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人民公社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工業化過程中的歷史作用？

01-04

建國伊始就「包產到戶」是否更好？
建國伊始就「包產到戶」，農業農村能否提供工業化所必需的巨額資金和原材料？
建國伊始就「包產到戶」，到建國30周年前後是否也能實現糧食平均畝產突破200公斤？
鏡像問題：如何評價包產到戶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工業化過程中的歷史作用？

建國初的社會情況和改革開放前有所不同，所以是否應該從一開始就不搞人民公社而搞包產到戶，大概要從這幾個方向去看：

1、人道主義：如果包產到戶，那麼壯勞力家庭會好過的多，但是老弱婦孺的家庭怎麼辦？會不會因饑饉而絕戶？

2、資源情況：大農具、大牲畜還不足以分到每家每戶，那麼誰能用？誰先用？公社化、生產隊、生產小隊給這些生產資料的分配一個比較公平的解決方案。（這一條我沒有充足證據。）

3、公共設施的建設，比如溝渠、道路之類，誰來建？包產到戶，則當時社會條件就沒有充足的人力去進行這部分建設，把勞動力組織起來，這類公共設施建設就能夠進行，典型工程就是紅旗渠之類。但是其實鄉村的道路建設之類可能更重要。

4、如果不進行半軍事化的人民公社建設，傳統鄉村的宗族勢力就不足以打破，對舊有的封建社會結構就無法動搖。從社會組織上來看，這個更重要。人民公社系統，將政府組織建設到鄉村（村一級），政府取代了過去的宗族祠堂。生產隊制度，將基層骨幹和管理者的權利從族長鄉老手中轉移到年輕人手中，對傳統文化是一次大的顛覆。公社、支部、生產隊、會計、婦女隊長等等這些建設，重新構成了基層的組織，變成全新的以行政、經濟為核心的結構，徹底消解血緣宗族為核心的傳統結構。

回過頭來看，我認為這幾個方面重新去研究大概會有新的結論。至於生產力情況、資源情況，還需要相關案例的數據支撐。我只是大膽猜測一下，做結論就要小心求證。

不好，死路一條。

不能，要搞工業化，生產資料必須集中，要麼是社會主義式集中，要麼是資本主義式集中，反正必須集中，包產到戶完全就是把生產資料從新分散開，既不能大生產，也不能分工合作。後果自己看後三的情況。如果還要逼逼包產到戶，中央的政策可能馬上就要打你的臉了。

難說，影響糧食產量的因素很多，勞動積極性，工具，勞動者的知識水平，合作關係，種子，化肥，水利等等。不敢說一定達不到，但是要達到現在的水平和深度，在時間上肯定是要延後很多的。

細緻分析看這個吧，深海：如何評價包產到戶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工業化過程中的歷史作用？

本文探討的是人民公社的歷史作用。首先，我承認人民公社確實有太多的苦難和犧牲，錯誤政策更進一步加大了這些苦難和犧牲；其次，我反對復辟「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最後，針對現在的三農問題，我支持的是以「自願參加、自主經營、政社分離、民主管理、形式多樣、因地制宜」的原則組織的合作社和農場；不看文章就瞎噴排泄物的噴子請出門找廁所。

一、新中國必須儘快實現工業化

1、因耕地而來的緊迫性

2、燃獄中的囚徒

3、不可能依靠「外購」解決糧食問題

4、工業化是農業持續大幅度增產的基礎

5、結論

二、人民公社是當年儘快工業化唯一可行的方案

1、土地革命只能緩解而不能解決問題

2、必須解決的4個問題

3、資金的搜集和財富的創造

4、農業技術推廣體系

三、農業農村的發展

1、歷史

2、集約化農業主要組織形式

3、集約化農業的組建中應注意的問題

4、其它

四、總結

正文

　　一、新中國必須儘快實現工業化

　　1、因耕地而來的緊迫性

　　A、民以食為天，維持生存的熱量攝入標準為1500大卡（體重50公斤的成人、靜卧、體重不增不減，另：重體力勞動者須3000大卡以上），在缺乏蛋白質和脂肪攝入的情況下，所對應的就是400克/人.日（150公斤/人.年）的口糧，再考慮到工業用糧和糧食收、貯、運、售、加工的損耗，和再分配過程中必然的不平等，及重體力勞動者多為貧困人口等因素，所以：通常認為人均口糧400公斤以上是充足，301-400公斤是基本滿足，251-300公斤是欠缺，250公斤以下是緊缺，在200公斤以下必然發生饑荒。

　　B、農業社會的糧食單產不可能穩定於100公斤/畝以上，而和平日久必然出現人口指數性增長，人均耕地必然越來越少，當減少到某一閾值，在糧食不能或無法進口的情況下，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饑荒」和「戰亂」都將成為必然和殘酷的「解決方案」，中國及至世界歷史上的王朝興亡、治亂循環大多與此有關。「從城鄉人口總的來說，供養全部人口的消費量，需一人四市畝，才過得去。這個比例關係其實古已如此，固不獨清時為然」（《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第149頁）

　　C、工業革命之後，在「饑荒」和「戰亂」之外有了新的，也是唯一真正的解決方案：利用工業化成果，持續地大幅度提高糧食單產。

　　D、1949年中國人口5.4億，人均耕地2.95畝（以統計面積計算，下同），平均單產68.92公斤（以糧食播種面積計算，下同），人均口糧208.95公斤；

　　1963年中國人口6.9億，人均耕地2.49畝，首次低於2.5畝，平均單產91.51公斤，人均口糧239.61公斤；

　　1974年中國人口9.1億，人均耕地1.98畝，首次低於2.0畝，平均單產151.69公斤，人均口糧302.96公斤；

　　1981年中國人口突破10億，人均耕地下降到1.84畝，平均單產188.49公斤，人均口糧324.79公斤，人均耕地降到不足世界均值一半，平均單產增至超過世界均值兩倍以上，人均口糧超過世界平均水平；

　　2005年中國人口13.1億，人均耕地1.49畝，首次低於1.5畝，平均單產309.44公斤，人均口糧370.17公斤；

　　2017年中國人口13.9億，人均耕地不足1.4畝，平均單產約370公斤，人均口糧超過450公斤……

　　現在全球糧食產量26億噸（其中大米5億噸），交易量不過2億噸（其中大米0.3億噸），而中國人消費了6億多噸糧食佔世界總產1/4。即使不考慮受制於人和由此而來的超高糧價（災年預計可達1萬美元/噸）等問題，也沒人能為中國人生產糧食。

　　E、受限於自然環境，當年的中國竭盡全力地開荒，圍湖造田，圍海造田，毀林造田……以生態惡化、耕地劣化為代價，依然無法遏制人均耕地的下降，最終只能依靠單產的提高解決糧食問題。而糧食單產持續地大幅度提高至世界平均水平三倍以上的背後，是因工業化而來的7億噸鋼，6000萬噸化肥（折純），200萬噸農藥（原葯），1250萬噸良種，260多萬噸農膜……

　　F、一直「包產到戶」，光、熱、水、土資源均好於中國的印度，現在進口1000多萬噸化肥後全國糧食平均單產摺合每畝100公斤。如果中國只有這個單產水平，糧食總產將不到2億噸，人均口糧只有140公斤，必將陷入大饑荒的絕境。

　　2、燃獄中的囚徒

　　為簡要地說明問題，這裡僅以糧食生產代表農業，並把複雜構型簡單化，動態過程靜態化，否則我就要寫篇數十萬字的論文了。

　　A、因工作原因曾做過一些試驗，其中比較典型的幾例：1994年：選擇了兩個最好的農家品種，和6個雜交玉米品種做品比試驗，農家品種分兩種密度，與雜交玉米一樣的密度（2667株/畝）和較稀的密度（1333株/畝，也就是農家品種常用種植密度），此外所有管理方式完全一致，三重複，共30個小區，每小區10m2。最終結果是：單產最高的雅玉二號達到了516.3公斤，兩個最好的農家品種無論何種密度，單產均上不了250公斤，最低的只有203.7公斤。而且這兩個農家品種實際上都不是純粹的農家品種，它們都是6、70年代引進的「墨白」和「金皇后」退化而成的，真正的原生農家品種因產量太差根本就找不到了。

　　2008年前後：因「測土配方」，又對化肥的作用搞了些分析比較試驗，即「3414」方案（氮磷鉀3因素、4水平、14個處理），試驗方式同前，比較對象由品種換成了用肥方式。在水稻品種（崗725）及栽培措施完全相同，僅有是否施肥之別時，不施肥畝產247.1公斤，合理施肥畝產588.0公斤。在玉米上差異更大，同樣是資玉二號，不施肥畝產139.5公斤，合理施肥畝產501.2公斤。

　　綜合我的相關試驗，結論：即使有最好的品種、最好的土地、最好的管理，在傳統耕作模式下，全國糧食平均單產不可能穩定於100公斤之上。更詳盡的論證請見：春過雪消：工業化之前的全國平均糧食畝產最高能有多少？

　　B、不考慮非洲僅50公斤的平均畝產，以「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21世紀的全國糧食平均單產為基準來計算。

