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統治階級為什麼選擇了儒家思想?

西方國家為什麼沒有像中國這樣重視人倫?

或者說西方國家為什麼沒有選擇像儒教? 是必然還是偶然?

那為什麼西方世界存在的那些國家沒有用這樣的思維方式統治呢? @Daryl Tse @袁崇煥

----------

本題已加入知乎圓桌 ? 縱橫經濟史,更多經濟史相關的問題歡迎關注討論。


看到有人質疑說儒家思想變遷與王朝選擇之間關係的,請不要忘了,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所有王朝都是獨尊儒術的,唐代對於道教、佛教的推崇、宋代對於道教的推崇都曾到達登峰造極的高度,統治者對於治理的道德準則一直都是以「是否對自己統治有利」為原則的,按照有的人的論斷,漢朝開始儒家思想就奠定了絕對統治地位,那為什麼唐宋要分別推崇不同宗教而不是獨尊儒術?!統治者不知道儒家已經是「歷史大趨勢」了么?

統治階級選擇某種思想作為統治工具,必然是希望通過這種工具達到一定的目的。在中國歷史上,秦、漢、隋、元、明等朝代的傾覆均由農民起義為肇始,因此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有充足的理由警惕農民起義這種衝突形式。歷代統治者也都將農民起義視為威脅自己統治的大敵。

農民起義貫穿中國兩千餘年的封建歷史,這與中國封建王朝的農業經濟結構密不可分。周期性的氣候衝擊和食物短缺不斷的刺激農民起義的反覆發生。叢林法則和生存倫理(Subsistence Ethic)使得農民在生存受到威脅時,理所當然的將搶掠作為合理的選擇。所以一直以來中國的農民都會在生產者和反抗者的角色之間來迴轉換。我們甚至可以從清朝的記錄中看出,這種轉換與農時密切相關。「閑時為匪,忙時為農」成為部分地區農民生活的常態之一。

這種農民暴動的發生非常頻繁但是規模卻普遍不大。相比廣泛為人所知的試圖推翻王朝統治的大型農民起義,大多數的農民暴動都是小規模的。在清朝,超過10000名參與者的暴動僅佔總量的4.7%

道德約束是統治的有效手段之一。中國封建統治者一直強調「服從與和平的美德」,希望藉此來抑制「生存倫理」帶來的暴力。

儒家思想三綱五常皇權天授的思想恰好滿足了統治者「服從與和平」的統治要求。自西漢(公元前206年-公元9年)以來,統治階級就開始通過建立孔廟和表彰模範行為的方式推行儒家思想。地方政府被要求建立孔廟並定期舉行祭孔儀式,並樹立模範典型,如為遵守三綱五常的「烈女」樹立貞節牌坊,以宣傳儒家思想,「教化民眾」。

那麼,視儒家思想為正統,帝王們的這種選擇是否奏效了呢?儒家思想是否真的能夠幫助封建王朝減少了農民暴動呢?

經過兩千餘年的發展,儒家思想逐漸在中國成為正統思想。到清代,基本上每個鄉鎮都至少有一處祭祀孔子的孔廟。「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體現了儒家思想對於社會衝突的態度,即使明末李自成領導農民暴動,也保持著對儒家學說的尊敬,對山東曲阜的孔府和孔廟秋毫無犯。

作為孔夫子和眾多儒家先賢的誕生地,以曲阜為中心的山東各縣儒教氛圍濃厚,而山東其他一些地區儒家傳統則相對較弱。歷史上,山東西部地區經常遭受自然災害,旱災、黃河泛濫經常發生在西部平原地區,因此,山東西部在歷史上就是農民暴動的高發區,比如《水滸傳》的故事就發生在山東的西南部地區,而東部的山東半島卻享受著相對充足的雨水,並遠離黃泛區。如圖一所示,圖1a和圖1b分別表示農民起義的次數和因自然災害而產生的糧食危機的次數。

清朝(1644-1911)267年的歷史中,山東經歷了大量的自然災害和農民暴動,但是這些災害和暴動的空間分布卻非常不均勻。同時,由於曲阜的存在,儒家思想傳播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作者選擇山東作為研究對象。

衡量儒教思想傳播的理想變數應該是信奉儒家思想的人口比例。但是儒教思想作為一種社會規範,很難清晰界定誰是信奉者而誰不是。因此作者使用孔廟數量(文廟、名宦鄉賢祠、忠孝節義祠)和被清政府官方認定的烈女數量來代理儒家思想的影響度。

由於這些數據的來源《山東通志》(1934)並沒有提供孔廟及烈女的時間變化,因此作者在這裡假設孔廟數量和烈女數量在時間上是不變的。這一假設是合理的,因為從記載可以知道,96%的孔廟在清代之前就已經建成,並且現有研究均表明文化特徵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穩定。同時,考慮到縣鎮大小對於這些變數的影響,我們將這些變數都轉化為單位面積量。由圖1c和1d中我們可以看出,作為儒家思想聖地的曲阜及周邊地區的確有更高密度的孔廟和烈女。

為了驗證孔廟密度和烈女密度是否能夠代理儒家思想的社會準則,作者根據《山東通志》中對於每個縣的評價(「尊儒」、「禮讓」、「明節正氣」、「忠義守法」)驗證了代理變數的有效性。

  • 描述性統計

圖二清晰的展示了農民暴動與糧食危機的關係。紅色線為每10年中農民暴動的次數,綠色為每10年中發生糧食危機的次數。

我們按照孔廟密度和烈女密度將山東省的鄉鎮劃分為強儒組和弱儒組,可以明顯從圖三中看出,強儒組(紅色)的暴動次數要明顯小余弱儒組(綠色)。

  • 基準回歸

作者首先在基準回歸中考察了經濟衝擊對於農民暴動的影響。

Rebellion_{it}=eta_1 shock_{it-j} + county_i + year_i + epsilon_{it}

其中shock_{it-j}表示是否遭受糧食危機的虛擬變數。變數滯後期數j= 0, 1, 2是因為中國北方農業基本是夏秋兩季收穫,因此其作用有可能在第二年顯現。OLS回歸結果如表格二所示:

當年的糧食收穫減產,會顯著提高第二年農民暴動的概率。

接著作者將基準回歸進行拓展,考慮儒家思想對於暴動的影響。講儒家思想代理變數的交互項加入到回歸方程中,結果如表三所示。

Rebellion_{it}=eta_2 shock_{it-j} + eta_3 shock_{it-j} 	imes Confucianism_i+county_i + year_i + epsilon_{it}

我們可以看到交互項的係數顯著為負,表示儒家思想可以有效減輕由糧食危機引發農民暴動的概率,每1000平方公里內的孔廟數量每增加10%,就回使得農民因糧食危機而引發暴動的概率減少3.8%。

  • 穩健性檢驗

由於作者使用的樣本中有大量的零值樣本,為避免"over-zero"問題,作者進一步使用Tobit和Conditional Logit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其結果與OLS結論一致

