、「有苗」,又經夏、商、周到春秋戰國時的「荊蠻」或「南蠻」,再經秦漢到南北朝時的「武陵蠻」或「五溪蠻」,最後到唐宋時的「苗」。

瑤族的源流與苗族基本相似,從17000萬年前到5000年前的遠古假想, 再到開天闢地創世神話反映的瑤族遠祖史影, 從瑤族遠祖盤瓠到瑤族的遠祖九黎與三苗, 再到瑤族的先民武陵蠻與五溪蠻。

畲族始源約在9000年前,後從炎黃及堯、舜、禹的傳說時代開始,一直與苗、瑤同流發展到戰國及秦漢之時, 漢晉之際才從苗瑤中分流出來。分子人類學研究表明,畲族的祖先可能住在東支瑤族的北面,至遲在隋唐之際,畲族北遷到福建和浙江一帶。這項成果從歷史文獻和基因分析兩個層面,證實了苗、瑤以及畲族的同源關係。

這項成果通過歷史文獻總結和基因分析指出,客家人的主要成分是中原漢人,畲族是對客家人影響最大的外來因素。經過與客家話中的苗瑤語特徵相印證,這項成果還推斷,客家人可能是古代荊蠻族的核心成分不斷加上中原漢人移民形成的。具體地說,客家人的形成始於宋元,形成於明代中葉。

潮汕人,分子人類學研究顯示,其與廣東漢族、廣西漢族類似,與廣西的壯、苗、侗等民族也接近。這項成果推斷,自東晉至唐及至兩宋在閩南形成的福佬人,是因閩南泉州、漳州人多地少,資源不足, 不斷南下「走廣」,逐漸遷入潮汕、雷州半島和海南島而形成的。

平話人,無論是在父系還是在母系遺傳結構上都接近於南方少數民族,體現出他們不是漢族人口擴張形成的分支,而是其他少數民族被同化形成的漢族人群。這項成果認為,平話人的起源有兩個,一是秦漢至隋唐形成的桂北平話人,二是宋代形成的桂南平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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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國(中國先秦時期諸侯國)

越國(公元前1932—公元前110年),處東南揚州之地,是中國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戰國時期在中國東南方建立的諸侯國。越國是于越族以會稽(今浙江紹興)為中心建立的國家。越國的歷史充滿了神秘和傳奇的色彩,地處中國東南一隅的越國,曾一度戰敗,瀕臨滅亡,但經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覆滅強吳,一躍而成為春秋戰國之際的霸主。

在新石器時代,越地的人群經歷了多次的整合與嬗替。於越民族至遲在馬橋文化時期在越地形成,他們是越國文化的創造者。

秦始皇用兵東南之後,遷徙越文化中心地的人群,此事當有一定事實根據。

而說越文化中心地的於越民族自此絕跡,卻與事實不符,越人的特徵性遺傳因素在今天的江浙一帶仍有不小的比重,只不過已經完全融入漢族。越地的人口發展,總體來說是逐步上升的,其波動的趨勢又與越文化的發展趨勢大致同步。越地歷史上各時期的人口發展並不平衡,初唐至天寶年間等階段的人口增長引人注目,在清朝更臻於大盛。

《山海經》就是古代巫祝占卜時有意無意當中記述夏、商、周時代歷史和神話的一部「史學巨著」。良渚先民因洪水北遷中原,在《山海經》中就有記載,說明在4000年前,當時的人們就把這件事記錄在《山海經圖》中。

由於先越之民的後裔壯、布依等民族把「鳥」叫做「洛(駱)」,故可探知北遷中原的良渚先越之民也把「鳥」稱之為「洛(駱)」。河南「洛水」因北遷中原的崇鳥部族——良渚先越之民對鳥的稱謂而得名。所謂《洛書》,就是《鳥書》。細讀《山海經》,全書講的都是鳥的故事。屈原在《天問》中提到的《雉經》,實際上指的就是《山海經》,可證《山海經》是一部以雞(鳥)占卜為主的巫祝之書。在《山海經·海內經》中寫為「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該經中的「駱明」之「駱」是「洛水」之「洛」的同音異寫,代表的都是「鳥」的意思。「駱明」之「明」,是為百越民族後裔壯族語言中「飛」的意思。「駱明」,即百越民族語言「飛鳥」的意思。

山海經》中「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是漢字注先越語音的表達方式。其中「白馬」是先越語言,是漢語「占卜」的意思。

據《新唐書》、《吳越備史》等有關文獻典籍,江浙一帶的越人後裔有《聖經》或《越中秘笈》,講述的都是越人及其後裔依託神鳥圖建立「羅平」國的事。這裡的「羅平」,就是《山海經》中「駱明」的同音異寫,是漢語「飛鳥」的意思,建立「羅平國」,就是建立「飛鳥國」。整部《山海經》所講述的就是以「鳥(雞)」占卜的故事。所謂《洛書》,就是鳥占卜之書,盛行於良渚先越之民,發揚光大於夏、商時期,而傳承于越人聚居區。至今,雞卜仍在越人後裔的壯族當中盛行不衰。《洛書》,是《易經》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易經》之「易」,本身就是飛鳥的形象。

關於越國的名稱,以前學者認為越國都自號為「越」,從不自號為「于越」,但新的考古學資料證明,「于越」之稱亦見之越國青銅器銘文。又如,越國的「嗣王」制度雖未見文獻記載,但在傳世和出土的刻有鳥篆銘文的越國兵器中,屢見「越王嗣」或「越嗣王」的銘文。

越國是否有銅鼓的問題,書中引據文獻如《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國語·吳語》、《墨子·兼愛中》、《越絕書·記地傳》等記載,證明在越國鼓用之於行軍列陣、指揮作戰、宴享祭祀;又以考古資料如紹興306號越墓出土的銅房屋模型中,有樂俑所擊之鼓,為越國使用銅鼓提供重要證據;再從民俗資料看,今紹興地區所使用的鼓雖然都是木腔皮鼓,但紹興人均不稱「皮鼓」或「大鼓」,而一概稱之為「銅鼓」,亦可證越地使用的鼓原系銅質制器,即銅鼓。

關於越國的滅亡,目前學術界大致有兩種看法:一說亡於楚,一說亡於秦。關於越亡國的時間較有影響觀點的有楚懷王二十三年(西元前306年)與秦始皇二十五年(西元前222年)兩種。

越國「亡於楚」,李學勤認為在西元前306年,同時又指出「越始終未被楚完全吞滅,越君的統系在先秦從未斷絕」,「按照《越絕書》、《古今人表》之說,可以講西元前333年楚威王業已滅越,而就越世系而言,應當說直到秦吞併關東,無諸被廢時,越國才真正滅亡。」

陳偉則認為楚滅越在考烈王時期,同時指出楚在威王時敗越,懷王時取地于越設江東郡,考烈王之後越仍有分散政權存在。

「燔燎其祖廟」與「遷其重器」,滅國之「滅」的一個重要標誌。楚國曾降服許多小國,其中有些是降而不「滅」,不滅在很大程度即體現在保留其祖廟重器上。越乃禹之苗裔,世為禹守冢於會稽,故會稽是越人祖廟重器所在地,雖勾踐曾遷都於琅邪、翳回遷於吳故都,然會稽之發源地、根據地地位始終未變。因此,會稽不破而越滅之說,恐難成立。

《秦始皇本紀》載:「二十五年 ……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會稽置郡,可見越君降秦是在會稽被破之後,因此越國滅當在此時。

一懷王城廣陵、杜赫言楚「有越累」及越獻物資於魏來看,越王翳於西元前397年遷都於吳後,越至少在西元前319年、西元前318年據有廣陵以南大片土地,具有相當實力,尚能牽制楚,並主動聯魏抗楚;

楚懷王惱于越對楚的拖累及越聯魏抗楚,楚懷王於西元前311年對越有過攻伐,「五戰三勝而亡之」,此處「亡」不是「滅亡」之「亡」而應是「逃亡」之「亡」,楚雖令越「逃亡」,自身也損失慘重———「陣卒盡矣」;

楚懷王伐越損失慘重中吸取教訓,懷王遂派召滑于越,從內部擾亂敵人,再尋有利時機施以外部打擊。越伐齊,齊唆使越伐楚。懷王見時機成熟,遂於西元前306年一舉破越,殺越王無彊,逼越南移,佔領越北部土地,置郡江東。可能在破越殺無彊後,楚懷王伐齊徐州,報齊唆越伐楚之仇。