　　不考慮中國因過度開荒種糧導致劣質耕地（陡坡地、鹽鹼地、高寒和沙化、石漠化耕地等）比例遠高於印度，及必要的經濟作物佔地（50~70年代，經作佔總播種面積比例逐漸由10%提高到20%）、複種指數等問題，始終以18億畝耕地參與計算。

　　不考慮單產自70公斤提高到傳統種植模式的最高產量所必要的過程、資金和條件（農田水利等），假設中國農業在50、60年代就達到了印度21世紀的水平（農技推廣水平、化肥和良種使用率等），又因中國人的勤勞而提高一檔，始終以平均單產120公斤參與計算。

　　[0.12噸/畝*18億畝]可得該模式下中國最高極限糧食總產量為每年2.16億噸。

　　事實上在大力興修水利開墾荒地，推廣矮桿良種，貫徹「八字憲法」，推進工業化十多年後，中國糧食總產於1967年才超過這一數字，由1949年的1.13億噸提高到2.18億噸。

　　C、以不發生大饑荒的最低標準——人均口糧200公斤（1949年和1961年標準），不考慮運輸、倉貯、加工、分配過程中的損耗（事實是直到90年代，因技術、設備落後，運貯階段仍要損失約10%），和中國曆年人口計算，可推算出：

　　a、僅僅是維持不發生大饑荒的最低標準，最遲至1981年（10億人）農業所能提供的工業化資金已極少，到1987年（10.93億人）開始必須進口糧食，在1990年（11.43億人）就已必須進口1000萬噸以上糧食，以200美元/噸計算，一年就須20億美元！而當年為了「四三方案」搜盡全國多年積累再加上貸款也只籌出了50億美元！

　　b、從1949年到1986年共37年間，最多只能提供[2.16億噸*37-0.2噸*歷年人口]=21.73億噸糧食。實際上因效能和管理問題，即使人民公社採用完全軍事化式管理、最大程度地盤剝，能搜集到20億噸就相當不錯了，如果是小農經濟最多只有2億噸。也就是說，以500美元/噸計算（實際上國際糧價在1950~1990年間為30~200美元），用價差代替簡化掉的林、牧、漁、副，在最為理想的耕地、耕作、氣候情況下，及最大限度壓縮消費和最大程度地盤剝農業的情況下，傳統農業所能提供的工業化資金也僅1萬億美元！

　　實際上根據某些資料的統計數據，和「某些人的控訴」，前30年的農業包括稅收、提留、剪刀差在內，所提供的工業化資金總計為0.5~1萬億人民幣，約折0.2~0.5萬億美元。

　　即使以1萬億美元計算，看似很多，但人均每年不過40美元，投入到投資巨大卻回籠緩慢的重工業中根本就是捉襟見肘。和韓國（人均受援176美元和數十倍於此的貸款）、台灣（人均受援400美元和席捲全國資一島的資金）相比就是窮二代和「干」富二代的區別。

　　D、結論：受限於耕地，時間最多為自1949開始的30年、資金最多為約1萬億美元，這就是中國除人力之外所能投入工業化的最大限度資本。

　　在這30年中，中國有兩條道路：

　　一種是「無為而治」什麼也不幹就不會犯錯誤，「與民爭利、盤剝農奴」肯定是招人罵的事，在耕地潛力未盡前不「瞎折騰」肯定大家都可以寬舒幾年，有餘錢時再辦廠、修堤、賑下災，然後輕鬆寫意地沉醉在小農經濟的田園牧歌中，然後人均耕地越來越少，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另一種是最大限度壓縮消費和最大程度地盤剝農業，把這1萬億美元集中起來，冒著犯錯誤背罵名的危險，勒緊褲帶，流著血汗，在人均耕地降至2畝以前儘快工業化，至少要有最基礎的重工業體系。

　　1949年的中國就如燃獄中的囚徒，能在烈火覆頂前破壁而出就是海闊天空，否則就只能永淪絕境。

　　雖然中國選擇了第二條道路，但也只是非常幸運地在最後一刻沖了出去，導致人均口糧長期只能在300~400公斤間徘徊。2012年，在生產5.9億噸糧食後，我國仍從國際市場上進口了穀物1398.3萬噸，棉花540萬噸，食糖375萬噸，食用油籽超6200萬噸（其中大豆5838.5萬噸），食用植物油近1000萬噸，進口豬肉量超過100萬噸，總價1124.8億美元！幸好現在我們已經可以用工業品去交換糧食。如果沒有發現大慶油田，如果沒有推廣農技、興修水利，如果沒有在70年代育成「兩雜」，如果沒有80年代「四三方案」竣工後畝均10公斤的化肥產量和使用量……後果不堪設想。所以80年代仍心有餘悸地把「計生」定為了國策。

　　3、不可能依靠「外購」解決糧食問題

　　當然，並不是所有國家都必須依靠工業化，如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就完全可以依靠國際貿易體系緩解和解決糧食問題。但是，龐大的人口數量決定了中國（包括印度）不可能依靠「外購」解決糧食、農資及生產農資的化工原料等問題，國際糧食市場只能作為調劑不能作為依靠。

　　糧食這東西，天上不落，神明不賜，從1952年至2012年60年間，世界糧食總產從8億噸增長到24億噸（中國從1.6億噸增長到5.9億噸），依然是靠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的工業化成果。以中國佔世界人口2成的人口數量，中國不自己儘快工業化，難道還能指望誰來「幫」中國生產糧食和化肥、農藥等農資，「代」中國工業化？即使是號稱「全球自由貿易」的現在，中國年消費6億噸糧食佔世界總產25%，是全球貿易量的3倍，誰能賣給我們？中國年產7432萬噸化肥（折純），是全球貿易量近4倍，誰能賣給我們？中國年產354.9萬噸農藥（原葯），是全球貿易量近2倍，誰能賣給我們？年消費純硫酸7500萬噸燒鹼2500萬噸……各種化工原料佔世界總量一半以上，誰能賣給我們？我們可以不樣樣追求自給自足，可誰能把這些東西能平價、充足、風雨無阻地賣給我們？

　　再參考鐵礦石價格來談糧食價格問題。

　　因我國鐵礦石品質差，多元素共生複合礦石多、貧礦多、礦體複雜，為降低成本，各鋼企更願進口礦石。2000年，進口鐵礦石約0.7億噸，對外依存度約30%；2008年，中國進口鐵礦石達到4.44億噸，對外依存度58.9%。

　　而與之相隨的就是價格暴漲。在不到10年內全球海運鐵礦石供應能力由4億噸上升至9億噸的情況下，因三巨頭——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和力拓的操控，2000年至2008年，世界鐵礦石長期協議價格（FOB）暴漲了5倍，澳大利亞哈默斯利粉礦從2000年的27.35美分/干噸度上漲到2008年的201美分/干噸度，巴西的球團礦從2001年的50美分左右上漲至2008年的220美分。印度的鐵礦石價格同樣飛漲，鐵礦石價格指數在1994年至2003年的十年間基本維持在100-200之間，從2004年開始大幅上揚，從當時127直衝至2008年8月的1293.7，增長了十倍之多。

　　其實以鐵礦石來類比糧食並不太恰當，鐵礦石價格的暴漲是有限度的，因為當價格超過120美元/噸，進口礦石無法降低成本後，中國國內大量現成的貧鐵礦馬上就能復工，一年內國內鐵礦石產量增加兩三成完全沒問題。但是，如果沒有相應的工業基礎沒有化肥農藥，即使傾盡全力、把所有人都趕去種地也不可能把糧食總產在兩三年內提高一成。某個「磚家」說，糧價高到一定程度公路上也能種出大米，可是「磚家」想過沒有，糧價高到一定程度是要餓死人的！災年時糧價的暴漲是沒有限度的！

　　可以預計，如果中國進口糧食超過1億噸，災年的國際糧價將超過1萬美元/噸。更何況，如果是沒有工業化的中國，能用什麼去購買交換糧食？和30年代一樣用鎢礦石、桐棬油和豬鬃去換？

　　4、工業化是農業持續大幅度增產的基礎

　　現代農業實質上就是化學農業、鋼鐵農業。建國時全國5.4億人，以人均基本口糧300公斤/年計算，至少要1.6億噸糧食，但當時只能產1.1億噸，連基本生存也無法保證。糧食，這個是買不起也不可能依賴外購的，再考慮到人口增長，耕地有限，提高土地單產勢在必行，於是要化肥要農藥要良種要農機……，而其中僅氮肥就至少需1000萬噸(折純)，差不多相當於2012年全世界的尿素交易量(折純)。所以這個也是買不起也買不到的，中國只能立足於自產。但是要建化肥農藥廠就要鋼鐵（含特種鋼），就要先建鋼鐵廠。鋼鐵生產出來，廠建好了還要原料，要「三酸兩鹼」，要石油天然氣等等……又要建廠。還有運輸問題，要建汽車廠，要修鐵路公路。原料齊了還要技術工人，中國雖然人口眾多但以當年80%的文盲率培訓幾十萬工人也非易事。化肥農藥生產出來了還要推廣普及使用知識……這樣折騰一番下來，化肥產量從0.6萬噸（折純，1949年）上升到869.3萬噸（折純，1978年）再到7431.99萬噸(折純，2015年)，糧食也增長到3.0億噸（1978年）和6.2億噸(2015年)。大家累了幾十年錢沒賺幾個居然還只是解決了吃飯問題。但回頭一看，工廠已經建了一大堆，技術雖然差了點但所有產業都基本齊全，一不小心已經是美蘇以外唯一產業全面成龍配套國家，而如今是擁有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和525個小類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對大國而言，一個較完整的重工業體系是農業甚至國家發展的基礎。