在檢驗文化與衝突的關係時,最困難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將文化的作用與制度環境及其衍生因素分離開來。

  1. 經濟繁榮程度是是我們首先可以想到的,能夠同時影響儒家思想普及和農民起義的因素。一個繁榮的經濟有利於儒家思想的傳播,同時也會減弱氣候衝擊對於經濟的影響。作為農業經濟占絕對主導地位的清代中國北方地區,作者使用農業適生性指數(GAEZ database)來代理當地的農業生產潛力。這一指數與當地的世紀產出成正相關關係,因此是對當地經濟能力的一個有效代理。加入回歸後,原回歸的結果仍然穩健。
  2. 教育與社會流動性。儒家經典一直是古代學校的主要課程,因此儒家思想有可能是通過教育行為來影響農民暴動的。同時,社會流動性可能同時影響孔教的傳播和農民起義。作者分別控制了學校數量(府學、縣學、書院)以及科舉考試中獲得「生員」的數量,用以分別控制教育和社會流動性的作用。加入回歸後,原回歸的結果仍然穩健。

  3. 國家能力。國家能力對於衝突的作用一直廣受討論。作者使用縣兵站密度、糧倉容積、土地稅收、府治所在地虛擬變數來代理某縣的國家能力。加入回歸後,原回歸的結果仍然穩健。

  4. 西方影響、其他文化、地理因素及歷史暴動。作者分別使用通商口岸及傳教士出現時間、道觀佛廟密度、平均地形強度及歷史暴動次數進行代理。加入回歸後,原回歸的結果仍然穩健。

由於孔廟可能會在農民起義中遭到摧毀,因此農民暴動的的地方就可能會有較少的孔廟。為了驗證這一假設,解決雙向因果關係的問題,作者使用工具變數2SLS回歸,以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50年間儒家聖賢出生的數量來作為清朝儒家思想強度的工具變數。古代先賢的出生地與清代文廟的數量相關,但是卻與清朝發生的農民暴動外生。工具變數回歸結果如表5

工具變數回歸仍然顯著,說明沒有證據表明雙向因果關係的假設成立。

  • 結論

綜上所述,作者認為,儒教思想的傳播對於因經濟衝擊而起的農民暴動有顯著的抑制作用。或許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史上眾多封建王朝的統治者都會大力推行儒教思想的原因吧。

本文論證過程和數據綜述自Kung, James Kai-sing, and Chicheng Ma. 2014. 「Can Cultur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Confucianism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Qing Chin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感謝 @石大毛 朋友提出的探討意見,很難得能夠在知乎上碰到有價值的探討。

  1. 關於佛教、道教的影響,在穩健性檢驗中已經控制了佛寺道觀。

  2. 儒家思想對於農民起義抑制的具體機制值得探討,可能需要更進一步的數據或者論證,但是這跟本文的目前的結論似無衝突?

  3. 全文從未說這是歷朝歷代選擇儒教的全部原因,而只是證明了儒教對於農民起義的抑制作用。全篇論證的就是帝王出於抑制農民起義的選擇是否奏效。帝王希望沒人造反這一點相信不會受到質疑,選擇道德準則的時候把這一顧慮加入選擇標準,相信也是歷代帝王都會考慮的。

  4. 歷代王朝選擇儒教的原因可能眾多,但是列舉出再多原因都是「今人之推測」,而且很多推測都是觀點不一且無堅實的證據支持。這篇文章只是用規範的邏輯和範式論證了其中一個原因,至於這個是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不在這篇文章的討論範圍之內。

  5. 另外,量化歷史的意義即體現在,提供完整、規範的論證邏輯和過程,並且整個範式從數據到結論都是可以證偽的,可以大大改變部分人文學科研究長期自說自話、推測無法證偽的局面,為交流和改進提供一個有益平台。

勘誤:穩健性檢驗部分中,有關國家能力的控制變數應為「糧倉容積」,而非「糧倉密度」。由於無法觀測到實際儲量多少,因此作者使用了各縣的糧倉容積作為代理變數。

本來不想撕逼的,但是竟然有人妄談「量化歷史」是所謂「歷史的陳跡」?我從未見過如此粗鄙之語,這裡統一回復。如果哪位比我提到的三位更有資格評論量化歷史研究範式,請告知。

隨附北大2015年第三屆量化歷史講習班的公告摘錄,介紹了量化歷史研究在北大的發展歷程。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孫祁祥教授在年會上致歡迎辭,代表北大經濟學院對中外教授的辛勤工作表示真誠的感謝,同時還追溯了經濟學院量化歷史研究的傳統,展望了未來量化歷史研究的前途。她指出,北京大學經濟學系(1985年改建為經濟學院)的經濟史專業是我國高校中第一批(1982年)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專業之一,學科開創者陳振漢教授是我國最早從事中國經濟史研究與教學的經濟學家之一,是經濟學界公認的經濟史研究權威。從陳振漢先生開始,到後來的厲以寧等教授,北大經濟學院經濟史學科的研究,注重歷史和經濟學理論的相互結合,並服務於現實經濟發展的需要。自陳志武教授加入之後,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量化歷史研究又有了新的發展,本次量化歷史講習班及量化歷史年會將極大地推動學科的進步。

http://162.105.205.17/displaynews.asp?id=13030

學術交流可以,但信口開河不行。人最大的愚蠢之一,就是看不懂的,先鄙夷和反對,而不是先試圖弄懂。


所有說採用儒家思想只是為了減少農民起義、只是為了奴役人民的人,都忽略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中國是世界上農民起義次數最多、烈度最高的國家,沒有之一!說儒家思想是簡單的要減少農民起義,就跟指著至今依然分裂的歐洲說歐洲人「會團結」,指著大一統了幾千年的中國說中國人「只會內鬥」一樣可笑

真正能顯著減少農民起義的意識形態,是農奴制、是種姓制、是一神教,是讓人民向往來世報而不是現世報的各種宗教,而絕對不可能是儒家這種不語怪力亂神的玩意。像當年英國殖民印度的時候,受工業品衝擊,手工業者大量失業,加爾各答15萬紡織業手工業者,餓死了11萬,用英國人自己的話說,「這種悲慘的境況,在商業史上是無與倫比的。棉織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可是人家可沒有爆發什麼起義,反而是乖乖餓死了。這種程度才有資格叫「對於因經濟衝擊而起的農民暴動有顯著的抑制作用

儒家思想的傳播反而顯著促進人們「清君側」、「殺人防火求招安」、「均貧富,等貴賤」、「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只有像山東孔廟地區那種非常大力洗腦後才會抑制(相對與儒家傳播水平一般的地區)農民起義水平,但基準線依然顯著遠高於宗教、農奴制、種姓制等意識形態。得票最多的 @楊陽的回答中引用的研究不能說不對,但那研究要麼是盲人摸象,要麼是別有用心,只挑選了山東做了縱向比較,其實跟非儒家地區橫向比較一下結論就得馬上反過來了……比方說,清朝西藏、滿洲地區農民起義數就顯著少于山東

