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打二戰？或者說二戰對於軸心國有什麼意義？

01-04

我只看到軸心國被暴打一頓把吞進去的又吐出來了

按照盎格魯歷史界的傳統的保守的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戰被看作是兩場戰爭的「和」。一場是主戰場在歐洲的西方戰爭，一場是發生在亞洲和太平洋的東方戰爭。之所以這麼看，是因為西方歷史學家認為兩場戰爭的本質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簡單來說，西方戰爭本質是政治意識形態的衝突，東方戰爭的本質是日本傳統的帝國主義擴張訴求。

這裡所謂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衝突」，不單單只是一句空話，或者是西方國家為了抬高民主國家的地位，將戰爭的罪惡甩鍋給法西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間接地完全指責德國和蘇聯，其實是在指代希特勒當政的納粹德國的政治主張，社會思想和政治訴求。比如說泛德意志主義，在其影響下奧地利「安歇魯斯」和蘇台德地區導致的捷克斯洛伐克問題；比如說排猶主義，和覺得斯拉夫人劣等的政黨主張，也就是種族主義；比如說希特勒鼓吹的生存空間理論，要求在德意志的東邊，也就是波蘭，騰出供給德國人生存的空間。事實上，其實希特勒和納粹黨的政治主張並不是完全空穴來風，天方夜譚或者說難以理解，痴人說夢。他確實一些話說到了當時德國人的心眼上，也確實利用了德意志人的情感和想法，並且打造了一種他的理論才是解決德意志唯一問題的途徑的感覺。他為人富有魅力，演講富有煽動力，也敏銳地利用了可能性和人性的弱點。

而日本帝國在二戰的戰爭目標，相對而言就沒有那麼複雜。日本人口稠密，二戰前人口增長也很多，但是本身國土狹小，資源緊缺，向周邊謀求資源和土地是進一步發展日本的最有效和直接的辦法。這種傳統的領土的擴張政策和殖民地運營政策，和18-19世紀歐洲國家對其他大洲上的落後國家的征服如出一轍。就像一戰時候德國的主張一樣，日本是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談判桌上遲到的那一個，儘管到了二戰那時候，過去的殖民帝國主義已經在一戰後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而中國無論在當時的外交格局還是國際認可上，都不是那些任意被西方國家征服的「原始國家」。

（我不是研究二戰的，但是我上過二戰的歷史課，有的地方解釋不清楚，見諒）

總的來說，就是盎格魯歷史學界的傳統說法是，德國和日本，是一對有非常多相似性，也有很多不同點，如果僅僅只是各自打打地區戰爭，就像18世紀那樣，可能不會站在一起，但是在一場世界大戰中間，能夠全球範圍上的互相支持和瓜分世界的夥伴。他們一東一西是真正的軸心的兩級。

義大利在二戰中間扮演的角色，稍微有一點微妙。首先嚴謹地說，二戰的軸心國，是墨索里尼當政的義大利王國，因為後來墨索里尼被推翻之後，義大利王國其實是二戰戰勝國（雖然依然割讓土地了）。在網路上，瘋狂吐槽義大利和開義大利玩笑的梗非常的多，然後為義大利澄清的乾貨也很多。我個人也不是很喜歡段子，但是有一件事至少是對的。那就是義大利怎麼樣，都是一個沒有準備好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戰爭的過程中間表現的非常差的國家。而且確實，如果義大利保持中立，可能德國還要少很多事。這不是在歧視義大利人弱雞，而是針對義大利資源極度緊缺，艦船和飛機設計存在缺陷，指揮系統僵硬和老化，墨索里尼作為戰時領袖能力差勁的事實。

在軸心國三國中間，義大利的戰爭目的是聽起來最空洞和虛無的——「重建地中海羅馬帝國」。雖然當然這個目標背後會涉及到領土，資源和人口的奪取，但是出發點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對於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政權來說，自始至終有一種驕傲在裡面。並且也確實很多人覺得，義大利一開始不參戰，到1940年再參戰，純粹是因為墨索里尼個人的高傲無法忍受希特勒的風騷表現（考慮到宣戰前義大利沒有儲備關鍵物資，還有四分之一的艦隊在海外港口）。我記得英國地中海艦隊的司令官，也說過，墨索里尼出於個人驕傲最後一定會參戰的話。當戰爭成為了負擔和噩夢，義大利也拋棄了墨索里尼（其實義大利王國的實際操作模式依然是墨索里尼，義大利議會和義大利國王三者的合作，墨索里尼在義大利國內的統治力絕對比不上元首在德國內部）。而這種事情並沒有在日本和德國發生。

