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日本的戰後經濟崛起？日本二戰後東山再起有何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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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石的提問感覺還是比較有質量的，比較好答。最近有些粉絲抱怨我最近寫作質量水平嚴重下滑，盡和特朗普撕逼去了，我表示虛心聽取意見。

戰後的日本經濟分為五個時期：恢復期，高速成長期，低速成長期，泡沫期和蕭條期。

恢復期一般是指的戰後到1956年為止，高速成長期指的是1956年到1973年，這段時間日本平均年增長在10%以上，從1973年到1985年，增長開始下滑，1986年到1991年，日本資產膨脹，形成巨大泡沫，史稱平成景氣，泡沫的覆滅起始於1990年1月，日經指數暴跌1萬點，此後越發不振，1992年後陷入了經濟蕭條期，一直到今天。

題目問的是如何評價，其實日本戰後經濟的復興早就被人研究過無數次了，是個老的不能再老的話題，到現在這個話題基本沒什麼人在討論了，簡單描述一下當年崛起的情況。

經濟恢復期

戰爭期間，由於美軍的持續性轟炸，日本國內的生產設施，無論是軍用還是民用都遭到極大破壞，日本國內資深的戰時經濟體制也進一步腐蝕了日本經濟，在日本戰敗後，大批的日本軍人複員，由於當時日本提供不了如此多的就業崗位，近400萬軍需工廠的工人失業，全日本失業人口高達1000萬人。

由於生產被全面破壞導致供給不足，加之日本政府需要支付大量的軍人複員費，銀行為了防止軍需品工廠破產，又追加貸款，導致日本發生了惡劣的通貨膨脹，1946年東京物價一年漲了五倍，日本人苦不堪言，除了經濟問題外，更惡劣的還是糧食危機，由於戰爭破壞了工業生產，化肥和農用機械都嚴重不足，在日本宣布戰敗之前，日本糧食配給為主食二合一勺，合計每人每天大約965卡路里，基本上繼續打下去，日本人全得餓死。

早期的美國佔領軍對日本異常警惕，雖然麥克阿瑟運來了糧食，緩解了日本糧食危機，但是對於日本經濟抱著事不關己的態度，對於日本的外貿和金融全面控制，美軍把持了日本的進出口審批和外匯管理權，導致日本經濟受到極大的阻礙。

由於美蘇冷戰，美國佔領軍轉變政策後，日本以吉田茂為首的政治家，還是日本經濟重建之路，以中山伊知郎為代表的貿易立國派獲得了支持，中山伊知郎認為日本國內資源貧乏，人口過多，只能立足本國，發展工業，進口糧食和原料，依靠外貿獲取經濟復興。美國人約瑟夫道奇也參與了日本經濟重建，發表了著名的道奇路線，加之舊金山和約的簽訂，日本基本上已經擺脫了戰前和戰後初期極度窘迫的狀況，同時和西歐各國發展了外交關係

高速增長期

從1956年後，日本開始急速的經濟增長期，這種經濟奇蹟在當時世所罕見，日本一共經歷了從1954年到1957年的神武景氣，1958到1961年的岩戶景氣，1962年到1964年的奧林匹克景氣，1965年到1970年的伊弉諾景氣

在整個經濟高速發展期間，日本農業實現了機械化，現代化，單產居世界前列，而從事農業的人口卻從1955年的41%下降到1975年的13.8%，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口大幅度上升，在七十年代，日本每萬人就有21名自然科學研究員，僅次於美國，日本的高速發展帶來了使得日本民用產業極度發達，在光學，機械，電子產品等很多領域領開始領先於西歐，同時日本人均收入也出現比較大的躍升，從1956年的37位，到1975年的17位，日本家庭開始普及汽車，家電，空調等，教育升學率也有了大大的改善。

日本戰後復興的原因很多。

第一方面是美國的扶持。雖然美軍在曾經在短時間內比較壓制日本經濟，但是時間並不長，由於朝鮮戰爭爆發，為把日本變成抗擊共產主義的橋頭堡，美國不但進行巨額貸款，更進行了一系列技術轉移，從戰後到七十年代末，70%的日本貸款來自於美國。