而統治集團採用儒家為主要架構的意識形態,難道是為了跟自己過不去么?不,還是為了統治集團的利益,不過這個答案就不那麼顯然了,我能想到的主要有那麼幾個方面,歡迎補充:

  1. 「天人感應」,限制皇權,維持大一統
  2. 「華夷之辨」,保證對外族優勢

  3. 「重義輕利」,抑制資本主義
  4. 在經濟正常時,該系統是穩定的,而當經濟不正常時,它保證了王朝更替後換湯不換藥

第一點,維持大一統對統治集團有利,這很好理解,農業社會的生產力有上限,統治集團的絕大部分收入來源於壓榨農民,而壓榨程度也有上限,那麼統治集團的收益直接正比與土地面積。那麼為啥限制皇權有利用維持大一統呢?這就跟農業時代國家對地方低下的控制力有關,如果皇權不受限制,統治集團不能達成中央和地方的妥協,那麼很顯然,乘皇帝勢弱時,分裂割據就是地方豪強的最優選擇。古羅馬就沒有從制度上完成這一步。

第二點,「華夷之辨」,這也很好理解,就跟現在燈塔國一直宣傳自己是人類的希望一樣,可以取得主觀上對外族心理和文化上的優勢。即使被游牧民族征服,征服者最後也不得不跟士族集團作妥協,否則就要連續不斷的面對這世界上烈度最高的農民起義

第三點,抑制商業在現在看來是個狗屁倒灶的玩意,但在大一統的農業社會,這確是毫無疑問對統治集團有利的。所謂貨值之術,也就是「用錢生錢」,其實質就是原始的資本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一樣,它是會以指數發展的。前面說了,農業社會生產力是有上限的,而大一統的農業社會,在生產力足以支持遠洋貿易之前,是個有上限的封閉體系,封閉體系中是無法容納指數式發展的。放任商業發展,會造成資本飛速集中,土地飛速兼并,而封建王朝多死於土地兼并,剩下的就不用多說了。

第四點,平時系統穩定這是廢話,歷史上不穩定的都留不到現在,但保持靜態平衡簡單,保持動態平衡難,能保證王朝更替換湯不換藥的制度,在世界上是不多的,四大文明古國能一直文化延續不斷的就只有兩個,一個是中國這種換湯不換藥的,另一個是三哥那種換藥不換湯的……大世家能延續上千年的,在世界上恐怕不多,在中國卻不少,例子就不舉了


這個建議去讀一下資治通鑒。宋代的大儒司馬光講的很清楚。

1。所有的統計階級都希望子子孫孫都是萬萬歲,萬世不易。最好的辦法就是永遠上上下下,君君臣臣的秩序。最怕的就是亂臣賊子。

2。亂臣賊子也不是一天養成的,為了避免篡位,就需要讓臣子擺正自己的位置,連造反的念頭都不要有。

3。念頭不要有最好的辦法:通過禮教設定一系列的差別化爵位,使用的物品,和對應的儀式,讓臣子每時每刻都提醒自己:我不配擁有超過我名分的東西,這樣就不會造反了。

儒家思想或者儒教禮法剛好迎合了統治者這個需求。

《資治通鑒》第一章開頭就這麼講了:

1。 永遠當統治者需要下面絕對的服從,絕對的服從那就需要所有人都認可君君臣臣永不變的秩序(禮)。所以需要有個理論(儒家)來證明秩序的重要性。遇到孔子這種雖然皇帝沒有力量但是還是把皇帝位置擺的高高的理論家,是最吼地!

  臣司馬光曰:我知道天子的職責中最重要的是維護禮教,禮教中最重要的是區分地位,區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麼是禮教?就是法紀。什麼是區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別。什麼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四海之廣,億民之眾,都受制於天子一人。儘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絕倫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為他奔走服務,這難道不是以禮作為禮紀朝綱的作用嗎!所以,天子統率三公,三公督率諸侯國君,諸侯國君節制卿、大夫官員,卿、大夫官員又統治士人百姓。權貴支配賤民,賤民服從權貴。上層指揮下層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動,樹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葉;下層服侍上層就好像人的四肢衛護心腹,樹木的枝和葉遮護根和干,這樣才能上下層互相保護,從而使國家得到長治久安。所以說,天子的職責沒有比維護禮制更重要的了。

  周文王演繹排列《易經》,以乾、坤為首位。孔子解釋說:「天尊貴,地卑微,陽陰於是確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貴賤也就各得其位。」這是說君主和臣子之間的上下關係就像天和地一樣不能互易。《春秋》一書貶低諸侯,尊崇周王室,儘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書中排列順序仍在諸侯國君之上,由此可見孔聖人對於君臣關係的關注。如果不是夏桀、商紂那樣的暴虐昏君,對手又遇上商湯、周武王這樣的仁德明主,使人民歸心、上天賜命的話,君臣之間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節,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賢明的微子為國君來取代紂王,成湯創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吳國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開國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寧肯國家滅亡也不願做君主,實在是因為禮教的大節絕不可因此破壞。所以說,禮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區分。

2。上上下下永不變更的方式就是:通過差異化的配置,比如爵位,比如使用的物品的檔次,比如儀式感,來360度全方位的讓你感覺到思想上你就是不配擁有高等級的。來防微杜漸。

  所謂禮教,在於分辨貴賤,排比親疏,裁決萬物,處理日常事物。沒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顯揚;沒有器物,就不能表現。只有用名位來分別稱呼,用器物來分別標誌,然後上下才能井然有序。這就是禮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沒有了,那麼禮教又怎麼能單獨存在呢!當年仲叔於奚為衛國建立了大功,他謝絕了賞賜的封地,卻請求允許他享用貴族才應有的馬飾。孔子認為不如多賞賜他一些封地,惟獨名位和器物,絕不能假與他人,這是君王的職權象徵;處理政事不堅持原則,國家也就會隨著走向危亡。衛國國君期待孔子為他崐處理政事,孔子卻先要確立名位,認為名位不正則百姓無所是從。馬飾,是一種小器物,而孔子卻珍惜它的價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卻要先從它做起,就是因為名位、器物一紊亂,國家上下就無法相安互保。沒有一件事情不是從微小之處產生而逐漸發展顯著的,聖賢考慮久遠,所以能夠謹慎對待微小的變故及時予以處理;常人見識短淺,所以必等弊端鬧大才來設法挽救。矯正初起的小錯,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顯的大害,往往是竭盡了全力 也不能成功。《易經》說:「行於霜上而知嚴寒冰凍將至。」《尚書》說:「先王每天都要兢兢業業地處理成千上萬件事情。」就是指這類防微杜漸的例子。所以說,區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個等級的名分。