西元前306年楚懷王殺無彊郡江東後,越並非是從此朝服於楚,越仍屢見於史籍。楚懷王殺無彊郡江東之後,越人勢力並未完全消失。陳偉認為在楚懷王郡江東後不久,江東可能又被越人所得。越可能在懷王末年乘楚內亂而有所活動,懷王或頃襄王曾欲再次伐越,但苦於實力不支而作罷;楚頃襄王時期,越以會稽為據點,「專用其兵」,仍是楚欲剪滅的對象之一;楚考烈王時期,「楚復強」,楚乘越君「失眾」之機,再次伐越,逼越君龜縮於會稽山(南山)。

楚懷、頃襄王時期,楚一直據有淮北之地,故考烈王元年方能將之封予春申君;而江東之地(吳故地) 雖在懷王二十三年楚一度從越手取得,但不久越又乘楚亂而奪回。楚考烈王時期(可能在楚伐魯徐州、滅魯後不久)楚又乘越內部矛盾而伐越,復取江東之地。楚越在江東吳故地的爭奪是異常激烈的,以致吳故都破壞成墟。

《越絕書.記吳地傳》雲越君親「失眾」,推測當時越統治集團內部可能出現很大的分歧,楚破越後,越君集團據保於會稽山,而越國其他勢力集團則「以此散,諸侯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有的還「服朝於楚」,當然還有的繼續與楚對抗,《後漢書.郡國志.吳郡》「安」縣下注引《越絕書》:「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使其子守之,子死,遂葬城中。」是其時越王孫開還在安地拒抗春申君。

   戰國末期,楚考烈王之所以能滅郯、邳等國並破越奪江東,是因為於內有春申君為相,更重要的是,於外強秦此時正忙於攻三晉,無暇攻楚,是以楚能騰出手來,在江淮、江東等地大肆滅國擴土。

秦相繼於西元前230年滅韓、西元前228年破趙軍虜趙王、西元前225年滅魏後,楚也於西元前223年亡於強秦。秦將王翦入壽春亡楚後,旋即定江南,降越君滅越,置會稽郡。

勾踐之後的越國歷史輪廓如下。

   西元前 465 年,勾踐卒,子鼫與(鹿郢)立。

   西元前 459 年,鼫與卒,子不壽(盲姑)立。

   西元前 449 年,不壽被殺,子朱勾(翁)立。

   西元前 415 年,朱勾滅滕。

   西元前 414 年,朱勾滅郯。

   西元前 412 年,朱勾卒,子翳(授)立。

   西元前 405 年,翳滅繒

   西元前 397 年,翳遷都於吳。

   西元前 376 年,七月,太子諸咎殺翳;十月,越人殺諸咎;吳人立孚錯枝為君。

   西元前 375 年,大夫寺區平定越亂,立無餘之為君。

   西元前 364 年,大夫寺區弟殺無餘之。

   西元前 363 年 —— 西元前 361 年,越三年無君。

   西元前 360 年,越人強立無顓(王子搜)為君。

   西元前 343 年,無顓卒,無彊立。

   西元前 333 年,楚威王伐徐州,時無顓死後十年。

   西元前 319 年,越為楚「累」,楚懷王城廣陵以拒越。

   西元前 312 年,四月,越派公師隅獻舟箭於魏。

   西元前 311 年,楚懷王伐越,「五戰三勝而亡之」,然楚亦損失慘重,懷王遂派召滑于越。

   西元前 306 年,越伐齊,齊唆使越轉攻楚;楚懷王乘機伐越,殺無彊,取而郡江東;越暫退據會稽。

   約西元前 301 年 —— 西元前 261 年,楚庄躋起義後,越乘楚亂而反攻,復取江東之地;其時越「專用其兵」,仍對楚構成威脅,是楚欲剪滅的對象之一。

   約西元前 261 年 —— 西元前 248 年,考烈王於西元前261年取魯徐州,不久,乘越君親與越國其他勢力集團不合再度伐越;越君親退保於會稽山,而越國的其他勢力集團則「以此散,諸侯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有的臣於楚,有的繼續與楚對抗。

   西元前 222 年,秦王翦滅楚後,破會稽,降越君,置會稽郡。

前306年,越王無疆欲效法列國征伐中原,於是發兵向北攻打齊國。時齊威王在位,於是派遣使者勸說越王西征楚國。齊使以楚國分兵在列國爭勝,國內空虛為借口誘引越國伐楚。越王無疆聽從齊使計策,轉頭討伐楚國。楚威王早有滅越之心,曾派大臣昭滑到越國去調查了5年,準備充分。於是楚威王領軍進攻越國,大敗越軍,殺死無疆,北邊在徐州大敗齊軍。由於越王無疆生前未曾明確指定王位繼承人,導致他的長子次子各以正統自居,紛紛建國。閩越王無諸同越東海王搖,他們分別是越王無疆長子玉與次子蹄的後裔。

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天下後,都自去王號,成為郡長,秦朝把他們這地方設置為閩中郡。待到諸侯反叛秦朝,無諸和搖便率領越人歸附鄱陽縣令吳芮,就是人們所說的鄱君,跟隨諸侯滅亡了秦國。在當時,項籍把持向諸侯發布命令的大權,沒有立無諸和搖為王,因此,他們沒有歸附楚王。漢王攻擊項籍,無諸和搖就率領越人輔助漢王。漢王五年(前202年)時,漢高祖劉邦重新立無諸為閩越王,在原先的閩中這地方稱王,建都在東冶,繼續越國的奉祀。漢惠帝三年(前193年),列舉高帝時越人的輔佐之功,朝廷認為閩君搖的功勞多,他的百姓也願意歸附,於是就立搖當了東海王,建都在東甌,世俗之人稱他為東甌王。

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東甌請求把全國都遷徙到中原去,於是就率領全體民眾到中原來,居住在江淮一帶。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閩越余部完全歸入漢朝,民眾遷徙到了江淮一帶居住。

閩越王無諸,姓騶氏,生卒年不詳,越王勾踐後裔,西漢時期諸侯國閩越國國君。越國解體後,無諸移居閩地,佔有福建及周邊地區,自稱閩越王。

秦末,無諸率閩中士卒舉師北上,協同諸侯滅秦。楚漢分爭天下,無諸出兵輔佐漢王劉邦打敗項羽。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復立他為閩越王,封管閩中故地。無諸仿效中原,於現今福州的冶山之麓築城建都號「冶城」。由於他創建冶城,開闢閩疆,因而成為中國歷史上閩越族的第一個卓著人物。

遠古時代,居住福建的原始人類屬於海洋蒙古利亞人種。這些原始人類在距今3000年以前(相當於中原的夏商時期),已經創造出燦爛的獨具特色的原始文化——閩文化。到了周朝,形成七個大部落,史稱「七閩」。與「七閩」關係較密切的是浙江的于越族。在越王允常時代,于越族有人進入福建定居。于越首領無諸統一「七閩」,自稱閩越王。原先比較落後的七閩迅速發展成為百越諸族中最強大的一支。七閩和于越族融合而形成閩越族;七閩的分布,除今福建、台灣外,還包括浙江南部(古代溫、台、處三州)以及廣東的潮梅地區。

「七閩」起初是專指周朝時散居在今福建和浙江南部的七支以蛇為圖騰的閩族後裔部落,後來演變成泛指福建。「八閩」之稱始於南宋。北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太宗置福建路,轄福州、泉州、漳州、汀州、建州、南劍州和興化、邵武兩軍,共六州兩軍。由於州、軍同級,到南宋時便有人開始稱福建為「八閩」。最早稱福建為「八閩」的當屬南宋狀元、樂清人王十朋和南宋大學者朱熹。

福建早在夏禹、伯益時就稱「閩」,周朝時又稱「七閩」。「閩」的出現至少有4000年的歷史了。福建之稱始於唐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當時,唐玄宗為了加強邊防武裝力量,在閩設立軍事長官經略使(相當軍區長官),並從福州、建州各取一字,名為「福建經略使」,與福州都督府並存,起初專管軍事,後發展為福建觀察使、福建節度使,統轄福建各地的軍事、民政、財政等,取代了道一級,變成了地方最高長官。福建之稱至今已有1273年了。

