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維新前的國民素質基礎是如何造就的？
原來以為日本明治維新前是一個閉關鎖國，軍閥掌權，國民愚昧的國家，後來讀了些東西發現江戶時期的日本好像可以與中國的唐宋時代媲美，市民文化興起，蘭學興盛，對邏輯思維鍛煉也很感興趣，把巧妙的數學題放到神龕里供奉，偵探小說發明沒幾年就風靡日本。科技模仿能力也很強。不能說當時日本國民素質高到什麼程度，但至少沒太拖後退。明治維新後日本能迅速崛起，這也應該算是個基礎吧？感覺東亞國家中日本還真挺特別的。本人愚鈍，讀書不多，問的問題也有些膚淺，各位知友可以就自己了解的方面拓展下。
謝邀。。。
好睏不想碼字了。。就樓上爭論的識字率問題說一下。所謂70%，80%乃至於90%的識字率，這些數據都是存在的，但是當時的統計不是識字率，是「自署率」 === 就是會寫自己名字和家庭住址的程度。而且這些數據都是明治以後的統計。至於江戶時期百分之50的識字率，那是外國研究者說的，日本學界目前已經越來越質疑這個看法了，認為是「大膽的推定」。
當然普遍來說平民教育的普及度很高的，至於到底比率為多少，手頭沒有一時可以找到的資料就不瞎說了。
真正的識字率，叫「小學校卒業率」，這個手頭沒資料，但我之前看到的研究認為明治初期鄉村平民可以讀懂報紙書籍的大概在2%左右 （是的沒有少寫一個零，百分之二）。
另外當時的徵兵檢查是有包括識字這一項的，叫【壯丁教育調查】，軍隊的識字率確實還可以，這是1932年的數據：
針對樓上說兩句。
日本自「士農分離」之後，農民、商人、武士之間的確是很難流動，世代務農的泥腿想在承平年間有個身份幾乎不可能。
但是，數量龐大的武士階級，內部也是有高下之分的。少數高門子弟，只靠祖先留下的功業也足以維持相對富饒的生活，但這種人在整個武士階級里只是極少數。大部分中下層武士所領的家祿只能維持基本生活而已，想要出人頭地，需要在大名那裡找到好的差遣職役才行。
比如弓馬嫻熟的可能當上大名的侍衛隊長，精通算術的可能去管一地稅收，字寫得好的可能去當書記員等等。若能當上高官，本身可額外領一份俸祿外，還可能帶來很多灰色收入，這點古今中外都是一樣。
承平日久，武士後代肯定越來越多，但職位的數目不會有太大增加，所以競爭越來越激烈，中下級的武家子弟，基本都會被父輩逼著勤奮學習文武各項技能。然後，和平年代學文的肯定比學武的更多。眾所周知，在高度人治的社會，拚命學習也未必得上峰賞識，不過，作為沒有門路的貧寒武士子弟，不認真學習只會更沒機會了。
這跟八旗子弟的情況，形成很鮮明的對比。當然日本社會也有自己的各種問題並且也積累到了政府無以為繼的程度，這是另一回事。
在這樣的氛圍下，幕府時代的武士們普遍都具有不錯的個人素質。不過當範圍擴大到全體國民，我就沒法回答了。日本特定的國情，決定了它需要更高識字率的官吏來維持，也就是所謂武士。德川幕府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也為了理順自家的關係，不斷的封新藩，到廢藩置縣的時候，有二百多個藩。每一個藩都是一個小政府，都得有藩校，都要教育自家的官吏才行，你不能算個賬也得請外藩的人吧？上面下一道命令，你上一個條陳，都要有人會寫吧？而小藩其實就萬人上下，也得培養自己的官吏，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必須有起碼的行政班子人員。日本有二百多個藩校，客觀上造成了日本識字率高的情況。
當然也帶來了高昂的行政費用，小藩大都背了一屁股債，依託大藩，藩校就是小學水準，識字就行。再高明的教育，連先生都請不起。同樣基於這種情況，軍事教育特別多，因為武士治國嘛，收稅，打仗，算賬，判案都是這一幫人，文武分不起工。