　　而具體而言，工業化對農業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化肥、農藥（含殺蟲、殺菌、除草、植物生長調節劑等）、良種、農業機械等。

　　化肥

　　2012年中國生產氮肥4947萬噸（折純），磷肥1956萬噸（折純），鉀肥530萬噸（折純），共生產7432萬噸（折純）化肥，出口1758萬噸（折純，來源：中國化肥信息網

　　以技術含量最低的過磷酸鈣為例，每生產一噸需發煙硫酸一噸，而這東西1949年美國產量1037萬噸，連「幾乎夷為平地」的日本也有161萬噸，中國4萬噸。

　　鉀肥的生產流程也很簡單，但也還要脂肪胺浮選，分離鈉鈣鎂，提純，而且變成化肥後沒有青藏鐵路（一期）也運不出來。硫酸、脂肪胺等化工原料、青藏鐵路，如果沒有工業化，這些不可能天贈神賜。

　　在1973年「四三方案」整廠引進合成氨工藝以前，國產氮肥確實質量差成本高，但也達到了年產近千萬噸。關鍵是如果沒有前期的技術積累和特種鋼工藝的突破，「四三方案」不能自建配套設備的話，至少要多花50億美元，也更談不上80年代因合成氨工藝的仿製、擴散成功，氮肥和糧食產量連年增長的大好形勢了。《尿素合成塔製造工藝》（來源：尿素合成塔製造工藝

　　農藥

　　2012年中國累計生產農藥原葯354.9萬噸（來源：http://www.cacs.gov.cn/cacs/newcommon/details.aspx?articleid=120639），出口159.9萬噸，進口5.4萬噸（原葯，來源：http://www.nzlm.cn/bencandy.php?fid=484amp;amp;amp;amp;amp;amp;amp;amp;id=361380），合計國內消費200.0萬噸。

　　技術含量最低的農藥是樂果，分子式：C5H12NO3PS2，不包括檢測試劑、催化劑等，僅其生產所需大量原料就有P2S5、CH3OH、一甲胺、HCl、Na2CO3、苯、氯乙酸甲酯等十餘種。而菊酯類、雜環類農藥等工藝就更複雜了，基礎原料多達數十種。生產各種農藥原葯354.9萬噸至少需要數百種化工原料3000萬噸以上。

　　80年代，中國農藥和化肥產量就均已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現在，均佔世界總產4成以上。如果沒有工業化，這些不可能天贈神賜。

　　良種

　　良種同樣是工業化的成果，不提科研過程中所需的工業支持，僅是成果的推廣就離不開工業化。雜交一代的父本和母本是自交系，因多代提純自交，生活力極弱，70年代剛開始制種時，在充分保障化肥、農藥供應下繁殖和制種產量也每畝僅幾十斤，如果沒有化肥、農藥根本不可能大規模推廣雜交水稻和玉米。此外要調節雜交水稻、玉米、小麥的父本和母本花期相遇和制種成功，920、吲哚乙酸、脫落酸、2,4-D、殺雄劑等藥劑也必不可少。如果沒有工業化，這些不可能天贈神賜。

　　農業機械

　　僅依靠拖拉機等栽插、收穫機械確實不能提高單產，但提高工效爭搶農時同樣作用不小。噴霧器等各種植保機械、農用排灌柴油機等各種灌溉機械更是必不可少，農膜的使用也極大地提高了單產和複種指數。工程機械雖不是農業機械，也是大型水利工程不可或缺的。1980年全國已擁有258.3萬台農用排灌電動機289.9萬台農用排灌柴油機。如果沒有工業化，這些不可能天贈神賜。

　　前30年的龐大但「落後」、「沒有國際競爭力」的工業體系卻是農業持續大幅度增產的基礎。

　　事實上，大國的平均單產水平及其增長和其工業化程度密切相關，1961—1981年，世界穀物總產量增產9億噸，其中中國提供了1.9億噸，美國提供了近2億噸，其它工業國家提供了2億多噸，拉美、非洲及印度等其它國家依靠進口化肥的「綠色革命」提供了近3億噸。

　　而現在，以耕地總面積計算的糧食平均產量而言（1、該指標不宜用於經濟作物佔比大的國家；2、中國種糧耕地約佔耕地總面積2/3；3、該指標較易獲得所以便於比較），世界耕地總面積約為15億公頃，糧食總產26億噸，全球糧食單產摺合畝產為115公斤，其中：整個非洲平均單產摺合畝產50多公斤，印度和大量出口糧食的泰國也僅100公斤左右，更不要說印尼、菲律賓等等……事實上除西歐、北美以外只有越南靠進口中國的化肥和雜交良種達到了200公斤/畝，普遍單產很低，而西歐諸國單產雖高但總產低，最終就成了：「中國+美國」以共約3億公頃（美國不含休耕面積）佔世界20%的耕地，生產了超10億噸佔世界40%的糧食，也就是說，除中美之外的國家平均糧食畝產不到90公斤！

　　5、結論

　　前30年的龐大但「落後」、「沒有國際競爭力」的工業體系卻是農業持續大幅度增產的基礎。中國如果不能在人均耕地下降到2畝以前儘快工業化，建成最基礎的重工業，沒有誰能為中國平價生產數千萬噸的種子、化肥、農藥和糧食。屆時即使再多的「反對黨和自由媒體」，最公平最理想的糧食分配方案，中國也必將陷於饑饉絕境之中。只有儘快工業化，利用工業化成果持續地大幅度提高糧食單產，中國才能遠離饑荒和戰亂。

　　二、人民公社是當年儘快工業化唯一可行的方案

　　1、土地革命只能緩解而不能解決問題

　　根據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0-1940年代在中國農村所做的調查資料，以河北沙井村的農民杜鄉（音）為例。沙井村人均有3.1畝土地，而杜鄉家9口人共有11.5畝，人均只有1.3畝。由於土地不足，杜鄉租種了7畝地，而租這7畝，杜鄉要先繳100元的租佃押金，這對已經負債的杜鄉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沒有足夠的土地，租金和押金的壓力下杜鄉家將永遠負債貧窮。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窮人期望改變和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原因。（註：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in Modern China,1975,vol.1,no.2,pp.132-160.）

　　但從另一個角度，把土地分給杜鄉並不解決問題。沙井村人均只有3.1畝土地，把這些土地重新拉出來平均分配一遍有什麼意義？它既不能改變沙井村人多地少這一事實，也不能根本性為沙井村實現農業的現代化。無論3.1畝或1.3畝，數量都微不足道。同時，從全國來看，人均3畝的耕地，平均70公斤的單產，這一問題是全國性的。

　　1973年出版的Mark Elvin（伊懋可）《中國歷史的范型》一書中認為，中國農業經濟在近代以前就達到了所謂「高度均衡陷阱」，即農業的傳統技術已發展到了頂點，資源的使用也發展到了頂點，人口的增長也達到了農業耕作所能支撐的頂點，使得農村的生活只能維持在生存線水平，經不起自然災害和戰爭等人為破壞。跳出這個陷阱需依靠工業革命，但中國卻恰恰缺乏工業革命一項最起碼的條件：資本。由於人口壓力和農業停滯所造成的糧食和其它物價的上漲，中國無法積累起剩餘的資本而自己跳出高度均衡陷阱。（註：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9.）因此，平分土地沒有意義，因為土地已經稀少，並且越來越難以支撐日益增長的農村人口。假如沙井村將土地平分了，過20或30年後人均地下降到1.3畝，那麼整個村莊都可能會象杜鄉家一樣困難重重。而事實上在長江三角洲江南的一些地區，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經只有1.3畝左右（松江區為1.1畝，無錫和江陰縣各為1.4畝）。（註：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p.342.）

　　而在《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一書中，黃宗智提出了「過密化」的核心概念。他甚至認為明清以來江南的農業就已面臨強大的人口壓力，雖然商業化造成了市鎮的興起和市場的繁榮，對花紗布和絲綢形成了很大的需求，因此而促成了家庭手工業和副業的發展，給農業的多餘勞動力帶來了出路。然而在中國特定的歷史、社會環境下，資本主義萌芽遲遲無法突破的情況，這種發展和出路卻使得男耕女織的小農家庭經濟更為凝固。由於他們不計勞動力成本並常常增加工作時日，他們的生產率和勞動力的日平均報酬則是邊際遞減，使江南的家庭農村經濟形成一種總收入增長而單位時間收入和人均收入下降的「過密化」發展。但增加工作時日並不是無限制和無代價的，所以江南農村經濟雖好於華北卻同樣陷於絕境之中。瓦解這種特殊小農經濟只能靠增加「替代性」的工作機會，把小農經濟中的大量多餘勞動力轉移到其它行業中去……

