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清朝戊戌變法最終失敗而日本明治維新最終成功？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迅速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
這個問題是整個東亞近代史乃至全球近現代史的一支顯學，整整幾代歷史、社會和政治經濟學者們為解釋它而爭吵了上百年，寫的相關著作足足可以裝滿一個小型圖書館。如果要簡單扼要的做一解釋，那麼只能說，現在主流的觀點是：
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其實已經具備了維新成功的絕大多數條件，只欠政府正式宣布「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的動員令。而中國戊戌變法時基本上不具備日本所有的成功條件，變法失敗幾乎是必然的。
比較具體一點說，日本在黑船開國前的江戶幕府後期，就已經有經濟和社會發展成熟度上全面超過了中國，尤其是在經濟組織管理體系，甚至比當時歐洲列強也差不到哪裡。比如說日本自發發展出了包括世界上最早的期貨市場-大阪米市，幕府和各藩也都早就有極類似現代財政赤字和公債發行的運作經驗。在教育普及上日本甚至很可能是當時全世界最好的，其識字率之高簡直是一個外掛，全國成年男子半數以上識字，這個數字在當時歐洲似乎也只有荷蘭等極少數幾個中小國家勉強可比。而在科學文化上，即使鎖國時期，日本蘭學通過長崎這個窗口，仍然相當程度上保持了對歐洲科技的追蹤，並非如中國一般，連知識階層都對現代科學體系基本一無所知。其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在維新後不久，日本就湧現出了大量能與歐美同行相比的一流（非超一流）科學家和工程師。
相比之下，日本政治精英層在維新成功中的作用反而次之了，其實與一般國人以為的不同，德川幕府其實並不反對維新開國，事實上在早期，西南強藩和孝仁天皇為首的公卿勢力才是激進攘夷派的代表。倒幕運動的意義在於用現代中央集權體制統一了日本，結束了日本國內長期的諸藩對立，市場和資源分割，從而使得日本能夠集中全國國力，率先開始了追趕西方先進國家的歷程。
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戊戌變法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經過了一場殘酷的內戰，把幕府打敗後，新政府建立新秩序自然阻力少很多。明治維新的成功是建立在倒幕戰爭勝利的基礎上，如果倒幕戰爭失敗，德川幕府繼續統治日本，就不存在明治維新，就不會建立新秩序。這場內戰把日本從腐朽落後的幕府封建統治下解放出來，為日本建立統一的近代國家奠定基礎。
清政府和德川幕府都是舊勢力，你讓日本維新派在德川幕府搞變法，充其量也就是洋務運動的水平，德川幕府也搞過洋務，幕府軍隊是受法國軍事訓練的。這些就是幕府能接受的極限了，政改就是要他命了。要他命那不就是革命嗎。所以日本爆發了內戰。而清國沒有爆發日本倒幕戰爭那樣的內戰，中國的維新派沒有軍事勝利，沒有槍杆子，何談建立新秩序？想體驗一下日本的倒幕戰爭可以玩玩《全面戰爭：幕府將軍2-武家之殤》，中國的維新派缺少這場戰爭，缺少流血，所以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變法不是請客吃飯，中國的維新派妄想和平演變清政府是註定要失敗的。歷史是驚人的相似，你懂的。
所以孫中山才堅持革命，看透清政府了。只有推翻清政府，新的制度才能建立。日本明治維新是因為日本皇室的連續性，感覺沒有朝代更迭，實際倒幕戰爭是改朝換代的戰爭，是日本的大革命。德川幕府被推翻，明治政府建立，建立大日本帝國，這是一個新政權的建立。新政權新制度。而清國是要在舊政權上建立新制度，難度太大。所以中國唯一出路就是革命，不推翻清政府，是建立不了新秩序的。清政府被推翻後，再有人想當皇上也當不成了，新政權新秩序，不會在接受前朝舊秩序了。加上《仁醫》中坂本龍馬的台詞，論日本革命的必要性