如果二戰真的沒有意義，那麼軸心國是不會參戰的，但是當我們回過頭審視二戰中間軸心國和盟軍的綜合實力對比，我們又難免不會質疑，這是一場多麼毫無意義的戰爭，空洞地帶來了無限的傷痛和苦澀。但是至少，一戰的結果確實註定了二戰的必然爆發。

1939年9月1日上午4時45分，德軍不宣而戰地進入波蘭領土，揭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就是50餘年。其禍首是誰？戰爭是怎樣爆發的？其導火線是什麼？這些問題在過去50多年裡，一直都有許多人研究，也常有若干不同的意見。不過，時間愈久，則所發現的資料也就愈多，而所獲得的結論也自然更較精確。尤其是近年來，許多國家都公開了他們的官方機密檔案，使過去某些重大的疑案都獲得更進一步的澄清。此種史料的再檢討，不僅具有純學術性的意義，而且對於從務實的觀點來研究戰爭的人，也能提供一種新的啟示和開闢新的境界。

　　李德哈特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想獲得和平必須了解戰爭。」但一般研究戰史的人，在對於戰爭尋求了解時，往往只把眼光固定在戰爭進行的過程上，而對於戰前的「因」和戰後的「果」，則未曾予以應有的重視，換言之，只注意到戰爭是怎樣打的，而忽視了戰爭是怎樣發生和怎樣結束的。從專業軍人的觀點來看，過去的戰爭是如何指揮和執行，其勝負成敗的關鍵在哪裡尤其是那些名將的言行能夠提供何種示範固然都值得深入研究；但從戰略的觀點來看，則戰前和戰後的因果，其重要性並不一定比戰爭的主體為輕，也同樣地應該加以深入研究。

　　假使說戰略的最高理想不是贏得戰爭，而是贏得和平，則戰爭的前因後果也就更值得重視。換言之，必須了解戰爭是如何爆發，然後始能學會怎樣避免戰爭；必須了解戰爭是如何結束，然後始能學會怎樣重建和平。

　　在人類的歷史上，治亂相尋，本是常事。歐洲在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差不多保持了100年的太平(1815至1914)，所以，19世紀可以算是西方文明的黃金時代。但從1914到1945年，幾乎佔了20世紀的整個前半段，歐洲卻連續發生了兩次大戰。嚴格說來，這應該算是歐洲人的內戰，但整個世界也都跟著他們遭殃。甚至到今天我們都還不能建立一個比戰前更佳的國際秩序。

　　俾斯麥曾經說過：「愚人說他們從經驗中學習，我則寧願利用他人的經驗。」而羅馬史學家波利比奧斯(Polybius)則說得更深刻：「最具有教訓意義的事情莫過於回憶他人的災難。」因此，儘管到今天已經50餘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仍然值得深入分析。尤其是經過時間的過濾、分析的結果，也就更值得信賴。

遠因與近因

　　研究歷史的人對於戰爭爆發的原因往往慣於從遠近兩個層面來加以分析。就所謂遠因而言，幾乎每一次戰爭的爆髮根源，都可以回溯到上次戰爭的結束。也就是說，上次戰爭的「果」會變成下次戰爭的「因」，這樣循環下去，永無已時。事實上，又並非經常如此單純，不過，專以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言，這種解釋卻可以說是相當正確。

　　 1919年6月28日，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和約在法國巴黎的凡爾賽宮完成簽約儀式。當時身為聯軍總司令的法國福煦元帥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曾經感慨地說：「這不是和平，這只是20年的休戰。」他的預言果真不幸而言中。

　　依據史學家的公論，凡爾賽和約可能要算是近代史中最惡劣的和約。它違背了同盟國在休戰以前對德國人所作的承諾，但又並不能真正地和長久地制止德國再起。尤其更壞的是破壞了歐洲權力平衡的悠久傳統。它在歐洲中央造成一個權力真空，因而使後來的權力結構無法長期維持安定。最後終於導致第二次戰爭的爆發。

