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能治國嗎？道家無為而治具有可行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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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各種原因，許多人認為，道家是一種出世的學說，重點是對現實的批判和超越，而不是對現實的建構，所以在治國方面，既不能與儒墨名法一決高下，更不能與後世的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憲政主義民族主義等相提並論，即使在歷史上曾經輝煌過一時，也不過是臨時的急救措施，無法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這種觀點如此流行，以至於我們百度「道家出世」詞條，可以搜索到相關結果約2，600，000個，在谷歌學術搜索中輸入「道家出世」詞條，差不多會找到約2，830條結果。而如果百度「道家治國」詞條，可找到相關結果約2，740，000個，在谷歌學術搜索中輸入「道家治國」詞條，可找到結果約2，900條。由此可見，認為道家出世不適宜治國的觀點非常流行，幾乎和道家可以治國的觀點旗鼓相當。那麼，事實果真如此嗎？現在我就道家治國的現實可能性、道家治國的目標、道家治國的策略和手段、道家治國的效果、違背道家治國原則的危害以及道家治國的前途分別加以論述，來證明道家治國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值得我們追求的。

　　一、道家治國的現實可能性

　　很多人之所以認為道家不能治國，是因為長期以來，人們認為道家的代表人物就是老子和莊子，而老子和莊子主張無為自化，逍遙處世，遠離現實政治，有隱逸和出世的傾向，無法適應複雜的現實世界，所以不是理想的治國理論。其實這種說法對道家和老莊的理解都狹隘化了。首先，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其它諸子百家一樣，都起源於春秋戰國。面對當時禮崩樂壞的局面，諸子百家思考的都是如何重建社會秩序的問題，作為當時很有影響的思想流派，道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即使出世傾向最顯著的莊子，也曾經講過一大堆治國的道理。正像漢初學者司馬談所說：「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我們怎麼能把道家單單摘出來，把它歸到出世的行列中去呢？其次，從道家的來源來看，很多人認為道家學者來自隱者，但是，漢代學者劉向在《漢書·藝文志》中說：「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歷史上，確有許多道家學者出自史官，如老子、太史儋、司馬淡等人。可見，道家的來源至少有史官和隱士兩個渠道（其實還有一些出自王侯和其他官吏，如魏牟、關尹、劉安、呂不韋等）。其中史官一系總結了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自然關注的多是安邦治國之道。決不可因為曾有隱士加入道家，就把道家的其它來源掩蓋了；第三、道家不僅僅以老莊為代表，它還包括黃老學派、楊朱學派兩個派別，這三個派別都對如何治國有一整套理論，尤其是黃老道家，直接以治國安邦為己任，首先提出了法、術、勢、利、力等概念，把學術和現實緊密地結合了起來，使先秦學術擺脫了理想主義和道德主義的窠臼，開始走上了現實主義的道路，並在治國實踐中得到了很好的應用；至於老莊派和楊朱派，雖然不直接以治國安邦為己任，但他們一個開創了政治不服從的傳統，一個開創了個人主義的傳統，而政治不服從和個人主義，都是構建現代社會秩序必不可少的精神；第四，春秋戰國時期，雖然道家三個派別均已出現，但道家這個詞當時並不存在，直到西漢前期，史家司馬談才首次對其進行了命名，他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顯然，他這裡所指的道家基本上就是主要以治國安邦為己任的黃老道家；第四，從道家的發展歷史來看，春秋戰國乃至秦漢時期，雖然老莊派、楊朱派都有一定的影響，但真正唱主角的，還是講究經世致用安邦治國的黃老派，在春秋戰國乃至後來的兩漢時期，黃老派不但是道家學派中的正統，而且在諸子百家中人數最多、勢力最強、著作最豐，在戰國晚期甚至形成了「黃老獨盛，壓倒百家」的局面。當時，不但出現了慎到、田駢、接子、環淵、彭蒙、宋磝、尹文、太史儋等許多著名的黃老學者，而且還有《管子》、《鶚冠子》、《呂氏春秋》、《文子》、《黃帝帛書》、《雜黃帝》等一系列討論治國理論的輝煌巨著問世，根據漢代學者劉向在《漢書·藝文志》的記載，到了漢朝時期，道家共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雖然比儒家「五十家」少了17家，但又比儒家的「八百三十六篇」多了127篇，而且《漢書·藝文志》記載的道家書籍，多是依託上古聖君名相，討論治國安邦之道的，比起儒家，可以說入世更深更近，只是後來，漢武帝「獨尊儒家」，入世的黃老派才逐漸衰敗，人才大量流失，著作大多亡佚（《漢書·藝文志》記載的道家書籍留存至今的不到15%），到魏晉玄學興起，老莊派取代黃老派成為道家正統，加上後來道教（道教一開始也是入世的）處處模仿出世的佛教，才讓許多人誤認為道家不問世事，只求內心超越，具有隱逸和出世的特點；最後，從道家治國的實踐來看，不管是齊威王治下的齊國還是呂不韋執政時期的秦國，以及後來的文景之治，道家都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即使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為了國家的正統思想後，黃老道家的治國思想並沒有完全消失。大多數時候，統治者像漢宣帝說的那樣，是「霸王道雜用之」。即有時是「外儒內法」，有時是「外用儒術，內用黃老」，每當君權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部分限制時，黃老道家就會復活，並帶來經濟文化上的繁榮（因為統治者的無為而治僅限於經濟和文化），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這樣的明君，都曾註解過《道德經》，「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兩宋時期經濟文化的高度繁榮、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潮、今天改革開放的成就，都與黃老思想有密切關係，因此民間有「治世道，亂世佛，由治到亂是儒家」的說法。