無諸復國後,在福州和武夷山建起完全表現漢代風格的宮殿官署。鐵器使用已很普遍,器形和中原漢代鐵器遺物相似。農業和手工業得到發展。

閩越國社會以宗族為紐帶,族權是王權的支柱。王位是繼承的,並獲得漢王朝的認可。王以下有將軍、侯、戶將和隊將等封建職官。在無諸時代,注意休養生息,發展經濟,於是國勢日漸強盛,成為東南地區最強的一支。

漢文帝初年,屬於閩越族一支的南海王反漢,漢淮南王劉長派樓船將軍討伐,南海「以其軍降」,舉國被遷於江西上淦。南海之地遂歸閩越王所有。

漢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以吳王濞為首的七王國叛亂,不久失敗。吳王逃到東甌,漢廷收買東甌王將其誘殺。吳太子駒逃入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閩越王郢和余善自恃強盛,終於公開叛漢。

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向漢廷告急。武帝派中大夫嚴助徵調會稽郡(治在蘇州)的水師救東甌。漢兵未至,閩越王郢即自動撤兵。東甌王因怕閩越軍再次騷擾,便主動向漢廷請求,舉國4萬多人遷移於廬江郡,東甌地盤也為閩越佔有。

建元六年(前135年)八月,閩越王郢舉兵於冶南(今漳州地區),進犯南越邊邑。南越王上書漢廷告急。漢武帝即命大行王恢出豫章(今南昌)、大農韓安國出會稽(今蘇州)征討閩越。閩越王即派兵扼險抗漢。郢弟余善遂與宗族合謀殺郢,請求免戰。武帝即命王恢、韓安國退兵,封未參與謀亂的無諸孫繇君丑為越繇王。後因余善在王國內威望高,「國民多屬」,繇王無法節制。武帝不願再次興兵,就封余善為東越王,「與越繇王並處」。

漢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相呂嘉反漢,武帝興兵滅南越。不久,余善於元鼎六年(前111年)秋起兵反漢,自立為武帝。漢武帝發四路大軍入閩。到元封元年(前110年)冬,橫海將軍韓說的水軍首先進佔東冶,被余善「劫守」到閩北前線的繇王居股和建成侯敖,合謀殺死余善,降於漢軍。漢武帝以「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終為後世患」為由,下令將閩越民眾全部遷往江淮間安置。

閩越王城遺址位於福建省的武夷山的武夷宮景區南24公里處的興田鎮城村南部。建於公元前202年,系閩越王無諸受封於漢高祖劉邦時營建的一座王城,面積48萬平方米,夯土城牆2896米,輪廓依稀可辨。是中國南方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重要考古遺址,

閩越古城遺迹,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古城平面似長方形,南北長約860米,寬約550米,總面積48萬平方米。在已發掘的高湖坪,出土了一個大型的宮殿建築群,布局嚴謹,結構完整,底下還鋪設了流暢的排水系統。在城內外還發現了多處居住遺址和冶鐵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鐵器、陶器、建築材料和銅器。其中的陶器,無論是形制或紋制,皆與中原的「漢式」陶器截然不同,具有濃厚的地方風格。

2000年,在閩越王城遺址東南3公里處,又發現了一處古墓。2002年10月,研究人員開始了探索性的挖掘,經考察後,發現這是一處閩越王時期的貴族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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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甌國是越王無疆次子蹄所建立的國家,又名東越國,無疆伐楚失敗後,由於其生前未曾指定王位繼承人,長子玉在福建地區建立閩越國,次子蹄(歐陽宰勛)在歐余山之南建立甌越國,以歐陽為國姓。據歷史記載,溫州古稱甌越,東甌王騶搖是越王勾踐的十三世孫。公元前192年,漢廷封歐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稱「東甌王」,成為溫州歷史上第一位被朝廷封王的首領。

越封東甌國(又叫東越國亦稱甌越國),分前東甌與後東甌。後東甌是民俗稱東甌國,西漢官方冊封的名稱是東海國,古代王邦國家,統稱為東甌國。即今溫州,包括浙江台州與麗水地區,東甌國都位於溫州市區。當時東甌王的府邸「甌王府」作為溫州文化和行政中心,

西漢七國之亂時,東甌國與七國是盟友。吳王劉濞[bì]被太尉周亞夫與大將軍竇嬰在丹徒擊敗投奔東甌國後,漢廷密使遊說東甌王歐貞復,於是東甌王弟「夷鳥將軍」歐貞鳴,趁勞軍之際殺了劉濞將功折罪。事後東甌王歐貞復被改封為「彭澤王」,夷鳥將軍歐貞鳴封為「平都王」。

劉濞之子逃到與東甌王國的鄰國閩越王國,唆使閩越王攻打東甌國。東甌王向漢朝求救,漢軍兵至,閩越撤兵,漢軍兵退,閩越復擾。

漢武帝建元三年東甌王歐貞鳴戰死,其子歐望不堪數番折騰,遂向漢朝請求納地全國遷徙中國。漢武帝准許後,東甌王歐望率領族屬軍隊四萬多人北上,被安置在江淮流域的廬江郡(今安徽舒城地區),並被降封為「廣武侯」,東甌國從此被併入中央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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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稽郡(會,kuài),中國古代郡名,位於長江下游江南一帶。秦朝置,郡治在吳縣(今江蘇蘇州城區),轄春秋時長江以南的吳國、越國故地。

西漢初曾先後為楚王韓信、荊王劉賈、吳王劉濞的領地。

七國之亂後復置,又名吳郡。

西漢末年,會稽郡轄境大致相當於今江蘇南部、上海西部、浙江大部以及福建部分地區,是當時轄境最廣的郡之一,隸屬於監察區揚州刺史部。

東漢中期,分會稽郡浙江以北諸縣置吳郡。會稽郡治所移至山陰縣(今浙江紹興城區),領十五縣。

三國吳時分會稽郡置臨海郡(今浙江東南)、建安郡(今福建)、東陽郡(今浙江金華、衢州一帶)。

西晉至南朝末年,會稽郡僅轄今紹興、寧波一帶。會稽郡

東晉行政地圖

隋文帝滅陳,廢會稽郡,置吳州。隋煬帝改吳州為越州,後又改為會稽郡。

揚越人是中國境內古代民族越人一個分支。揚越之名最早出現於戰國時期,揚越最初的分布區域,北至淮河,東南至海,西與荊州以都陽湖為界,包括今江蘇、安徽南部、江西東部和浙江、福建及廣東等省,包括今湖南、湖北等地。其後多對居於湖南、湖北、江西之越人稱為揚越。揚越人居住地以山地、丘陵、盆地、河谷為主,分布於長江流域,包括漢水、湘江、資水、沅水、澧水、贛江及洞庭湖、鄱陽湖等地域;以農業為主,過定居生活,主要依靠種植水稻。在此廣大區域內,實際上存在眾多的部、族,各有種姓,故不同地區的原住民又各有異名,或稱「吳越」(蘇南浙北一帶)、或稱「閩越」(福建一帶)、或稱「揚越」(湖北江西一帶)、或稱「南越」(廣東一帶)、或稱「西甌」(廣西一帶)、或稱「駱越」(越南北部和廣西南部一帶),等等。因此,「越」又稱被稱為「百越」。百者,泛言其多。[1] 而揚越後期,因為荊蠻的入侵,主要生活區域逐漸縮減到鄱陽湖周邊區域,也就發展成了後來的魏晉時期南方的溪族。

大冶古先民先秦時期主體是百越族團中的揚越氏族,位於百越北疆揚越區域中心。到公元前671年(楚成王元年),周惠王授予楚成王特權,「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楚國名正言順地佔有了南方大片蠻荒之地。楚成王時,古大冶納入楚國版圖。大冶古銅礦,商中、晚期,西周、春秋早期主要是揚越氏族,氏族酋長便是礦老闆。揚越及揚越氏族中的越嶲、角雉、黃洞蠻等為開礦,冶煉工人。春秋中期,楚成王佔有了大冶銅礦區,派員管理,楚人當老闆,工人仍是揚越人。