3。儒家還規划了一個願景:給所有人洗腦以後,就算我皇帝的後代沒有力量了。但是我的名分還在,這個思想也會感染到一些比較有力量的諸侯來起兵勤王,來保護我子子孫孫的地位。 

 嗚呼!周幽王、周厲王喪失君德,周朝的氣數每況愈下。禮紀朝綱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敗;諸侯國君恣意征討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預朝政;禮教從總體上已經有十之七八淪喪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開創的政權還能綿綿不斷地延續下來,就是因為周王朝的子孫後裔尚能守定名位。為什麼這樣說呢?當年晉文公為周朝建立了大功,於是向周襄王請求允許他死後享用王室的隧葬禮制,周襄王沒有準許,說:「周王制度明顯。沒有改朝換代而有兩個天子,這也是作為叔父輩的晉文公您所反對的。不然的話,叔父您有地,願意隧葬,又何必請示我呢?」晉文公於是感到畏懼而沒有敢違反禮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盤並不比曹國、滕國大,管轄的臣民也不比邾國、莒國多,然而經過幾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晉、楚、齊、秦那樣的強國也還不敢凌駕於其上,這是為什麼呢?只是由於周王還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魯國的大夫季氏、齊國的田常、楚國的白公勝、晉國的智伯,他們的勢力都大得足以驅逐國君而自立,然而他們到底不敢這樣做,難道是他們力量不足或是於心不忍嗎?只不過是害怕奸奪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討伐罷了。現在晉國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視國君,瓜分了晉國,作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討,反而對他們加封賜爵,讓他們列位於諸侯國君之中,這樣做就使周王朝僅有的一點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棄了。周朝先王的禮教到此喪失乾淨!

4. 儒家還提出不遵從這套理論的後果。

  有人認為當時周王室已經衰微,而晉國三家力量強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認他們,又怎麼能做得到呢!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晉國三家雖然強悍,但他們如果打算不顧天下的指責而公然侵犯禮義的話,就不會來請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為君了。不向天子請封而自立為國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齊桓公、晉文公那樣的賢德諸侯,一定會尊奉禮義對他們進行征討。現在晉國三家向天子請封,天子又批准了。他們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為諸侯的,誰又能對他們加以討伐呢!所以晉國三家大夫成為諸侯,並不是晉國三家破壞了禮教,正是周天子自已破壞了周朝的禮教啊!

  嗚呼!君臣之間的禮紀既然崩壞,於是天下便開始以智慧、武力互相爭雄,使當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為諸侯國君的聖賢后裔,江山相繼淪亡,周朝先民的子孫滅亡殆盡,豈不哀傷!

我是皇帝,我也喜歡這一套啊。已經是九五至尊,然後其他所有人連想都不敢想篡位

我只是把司馬光的話總結一下說出來罷了。這段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寫在資治通鑒第一卷。如果覺得我曲解了,可以說出我曲解這段話在什麼地方,這點我知錯就改,別無二話。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聖之一,評論區裡面的儒家大師水平比司馬光高的,自己去著書立說反駁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去。我就不陪你們撕逼了。


謝邀!

選擇儒家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漢高祖,劉邦能馬上得天下,可不能馬上治天下!」而人的生活總不能去跟動物一樣!

在歷史上,儒家在兩漢時期能從諸子百家中脫穎而出,五四時又被罵的那麼慘,現在還能不能復興,這些真是大問題。

從幾個角度來談:

首先說教育

諸子百家如果從對教育的闡述和重視上談,儒家思想無出其右。

先來看儒家做了什麼?

1.教育普及,有教無類的思想至今閃閃發光啊!仙劍奇俠傳裡面那個老頭不是說出這句話後,整個人都閃閃發關嗎?這難道不是一種民主平等思想嗎?

自孔子以後,貴族的知識壟斷開始打破,很多諸侯不敢用孔子(可看晏子與君王的對話),但諸侯們很喜歡用孔子的學生。子路就去當了將軍,戰死沙場,而原本他只是有義少仁的「野人」。

2.收集和傳承典籍文獻

重視歷史是我們從上古以來的傳統,在孔子的手中,又再次發光。對文化的傳承上,孔子述而不作,很好地保護了原真性。但他也同時有文化的震懾力,他是對典籍有損益的,寫春秋,對歷史人物是有褒貶,自此以後,我們中國的史家就傳承了這種思想,直言不諱,寫盡善善惡惡,功功過過。所以,孔子著《春秋》,使亂臣賊子懼!

教育對國家的作用是巨大的!

一個國家想要復興,必須重視教育,否則幾十年下來,誰能給你撐門面。

就教育這點上,是歷史的必要性選擇了儒家,這是儒家的學術自信!

並且在現代,各個古文明中,只有中華文明還沒斷,雖然現在很危險,但是還是仍有一線生機。這一切和儒家的這種思想是息息相關的。

而西方國家近代以來為什麼強大?

不就是因為啟蒙運動,教育普及,並且大學教育制度的設立,讓文明得以傳播和升華。那一批批最有智慧大腦聚集在一起,碰撞的火花,足以改變整個世界!並且至今如此。

所以,學術自由文藝復興(相對於神,強調人的重要性)啟蒙運動(重視自己的理性,承擔自己的責任)這些很重要

學術自由,人要有自己的專業領域,要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要敢發言,同時也要強調自我提升,讓自己能夠運用自己的理性,做出恰當的選擇。這才是真正齊家治國之道!

可以從趙敦華老師的《西方哲學簡史》,梁啟超先生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學術史)了解。

價值觀上談

人生百年,我們要做一個怎麼樣的人?我們有想過這個問題嗎?這個問題很重要!

孟子就講了,人之異於禽獸幾希。作為一個人的價值到底在哪裡?我和那頭禽獸的區別在哪裡?

適逢亂世,孔子、孟子這些大思想家針對當時的社會現象作出的回應,至今不變,是謂常道。

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地先聽他們怎麼說,再做判別。

儒家的《論語》裡面,拋去時代背景下一些有問題的話,大體而言,顯現出了一種正面向上、積極樂觀的人生價值觀。它是溫暖的,正義的,剛強的。

比如說,

子曰,一簞食,一瓢飲,人不改其憂,顏回不改其樂。

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於浮雲。

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答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境界和情懷,細細品味,回味無窮。

這是真正的超脫之語,其中人生樂感,把人性的光輝一面給體現出來了,甚至你能讀出其中地幽默智慧。

縱觀道家,佛家之書,厭世的思想價值觀有很多,普通人沒有正確理解,後果很嚴重。所以,不管修道修佛,儒家的道德實踐功夫一定是基礎,否則佛家容易流於狂禪,道家容易變成雞鳴狗盜之輩。

當然,佛和道他們有自己獨特高超的精神。佛家和道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人生的,和儒家非常不一樣。儒家是不拋棄人生的,是積極地參與的,也有很高境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當然,道家可能覺得你儒家這種正道還不圓滿,要無正之正乃大正。

所以莊子的逍遙遊講:「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這種超脫,當然境界更高,但是混沌(不名、黑暗)中還需言明,言明後仍需要回歸混沌(返璞歸真)。

所以孔子說,七十隨心所欲而不逾矩。

(重要的事說三遍!)