　　二、道家社會理想和治國目標

　　既然道家治國是可能的，那麼它的社會理想和治國目標又是什麼呢？這些社會理想和治國目標有沒有可行性呢？考慮到道家的社會理想和治國目標經常存在背離的情況，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先來看老莊派的社會理想。老子認為，理想的社會應該是「小邦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以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後來莊子全盤繼承了這一思想，他認為理想的社會是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無傳」，顯然，這種思想是以原始社會的那種蒙昧狀態為藍本的，所以後來受到了司馬遷的批判，認為這種社會理想「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是要民眾閉目塞聽，既有違人性，也有違道家無為而治的原則，沒有多少可行性。到了魏晉時期，這種社會理想經陶淵明改造，就成了除儒家大同社會外，中國人最嚮往的理想社會——桃花源。雖然其中也有很多空想成分，但和大同社會不同，桃花源畢竟真實存在過，而且非常類似於現代美國的源頭——五月花號船公社，是一個完全的「我無為而民自化」的民眾自治社會，除了不具有開放性之外，其它方面和現代社會並無所悖。而且這種社會理想和老子的小邦寡民莊子的至德之世一樣，不乏聯邦自治、虛君共和、生態和諧等現代社會的因子。即使撇開這種社會理想和治國目標的現代價值，單論其封閉和蒙昧的特點，也並非一無是處，比如，民國初年的新疆總督楊增新，就是通過一系列非常手段，有意維持新疆的封閉和蒙昧，使得民國初年的新疆，摒除了內地革命風潮的衝擊，在險象環生的境況下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並維持了一方安寧，正像楊增新本人所說：「共和實草昧初開，羞稱五霸七雄，紛爭莫問中原事；邊疆有桃源勝境，祖率南回北維，渾噩長為太古氏」。

　　也許是流傳的過程中多次增刪的緣故，也許是為了向現實社會妥協的緣故，和過於高蹈的社會理想不同，老莊派的治國目標更加契合實際，比如莊子的治國目標，則是「典法無更，偏令無出」、「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螤斛不敢入於四境......諸侯無二心」，民眾休養生息，「老弱孤寡......皆有以養」，顯然這些治國目標比起他們的社會理想，要務實的多。如果把這些治國目標和黃老派的治國目標和社會理想加以對比，我們就會發現，兩者並沒有太大區別。比如《文子》和《淮南子》都曾借黃帝之治，說明了自己的治國目標，其中《文子》說：「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民保民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暗，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豫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鄰。」而《淮南子》則說：「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孰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節器而無尤，法令明而不暗，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孰；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阜；諸侯之國莫不獻其貢職」，另一個儒道會通的西漢學者陸賈，則認為理想的社會和治國目標是「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徵，犬不夜吠，雞不夜鳴，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耘於野，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如果剔除其中的神話色彩和少數誇張成分，顯然，他們的治國目標和老莊派基本一致，都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實現的。以此目標作為評判標準，老子還對各種治國境界進行了評判，他認為，治國的最高境界是「太上，下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其次是「親而譽之」，再其次「畏之」，最差的是「侮之」；深受黃老思想影響的司馬遷則繼承了老子的思想，他認為治國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同時，在批駁老子小邦寡民思想和總結黃老思想的基礎上，司馬遷提出，治國的最高目標是「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這樣無須「政教發征期會」，就能形成「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的社會秩序，而且這種社會秩序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驗」，這不禁令人想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一千多年後，否定儒家君子之治推崇道家至人之治的明代學者李贄，在自己執政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和司馬遷幾乎一樣的主張，他認為「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君子之治，本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諸身者，取必於己；因乎人者，恆順於民。」所以「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獲其所願」、「各從所好，各騁所長」，自由競爭的社會，才是治國的最高目標。而這和現代社會追求的目標應該沒有什麼兩樣。

　　除此之外，黃老道家著作《呂氏春秋》和《鶡冠子》還分別提出了「公天下」和「四海一家」的社會理想，而明清啟蒙學者傅山則提出了「匹夫賤民賓士天下」的主張，也極具現代意義。

　　三、道家治國的策略和手段

　　很多人認為，道家治國的策略和手段，無非就是那個不切實際神秘叨叨的「無為而治」，事實上，「無為而治」只是「反其道而用之」，而且也正因為是「反其道而用之」，所以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而道家的其他治國策略和手段，被人們忽視了。其實，即使不以治國為己任主要致力於超越和批判的老莊派，根據司馬遷的總結，其治國策略和手段也並非單一的「無為而治」，而是「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即包括「清靜無為」和「自化自正」兩種治國手段，其中清凈就是不折騰或者少折騰，無為就是不干預或者少干預，另外，老子的「無為」還有「為無為」的含義在裡頭，什麼是「為無為」呢？根據老子「為學日增為道日損」、「輔萬物自然而不敢為」、「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的說法，並聯繫到現實政治，所謂的「為無為」，就是通過寬刑簡政放開搞活等手段，不斷對公權力進行自我約束，最後達到無為而治的境界。至於自化自正，在老子眼中，它是自賓，自均，自化，自定，自正，自富，自朴等的總稱，即通過萬民的自為自治，形成某種健康的自然的社會秩序。這和現代自組織化理論不謀而合，而與儒家的教化法家的被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顯然，「清靜無為」和「自化自正」這兩種治國手段合起來，就是「靠萬民的自為無為無不為，靠萬民的自治無治無不治」，正像《呂氏春秋》所說：「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事，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而這一切又和奧地利學派的自然秩序理論極為相似，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哈耶克1966年9月在東京作《自由主義社會秩序諸原則》的演講，談到自發秩序理論時，激動的反問道：「難道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嗎？」而深受英國自由主義影響的晚清學者嚴復也曾反覆強調：「夫黃老之道，民主之國之所用也。故能『長而不宰』，『無為而無不為』」「治國宜聽民之自由、自化」、「治國宜順自然，聽其自由，不可多所干涉」。