而較低的資源價格，又給了日本極好的環境，除了因為第四次中東戰爭造成的石油危機，導致是有大幅度攀升以外，在1973年之前，國際原油價格便宜的令人髮指，平均每桶不超過2美元，而同時，由於戰後民族獨立浪潮風起雲湧，給日本帶來了最廣大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材料市場，在藉助美國的庇護下，日本充分利用了勞動力充足的優勢和較高教育水平的優勢，迅速佔領亞非拉市場。

第二日本產業政策優秀。日本在戰後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依照高投入和強化資本積累的方面，在產業投入方面，以設備投入為例，日本在七十年代的資本投入比1947年增長了150倍，在高速成長期是固定資本投入增長了15倍，佔據GDP的三分之一，是西歐的近三倍，日本以犧牲個人消費的代價，換來了企業資本累計的急速攀升，大大增強了日本企業的競爭力。

同時，由於資本累計的急速增加，日本大量購買了歐洲和美國的先進技術，平均每五年翻三倍，在高速成長期間，日本引進了兩萬四千多項先進技術，大大提高了日本國內的生產技術水平，在引進技術的同時，日本並不是簡單的對先進技術進行模仿，而是花費巨資進行改進，在引進技術和開發的比例上是1:4以上。

第三日本高素質人才。由於同在儒家文化圈，日本極度重視公民教育，1886年普及四年教育，1907年普及六年教育，日本普及義務教育比英國都早，教育經費佔據政府行政經費的20%以上，為世界之冠，（中國2016年為4%）不但政府重視，企業同樣重視職員的在職教育，不斷的進行輪訓和研修提高日本職人的素質，80%以上的日本企業有自己的企業教育體系。

日本全國重視教育和科技的成果是斐然的，在日本高速成長期間，日本培養了大量的職業技術工人，勞動生產率平均每年增長10%，是美國的三倍，同時日本還建立起產學一體的合作機制，由企業出錢，學校研發，企業通過學校的研發獲得高額利潤，而學校因為研發過程，既獲取了利益，也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研發水平。

日本在經濟高速發展期間，相當多的政策被我國所借鑒，例如說壓低消費積累資產，產學一體（北大方正集團）等等，但是在很多方面做得非常不夠，例如說引進技術方面，買了設備，但是對技術吃的不透，教育佔比方面，中國大量的GDP被莫名其妙的浪費掉了，在2012年三公消費居然能佔到財政收入（錯誤更正）的10%，不得不說是中國的一大恥辱。

朝鮮戰爭讓日本大發戰爭財助推日後經濟騰飛

第二次世界大戰嚴重破壞了日本的社會經濟。正當日本經濟進退維谷之際，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給日本帶來了重大轉機：地處朝鮮東鄰的日本成為美軍的軍事基地和作戰物資供應地，戰爭「特需」直接推動了日本經濟的發展。戰爭不僅給日本帶來了直接的經濟效益，隨之而來的政治影響也使日本經濟間接受益，極大地助推了日本日後的經濟騰飛。