　　因此，土地革命雖然讓燃燒的火藥庫熄滅了，但是他只能緩解而不能解決當年中國農村的經濟問題，土地革命之後必須還有工業革命。

　　2、必須解決的4個問題

　　中國這樣的國家要工業化必須解決的最基本的4個問題：技術、資金、市場、具一定文化的勞動力。

　　先說技術，這個問題的解決我倒同意某些人的觀點，中國以抗美援朝為投名狀，從蘇聯換來的「手把手」的全方位技術援助起了最主要的作用，而以錢學森為代表的海外理工人才的回歸也功不可沒。但無論是156個項目也好，還是海外理工人才的回歸也好，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工業化，都只能是火種。如果不解決後面3個問題，火種就不可能燎原。

　　而對於後面的3個問題，當年的答案是：人民公社。

　　資金

　　以中國之大，人口之眾，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問題，在既不能靠外援，也無法殖民掠奪，工商自行擴大再生產能力極弱小的情況下如何解決？尤其重工業建設固有的投資巨大卻回籠緩慢的特點更加重了這一問題。以台灣工業化進程為例，1960年台灣省人口1079萬，不計優惠貸款和國府運台黃金，不計其原本就好於大陸的基礎，僅美國從50~70年代對台援助總額就高達48.64億美元，其中無償贈與超過42億美元。大陸人口6億，以人口比例計算等於大陸得到2400億美元，這個金額相當於1950年蘇聯GDP的40%或美國GDP的17%。

　　另一方面，小農經濟下各農戶獨立經營且貧富懸殊極大，其通過農業稅收所能搜集的資金和直接在經營活動中提取「地租」的人民公社相比極為有限。所以，在台灣可以贖買，可以騰飛的時候，大陸還必須勒緊褲帶，國家權力第一次深入農村每個角落，暴力沒收土地，由國家直接收取原由地主收取的地租（較原額度酌情減免），通過人民公社強行「剝奪」農村來建設工業，同時極度壓制消費解決資金問題，搜遍角落每一個鋼鏰實現了毫不遜色日韓的工業增長。

　　市場

　　數千年來普通農民最強烈的願境就是成為自耕農，但如果滿足農民這一願望，在建國初就「包產到戶」實際就是重建小農經濟，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自給自足、封閉保守，土地分割細碎，生產單位數量眾多，規模小且分散，「二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就是其寫照。但這是和工業化所要求的社會化大生產完全背道而馳的，在農村的小農經濟（自然經濟）無法打破的情況下，工業原料和產品渠道根本無法解決，工業化也就無法推進。所以只能另尋它途，通過人民公社，輔以供銷社和農技站，引入和規模化種植「土特產」如棉、麻、桐、棬、蠟、樟、漆等等，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從50年代的約2億畝提高到了約4.5億畝。以調配、統購統銷、工農剪刀差等手段「剝奪」農村的同時，破壞原有的封閉落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建設商品糧和工業原料基地，推廣化肥農藥農機農膜及相關農業技術，把整個農村納入了全國社會化、工業化生產的鏈條，解決市場問題。

　　具一定文化的勞動力

　　1950年，中國識字率不到20%，其中還有大量是舊式教育的無用「文人」，連高小生（小學4、5年級）都是「大知識分子」，理工科學生更是鳳毛麟角，真有天使送來400個鋼廠也找不到足夠的合格工人。所以只能通過人民公社的組織，以社、隊辦中小學，民辦教師的形式普及基礎教育，1975年小學數量達到歷史最高值109.3萬所，是1949年（34.7萬所）的3倍；1977年中學數量達到歷史最高值20.1萬所，是1949年（4.0萬所）的5倍。30年時間5億多人「脫盲」，把文盲率降到了20%，高中畢業生從6.1萬人增加到616.2，增長了100.0倍。

　　除此以外，還通過人民公社的組織，以群眾投工投勞的形式，高效低價地完成了大量農村基礎建設（水利、教育、醫療、農技推廣），僅就水利而言，止於1979年，全國各地共治理二億六千萬畝低洼易澇地，改造了二億畝鹽鹼地和山坡地，修建了八萬六千多座大中型水庫，總庫容達到四千億立方米。全國灌溉面積由一九五二年的三億畝擴大到六億七千萬畝，整修和新建江河堤防十六萬五千公里，疏浚和新辟了一百多條大型排洪、排澇河道。農技推廣則僅在水稻品種上就進行了三次全國大更換，即普及矮桿、中桿和雜交水稻。

　　這個答案在很多人看來並不是最好的，但在我看來，在當時，在中國這樣的大國，這是唯一可行的。人民公社「是當年儘快實現工業化的唯一可行的方案」，關鍵詞：儘快、可行。

　　3、資金的搜集和財富的創造

　　前面已經提到人民公社的作用是為工業化準備「資金、市場、具一定文化的勞動力」，再重點談談人民公社和小農經濟在解決「資金」問題上的優劣：一是資金的搜集能力，二是財富的創造能力。

　　（1）資金的搜集能力：

　　有人認為無論是人民公社還是小農經濟的「包產到戶」所能收到的稅款都是一樣的。但事實上，1982年「包產到戶」的可行實際上有一個前提，就是1978年我國工業和農業總產值的比例構成，已經從1952年的43.1：56.9,變為75.2:24.8；農業稅（不含提留、剪刀差等）占財政收入的比例由1950年的39%下降到了5.5%（1979年）。所以在「包產到戶」後農業稅條例規定的全國平均稅率為15.5%，而且因產量定額較低，農業各稅/農民所得比例實際從未超過4%，加上提留後也沒超過12%，遠低於公社時期。

　　並且，實際上「包產到戶」後農業稅由於公認的「土地分割細碎的分散的小農經濟造成農業剩餘量少且過度分散，客觀上與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從農業提取原始積累的必然要求相衝突。政府與分散的農民之間的交易費用過高」（半個世紀的農村制度變遷/溫鐵軍），徵收成本高昂、效率低下。換而言之，就是小農經濟下各農戶獨立經營且貧富懸殊極大，其通過農業稅收所能搜集的資金和直接在經營活動中提取「地租」的人民公社相比極為有限。

　　其實也很好理解，如果你一個人要面對100人收稅，絕對是件一年也完不成的麻煩事，但如果這100人是一個公司的就簡單了，找公司財務半小時就解決。這也是小農經濟時代「皇權不下縣」的根本原因，如果是真正熟悉農村的人就應該知道90年代鄉鎮「中心工作」就是「催糧催款，刮宮引產」卻連工資也無法足額發放的窘境，當時絕大多數鄉鎮政府的唯一職能就是維持自己的生存，農技推廣、農田水利維護管理等工作自然就無人問津了，甚至出現大量村小因發不出工資導致教師流失、學校關閉。

　　王丹莉《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村稅費制度演進》中引用歷年《中國財政年鑒》、歷年《中國農業年鑒》數據並分析後認為，1949年以來農民稅費負擔的變化可以粗略地被劃分為幾個時段：1957年以前稅費負擔與農民所得之比大致維持在10%—20%之間。1958年成為建國後農民稅費負擔的第一個拐點，稅費負擔/農民所得在這一年突然上升至37.29%，1960年出現大幅度回落49.09%後，直到1979年稅費負擔與農民所得之比基本維持在20%—30%之間。1980年以後，農民的稅費負擔一直呈下降趨勢，直到1984年。從1985到1989年，稅費負擔/農民所得大概在10%左右。而從1990年開始，農民的稅費負擔又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自2000年起，各種提留統籌費的下降則表現得更為明顯。

　　需要指出的是，1、由於各地在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結構上的差異，不同地區的農民稅費負擔並不一樣，此外還有農產品統購統銷等隱性稅收和水利交通等基建的無償勞動，而這部分往往是隨機和缺乏統一的統計數據的。此文採用數據主要是官方公布的歷年農村經濟收益分配表中的提留統籌費，目的是為口徑統一便於前後的對比。因此，部分地方「人民公社稅收（含提留）遠超1/3以上」也是有可能的。2、雖然在稅費負擔結構中農業稅收通常僅佔1/3，但考慮到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城鎮居民無償或低價享用的國家興建的教育、醫療、供水、電力、文化、道路等社會服務，農村卻必須以「提留」自行購買（興建、興辦），所以把「提留」等同於「稅收」並不為過。

　　根據文中統計數據，單純就農業稅（不含農產品統購統銷等隱性稅收）而言，人民公社時期農業各稅/農民所得比例實際在逐年下降，在正常運作時期最高為1964年的9.61%，最低為1980年的4.05%，平均為6.83%，23年合計657.17億元。但與此同時，為維持赤腳醫生、民辦中小學、農田水利、四級農科網等的運轉，集體提留卻有了大幅增長，人民公社時期集體提留/農民所得平均為16.87%，在66~69年四年數據欠缺的情況下達到了1293.3億元。這使得稅費總和與同期農民所得之比達到25.84%，遠高於之前的13.93%和之後1981~2000年的8.01%（農稅1.94%提留6.07%）。

