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公共知識分子？

01-04

開此問題是希望能得出一個所有人都同意的公知定義。

首先，在維基百科上有公共知識分子的定義。

鏈接：http://zh.wikipedia.org/zh-cn/%E5%85%AC%E5%85%B1%E7%9F%A5%E8%AF%86%E5%88%86%E5%AD%90

然後，曾經看過一篇來自《金融時報》的文章，題目是《誰是知識分子？》，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杜婷寫的，文中有些觀點可能對這個問題有所幫助。

鏈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173

文章如下：

《誰是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一詞的產生源於法國歷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1894年法國參謀部得知內部有人秘密向德國情報機關提供武器資料，此事引起上層軍官重視，將軍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出叛徒。參謀部在證據極不充分的情況下將實習軍官猶太人德雷福斯推上審判席，經過秘密審判德雷福斯以間諜罪和叛國罪被判終身流放。兩年後一些新的證據被媒體披露，這些證據足以證明真正的叛徒逍遙法外而德雷福斯只不過是「替罪羊」，許多法國人紛紛向政府和軍隊呼籲要求重新審判德雷福斯案。在輿論壓力下法院重新開庭，但審判結果不僅維持了原判還將一個向媒體說出實情的軍官判為泄密罪。
作家左拉在報紙上發表了《致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它有一個更為大家所熟悉的標題——《我控訴》。在公開信中左拉以極大的勇氣控訴國防機關、軍事法庭及某些上層軍官違法亂紀的行為，指出這是最為可恥的違背人道和正義的「國家犯罪」。法國軍方以「誹謗罪」對左拉提出起訴，左拉被判有罪，逃亡英國。流亡國外的左拉並未放棄抵抗，他號召更多的人認清真相，起來鬥爭。除了左拉，許多學者、教師、媒體工作者、學生都紛紛站出來，表達他們的正義和良知。這時「知識分子」一詞出現了，初始這是對抗議者的蔑稱，暗示這些人的行為脫離現實、不合時宜，但抗議者卻主動接受「知識分子」的叫法。在「知識分子」的帶動下，越來越多的法國民眾發出質疑的聲音，法院不得不再次重審德雷福斯案，這次審判依舊認為德雷福斯有罪，但迫於公眾的壓力，新上任的總統宣布特赦德雷福斯。1906年，在德雷福斯首次被宣判有罪十二年之後，上訴法庭終於宣布取消德雷福斯的叛國罪、間諜罪罪名，為其恢複名譽。
在這一事件中誕生的「知識分子」一詞毫無疑問和爭取公理、正義以及對抗強權有密切關係，而在西方學者對知識分子的概念界定中，無論是薩伊德認為的「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眾以及『為"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信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之不顧的人們和議題。」還是福柯提出的「知識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過他在自己研究領域的分析，對那些自說自話的規則質疑，去打擾人們的精神習慣、他們行事與思想的方式，去驅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來的東西，去重新檢驗那些規則和體制，在這一重新質疑的基礎上（他在其中完成作為知識分子的特殊任務），去參與政治意志的形成過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亦或是薩特的例證，「當一個科學家在實驗室里進行核試驗研究時他不是一個知識分子，而當他在反對核戰爭的請願書上簽名時才是。」具有公共關懷和批判意識，且有強烈社會責任感顯然是知識分子的一大特質。
然而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概念卻是模糊的，在很多人的意識中知識分子只是和知識有著簡單聯繫的一批人。《現代漢語詞典》對知識分子一詞的解釋為：「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如科學工作者、教師、醫生、記者、工程師等。」在這個定義里，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被完全忽略。這種忽略當然是極權統治的本質使然，統治者不可能允許在他們之外還有任何團體或階層可以發揮具有獨立精神和批判意識的影響力。近年來時見關於知識分子道德淪喪、信用破產的討論，被拿來作為例證的如四川地震後含淚勸告請願災民「識大體、明大理」的余秋雨，認為上訪專業戶99%以上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的孫東東，但其實缺乏基本公共關懷和對強權的批判，這樣的人很難被稱為知識分子。
還有另一種討論近年來也頗為盛行，那就是中國究竟有沒有真正的知識分子。持反對意見者認為這樣一個極權國家本就不具備知識分子產生的土壤，沒有言論和出版的自由，意見無從表達，更難說去影響公眾。且中國的知識階層多依附於體制，於是發聲時考慮最多的便不會是公眾利益。雖說西方知識分子也難以完全獨立於權力和金錢之外，但在極權統治下這種依附性會是致命的。
我卻不那麼悲觀，就拿這次全然不顧公民個體感受的政權狂歡來說吧，總有一些人站出來提醒公眾「舍小家，顧國家」不是理所當然，在大時代中每一個個體都應受到尊重，也總有一些人對霸道傲慢的強權說不。雖然在沒有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國度，發出這樣的聲音異常艱難，但網路卻多少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眾所周知中國的互聯網是世界上最大的區域網，大部分外國媒體駐中國的記者學習的第一課都是在中國如何「翻墻」，而我的一位家住深圳的朋友每周都會過來香港，他來這裡唯一要做的用他自己的話講就是「享受自由網路」。即便如此，互聯網還是比直接受政權管控的傳統媒體多了訊息和意見的出口。拿被認為是中國知識分子最集中的blog聚合牛博網來講，其多數作者會將在內地媒體不可能發表或完全發表的文章貼到那裡，其中有對權力的質疑，有對公眾的提醒，也有被掩蓋的真相，而從傳播效果來看雖然幾經關停之後牛博網不得不將伺服器設在國外，網友要看牛博需要「翻墻」，但卻依然有三十多萬的日均瀏覽量。
或許在今天的中國新媒體技術不僅僅作為手段，它更是一種能改變社會生態的力量。