在戰後日本經濟發展史上，1945——1955年是一個關鍵時期。其間，日本經濟從戰後滿目瘡痍的廢墟中站了起來，恢復了元氣，為50年代中期後的高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這一時期中，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對日本經濟產生了特殊的影響。本文擬從這場戰爭給日本經濟形勢帶來的轉機、直接和間接的。
括駐日聯合國軍官兵的消費開支、向南朝鮮提供的物資以及外國有關機構支付的款項等。這些都成為日本驟然間使「國際收支變為大幅度黑字的一個重要原因」。據日本官方統計，從朝鮮戰爭爆發到１９５３年間，狹義的「特需」累計達１２．８億美元，廣義的「特需」累計高達２３．８億美元。至１９９５年，「特需」累計達到了３５．３億美元。而且，在美國全力應付戰爭、出口量銳減的同時，被捲入「冷戰」體制的西歐各國也因加速擴軍備戰而急需擴大進口，這也為日本商品進入世界市場大開方便之門。以此為起點，日本的出口急劇增長，僅１９５０年７月份的出口總額即為７４００萬美元，比６月份增加１８％，創造了戰後日本月出口額的最高紀錄。「穩定危機」期間積壓下來的約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億日元的滯銷商品竟也被搶購一空。朝鮮戰爭爆發後的一年間，日本商品的出口價格反彈了４３．５％。「特需」帶來的直接外匯收入，１９５１年為５．９億美元，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分別都達到８億美元以上。日本外匯儲備餘額從１９５０年６月底的２．８６億美元，增加到１９５２年５月底的１１．７７７億美元，增長了４倍。原本十分暗淡的經濟形勢突然間豁然開朗起來，難怪日本壟斷集團及其代理人全然不顧朝鮮民族的苦難，為所謂「神風」來臨歡呼雀躍。當時的首相吉田茂宣稱：「朝鮮戰爭的發生對日本經濟安定將給予良好影響。」日本經濟新聞社則直言，「朝鮮戰爭帶來的特需熱潮把由於道奇路線造成的蕭條氣氛一掃而光，它成為之後經濟高速發展的契機。」藉此「天賜良機」，日本經濟終於走出了「戰後經濟」的低谷。
朝鮮戰爭對日本經濟的直接推動
因與戰爭相關聯，朝鮮戰爭「特需」使日本最先受益的是紡織業和金屬業，即所謂「絞絲旁（糹）景氣」和「金字旁（釒）景氣。」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１９５１年３月，日本纖維和金屬品的價格平均上漲９０％。隨著朝鮮戰爭的擴大，美國的「特需」訂貨涉及面越來越廣，幾乎動員了日本所有經濟部門的力量，從而使日本工礦企業的生產迅速活躍起來。據統計，朝鮮戰爭期間，日本電力的７０％、煤炭的８０％、船舶和陸地交通的９０％以上，都供侵朝美軍使用。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美軍動用的日本鐵路的客、貨運輸量遠遠超過了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軍的運輸量。日本重、化工業部門的許多工廠大量生產美軍軍需品，承擔了軍用勞務。日本大部分的財政資金和銀行信貸也集中投入到與戰爭有密切關係的電力、海運、造船、鋼鐵、化學、金屬機械等工業部門，這些部門的大企業充分利用這種有利條件，竟相引進美國的技術和資本，迅速取得了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日本大藏省作過調查，１９５１年一年間工礦業生產竟然膨脹了３６．８％，以戰前為基準計算的生產指數從１９５０年的８３．６％增長到１９５１年的１１４．４％，超過了戰前水平。其中，冶金工業生產增長超過了４４％，機械工業超過了９７％。到１９５３年，日本工業生產比戰前增長了５５％。主要工業品產量大大超過了戰前水平，鋼鐵增長了４６％，船舶增長４７％，水泥增長５４％，電力增長幅度更大，近乎１倍。