另外,

不管哪個統治階級,他至少在一個層面上代表了

正義(古語禮樂,尊重人的、正當的價值觀)

不管哪個統治階級,他至少在一個層面上代表了

正義(古語禮樂,尊重人的、正當的價值觀)

不管哪個統治階級,他至少在一個層面上代表了

正義(古語禮樂,尊重人的、正當的價值觀)

所以,在面向全體國民的思想價值觀的宣揚上,當然,統治階級選擇儒家是最合適的。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家確實有道理啊!確實能實實在在的而非南轅北轍的導人向善、上進啊!確實符合調配組織社會資源的需要啊!


來的晚了,上面的論述很多,不無真知灼見。但是本人這裡有三點需要再系統說明一下:

一、所謂的「儒家思想」究竟是什麼?

二、「儒家思想」是一成不變的么?

三、「儒家思想」的存在必定是有什麼價值的,否則也不會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這麼久。

鄙人淺見如下:

第一個問題,儒家思想是一個講究君臣父子的秩序規範,協調社會關係的行為準則,同時又是那個時代的人認識世界的指導思想

第二個問題,儒家思想是在不斷的變化的,從孔孟開始他們的觀點就有顯著的差別,然後董仲舒、朱熹等人都有自己的觀點進入。但是從更長的時間來看,又處於穩定狀態。所以,從一個大歷史的角度來看,可以說儒家思想是一個「大體穩定,常有調整」的東西。

第三個問題,與第一問題的答案密切相關。因為這是一個行為準則,秩序規範,指導思想,在長期的運行之後被社會所接受,從而成為了對全體社會成員的一種約束。在缺乏現代技術支持的封建社會,這是最節省最經濟的維持社會秩序不至於敗壞、乃至崩潰的方法

這坑先佔下,有時間再回來填。


其實究竟是儒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根本無所謂,對中國這樣大一統的國家而言,所謂統治階級只需要這麼一個比較有名氣的教派,然後找一大幫子御用文人研究討論一番,無論什麼教派都能改造成統治階級所想要的了。


儒只是一個名字。統治階級並不是遵儒,而是遵權。通過各種級別的權力來管理各種階級。不同階級有著不同的權力。這樣就能保證最高層的階級有擊殺一切的道理。

而這並不是孔夫子所倡導的儒。孔子的儒中有禮,這個禮被統治階級利用了,成為了權力和義務。

儒家經典左傳中說「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但是,可以發現,基本上所有的統治階級的做法都與之相反。

所以要說古代是遵儒的,表面上是這樣,因為借用了畫皮,但是精神上是違背的。


原題想問的其實是:為什麼「人倫關係」能夠成為中國國家理論的基礎,而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基礎卻鮮見「人倫關係」的蹤影,卻主要是宗教或者自由民主以及市場理論等等原子化理論(即人被當做個體看待),以及是什麼造成的這種差別?

可惜,已有回答幾乎沒有直面這個問題的,這些答案要麼是在思想史式地梳理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中的發展,這當然是有益的;要麼是無益地,以 A=-(-A) 的形式,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高票答案引用的那篇論文的標題,以中文翻譯一下其實就是:社會規範能減少暴力衝突嗎?(Can Soci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暴力衝突是什麼?暴力衝突就是社會失范的最終表現形式。而論文作者們的工作就是用翔實且儘可能精準的數據為我們展現了:「規範」和「失范」這對在語義上不言自明的相反關係是確實的。

但這是一句廢話。它甚至連證明「儒家思想有助於抑制農民起義」也沒有幫助。除非答主論證:社會規範等同於儒家思想,只有儒家思想才能夠形成社會規範。但如果答主如此論證,他就不能解釋為什麼同樣遵從「對自己有利原則」的唐宋統治者不選擇社會規範(即儒家思想),卻選擇在此邏輯下有可能讓社會失范的佛道學說了。

論文作者證明了,在儒家思想為主流思想的清朝,孔廟越多,社會越規範。

這無異於說:在現代商業社會,高端寫字樓和商場越多的地方,社會越規範;在中世紀西歐,教堂越多的地方,社會越規範;在伊斯蘭社會,清真寺越多的地方,社會越規範;在崇佛的南北朝時期,佛教寺院最多的地方,社會越規範。

但事實上,因為某些原因導致社會失范頻發的地區,你無論讓他們信道也好,信佛也好,或者是推崇儒家也好,該亂的地方總是這些地方先亂起來。

還是以山東西北山東西南為例,山東西北是什麼地方?是省府濟南,是泰山山脈地帶,地勢較高,水災影響較少。山東西南是什麼地方?儘管這個地理位置安全,農業指數高,位於平原收成好。但是,北宋末年以來黃河開始自山東西南大運河河段奪淮入海,所以從由黃河水災造成的宋江起義開始,直到清代的山東白蓮教起義、義和拳運動等等皆發於此地。可見從北宋皇帝崇道,到清代社會尊儒,該亂的地方還是該亂。最明顯的是答主引用論文的這張圖表:

看到農民起義最高聳的年代了么?這便是1855年銅瓦廂決口造成的後果。所以我們會看到在山東西南地區,即便是孔廟密度高的地區,仍然是起義多發區。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孔廟和貞女祠的分布相對分散,農民起義的爆發卻在地圖上相對集中

其實,這份歷史橫斷面研究恰恰最不能解釋的就是政治與思想之間的關係。一份量化研究如果想證明「儒家思想有助於抑制農民起義」的話,它只能坐縱向的跨時間軸選擇其他思想時期和儒家思想時期進行對比,但所要剔除的變數可就海了去了。或者在中國選擇幾國對立時期,把崇儒的和尊佛尊道的勢力進行對比,看哪邊的社會更具規範化,但可惜的是,在中國我們找不到這樣的模型(錯就錯在把儒當做了跟佛、道對等意義上的宗教)。

那麼回到正題,到底為什麼在中國,「人倫關係」通過「父子君臣」之邏輯成為了國家理論之基礎,而在西方,家庭關係和政治關係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層面之事?