大冶古先民先秦時期主體是百越族團中的揚越氏族,位於百越北疆揚越區域中心。到公元前671年(楚成王元年),周惠王授予楚成王特權,「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楚國名正言順地佔有了南方大片蠻荒之地。楚成王時,古大冶納入楚國版圖。大冶古銅礦,商中、晚期,西周、春秋早期主要是揚越氏族,氏族酋長便是礦老闆。揚越及揚越氏族中的越嶲、角雉、黃洞蠻等為開礦,冶煉工人。春秋中期,楚成王佔有了大冶銅礦區,派員管理,楚人當老闆,工人仍是揚越人。

干越活動於江西,今鄱陽湖濱的余干縣。早在西周時期, 干越首領建立方國,主要活動於今安徽,江西及江蘇相鄰地區。

干越族最初成立干國之處當在余干一帶。 有專家認為,大約在西周初,干越人亦和其他越人部族一樣,在自己的活動範圍里,成立起自己的方國,並以干為國號,史稱干國。它的大致地域是,東至越國西界,即今浙江龍游縣境;西、北與楚交界,即今江西德安、修水及安徽貴池、潛山;南與閩越為界,今福建建陽一帶。 對干國的存在,史籍上亦有記載。《荀子·勸學篇》註:「干、越古國名。」《管子·內業篇》:「昔吳、干戰、未齔,不得入軍門。國子擅其齒,遂入,為干國多。」王念孫《讀書雜誌》也說:「干、越皆國名,故名戊翟之與干越。」郭沫若在考據西周干氏叔子盤金文時也說過:「有母國與干國,面其國與周毗鄰。」然而,在諸侯混戰、弱肉強食的年月里,干國逐漸沒落。後來文化逐漸落後於吳、越、楚等鄰國,實力日趨衰弱,因而經常遭到各鄰國的進犯。《管子·內業篇》所提到的吳干之戰,可能就是吳滅乾的一場生死之戰。 時間應在吳王僚三年(公元前524年)。

據載,干滅亡後,干國王也被俘至吳地,安置在馬安溪的干王城。幹人的生性強悍,其實不屈服於吳的統治,始終以干相稱。直到吳王夫差二十三年(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踐滅吳,干國故地歸於越地。 還有一種說法是,三國時期,干越人演變為山越人。山越自東漢以來即被稱為「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山越的酋長,史書習慣上稱為宗帥、大帥、渠帥、名帥。他們統率的人數,少則千人、數千人,多則萬人。直到兩晉南朝時,山越人才慢慢融合為漢族,

華南土著民族最古老的崇蛇現象出現於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陶器裝飾、青銅紋樣與雕塑、岩畫藝術中的蛇形圖像,從大陸的江蘇、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廣東、廣西到台灣,以及中南半島都有發現,大致分布於漢文史籍所記載的「南蠻」、「百越」地帶,反映了遠古時代「南蠻蛇種」的文化起源。

陶器紋樣的選擇、組合應該有很複雜的工藝史、藝術史、宗教史等多方面的原因,特殊陶器紋飾與特定原始宗教信仰的關係,是不可否認的一種因素,已為許多民族志材料所證實。

幾何印紋陶是華南百越及其先民的早期古文化區別於其他民族物質文化的一種重要因素,許多人認為拍打陶胎的工藝功能和圖案裝飾的美觀功能是印紋陶紋飾產生的原因。

陳文華先生則認為,他認為,考古學和民族學上的紋身花紋和印紋陶上的紋飾非常相似,推測印紋陶的紋樣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蛇和蛇皮的花紋,幾何印紋陶的紋飾是起源於古越族的蛇圖騰崇拜。他逐一考證了印紋陶中常見的雲雷紋、S紋、菱回紋、波狀紋、曲折紋、葉脈紋、三角紋、編織紋、篦點紋、圈點紋、方格紋等11種紋樣,分別是由蛇身盤曲形狀的簡化、蛇身扭曲簡化、蛇身花紋圖案化、蛇身爬行狀態、蛇脊骨形狀模擬、蛇身斑紋或蛇皮鱗紋的簡化等。

將幾何印紋陶紋樣完全等同於蛇的形狀和斑紋的模擬、簡化和演變,是有一種有益的民族考古學探索和合理的推測,已獲得一些民族史、文化史學者讚許。但遺憾的是,印紋陶紋樣的幾何形狀作為具體、寫實圖案的一種簡化、抽象的藝術形式,與蛇的真實形狀和斑紋間還有不同程度的差別,因此將華南先秦印紋陶上拍印的幾何紋樣等同於蛇形、蛇紋並為史前土著蛇圖騰的證據,學者間還有不少疑惑。

實際上,在主要盛行於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的印紋陶文化之前,東南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陶器裝飾內涵中,有不少寫實或接近寫實的蛇形、蛇紋圖案,

良渚文化的蛇紋陶器就是最明確的一組,先後發現於浙江餘杭良渚、廟前、奉化名山後、海鹽龍潭港、江蘇吳縣草鞋山、上海金山亭林、青浦福泉山等遺址。這些良渚文化遺址中的蛇紋常見於扁腹盤形鼎、高足淺盤豆、圈足壺的外腹部和器蓋上,刻畫繁縟而有致的螺旋狀盤蛇紋,間或與捲雲、飛鳥共出,形成一組穩定而特殊的陶器裝飾藝術,尚未見於其他史前文化中,是探索史前時代「南蠻」、「百越」先民的崇蛇習俗淵源的重要線索。

1.福泉山M65:90;2.福泉山M74:166;3.福泉山M101:90:4,名山後H14

圖二 皖南商周銅器中的蛇形象

1.蛇紐蓋盉;2.魚蛇紋盤;3.犧首蛇紋尊;4.蛇紋矛(1繁昌湯家山;2.青陽汪村;3.蕪湖;4.繁昌)

圖三 東周吳國墓葬的刻劃蛇紋銅器

1.六合程橋;2~3、7~9.淮陰高庄;4~6.鎮江王家山

進入青銅時代以後,在華南越系、濮系等「南蠻」系統民族文化中,裝飾蟠螭紋、蛇紋、蛙紋、鳥紋等動物紋樣的青銅器成為土著青銅文化區別於「商周文化」的重要特點。

在蘇南、浙北、皖南的吳越文化區,青銅文化的造型組合和紋飾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商周文化」的直接影響,但周代以來逐步佔據主導地位的各式幾何紋和蛇、鳥、魚等寫實的動物紋樣,成為「吳越青銅文化」的重要特點。

在皖南,繁昌湯家山的蟠蛇紋紐蓋盉、蟠蛇紋矛,湯家山與青陽廟前汪村的魚蛇紋圈足盤,蕪湖的犧首蛇紋尊等(圖二),都是幾乎寫實的蛇形象,與中原北方史前玉器、商周青銅器等常見的獸首、魚鱗身、帶鷹爪足並被人格化的華夏「龍」是完全不同的。

在江蘇六合程橋、鎮江王家山、淮陰高庄等地先後發現的一批東周時期吳國貴族墓葬中,還發現了一組精美、繁縟的刻紋銅盤、鑒、匜、盆、薰爐蓋、箅形器等器物,蟠蛇紋、爬行四腳蛇(蜥蜴)紋是其中的主題紋飾(圖三)。

類似的蛇紋也見於福建武夷山閩越王城的一件銅鐸舞面上。

東周吳越文化中另一處重要的「蛇」圖騰考古發現見於江蘇無錫鴻山越國墓地,2003-2005年在邱城墩、萬家墳等發掘的7座貴族墓葬出土的1800多件青瓷器、硬陶器和玉器等,其中一大批仿青銅器的青瓷和硬陶樂器和玉器上,都裝飾堆塑、浮雕和刻劃的蛇紋與蛇形象,諸如堆塑6條或9條蟠蛇的青瓷鼓座、堆塑蛇形懸蟲的青瓷甬鍾、堆塑蛇形紐的青瓷鎛鍾與振鐸、以8條蛇盤成的琉璃釉玲瓏球形器、雕刻蟠蛇的玉帶鉤與玉佩飾等,成為鴻山越墓最大特色之一,被視為越人蛇圖騰的重要物證(圖四)。

  圖四 無錫鴻山越國墓葬出土蛇形器物

1.萬家墳M1:169硬陶鼓座;2.邱城墩M1:1053青瓷鼓座;3.邱城墩M1:1011青瓷鼓座;4.邱城墩M1:1063青瓷振鐸;5.邱城墩M1:21.玉帶鉤;6.邱城墩M1:14盤蛇神獸紋玉管