　　黃老派的治國策略和手段，除了「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外，還有「因循」、「雜采」、「法術勢」等。其中「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在黃老派那裡被改造為「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虛靜之術，因此也有了更強的主動性，反映在現實中就是寬刑簡政休養生息以及君無為臣有為的一整套治國方案，集中反映了中華政治文化的精華；至於黃老道家治國的核心策略和手段——「因循」，黃老道家代表人物慎到曾在自己的著作《慎子·因循》中下過明確的定義：「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管子》中對此說得更具體：「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為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象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而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對「因循」的全面概括對我們精當地把握其內涵是非常有意義的。他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這些古人的說法雖然不盡相同，但他們普遍都認為萬物和萬民都是自為的，因循就是不違背萬物和萬民的本性，隨著萬物和萬民的自為「與時遷移，應物變化」，靠萬物和萬民的自化無為而無不為；聯想到王弼「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的說法，應該說，因循不過是道法自然的另一種說法而已。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因循守舊，而在黃老道家的治國實踐中，因循表現為因俗簡禮，尊重人性。關於黃老道家的「雜采」，《呂氏春秋·用眾》也有明確地說明：「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故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眾者，此君人之大寶也。」，司馬談認為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以才能無為無不為。也就是說，黃老道家治國，力圖超出門戶之見，取長補短、「集腋成襲」、兼容並包。所以很多道家著作都被後人列入雜家的行列，不過黃老道家的「雜采」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始終以道家思想為主幹的，正如胡適所說：「雜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雜家的新名。」至於黃老道家的「法、術、勢」等治國策略和手段，雖然後來成為了君主專制的手段，但它們本身是中性的，君主可用，民眾也一樣可用，尤其是今天，法術勢已經不是君主的專利，而是民眾維護自己的權益的必備工具。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早在戰國初期，由於現實政治的需要，黃老道家就確立了「道生法」的原則，不但說明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來源，而且為道家思想治理國家鋪平了道路，比如《黃老帛書》中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法立而弗敢廢。故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後來，慎到等人繼續在這一領域耕耘，以致於後世的學者以道法家來稱呼他們；戰國後期，鶚冠子等人又對立法問題進行探索，使這一問題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而黃老道家的這些觀點，又都被當時的法家所吸收和借鑒，成為秦國崛起和統一全國的指導思想。但是，法家強調依法治國，僅僅是把法律作為君主專制的工具，而「道生法」的理念，則被他們架空和懸置起來，以致於惡法橫行，民怨沸騰，最終導致了秦王朝的滅亡。西漢王朝建立後，統治者認真吸取了前朝的經驗教訓，重新啟用黃老道家治國。他們一面全盤接受前朝的法律制度，並任用循吏來嚴格執行這些制度，堅持了依法治國的原則；另一面又回到了「道生法」的立場，不斷用道的原則修正前朝的法律，寬刑簡政、休養生息，終於造就了一個空前絕後的盛世——文景之治。後來，黃老道家巨著——《淮南子》在總結這一段歷史的時候說：「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法籍禮儀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而這就直接觸及到了現代社會的靈魂——憲政，近代中國著名學者胡適本人對《淮南子》也極為欣賞，他認為《淮南子》中蘊含有「虛君的共和主義原則」和「眾智眾力的民治主義原則」。

　　最後再來看楊朱的治國手段和策略，根據古代典籍記載，楊朱的治國手段和策略主要是「為我」，具體含義是「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一毛不拔，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似乎有一點西方學者筆下的經濟理性人的特徵，但又不完全一樣，至少它比大公無私治理天下更務實一些，而且，根據計算機模擬的結果，即使多個企業進行囚徒困境博弈，也能自化出抱團取暖互相合作的秩序來，而且這種類型計算機模擬與現實社會並無不同，這說明楊朱的「為我」完全能行得通。

　　四、道家治國的案例和效果

　　1、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姜太公輔佐周武王滅商後，因功封於齊，被後世稱為姜齊。姜太公到任後，沒有強行推行姬周文化，也沒有強行推行重農政策，而是因俗簡禮，聽民自化，結果把一片鹽鹼地的齊國打造成了數一數二的強國，後來黃老道家的一部巨著便以《太公》命名（已經佚失），而鄰近的魯國強行推行周禮，造成了大規模的叛亂，三年後才在周天子和齊國的幫助下鎮壓下去，但從此埋下了魯國衰落的的病根。到了戰國時期，權臣田氏取代姜太公後裔成為齊國國主，後人稱之為「田齊」。因為田氏原為陳國公族，與道家創始人老子一樣同為陳國貴族，而陳姓乃黃帝之後，姜齊則是炎帝之後，為了給自己的篡權行為正名，減輕政權更迭造成的震蕩，田氏便大張旗鼓地宣揚黃帝代替炎帝的歷史傳說，來表明田氏代齊的合理性。同時田氏順應齊國的治理傳統和民俗民氣，以「清靜」「因循」、「雜采」為核心的黃老學說作為治國思想，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田氏進一步創建了「稷下學宮」，以延攬各國人才，並為其治國實踐提供諮詢服務，於是諸子百家蜂擁而來，學術思想空前繁榮，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百家爭鳴」的景象。黃老學者充分利用了這些有利條件，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道家學派思想，並雜采其他學派思想精髓，形成了以道家為靈魂兼容並包的稷下黃老思想，並一度成為稷下學宮中的主流學派。當時，不但出現了慎到、田駢、接子、環淵、彭蒙、宋鈃、尹文、太史儋等許多著名的黃老學者，而且還有《管子》、《蜎子》、《接子》、《田子》、《黃帝君臣》、《雜黃帝》等一系列的著作問世，遠非其他學派能比，所以蒙文通先生有「黃老獨盛，壓倒百家」的說法。與此同時，齊國民富國強，成為了戰國七雄中數一數二的強國，據《戰國策》所說，當時「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無過齊者」，蘇秦路過齊國時，曾記載：「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氣揚。」而山東淄博地區現存的田齊王陵，也為這些記載提供了文物上的佐證，這些陵墓是田齊的六君王墓，墓冢東西排列，綿延相連，封冢高聳，氣勢雄偉，狀若山丘。考古勘探知，在四王冢和二王冢的周圍，分布著有封的大墓30座，探出無封的大墓74座，小型墓葬300餘座；大型墓葬的面積一般在400平方米左右，最大者有2000平方米，墓葬形制以「甲」字型居多。僅四王冢正北600米見方範圍內就探出大墓25座，且分布有序，它們應是齊王近臣及僕人的陪葬墓。於此證明四王冢和二王冢周圍分布著方圓4-5000平方米的陪葬墓區。此陵雖未正式挖掘，但據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誌》云：「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崗，一所二墳。晉永田齊王陵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繒彩、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此文中的齊桓公非春秋時期的公子小白，而是稷下學宮的創始人——田齊時的齊桓公田午，這時還未到威宣盛世之時，但當時齊國的強盛也可見一斑。