且等我有空了再繼續更新。。。。


並非單方面的統治階級選擇了儒家,並且更關鍵的是,中國曆朝歷代都並非只是用儒家,而是儒家為表,法家為里。

夏朝太早,幾乎無史料。

殷商是部落聯盟制,尚鬼神。

西周廢棄了殷商的一些政策,周公旦等建立了禮樂制度,儒家思想對其進行了繼承和發展。

進入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分析一下儒墨道法四家則可以找到後世朝代到底用的誰的思想。

先說墨家。

墨家主張兼愛,即無差別的愛,對比其他三家,墨家在對人的平等性認識上是做的最超前的。然而墨家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想法和方法是矛盾的。墨家希望以君主統治的方式實現人的平等,這本身就是矛盾的。墨家的組織就像個國家,首領叫巨子,然而墨子去世後很快便分崩離析了。另外,墨家太在意士人的務實需要而忽略了將來。

再說道家。

道家主張無為,認為當時社會混亂是因為人的慾望太多,做的太多。道家認為消除人的慾望,甚至消除人的成就感,釜底抽薪,就可以解決當時的問題。同時道家首先提出了愚民,不過道家的愚民包括了統治階級,即全民皆愚,法家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慾望越少,做的越少,就越不會產生錯誤和混亂。雖然道家有真假無為之別,然而無為的思想,不僅統治階級不會接受,哪怕是普通的民眾也很難認可。慾望或成就感是促進人類發展的一大動力。回到上古就真的好?

再說法家。

法家與其他三家最大的不同是:其他三家的最終目的皆是為了服務天下,而法家則關注於服務統治者。以法家集大成者韓非來說,其主要的思想特點,比如獎罰制度,比如權謀之術,比如愚民政策,難道後世沒有實施嗎?是尤有甚之。所以,後世的統治階級同樣採用了法家的思想,而且進一步的發展。

最後說儒家。

開始說儒家繼承了禮樂制度。那什麼是禮樂制度?禮是等級,是秩序,君臣之禮,父子之禮等,樂是調節不同等級的方法。所以儒家講的仁愛,最不同於墨家的是:儒家是有差別的愛。另外,儒家給當時的社會中堅力量--士人階層提供了一個看得見的方向:學而優則仕。這給以後的文人提供了學習與生存的意義,同時奠定了幾千年中國文人階層人生價值的方向。自然也更會被士人所接受。不過,儒家希望恢復禮樂制度,以仁愛,以道德治理天下,雖然可以說從根本上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然而卻很難實現。即儒家雖然治本,但只是看起來很美;法家雖然只能治標,但至少在當時可以實現。

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很少有國家採納儒家的思想,倒是法家大行其道。比如商鞅,比如魏無忌,比如李斯。

秦就不用說了,焚書坑儒,用的是法家。

漢初用了一段時間的道家,到漢武帝提出「獨尊儒術」之後,儒家算是翻身農奴把歌唱了,然而實際呢?統治階級用的還是法家那一套。那為什麼要尊儒術呢?

維穩。

通過儒家的思想穩定文人階層(他們是社會發展的前鋒,同時也是思想層面不穩定的源頭),通過儒家的仁愛禮樂制度維繫社會的階級和穩定性。然而,統治階級內部還是用的法家那一套。

所以說,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逐漸形成了以儒家為表、以法家為里的方式。


被逼出來的。

當時的華夏需要大一統,而儒家是最好的大一統的手法。

內憂——首先,華夏文明是從黃河發源的,這母親河啥尿性大家都知道,動不動就決口,春秋戰國之前還有扒河堤灌對手國家的,那時候國與國之間的盟約是有把不許扒河堤灌對手放裡面的。因為這位母親的影響,當時的小國之間只有聯合在一起,才能減少內耗,共同面對黃河的威脅;

外患——黃仁宇老先生講的「15英寸等雨線」,基本跟長城重合,長城外的游牧民族因為雨水少,一遇上災荒年份,就活不下去了,就要進內地搶劫,只有統一的大國才有實力去跟他們硬杠。

秦始皇完成了第一次統一,但他用的是法家思想統治,法家思想的內核是「依法治國」,完全不管老百姓心裡想的是啥,然後秦國統一了文字,度量衡,還全國修了公路,打算以法+武力對全國進行統治,但很快就失敗了。

為啥,因為以當時的交通和信息傳遞能力,你根本沒法完成這種整合的,現在哪個地方有個叛亂啥的,大飛機一開,幾個小時就到了;當時那條件,你不知道得走多少天;以法治國?就竹簡那信息承載量還有當時的教育水準,搞個法典能做到多細?你能培養起多少受過專業訓練的法律從業者?

人們因為不專業的法律受了不公待遇,內心對你也沒啥認同感,你要派部隊弄死我還要花時間,那四分五裂肯定是會發生的啦。

漢朝完成第二次統一,漢初時候用黃老之術讓老百姓休養生息,但漢武帝要搞定北面的游牧民族,必然還是需要一個統一的大國來做事的,這時候董仲舒這個儒家變異版就上線了。

請注意,當時實行的是思想+利益結合的方式來推廣這個思想的。

思想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倡孝道,就是通過倫理的類比,來使全國上下一條心,共同認同統一的思想,通過天人感應來確立君主的合法性,還有,當時的中國更注重文化的「化」,而對疆界其實相對不那麼重視,其實都是確保思想的統一。

實際利益上怎麼配合呢?

沒錯,就是「舉孝廉」,你孝順,就給你官做;用明確的利益誘導,讓整個社會形成風氣。

用思想上的統一,代替法的明確執行,這是一種變通,也是一種更為高明的解決問題的手法;

當時的其他思想,黃老的無為肯定不行,人心容易散;墨家的利他主義操作難度太大,而且執行的時候很容易違背人性;法家因為社會發展程度的制約,過於超前,而且秦朝已經證明法家會失敗了。

只有儒家思想,內核上具備包裝的基礎,董仲舒當時的改造雖然跟孔子當時提倡的東西已經相差太遠,但就實用性來說,可以說相當完美。

可以說,假如沒有這種思想,華夏民族是否還能存在,還真是一個未知數。


補幾句話。

第一,「儒家」和「儒教」兩個詞,前者視之為思想流派,後者視之為宗教。要用宗教的方法分析儒家,請先論證儒家可以視為一個宗教,否則就都是空中樓閣。

第二,唐宋兩朝無論多麼推崇佛道,構成國家政治主體的各層官吏可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的,而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是對經書的解讀和時政分析,經書指的可不是佛經道藏,是儒家經典啊。皇帝本人要求重視倫理道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可真沒看到哪個皇帝要求全國百姓一起刻苦修鍊爭取成佛或者升仙的……

第三,儒家思想不是沒有遇到過挑戰,但絕對不是唐宋的全盛時期對各類宗教的推崇,而是戰亂時代的各種思想變革。漢、唐、宋、明清,不同時代儒家有不同的特徵,同一時代不同派系也有不同的學說,不可混為一談。

------------------------------------------------------------------------------------------------------------------------------------------

因果倒置了。

不是統治階級單方面的選擇了儒家思想,而是儒家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發展,並躲過秦漢之交的大型戰亂,成功的在西漢初年力壓百家,成為社會上的主流思想。雖然一直有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但在此之前,道、法、墨諸家的組織已經分崩離析,思想已經不再進化,這和自漢初開始儒家欣欣向榮的面貌是全然不同的。