發生於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從某種程度來說是不可避免的。閉關鎖國是清朝的基本國策，天朝是世界上最優越的地方，物寶天華應有盡有；天朝以外，都是蠻夷未化的地域，不必平等視之。在剛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眼中，坐擁世界最大潛在消費市場的中國是沒有道理只出口不進口的。而且，清政府代表的中國在科學和文明等諸多方面已經遠遠落後，卻依然抱著惟我獨尊的思想不放，處處不予英國平等對等的地位。
這兩種體系註定不能相安無事，其中一方必須要做出重大妥協，協商不成，就只能靠戰爭來解決。強者強大的地方不僅僅在於誰的船堅炮利，還在於誰更了解敵手的真正實力。英國骨子裡是非常想和中國打一仗的，因為和談判協商相比，戰爭的勝利者能更快、更有力地強制失敗者執行遊戲規則。鴉片戰爭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簽訂了割讓土地和開放通商的「南京條約」。
和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此時正值江戶德川幕府統治時代。無獨有偶，日本也奉行閉關鎖國排外攘夷的國策。西方列強也必然會和對待大清政府一樣，不惜以武力方式——或者說更願選擇武力方式——壓迫日本向世界打開國門。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休?佩里率艦隊駛入江戶灣（今東京灣），向日本遞交要求開埠的國書。佩里率領的四艘艦船一共載炮63門，這些船隻由於船體被塗成了黑色，而被日本人稱為「黑船」。最後雙方於次年（1854年）簽定《神奈川條約》。美國人一槍不發就讓幕府取消了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打開國門，這就是著名的「黑船事件」。
當時的日本和大清有個很大的區別，大清是典型的帝王中央集權的統治方式，而日本則相對是封建割據的統治方式。天皇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實權卻落在江戶（現東京）幕府的德川家族身上（領袖被稱為「將軍」）。江戶以外的日本被分成276個地方分權單位，每個分權單位被稱之為「藩」，藩的領主又被稱為「大名」。這些大名雖然必須要順從幕府將軍，但在其領地內擁有一定程度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管理的自主權。由於大名有一定限度的自治權，所以即使幕府和美國簽署了開放門戶的協定，不少藩屬還是沒有把西方國家放在眼裡。一方是鄙夷，另一方是傲慢，在相互的接觸中無法避免摩擦和衝突，最終導致了一場戰爭，那就是發生在薩摩藩和英國之間的「薩英戰爭」。
這一切都要從「參覲交代」開始說起。參覲交代是是江戶幕府一種制度，即各藩的大名需要前往江戶替幕府將軍執行一段時間的政務。每年一次，每次半年，然後返回自己領土執行政務。幕府將軍制定這樣的制度有三方面的考慮：一是為了建立統治威信，二能更好地控制各位大名。參覲各大名為了向幕府將軍表忠心，連妻子都作為人質一直客居在江戶，只有參覲的時候方能夫妻團聚。三是可以消耗大名們的財力，防止他們謀反。