武士階層，就是日本最大的識字階層---這裡把識字定為能看懂較為複雜的公文。寺子屋是被誇大了，如前面所言，對識字率的調查是，會寫自己的名字。更詳細的調查結果是「普通の公用文に差し支えなき者3.0%、」，能看懂普通公文的只有3%。這其實也就是武士階層了。只有這些人有看懂公文的必要性。妙的就在於，這幫人沒有科舉制度的毒害，直接就學實用的東西，反正儒學這東西在日本需求有限，日本差不多一切官職都世襲，還是實用點的蘭學有用。這樣的人，將來接受新思想很快，他沒受過孔子天下第一宇宙第一的教誨嘛。既然周末了就打開電腦正經答一下這個題。
首先，日本在江戶時期是怎樣的一個狀態，是否可以與中國的唐宋時代媲美。
1. 江戶幕府開設於1603年，其中1633年—1639年幕府數次頒布鎖國令，1853年佩里來航，這期間都可以說是處於閉關鎖國狀態。鎖國時，僅開放長崎與荷蘭、中國、朝鮮交往。所以日本一開始接受的洋學都是荷蘭人傳入的，被稱為「蘭學」。
長崎位於日本西南的九州島，屬於肥前藩，薩摩藩（今鹿兒島縣）、長州藩（今山口縣）、土佐藩（高知縣）都離他不遠，所以一直相對比較活躍。（當然這幾個藩本來就是外藩#詳情見下一條#，幕府管不住。）
2. 江戶幕府並不存在軍閥掌權的情況，政治上是一種集權的分封制。各藩長官被稱作大名，有譜代大名（ふだいだいみょう）和外樣大名（とざまだいみょう）兩種。所謂譜代大名就是跟著德川家康一起打天下的大名；而外樣大名則是關原之戰之後才歸順的大名，這些大名領導的藩被稱為「外藩」。德川家康沒有足夠的力量完全擊敗外樣大名，同時外藩也沒有足夠的力量對抗德川幕府的統治。基於此種情況，外藩不得分擔幕府中的任何責任，同時幕府也准其對藩政行使半自治權。
由於害怕各藩力量逐漸壯大，三代將軍家光於1635年將「參勤交代」這一用來控制大名的政策制度化了。所謂參勤交代就是大名一年住在領地下一年住在江戶，而且大名回自己藩的那一年，其妻兒必須留在江戶當人質。這樣一來，大名就會消耗很多錢財物資在路上，也就強大不起來了。另外，為防止大名入城叛亂，在大名往返江戶的路上，會有專門檢查其所帶兵器的站點，這些大名偷偷從西方購入的洋兵器是不允許被帶入江戶城的。 另外，如果幕府發現某一藩財政較為充裕，便會指定該藩完成一些工事，這也是很坑的。
總之，通過各種途徑，幕府基本上管住了各藩。雖然江戶時期被稱為幕藩體制，但是並不是鬆散的分封制。
但是！之前提到過外藩是比較特殊的，幕府不是很能管得住。也是這種離心力使得他們在發展過程中一直走在其它藩的前面，直至最後領導了明治維新。
3. 在文化方面，日 本江戶時期的文化確實是比較輝煌的，相繼出現了元祿文化、化政文化；朱子學、陽明學都得到傳播；又發生了古學運動、國學運動，這些古學家、國學家的名字現
在提起來都是響噹噹的；甚至作為軍國主義的根源的武士道精神，也是在這一時期內理論化了的（所謂士道是通過儒教而達到理想化的武士的生活方式）；對了，還有蘭學，作為一種實用性學問，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江戶時期產生了町人文化。所謂町人文化，也就是平民的文化。在安土桃山（織田信長、豐臣秀吉，日本的戰亂時代）文化以前，日本的文化明顯是屬於上層社會的，文學、教育等在百姓中間基本是不存在的。
至於為什麼在江戶時期出現町人文化，我覺得有以下幾點原因。①由於上文提到的參勤交代以及其它經濟原因，人口出現了流動，出現了「城下町」。這種人口的聚集顯然是利於文化的傳播的。②江戶後半期，教育在民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這主要體現在了教育機構方面。除了之前的答案提到的幕府開設的寺子屋，江戶的教育機構還包括各藩競相開設的藩校各學者創辦的私塾。這些都給人們提供了接觸教育的機會。
當然，這種町人文化受眾相對來說依然是不廣泛的，直到明治維新前，日本普通民眾的教育水平還是很低的。我認為這並不能算是明治維新的基礎。