西漢立國之時,因為長期戰爭導致土地荒廢,百姓流離失所,所以自高祖、呂后至文帝,都著力於休養生息,這段時期也被認為是西漢以黃老之說治國的階段。但是到了文帝在位時期,情況已經有所改變。

文帝在位時,西漢國力相較建國初期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新生的地主階級已經穩固,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也愈發加劇。為了鞏固中央政權,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根據儒家思想逐步推行制度改革是必要的。比如說文帝即位初期,徵召賈誼為博士,賈誼上疏,希望以儒家思想構建新的禮儀制度,文帝雖然沒有採納這一建議,但卻未罷黜賈誼,第二年就根據賈誼的提議遣送列侯回封地。只可惜賈誼心理壓力太大,英年早逝,沒有能在政壇上真正的大顯身手。

到景帝即位之後,黃生和轅固生在景帝面前辯論「湯武受命」論題。當然,這個話題因為過於和諧,最後被景帝制止了,但可見到這一時期,雖然儒家學說還沒佔據絕對優勢,但已經在皇帝面前有一定的地位了。

以上兩例是想說明,漢初確立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治國理念和施政方針,並非簡簡單單下詔書的過程,而是經歷了一個漫長階段的。實際上,史書里記載的很清楚。

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原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如上,西漢初期,高祖就任用儒生參與朝儀的修訂。叔孫通後來還被任命為太子太傅,並在惠帝時期主持修訂宗廟儀法。

一個思想派系的發展,當然要看門人們的奮鬥,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行程啊。董仲舒固然生逢其時,但他也是因為順應了歷史的大趨勢,才能獲得成功啊。


首先 我覺得 西方的這種地理環境是培養不出儒家的 儒家的生長環境是中國一直以來的自給自足的經濟(中國資源豐富 自己自足完全可以)封閉 無知 西方不一樣 歐洲 由於物質貧乏 急須向外擴張 促成了我們我所知的新航路開闢 向外尋找資源 中國用儒家的思想 鞏固了統治 儒家倡導各司其職 等級觀念 而且國家完全抑制科技的發展 抑制自由貿易 也就是抑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百姓都沒錢 叼不起來 有錢的都是官 所以中國的官本位非常非常嚴重 朝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 百姓都是很無知的 易於管理 西方並不重視人倫 因為他們倡導公平 民主 天賦人權 不是我們中國最早的宗法制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好像強調集體 為了集體犧牲個人 而外國是個人主義 他們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這一點 中國完全醜化了個人主義) 總的來說 歸根結底都為各自的地理環境

以上觀點僅代表個人


1. 儒家又是什麼時候成了中國的主流思想?

一般認為,儒家自孔子始,漢武帝時確立獨尊儒術的地位。然而這卻是有問題的。請問「無比崇拜先王」的儒家的思想怎麼會是憑空發明出來的?夏商周全中國都是「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對倫理的重視程度比秦以後強得多,為什麼先秦不是儒家而以後是?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孔子是儒教教主之前,首先是一位歷史學家,他的研究範圍包括夏朝和商朝。中國的「禮」的文化自夏朝開始就是主流,孔子深刻理解了夏禮和商禮,並且比夏的後代杞國、商的後代宋國理解的還要深(孔子時代的那些「國」、「家」,動輒有千年歷史,其儒的色彩比後世要重的多)。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周禮」是繼承「商禮」而來,「商禮」是繼承「夏禮」而來。「禮」是有史以來就存在的,也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禮」也是儒家用來分析一個社會的工具。周公設禮作樂,讓那個時代的禮、文化、人性完美地結合了起來。為什麼今天很多人喜歡西洋婚禮啊?因為中國禮壞樂崩,「禮」不再能代表人的內心所想。

儒家不是「什麼時候」成了中國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就是中華文明從最初開始一直以來的根本組織形式。只是在春秋戰國的大變革之中,儒家思想受到了挑戰,以孔子為代表的眾多思想家通過對文學、政治、文化、世界、歷史(對應於五經)的研究,提煉總結了儒家思想的精華,在百家爭鳴中成為顯學,並在秦漢的改造後獲得了新生。

漢武帝獨尊儒術,是順應了整個中華文化中的人民、知識分子的要求和口味。

而在其中參雜法家私貨,使其成為「儒法並用」、「霸王道雜之」的形態,則是順應了新的社會變革,維護了社會的發展的成果,當然你也可以說是維護王權,但不要忘記在那個年代,皇帝制度仍然是極其先進的社會制度,法家仍然是對社會進步有好處的。

2. 儒家是什麼樣的思想?為什麼儒家重倫理,而西方宗教不這樣?

在這個問題上,題主要比很多答主高明得多。題主點出了「倫理」這個詞,而眾答主還沒有脫離唯物主義革命史觀,無法從人類發展的角度正視歷史。

簡單的說,儒家的核心就是「人」。孔子深入研究之後,發現禮的本質,其實就是「人性」的外在表達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如果沒有內心的「仁」,要外在的「禮」有什麼用呢?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如果「禮」只是外在的奢靡,還不如儉樸一些;喪禮是人與人的關係的結尾,歷來是儒家最為看重的禮,而喪禮與其「易」(有多種解釋,此處不辨)還不如哀戚。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在眾儒看來,古詩吟詠的是人性人心,且又折射出許多道理。這裡用繪畫作比喻,古人先布五彩,再用白線勾勒;人也是先有內心,然後才有禮確定合適合理的表達框架。

有人說了,孔子是上古時候的人,後世的董仲舒,朱熹等人造就把「人性」糟改的一塌糊塗了。此言差矣。朱夫子「存天理、滅人慾」之說大為世人所詬病。但是,事實上,我勸眾位把朱子當作一個「神學家」來理解,他所探討的「天理」、「人慾」都不是直觀意義上理解的那些概念,而是依託於經典的、很抽象的哲學理念。我們不妨來看看被程朱看作「儒家心法」的《中庸》的開篇第一句: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人的性,是天地所生。而人性,即是大道所在。一切的教化,當是修行此人性之道,修掉因個人天賦、經歷帶來的偏執

在我看來,儒家實在是一門「崇拜人」的宗教。孔孟將人與人的關係「仁」視作根本要義。程朱將人性善的一面視為不可動搖的天理加以膜拜,將人性惡的一面視為人慾加以貶斥。對比基督教,是一門「崇拜神」的宗教,它自然會將人性善的一面歸結於神性,人性惡的一面歸結於原罪。儒家因為對人的崇拜,從而崇拜倫理。父母對子女之愛,感天動地,是人性中最光輝燦爛的元素,也是人類生存發展的根本需要,所以親子倫理成為儒家思想的重中之重。人常說孝道為儒家強調,事實上沒有父慈哪有子孝?中國社會與外國相比,不但子女贍養父母是一大特色,父母對子女之赤誠深情更是特殊。慈為本能,不需教育,孝為後天,需要教育,因此更強調孝,以回報偉大的慈。