參覲交代是個非常講究排場的事務，大名去江戶參覲的隊伍動輒上千人。這些人一路浩浩蕩蕩，所到之處，鄉民要麼看到後遠遠避讓，要麼就地跪倒在路邊頭都不能抬。鄉民若是無視迴避的規定，從隊列中橫越或表達不敬——被稱為「無禮討」——就會被大名手下的武士毫不留情地斬殺。在眾多藩屬中，有個叫做薩摩藩（今九州西南部的鹿兒島縣和部分宮崎縣）的，藩主是島津家族。 1862年9月14日，英國商人查理斯?理察遜及其店員克拉克，以及一對住在香港的英國商人馬歇爾（Marshall）夫妻共四人，在生麥村（現橫濱市鶴見區）的東海道上騎馬行走時候，恰好遇到了參覲交代路上的薩摩藩主島津久光和他700多人的儀仗隊。儀仗隊佔據了整條道路，若是日本平民，早就下跪或者避退了，可這四個英國人無論如何也不肯退讓，堅持要各走各道。當然了，這種態度被認為對大名極端無禮。因為多少還是忌憚對方不是本國平民，島津久光手下的武士還算沒有立即砍人懲戒。就在兩下互不相讓的僵持階段，馬歇爾夫人的馬突然受驚沖入了儀仗隊，這給了那些武士動手的口實。武士奈良原喜立刻拔出了刀，砍傷了查理斯，緊接上來的武士殺死了他，還重傷了其他兩位，馬歇爾夫人倒是基本上沒有受傷。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生麥事件」。在英國人看來，這是日本無端殺害英國公民的嚴重事件，必須讓日本付出代價。
要讓日本付出代價，必須有足夠的軍事打擊能力為依託。這時正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一年多，英國艦隊還在中國對付太平天國運動無暇分身。到了1863年3月，英國終於騰出手來，組成一隻12艘軍艦的艦隊（旗艦為Euryalus號），從中國駛向日本。背靠強大的艦隊，英國同幕府的談判還算順利，幕府答應支付10萬英鎊賠償金。收到幕府賠償金後的當年8月，艦隊南下至薩摩藩，要求薩摩藩賠償2.5萬英鎊（相當於現在的3億日元）給生麥事件的受害者家庭，並且要交出殺人主犯。
當時擔任英國賠償條款的翻譯，就是後來成為日本大思想家、教育家和明治維新運動家的福澤諭吉（他的肖像目前在日本最大面額的萬元鈔票上）。說起福澤諭吉，不得不提到一件有趣的事情。他是很早就開眼看世界的日本人，身體力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在日本被稱為「蘭學」）。因為影響日本最早和最深的國家是荷蘭，所以他花了很大精力學會了荷蘭語。後來和西方國家有了更多交流後，發現說英語的英國和美國的科技水平才是最高的，轉而又開始學英語。也許是學得還不夠精通，或者因為當時情形緊張，總之，福澤諭吉在翻譯英國的賠償條款時候，將英國交出殺人主犯的訴求翻譯成了交出藩主島津久光。這讓薩摩藩覺得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只能和英國開戰。
英國當時挾著剛剛打敗大清帝國的餘威，又取得了幕府的賠償，覺得小小的薩摩藩斷無理由敢於抵抗 。而薩摩藩，因地處日本的南端，往往是西方列強造訪日本的第一站，所以藩主島津久光及其父輩在日本各大名中，是最早具有現代思維意識的人。薩摩藩有能製造武器機器設備的工廠，叫做「集成館」。在鹿兒島灣沿岸修築了10個炮台，共部署了85門大炮，最大的炮能發射150磅的彈丸。這些都堅定了島津久光敢於和世界最強大的英國海軍過招的決心。
英國海軍的驕傲輕敵無以復加，居然直接把艦隊一字擺在薩摩藩岸防大炮的射程之內。1863年8月15日晨，英軍沖入淺灘，擄獲了薩摩藩三艘蒸汽船，以為薩摩藩已經失去抵抗力，可以逼其就範。 正午12點，薩摩炮台眾炮齊發，彈丸紛紛撲向沒做任何防備的英國軍艦。旗艦Euryalus居然不能馬上應戰，因為存放幕府10萬英鎊賠償金的箱子堵住了彈藥庫的大門！
在整整挨了2小時的炮擊後，Euryalus才開始進行炮火反擊。英國艦隊的炮火不僅砸向了薩摩岸防炮陣地，還打向了城下町（薩摩中心），引發了熊熊大火。交戰中，Euryalus被一顆炮彈直接命中，艦長和副艦長瞬間戰死，這一刻扭轉了戰局，英國海軍撤出了戰鬥 。其後兩天，雙方又進行了交火。英國沒有取得什麼顯著戰果，於8月17日打光炮彈後，滿目瘡痍的艦隊撤離了薩摩藩。