關於這個時期的文學文化成就，洋洋洒洒可以寫很多，但是好像沒有寫的必要。如果想要深入了解一下，可以推薦幾本書：#源了圓《德川思想小史》 #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歷史》 #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概論》
至於說是否可以與唐宋相媲美，我覺得是不好拿來比較的。兩者所處的時代不同，文化發展的側重不同。而且這些本來就不是可以量化的東西，好像也沒有將兩者進行比較的先例。然而，無論是古學、國學還是蘭學，都無非是對前人的總結深化或是對他人的學習模仿。所以從這一角度來說，我覺得唐宋要強很多。其次，明治維新成功的原因是什麼。與之對應，清末的洋務運動為什麼徹底失敗了。
（貌似這部分才是重點，可是我還沒有開始寫！！！！！）
1. 日本為什麼沒有淪為殖民地，或者說像中國那樣主權受到嚴重損害。（待更）
2. 與洋務運動相比，日本明治維新有什麼有利條件。（待更）
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很長很長的答案。。。。
有空會補上剩下的內容，如果有想到其它的內容，也會一點點再完善。
簡單來講，就是全民教育。
往深了講，日本為何在江戶時期就開始實行全民教育？這是由日本的社會現狀決定的。
首先，古代日本的工商業，是非常發達的。由於日本是一個資源少，耕地小的國家，所以工商業是日本人生存發展的重要途徑，室町幕府末期，由於作為社會基礎制度的莊園制走向崩潰，農民對封建貴族領主的人身依附逐漸減弱，工商業迅速發展，到16世紀，日本已經有了200多個工商業城市。日本社會階級十分森嚴，庶民，武士，貴族之間很難流動，戰爭年間平民和下級武士尚有晉陞的可能，和平年間基本上沒有希望。那麼沒有改變自己身份可能的平民和下級武士，靠種田是絕對不可能過上好生活的，只有從事工商業，才有希望成為富人。而工商業的發達，需要文字的交流，這一點，是日本民眾對於學習文字的自身需求。
日本全民教育的基礎，則是寺子屋教育，寺子屋一開始是寺廟給武士階級的子女提供教育的地方，後來也延伸到庶民階級，然後脫離寺廟被推廣到全國。而寺子屋的出現，則是日本佛教特殊化的產物，日本佛教勢力龐大，發展工商業，涉足政治，組建武裝團隊，為武士階級和庶民提供教育，則是增加政治籌碼，發展信眾的最好方式。
最後繞回到經濟這個話題上，日本是西歐式的貴族分封制，那麼對於擁有領地的領主來說，想要發展本藩的經濟，靠種田也是絕對不行的，只有促進工商業的發展，自己手上才有錢，同時寺子屋制度又能夠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所以無論是藩主，還是將軍，對寺子屋制度都是持肯定的態度，並且進行大力推廣，為日本的全民教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為他們很變態…………
江戶時代嘉永年間（1850年）日本的入學率在70～86%之間，相比英國20～25%（1837年），法國1.4%（1793年），蘇聯20%（1920年）要高出許多。這樣高的識字率也是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能快速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原因之一。
這是一個很難明白的事情，證明即使經濟不發達制度落後社會形態古老一樣能達成全民普及教育。入學率70%，幾乎可以說所有男人，也即當時的社會生產主力全識字。
新中國建立的時候，識字率不過5%……反對日本識字率是因為拼音文字的說法，
須知日本人口遠多於 英法德 地域也廣闊些， 如果當時的識字率指的是 假名的話，則由於方言（發音不統一）的關係，全國性的文字溝通必然不可能，事實上直到 二戰之前，日本人漢字使用比例是相當高的，高到很多武夫都能用漢語押韻寫詩的程度，乃木希典的 爾靈山