3. 儒家、「道德壓迫」與「封建專制」

這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很多中國人深受革命史觀毒害而不自知,竟將「傳統失落」的惡果歸結於傳統。

孟子: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就是害的意思,父子之間搞道德說教,會傷害父子感情的。前面已經提到,儒家崇拜人性至極,認為親子之倫若有傷將是非常痛苦的(註:此處背景為兒子為正義責父,孟子認為這樣做是痛苦的,但不算錯,並與這個人人皆說不孝的人保持來往,「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責善傷恩則不限於這個案例,子責父,父責子,都會傷害感情,都是極大的犧牲,孟子以為朋友之間才可以責善。)古人拜師都是拜別人,而父親不教兒子。還有,孔子也以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比大義滅親更是正直之舉,而西方的現代法治也承認了這一點,不要求親人指正親人。

所謂「道德壓迫」,實在是無修養的人無限放縱自己人性惡的一面,所得到的結果。

至於「封建專制」則更是笑話。古今中外皆是教權和皇權的爭奪,中國也不例外。儒家思想使得帝王無時不刻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死後落得桀紂一樣的惡名。而士大夫讀孔孟之書以後,一個一個都一不怕死二不怕苦。自武王滅商以來,懲治暴君顯然在中國已經成為了政治正確。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你見過把君王叫賊、殘的忠君思想嗎?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道義所在,不懼千軍萬馬,此孤膽英雄,不正是中國脊樑所在嗎?

那個崇拜孔子崇拜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司馬遷,把造反的陳勝寫進史記,並且是「世家」,根孔子和眾諸侯一個級別,請問儒家究竟教給了司馬遷什麼樣的「忠君」?

文天祥: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儒家又教給了文天祥什麼樣的「順服」?

古今正氣所在,錚錚鐵骨,天命光輝,人性燦爛,為了宣傳而潑上污名,結果就是:蠅營狗苟,雞腸鼠肚。只會道德壓迫,不知自省和修養。只會推諉責任,不知君子當仁不讓。只會畏畏縮縮,不知鐵肩擔負道義。


因為儒家思想最合時宜。

當初最大的思想中,儒道墨法四家裡面。道家思想是無為,你信我就信,不信拉倒。法家的思想很先進,但是太過先進導致生產力完全沒有辦法支持起他的思想,你不能真的把皇帝拉倒被告席吧。墨家的思想太過牛逼,牛逼到完全沒有正常人可以玩得轉這個思想,後繼無人也是理所當然。

經過排除法,也就只剩儒家,由爭權奪利,又拍皇帝馬屁,又讓一般人心生嚮往。


儒家有一點非常適合中國的帝制,就是分權。郡縣制的建立客觀上需要了大量的公務員去管理。但是無論漢唐都是貴族門閥行使這種權利,比如漢朝分管地方都是皇親國戚。這是的權力容易集中到大家族手中,嚴重威脅到皇權的地位。而孔子主張通過學習改變人在社會的階層和地位。相比呂不韋這種商人,或者門閥貴族為自己利益推薦族人當官僚,顯然孔子主張的知識分子更適合皇權用來削弱自身的威脅。還有個好處就是知識分子比草包貴族能更好的管理好地方。所以儒家最重要的思維就是通過學習改變自身的地位。包括後來的科舉制度都是儒家思維的延伸。


當然是儒家的仁義禮信啦,法家那一套赤果果的君主專制陰謀權術特務統治雖然實用但是太端不上檯面了呀,掛在嘴上那是什麼吃相啊,太有損形象啦。


因為儒家思想類宗教化,有利於感情用事習慣的培養,方便情感拿人。

這世界上控制人最厲害的方式無非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與想像而來真實體驗到的美好意義感。

儒家思想便是後者。


其實,中國只是選了一個可以兼容多宗教的世界觀體系。其中衍生出了道和儒。後來儒道一起改造了佛教。就變成了儒道佛三種混沌一起的中國文化。

之所以必須兼容多宗教,很簡單啊。8000年前就有萬人部落了,到了商中原方國上百個。還都是農業社會,一致對付游牧民族。這時候扯一神教那是找死。多神教?印度的樣本擺在那裡,小小的恆河流域,分裂是歷史主流。


首先,一定要從真正的歷史資料入手去解讀。

中國儒家站到統治階級巔峰,其實並不是皇權的本意。而是皇權妥協的結果!是皇權向文官集團妥協的產物!

因為中國的歷史的記錄權,話語權,是被儒家牢牢把控的。但是我們從歷史事實來看。漢代根本沒有所謂的罷拙百家獨尊儒術,只不過是儒生在給自己臉上貼金罷了。董仲舒只不過是去給太子教書去了,漢代只不過是重視儒家思想而已,漢代治國依靠的還是王霸之術與法家的結合。真正掌權的都是霍光這類的武將組成的武裝集團。文官遠遠沒有掌握話語權。

隋唐的科舉制度,開始讓文官逐漸進入廟堂,唐代大儒開啟了儒學復興運動,甚至將董仲舒這個大儒提出了儒家隊伍,認為孟子之後儒學就無人繼承了。為啥踢出董仲舒呢,因為董的理論是認為儒家要服從皇權。真正到宋朝,由於宋朝得國的合法性不高,本質上是犯上作亂。所以宋朝對武將出奇的不信任,文官開始全面掌握大權。宋代對文官的管理之寬鬆是任何朝代都無法比擬的,刑不上大夫得到了完美詮釋。於是,宋代文官集團開始為所欲為,上打擊皇權,下對老百姓發明了酷刑鎮壓。

怎麼打壓皇權呢,大儒們發明了道統之說,漢代董仲舒將道統解釋為天道,道統服從法統,法統就是皇帝治國的合法性。而到宋代,由於文官集團的全面奪權,程朱理學開始將道統從法統中升華出來,道統高於法統,道統是由客觀事物及道格物致知推導出來的。這就是意味著道統只能由儒家詮釋,皇權也不能干涉。皇帝,你也得複合道統。宋朝出現程朱理學是文官全面掌權的必然產物。在這種大形勢下,皇權也只能向儒家妥協。文官集團全面把控政權。

從此,儒家開始徹底走向了反動。一開始,在孔子那個時代,儒家有很正面的意義,因為那時天下大亂民不聊生。儒家的號召及思想是進步的。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但是到了宋代之後,儒家在文官集團的通知下,完全變成了鉗制人思想的工具。從此之後,就成了,天生孔仲尼,萬古如長夜!


推薦閱讀:

中國到底有多好(這裡指國情等其他方面)?
中國文學藝術界是否正在被日本文化所侵略?
中國目前最主要的文化輸出是什麼?
漢語古書,有哪些是值得讀的呢?
既然中國南方自然條件優於北方,為什麼漢文化中心首先壯大於北方,經歷了文化經濟重心遷移才到南方?

TAG:歷史 | 政治 | 中國文化 | 儒家 | 經濟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