戰爭以來的經濟景氣給日本資本家帶來了高額利潤。根據三菱經濟研究所統計，日本加工工業部門的公司利潤率在１９５０年上半年至１９５１年上半年，從２．７％提高到１０．５％，增長了近３倍。其中化纖工業部門的利潤率提高最快，從４．１％上升到３５．８％，棉紡業部門從４．８％提高到２０．２％，紙漿工業部門從５．１％升為１７．９％。而且，這一時期企業利潤的７０％— ８０％，甚至９０％以上保留在公司內部，這種情況使日本大企業公司的財力和生產能力迅速膨脹起來。
在大量增加利潤的基礎上，各產業部門的設備投資和技術革新的投入出現了高潮。投資熱潮是從原材料的擴充開始的，從１９５０年底起逐漸轉移到生產設備的擴充和更新。三菱經濟研究所的調查表明，６００家主要大企業的原材料庫存額從１９５０年上半年的１３７億日元增加到１９５１年下半年的３１４９億日元，增長了１．３倍。另據日本開發銀行的調查，這一期間的產業設備投資總額從１９５０年度的２３４４億日元增長到１９５１年度的４３８９億日元，增長了８７％。從投資去向看，１９５０年度以纖維、化學肥料和運輸為重點，進入１９５１年度之後，投資中心轉向電力、海運、鋼鐵、煤炭基礎產業，此即當時所謂的「四大金剛」。過去由於這四大基礎產業生產能力不足，妨礙了整個生產的擴大，所以在朝鮮戰爭促生的經濟活躍的條件下，日本政府相繼實行了以上述四大產業為中心的產業復興措施和鼓勵資本積累的方案。
首先，整備金融機構。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先後設立了日本輸出銀行（後改為輸入銀行）、開發銀行、長期信用銀行。其中的開發銀行和長期信用銀行即以向主要產業提供長期低息設備資金為使命。第二，在稅制上針對性地設立優惠措施。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在美國加普使節團的勸告下，日本進行了稅制改革。「加普稅制」將重點放在促進資本積累上，將１９５０年度的國稅減少６００億日元，地方稅反增４００億日元。１９５０年後，日本政府為鼓勵設備投資和出口，又制定了新的特別租稅措施：免稅準備金及特種基金制度，對於企業的呆帳準備金、退職工資專用基金、電力會社的枯水準備金等，均承認為企業經費而免徵或減徵稅收，鼓勵企業增加儲蓄；實施特別折舊制度，即為促進向特定領域的投資，在稅法上規定了比一般折舊率更高得多的折舊率，其對象主要是重要機械及合理化需要的機械、開發研究用機械設備及新技術企業化用機械設備等等；建立出口所得的特別退稅制度及出口損失準備金，鼓勵出口。這些措施後來成為企業課稅制度的基礎，促進了企業資本積累。第三，根據《外貿管理法》建立起外匯分配製度。這個制度主要是為了維護國際收支平衡而制約進口總額、按項目分配外匯，允許規定數量進口的政策。同時，外匯分配還利用作為國內產業保護政策的一種。例如，為了扶植本國汽車工業，有１０年以上的時間嚴格限制汽車進口。第四，鼓勵根據《外資法》進行技術引進。由於此法保護，朝鮮戰爭期間，各企業技術合作式的技術引進逐年增多。１９５０年有２７件，１９５１年上升為１０１件，１９５２年為１３３件，１９５３年為１０３件。
依賴於政府的這些傾斜政策，日本的電力、鋼鐵、煤炭等基礎產業的投資迅速擴大。鋼鐵工業的比重從７．８％上升為１０．１％，電力工業的比重從８．４％上升為１２．６％。政府的這些促進積累政策的實行，也使民間企業的設備投資充滿了生氣。１９５２年，政府的固定投資增長率為１１．４％，１９５３年為３６．６％，而同期民間投資的增長率則為１７．１％和２６．７％。這樣，國民總固定投資在１９５２年增長１８．８％，１９５３年增長２９．４％。故日本當時的經濟白皮書稱１９５２年為「消費景氣」，１９５３年為「投資景氣」。上述支柱產業的穩固發展，為日本經濟復興的長期計劃奠定了基礎。
當然，這些投資多半是用於對閑置舊設備的重新運轉方面，引進以新技術為基礎的現代化設備還剛剛起步。但是，日本企業公司藉此機會在戰後第一次為積累資本打下了基礎，為實現產業合理化製造了有利的前提條件也為下一個階段的經濟高速發展鼓足了後勁，日本經濟進入了良性循環。所有這一切，與朝鮮戰爭所刺激的經濟活躍是分不開的。如果沒有這種突發性的「景氣」，日本的許多經濟方案、設想，尤其是不惜工本扶助基礎產業政策的實施難度可想而知，至少還要醞釀更長的時間。日本經濟企劃廳對日本經濟在這一階段的發展有一個中肯的認識：由於朝鮮戰爭，「日本經濟才得到了活路，從這個意義上說，動亂（指朝鮮戰爭——引者著）是日本經濟的回生妙藥。」
朝鮮戰爭對日本經濟的間接影響