爾靈山險豈難攀,男子功名期克難。
鐵血覆山山形改,萬人齊仰爾靈山
鄙人認為，農業民族天然的智商優勢和 崇智文化（相對於游牧民族的反智文化）才是更本原因
好像日本明智維新前大部分的人連姓都沒有吧，不知道那麼高的識字率是怎麼統計出來的。這是在黑唐宋嗎？
我不知道素質這個東西是如何定義的，姑且寫著是識字率，也就是教育。日本在明治維新前的教育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以教育旗本武士為核心藩校和以教育普通民眾的寺子屋寺子屋藩校
1.蓬勃發展的寺子屋
1.1開始起步最早的一批寺子屋出現在城市。 城市裡居住著逐漸富裕起來的町人， 主要是商人與部分手工業者。 由於生活、生意上的需要，這些人渴望接受文化教育，而德川幕府實行嚴格的身份等級制度， 官辦的武士學校不接收平民階層的子弟入學。所以，一些落魄武士或僧侶等在民間自發開辦起學校，實施類似於寺院的世俗教育，以滿足部分町人的教育需求。17世紀末起，寺子屋的發展開始起步。 城市裡的寺子屋數量增多， 就連偏遠地區和農村地區也開始出現了寺子屋。高尾一彥認為：「重視才智的平民開始熱衷教育……平民（對受教育）第一次產生強烈的意識。 總之，元祿年間是平民自發認識到教育必要性的時代。 平民開始重視才智並自覺鍛煉讀寫能力，以及關注子女的教育問題。 」［2］此外，從18世紀起，開辦者的身份也發生了明顯變化。 18世紀之前，開辦者以僧侶或神官為主，18世紀中期以後，僧侶或神官的比例減少，開辦者中出現越來越多的平民。1.2逐步增長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 平民對教育的需求也不斷增長，寺子屋也隨之快速增長。渡邊信一郎認為：「庶民教育得到飛速發展大約是在寶曆年起 （即18世紀末19世紀初），那是日本庶民教育的轉型時期。那之前，進入寺子屋讀書的大部分是有錢人家的孩子。 」［3］人人都要接受教育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社會上會識字和算術的人越來越多， 平民階層文化水平迅速提高。 當時的社會逐漸發展成為這樣一種社會：日常的生活、生產在客觀上要求每個平民擁有一定的文字讀寫與算術能力。 噪本雅史認為：「在當時，（平民）若不識字或不會算術，在實際生活中會經常遇到不方便，甚至上當受騙。 」不會算術，在實際生活中會經常遇到不方便，甚至上當受騙。 」1.3達到頂峰，1469-1624年， 日本有17所寺子屋，年均開辦0.01所；從1716年起，年均開辦寺子屋突破1所。 此後，寺子屋的發展共經歷3個高峰：第1次從1736年起，年均開辦超過2所；第2次從1781年起，年均開辦數超過了12所；第3次從1830年起，特別是從1854年到1867年的幕末，年均開辦數量達到307.21所。幕末的寺子屋「滲透到了農村地區，偏遠的山村和漁村都有寺子屋的許多遺迹。 」［4］到1883年為止，「日本大約開辦過15560所寺子屋」，［5］有2/3的寺子屋是在江戶後期開辦的。 幕末，平民階層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生活貧困的農民紛紛奮起反抗幕藩統治，社會動蕩不安。 同時，西方列強侵略日本，幕府面臨內憂外患的局面。然而這一時期，寺子屋的發展速度達到了歷史的頂峰。2.退出歷史舞台2.1 1872年《學制》的頒布1868年初，明治政府成立。 1872年8月，文部省頒布《學制》。 《學制》以法國為主要參照對象，模仿西方國家的教育制度。永井道雄稱之為「法國式的教育制度」。 ［6］早在《學制》頒布前，文部省即發文各藩，要求大力發展小學教育。 「當時到各地視察的文部省官員，都把普及小學教育當成最要緊事向地方官員和民眾宣傳」。 ［7］121《學制》規定興建53760所小學，使「每600人擁有1所新式小學」。 ［7］118從1873年到1875年間，實際建立了25000多所小學。其建立主要通過以下3條途徑：（1）利用現有寺子屋、教師人員與設備，改造或合併成新式小學。 （2）允許新建小學與寺子屋並存，將寺子屋逐漸改造為新式小學。（3）廢除現有寺子屋建立新式小學。各藩主要通過前兩種途徑完成指標。可以說，明治政府的教育近代化改革直接宣判了寺子屋的死刑，將其逐步改造為西式小學。 據統計，明治時代的新式小學中有2/3以上由寺子屋改造而來。2.2寺子屋的消亡明治時代起，寺子屋出現了負增長。一方面，明治政府強令將其改造為新小學，另一方面，民間也沒人願意開辦新寺子屋。 1878年《教育令》頒布前，「日本大約還有412所寺子屋，若算上私立的新式小學校，總數也就1200所左右」。 ［8］但高橋俊乘認為：「極個別偏僻地區的寺子屋可能存活到了20世紀10年代。 」［9］3.從寺子屋始末看日本的平民教育寺子屋是江戶時代平民教育的典範， 其發展體現了平民教育的發展水準。江戶時代教育的主體是平民教育，而平民教育的主體則是寺子屋。 經歷了江戶時代兩個多世紀的迅速發展， 寺子屋在明治初期的教育近代化改革中走向窮途末路。即便如此，寺子屋對日本的近代化仍然影響巨大，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關於寺子屋的消亡，學者唐澤富太郎認為：「（寺子屋）的消失不是從內而外、自發的，而是外力強制的結果，（外力）包括新政府的政策，西方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等。 」［10］3.1保守性與近代性寺子屋江戶時代民間教育的產物， 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程度的封建性特徵。 這是江戶時代教育保守性在平民教育的體現。江戶時代的教育帶有鮮明的保守性，其具體表現為武士教育與平民教育並軌的階級性。 官方開辦的學校只面向武士、貴族階級的子弟，而平民的文化教育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正因為如此，以寺子屋為代表的平民教育模式得到蓬勃發展的契機。到江戶後期，幕藩為了維持統治秩序，對平民教育加以引導，試圖將寺子屋改造為平民教養教化的訓練場，所以越到江戶後期，雖然寺子屋數量越多，但其保守性特徵也越明顯。另外，數量龐大、遍及日本列島的寺子屋是江戶時代教育遺產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為明治初期的近代化改革貢獻頗豐。 所以，寺子屋也有相當的近代性。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平民對教育的覺悟性不斷提升，開始積極主動地參與文化教育活動。這是其近代性最有力的體現。學者依田熹家還認為，「當時人們對教育的期待不僅是為了滿足生活的需要， 而且主要在於人人都有一種強烈的心情，渴望通過接受教育全面開發自我、提升自我。 這種心情已滲入社會的最底層……（受教育）已融為平民日常生3.2普及教育與提高民智到了幕末，寺子屋的身影已在日本列島隨處可見。寺子屋普及的結果是， 日本國民整體的文化素質得以提升， 具體表現為平民的識字率遠高於同時期世界的平均水平。 有位叫梅奇尼科夫的俄國人曾在歐美長期生活過，1874年他到日本擔任俄語教師，著有《回憶明治維新》一書。 該書描述到當時的馬夫、女傭等在閑時貪婪閱讀小冊子的情景。 「當知道這些小冊子是通俗小說， 那些底層民眾閱讀小冊子是為了在工作之餘獲得快樂時，他對日本當時普通民眾識字率之高大發感慨，認為當時日本平民的識字率比同時期的歐美國家還要高。 」［12］噪達也認為：「在為每天的生計奔波的同時，識字、 讀書等需求在江戶社會底層民眾的內心中仍然強烈存在，這是事實。 」［13］3.3平民道德教育的先驅寺子屋的三大傳統教學內容為讀書、寫字、算術。 