　　首先應指出美國威爾遜總統所提倡的「民族自決」觀念，就原則而言，固然無可厚非，但實際上，卻使德國在所有的戰敗國中成為惟一的受惠者。就領土和人口而言，德國的損失相當有限(領土7.3萬平方公里，日耳曼人口700萬人)，在整個歐洲，它仍然還是最完整和最強大的民族集團。但領土和人口的喪失又激起德國收復失地的強烈意願，同時並製造出來少數民族問題，成為爾後納粹德國的侵略借口。

　　若與德國相比較，奧匈帝國的命運反而更不幸，而被肢解得四分五裂，於是果然不出捷克史學家巴南基(Frantisek Palanky)在1844年所預料：「若是奧匈帝國瓦解，變成許多小型共和國，那也就會使德、俄帝國主義者獲得良好的機會。」那些東歐弱小民族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得償其獨立建國的宿願，但不旋踵即顯示他們很難維持獨立，其結果即為在歐洲中央造成權力真空，等候新強權去填充。

　　在政治方面，戰勝國想把德意志帝國改造成為典型的民主國家，甚至比他們本身還更要民主。在戰後所制定的新德國憲法，也許在當時的歐洲可算是最進步的，但此種民主制度是由敵人強迫加在德國人的身上，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好感，反而會有強烈的反感。

　　德國人有服從權威的傳統，在已經沒有王室作為效忠對象時，年高望重的興登堡元帥暫時被用來填補此種心理真空。但那只是一種代用品，不能完全滿足日耳曼民族的精神需要。所以，在魏瑪共和國時代(Weimar Republic)，德國人在精神上始終是充滿無力感。在這種情況之下，希特勒、納粹黨、第三帝國的興起也就代表一種自然趨勢。

　　凡爾賽和約的經濟方面比政治方面還更荒謬。德國人被迫要付出天文數字的巨大賠款，那事實上是不可能的，結果是德國在民窮財盡之餘，戰勝國為了阻止其破產，反而必須對它提供大量貸款，幫助它經濟復甦，使其變成歐洲最大工業國家。

　　在軍事方面也訂有非常苛嚴的限制條件。但事實上，仍未能認真執行。概括地說，不外兩種情況：(1)某些條款根本無法執行，所以，只好不了了之；(2)以後戰勝國雖明知德國違約，但由於種種原因，而不能加以制止。

　　總而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有關戰後國際秩序的安排可以說是糟不可言，把那些條約訂得那樣嚴苛，只是徒然引起戰敗者的反感，而對爾後和平的維護則非但無益，反而有害。因此，誠如經濟學大師凱恩斯(John M. Keynes)所云：「我所關心的並非這些條約是否合於正義，而是其智慧和後果。」

　　拿破崙戰爭之後召開的維也納會議(1815年)對於戰後歐洲秩序的重建曾作遠較明智的安排，遂能使歐洲在19世紀始終勉強地維持著權力平衡，過了比較太平的日子達100年之久。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巴黎和會則恰好成為強烈對比，其結果，遂如福煦所料，所獲得的只不過是20年的休戰而已。

一隻看不見的手

　　即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已經埋下了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種，但戰後初期，歐洲的和平和安全還是相當鞏固，並未有任何嚴重的危機出現，戰後的德國的確已經被解除武裝，假使說德國人仍然還是具有復仇的意願，但至少暫時是已經沒有復仇的能力。反而言之，勝利之後的法國陸軍已成歐洲碩果僅存的最強大兵力，而英國也繼續保持著其七海雄風。此外，法國的空軍直到30年代仍然被公認為世界上最進步的空軍之一。

　　在萊茵河上仍繼續維持著非軍事地帶，而在東歐，法國又已與波蘭、捷克等國建立同盟關係，作為對蘇俄的屏障和對德國的牽制。在這樣的安排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者在歐洲的確是享有絕對戰略優勢。就另一方面來說，歐洲國家對於戰後國際秩序的重建也並非不曾作相當重要的努力。1925年的洛迦諾(Loaarno)會議，不僅恢復了德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而且更在英法德比意五國之間簽訂了相互保證條約共同承諾維護歐洲的和平。因此，誠如丘吉爾所云：「從1922年到1931年的10年間，歐洲和平已達到其最高點(Peace at its zenith)。」