從結果來看，英國艦隊沒能征服薩摩藩，不但賠償沒有拿到，還自身戰死13人，薩摩藩只戰死5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英國被打敗了。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三個月後的11月15日，薩摩藩主動向英國提出和談，答應賠償生麥事件的2.5萬鎊賠償金、停止攘夷政策、對英國採取友好開放的態度。這個彎轉得實在太大，談判的英國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明明自己是灰溜溜的戰敗者，怎麼還能達成戰勝者的要求呢？
原來，在戰爭結束後，島津久光派人對英國發射的炮彈進行研究。英國旗艦裝備了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大炮，100門艦炮中有21門是這種新式火炮。這種大炮是後膛裝彈（薩摩藩的大炮還是傳統的前膛裝彈），炮身已經有了膛線，極大的提高了大炮的射程和精度；炮彈也不再是實心彈丸，而是裝填了炸藥的錐形炮彈。這種大炮的射程達到了4000米 ，是薩摩藩大炮射程的4倍，而且爆炸產生的威力很大。這場戰爭雖然從死亡人數來看英軍超過薩摩藩，但英軍的炮火給薩摩藩的設施造成重大損失：島津家族苦心經營的現代工廠「集成館」、鑄幣局和500多間房屋被摧毀。島津久光認識到，如果不是英國人太過輕敵自大，薩摩藩完全不具備任何抵抗能力。道理很簡單，因為英國海軍大炮的射程遠遠大於薩摩藩大炮。如果英國海軍停泊在薩摩大炮的射程之外，就能發揮射程優勢幹掉薩摩岸防炮陣地；然後逐漸向陸地靠近，進行炮火延伸，那時候，薩摩藩只能任英國海軍宰割。在充分認識到自己的僥倖和先天不足後，島津久光非常明智地做出決定，為不讓英國艦隊再來報復，主動向英國賠償求和。不僅如此，島津久光還認識到，如果繼續閉關鎖國、抱殘守缺，依舊改變不了落後挨打的局面。
英國也願意同實施開放政策、具有現代意識的藩府打交道。從此薩英之間建立了友好合作關係。薩摩藩對英國進行開放，建立「異人館」，邀請英國的技術人員傳授先進的科學技術，同時引進英國的軍艦和槍支，急速提高和加強軍力。薩摩藩以此為契機尋求自身發展，到明治時代來臨的時候，已然成了推翻幕府統治的中堅力量。不僅促成了日本「大政奉還」，進而也保證了明治維新的順利執行，讓日本走進了現代化國家的行列。
今天，在日本的鹿兒島街頭，有17個年輕人的雕塑。這17個人，就是薩英戰爭結束兩年後，被島津久光派遣去英國學習西方文明的年輕人。他們中間有締造日本現代教育制度的森有禮、修正了很多列強對日不平等條約的外交官寺島宗澤、經濟學家五代友厚等。最著名的是號稱「大日本帝國海軍之父」的東鄉平八郎，他作為一個炮手參加了薩英戰爭，後來去英國留學學習現代海軍知識，1894年甲午戰爭時候，他是」浪速「艦艦長，1905年，他率領日本海軍在對馬海戰中打敗了沙俄海軍。薩英戰爭中薩摩藩並沒有失敗，還痛擊了英國海軍。與此類似，清朝同英法聯軍之間的第二次大沽口戰爭，僧格林沁也曾重創了敵人，但是戰後結局與薩英戰爭的反差實在太大了 。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可以羅列許多，最主要的一條應該是：戰爭之後，清朝將原因簡單歸結於天子威武和敵人的恃強凌弱；而薩摩人會去認真尋找敵人到底有哪些優勢，為何形成這樣的優勢，並加以學習。
同樣，薩英之戰也說明了「師夷長技以制夷」方針是行不通的。武器，連同科學技術和人的思想，一直在不斷地完善和更新。單純獲得某種武器的製造能力，卻不具有學習、思變和創新能力，或早或晚，手中曾經先進的武器會淪於陳舊，依然改變不了落後挨打的局面。當然，學習思變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有時候甚至要放棄曾經擁有的輝煌和不一定那麼有價值的「尊嚴」，這個過程可能會比學習和思變來得更加痛苦和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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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30日，日本國會眾議院選舉，民主黨以壓倒性優勢擊敗自民黨。