朝鮮戰爭不僅給日本帶來了直接的經濟效益，隨之而來的政治影響也使日本經濟間接受益，為後來的騰飛提供了極強的助推力。
在戰後東西方對立日益加劇的國際政治形勢下，美國的全球戰略和遠東政策需要作出新的調整，日本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相應地重要起來。對此，麥克阿瑟直截了當地指出，「日本成為維護美英兩國權益的前線基地」，成為「攔住共產主義東進和南進的壁壘。」美國要實現這種新的戰略構想，首先就必須考慮與日本實現媾和。作為戰後冷戰格局形成過程中的第一場熱戰的朝鮮戰爭的爆發，使美國的政策調整更是迫在眉睫。１９５１年９月，舊金山對日媾和條約簽署，次年生效，戰後長達６年之久的公開佔領狀態結束，日本獲得了主權獨立。
嚴格地說，舊金山體制是美國對日本的半佔領狀態。耐人尋味的是，這種狀態竟是日本人自己爭來的。在簽訂媾和條約與安全條約前後，美國要求日本建立現代化的陸海空三軍，以建立日美相互共同防禦體系，實際上要日本承擔防務開支；日本則堅持只建立能夠維護國內治安的最低限度的自衛力量。日本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首相吉田茂關於戰後日本復興的戰略思想。吉田茂審時度勢，巧妙地利用東西方冷戰所造成的複雜而微妙的國際政治形勢，以及美國拉日本作為同盟者的目的，作為復興日本經濟的有利條件。他批判主張全面媾和的南原繁東大總長是「曲學阿世」，並不顧國內許多人的反對，在舊金山條約上籤了字。在一般人看來仍然是屈辱的日本之國際地位，吉田茂始終處之泰然。１９６７年，他在為《大英百科全書》撰寫的文章中一語道破天機：「因為日本在經濟上還沒有復興」，「當時為了實現經濟獨立，日本正處於不得不強迫國民過艱苦生活的困難時期。這時，為非生產性的軍備花費巨額資金，將會嚴重地推遲日本的經濟復興。舉例說來，這種作法就好像讓瘦馬負重載一樣，特別是現代的軍備需要花費巨額資金。因此，如果建立實際有用的軍備，日本的經濟就會遭到破壞。」
吉田茂的這種戰略思想成為戰後較長時期內日本政府奉行的經濟發展和對外政策的總方針。從此，日本把防衛全部委託美軍以節省軍費，本國則致力於加強經濟力量。在這種特殊關係下，日本的軍費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５０年代從３％下降到１％，此後一直沒有超過１％，約等於美國的１／４１７。當然，軍費開支的減少並不能直接說明對日本經濟的發展究竟起多大作用，但由於減少了大量軍費開支，日本有可能以高於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投資率進行固定資本的更新和擴大，則是確定無疑的。而且，媾和條約簽訂後，就連日本作為戰敗國理應履行的主要義務——向東南亞受害國賠償損失，也不僅沒有給日本帶來沉重的負擔，反而起到了促進經濟騰飛的助推力的作用。
一方面，舊金山和約規定，賠償方式由日本提供「在製造業、打撈業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務，供各該同盟國利用，作為協助賠償各該國修復其所受損害的費用。」從外貿的角度來看，日本的這種賠償實際上就是日本商品對賠償國的出口。而且這種商品的出口既不須向賠償接受國支付關稅，也不會遇到競爭者，從而能夠在東南亞市場上佔有陣地。與此同時，日本還通過多種方式的勞務輸出、技術指導及培訓技術人才的形式使各受償國對日本產品形成了某種依賴性，從而為日本工業提供了長期的、持續穩定的出口市場和原料產地，促進了日本重工業的發展，增強了國際競爭實力。