　　假使說洛迦諾會議穩定了歐洲的國際秩序，恢復了德國的外交地位，則1924年的「道威斯計劃」(Dowes Plan)更引進美國的投資，幫助歐洲經濟復甦，並使德國由安定而進到繁榮。所以，在20年代，歐洲的前景似乎呈現出一片光明。但很不幸，天有不測風雲，暴風雨很快又來臨了！假使說在1931年，歐洲的外交氣氛還是和平多於戰爭，又假使說直到1934年，西方民主國家在軍事上仍然享有巨大優勢，則世局變化的迅速自然也就不禁令人難以置信。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在1939年爆發了，距離1931年還不到10年，而距離1934年則更僅為5年而已。為什麼在如此短暫時間之內會發生如此巨變，其原因何在耶？

　　從歷史記錄的分析中幾乎經常可以發現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幕後操縱國際事務和國內政治。這隻手就是經濟因素。1929年美國證券交易所發生了一次慘跌風潮，帶來了世界性的經濟不景氣。這場經濟風暴對德國的打擊極為沉重。1929年德國失業人數為130萬人，到1930年已超過600萬，這還是僅指已登記的人數而已。1930年有1750萬德國人靠政府救濟生活，到1931年，則有1500萬德國人實際上是在挨餓。在這樣巨大衝擊之下，自然人心思變。於是1932年7月國會改選時，希特勒所領導的納粹黨(正式名稱為國家社會黨)遂脫穎而出，一躍成為德國第一大黨。

　　假使沒有這場大的不景氣，則魏瑪共和國的民主政治不可能崩潰，納粹黨也不易有出頭的機會。世界性廣泛的不景氣不僅幫助希特勒在德國順利地取得政權，而且也幫助他在上台之後能夠比較易於執行他的政策。這又可分為下述三點來說明：

　　 1．經濟景氣本來就是一種循環的現象。這次全球不景氣始於1929年，到1932年希特勒上台接管政權時，已經度過了其最低潮而開始走向恢復的途徑。希特勒真是運氣好，一上台德國的經濟即開始好轉，這本是自然現象，但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他的功勞。

　　 2．中國有句老話：「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德國人民在經濟不景氣之後，只要有人能恢復經濟繁榮，也就必然會獲得人們的熱烈擁護。至於其他的施政，即令有所不滿，也會勉強忍受。從1933年到1936年，德國失業人口又由600萬減為100萬，經濟成長之快令人難以相信。當時正在德國留學的魏德邁將軍說：「德國人民不管對希特勒和納粹主義有無反感，但對他的成就卻無不表示敬佩。」

　　 3．全球不景氣使所有西方國家都受到影響，他們應付其本身的經濟問題都已感到手忙腳亂，所以也就沒有餘力來過問德國的事情。這樣遂在時間上造成一個空檔，好讓希特勒可以不必害怕國外的干涉，而從容完成他的一切部署。

　　事後看來，希特勒的興起似乎是很偶然，若無這次經濟大風暴，則歷史可能要改寫。不過，希特勒本人仍是一個重要因素。如果沒有希特勒，則不景氣雖也同樣能對德國造成嚴重影響，但第三帝國卻不一定會出現，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也不一定爆發。

希特勒的大戰略

　　也許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位統治者會像希特勒那樣在尚未取得政權之前就把他的一切計劃都清楚地寫了出來。當《我的奮鬥》(Mein Kamf)出版時，世人都視之為宣傳資料，甚至有人斥之為天方夜譚。但歷史卻證明希特勒的確是照著他的預定計划去做，一直到毀滅為止。

　　希特勒有兩大目標：(1)發動戰爭；(2)消滅猶太人。而其最後目的則為建立一個空前的大德國。戰爭即為達到此種目的的手段，而主要的征服對象即為蘇俄；必須東進，日耳曼民族始能獲得其所需要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