二戰以來，自民黨長期執政（從1955年開始執政，直到1993年因經濟泡沫破裂及一系列政治醜聞，造成內部分裂曾短期下野10個月），首相人選變化只是黨內派系利益分配的結果。該黨的執政理念之一是堅持親美政策，由於符合日本戰後實際情況，為日本經濟恢復和騰飛做出貢獻，因此自民黨成為日本選民的長期選擇。近些年日本經濟不振，美國也在走下坡路，民主黨的一些政策獲得選民的支持，終於贏得此次選舉。新內閣上台後做了兩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一是效仿歐盟提出「東亞共同體」設想，二是因駐日美軍基地問題和美國有些摩擦。日本戰後一直是美國的跟班小夥伴，新政策能令民主黨內閣存在多久，結果並不難猜。
日本地處太平洋西北角，主要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個島嶼組成，是朝鮮和中國的近鄰。日本先民來自亞洲大陸，早期社會發展緩慢，長期受到朝鮮和中國影響。645年大化改新，初步形成以天皇為中心的鬆散聯盟，進入封建社會，之後全面學習唐朝，生產技術、政治制度、文化藝術、佛學儒學相繼被引進、吸收、改變，社會發展提速。12世紀末進入幕府時期，包括鎌倉、室町（足利）、江戶（德川）三代。
「幕府」一詞出自古漢語，原意是古代將軍出征時所設置的營帳，後來流動改為固定，指軍政大吏的辦公地點。日本文化將天皇尊為神，血統、地位崇高，所以幕府也不便自立為天皇，只能做到總攬軍政大權，而將天皇架空。幕府與中國東漢末年曹操掌權時相似，挾天子以令諸侯，不過幕府將權力世襲化，統治日本近七百年，期間也有朝代更替。
中國講到漢文化的對外影響時，經常將朝鮮、越南、日本三國並提。因為日本後來強大，尤其喜歡強調對日本的影響，遣唐使、日文漢字、鑒真法師、奈良的建築等等都是證據，反而對朝鮮、越南好像影響小一些。但這是一種錯覺，真實情況是中國對日本的影響在三國中是最弱的。背幾首唐詩，寫幾個漢字，並不代表能夠輕鬆跨越鴻溝。例如日本11世紀初平安時代的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明顯受到漢文化影響，因此常用來和《金瓶梅》、《紅樓夢》作比較，書中女性的悲慘命運幾乎都是「一把辛酸淚」。但是此淚非彼淚，其差別類似蝙蝠的翼膜和飛鳥的翅膀。因為若論大背景，日本物語文學和歐洲中世紀騎士宮闈文學的社會環境及形成的創作機制更為接近。
日本的農業文明以漁獵和農耕為主，自給自足，商貿並不發達。與英國的一個大不列顛島不同，日本有四個大島，呈狹長的線狀排列，地理特徵造成地方自治，番邦林立，統一成本極高，所謂的高度中央集權總是曇花一現。幕府更多的時候只是起到強勢盟主的作用，各種級別的大名（諸侯）都擁有獨立的小王國。日本獨特的武士階層，和歐洲中世紀的騎士階層極為相似，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俠以武犯禁，武士道橫行，好勇鬥狠，切腹自殘，形成日本尚武的傳統，也是後來軍國主義的根源。另外與英國相比，日本到亞洲大陸的海上交通比英國到歐洲大陸更加困難，因此可以保持更強的獨立性。例如在中國建立的朝貢體系中，貢與不貢，日本有視局勢而定的自主選擇權，不像朝鮮、越南非貢不可。所以日本向朝鮮、中國學習不假，而且相互來往不斷，但是表面的相似並不能掩蓋更深層次的差異。借用生物學中，門綱目科屬種的分類方法，如果中國、朝鮮、越南的國家類型是同屬不同種的話，中國和日本至少是不同屬，甚至是不同的科、目。從世界範圍看，日本與東南亞島國和英國最接近，其次是歐洲大陸國家，而與中國的差別最大。