　　2、西漢文景之治。秦人統一中國後，由於歷史的慣性，繼續奉行嚴酷的法家思想，法家雖然強調依法治國，但僅僅是把法律作為君主專制的工具，而黃老道家「道生法」的理念，則被他們架空和懸置起來，以致於無道之法橫行，民怨沸騰，最終導致秦朝二世而亡，西漢建立後，基於歷史教訓，統治者迫切需要尋找新的治國策略，同時，由於秦末農民戰爭和四年楚漢之爭，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社會迫切需要通過休養生息來恢復社會生機，另外，當時天子、諸侯、軍功階層三權分立，天子無法獨斷專行，使得道家清靜無為的治國策略受到重視，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的丞相曹一參從稷下黃老學派的發源地——齊地，找到了黃老思想的星火，並將其引向全國，成為了當時整個國家的指導思想。面對嚴峻的形勢，他們一面全盤接受前朝的法律制度，並任用循吏來嚴格執行這些制度，堅持了依法治國的原則；另一面又回到了依道生法的立場，不斷用道的原則修正前朝的法律，寬刑簡政、休養生息，終於造就了一個前所有為的盛世——文景之治。關於這個盛世，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對此有生動地描述，他說：「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外，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經濟如此繁盛，民眾如此自由（私人也可以自由發行貨幣），司馬遷還空前絕後地討論了經濟運行規律和企業家的精神。同時，由於統治者採取了黃老道家清靜無為兼容並包的政策，使得整個國家的思想界開始活躍起來，儒墨名法陰陽等諸子百家重新興起，百家爭鳴的局面重新形成，此時，儒家有酈食其、陸賈、叔孫通、賈誼、轅固生、董仲舒等人物，縱橫家有酈食其、枚乘、主父偃等人物，陰陽家有張蒼、公孫臣等人物，法家有晁錯、韓安國等，道家則有蓋公、曹參、黃生、司馬淡等人。他們互相辯難，同時又吸收對方思想，使得思想界出現了融合的景象，在此基礎上，不但舊有典籍不斷發現，而且還出現了《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記》等包羅萬象的思想歷史巨著。其次，整個國家的文化藝術也開始繁榮，除了京城，還形成了以淮南國、梁國等代表的文化藝術中心，魯迅《漢文學史綱要》曾說：「（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至。傳《易》者有丁寬，以授田王孫，田授施仇，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之學。又有羊勝，公孫詭，韓安國，各以辯智著稱。吳敗，吳客又皆游梁；司馬相如亦嘗游梁，皆詞賦高手，天下文學之盛，當時蓋未有如梁者也。」以《漢書》記載為限，見於《儒林傳》而出身於「梁」的學者，就有梁國人丁寬、項生、焦延壽、陳翁生、戴德、戴聖、橋仁、楊榮、周慶，梁國碭人田王孫、魯賜等。可見這一地區文化積累之豐足，學術滋養之醇厚。因此後人多以「梁苑」作為歷史文化勝跡的典型。而馬王堆漢墓的發掘，為當時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此墓共出土珍貴文物3000多件，絕大多數保存完好。其中五百多件各種漆器，製作精緻，紋飾華麗，光澤如新。珍貴的是一號墓的大量絲織品，保護完好。品種眾多，有絹、綺、羅、紗、錦等。有一件素紗襌衣，輕若煙霧，薄如蟬翼，該衣長1.28米，且有長袖，重量僅49克，織造技巧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奪。出土的帛畫，為我國現存最早的描寫當時現實生活的大型作品。還有彩俑、樂器、兵器、印章、帛書等珍品。而三號墓出土的帛書共有28種，計十二萬餘字，其中的《五十二病方》，經考證，比《黃帝內經》（成書於春秋戰國時代）可能還要早，書中記載了52種疾病，還提到了100多種疾病的名稱，共載方280多個，所用藥物計240多個。這些珍貴文物充分證明了文景之治的盛況。