　　為了達到其最終目的，希特勒的大戰略計劃大致分為三個主要階段：在第一階段中，德國應努力獲致內部的團結，並加速再武裝，同時應設法與英國和義大利達成協議以緩和國際敵對氣氛。在第二階段中，德國應在一個預備性的戰爭中，先期擊敗已經被孤立的法國，使德國在東進時可無後顧之憂。在第三階段中，德國將發動偉大的征俄戰爭，完成其征服偉業。從戰後發表的證據中，可以顯示希特勒本人在內心裡是經常記得他這個原始戰略構想的。當然，這一構想並無一定的時間表，對細節更無明確規定，但大致的方向卻能始終保持不變。

　　從始至終，希特勒都無意與英國為敵，他曾假定德、英、意三國可以分別朝不同方向擴張：德國向東歐，英國向海外，而義大利則向地中海和非洲。所以，彼此之間不但不衝突還可以合作。對於法國則完全不一樣，他不僅有強烈的民族仇恨，而且基於避免兩面作戰的戰略考慮，也認定必須在征俄之前先徹底擊敗法國。

　　從理論的觀點來看，希特勒的計劃是相當合理，但他似乎不曾讀過國際政治的書，根本不知道有所謂「權力平衡」的存在，而且也完全不了解英國人的民族性。因此，他對歐洲政治現實的認知是完全錯誤的，他以為英德兩國利益可以互不衝突，那實在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只要英國繼續與德國為敵，則即令德國能擊敗法國，它也還是無法避免兩面作戰的戰略難題。

　　對於蘇俄，希特勒也有其特殊的認知。他認為那是一個由猶太布爾什維克黨人(Jewish Bolsheviks)所控制，由劣等種族斯拉夫人(Slavs)所組成的國家。他對他們有一種主觀的藐視心理。儘管德國軍人對於蘇俄的實力從未低估，而希特勒的看法則與他們完全相反。他認為俄國不僅是外強中乾，而且已徹底腐爛，所以，不需要用太多的力量即能在短期內將其征服。事後看來，希特勒的某些觀念的確不無道理，但總而言之，他的過分輕敵實為導致其1941年征俄戰役失敗的主因。

　　在希特勒的大戰略計劃中，東歐諸國是居於次要，甚至於不重要的地位。他認為一旦德國復興之後，這些國家回到德國勢力範圍之內實乃自然之理。所以，德國在東歐的擴張行動不僅很容易，而且也不會受到激烈的反對。他對於這些國家也有不同的看法。奧地利應該與德國合併，捷克也應如此。因為這兩個國家本是奧匈帝國的精華，應該屬於大日耳曼的範圍之內。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都比較偏遠，可以讓它們以附庸的地位獨立存在。至於波蘭，由於戰略地位重要，而且地大人多，所以，希特勒對它另眼看待，很想把它收為助手，作為侵略俄國的幫凶。

　　希特勒所準備採取的戰術，即所謂「德國香腸戰術」(Salami tactics)。那就是採取一連串的行動，每次都以達到有限目標為滿足，好像把一根香腸一段又一段地切下來吃。希特勒是一個自信心極強的人，他的確深信他的計劃能夠逐步推進而不會受到嚴重的阻礙。

　　基於以上的概述，可以斷言希特勒甚至在他尚未當權之前，即已蓄意製造戰爭。因此，除非他的行動很早就遇到強大阻力，而他本人又被迫下台，否則歐洲的戰禍終將無可倖免。但戰爭究竟會在哪一天爆發，那又是另一個問題。

慕尼黑會議

　　希特勒於1933年1月30日由當時的總統興登堡特任為德國內閣總理。這是他接管政權的起點，對於全世界而言，都是一個決定命運的日子。在此要特別提醒大家注意一項重要事實：希特勒的獲得政權並非由於軍事政變或武裝革命，而是在魏瑪共和國憲法架構之內由總統正式依法任命的。

　　不過，希特勒雖然是合法地取得政權，但他的政治地位並不穩固，興登堡之所以要求他組閣，不過是由於納粹黨在當時國會中構成多數而已(並非大多數)。所以，他最初組成的還是一個聯合內閣，其權力基礎正像以前歷任總理一樣薄弱。但希特勒一上台就決心緊抓著政權不放手。他用各種手段把反對勢力逐一打倒，使民主體制變得名存實亡。接著他又開始清黨，把異己分子趕盡殺絕，這樣鬥爭了一年多的時間，希特勒才終於鞏固了他作為大獨裁者的地位。