日本的安全性有天然保障，朝鮮和中國要想攻佔日本，勝算極小。元朝兩次遠征日本，均以失敗告終。有人為元軍設想的種種取勝可能性，都是無用功，只要參照歐洲大陸與英國的戰果就可以理解其中的難度。日本被外敵佔領只有一次，即1945年太平洋戰爭失敗，因為美國的軍事水平突破了地理障礙，最後還有原子彈一錘定音。在自保無虞的情況下，日本一旦軍事上取得優勢，迫於資源匱乏的先天不足，加之商貿成本高，必然選擇擴張。與日本糾葛最深的國家當屬朝鮮，儘管很多年前估計是同一家的兩伙人，但一個海島國家和一個半島國家，只隔著一條寬約二百公里的海峽，經常打打殺殺是不可避免的。
16世紀受歐洲大航海影響，先進的航海技術傳至東方，對亞洲國家觸動最大的是日本，簡直是天降神器。此時正值日本處於混亂的戰國時代，內亂之外，海盜活動日益猖獗，侵擾中國沿海。豐臣秀吉(1537-1598)於1590年暫時結束了內亂，隨之萌發一個建立亞洲大帝國的夢想，先佔領朝鮮作為跳板，後瓜分中國賞賜給下屬，甚至連更遠的印度都成為目標。1592-1598年間，日本兩次侵略朝鮮，明朝派兵抗日援朝，日本未能得逞，豐臣秀吉本人在戰爭末期去世。連年的戰爭又導致日本內亂，江戶地區的大名德川家康經過又一輪內戰，於1603年建立德川幕府，國家進入休養生息。這一時期，日本對外擴張與英國依靠海盜起家的社會機制相同，但是中國不是西班牙，日本力量不足，所以此事被暫緩了。期間發生過一件奇事。仙台藩主伊達政宗派遣下屬支倉常長乘船在1613-1620年間出使美洲、歐洲，還在羅馬覲見了教皇。這趟遠行本意是希望通商，但支倉常長回國後，情況已經大變。幕府開始實行鎖國政策，日本走向世界的計劃也被暫緩了。
德川幕府趨於保守，首先是因為擴張行動缺乏成效，其次是因為對外通商，九州島地方大名獲利最大，威脅幕府統治，第三是因為通商的同時，也帶來了以天主教為主的基督教。基督徒大增，遭到佛教和神道教勢力的反對，造成內亂增多。幕府因此越來越排斥西方商人，逐步開始禁教和減少對外貿易。九州的諸侯由於外貿獲利減少，轉而加重稅賦。1637年末，島原地區連年天災，該地民眾又多信仰天主教，在多種因素作用下，爆發起義，次年遭到幕府殘酷鎮壓。此時正值歐洲三十年戰爭時期，天主教與新教的矛盾及新教內部的矛盾也被帶到日本。荷蘭商人因保證不傳教，獲得幕府信任，被允許在長崎的出島建館通商，但不得入內地，並受幕府直接控制，而葡萄牙、英國、西班牙商人則先後被趕出日本。此後二百多年裡，幕府施行嚴厲的鎖國政策，禁止普通日本人與西方往來，如果私造可以遠航的大船要被處死。除中國、朝鮮、琉球的船隻外，遠方的夷人只有荷蘭一家，因此還在日本形成了了解西方的蘭學。
德川幕府能夠暫時躲開列強的侵擾，是因為日本既無資源，又缺市場，地緣位置也不重要，在大航海後的全球貿易鏈中處於邊緣地帶，油水太少，列強感覺不值得投入重兵。但是這種鎖國的日子遲早要結束，歐洲太繞遠，美國更便捷。1853年美國軍艦來到日本，武力威脅要求通商，德川幕府被迫應允。第二年兩國簽訂《日美親善條約》，又稱《神奈川條約》，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英國、俄國、荷蘭、法國紛紛跟進，幕府的聲望逐漸受損。日本被迫打開國門，被納入了全球貿易體系，雖然只佔國際總量中微不足道的貿易額，卻使日本西南地區的工商業得到迅猛發展。九州島曾是日本的亂源之地，此時成為新興之地，其中的薩摩藩因與西方頻繁接觸，眼界大開，獲利豐厚，形成了一股獨立的政治勢力。幾路新興力量聯手，對已經式微的德川幕府提出挑戰，先後發起尊王攘夷、倒幕維新運動。1867年，孝明天皇去世，皇子睦仁繼位，1868年1月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幕府制度。幕府勢力反抗，經戊辰戰爭，被維新派軍隊擊敗。10月23日天皇改元明治，之後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稱「明治維新」。維新一詞出自《詩經》中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維新要有新思想，此時的日本已經有了充足準備。著名學者福澤諭吉（1835-1901）感到只在日本學習蘭學視野過窄，於1862年利用譯員身份隨使團遊歷歐洲。