　　這份資料一方面證明了公社時期農村受「盤剝」之重，貢獻之大，另一方面也證明了某些人想像的「有沒有公社，農民年提供積累都是138億」是不可能的。

　　（2）財富的創造能力：

　　A、以糧食單產衡量農業生產水平。

　　a、「包產到戶」政策是1982年1月1日《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確定的，而1959~1961整個國家都在不正常的狂熱和嚴重的錯誤之中掙扎，不能看作常態。所以人民公社正常運作時期為1962~1980年。在此期間因工業原料所需經濟作物用地，糧食播種面積由近20億畝下降至約18億畝，占農作物播種面積比例也由50年代的約90%下降至70年代後期的約80%。

　　b、1949~1958年的糧食單產年均增長率為4.73%，但這個高增長率有軍隊複員後農村青壯勞動力比例大幅增加及和平後農業生產秩序的恢復等不可持續的恢復性增長因素。關鍵詞：恢復性增長；不可持續

　　c、在正常運作的人民公社時期（1962~1980）19年中，在「盤剝」之下，糧食單產年均增長速度為4.91%，並不亞於1949~958年的4.73%，更遠高於「包產到戶」後的1981~2012（2.15%）。

　　即使是以1959~1980年計算，人民公社時期糧食單產年均增長速度（2.90%）仍高於「包產到戶」後的1981~2012（2.15%）。

　　d、事實上直到1984年及至整個80年代，農業的增長因素依然主要是雜交水稻、「43方案」等系列為農業服務的工業化成果——化肥廠、農藥廠、農膜廠等的陸續投產。至於「包產到戶」，起初農民確實積極性很高，但對具有公益性質的農機、水利等設施的破壞積極性同樣也很高，維護保養要求較高的大型拖拉機、提灌站、機井系統等在數年內就拆解、鏽蝕、損毀殆盡，以至抗災、增產能力銳減。等到人們想起不是什麼都可以分家，放緩（不是停止）對農田水利體系的破壞後已經遲了，1985至確定「以工補農」政策的2003年間，19年糧食單產年均增長速度僅為1.09%。

　　B、具體分析增產因素，在政策層面，農業主要增產因素有工業化、農技推廣、農田水利三項。

　　a、工業化是農業增產的基礎，其作用體現在提供化肥、農藥、農機、及為育種等農科研究提供條件，等等。

　　b、農技推廣是農業增產的前提，只有以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為媒介，傳播良法良種（如矮桿、中桿和雜交水稻），傳授化肥農藥農機的正確使用，儘快把工業化成果轉化為農業生產力，才能實現農業增產。但是，農技推廣系統在小農經濟下根本不可能發揮大作用，土地的分割細碎，小農的保守，生產單位的小、散、多，對失敗承受能力極弱等情況，加上四級農科網的瓦解，造成雖然現在農民文化素質遠高於60、70年代，農技推廣難度卻百倍於公社時期。

　　人民公社解體後的「土地分割細碎」直接導致的後果有：(a)、雜交水稻和雜交玉米的推廣成為農技推廣體系在慣性驅動下最後的輝煌，繼縣、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四級農科網於80年代瓦解後，殘缺不全的縣、鄉農技推廣體系現在也已全面崩潰，鄉鎮農服中心的人唯一乾的和農業有關的事就是（私人）賣種子農藥了，而有些新人是連「小春」是什麼都不知道。「新品種」、「新技術」成了詐騙手段。(b)、平原地區已初具規模的機械化農業重新清零，被拆解成為廢鐵，年銷售2.6萬台大拖的洛陽「一拖」2、3年內就驟然滯銷至1台也賣不了，到2000年以後才恢復到這個產量。(c)、植保上一直在提倡的「農業綜合防治」因天生與小農經濟犯沖再無可操作性，調節作物的播、植期，放養金小蜂、誘蛾燈、黃板、統一科學用藥等措施全都被濫用農藥取代。(d)、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變得極為困難，尤其是「生態農業」、「規模農業」、「品牌農業」、「制種產業」等對規模性、一致性要求較高的農業模式，一顆耗子屎打爛一鍋湯成為常事。

　　c、農田水利工程最大的作用在於「抗災減災穩產增產」，拖平因旱澇災害造成的產量下滑曲線，提升耕地質量。人民公社時期興建了現有農田水利工程80%以上的工程，而1980年之後，農村的農田水利工程就總體而言是逐步失效破敗的30年，成系統的機井提灌站所剩無幾，農田水利體系陷入「偏癱」之中。而且現在「包產到戶」後農戶分散經營與「水利設施的不可分散性和公共性」之間的尖銳矛盾，農戶土地細碎「無法協調利益得失」造成的「最後一公里」難題，不是國家投入巨額資金就能解決的。

　　國家統計局數據，全國成災面積/受災面積的平均比值1950年~1966年17年為46.13%，1966年~1969年數據欠缺，1970年~1986年17年為38.99%，1987年~2003年17年為52.67%。

　　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個人認為，就中國而言，自1949年至今平均畝產增加的300公斤中，單純化肥因素約佔30%，單純良種因素約佔20%，單純水利因素約佔10%，單純其它因素（包括高廂壟作免耕輪作預留行間套作肥水管理在內的耕作制度改革，和農藥、農膜、農機等）10%，多因素綜合作用（包括化肥、良種、水利、農膜、農機、農藥、肥水管理耕作制度改革等）因素約佔30%。

　　2017年全國糧食平均畝產約370公斤，但如果把所有工業化成果全部從農業生產中剔除，那麼全國糧食平均畝產將是現在的多少？30%？還是20%？

　　我認為絕不會超過100公斤/畝，和今天的印度相當。春過雪消：工業化之前的全國平均糧食畝產最高能有多少？

　　4、農業技術推廣體系

　　說到這裡不得不強調一下「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對於農業、農村的發展，農業技術推廣是被絕大多數人忽視卻又極為關鍵的一點，它是一個關聯很多很複雜的系統工程，因為基本一直在干這個並且評高級職稱的論文也是這個所以感觸頗深。

　　就以雜交水稻為例，人人知道袁隆平，但袁隆平成功的背後是什麼？有幾人知道始於1965年盛於七十年代50多萬人次參加、常年育制種面積超過10萬畝的「南繁」？袁隆平為解決中國人吃飯問題所作出的卓越貢獻不容懷疑，但是，袁隆平只是無數農業科研和推廣工作者中的一員而已，關鍵的「野敗」是李必湖發現的，應用最廣的「珍汕97」不育系是顏龍安培育的，雜交粳稻是楊振玉培育的（袁隆平是秈型雜交稻)，現在使用的數百個雜交稻品種和因口感、品質、氣候等原因仍大量栽培的各種常規良種稻更是無數聚光燈外的農科工作者培育和推廣的……並且，雜交水稻的推廣只是建國後的三次水稻品種大更新中的一次（另兩次是推廣矮桿和中桿稻）；並且，水稻之外還有小麥（品種更新和雜交品種推廣）、玉米（替換小米成為北方主要旱作及雜交玉米的推廣）、油菜（高抗高產「雙低」品種推廣）、高粱等等；並且，品種之外還有化肥、農藥、農膜、農機、耕作制度改革……

　　無論是以縣辦農科所、公社辦農科站、生產大隊辦農科隊、生產隊辦農科小組（1975年全國有1140個農科所，26872個農科站，四級農技人員1100多萬人，試驗田4200多萬畝）的「四級農科網」；還是從初期以縣、社原種場和隊良種田為網路的「四自一輔」（自選、自繁、自留、自用、輔以國家調劑）到「三有、三統一」，再到後來的「地提、縣繁、社制」的良種更新提純推廣體系……前述新品種新技術得以快速推廣的基礎正是這歷盡古今中外都堪稱性價比最高的高效農技推廣體系。

　　這裡我又要強調一個關鍵詞：「性價比」。在工業國家，高效農技推廣體系並不鮮見，但象當年的農技推廣體系如此高度適合中國這種既缺錢又缺人（專業技術人員）且推廣對象受教育程度極低的國情的卻絕無僅有。因為「四級農科網」的骨幹固然是專業科班的農技幹部，其關鍵卻是最高峰近千萬人的不脫產、不領工資掙工分、來自農業生產第一線的農民技術員。雖然和赤腳醫生一樣是矮子中選高個，也有受教育程度低素質良莠不齊的問題，但這種推廣者兼具推廣者與生產者雙重身份，推廣者與推廣對象從屬於同一經濟組織，在來源、身份和利益上的完全一致和相互溝通毫無障礙的模式，確造就了「廉價」卻又極為務實、接地氣的農技推廣體系。而這是今天無法複製的，也是如今每年仍在下達「農民技術員」培訓任務卻在農技推廣上難見成效的原因。不談耕作制度改革和化肥、農膜等的推廣，僅就品種而言，據我為寫論文所查閱到的資料，我所在的縣在上世紀50年里上規模推廣種植的品種就達到了近80個，如此高的品種更新速度絕不可能在傳統社會和自然經濟下實現。事實上現在工作中仍可深刻感受到當年的農技推廣體系統高效和務實，當年留下的農技人員雖然現在全都在60以上了，但除身體原因外基本都仍被各鄉鎮政府返聘就是因為他們良好的工作作風和在群眾中的聲譽。對比中國僅用十餘年時間就已在全國所有適宜地區全面推廣，印度引入雜交稻制種技術自1987年起至2008年（只能找到這年的確切數據）已21年，在6億畝水稻播種面積中雜交稻不到0.23億畝，佔3.8%。

