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史料的多寡是否是制約歷史研究的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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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糾纏史料是文字還是非文字，題主的問題是否可以理解為：歷史研究是否要靠史料取勝？愚見，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但歷史研究的段位最終看的是史料的排列，而不是多寡。

我們假定一個歷史研究，能接觸到的史料一樣多。高華那本著名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舉這樣的例子不會被河蟹吧~），所用史料基本上都是已出版文獻。就是說只要你想看，噹噹亞馬遜孔夫子隨便買，各大圖書館檔案館隨便翻。為什麼作者對延安整風得出了不一樣的結論？為什麼我說是史料的排列組合？這是一個歷史學家的思想。思想。再舉一個活人的例子。沈志華。都知道沈大俠上世紀九十年代趁蘇聯解體之機花重金背回來一堆中蘇檔案，從此獨孤求敗於冷戰史。接觸過他的人也都知道凡有親朋後輩請教，肯定是一句：拿著U盤來吧。問題是，就算是有人把那500個G的資料都拷了，就能獨步於中蘇關係史嗎？且不說能不能每天早上三點起床，就說怎麼用？怎麼分析？怎麼寫？思想。思想。

我們假定一個歷史研究，能接觸到的史料一多一少。來看看費孝通的三次田野作業。第一次是廣西金秀瑤山，寫成《花瑤藍社會組織》，不提。第二次是江蘇開弦弓村，寫成《江村經濟》。這是費老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博士畢業論文，不僅令西方側目，也被稱作是「中國社會學派」的開山之作。第三次是在雲南祿村，寫成《祿村農田》，也屬費老早期社會學力作。據費老介紹，在開弦弓村的調查約一個月，分析整理資料20多天，合約50天。在祿村的調查從1938年11月15日起至12月13日止，並在第二年重訪祿村逗留了兩個月觀察變化。這是時間。在祿村田野調查時費老已經博士畢業學成歸國。這是經驗。史料的掌握上比《江村經濟》只多不少。但是《祿村農田》顯然不能和《江村經濟》比肩。

我們假定一個歷史研究，沒有史料。那是神話故事。

只能說，史料也在等待，在對的時間，遇見對的人。

個人覺得文字史料少，並不是制約歷史研究的最大因素。文字史料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文字史料多，很多時候會相互矛盾，從而帶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如何甄別材料真實性。

歷史上蓄意篡改正史的人不少，很多時候我們都需要反覆對比同時代的記載，從中尋找出矛盾進行研究，才能得到真正可靠的信史。但是這項工作費時費力不說，還很難有確定的說法。有時，物證才是真正能一錘定音的東西。

比方說吳晗研究萬曆皇帝後期長達三十年不上朝的事迹之後，得出了一個猜想，萬曆帝一直躲在深宮吸鴉片。而另外的歷史學家則覺得他是因為身體不好，精力不足導致長居深宮不出。

判斷這個問題研究單純研究文字歷史就沒什麼意義了，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檢驗萬曆皇帝的遺骨。可惜1958年萬曆皇帝一出土就被幾個小朋友當地主階級給燒掉了，相關問題的答案也就真正成了不解之謎。

對於一個讀過宗教的人來說，從大量資料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是一件非常讓人頭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哪裡是誇張，哪裡是真實。

個人愚見，文字史料少只是影響歷史真相研究的一方面，對於具體事件，最大的影響因素來自於官方干預和當前政權對這段歷史的態度。一旦當權者介入，對歷史研究的影響基本就是毀滅性的。

焚書、坑儒、封口、毀滅證據、篡改造假、設置研究禁區、設置主旋律、只讓發出一種聲音、熬死所有親歷者當事人證人，歷史事件攤上這些手段中任何一條，都會造成歷史殘缺莫衷一是眾說紛紜的局面。如果全攤上，那就永遠沒有真相。等後人再去研究，無論如何都難有定論。

從古至今，存在爭議的重大歷史事件無不如此，權力的影子無處不在。

可能是文字史料的有效性與統一性相加的結果更重要吧。（。。覺得自己寫的好像力學分析。。力的大小與方向決定了合力神馬的。。而不是力的多少。。於是史料的有效性和指向決定了能否給歷史一個最準確的解答）

有效性就不說了，再多的野史記載也不如最精少卻直接正式的史料有效。

就統一性而言。如果文字史料指向不同，那麼也無法得到相對真實的歷史。司馬遷寫道，「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記載炎黃帝的史料多不勝數，但人言泛雜反無可用之處。極端假設，每個人眼中的黃帝做過的事都是不同的，怎麼還原真實的歷史。