他沒有停留於表面的繁榮和技術的先進，而是深入考察歐洲的商業、軍事、政治、法律、教育、科研、外交等諸多方面，回國後痛定思痛，著書立說，倡導西學，後來還提出「脫亞入歐」論。福澤諭吉的學說在日本影響巨大，他的著作維新人士幾乎人手一冊。考察西方、研究西學在日本蔚然成風。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官員努力實踐推進，日本國力與日俱增，朝鮮、中國、俄國相繼成為驗證明治維新成果的試驗場。福澤諭吉是全面審視工業文明的亞洲第一人，同時也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理論家和設計師，因為思想上「脫亞入歐」，行動上必然是「侵亞排歐」。
日本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軍人和商人結成同盟，看上去有些貼近歐洲傳統。實際上軍人力量居於主導，較少受商業規則約束，更像東方傳統中一股坐大的地方軍閥，瘋狂而殘忍。例如在明治憲法的醞釀製定過程中，日本先仰慕英國，後學習德國，最後從國情出發，規定軍部直接聽命於天皇，不受政府、議會管轄和監督。與中國清朝僵化的文人官僚體制不同，握有大權的日本軍人體制很容易接受西方的軍事技術。有了這個立足點，其他的新思想都是以此展開，為我所用，嘗到甜頭後，形成改革獲益、再改革再獲益的循環。追根溯源，軍國主義也是明治維新得以成功的重要基礎，因此很多日本民眾對其念念不忘。
另外明治維新成功的重要制度保證是1871年廢蕃置縣，相當於秦始皇的廢六國貴族設立郡縣，實現了日本的真正統一。名義上的君主立憲不同於同為島國的英國，而是效仿歐洲大陸強國，以軍事集團為後盾，建立強力的中央集權政府，以保證各項改革措施得以順利實施。同樣是被迫打開國門，中國是削弱中央集權，導致國家混亂分裂，日本是完成統一，加強中央集權。相同的開始產生不同的後果，簡單原因是日本船小好掉頭，中國卻過於龐大，要重新實現軍事強權並非易事。
明治維新取得成功，在思想、技術、制度等方面都可以進行梳理，不過更為基礎的條件與英國極為相似，是得益於地理安全優勢和資源劣勢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保障在對外開放吸收的同時，對內能夠短時間完成集權統一。這在已有眾多列強佔優的情況下，是一種極為特殊的機遇。促成日本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換過程中，用時最短，見效最快。
日本隨後踏上軍國主義的戰車，去實現豐臣秀吉未竟的事業。與歐洲列強相比，日本更看重中國，視為禁臠，是其成就霸業的最大資源，妄圖完成蛇吞象。自1874年出兵台灣開始，日本野心的膨脹一發不可收拾，吞併朝鮮，侵略中國，偷襲珍珠港，揮師東南亞，最終換來東京的熊熊大火，廣島、長崎壯觀的蘑菇雲。儘管日本後來年年撞鐘祈福，想把自己塑造成最大的受害者，但無奈亞洲處處白骨，罪證難消。
日本躋身列強是當時亞洲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一方面對氣焰日盛的歐洲中心論提出挑戰，另一方面促進亞洲其他國家覺醒。但是日本的成功有其特殊性，曾給中國造成極大的錯覺，因錯覺導致錯誤，因錯誤導致錯亂。後來的實踐證明，由於國家類型不同，中國的政治走向不可能以明治維新為樣本。
中日兩國彼此間有非常複雜的情感。日俄戰爭，日本獲勝，一批中國人為之歡呼雀躍，視為黃種人的勝利，是黃種人的榮耀。辛亥革命成功，一批日本人為之歡呼雀躍，視為另一個黃種人大國的覺醒，為黃種人增添力量。將視線拉長，在近現代化的道路上，綜合來看，由於地理相近，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國家可能是日本，促進作用和阻礙作用都很大。知識傳播、人才培養、經濟發展，日本幫助中國很多。同時，侵略中國血債累累，還曖昧不思悔改，為靖國神社中供奉的戰犯招魂，令人噁心和憤怒。總之兩國關係紛紛擾擾，現在地理上一衣帶水，心理上千山萬水。恐怕只有中國逐漸強盛到一定程度，日本全面接受這一現實，中日之間各種爭端才會徹底化解。兩國內心深處的黃種人或東亞意識才能結合，也許到那時，友好鄰邦才不是互相畫餅。