　　當興登堡總統在1934年8月2日逝世時，希特勒立即宣布總統與總理兩個職位合併。於是希特勒就成為國家元首併兼任最高統帥。三軍全體也都向新統帥宣誓效忠，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希特勒所要求的是向其個人效忠，而並非向憲法或祖國效忠。8月19日，德國人民用公民投票方式，批准希特勒這一措施。從此，魏瑪共和國成為歷史上的遺迹，取而代之的為「千年不朽」的第三帝國(Third Reich)。

　　在鬥爭奪權的同時，希特勒也積極推動德國的再武裝，毫無疑問，此政策深獲全國上下的擁護，它不僅滿足了德國人的民族榮譽感，而且再武裝也刺激經濟繁榮，增加就業機會，提高生活水準，真乃一舉數得。所以，從1934年起到戰爭爆發時為止，希特勒的新帝國真可算是進入了黃金時代，但不幸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在外交方面，希特勒也是無往不利。1933年10月，德國宣布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1934年1月，與波蘭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拆散法國在東歐的同盟體系。以後兩年內，希特勒盡量爭取英意兩國的同情，到1936年3月，德軍突然開入萊茵地區，正式撕毀凡爾賽和約。但法國卻缺乏反應能力，而英國也不願意介入，於是希特勒不戰而勝，贏得其第一次冒險。

　　在以後一年多的時間內，希特勒沒有新的行動，到1938年，他又躍躍欲試了。這一次的箭頭首先指向奧地利；3月初吞併了奧地利，幾乎可以說是不曾引起任何強烈反對。於是情勢急轉直下，希特勒的下一個侵略目標即為捷克。他利用捷克境內的日耳曼少數民族來作為行動的借口。

　　捷克問題遠比奧地利問題複雜，不但引起其他國家的干涉，而且勞動了大英帝國首相的大駕，更使希特勒有受寵若驚之感。最後的結局即為1938年9月慕尼黑會議(Munich Conference)的召開。在英法意三國協調之下，把所謂「蘇台德區」(Sudeten)割讓給德國。照正常的想法，慕尼黑協定應該算是德國的一大勝利，但希特勒的想法並非如此。在當時以及事後，他曾一再表示這是其一生事業中的最大挫折。這一事實的確令人有一點莫測高深，所以，很值得深入研究分析。

　　最近發現的新史料似乎可以顯示希特勒之所以要利用蘇台德區日耳曼人受迫害的謊言來作為向捷克挑釁的借口，其目的絕非只想要吞併蘇台德區，甚至也不想吞併整個捷克，在希特勒看來，那都是不值得小題大做的。然則其真正目的是什麼？他是想逼迫法國起而應戰，並乘機將其擊敗，達到其大計劃中的第二階段目標。換言之，他已經決定在1938年發動對法國的戰爭。

　　希特勒之所以作這樣的決定當然是有他的理由。一方面，他認為到1937年底，德國的軍事準備已經完成且能夠一戰，同時，他也確信軍人會服從他的命令。另一方面，他又認為1938年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時機，因為法國的軍事準備尚未完成，英俄兩國都由於內部的問題而不會介入。所以，可以使他獲得速戰速決的機會。

　　哪知道慕尼黑會議使他陷入外交陷阱：英法兩國領袖對於其無理要求竟完全接受，而墨索里尼也從旁勸說，同時，德國的高級人員也都勸他適可而止。於是希特勒在這樣的氣氛之下，遂不得不勉強達成四國協定，而打消在1938年發動戰爭的意圖。

　　事後希特勒感到非常懊惱，他決心再也不陷入這種外交陷阱。甚至於到1945年，也就是到了他的末日時，他仍然追悔著說，他未能在1938年發動戰爭實為其一生的最大錯誤，並終於導致其一切希望的毀滅。

　　張伯倫的傘雖成為安撫主義的商標，但英法兩國如此軟弱也並非沒有理由。30年代的法國是一個內部不團結、政治不安定的國家，一切政務都陷於癱瘓狀態，真可謂百廢待舉，一事無成，就像是垂危的病人，苟延殘喘而已。這樣的國家當然很難希望它能採取積極主動的政策。