　　所有認為「包產到戶」是必然和完美，一聽到「人民公社」就興奮的人，不知是認可「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或是認可「人有多積極地有多高產」？不知是否聽說過「從長遠來看,從根本上來講,解決農業問題要靠科學技術,要開闢我國農業發展的廣闊前景,關鍵在於農業的科技進步。」這句話？

　　人民公社問題多，問題嚴重，管理者文化素質差，政企不分，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學性不足，監督獎懲機制不健全……這些我都承認，但它有一個優點是小農經濟（包產到戶）永遠也不可能有的——就是利於農技推廣，利於產業化。只要它有這個優點，即使有再多的問題，在剝離「為盤剝農村而附加的行政職能」之後，在參考現代企業管理制度進行「進退自由、自主經營、民主管理、科學管理」的制度改革之後，仍然有巨大的優勢和發展的前景。而無論包產到戶有多麼美好，只要它不利於農技推廣，不利於產業化，它就是沒有前途的絕路。小農經濟（包產到戶）是否已到最後的末路？

　　無論從歷史事實、還是數據分析，都證明了人民公社是當年儘快工業化唯一可行的方案。

　　三、農業農村的發展

　　1、歷史

　　老百姓所能直接感受的「糧食夠不夠吃」實際上是人均口糧問題，在耕地面積基本無大的變化的情況下，這取決於兩個因素，人口增長和單產增長，簡單地說就是看誰增長更快。而這兩者的賽跑在解放後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949—1958年：在極差的基礎上通過一五計劃，興修水利，及戰亂之後的恢復性增長。但是，這種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它是基於軍隊複員後農村勞動力的增加及和平後農業生產秩序的恢復、新辟耕地肥力較高等因素。畝產從68.92公斤增至103.26公斤，年均增長4.73%。糧食總產量從1.13億噸增至1.98億噸，幾乎翻番，到1958年，在人口相對較少、人均耕地較多（2.5畝以上）的情況下人均達到300公斤，幾乎可以解決糧食問題了。

　　1959—1961年：受到大躍進、浮誇風的嚴重干擾，再加上連年嚴重自然災害，畝產降至74.94公斤，糧食產量倒退回1950年的水平僅1.37億噸，人均只有1949年的水平為207.27公斤。

　　1962—1984年：當從大躍進的狂熱中清醒後，人口指數性增長的壓力越來越大，單產增長和人口增長間的賽跑忽然間就落入非常不利的局面。於是大力興修水利，培育良種(如矮稈、兩雜)，推廣良種良法，大力發展化肥農藥工業，單產持續增長，畝產從84.64公斤增至240.55公斤，年均增長5.31%（不計後4年為4.91%）。糧食總產量從1.54億噸增至4.07億噸，在人均耕地逐步降至1.8畝以下的情況下，人均口糧從229公斤逐步提高，1974年突破300公斤，1984年增長到390公斤。

　　1985—1996年：中止「以農補工」政策，糧食單產持續增長，畝產從232.20公斤增至298.86公斤，年均增長1.88%。糧食總產量從3.79億噸增至5.05億噸，總體增幅可觀，到1996年突破5億噸，但人均口糧時有起伏，增長不大，人均首次突破400千克。

　　1997—2003年：三農問題突出，農技推廣體系崩潰，農業收入下降，種糧積極性銳減，導致糧食產量連年下滑，畝產降至288.83公斤，年均增長-0.45%。糧食總產量降至4.31億噸。到2003年，人均只有333千克，不如1979年的水平。

　　2004—現在：啟動「以工補農」政策，加強農業基礎建設和投入，廢除農業稅，提高糧食收購價格，提高補貼水平，糧食單產恢復增長，畝產從308.03公斤增至370公斤，年均增長2.3%。糧食總產量從4.69億噸增至6.3億噸。但也應看到目前人均耕地已降至1.5畝以下，而這種增長也到了一個瓶頸，如果沒有新的技術支持將很難持續下去。

　　2、集約化農業主要組織形式

　　僅就農業農村發展而言，最理想的情況是：當不再需要「盤剝」農村以農補工後，1980年人民公社應當剝離「為盤剝農村而附加的行政職能」，政社分離，重組為單純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而不應全面解體，復辟小農經濟。在小農經濟（包產到戶）已經到最後的末路的今天，中國不可能也不應該再重建人民公社，而應以「自願參加、自主經營、政社分離、民主管理、形式多樣、因地制宜、政府補貼、技術支持」的原則組建集約化農業。主要組織形式有：

（1）農場。通過轉包、轉讓、入股、合作、租賃、互換等土地流轉的方式組建家庭農場、企業農場，農場由「農場主」全權經營，風險全擔；農民以農業工人的身份獲得工資或以土地入股獲得分紅。

（2）經營聯合體（也叫公司+農戶）由一個龍頭企業和整個村莊或者一片村莊的農戶結合成一個集約體進行農業生產。

例如奶牛、肉牛養殖，茶葉、魔芋、藥材種植等都可採用這種形式。企業從農民手中購買產品，同時以優惠價格出售農資，並派技術員指導農民種植和生產。這樣，農民因為大量種植或者養殖，生產資料的單位成本降低，相對效益增高，公司也因為有大面積的可靠的原材料基地而使業務保持很好的運轉狀態。雙方因此結合為比較緊密的合作夥伴，在合作中雙贏。

像此類的集約方式，還有大型批發市場這樣的帶動方式。比如在山東壽光一帶，由於當地形成了全國影響的大型蔬菜批發市場，周圍的農民紛紛進行蔬菜種植，也形成了相同的效應。

這種模式的缺陷在於，農戶對企業處於絕對弱勢，農戶在聯合體中的利益保障和聯合體的穩定，都只能寄望於企業會立足於長遠能讓利於農戶。而且這種模式缺乏農戶間的協作，如果沒有協會的配合，就無法興建維護農田水利道路等基建，也無法購置大型農機具，無法對勞動、技術、資金等關鍵因素進行集約化。

（3）農業協會。凡自願參加農業協會的農戶，以土地作為加入組織的基本物質基礎，協商決定產業發展方向，重大事項一事一議，事畢結算。由農業協會根據產業發展方向統一採購農資，提供技術諮詢，並聯合興建維護農田水利道路等基建，但各家各戶仍自行種植、生產，產品包裝分級後出售給農業協會，再由農業協會統一外售。

這種模式的缺陷在於，農戶間有了一定程度的協作，但深度不足，無法對勞動、技術、資金等關鍵因素進行深度集約化，也不能對農產品進行深度開發，

（4）合作制合作社。更進一步即合作制合作社，即在農業協會工作的基礎上，共同出資購置效率更高，單家獨戶卻無力購置的大中型農機共同或輪流使用，聯合引進技術甚至邀請專家服務，聯合申請註冊商標；但各家各戶仍自行種植、生產，產品出售給合作社，再由合作社分級後以自己的品牌包裝後統一外售，合作社擁有一定的資產和資金。

這種模式的缺陷在於，農戶間協作深度仍然不足，不能實現複雜、嚴格、現代化的管理，協調好生產資金的支配和生產過程的監控。

（5）股份制合作社。再進一步，可以採取股份制合作社（公司）的方式進行農業集約。農戶以資金和土地、勞力入股，按照協議確定股份，由全體股東大會對所有土地、勞動力、農資、農機等生產要素全權調配使用，決定土地的綜合利用方式和區域種植內容。

由於在經營比較複雜的經濟作物和達到一定深度和規模的農業生產、加工時，農戶需要進行科學、規範、精細的農業生產操作，這對農機和農民的個人素質要求都比較高，需要投入的資金也比較大，採用股份制的方式可以較好地協調好生產資金的支配和生產過程的監控，而且在生產的結束期，可以有更深的農產品加工或者銷售，這也需要更複雜、嚴格、現代化的管理方式，不是簡單的合作組織就可以協調。

　　最為關鍵的是，勞動的密集投入和耕地規模的擴大中，後者更易實現人均高利潤（對比美、以），所以提高單位耕地生產率和提高單位勞動生產率中，其它模式往往更、甚至只關注後者。農場將因單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減少勞動力數量，更容易走向規模化；經營聯合體、農業協會沒有力量整合資金和勞動；其它模式都沒有動力和能力去實現勞動的密集深化。只有農戶以資金和土地、勞力（!）入股的股份制合作社有動力和能力去通過「農、工、貿」一體化、「就地工業化」實現「城鄉一體化」。