　　3、楊增新治疆。楊增新(1864—1928）字鼎臣，號藎臣，雲南蒙自縣莫別村人，清光緒十四年進士。清末歷任甘肅中衛、謂源、平遠知縣，河州知州；新疆陸軍學堂總辦、阿克蘇道尹、鎮迪道尹兼提法使等職。他於1894年擔任河州知州時，「河湟事變」剛被清廷重兵鎮壓下去，局勢還不穩定；河州民生凋蔽、田園荒蕪。楊增新親督兵丁一面穩定局勢，一面招撫流民恢復生產，又冒著違反朝廷禁令之罪名，減免百姓的賦稅，使社會形勢逐漸穩定。接著他又捐出他的俸祿，重修了久已廢棄的風林書院，增設了龍泉、愛蓮書院，並延聘名師任教。使河州地區數年間人才輩出，文化大興。楊增新也因此聲譽大增，地方百姓曾立德政碑、建生祠以頌其德。民國初年，中央歷來援助新疆的協響斷絕，革命黨人和少數民族中的不軌之徒不斷鬧事，阿勒泰地區準備仿效外蒙獨立，蘇聯紅白兩軍的戰亂禍及新疆，楊增新以道家思想治疆，因勢利導，寬刑簡政，保境安民，休養生息，不但維護了中國的統一，還把新疆建設成了當時的桃花源，同時，楊增新指派礦務督辦到陝西延長油廠學習後在獨子山開採石油，又派道尹李溶到北京、天津等地考察紡織業後創建新疆模範羊毛紡織廠，民國9年在迪化創建無線電台和興辦哈蒙學校，12年又創辦俄文法政學校，14年在迪化創辦軍民紡織公司，包爾漢和格米林肯創辦汽車公司，製造出第一台新疆汽車，修築了迪塔、迪吐等公路，幾年間，先後開鑿阿克蘇、莎車等十幾條水渠數百公里，開墾天山南北綠州農田數十萬畝。經過發展經濟、懲治貪污、裁減軍費，全省財政金融收支日趨平衡，為新疆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時美國探險家拉德摩爾在《中國邊疆》評價楊增新時說：「辛亥革命後，新疆政權落在一個很有經驗的中國官員手裡，他善於平衡當地各個民族間的力量，使新疆保持了長期的穩定。後來他與蘇聯簽定了通商協定，有效地抗衡了英帝國勢力在新疆的拓展。」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在《亞洲腹地探險八年》評價楊增新是「差不多是過去時代的最後一個代表者，具有高度的中國偉大的舊道德、傲氣和愛國心。他唯一的夢想是中國的統一。」至今新疆各族民眾還在懷念這位偉大的楊將軍，在塔里木最感人的場面之一，就是各民族的古稀老人們一提到「老將軍」時的那種發自內心的愛戴、懷念之情。

　　4、里根治國。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在世界各國經典名著中，被譯成外國文字的，除了《聖經》就是《道德經》的外文版本最多，在Google網站上，檢索到的Taoism（天道思想，天道思想）比「naturallaw」（自然法）條目還要多。老子的天道思想不僅被看作是中國人的精神財富，更被看成是全人類的精神財富，是人類最早的自由先聲。英美古典自由主義者多數認為，老子的思想與自由主義思想不謀而合。美國前總統里根在1987年國情咨文中曾引用老子《道德經》中的名句：「治大國，若烹小鮮」，當時的美國內困於經濟低迷，外厄於赤色強敵和伊朗人質事件，國力大減，國威大衰，人民對國家的前途也感到十分迷惘。作為演員出身的里根，沒有從事具體商業活動的經驗，也不掌握精深的經濟理論，更沒有涉足國際事務的背景。然而，里根卻奇蹟般地迅速扭轉了美國經濟乃至國運的頹勢，降低了一度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經濟也出現了朝鮮戰爭以來最高的增長率。在國際政治領域，里根更是憑藉自己執著的信念和美國的實力取得了歷時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的勝利，使得世界範圍內的極權主義陣營土崩瓦解。里根在治國上的成就是怎麼做到的呢？最近美國有本新書名為《里根之道》，探討了里根的成就與天道思想的關聯。作者認為，里根是個懂得天道的人。他把天道看作是自然法，看作是一套關於個人自由與權利的客觀真理與客觀價值，視天道為一切道德判斷的源泉。他信賴每個普通人身上的天分、潛能，並為其發揮創造最大限度的有利條件。1984年，里根總統在訪問上海復旦大學所作的演講一再突出了他與老子的天道思想的根本共識：「我們相信每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尊嚴。這個制度是建立在對每個人的特殊天賦和才幹、每個人自主、自立的權利格外珍視基礎之上的。美國的憲法為什麼如此特別：因為這是人民給統治者立下的、以防範統治者為目的的憲法，不是統治者領導下為防範人民所立下的憲法。」、「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它就是問題」，而這些與老子「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等理念無一不符。這說明，道家思想既是跨時代的，也是跨國界的。不同的是，與老子天道思想一致的古典自由主義是美國的立國之本，是其制度的神髓，並轉化為憲政民主體制，雖政策層面偶有偏離，也無傷國本。而在中國老子天道思想只是在社稷在深受暴政荼毒之後的急救包，天道思想最多停留在政策層面（黃老之術），沒有制度性的保障，一旦病情有所好轉，老子的天道哲學便被拋到九霄雲外。所以，美國的強盛持續不衰，而中國歷史上的強盛時期曇花一現。

六、違背道家治國原則的後果

　　無論老莊派還是黃老派，都要求政府清凈無為，最大限度地約束政府的公權力，這樣才能有良好的治國效果。然而，公權力總是掌握在具體的個人手中，免不了治國平天下的衝動，以及各種利益和慾望的干擾，所以公權力總有擴張的傾向，一旦失去約束，就會釀成大禍。而這又表現為下面幾種情況:

1、初衷很好，但不是向民眾放權，靠民眾的自化自為逐步實現目標，而是妄圖依靠各級官吏快速推進自己的理想，即所謂的仁政，結果給了各級官吏尋租和折騰民眾的機會，最後淪為暴政。如王莽新政、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都是如此，結果全部以失敗告終。比如王安石變法中的均輸法，本義是為了「摧抑兼并、均濟貧乏」，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打擊強勢階層，保護弱勢群體。由政府來根據各地商品價格不同，親自長途販運，損有餘以補不足，以期起到穩定市麵價格的作用。但該政策到了一些官員手中，卻不顧價格一味轉運，重重盤剝，豈止起不到平抑物價的作用，簡直就是各地價格動蕩的罪魁。青苗法同樣如此，本來政府是想在收割前農民青黃不接時給予「低息貸款」，等收穫後收取低於市場的利息，於國於民雙益。但現實情況是，官員為政績強迫農民借款，並且借款利息高過市場，除了中飽私囊者之外，朝廷與農民雙輸。政策大面積扭曲的結果是，豪強固然受到打擊，弱勢群體更加弱勢，甚至豪強與官員串通一氣，農民多了一重盤剝者。根本問題在於，在這樣的傳導過程中，政策遭到扭曲幾乎是必然的。