　　在英國方面，誠如戰史大師霍華德所指出的，英國參謀首長實為姑息主義的最大幫凶。他們力主不惜以捷克為犧牲，來替英國換取一段緩衝時間。他們對前途感到非常悲觀，並認為在1938年英國根本無防空能力可言。

　　就整個國際情勢而言，也是有助於姑息。所有大英國協約國家在此時都無意介入歐洲的戰爭，而在美國則正瀰漫著濃厚的孤立主義氣氛。蘇俄的紅軍在慘遭斯大林血腥大清洗之後，元氣大傷，在短時間之內已無作戰能力。所以，張伯倫委曲求全，使戰爭不在1938年爆發，從戰略的觀點來看，亦無可厚非，並非是「姑息主義」一語所能概括。

直接導火線

　　慕尼黑會議雖然暫時阻止了戰爭在1938年發生，但是戰爭終將無法避免，卻已成所有歐洲國家的共同認知。這也就形成一種非常危險的局勢：一方面，希特勒可能已經決定他下次決不再妥協；另一方面，西方國家也都在埋頭準備，並暗中決定下次絕對不再讓步。於是劍拔弩張，戰禍遂一觸即發。

　　當然，挑釁的人還是希特勒。不過，他對波蘭的態度與對捷克完全不一樣。因此，在最初階段，他是否真的在想以波蘭問題為借口而製造戰爭(照捷克模式再來一次)似乎不無疑問。從他執政以來，德國對波蘭一直相當友好，很明顯，希特勒的原意是想收波蘭為其對付蘇俄的幫手。1938年10月，德國還要求與波蘭進行談判，以便對雙方之間某些爭執作一總解決，其態度還是非常溫和的。看來似乎尚無動武之意。

　　波蘭這個國家位於德俄之間，對於雙方都可能構成屏障和緩衝。假定德國決定向法國發動戰爭，則保留一個與它有同盟關係(甚至只是中立)的波蘭，對它應是比較有利。因為有波蘭隔在中間，德國自然可以比較不怕蘇俄的威脅。事實上，正因為波蘭不肯與德國合作，遂使希特勒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價(與蘇俄締結互不侵略協定)，來暫時維護其後方的安全。

　　此時，波蘭面臨一個重大的選擇，但它既不願與德國合作，又不願向蘇俄靠攏，而國力也不足以自保，卻又堅持不改變現狀，並把希望寄托在遙遠而不實際的西方援助上。此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實乃自取滅亡。

　　 1939年3月，英國向波蘭作出援助的保證，這無異於在棺材上釘下最後一顆釘子。而波蘭的外長貝克(Joseph Beck)在一根煙還沒有抽完的時間內即決定接受此種送命的保證。無怪乎李德哈特會深有所感地說：「那些影響國家命運的大事，其決定往往不是平衡的判斷而是衝動的感情，以及低級的個人考慮。」

　　事後看來，希特勒之所以壓迫波蘭表態，其目的並不是把「但澤」問題當作導火線(像蘇台德區一樣)，而只是在作其發動對法戰爭之前的安全部署。直到波蘭堅持不合作，才迫使他不得不改用他本來不想採取的手段，與蘇俄合作。到了此時，局勢遂急轉直下，在德俄雙方協議瓜分之下，波蘭也就自然變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導火線。

　　希特勒這樣做，對於他本身而言的確是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但他不這樣做也不行，假使波蘭能逃過這一劫，則希特勒將感到無法收場，其政治威望會受到重大打擊。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希特勒的確有一套大戰略構想，也的確有發動戰爭的打算，並將其分為對法和對俄兩個階段實施。當然，他究竟是想在何時發動戰爭，則很難斷言。不過，就已有的證據判斷，他似乎的確是想在1938年發動戰爭。至於戰爭終於在1939年爆發，是出於故意還是偶然，則頗有爭論之餘地。也許我們可以套用歐陽修所說的話：「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也哉。」

結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在1939年爆發，在50餘年後的今天回顧其起因，歷史又能給予我們何種教訓呢？