作為歷史學研究生，告訴泥一個大實話：

「笨」和「懶」才是制約歷史研究的最大因素。

如果再加一點，就是「窮」。

在一定程度制約。但是還受其他因素影響。怎麼說呢？你的研究選題意義性如果比較大，史料不是特別豐富的情況下，還是可以寫出不錯的文章的，只是這樣的文章無法達到某些字數。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如何在有限的史料中提取和你研究相關的信息。有的人抱怨史料太少，其實往往有可能錯過了其中的關鍵信息。所以說史料解讀能力也很重要。當然嘍，不是讓你無限腦補

謝邀。

制約歷史研究的最大因素，說到底還是研究者所處的具體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目前的幾個答案似乎都是在討論「文字史料」和「文物史料」的重要性，但就總體的歷史研究而言，二者同屬於「史料」這個因素，是因素的細分，而非獨立的因素。

既然大家把問題導向了「文字史料和文物史料二者誰更重要」這個方向，我也有些拙見：

上文我說到文字史料和文物史料是「因素的細分，而非獨立的因素」，對於歷史研究來講，「史料」是一個因素，這應該不會有疑問。

這個因素（即史料），根據它的形式，我們一般認為包含兩個大的部份：文字史料和非文字史料。

其中，文字史料不僅包含書籍報刊書信，也包含口述歷史、金石等資料。

而非文字史料則包含實物、圖像/影像/音頻、風俗三個大的部份。上文所說的「文物史料」、「考古資料」都屬於實物史料的範疇。

以上是歷史研究中，根據形式，對史料的分類。為什麼我說「文字史料和文物史料是因素的細分，而非獨立的因素」呢？一是因為它們同屬於「史料」的範疇，二是因為它們之間的聯繫過於緊密。

文字史料，無論是傳世文本還是出土文獻，都經過了流傳這一過程。在流傳過程中，會有損失、篡改、托偽、偽造等問題，使得材料「不那麼原汁原味」，或者說是經過後人加工過的。對於研究者來說，還需要對這些文字史料進行甄選和解讀，這也是很難的工作。

但我們今天的學人，對於過去的絕大部份認知，是來自於文字史料的（少部份來自於風俗）。為什麼不能是來自文物呢？因為我們對文物的解讀、研究，都依賴於既有的知識。如果不是文獻中記載了「鼎」是「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見《說文》），我們從地下挖出一個三足兩耳的青銅器物，也無法知道它是什麼。當代的考古研究也很能證明這一點：凡是傳世文獻中記載清晰明確的，我們挖出來了就認得；凡是語焉不詳或者根本就沒有記載的，我們就不太敢確定它的名稱、用途，就會有爭議。我們假設一種極端的情況，即我們這個文明歷史上所有的文字資料都消失了，那麼我們必然無法知道所有文物本來的名字，對於他們的用途也只能依靠推理和猜測，並且無從驗證這種推理。

即，因為文物史料的解讀不能脫離文字史料，而（簡帛金石文字外的）文字史料的流傳並不依附於文物史料，所以二者構成了一種較弱的從屬關係；又因為二者可以相互印證、支撐，研究時應該一併考察，所以二者不宜分作影響歷史研究的兩個因素來看待。

以上。

西方有一種「圖像證史」，中國漸漸也有人弄了。

先秦史學基本和考古聯繫起來，材料太少是主要因素，一份新材料很金貴很金貴。

秦漢魏晉南北朝文字史料偏少，但不是主要限制因素了，主要因素在於那個時期文字史料的真實性。

隋唐的文字史料略少，不是限制因素。

宋元明清（清前期）文字史料中等偏多，不存在限制因素。

近代一個大問題就是：文字史料實在太多。很多相互對立的觀點都能找到很多史料來證明，問題在於很多史料價值不大，高水準的歷史學者才能一眼看到有價值的史料。

建國以來的史料問題在於：什麼時候解封······

歐美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們的教會和私人能提供很多文字史料。

綜上所述：文字史料的缺乏在歷史研究的某些方面是限制因素，甚至是主要限制因素。但整個歷史學科不應該是這樣。

是不是最大不好說不過文字史料確實起著重要的作用雖然考古可以還原很多古人的生活但是要分析當時的社會風氣人們的思想已經具體的歷史事件文字史料無疑是十分重要的證據但也不能單憑文字記載就武斷的下結論比如對於三皇五帝及之前時期的記載很多不過到現在很多也只能是推測而已重要的是史料的真實性