2、自以為自己雄才大略，不知道清靜執政，濫用民力、大興土木；窮兵黔武，開彊拓土；四處巡遊、窮侈極欲。如秦始皇、漢武帝、諸葛亮、隋煬帝、乾隆等都是如此，結果國力都是由盛轉衰，甚至二世而亡。比如漢武帝，至今很多人認為他雄才大略，是中國歷史上了不起的皇帝，然而事實是隨著七國之亂的平息，推恩令的實施，以及軍功階層的衰落，漢武帝皇權獨大，再也不能容忍黃老道家對自己的約束，外施仁義內多欲的他轉而獨尊儒術，開始以仁政的名義擴張公權力，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破壞法治、摧毀民營經濟，全國人口半數死在他手裡，幸虧晚年改弦易張，否則就是秦始皇第二。

3、為了強國、治安、斂財等需要，政府完全違背「我無為而民自化「的原則，大肆加強國家壟斷，摧毀民營經濟，造成嚴重後果，如漢武帝的告緡令和鹽鐵專賣政策、明清民間禁海令、洋務運動、抗戰中期國民黨經濟統制政策等，均對社會經濟造成極大打擊。比如抗戰初期，由於一時顧及不上，加上國際交通阻滯，外貨來源告斷，淪陷區人口、資金大量向內地轉移，軍需民用消費量大增，所以內地民營工商業迅速發展，堪稱我國民族工商業的又一個黃金時代。1939年後，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以前迫不得已的無為而治結束，國民政府開始對經濟進行全面干涉，國有企業（即官僚資本）四處擴張，不久民族工業開始走下坡路，新設立工廠數減少，規模也越來越小；到1946年底，遷川工廠聯合會的390家會員廠中僅存100家，而開工者只20家。民營工商業受到沉重打擊，國營資本也不爭氣。1942年後，國統區的國營資本儘管不斷膨脹，但效率和效益卻極差。資源委員會154個所轄企業的財務報告顯示，抗戰期間28%的企業虧損，25%的企業利潤低於5%。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偽產業，加上收購的民營資產，國民政府實際控制的資產已佔國家全部資產的近90%。但這些資產的經營狀況極不健康，隨著內戰的進行，通貨膨脹日益嚴重，成為民國政府失敗的重要原因。

中國如此，西方也一樣，20年代美聯儲實行持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貸規模膨脹，最後導致了1929年大危機和大蕭條，事後美國實行羅斯福新政，強力干預經濟，結果危機遲遲無法過去，直到二戰爆發才得以緩解，戰後美國更是以凱恩斯主義為救命稻草，不斷大規模地干預經濟，結果造成了長期的滯漲現象，直到里根執政才從泥潭中走了出來。到了柯林頓執政期間，美國政府再次錯誤地實行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貸擴張，並為了博取名聲，不顧自由市場規則，開始以「仁政」的名義對「窮人」進行房地產市場的貸款擔保，結果釀成了至今仍在蔓延的金融危機。而日本和歐盟的一些國家，則因為在許多方面國家大包大攬，陷入了卯吃寅糧的深重危機。可見，違背了道家治國的原則，無一不造成嚴重的後果。

　　七、道家治國的前景

　　道家思想剛剛誕生的時候，和諸子百家一樣，也是把重點放在政治經濟等國家大事上的，不久，黃老道家還在當時的齊國和後來的西漢王朝中受到重視，並大顯身手，只是後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道家逐漸退出政治經濟等領域，轉而在個人修養以及藝術科技宗教等領域內發揮作用。到了晚清，西學隨著堅船利炮傳入中國，儒家獨尊局面逐漸被打破，包括道家在內的百家諸子學說也開始復活，但是不久，它們和儒家一起，被革命風暴掃入了垃圾堆，不但退出了政治經濟等關鍵領域，就連藝術科技和宗教領域也難找安身之所。

　　

　　文革結束後，被歷次運動折騰怕了的中國人，借著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機會，部分地回歸了黃老道家休養生息清靜無為的政治路線，禁錮了已久的民間活力便如火山般地噴發出來，除了持續的經濟增長，思想界也活躍起來：先是飢不擇食地學習西方思想，接著是傳統文化的回潮，再下來則是自由主義、新儒家和民族主義三足鼎立。同時，道家思想和道教信仰重新受到重視，當代道家也開始嶄露頭角，並有了一定的聲勢。在這種背景下，當代道家向何處去的問題也就凸現了出來。

總而言之，與很多人的想像不同，道家治國並不是一句空話。按照道家的原則治國，社會文化就能繁榮，否則就後患無窮。正因為這樣，改革開放初期，香港金庸先生就對鄧小平說：「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是盼望國家領導人『清靜無為』。共產黨人當然不能『無為』，要『有為』。但領導人心境清靜一些、工作清靜一些，還是好的。」鄧小平當時也認同這種看法，說：「擔任領導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慮沒有成熟，不斷有新的主意出來，往往要全國大亂。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壞事的。領導人寧靜和平，對國家有好處，對社會發展有好處。」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也基本上暗合了黃老道家的執政理念，並造就了此後幾十年持續的經濟增長，社會文化也有了初步繁榮，但許多問題同時也出現了，為此，美國學者鄧正萊認為，回歸道家是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必然選擇。為此需要信奉和拓展老子的思想而回到本國的自由傳統，並借鑒香港——自己國家的特區的自由發展經驗，同時從自己的傳統和西方中獲得教益。其實，道家治國理論不僅對中國社會轉型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對西方世界何嘗不是如此呢？我們知道，現代社會的精髓是對公權力的制度性約束，即憲政，但是公權力擴張卻無孔不入，即使現在西方許多民主國家，雖然不能隨意侵犯公民自由，也不能隨便加稅和削減福利，但公權力卻找到了另一個擴張方向，那就是肆意擴大財政赤字，造成卯吃寅糧的嚴重問題，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在民主轉型後，也遇到了一系列困境。面對這些困境，人們提出了各種解決方案，而在這些方案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在進一步限制公權力基礎上的新公民運動，其具體內容是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共同努力，培訓新一代的社區組織者，讓他們來協助建立街道組織、在有關當地規劃的問題上給與社區更大話語權。鼓勵志願活動和參與社會行動，支持合作組織、慈善機構和社會企業更多地參與公共服務管理。將來自休眠賬戶的資金導入新成立的「大社會銀行」，為街道組織、慈善機構和社會企業提供資金。通過「新信息權」計劃，讓公民可以更多地獲得由政府掌握的數據，確保政府信息公開。一句話，就是要限制公權力，讓人們不再總是向官員、政府尋求答案，而是讓他們感到既有自由、又有權力來幫助自己和自己的社區。而在對公權力的約束方面，還有比道家的無為而治更徹底的嗎？同時，所謂的新公民運動，不是和民自化的理念有很多相合之處嗎？所以道家「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等治國理念，至今具有歷久彌新的價值。