以上分類並不絕對，實際上還有眾多的中間型和衍生型。我雖然最為推祟股份制合作社，但這一模式現階段確實組建難度太大，我這裡還沒有一家成功的，還必須在法律和政策上予以進一步的促進、規範和保障。另一方面，農場、經營聯合體、協會、合作制合作社等雖然各有缺點，但推進卻相對容易，是當前集約化農業的主力軍。應該在法律和政策予以進一步促進、規範和保障的基礎上，引導其深化整合發展，尤其是合作制合作社，可以考慮順利運行幾年後引導其在自願的基礎上向股份制合作社過渡。此外，在探索避免高污染、高消耗美式農業道路的思路下，可在北方糧食產區組建注重環保、生態（如：採用間套作、少用農藥等）的集約化、機械化、產業化、規模化的大型農場。

3、集約化農業的組建中應注意的問題

為避免重蹈人民公社的覆轍，我認為集約化農業的組建中應做到以下幾點：

（1）參考以色列、日本等國的相關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和規範各種形式的新型農場、合作社、農協、經營聯合體中公司與農戶關係等等，各項管理和運作機制。

（2）所有合作社（或農協）自成立之初即應在政府提供模板基礎上制定完善的規章制度，並在相關機構備案。

（3）規章制度中應明確社員的權利義務，監督機制，合作社（或農協）的解散程序，領導人選舉程序、重大決策程序，成員應有自願參加和退出的權利，合作社（或農協）也有在滿足既定條件後吸納和開除成員的權利，在運作中應充分保護普通成員（或小股東）的權利。

（4）應把人力資源作為第一資源，保證所有農村適齡青少年上得起學，保證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不失學不輟學。同時結合發展現代農業的要求，加強對農民進行現代農業適用技術和職業業技術培訓，提高農民的科技素質，合作社和農協根據產業發展需要提出的農技和職業培訓計劃政府應予以補貼和支持。較大規模的合作社和農協在初期甚至可考慮由國家招聘列編技術人員長駐提供技術服務，政府根據合作社（或農協）的績效考核支付工資。

（5）加大農業補貼力度，通過政府補貼、優惠政策促進合作社、農協的組建和健康運行，逐步推行農業保險補貼、糧食儲備計劃、生產控制、貿易保護和信貸支持等政策，建立和完善建農業信息發布平台、價格保護機制，擴大農產品的儲備能力。

（6）要有「正確的科技發展方向」，即農業科技發展不應只關注產量或利潤的提高，更要把農業生產過程中資源配置效益的提高置於一個核心的位置。應通過政府補貼、優惠政策鼓勵合作社、農協和農場自建農科所，鼓勵大型農科院、校、所和合作社緊密聯繫協作，促進科研、推廣、生產一體化，避免壟斷公司主導的以壟斷公司利潤為目的、以化學農藥為核心的簡單粗暴的植保和增長技術路線。在生產中注重將現代農業新技術與我國傳統耕作、管理技術結合起來，例如採用複種、套種、精耕細作、田間管理和作物固氮技術，以及利用生物鏈防治病蟲害的農業綜合防治技術等。在吸收傳統農業技術的基礎上，把生物技術現代化作為農業現代化的首要技術決策，靠勞動密集投入的集約經營，走資源節約尤其是土地和水資源節約為主，以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和專用性為目標的綜合型技術進步道路，提高資源的利用率、轉化率和生產力。

春過雪消：我國農業改革的邏輯以及進一步改革的思路？

　　4、其它

　　1958年，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人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公社工業的發展不但將加快國家工業化的進程，而且將在農村中促進全民所有制的實現，縮小城市和鄉村的差別。應當根據各個人民公社的不同條件，逐步把一個適當數量的勞動力從農業方面轉移到工業方面，有計劃地發展肥料、農藥、農具和農業機械、建築材料、農產品加工和綜合利用、製糖、紡織、造紙以及採礦、冶金、電力等輕重工業生產。人民公社的工業生產，必須同農業生產密切結合，首先為發展農業和實現農業機械化、電器化服務，同時為滿足社員日常生活服務，又要為國家的大工業和社會主義的市場服務。」

　　1959年2月在鄭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裡」，1975年在對社隊企業的一次批示中又再次重申。1975年全國所有社和絕大部分隊都有了自己的社隊企業，雖然多規模小、技術原始，但在安置剩餘勞動力，服務農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其中吳仁寶領導的華西大隊（村）的企業已經成為了樣榜，而以浙江鄞縣為例，1969年底全縣已有社隊企業227家，產值2737萬元。能生產JQ2型0.6-13千瓦8種規格的農用電動機、C618型車床、B655型牛頭刨床、汽車防震彈簧鋼板、三卡螺絲等配件。越來越多的制磚機、鼓風機、抽水機、鍋駝機（農用蒸汽機）也在社隊企業中被製造出來。1983年社隊企業的產值已經佔到全國工業產值的11.7%。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的「第七點農業問題」

　　首先，農業關係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吃肉吃油問題，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農產品問題。這個農民自給的部分，數量極大。比如，去年生產了三千六百多億斤糧食，商品糧包括公糧在內，大約是八百多億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歸農民。農業搞好了，農民能自給，五億人口穩定了。

　　第二，農業也關係到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商品性的農產品發展了，才能供應工業人口的需要，才能發展工業。要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商品率。有了飯吃，學校、工廠少數人鬧事也不怕。

　　第三，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農村是輕工業的重要市場。只有農業發展了，輕工業生產才能得到足夠的原料，輕工業產品才能得到廣闊的市場。

　　第四，農村又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比如，化學肥料，各種各樣的農業機械，部分的電力、煤炭、石油，是供應農村的，鐵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為農業服務。現在，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無論是發展輕工業還是發展重工業，農村都是極大的市場。

　　第五，現在出口物資主要是農產品。農產品變成外匯，就可以進口各種工業設備。

　　第六，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

　　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世界觀察》雜誌（1994年第9—10期）上發表的《誰來養活中國？》（who will feed China）

　　一、在1990年至2030年之間，由於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長，中國的穀物總需求量將達到4.79億噸至6.41億噸（事實是2012年6億噸），而中國的穀物總產量卻將減少1／5，只有2.72億噸（事實是2012年5.9億噸），從而中國將出現2.07億噸至3.69億噸的穀物缺口，相當於目前全世界穀物總出口量（2億噸）的1至2倍。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穀物進口國。

　　二、實現了持續的快速工業化的中國將有足夠的外匯進口所需要的穀物（按現價計算），但是國際市場上不會有這麼多的穀物供中國進口，因此以1990年為分界線，世界糧食市場將由買方市場轉變為賣方市場。中國的經濟繁榮將使世界進入糧食短缺時代。

　　三、由於中國的大量進口，世界市場上的糧價將大幅度上升，致使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國家和低收入人口無力購買必需的口糧，因此中國的糧食進口將剝奪這些國家和人口的食品權利，加劇世界的貧困問題。糧價上漲還將引起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崩潰，並在低收入國家引起政治動亂。糧食短缺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衝擊將超過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機。

　　四、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在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的時代，中國的人口和經濟發展所形成的需求缺口將通過國際貿易產生全球性影響，中國的人口對中國的土地的壓力將轉變為對全球生態系統的壓力，所以中國的糧食危機也就是全球的生態危機。

　　五、中國的糧食危機不僅將剝奪窮人的生存權利，引起世界性的經濟崩潰和政治動亂，還將摧毀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系統從而危及全人類以及我們的後代的生存權利，因此中國的糧食短缺對世界的危害比軍事入侵還要嚴重，全人類和各國的政治家應當從糧食短缺而不是軍事衝突的角度重新定義人類「安全」的概念。實際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僅是「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還是「一個養活不了自己的中國將如何危害世界」的問題。

　　四、總結

　　A、可以預見的是，如果建國伊始就「包產到戶」重建小農經濟，當年由「務實派」來奉行左右平衡的新民主主義，沒有國家主導的對重工業的超常投入，沒有人民公社盤剝農村獲得的巨額資金，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將只能是一條由富裕農民積累資金進而辦手工作坊再積累資金進而辦工廠這樣一條漫長的道路，建成最多的還只會是本小利高周轉快的輕工業。而且在這個漫長的沒有重工業，不能造艦船車炮，不能造化肥農藥，工業原料依賴於進口的「工業化進程」中，還必須祈禱神明保佑中國能獨立自主，不能有第二個「9.18」，不能成為外國工業品的傾銷地，不能被工業原料禁運，不能遇到貿易壁壘，不能被金融搶劫……否則就是第二個毫無意義的「黃金十年」。但什麼樣的神明才能讓列強數十年都有如此好心腸，會坐視一大塊肥肉變成爭奪肥肉的競爭對手？

　　更何況，即使真有這麼個神明保佑，中國也等不起了。到1949年，人均3畝的耕地，平均70公斤的單產，高達2.22%（1950年到1958年平均值）甚至2.65%（1965年到1973年平均值）的人口增長率，決定了即使沒有自然災害、戰爭及外界威脅，留給中國工業化的時間也已經極為緊迫。如果因循守舊而不「瞎折騰」（建人民公社），中國很快將因人口的急劇增長而深陷小農經濟的泥潭中。當陷到一定程度以下，如人均耕地降到2畝（1974年）以下，同時又要面對過度開荒種糧造成的生態惡化、耕地劣化、人口超10億（1981年）後更為恐怖的指數性增長的時候，卻仍然沒有最基礎的重工業體系，糧食單產只有100公斤（現在的印度數據）……那就不僅是「引領著中國走入連場災難」，而基本已是萬劫不復的絕境。