另一方面，賠償支付還為日本壟斷資本集團向東南亞地區的資本輸出開闢了道路。日本在同上述國家簽訂賠償協定的同時，還簽訂了「經濟合作協定」，合作總金額達７．４億美元。經濟合作的形式主要是由日本提供技術設備和貸款同這些國家合辦企業、修建發電站工程等。這種形式不僅擴大了機器設備等日本工業品的出口，而且為日本國內的盈餘資本找到了新的途徑。日本企業公司紛紛通過國家的賠償協定和經濟合作協定，積極進行海外投資和貸款等資本輸出，大賺其錢。可見，這種實物賠償的方式，實際成為日本打開東南亞市場的敲門磚。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３日，日本通產省發表的第２號《經濟合作白皮書》公開承認，日本的戰爭賠償產生了與海外經濟合作相同的效果並藉此可以開闢新的市場。１１月１０日日本《經濟學家》周刊也發表評論說：「日本對東南亞各國的賠償已經變了質，變成了壟斷資本利用國家資金向東南亞擴張經濟勢力的有效工具。」這種「有效工具」使日本擴大了對東南亞各國的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甚至左右了東南亞各國的經濟。
朝鮮戰爭給日本帶來的間接經濟影響，還從國內政治生活中體現出來。日本成為美軍侵朝基地期間，國內「逆流」迅猛發展，不僅日本軍隊—「國民自衛隊」藉助美國之手再度復活，日本政府還趁這股「神風」，實行了一系列所謂「逆向」政策，著手重建國民經濟的基礎——壟斷資本體制。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宣布「解散財閥已經結束」，解除對財界人物公職的整肅，允許「重新恢復財閥商號」（如三菱、三井、住友等），接著又消除了《壟斷禁止法》，放寬了「預防持股、兼職、合併等私人性壟斷行為」的規定等等。此舉大大地「沖毀了旨在抑制壟斷資本復活的防洪堤」，不僅使舊財閥康采恩各公司之間相互持股比重急劇上升，而且自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後，大型商社的合併也迅速展開。朝鮮戰爭期間及整個５０年代前半期，各壟斷企業的積累能力得到了加強，舊財閥系統內部康采恩的調整、重建也取得了較大進展，並且具備了現代特點。戰前由財閥家族掌握、支配中樞神經的金字塔型結構的金融資本，被以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中堅、以商社為先鋒，通過系統列企業相互融資、相互持股以及相互派遣管理人員而形成的具有聯合體性質的壟斷企業集團所取代。這種新型的壟斷企業集團成為戰後日本金融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加適應了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潮流的要求，日本經濟遂得以較為有序地向前發展。
正因為５０年代前半期日本經濟的「景氣」是建立在美國侵朝戰爭基礎上的，因此朝鮮戰爭形勢的任何變動都會直接影響到日本經濟的狀況，朝鮮戰爭的局勢一度成為日本經濟的晴雨表。戰爭的特殊性決定了「特需」的臨時性。１９５３年，得益於「特需」的日本還在該年度的經濟白皮書上列舉了「特需」的「罪狀」：「使得被道奇計劃所結束的通貨膨脹再燃、在正常狀態下由於國際競爭力弱而理應被淘汰的企業延長了生命等等。」。１９５３年３月，斯大林病重的消息傳到日本，東京股票市場出現了「斯大林暴跌」，以軍需股票為中心的股票價格平均下跌３７日元，跌幅達１０％。７月，朝鮮停戰協定簽字，與「特需」特別是武器生產關係密切的有關機械、金屬企業發生了危機，煤炭和海運企業也陷入不景氣之中。但由於日本經濟經歷了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的積累、調整，在預料之中的衰退來臨之前即對應「特需後」而採取了促進積累和活躍的財政投資、融資措施，致力於實現「不依賴於特需的經濟平衡」，因此，安然度過了短暫的「停戰不景氣」期。１９５３年１０月政府開始緊縮金融，１９５４年國際收支順差為２００萬美元，１９５５年擴大為２．８億美元［④④］。國際收支順差和由此產生的金融緩和，為１９５５年以後的爆發性投資熱（「神武景氣」）準備了條件。