總而言之，與很多人的想像不同，道家治國並不是一句空話。按照道家的原則治國，社會文化就能繁榮，否則就後患無窮。所以道家「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等治國理念，至今具有歷久彌新的價值。總而言之，與很多人的想像不同，道家治國並不是一句空話。按照道家的原則治國，社會文化就能繁榮，否則就後患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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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歲華裔擔綱英國「新公民運動」 http://world.people.com.cn/GB/11729983.html

能啊。道家就是一個天然的府庫，各種東西應有盡有。正如尼采所說，道家就像一個永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的確，道家每個人的學說我們都能從中汲取巨大的財富，無論是老莊關列，還是接環慎宋等以及呂劉蕭曹。表面我們至少能從前者學到貴我，自由，養生，權謀，從後者學到治國，藏己，明勢。然而等你在更進一步的了解了老莊關列，你將學到更多，人生再次實現質的飛躍。

在宇宙觀上，老子反對對物性的干涉，提倡順應萬物自性的發展；落實於社會政治領域，老子不贊成當權者恣意妄為，主張清靜無為，以「自然」為用，行「無為」之政，使百姓其樂融融地安居樂業，從而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

老子提倡「無為而治」，是針對當時「有為而治」的政治境況而言的。春秋時期，欲求「有為」的統治者經常強迫百姓，肆意伸展自己的意欲。除了上面這些外在的干涉和妄為外，還有內在的因素。《老子》第七十五章先是指出了「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即百姓賦稅過重是國家難以治理的重要原因，接著又指出：「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前句所說的是外在的干涉、妄為，後句就是指內在的干涉。老子對此還作出了具體的解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此處的「有為」是指「以智治國」。而其¨智」並不是指智力和知識，而是世俗的「智」，比如盛行數千年的「瞞和騙」，若聽任這樣的「智¨肆虐，「以智治國」就意味著一場上行下效的奸詐、狡猾和欺騙的智力競賽，所有的人都將蔑視法律和道德，以個人利益作為判斷善惡、對錯的標準，使天下之意歸於一，一歸於己，這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無疑會是一場災難。

同時，「無為而治」並不意味著只有上者的「無為」，還包括下者之性的「成化」。以「無為」方式治理天下，那麼下者便會自育、自化。自育、自化並沒有否認下者（即百姓）的貪慾可能萌發，而是上者通過營造一個高尚、和諧的社會環境去潛移默化自己的臣民，即偉人所說的「環境不好，好人也會變壞；環境好，壞人也可以變好」。

與「道法自然」相聯繫，「無為而治」還強調人們要遵照客觀規律辦事。

以「道」的視角看世間萬事萬物，其生長、發育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人應該按照「道」的「自然」和「無為」的本性，保持「清靜無為」狀態，把握好自己的思想情緒和行為尺度，遵從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不以自己的主觀意志橫加干涉，使之最後出現「無為而無不為」的局面。天下的事物極必反，過度強調主動去爭，往往爭得頭破血流卻沒有達到目的；反觀成大事的人，常以柔弱自處，大智若愚，因勢利導而實現理想。司馬遷很欣賞這種思想，並稱之為「清靜自正，無為自化」。

需要注意的是，「無為」絕不是說什麼事都不做，而主要是指處事不以個人的主觀意志代替客觀規律，積極引導其自然發展，最後達到水到渠成的目的，而不能理解為什麼都不想、不做，結果什麼事都會自然而然地辦好。唐代李世民選擇「清靜無為」的思想治理國家，堅持「以靜養民」的原則，不擾民，不加重百姓稅負，讓百姓休養生息，結果形成了「貞觀之治」那樣穩定而又繁榮的局面。

自然、無為雖然很好，但現實中卻很少有人能夠實行。縱觀世界各地，無數人機關算盡，反而不得成功；有的人想把國家治理好，採用了種種措施，最後卻導致了國家的滅亡；有的人不擇手段拚命積累財富，卻招來牢獄或盜賊等禍害；有的人拚命服食補藥，卻促成了夭亡短壽。究其原因，不外私心慾念太重，刻意強求自己的目的。要想達到「清靜無為」的境界，首先就要有一個自然的好心態。

老子無為論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夫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選自《道德經》第二十九章

盛世都是道家思想管理的啊

帝王師

你說能治國不

美國就是個接近道家的社會：各隨其欲，皆得所願。

中國近代最厲害的舉措就是廣建道路。我相信是因為上層管理，有人明白了：道就是路，路就是通。

一帶一路，建的是有形（鐵路）和無形（貿易路線）的路。這是高人的所為。所以未來五年，中國有幸。

就目前的生產力階段而言，效果不如儒家。它的作用不在此時、此刻、此地。

道家的發展用歷史的眼光來看，老子並不是初創者。大體的發展階段，黃老、老莊、道教。後來的道教和道家已經偏離很厲害，基本是衍生出來的不同生命體。而你看看開始說的母體階段的兩個名詞：黃老、老莊，是不是感覺風格有很大不一樣？道家是黃老之術，黃帝階段無從考證，因此人們經常把本源定位老子。