1.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

2.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

3.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公共知識分子就是任何人都能讓他幹活，與其對應的是私有知識分子和受保護知識分子。

在較具公信力的媒體上定期寫文章闡述觀點或傳播知識，並有固定讀者羣的人。可以是學術圈的人，也可以不是。

（不，不打算定義什麼是較具公信力、什麼是固定讀者羣。）

按照我的理解，「知識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其實並無二意。因此，以下內容「知識分子」也即「公共知識分子」。

何謂「知識分子」？這需要從「知識分子」這個名詞的起源說起。要知道，「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也是個舶來詞。根據余英時先生的觀點，「知識分子」這個名詞的起源有兩個版本。

目前得票最高的答案提及的法國「德雷福斯事件」，在那裡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此處就不再贅述了。
源於俄國的「知識階層」概念。作為特定的內涵，它是指沙俄派到西歐去學習先進文化而後回國的那批青年貴族。他們在歐洲學得科學、文化、制度、觀念後回國，與當時社會格格不入又欲以此改變之。關於俄國「知識階層」的特徵，余英時先生曾這樣概況：

1.深切的關懷一切有關公共利益之事；2.對於一切國家及公益之事，知識分子都視之為他們個人的責任；3.傾向於把政治、社會問題視為道德問題；4.有一種義務感，要不顧一切代價追求終極的邏輯結論；5.深信事物不合理，須努力加以改正。

要問二者有何不同呢？大概在於，俄國「知識階層」強調的是對公共事務的關懷；而法國「知識分子」強調的是對權威體制的批判。

那麼，中國的「知識分子」又起源於何時呢？嚴格來說，中國「知識分子」始於胡適等人而非康梁。康梁仍是科舉出身，更符合傳統中國「士」的定義；而胡適等人有海外留學的背景，並帶來西方之科技、觀念、制度，並試圖以新獲取的價值理念改變他們所身處的社會與文明，更符合我們對於「知識分子」的認知。胡適等人試圖以新獲取的價值理念改變他們所身處的社會與文明，此乃民國之光景。後來，「知識分子」在頻繁的政治運動中幾乎每次都是犧牲品，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賤民階層，「知識分子」的文化職能和社會職能喪失殆盡。至於80年代，知識分子的身份有過曇花一現式的反彈。至於如今，「思想淡出，學問凸顯」，知識分子有「學院化」和「專業化」的趨勢：知識分子被體制收編，甚至自己就變成了體制（等級森嚴的學術體制），他們被聚攏在教授、導師、院士等各級學術職位上並以此作為自己的目標和價值衡量。竊以為，此時這些「有知識的分子」並不能稱之為「知識分子」。