說的毫無邏輯摺疊我吧。。。。

有個東西叫度量衡，可以用來還原搭建古代模型，來參考驗證史料的記載

吳慧在《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井田》和《翰苑探史-中國經濟史論集粹二十五題-井田制考索》提到夏、商、先周、周秦漢（、唐）的田尺考古實物存在0.8的度量衡遞增規律。

黑黍大尺系:唐尺（黑黍）0.31米（胡戟《唐代度量衡與畝里制度》），0.31?0.8=0.248米，周秦漢尺（黑黍）0.2463米，0.246?0.8=0.1968米，先周壁羨鎮圭尺（黑黍）0.197米，0.197?0.8=0.1576米，商殷墟象牙尺（黑黍）0.1578米。紅黍小尺系:唐尺（紅黍）0.295米（胡戟），0.295?0.8=0236米，周秦漢尺（紅黍）0.231米，0.231?0.8=0.185米，先周劍尺（紅黍）0.185米。《禮記·王制》（西漢）: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8先周尺?0.197=1.576米，6.4西周秦漢尺?0.246=1.5744米，一周步等於1.6米。一井邊長160?3加路網溝渠，約500米。五十周里小方國邊長25公里，百周里方國邊長50公里。

有人認為沒那麼多平原，所以井田不可能大量存在，其實井田的溝壑是《周禮考工記》才詳細記載，周朝及以前生產力低下，重犁牛耕沒有普及，不需要平原，山坡上挖個坑埋個種子澆點水，和種樹一樣。井田的邊界，平原是溝壑，山坡則是在無形方塊的四個角上種樹，以示邊界（溝樹之），河南農村至今還有這種習慣。

《孟子》夏後氏五十（52）而拱，殷人七十（64）而鋤，周人百畝（100）而徹。

100*0.8=80

80*0.8=64

64*0.8=52

之所以能糾錯，是因為有多少土地決定有多少人口，極限的戰爭必然是圍繞人口來進行軍事編製，只要還原了度量衡，就能還原出軍制。

度量衡的衡，也就是重量，主要是用來交租子交稅的。先秦對私田實行的是原始平均主義，奴隸主要發財只能打公田的主義，私田的公民一開始要承擔打仗的義務，因為民兵缺乏戰鬥慾望，後來才開始對私田收稅，養職業、半職業軍人長期作戰。

重量單位的遞進規律背後，反映著農村編製的遞進規律。銖是基本單位，同一塊田，每年收的銖是不確定的，要打仗了就多收，不打仗、王心情好或者災荒就少收。漢代，24銖為一兩，16兩為一斤，30斤為一鈞，4鈞為一石。西周，4井12家24個成人組成一個村邑，64井16個村邑組成一個甸邑（1個甸邑出馬車一乘），10個郊人甸邑和10個遂人甸邑加1個都城和4個縣鄙（屬於貴族私有，不收稅，但要出馬車1乘）組成一個都邑（也就是1個都邑出馬車25乘），戰國，把約36井公田全分給了奴隸變私田，大部分的甸邑一個甸邑多出了8個村邑，變成了30個甸邑（加1個都城和4個縣鄙）組成一個都邑。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確立郡、縣二級制，全國分為36郡，郡下設縣。秦制「大率（縣）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銀雀山漢初竹簡《庫法》：「大縣百里（越大越容易囊括廢地），中縣七十里，小縣五十里。大縣兩萬家，中縣一萬五千家，小縣萬家（近5760家農村人口，以及隨著產量生產力的提高和非農人口的增加，而繁榮起來的小都3000家人口和4個縣鄙各500家人口）」。所謂戰國時郡比縣小，很可能是錯把「都」看成了「郡」。都，在戰國以後專指點而不指面，但是周朝的都，既指點也指面。《說文》中的註解稱「地方千里，鄉為百縣，縣有四郡（都）」，正方形邊長一千周里，有100個正方形邊長一百周里的大都。郡音形同君，是國家級別的，五十周里的小都離戰國的國家，面積差太遠了。漢朝一個郡一般有20個縣，王國一般有4到8個縣。所以只能是古人錯別字了。秦郡漢郡都是戰國各個君的封地被攻佔後，直接變來。

《周禮夏官》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司馬貞索隱:「《夏官》王畿內，縣。」縣應該是王畿內的小都的衛星城的稱呼，諸侯邦國內的小都的衛星城則稱鄙。漢字縣有邊沿界限的意思，《周禮考工記》若是者以為鍾虛，是故擊其所縣（邊沿），而由其虛鳴。。。匠人建國，水地以縣（澆水畫出界限），置槷以縣（插桿標出界限）。