圖五 古揚越人青銅器中的蛇紋裝飾

1.衡陽赤石提梁卣;2、3.湘潭荊州金棋提梁卣器蓋與腹面;4.恭城秧家銅尊

圖六 古揚越地帶青銅器蛇紋圖像

1、4.湖南衡陽赤石村春秋卣;2、8.湖南嶽陽莄口春秋卣;3、6.廣西恭城秧家春秋尊;5.湖南衡山霞流春秋尊;7.湖南湘潭金棋村春秋卣(依前引傅舉有文修改)

青銅時代的湘江流域是古代楚、越文化雜居的地帶,古揚越人的考古文化也以大量裝飾蛇紋、蜥蜴紋、蛙紋的青銅器為特點。湖南衡陽渣江區赤石村春秋時期土著越人或越文化特點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蜴形動物飾提梁卣」,造型與中原同類器相似,但卣腹部、器蓋滿布突起的20條蛇紋及若干蜴(四腳蛇)形動物形象,突顯湘江流域越人青銅器裝飾藝術中的獨特風格。

岳陽莄口的一座春秋時期具有墓地鋪設河卵石、土坑墓設置壁龕等越文化因素的楚墓中,也發現一件類似的「人像動物紋」銅卣,器蓋及卣腹均裝飾陽凸的蛇紋。

湘潭荊州鄉金棋村有一件「動物紋提梁卣」,腹中部幾何形地紋上突起雙肩越式鉞圖案和12條蛇紋,器蓋上也滿布8條蛇及蜥、蜈蚣、蛙類、四腳小爬蟲等動物紋樣。類似的裝飾還見於衡山縣霞流出土的一件春秋時期的蛇紋垂腹尊。

廣西恭城秧家的春秋時期的銅尊,頸部和腹部分別裝飾四組由蛇斗青蛙紋為主、雲雷紋為底的紋飾帶,風格與湘江流域所見非常相似,被認為是湘江流域揚越文化的擴展(圖五、六)。

這些裝飾幾何紋和包括蛇紋在內的動物紋的青銅器群,是湘江流域青銅文化不同於中原傳統的主流特點,是中原青銅文化在湘江流域「土著化」、「地方化」的反映。

圖七 滇文化青銅器中的蛇崇拜圖像

1.編鐘;2.蛇綱網狀器;3.儲貝器紋飾;4~6.扣飾;7~9斧、錛;10~11叉;12.鏟;13~14.矛形儀仗器;15.鑿;16、18.卷刃器;17.啄;19.劍鞘飾;20.戈;21~22.劍;1、2、9~10、22.石寨山;2~5、6、11~12、19~21.李家山;4、7~8,13~

雲貴高原是古代百濮系之滇、夜郎以及滇越等土著族群的活動空間,土著的考古發現中蛇崇拜資料是最大的特色之一,僅雲南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頭、曲靖八塔台等東周至秦漢時期滇文化墓地的考古發現中,從生產工具的斧、錛、鑿、鏟、鑿、鋤到兵器的戈、矛、劍、劍鞘、啄、叉、鉞、匕首,禮樂器的鐘、儲貝器、儀仗器及裝飾品、馬具等,均有大量的蛇圖像,表現出滇人對蛇的特別寵愛和崇拜。

石寨山多件儲貝器上的蟠蛇立柱的雕塑,如M1:57A「殺人祭銅柱儲貝器」器蓋雕刻的祭祀廣場中心表柱,柱頂為立虎,柱身蟠繞兩條攀爬向上的長蛇,M12:56的同類器,柱身蟠繞一條巨蛇,口內正在吞吃一人。各墓地還常見透空浮雕人物和動物形的銅扣飾,每一件底部都有蛇,兩蛇首尾相交蛇身纏繞,或蟠卷於動物、人物形象之下。

石寨山的一件兩鼓疊置儲貝器(M71:142)兩鼓從胴部、腰部到足部均布滿刻劃的動植物景象,就有一組蛇咬飛鷹、蛇咬蜈蚣的圖像。工具、兵器的柄、銎、莖部常鑄有蟠蛇或立體蛇頭,立體蛇頭張口露牙,透露出一股逼人的氣勢。石寨山「滇王之墓」(M6)發現的6件環紐編鐘,每件的器身兩面各裝飾4條龍首(獸形帶角、耳)蛇身(無足)圖像,這是滇人蛇紋銅器中少有的龍化的蛇形象,是秦漢時期滇漢融合的結果(圖七、八)。

圖八 石寨山M1:57A「殺人祭銅柱儲貝器」蟠蛇立柱

圖九 東南沿海的蛇形岩刻畫

上,浙江仙居西塘村;下,香港長洲

此外,在華南沿海的史前岩畫圖像中,也有一些蛇崇拜的歷史線索。浙江台州仙居縣上張鄉西塘村就有多處蛇形象岩刻畫,其中最大的一幅2米多長的蛇畫,蛇眼圓張,蛇信外吐,蛇身三角花紋雕刻很深、清晰,活力顯現。

在閩南華安縣馬坑鄉草仔山,也有一幅蛇形岩畫,分別是交叉的蟠蛇、母蛇、短幼蛇、蛇蛋等,最大的長達140厘米、寬9厘米(22)。

香港長洲岩刻畫,展現了四蛇纏繞一起的畫面(圖九)。

台灣高雄縣濁口溪上游的萬山岩雕群中的孤巴察娥岩雕,題材有蛇紋、人像紋、重圓紋、圓渦紋,其中的蛇形象表現為三角形頭部、蟠卷的尾部,與魯凱、排灣族的藝術一致。

  華南早期考古遺存中這些客觀存在的大量寫實或近乎寫實的蛇形象,與漢文史籍記載的華夏視野中對「南蠻蛇種」的認知相吻合。華南蠻、苗、越、疍各族不具有自身的文獻歷史,「南蠻蛇種」是上古華南土著蛇神祭祀、蛇神禁忌等特殊的「他文化」景觀先後映入華夏人文視野後漢文史籍的「話語」。

前引《說文解字》卷十三篇(上)「蟲」部「南蠻,蛇種,從蟲、亦聲。」「閩,東南越,蛇種,從蟲、門聲。」

《山海經·海內經》載:「南方有贛巨人,……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啗之。……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

又《山海經·海內南經》載:「伯慮國、離耳國、雕題國、北朐國,皆在郁水南。」晉人郭璞注雕題曰:「點涅其面,面體為鱗采,即鮫人也。」

《淮南子·原道訓》載:「九嶷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人民披髮紋身,以像鱗蟲。」高誘注:「文身,刻畫其體內,點其中,為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傷也。」

《越絕書·九術傳》雲,「於是作為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於吳。」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子胥)造築大城,……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閭……欲東並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

明鄺露《赤雅》「上篇」說:「疍民神宮,畫蛇以祭,自稱龍種。」

清陸次之《峒溪纖志》也說:「疍族,其人皆蛇種,故祭皆祀蛇神。」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載:「(潮州)疍人,有姓夷、濮、吳、蘇,自古以南蠻為蛇種,觀其疍家,神宮蛇像可見。」

因此,華南史前、上古考古遺存中的大量蛇形象內涵,應就是「南蠻」土著自然崇拜、圖騰信仰中崇蛇文化的證據。

 黎族是華南最重要的文身民族之一,蛇圖騰的文化內涵也表現在文身形態上。

在近代民族學上最早對黎族文身調查的是民國時期的劉咸教授,他看到的黎族文身的「斜形文素」甚似蛇身紋樣。

從海南文身的圖式來看,跟蛇紋類似的文樣主要是複線添點狀紋樣,身上有斑點的蛇很多,如中國水蛇、草游蛇、麗紋蛇、點白蛇、麻斑游蛇、草花蛇、紅頭錦蛇、蟒蛇等,「美孚黎」的婦女在臉部和四肢均刺上蝻蛇狀紋樣,因而得名「蝻蛇美孚」(圖一○,1~2)。