明治維新後，日本積極對外擴張，先後取得了甲午、日俄兩戰勝利，躋身二流工業強國之列。但是在決定國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大敗虧輸，最後國力耗盡，被迫無條件投降。

二戰的失敗，使日本喪失了明治維新以來的所有擴張成果，被重新壓縮回日本列島，幾十年工業化的財富積累，也在戰爭中消耗殆盡，國家主權都被迫讓由美國接管。

要是二戰結束後接管日本的是蘇聯，日本就此亡國也說不定。畢竟日本橫亘太平洋與俄羅斯遠東板塊之間的地緣區位，以及俄羅斯嗜土如命的傳統，決定了蘇聯多半會趁此機會，把日本一步步給鯨吞掉，從而確立自己對東北亞區域的主導權，並打開東出太平洋的戰略通道。

不過，戰後接管日本的是美國，而非蘇聯。這就讓日本獲得了死灰復燃的機會。

二戰結束後沒多久，冷戰大幕拉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了全方位對抗。而除了歐洲，東亞是美蘇爭霸的第二大焦點區域。在這種美蘇爭霸大格局下，日本的地緣區位價值愈發凸顯：

第一，日本地處東北亞海上遠端，是東亞、北亞勢力通向太平洋的必經之路，如果將日本變為美國的戰略基地，那蘇聯就被美國死死鎖在了日本海和鄂霍茨克海。

第二，蘇聯是一個傳統的大陸文明國家，陸上實力超級強大。而日本卻是個島國，跟蘇聯隔著茫茫大海。雖說工業文明條件下，海洋的地緣阻斷功能已經較農耕時代大幅削弱，不過依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束縛大陸影響力的輻射，進而為這個戰略基地提供更高等級的安全保障。

第三，儘管作為一個國家，只有40萬平方公里領土，1億人口的日本，地緣實力實在有些上不得檯面，不過如果只能將它一個抵抗蘇聯的前方戰略基地來說，這種體量還是相當合適的。

以上是從美國角度來看的。而從日本角度來看，美國本土遠在大洋彼岸的北美，跟日本有著萬里之遙——地緣關係比與蘇聯疏離的多。這既是說，美國不可能直接統治日本。甚至，如果要想讓日本這個前方抗蘇基地發揮更強效用。美國非但不能對日本鉗制太過，反而要適當給它一定自主權，經濟上也需要給予一些幫扶。

總而言之，二戰失敗後的日本，已經擺不脫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不過讓美國來拿這把刀，絕對比讓蘇聯來拿要好的多。兩害相權取其輕，日本也願意讓美國當自己的爹。郎情妾意之下，美日同盟的共同利益基礎就此形成。

而除此之外，中國紅色政權的建立，以及接踵而至的朝鮮戰爭，更推動了美日蜜月的到來。

三年內戰結束後，新成立的紅色中國選擇了向蘇聯一邊倒，中國由曾經的美國盟友，搖轉而變成其之敵人。東亞政治格局的巨變，使得美國扶植日本的必要性大大增強。而隨後爆發的朝鮮戰爭，更使得這種迫切性驟增。

日本由此死灰復燃！儘管在政治、軍事層面，日本仍受美國的強勢控制，但是在經濟上，美國卻放寬了滴日本的限制，並有意扶持。這種利好，再加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東風以及隨即形成的全球化浪潮，日本在短短二三十年內就恢復了元氣，甚至還超越戰前，風頭蓋過蘇聯、德國，發展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當然，無論日本在經濟上多麼風光無限，不過政治、軍事上，它仍不得不受美國使喚。不過當時美日有著蘇聯這個共同的敵人，因此兩國的政治軍事立場還是比較一致的。甚至在20世紀70年代，冷戰進入蘇攻美守的第二階段，美國因越戰失敗，國力相對下降，所以在戰略上處於守勢。美日兩國所承受的戰略壓力增加，所以都對與中國緩和關係表露出極大興趣。指望通過拉攏這個儘管貧窮，但卻有著世界級地緣實力的東亞大國，來幫他們分擔蘇聯的壓力。