楚國自封為王，所以採用周王的叫法，把疆域內的邊沿領地的核心城市叫做縣。周王畿內，都是類似市中心區，縣是類似郊區衛星城。縣被楚國帶頭用作邊疆殖民城的名字，還原縣的邊界的意義，然後晉國跟著套用，所以才亂了啊，名詞指代意義的改變，這在發展中是很容易出現的。楚由小國擴張成大國，國都越來越大，縣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如同國家一般，於是楚縣附近也有了自己的衛星城的小都。楚國設的縣，是楚國擴張的產物。楚國原本只是一個很小的國，變大後，自然也還是拿小國的都縣制度來管理新的領地，只是擴張後的25乘馬車的新縣甚至是後期陳蔡那種250乘馬車的公爵領地面積的新縣，比原本5乘馬車的縣要大了很多。

《周禮》「四縣爲都」。這是西周天子王畿內的叫法，把一個邊長五十里的小都的四個鄙城叫做縣。

《左傳》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都。晉採用了楚的叫法，但是是稱呼邊長百里為一個縣，而不是楚的一個國為一個縣。一個邊長百里的縣，有四個邊長五十里的小都。

《說文》縣有四都，都有四鄙。一個邊長五十里的小都，有四個鄙城。

《周禮·地官·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所以總面積1個正方形邊長一百周里的男爵領，可用的只有正方形邊長五十周里的一個小都，也就是戰國的都、漢初的2萬戶大縣。總面積3個正方形邊長一百周里的伯爵領，可用的只有正方形邊長一百周里的一個大都，也就是戰國的都、漢初的四個1萬戶小縣。

西漢公元前後，6300萬人口，公元2年共103個郡、王國等郡級政區，縣、侯國、邑、道等縣級政區1587個。拆分了很多2萬戶大縣，保留少數萬戶以上的縣稱縣令，萬戶以下的縣稱縣長。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萬戶方五十周里的小縣，5人1戶，1000個1萬戶小縣就是5000萬人口。再加上少數人口大縣和邊疆山區一些地廣人稀的縣。

原本方百里，四分之三到一半土地是不能用的，比如男爵是1個百里1個都邑，有1個大縣。子爵是2個百里2個都邑，有2個大縣。伯爵是3個百里4個都邑，3個大縣4個小縣。侯爵是4個百里5個都邑，4個大縣4個小縣。公爵是5個百里10個都邑，20個小縣。但是從西周到春秋到戰國到漢朝，人口也翻了4倍，特別是城市人口的極大增加，所以4個都邑組成一個理論值23040家的2萬戶大縣，也指4個小縣的純農業人口的產出。

王說，今年一個成人收5000銖，那麼監察官只要數數縣令交上來的是不是5000石就好了。當然這只是理想模型，但是全國有無數個縣可以互相對沖，搭建這種模型有助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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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地官·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小）都（馬車25乘）。」四邑為丘，就是四邑夾一丘，一共五邑。四丘為甸，就是四丘夾一甸，一共五丘。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1馬），四里為贊阝（1乘），五贊阝為鄙（5乘），五鄙為縣（25乘），五縣為遂（125乘，1軍）。遂人身材矮小，只出車，不出人。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1馬），使之相愛；四閭為族（1乘），使之相葬；五族為黨（5乘），使之相救；五黨為州（25乘），使之相賙；五州為鄉（125乘，1軍），使之相賓。

五人為伍，五伍為兩（１馬，隊長為兩司馬），四兩為卒（１乘），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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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憲問》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320邑為馬車20乘，管仲為下卿，但封地同上卿。所以晉文公到齊國，齊桓公也是給他馬車20乘的待遇，相當於萬戶侯。駢邑三百，也可解釋為三百井，但春秋初期，一個成還沒有三百家，只有二百家，但考慮這話是春秋晚期孔子說的，也可以理解為孔子所說的駢邑指的是一個成的甸邑。

西周，春秋初期。1成（甸）百井，私田16村邑64井，192家，其中10家是代替卒長和兩司馬的奴隸。六家除去老弱孤寡奴隸之家，五家為伍，四家加伍長家。兩個這樣的伍，組成一個什，也就是一個村邑的出兵。兩個村邑四個伍，加一個兩司馬和他的奴隸再加卒長家的一個伍長帶領的2個奴隸的伍。五伍為兩，25人，含兩司馬1士、伍長5人、徒16人、奴隸3人。四兩為卒，100人，含卒長1士（弓戈盾甲）、兩司馬4士（矛戈盾）、伍長20人（長矛）、徒64人、奴隸11人。公田36井（實際可用的只有8~32井），貴族10家，2家各1個卒長、4個伍長、7個奴隸（實際遠不止），8家各1個兩司馬、1個奴隸（實際遠不止）。