日本以其自身的綜合實力，難以長期保持大國地位。從甲午戰爭到二戰結束，稱雄東亞，已屬不易，其後仍能保持經濟大國地位，只是部分延續。二戰後，開工業文明之先、兩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安理會五常之一、文化行銷全球的英國早已褪掉日不落帝國的光環，只不過開亞洲風氣之先的日本更不必強求，回歸歷史常態是必然結果。回想豐臣秀吉的囂張，德川幕府的封閉，再聯想到明治維新後的瘋狂，現在日本面對新興國家的崛起，實力漸弱，優勢漸失，是不是又越來越保守了呢？
拙見：一明治政權有四強藩支持，康梁則和地方督撫不和；二明治政權實打實地通過戊辰戰爭消滅了保守派，光緒則沒有，所以譚嗣同就義前感嘆「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三日本天皇至尊，中國則天子雖尊，尚須孝順，太后可廢帝，這是合法性上的差異。
為什麼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功，而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失敗，我認為當時光緒一是沒有多少實權，而且康有為那幫人政策也很操蛋，而當時明治天皇可是有實權的，當然我這只是一個小小方面
拙見：1、對於中國而言，清政府是滿人，統治階級，佔全國主體的漢人是被統治階級，政府首先要做的是維持統治，也就是統治漢人，防止造反，那時候國家意識薄弱，統治階級對於國家榮辱並沒有那麼強烈的感受，以至於清政府對於列強入侵併沒有那種亡國滅種的危機感（他們知道列強只會截取利益，並會利用他們來截取利益）。所以，由清政府主導的變法只能是做做樣子。2、對於日本，我覺得日本更像是唐朝時候的中國，都由世家門閥來統治（即使是現在日本也是這樣），這些人是日本的精英階層，也是後來明治維新的主要推動人。這些首先考慮的會是自己家族的榮譽，當列強入侵時，也就會本能的抱團進行抵抗。大家知道，在唐倭白村江戰役時，日本全軍覆沒，當時的日本就感覺到相當大的危機，以為唐朝會入侵日本，以至於在日本西岸沿線修築了一系列的城防，進而全面學習唐文化。日本的近代與那時候何其相象，先是敗於敵手，進而全面學習。以上都是個人愚見，不喜勿噴。
看過坂上之雲原著，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和中國有一些相似之處，但是日本在很多方面更有近代化的萌芽。舉個例子：秋山兄弟的故鄉伊予松山藩在尊王攘夷中站錯了對，加入將軍幕府一方，戰敗後，松山要向土佐藩納貢。松山人感慨天下既然已被薩長所取，那麼以後只能靠讀書來出人頭地。當務之急就是接受新式教育，於是從東京師範學校聘請教師到小學教授新學（英語，數學），而秋山兄弟，正岡子規這些武士之後也踴躍去東京深造，並立志改造天下。如果一個國家到處都有這樣的年輕人，國家怎麼能不強大。再看當下我們的社會，憤青，噴子，五毛，美分。。。
康熙晚年諸王爭褚時，往來密信使用拉丁文（未知真假），可見當時東西方的交流是很正常的。這個僅僅百年後就出現睜眼看世界第一人這種事。理清楚這個問題才是關鍵吧。
簡單說應該算是日本屬封建制度，和歐洲比較像，更容易接受西方的制度，而中國早早進入了中央集權專制制度，而且皇權在這幾千年里一直在加強，在清朝達到了頂峰，再想進行制約皇權的變法，基本不可能
因為中國人不想要一個少數民族皇帝。畢竟少數民族定鼎是原罪。外國人如果罵我一個國家的皇帝竟然是個少數民族，那我多沒面子！ /滑稽
中國的光緒皇帝不是日本的明治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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