畲族的「蛇仙」崇拜

閩東福鼎縣雙華畲族的蛇崇拜表現在「二月二」歌會,又稱為「會親日」。相傳這裡的畲民是清初遷界時從浙江蒼南遷入福鼎的。一天晚上,突然狂風暴雨,在他們祖先開基的石洞中先後爬出兩條赤黃、青藍的大蛇盤在厝基上,人們兩次將蛇放到水中,兩條蛇一次次返回到厝基上。第三次,祖頭公親自把蛇送到水口放生並點香禱告,當天晚上,兩隻蛇沒有再回來,但祖頭公在夜裡卻夢見雙龍的化身紅面和青面兩位將軍向他致謝。祖頭公醒來後,就召集當地畲民,擇二月初二日在水口蓋起石板宮,塑紅面和青面將軍兩尊蛇神像以奉祀,從此雙華畲民人丁興旺。於是二月初二的畲民「會親日」成為當地最大的節日,每逢該日,眾多畲民回到雙華村祭祀二神。

圖一一 排灣族器具裝飾上的蛇紋

(引自台北十三行博物館2008年「排灣族特展」)

台灣原住民各族群社會中保存了豐富的蛇圖騰文化,南部山區的排灣族、魯凱族最盛,中部山地的泰雅族、布農族也有。從創始神話到器具裝飾,從建築雕飾到文身圖案,蛇圖騰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排灣、魯凱等族的蛇圖騰偶像最鮮明地表現在建築形態上,頭目家屋、青年會所、骨頭棚、祖靈屋等建築上都不同程度地使用蛇形象的裝飾和標誌。根據筆者之一2008年暑期在屏東縣霧台鄉魯凱部落、來義鄉望嘉村排灣部落的考察,傳統的頭目家屋多以石板構築,一般都有寬闊的前庭廣場,中植一棵老榕樹,並樹立一方表示權威地位的祖像、百步蛇紋和蛇紋陶壺圖像的石碑,家屋正面的屋檐、橫樑、門楣、門窗、大門上也都刻劃獵首與盤蛇形象,室內的中廳的雕刻柱以及擺設的屏風、陶壺、木盤、占卜箱、刀劍鞘等也都不同程度裝飾蛇紋和人像(圖一一、圖一二)。

雲貴高原是古代濮、越各族雜居之地,漢晉以來又有西遷的部分駱越、西甌及漢晉間雲貴高原上故有的越人後裔,發展成唐宋時期的越系「黑齒」、「金齒」、「銀齒」、「綉腳」、「綉面」、「茫蠻」、「棠魔」、「白衣」等族,在不斷遷徙中發展成西南邊境的傣族、老龍族等族群。蛇圖騰是傣族多樣圖騰文化之一,表現在傣族民間眾多的蛇、龍圖騰傳說,以及蛇紋文身形態上(圖一○,3、4)。根據傣文歷史記載,傣族部族神為人身蛇尾的猛神,「傣族的祖先是龍,世世代代都是龍變的。經書上說愛在河邊水邊生活的人是龍,為了不忘記老祖宗是龍,總是要把兩條腿紋成龍殼(龍殼即魚鱗狀紋),鑲金牙是龍齒」

圖一三 廣西武鳴兩江龍母村龍母廟明代蛇形石刻

(照片由廣西考古研究所覃芳提供)

廣西武鳴、上林、馬山、賓陽一帶的大明山地壯族社會,流傳著一個龍母傳說,說遙遠的古代,大明山裡住著一位貧窮的老婆婆,她在進山採集野菜的路上救起了一隻快死小蟲,並像親生兒子一樣把小蟲撫養成一隻可愛的小龍,稱為「獨龍」。獨龍越長越大,養母的茅棚都不夠住了,她就告訴獨龍只有切掉一段小尾巴才不會越來越長,剪了尾巴的獨龍在壯語里稱為「特吉」。特吉的尾巴不再加長,身體卻仍然越長越大,養母終於養不起要放它自己謀生,特吉呼嘯一聲變成一隻騰空巨龍飛向深潭龍宮。養母死後,特吉將她葬在龍頭山頂的一座高冢,每年都夾帶著一陣風雨前來祭祀龍母。迄今,在大明山地的武鳴、上林、馬山、賓陽等縣,都分布大量的龍母村和龍母廟,其中武鳴縣兩江鎮的舊龍母屯還保留一尊明代以前的石雕蛇頭圖騰石,突顯龍母文化的蛇圖騰性質(圖一三)。

在江南地區,崇蛇文化可以明確地分成兩種不同的形態,第一類是具有底層特徵的原初意義上的蛇神崇拜,第二類是漢越文化融合背景下被「文化改造」的蛇神故事。

作為歷史文化底層特徵的蛇神崇拜,反映在十分興盛的蛇神崇拜上,迄今江南各地的「蛇王廟」及蛇神偶像崇拜隨處可見,如南京太倉、蘇州婁門內的蛇王廟,宜興城隍廟、太倉土地廟中的蛇神偶像崇拜,這些蛇神塑像或為蟠蛇形態,或為人首蛇身,或為蛇郎君手中握蛇,或蛇娘子佩蛇形發簪。各地把遇到蛇看成是吉利的好事,是祖宗回家或財神將到,於是舊時太倉、常州、宜興一代還常見「召蛇」或「請蠻家」的巫術,即在遇到天災人禍和巨大災難時,舉行儀式,請求蛇神「蠻家」保護,祭祀時使用人頭蛇身像和蛇形、蛇蛋形的食物。這些民間崇蛇習俗,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蛇圖騰文化。

江南地區家喻戶曉的「白蛇傳」故事就透露出了蛇被「文化改造」的歷史進程。漢話文本的白蛇故事出現於唐宋小說中,反映了漢民人文視野下「南蠻蛇種」被誣衊為「妖」的文化境遇,此時的「白蛇」時以白衣女子現身、時又蛇形畢露,是專門掠殺男人的「蛇妖」。

明清小說中的白蛇故事又被發展成為蛇妖的白娘子與徐公子的愛情遭遇,不管是「白娘子永鎮雷鋒塔」還是她最終被「改造」成「蛇面人心」好女子,進一步折射出漢民人文面臨「非我族類」的「南蠻蛇種」時民族心理上所暗藏的「文化改造」心態。

從文化史、民族史的角度觀察,唐宋、明清歷代的漢話文本下「蛇妖」白娘子故事的跌宕情節,反映了華南越、漢文化更迭過程中,「南蠻蛇種」面對「華夏文明」所遭遇的被征服的文化命運,華夏視野中的「南蠻蛇種」是壞的「妖孽」,需要被「改造」成符合華夏文化(倫理)的「好人」。可見,漢民時代「重新表述」的「白蛇傳」故事,折射出的是江南文化史底層的「蛇種」文化內涵。

在傳統史學的論述中,漢晉以後的「大移民」事件是華南民族更迭、華南漢人形成的根本原因。

華南漢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礎,主張長江下游以南操吳、閩、粵、贛、客家等方言的「漢民」人群的形成,不能簡單地依據漢文史志的記載而全部歸為漢晉以來「中原板蕩」、「衣冠南渡」,而應該綜合民族學、語言學、考古學等的新發現,充分認識百越土著文化在華南「漢人」社會文化形成中的作用,甚至要重新研究被認為「最純種」漢人後裔的「客家」文化的真正源頭。

華南「漢人」包括了「漢化」的越人和「越化」的漢人兩類,民族志上華南各族的崇蛇文化生動地反映了南遷漢民與華南土著民族的文化融合史。

黎族、壯族、侗族、傣族、苗族、畲、排灣、魯凱各少數民族的崇蛇習俗,基本上保留了「南蠻蛇種」蛇圖騰文化的原初形態,是作為史前上古華南土著直系後裔的重要證據。

嶺南漢人的龍母、蛇母信仰雷同於壯族社會,不管他們是越人的漢化還是越化的漢人,抑或就是「民族識別」中「弄錯」了的非漢民族,恐怕還得深入的研究,但濃重的崇蛇文化,表明他們並不是「衣冠南渡」的直接傳承。

東南漢人社會的兩類崇蛇文化形態,是東南地區漢越文化複雜融合進程的反映。具有「南蠻蛇種」圖騰原初形態特點的蛇神、蛇王崇拜,從這一點上說,這些「漢民」要麼是本質上尚未真正漢化的越人,要麼是徹底越化了的「漢人」,否則難於理解蛇圖騰文化在「漢人」社會的如此直接傳承與積澱。

從「白蛇傳」到「李寄斬蛇」、「侍者公」等大量「改造蛇妖」的傳說故事,作為漢文化強勢氛圍下遭遇的「南蠻蛇種」故事的「重新表述」,生動地反映了這部分「漢人」作為「漢化越人」的民族史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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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