此外，寺子屋還重視培養學生的道德，規範學生的日常言行。 江戶後期，隨著身份等級制度的動搖，武士教育下移，平民教育上移，武士文化與平民文化漸同，許多原本屬於武士教育範疇的內容，諸如插花、茶道、畫畫、彈琴等課程，也開始出現在寺子屋的教學中。例如，武士道原本屬於武士階級最重要的道德教育， 一般只面向武士，卻逐漸滲透到寺子屋的教育中。 隨著寺子屋的普及，武士道被越來越多的平民接受，成為平民的日常修養規範與道德信仰。3.4近代民族國家的催化劑學者森島通夫認為：「日本之所以能在明治維新後立即建成近代的統一民族國家，是因為在孤立的兩百多年里，國內交通與交換已使得日本作為一個單一實體出現的必要基礎工作接近完成。所謂全日本成為單一的實體，是指有統一的語言， 各地民眾具備相似的思維與行動方式，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準則與習慣上的相似性等。 」［14］可見，統一的書寫和表達是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必要而基礎工作」。寺子屋老師一般都會教學生一種 「お家流」 的書寫體。 它起源於鎌倉時代，後來與其他書寫流派融合，演變為最終的「和樣書道」。 德川幕府將這種書寫體規定為標準的公文書寫體，即官方書寫體。 「お家流」隨著寺子屋在平民階層中得到普及。 「到了江戶後期，不論是統治階層的武士世界，還是平民世界；也不論是東北部的偏遠山區還是南部的九州地區，不知不覺中，整個日本列島的文章書寫體竟然統一了， 而且這種現象不是在幕府和諸藩的強制下形成的」。 ［1］34此外，江戶時代方言眾多，各地人們在語言表達上有許多障礙，被稱為「一國一語」。 寺子屋除了重視文字的書寫外，也進行多種多樣的言語表達練習，自下而上推動日本言語表達和文字書寫統一局面的形成，對「（日本近代民族國家）共通文字文化的形成」［1］34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我看來更為重要的是藩校。
Richard Rubinger所著Popular 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提到了日本的識字率，大致就是圖書出版量很大、農村和婦女教育的普及以及外國圖書的大量翻譯使得江戶末期的日本識字率很高。而明清時期的中國基礎教育很多都依賴於設立在祠堂的私塾，教育的是家族子弟，由宗族投資，而日本的寺子屋是一個面向各階層的教育機構，最早由寺院而後由大名投資，顯而易見封建領主相比於士紳地主抗風險的能力要更強，這點就決定了基層教育的長期穩定性。對比中國可以參考一下 清朝冷籍概念的由來原因？ - Max King 的回答
其實我也一直很奇怪，清朝是有科舉制度的，識字是改變命運的重要手段，但識字率卻那麼低；而德川幕府時的日本是沒有科舉制度的，各個階層基本是實現不了身份轉換的，但識字率卻那麼高。按道理前者讀書識字的驅動力應該更大才是啊。
為什麼我眼中的事實和樓上的完全不一樣呢。就我的所見所知，影響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國民素質的因素很多，樓上也說了很多，但是都是近因原因，終因原因只有一個：錢！！！全世界的國家人均收入的排名，應該同時也是全世界國民素質的排名。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 衣食足而知榮辱」。在一個資源匱乏的社會，對大部分人有素質上的要求沒有意義。任何脫離物質空談精神力量都是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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