　　首先應說明的是，根據歷史的累積經驗，我們可以確信製造戰爭遠比製造和平容易，發動戰爭只要單方面動武即能引起對方對抗，但締造和平則必須經過雙方面的同意。所以，和平的建立與確保並不容易，而戰爭的傷口卻是更難癒合。

　　當希特勒於1933年接管政權時，歐洲還是大致太平無事的。但不過5年的時間，到1938年，戰爭的危機已經迫在眉睫，幾乎隨時都有爆發之可能。由此可以知道和平是如何脆弱，是如何難以維護。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就東西方之間的關係而言，總算是相安無事50餘年，於是西方戰略家遂不免產生錯覺，以為核武器的威懾能保持永久和平。此種想法不僅天真而且也不切實際。據估計，在1986年，也就是聯合國的「和平年」(Year of Peace)，全世界就有500萬戰鬥員在41個國家中從事各種不同形式的戰爭。所以，任何國家都必須把國家安全列為第一優先的考慮，萬不可對和平存有任何幻想。

　　歷史顯示，個人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假使沒有希特勒這個人，或是希特勒沒有出頭的機會，則50餘年前的歷史必然會遵循其他的軌跡發展，這當然不是說歐洲就能永遠維持和平，不過，至少可以斷言，戰爭不至於在1939年爆發。

　　李德哈特曾說：「歷史的最大價值就是提供警告。」它指示世人應該避免那些最易重犯的錯誤。但非常具有諷刺意味，人類並不向歷史學習，尤以那些所謂「偉人」(great man)為最。希特勒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布克哈特(Jacob Barckhart)認為：「歷史的價值應該不只是使我們下一次更乖巧，而是賜予我們以永恆的智慧。」但作者卻不敢這樣樂觀，從歷史的經驗看來，永恆的智慧也許可望而不可即，能夠上一次當，學一次乖，也就已經不錯了。

出自-鈕先鍾《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回顧與省思》

本質上是新興國要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

宿主巨噬細胞：你進來幹什麼？細菌：我只是想生存繁衍。

當時的世界霸主英帝國在一戰之後實力衰減無力維持世界局勢：大陸均勢。

潛在霸主美國體量遠超英國，以及類似英國的島國屬性和遠離大陸，可以組建新的世界格局。

不去瓜分別人，就會被別人瓜分：德國地處歐洲腹地，四周列強林立，日本身處海島，資源匱乏。

德國和日本國內的地主階級想轉移矛盾，

碰巧他們還挺強

義大利。。。。義大利。。。

因為一戰人沒死夠，活下來的不服，

二戰是一戰的延續。

為什麼德國要發動一戰？因為德國面對已經瓜分完畢的世界，想要更多的殖民地，靠和平方法已經不可能。

為什麼日本要參加二戰？因為日本侵華的開端是甲午戰爭，是割讓台灣，是二十一條。根本就不是九一八。日本在抗日戰爭中的侵華只是之前侵略行為得延續和放大

利益分配。看看二戰後的幾大戰勝國，美俄制霸藍星幾十年，藍星的遊戲規則都由其制定。中國也混上五常，看看什麼非洲維和、伊朗核問題、歐債危機了，不都得中國表個態么。

1929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席捲全球，除了少數幾個封建國家如蘇聯，所有國家都有波及。

經濟危機導致了資本家破產，但更重要的是工人階級失業挨餓。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就是趁著經濟危機迅速崛起的勢力，幾乎極快的通過民主選舉獲得執政權。遠在東亞的日本，此時也是民主運動的高潮，底層老百姓和下層軍人信奉國家社會主義，挑起二二六事變。當時全世界法西斯主義如雨後春筍一般極速崛起，包括美國。倘若羅斯福新政失敗，美國銀衫軍之類的法西斯組織必然上台，嘲諷整個世界。

經濟危機使工人階級想要一個新的出路，法西斯主義本就起源於社會主義運動，工人階級需要「團結就是力量」，選出一個領袖來克服自由市場和民主選舉帶來的大危機。

一個全新的意識形態和全新的方法論登上舞台，必然挑戰舊的秩序，而這舊秩序就是資本主義以及封建主義。法西斯主義向英美自由世界和蘇聯封建官僚主義國家發動全球革命是必然的，是法西斯的昭昭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