傣泰民族源於瀾滄江怒江中上游地區的古族群,多次在雲貴高原建立政權,後因中原王朝及其他民族的擠壓,逐步向中南半島南亞次大陸遷徙,分布在泰國、寮國、緬甸、越南、柬埔寨、印度、中國等多個國家,總人口約6800萬左右,中國境內有126萬左右。傣泰民族先後被中國史籍稱為「哀牢」(或「撣」)、「烏蠻」(或「白蠻」)、「僰人」(或「白人」)、「僰夷」(或「白夷」)、「百夷」、「擺夷」等名稱;國際社會把分布於各國的傣泰民族統稱為「泰族(Thai)」;

在三千多年前,傣泰先民已經在瀾滄江、怒江中上游地區形成一些部落小國,其中以「勐掌」(「勐」意為「地方、城邦、國家」,「掌」意為「象、大象」,「勐掌」即「象之邦」、「大象之邦」;「勐掌」包括瀾滄江沿岸的保山盆地與彬陽盆地,即保山市隆陽區東部、大理州永平縣西部)最為出名。漢朝史學家司馬遷在其《史記》中將「勐掌」記述為「乘象國」。「乘象國」,是漢武帝派使者尋找蜀地(四川)通往身毒(印度)的民間商道過程中,使者在途中了解到的國家;司馬遷按照漢朝使者的報告描述記錄在《史記》中。根據《史記》中記載的方位、距離推測,應該就是傣族先民在今保山盆地建立的部落國家「勐掌」;傣語的「勐」意為「地方、國家」,「掌」意為「象」,「勐掌」即「象之邦」或「象之國」,漢朝使者將「勐掌」說成「乘象國」也比較接近其本意。

公元前五世紀,瀾滄江、怒江中上游地區的傣泰先民以「勐掌」為中心形成聯盟國家「勐達光」,「勐掌」首領成為「勐達光」所屬各「勐」(邦、國)的共主,各「勐」百姓稱其為「詔隆」(即大王)、各「勐」首領稱其為「哀隆」(即大哥)。《華陽國志》、《後漢書》將「勐達光」記述為「哀牢國」。

「哀牢國」或「達光國」,是傣族先民在怒江、瀾滄江流域地區建立的聯盟國家。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率77個屬地邑王、5萬餘戶、55萬多人歸附漢朝;公元76年,哀牢王類牢與漢朝決裂,起兵反漢;公元77年,哀牢王類牢反漢失敗後,其殘餘勢力西遷、另組聯盟國家「撣國」。

哀牢國鼎盛時期,疆域遼闊,號稱東西3000里,南北4600里,國土約138萬平方里,範圍大半與東漢所設全國第二大郡的「永昌郡」轄地基本一致,即東起哀牢山脈,西至緬北敏金山,南達今西雙版納南境,北抵喜馬拉雅山南麓。

雲南是世界銅鼓的起源地,迄今發現六種類型共二百多具,而在古代哀牢地區傳世和出土的佔了半數,其中包括5具長幼有序、大小齊全的萬家壩型銅鼓和雲南這類銅鼓的「長兄少弟」。

哀牢一詞,是從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 其首領賢栗詣越嶲太守鄭鴻「求內屬」時才載入中國史冊的。考—哀牢在戰國時已立國,在戰國而已顯,至光武而內屬, 至明帝而置郡, 世系綿綿數百年哀牢興盛時內屬大漢,應該至少有幾百年.

公元一世紀中後期,「勐達光」在漢朝的擠壓下將王城由怒江東面的「勐掌」遷到怒江西面的「勐緬」(今騰衝市),怒江東面的領土被漢朝佔領。

傣泰民族被怒江分割為兩部分,怒江以西的傣泰民族屬「勐達光」,怒江以東的傣泰民族屬漢朝。之後,西遷的「勐達光」不斷向南發展,王城也不斷南移,從「勐緬」移至「勐底」(今梁河縣)、從「勐底」移至「勐臘」(今盈江縣)、從「勐臘」移至「勐卯」(今瑞麗市),再次崛起並稱雄於伊洛瓦底江流域,同時期的漢朝將此時的「勐達光」稱作「撣國」。

公元三世紀初期,「勐達光」(撣國)為抵禦驃人的進犯,將王城從「勐卯」南移至伊洛瓦底江中游的「蒲甘姆」(今緬甸境)。此後數百年,傣泰民族勢力不斷向南伸展,伊洛瓦底江流域地區的很多部族被「勐達光」兼并。

公元六世紀中期,「勐達光」王城「蒲甘姆」被驃人攻陷,傣泰各「勐」不斷被驃人侵擾。在「勐卯」組織傣泰民眾抗擊驃人的混魯、混賴兄弟很快獲得其他傣泰「勐」的支持,以「勐卯」為中心形成了新的聯盟國家「勐果占璧」(前果占璧國)。

公元七世紀,怒江以西的「勐果占璧」變得越來越富足、越來越安定;怒江以東的傣族也在中原勢力退出後形成大大小小數十個傣泰小邦,以「勐掌」、「蒙嶲」(漾濞江谷地)、「蒙舍」(巍山盆地)、「猛谷」(景東盆地)勢力最大。

公元八世紀,「蒙舍」(巍山盆地)的傣泰入主洱海盆地建立「蒙舍龍」(南詔國),吞併雲南高原各大小部族及怒江以西的「勐果占壁」(前果占璧國),建立了以傣泰民族為主的多民族國家。傣泰民族也伴隨著南詔勢力的擴張、分布到更廣闊的地區,金沙江沿線、紅河下游、瀾滄江(湄公河)下游、怒江(薩爾溫江)下游、伊洛瓦底江下游都出現了傣泰村寨。南詔和唐朝、吐蕃之間數百年的戰爭與結盟,客觀上也促進了傣泰民族政治、軍事、文化等各領域的發展。

公元十世紀,傣泰失去「蒙舍」(南詔國)政權,所屬各部分崩離析。怒江(薩爾溫江)以東的傣泰歸附了新崛起的大理國;怒江(薩爾溫江)以西的傣泰恢復了「勐果占璧」(後果占璧國),但名義上還是尊大理國為「勐貨相」(傣泰意為「大哥之國」)。

公元十二世紀末,「猛谷」境內的傣族頭人詔真率部南下,收服了瀾滄江(湄公河)中下游地區的傣族「勐」,形成聯盟國家「勐泐」(景隴國),開始尊大理國為「勐相」(傣語意為「大哥之國」),後期逐漸疏遠大理國。

公元十三世紀初,「勐雅」和「勐卡」(今昌寧縣)的傣族王子蘇卡法率部分族人西遷到布拉馬普特拉河谷地區,收服摩蘭、那加、勃拉等土著民族,建立傣族國家「勐頓順罕」(阿薩姆國)。

公元十三世紀中期,蒙古大軍征服大理國後,毗鄰大理國的「勐果占璧」(後果占璧國)和「勐泐」(景隴國)先後被蒙古大軍佔領,導致大量傣泰民族再一次南遷西徙,湄公河中下游、湄南河流域、薩爾溫江中下游、伊洛瓦底江流域、布拉馬普特拉河流域的傣泰「勐」因接收了大量傣族人口,勢力得到增強。「勐頓順罕」(阿薩姆國)統治了今印度東北部的廣大地區;「勐庸」(蘭納國)統治了今泰國西北部、緬甸東北部、寮國西北部分地區;「勐泰·素可」(素可泰國)統治了今泰國中部地區,緬甸中部的傣族控制了緬族創立的蒲甘王國,成為今緬甸中部及北部的實際統治者。

公元十四世紀,「勐卯」(瑞麗江河谷盆地)傣族收服了原屬「勐果占璧」(後果占璧國)的「勐」,形成聯盟國家「勐卯弄」(麓川國),在與蒙古人的戰爭中逐漸佔據優勢,統一了今雲南西部、西南部及緬甸西北部等廣大地區;「勐佬」傣族藉助高棉勢力統一了今寮國大部分地區,形成聯盟國家「勐瀾滄」(瀾滄國);控制蒲甘國的傣族分裂後又再次統一,建立聯盟國家「勐阿瓦」(阿瓦國)治著今緬甸中部及北部地區;「勐泐」(景隴國)也在蒙古人衰敗後,恢復對雲南南部及寮國北部、緬甸東北部的統治。