美日的這種蜜裡調油，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

這個階段，美日關係出現了些變化，美國由之前的力挺日本，轉為有限度的壓制。

為什麼會這樣？

首先，80年代時，日本已經坐穩全球第二經濟大國的寶座，儘管政治、軍事仍然被美鉗制，不過在經濟領域，已然形成強大競爭力，並對美國構成衝擊。

其次，80年代，西方世界剛從70年代的滯脹中回過氣，不過為了應付冷戰，開銷又只能增無法減，囊中羞澀之下，美國也想著剪剪日本的羊毛，找點銀子花花。

最後，冷戰已到收尾階段，蘇聯頹勢漸漸顯露，日本在戰略上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所以也犯不著再像以前那樣大力支持。

基於這種邏輯，美國將屠刀對準了日本。1985年，著名的《廣場協議》簽訂，日本在此協議規則下被狂剪羊毛，經濟由盛轉衰。

《廣場協議》是日本在二戰後所遭遇的最大失敗。而隨後的中國快速崛起，更加劇了日本危機感。

日本是個典型的外向型經濟體，國家經濟發展和財富增加高度依賴於工業品出口。隨著中國打開國門，參與全球化競爭，日本在海外市場遭遇到中國製造的強勢挑戰。

作為東亞大陸的擁有者，中國的地緣實力遠在日本之上。改革開放後，隨著中國工業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中國製造業的規模優勢陸續顯現出來。而且中國可用於工業開發的低地平原眾多，勞動力廉價，體制也為工業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這種種因素，使得中國製造越來越強大，原屬日本原屬日本的海外市場，甚至國內市場，都被中國製造所取代。

鋼鐵、重工、家用電器、電子科技，一大批日本的傳統優勢領域，被中國製造佔據。

當然，日本也有自己的優勢：先發國家，技術積累深厚，在諸多中高端技術和領域，日本的優勢依然比較大。但是這種技術上的優勢不是永久不變的。隨著中國產業升級的啟動，中日之間的層次鴻溝正在縮小，甚至被填平。而且，中國的產業升級，有龐大的規模優勢做支撐，所以根基夯實。而伴隨著基礎製造業的萎縮，日本的一些高端技術，卻慢慢變成無本之木，再向前進，慢慢顯得力不從心。

文明發展水平的差距是後天的，可以通過主管努力改扭轉；但中日兩國的地緣實力差距則是先天的，沒法改變。

其實日本對此也是心明如鏡。因此才會在近代時拼盡全力侵略中國。冀圖依靠自身在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過程中獲得的先發優勢，消滅中國，佔領東亞大陸，從根本上彌補自己地緣實力先天不足的結構性缺陷。

可二戰的慘敗，意味著日本的歷史機遇期依然錯失。雖然戰後日本在經濟上又重振旗鼓，但軍事、政治繫於美國之手的現狀，以及當代國際社會遊戲規則的改變，使得日本已沒有機會像近代那樣，重演侵華故事。

而隨著中國結束十年動亂，啟動改革開放，這個古老大國也逐漸回復正軌，國力迅速增長。然後，在憑藉自己的龐大體量，中國得以在短短30年內，完成了國力上的對日反超。

現在，輪到日本畏懼中國了。

日本之所以會畏懼中國，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怕中國報近代慘遭日本侵略之仇。但除了這種簡單的怨仇感情外，日本對中國的忌憚與戒備，還有著更深層次的戰略考量。關注微信公眾號：雲石，雲石君在下一節《地緣政治27：日本為什麼會畏懼中國？》中繼續為各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