用歷史的眼光看問題的過程中，我們再辯證著看一下。老子同時期，所謂道家僅僅是他一個人嗎？不是的。道家是講究的事物發展的規律，它只是沒有向今天的馬列這麼統一思想，形成理論高度。因此道家體現為很多方式，很多領域，很多風格，而老子只是其中之一，流傳最廣的。嚴格意義上，縱橫術也是道家的方式之一，但就像今天的外交屬於政治範疇，但單列出來一樣，縱橫術也被單列出來了。道家實質上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個方法可以體現在用兵，可以體現在外交，可以體現在製造工具，可以體現在修身養性。今天我們流傳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與養生之道結合最多的，也就是道家通過修身養性這個載體把他的道理歸納總結，說到把其中的道理明白是一步，把提煉出來再用到任意領域去又是一步。我們後人的知行，就是先提煉，再應用這麼個步驟。但是有多難？隔行如隔山。

我們再回到歷史的眼觀。剛說了道家標誌性的總是人物是皇帝、老子和莊子。皇帝和老莊之間有一條可考與不可考的界限。而人們經基本不知道一點，在這條線之間還存在一個文化體系，姜子牙道術體系。這個體系正是一個模糊的影子，說它有吧，有人懷疑姜子牙是否存在過，說它沒有吧，確實有這股文化。我的定論是，姜子牙其人未必存在，但姜子牙思想體系確實存在的，甭管是多少人攢出來的也好，後人偽造的也好（偽造者也該是先秦人或者團體，不會太晚，甚至可以斷定基本上就是傳說中的姜子牙時代。因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維模式，過了這個時代再琢磨也琢磨不出符合那個時代的智慧）。

道家是治國之術的出處，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漢書藝文志》。裡面把諸子百家做了總結，包括各家的起源、傳承、風格。原話似乎是說道家是「君人南面之術」，翻譯過來就是治國之法。只是經過焚書坑儒，道家已經基本被隱藏。請注意，是道家自身的隱藏，是變換了生存方式，而不是被焚書坑儒滅絕。道家思想至今仍然存在。這一點我刻意解釋一下，道家的思想是中國文化的本質，絕不會因為兵燹、焚書坑儒、文革而受到生存影響，只會變換生存方式。他是把最深奧的道理和規律總結在吃飯喝水一樣平常的話里。真正的道家思想三兩句話就可以概括，絕對不需要五千言為載體。舉個例子，你不想讓人會游泳，發動一次全國性的滅絕游泳技巧就管用嗎？

另外道家具有保密性，它是服務於統治團體內部的思想。道術體系包含的東西很複雜，很全面，也很核心，核心的意思就是簡單，就是指教你核心的方法，然後運用方法你自己動腦思考，教方法不教技巧，這是道家的高明之處，現代社會多少人也是通過多少年的磨練才悟出這個道理，幾千年前道家就能做到這個高度，非常不易。統治者也不能保證自己生的兒子就沒有傻子——我們不用傻子這個比較極端的詞語，用庸碌來代替。面對庸碌的繼承人，如何讓他懂得治國，這是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在解決這個問題上，道家堪稱天書神術。他能把任何普通人培養成天才。只是告訴你一個簡單的方法而已。

當然，所謂天才，也要看你怎麼理解。道家對此很有見解。我用自己的見解來解答一下，也符合老子思想。不要努力做超人，把普通人做到極致，你就是超人了。看看美國漫威電影，動輒拯救宇宙的英雄，道家是不提倡這個的，你要做個超人，這方面能力超群，必然要花精力去實現、去維持，那麼你的精力在別處就會確實，在別的能力方面就會有缺陷。你把所有普通事都能料理好，那你就是超人了，所以不要考慮怎麼做超人。

舉個簡單的例子，荊軻刺秦王，我們都知道荊軻英雄，刺秦失敗原因有巧合，但你仔細想想，真的是巧合嗎？去讀讀《史記》你會發現，秦王的每一個環節都是高手所為。最後繞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盤耍荊軻（盤耍這個地方可能會有異議，如有異議再解釋）。真相是秦王的武力值比荊軻高出太多了。幾個人把荊軻失敗的原因歸結與此？至於史記中的原話證據，我就不摘錄分析了，還是那句話：告訴你方法，你自己去分析。

不論功業，單是從行為就可以看出，秦王是絕對的道家思想繼承人。

至於為什麼有道家思想而很多統治者的國家仍然沒落了，這是個綜合的因素，道家思想是總結規律，如果你應用不善，規律同樣不會照顧所謂的「道家子弟」，這就是道，殘酷無情。

道家思想的運用著可以沒落，但道家思想幾千年其實一直在社會的上層建築中，只是不彰顯而已。它曾經服務統治者的定位讓它具有了相當的保密性和小眾範圍。

老子只不過是道家的心得體會者而已。他說的道理都對，但是沒有達到道家把規律露骨的揭露出來的地步，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沒有到達理論高度。《道德經》只是心得體會。——這個觀點可能有點驚世駭俗，估計會爭議較大，但我還是如此說吧。

這只是我在道家思想的外圍解釋一下，讓題主大體知道道家的影像是什麼樣子。太核心的思想介於本人的修為還有道家的保密，就此打住。

以上說的話，題主可能找不到任何本質上的文獻考證，分辨真假的方式，我建議題主自己分析道理。道家講的道理是十歲孩子都能懂，而百歲老人不可改。這就是道家為什麼能把普通的統治集團的接班人培養成治國君王的原因。有些思維方式，今天社會不存在，題主也可以通過這來分辨，但能通過這一步來分辨的話，很多解釋我都是多餘了。

本人曾經和道家的人切實接觸過，當時喜歡國學，諸子百家的很多思想在頭腦里百思不得其解，總有衝突矛盾糾葛，無數死結解不開，直到遇上之後隨意聽了幾小時，全盤疏通。人家給我講的就是方法，任何技術和思想都沒有講解。

就算漢武帝確立儒家正統地位，也還是並不否認道家的作用的啊。而且文景二帝也是以道家思想治理天下的，所以肯定是可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