　　當人均糧食不足200公斤時，每一粒大米都可能是救命糧，屆時不要說盤剝農業積累工業化資金，能在外國援助下保證每年不發生大饑荒都已經是萬幸了。

　　B、在我看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大勢就是「工業化」，順此大勢就是正確的，除此以外什麼主義都是假的。只有工業化的中國才不會重陷絕境，不用以血肉長城去抵抗鋼鐵洪流，不用為裹腹口糧徒勞地深耕日削益瘠的耕地……

　　我一直對我們歷史書上對英國「羊吃人」的叱責不以為然，事實上沒有誰的工業化進程可以在康庄大道上唱著歌開始，都只能以無數血淚和挫折在黑暗和荊棘中摸索前進，英法美德俄日……概無例外，區別僅是能否讓殖民地「幫著」流血。

　　我們今天的農業可以在產出6億噸糧食之餘還能提供充足的後備產業工人，完全得益於在建國初就勒緊褲帶流著血汗搞工業化，得益於因工業化而來的7億噸鋼6000萬噸化肥（折純）200萬噸農藥（原葯）1250萬噸的良種，400多萬噸農膜。這些「落後、粗糙、沒有競爭力」的工業並不是「實現個人野心的工蟻和墊腳石」，而是我們今天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石。

　　不要忘記，現在中國人均可穩定利用耕地已不足1.4畝，如果沒有工業化，如果我們需要進口的糧食超過1億噸（全球糧食交易總量2億噸），你相不相信國際糧價將在1千美元/噸以上，災年甚至可能漲到1萬美元/噸？而且因耕地開墾潛力已盡，我們的現狀和前景將還不如黑非洲，畢竟他們還有2、30億畝宜耕荒地可以開墾。

　　C、人民公社確實有太多的苦難和犧牲，過左政策更進一步加大了這些苦難和犧牲。而「三年困難時期」是其中最為嚴重的錯誤，是超出了必要限度的苦難和犧牲。但是，和民國時所受高達5成地租的盤剝，年年饑荒瘟疫，毫無意義的苦難掙扎相比較，人民公社時期的苦難和犧牲是工業化的奠基石，終有回報。

　　D、錯誤（曾低估工業化的困難、三年困難時期等）毫無疑問是嚴重的，也是不容掩飾的，但是，功績也更不容掩蓋。

　　這好比有人掉進冰窟了，你用一根荊棘把他拉上來，人是救了手卻被扎傷甚至扎殘了。旁觀者清，自然可以說該如何如何，救人者確也應檢討總結。但如果因此就總結出救人者應站到一邊去，等城裡消防隊來了再說，甚至救人者「辦的是大壞事」就是瞎扯了。

　　當然，最為完美的是：人民公社建立伊始就能有完善無瑕的制度，清晰正確的發展方向，高素質人才的管理，確切及時的信息渠道，可因應「勢、地、時」變化而靈活、可控地調整的執行計劃，高層永不犯錯的決策……以保證能在最高效地盤剝農村的同時，讓全國各地的農村也能均衡、穩定、較快地發展。但這可能嗎？中國不是以色列，國土之大，各地之異，當年文盲之眾，交通通訊之難，工農業之落後就決定了這一切只能存在於想像中。就如某些人「絕不相信」的隱瞞耕地的問題，書本和實際有時完全是兩回事，農村基層工作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E、我一直認為，與人民公社相似或稍鬆散的組織形式（須剝離「為盤剝農村而附加的行政職能」）最利於中國這種人多地少錢少的農村實現農業現代化，最利於集約化、規模化、機械化，可惜因生產水平、文化素質和種種因素的限制而失敗了。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茲曾在其建國初發揮了極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今其產值仍佔全國農業總產值的40%，工業總產值的7%；較鬆散相當於「農業協會」的莫沙夫的產值和規模也與之相當。

　　現在看來，一刀切的「包產到戶」在農業生產的發展上明顯是失敗的，聯產承包真正的積極作用不在農業，而在工業，在國家的總體發展，在於放開了農村勞動力流動，保障了鄉鎮企業和合資外資企業對非文盲的廉價勞動力的龐大需求。

　　自給自足、封閉保守，土地分割細碎，生產單位數量眾多，規模小且分散的小農經濟代表的不是田園牧歌，而是停滯不前和陷入絕境。現在的農村，「半工業化的小農經濟」已經成為農業和農村發展最大的制約。從長遠看，中國農業的出路只能是集約化、機械化、產業化、適度規模化，以「自願參加、自主經營、政社分離、民主管理、形式多樣、因地制宜」的原則組建，組織方式可以是家庭農場、企業農場、合作社（公司+農戶、協會+農戶）等多種方式，規模則因應各地條件不同在數百（南方）~數萬畝（東北平原）不等。

　　綜上所述：

　　1、新中國必須儘快實現工業化，關鍵詞：儘快

　　2、人民公社是當年儘快實現工業化的唯一可行的方案，關鍵詞：可行

　　3、雖然人民公社有太多的必要和不必要的荊棘、岐途、苦難、犧牲，但這條崎嶇險徑是中國永離饑饉危地的必由之路。

　　4、經歷20多年「最大限度壓縮消費和最大程度地盤剝農村」後，在工業體系基本成形的情況下，維持「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已既無必要也無可能。

　　5、在小農經濟（包產到戶）已經到最後的末路的今天，中國不可能也不應該再重建人民公社，而應以「自願參加、自主經營、政社分離、民主管理、形式多樣、因地制宜、政府補貼、技術支持」的原則組建集約化農業。春過雪消：我國農業改革的邏輯以及進一步改革的思路？

鏡像問題的回答：春過雪消：如何評價包產到戶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工業化過程中的歷史作用？

春過雪消：工業化之前的全國平均糧食畝產最高能有多少？

春過雪消：地主階級是怎樣阻礙生產力發展的？

春過雪消：如何評價人民公社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工業化過程中的歷史作用？

春過雪消：小農經濟（包產到戶）是否已到最後的末路？

春過雪消：我國農業改革的邏輯以及進一步改革的思路？

春過雪消：1949年，中國（大陸）的工業水平和規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麼等級？

春過雪消：如何評價建國後、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工業體系？（近現代史之核心：國家工業化——不能理解工業化的重要和困難的人，沒有資格評論中國近現代史）

春過雪消：如何看待印度 GDP 在 2016 年首超英國？

春過雪消：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討厭日本？單純因為歷史？

春過雪消：為什麼一些人覺得美國是中國的敵人而不是朋友？

春過雪消：如果你可以改變你的國家一個政策或者法律，你會改變什麼？

大家可以回頭去重新讀讀歷史課本，本人記不清楚是高中還是初中歷史課本了。但是有一段描述令人深刻，可以很好的解釋答主的問題。

從1949年10月到1956年12月，新中國處於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前中國是什麼時期呢？特別是在1953年開始進行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前的中國是什麼樣是主義呢？是什麼樣的思想指導建設共和國呢？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至於為何從新民主主義革命一下子跨入到社會主義革命中間發生了什麼呢？當時的共和國可不是79年後的共和國啊，其實就是初期土改的弊端開始快速浮現，按照新民主主義的思想治國是一個小清新式的治國方式，無關緊要，無法逃離歷史輪迴周期。後來才全盤照搬老大哥的國家社會主義模式來改造中國的資本階級，後來慢慢結合自身實際情況發展成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流派（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無論指導思想怎麼改變，有一點沒有變，讓大家填飽肚子，初步跳出歷史周期律。

人民公社，人們耳熟能詳的是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

不用一味否定人民公社的歷史。應客觀看待這個歷史現象。

農業類人民公社，最初的發展的確解決了一些問題。比如消除了土地兼并，貧富分化的問題，重新凝聚了農民，為農業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中後期，卻越來越限制了農民們生產的積極性。原因複雜，也和人民公社自己的建設思路僵化有關，也和農業支持工業的戰略部署有關。最終導致農民生活需求無法滿足，也限制了經濟的發展。矛盾積累太多沒辦法解決，導致人民公社的思路也就再也無法凝聚人們。

工業類人民公社，因是國家戰略重點，投入很大，加之人們對他的熱情很高，出現了大團結快速大發展的現象，對我國能快速完成工業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也因之，對我國現代化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隨著後期社會的動蕩，使之熱情消退，也隨著農業公社的解體逐漸解體。

建國初期我國基本是剛完成土改，消滅了大地主，給貧民分了地。可以說是土地完全私有的包產到戶了。但隨著發展逐漸又出現了土地買賣，土地兼并，貧富差距擴大的跡象，因此才逐漸轉到土地國有，人民公社的思路上來。

沒有哪個農業發達國家是小農經濟。台灣是農業改革的模範生，說不定還是抄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