北京昌平白浮出土一輛西周戰車，有10盾、1 短劍、9短戈、2弓、2矛、1 戟、1 鉞（長斧）。銘文也有: 「禹率戎車百乘、徒千」。

郊人200家出1馬車、10士，是每次都出動的，這也是緊急馳援狀態，只攜帶乾糧，高級作戰人員是有大量優質餘糧平時製作乾糧儲備著的。野人200家不用被動員出軍賦。崤之戰，秦軍損失的就是這種部隊，三百乘不過三千人，所以很快又能對晉國攻擊。三千人就可以滅滑國，可見精銳的威力。晉國得到馬車近三百乘，所以由五軍十部馬車1250乘擴張為三軍十二部1500乘。

郊人200家出1馬車、1牛車、10士、40伍長、10奴隸，野人200家出的另1馬車、另1牛車，也就是平均1馬車30人，這是最常見的精銳出兵作戰。1車30人：車上卒長1士（弓、劍或戈、盾、甲）、車上兩司馬2士（3米3矛、戟或鉞、戈、盾、甲）、步戰兩司馬2士（戈、盾）、20伍長（4米7矛）、5奴隸，按《孫子兵法》曹操注，5奴隸是：養二人，主炊（水柴）；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廄二人，主養馬，凡五人。但是古代一個人只能煮十個人的飯，可見養馬養牛的，馬出征時，也要派人來幫忙做飯。

郊人200家出2馬車（野人200家出的另1馬車）10士、40伍長、80進攻步兵、10後勤步兵、10奴隸、4牛車（野人200家出的另2牛車），也就是平均1馬車75人，其中公民兵70人，是大規模進攻作戰。低級的進攻步兵其實主要用來背糧和製作圍攻設施，而不是作戰，武器只有木棒而已（《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伐其木以益其兵），春秋後期才開始有2.3米短戟。

郊人200家出2馬車（野人200家出的另1馬車）10士、40伍長、100進攻步兵、28後勤步兵、22奴隸、6牛車（野人200家出的另3牛車，加牛車則是傾巢之戰，所以馬車牛車合計來形容出兵規模），也就是平均1馬車100人，大都是防禦作戰或總動員。1車後勤25人，杜牧《司馬法》:炊10人、水柴5人、衣裝5人、馬牛5人。《哀公二年（BC493年》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鄭國三軍375乘馬車，所以有1125乘輜重車。（公孫尨為了報恩）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峰旗於子姚之幕下。則是5乘的遠征極限出兵了。《哀公十一年》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原本一成200家，到了春秋末期防禦戰，一成可以出動300家300人。

西周初年，原本遂人不當兵，周公平三監之亂，大肆擴張，遂人也參與作戰。此後天下安定，野人不再當兵，戰車無敵，一車之卒也由100人減少為30人的精銳。西周末年和春秋初期，戎狄開始懂得避免與戰車正面作戰，為了應對戎狄，從鄭國開始，又重視步兵，恢復為一車75人。春秋中期，戰事頻繁，負擔過重，一車之卒又開始減少為30，但是披甲率隨著畜牧業的發展而「作丘甲」，由3車兵有甲變為二步兵隊長也有甲，之後又因為綴甲的發明，降低了維修成本，增加為25人都有甲。春秋晚期，推廣牛耕，生產力得到重大提升，戰事轉為攻城為主，更加需要步兵，又「作丘賦」，恢復為一車75人。披甲率則因為手工業城市的發展，和簡易胸甲（無頭盔、背部和手臂處無甲）的發明，由30人有甲，變為30人有全身甲、40人有簡易胸甲，春秋末期和戰國，遠征變多，又由一車70人增加為一車100人（30人有全身甲、40人有簡易胸甲），甚至野人也參加後勤運輸，披甲率變為200人70甲的35%。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gwOTQxMw==mid=200819582idx=1sn=57f1bbd97082218ace32eb6693601073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恰好今天有這麼篇文章。

最大的在於歷史(真實的)不可重新建構

袁老師：「我看的也不是國民黨寫的書，都是共產黨寫的書，但我看出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