那麼，到底何為「知識分子」呢？其實，我們不可能也不需要給「知識分子」下一個精準的定義，我們只需要了解「知識分子」的雙重性：職業與志業。

首先談論「職業」。為什麼我們一提起知識分子，首先想到的便是諸如教授、作家、教師等職業呢？除卻他們擁有知識和運用知識外，還在於他們教授知識、傳播知識、研究知識、生產知識。現代知識分子的職業分化，儘管首先是一種謀生方式，但意義在於它啟動了知識分子對於體制的脫離，或者說它為知識分子擺脫體制而獨立提供了某種可能，不會再有「天下之士入吾彀矣」的君王感慨。「知識分子」不再有依附性和御用性，才可能具有曼海姆所謂「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的特點。

再來看看「志業」。這個「志」，虛幻來說，彷彿是一種「來自神的感召」。實際點講，不是別的，它正是上述俄國「知識階層」與法國「知識分子」留給我們的風範：對公共領域的深切關懷和對政治事務的批判介入。難道上述教授、作家、教師等人人都可以成為「知識分子」嗎？顯然不是。須知，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付出的代價不小：被法庭宣判有罪，只好背井離鄉，逃亡英倫；但他仍然義無反顧。英國社會學家鮑曼曾說：「知識分子」這一術語並非是對業已存在的種類的描述，而是一種「廣泛開放式的邀請」。

以上，我們似乎已經給了「知識分子」一個模糊的解釋。那麼，我們為什麼這麼關注「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呢？這來自於「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和批判性。

何謂「公共性」？「知識分子」完全從信念出發投身於公共領域，利用自己掌握的傳播媒體就人權和憲政等問題展開討論，既向統治階層聲張權利，又對社會問題發表具體意見，同時也對民眾闡發自己的觀點，並在社會輿論中往複爭辯弄清問題。

何謂「批判性」？公共性如果是一種社會關懷，那麼批判則是它的具體方式，亦即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大體通過它的批判性得以表現，這種表現不是唯一的，但卻是最重要的。所謂天下有道，知識分子不議；天下無道，則知識分子必出議論之聲。這就決定了知識分子在公共事務上發出的往往是批判之聲。批判不是別的，它是一種關係，是知識分子和國家特意構成的一種緊張關係。這種必要的緊張，來自於古希臘著名的「蘇格拉底之喻」。蘇格拉底曾把國家喻為一個巨大的牲口，而把自己視為這個牲口上的「牛虻」：牲口太大而行動遲緩，因而需要一隻牛虻來叮它，以使其煥發。

對任何一個社會來說，知識分子批判都是一種「解毒劑」。但但但！在前民主社會中，因其民主憲政作為一個體制尚未確立，而所以未能確立，又與民眾的文化政治素質和體制本身鉗制有關；因此，這種社會形態的知識分子，其批判責任就更艱巨，因為它需要對大眾啟蒙，同時也更加危險，因為它必然觸碰體制權威；也因此，知識分子批判往往需要付出職業、安全乃至生命的代價。具體情況可參加前蘇聯物理學家薩哈洛夫（曾獲諾貝爾和平獎）。在民主社會中，知識分子慣有的烏托邦衝動又常會使它朝聖一般走向紅色政治的烏托邦。

由於知識分子批判在其性質上大都屬於「道義批判」，因此常常是激情有餘而知識不足，以至於左拉甚至理直氣壯地說出「我不懂法律，也不想懂法律」。以史為鑒，知識分子批判應該是一種負責任的批判，它不能出於一己之快，也不能僅僅滿足道義激情，更不能出風頭一般搶佔道德制高點。知識分子作批判發言時，需要清明的理性、知識的底子、專業的水準，如不具備，寧可閉嘴。

注1：以上內容來自於答主閱邵建先生所著《知識分子與人文》一書之讀書筆記，因嘆其觀點及文筆甚佳，文中大量引用書中原文，如有侵權，告知後即刻刪除。

注2：轉載請註明出處及作者。

就像公共汽車，國有企業等等，目的是為大多數人和國家、民族謀利益的知識分子。為人民發聲，為國家發聲，為公平正義發言……

至少他是個有知識的人，並且，對民眾講話，給民眾寫文章。

文章和講話的內容不是科普，不是風景，不是情書，而是關於民生關於政府的。

他還不是一個籍籍無名的人。

他，算是個共知了吧。

自以知識很足，能夠把握任何領域脈搏的人，並喜歡把一切問題都往「體制」上靠攏。比如歷史學者，法律學者，文學作家，節目主持人一起對國足把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