公元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各地傣泰政權開始走向衰弱。漢族明朝三次出兵「勐卯弄」(麓川國);之後,緬族東吁國吞併了傣族的「勐阿瓦」(阿瓦國)、「勐蘭納」(蘭納國)、「勐瀾滄」(瀾滄國)、「勐泐」(景隴國)以及繼承「勐泰·素可」(素可泰國)版圖的「勐阿瑜陀耶」(阿瑜陀耶國);「勐頓順罕」(阿薩姆國)則開始了印度化的進程。

公元十六世紀中至十八世紀中,北部傣泰「勐」完全被漢族明朝控制,之後又被滿族清朝控制;南部的「勐阿瑜陀耶」(阿瑜陀耶國)則脫離緬族東吁國再次崛起,「勐蘭納」(蘭納國)、「勐瀾滄」(瀾滄國)成了「勐阿瑜陀耶」(阿瑜陀耶國)的屬國。

公元十八世紀中後期,緬族貢榜國興兵入侵阿「勐阿瑜陀耶」(阿瑜陀耶國),佔領「勐蘭納」(蘭納國)、「勐瀾滄」(瀾滄國),南部傣泰再次陷入緬族統治。1767年,披耶鄭信將軍趕走緬軍,在「勐吞武里」繼承了「勐阿瑜陀耶」的版圖,「勐蘭納」(蘭納國)、「勐瀾滄」(瀾滄國)也趁機脫離緬族獨立。

1782年,披耶卻克里推翻吞武里政權,在曼谷建立「勐暹羅」(暹羅國),統一了「勐吞武里」(吞武里國)、「勐蘭納」(蘭納國)、「勐瀾滄」(瀾滄國)等傣泰政權。

公元十九世紀,傣泰民族建立的「勐頓順罕」(阿薩姆國)因宗教衝突元氣大傷,逐漸衰弱。1822年,緬人趁機出兵攻佔「勐頓順罕」(阿薩姆國),兩年後,英國人又將緬人趕走,將「勐頓順罕」(阿薩姆國)佔為自己的殖民地。1885年,英國征服下緬甸後,北進佔領向緬人稱臣的上緬甸諸傣泰城邦小國。 1893年,法國強佔了「勐暹羅」(暹羅國)的屬國「勐瀾滄」(此時已分裂為琅勃拉邦、萬象、占巴塞三部分)。

公元二十世紀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企圖統一傣泰地區的「勐暹羅」(暹羅國)與日本國結盟,出兵佔領緬甸北部的傣泰地區。

原「勐佬」(瀾滄國)分裂出的琅勃拉邦王也利用日本勢力,宣布法屬印度支那聯邦治下的傣泰民族獨立,建立新的「勐佬」(寮國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緬甸北部的傣泰與緬甸南部的緬族聯合組建了「緬甸聯邦」,並由傣泰貴族蘇瑞泰出任緬甸聯邦第一任總統;布拉馬普特拉河谷地區(印度東北)的傣泰被獨立後的印度統治;

印度東北邦歷史上並不屬於印度

印度東北部是指印度最東部的區域,包括互相毗鄰的七個邦(阿薩姆邦、阿魯納恰爾邦、曼尼普爾邦、那加蘭邦、梅加拉亞邦、米佐拉姆邦、特里普拉邦)和錫金邦,其中阿魯那恰爾邦與中國有領土爭議。印度東北部與尼泊爾、不丹、中國、緬甸和孟加拉國接壤。它們與印度其他部分之間以寬度只有21千米的西里古里走廊相連。

以上7個邦總面積262,222平方公里。除去阿魯納恰爾邦、錫金邦的大阿薩姆地區面積為171,383平方公里。不包括阿魯納恰爾邦的印度東北部面積為178,479平方公里。

印度東北部在行政上屬於印度的時間較晚,而印度自身在其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統一的時間很短(人種上多數是黃種人)。

阿魯納恰爾邦是印度於東北部邊境地區設立的一個邦,面積83743平方公里,人口100多萬,位於中國西藏南方、印度阿薩姆邦北方。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擁有對該邦的絕大部分地區之主權,稱之為藏南地區,並將該地區劃入西藏自治區的錯那、隆子、朗縣、米林、墨脫、察隅六縣的管轄範圍之內,也不承認印度擁有該地區的主權。

阿薩姆邦位於印度東北部,是國家文化和地理上最獨特的地區之一,也是阿薩姆紅茶的產地。阿薩姆邦以自然風光而聞名。景觀包括茶園,雅魯藏布江,古迹和寺廟,維韋卡南達曾經說:「僅次於克什米爾,阿薩姆是印度最美麗的地方。」

阿薩姆地區在第一次英緬戰爭中被英軍佔領。在1826年英緬簽訂的「楊達坡條約」之後阿薩姆及其周圍地區歸英屬印度統治。1947後成為印度的阿薩姆邦。

阿薩姆地區與不丹和孟加拉國接壤,文化、居民及氣候等均與中國雲南及包括緬甸在內的東南亞諸國接近。因而該地區是印度推行旨在制衡「中國影響」的「向東看」政策(Look East policy)的重要起因(這地方也被認為是野生水稻出現的地方)。

因民族問題,阿薩姆邦一直存在撣族獨立組織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尋求獨立建國。

曼尼普爾邦是印度東北的一個邦。該邦成立於1972年,東以緬甸為界,西與阿薩拇邦相連,南以米佐拉姆邦毗連,北同那加蘭邦接壤,過去曾經是阿薩拇邦的一部分。在曼尼普爾語中,該邦名稱(音譯:mnipur)本意為「珍珠城」。主要宗教為印度教和基督教,少數人信仰伊斯蘭教。

曼尼普爾以前一直都是獨立的王國,有著2000年以上的歷史,印度和緬甸的主要通路經過曼尼普爾邦,以前土邦大君徵收關費,曼尼普爾比印度東北的其他地區富有,因此維持了幾百年的獨立。當大英帝國佔領了印度後,曼尼普爾當然也不能倖免。英國介入曼尼普爾王室之爭,將曼尼普爾併入英屬印度。

當地政府1947年擺脫英殖民之後,1949年重又被印度統治,為中央的直轄區,於1972年從阿薩姆邦分出建立。曼尼普爾邦居民在近幾年時間內一直在尋求脫離印度獨立建國。

梅加拉亞邦是印度東北部的一個邦,東西約三百公里,南北約一百公里,總面積22429平方公里,2011年人口約296萬人,首府西隆2011年人口約14萬人。主要民族為加羅族(Garo)以及卡西族(Khasi),而該兩個民族分別使用加羅語(屬於漢藏語系下藏緬語族的薩爾語群)和卡西語(屬於南亞語系)這兩種語言。主要宗教為基督教,少數人信仰印度教、原始宗教或伊斯蘭教。梅加拉亞邦是印度三個以基督教為主的邦之一。其邦名源自梵語,意思是「白雲停留的地方」,暗示該地多雨的氣候特點。

米佐拉姆邦是位於印度東北部的一個邦。於2001年人口普查中邦人口約為890,000。面積21081km2。米佐拉姆邦的識字率高達89%,於印度各邦中僅次於喀拉拉邦。

那加蘭邦是印度的一個邦,位於印度東北部的喜馬拉亞山脈,西連阿薩姆邦,南接曼尼普爾邦。該邦名稱「那加蘭」字面意為「那加人(居住的)地方」。作為在1963年12月1日從阿薩姆邦裡面划出來的一個新邦,那加蘭邦是印度的第16個邦。那加蘭邦是印度三個以基督教為主的邦之一,超過90%的人口為基督徒,少數人信仰印度教。

特里普拉邦是印度的一個邦,位於印度東北部,邦的南邊與孟加拉接壤。現特里普拉邦首府為阿加爾塔拉(Agartala),官方語言為孟加拉語和廓博羅克語(Kokborok language,或直接稱特里普語)。特里普拉邦的一個內陸邦,地理特徵是由幾個南北山脈中間的山谷,與西部平原的狀態。主要宗教為印度教性力派,少數人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或佛教。

原「勐泐」(景隴國)、「勐卯弄」(麓川國)的傣泰,成立了西雙版納傣族民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及各級地方自治政府;「勐佬」(寮國國),成為東西兩大陣營角力的場地,;已改名為「勐泰」(泰國)的「勐暹羅」(暹羅國)成了美國最主要的盟友,君主立憲製得到鞏固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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