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唯才是舉，是其政治信念，還是出於爭霸的權宜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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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史書把曹操塑造成與士族對立的逆潮流人物，曹操本人是否確切地意識到自己歷史地位與使命？

這個問題問得較籠統，曹操在建安十五年起開始發表求才三令不假，當中有進一步鞏固自身權力的考慮，但其求才態度不是發表了求才三令後才這樣，而是一直如是，所以問題應該放在其一生取才的態度，對比發表前後，算是大方向不變，只是後期因為代漢、太子爭奪而有臣子被殺黜，不如前期。信念還是爭霸？並無矛盾吧，人才如雲自然是爭霸的有利因素，如果非要說政治信念，或者可以參考一下楊沛在曹操生前與死後的變化，曹操對比同時期君主，用人確實是可以容忍其缺點，在霸業路上也確實可以不太考慮道德，唯才是舉。以下是詳情：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求賢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敕有司取士毌廢偏短令》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奏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舉賢勿拘品行令》

此三令分別頒發於建安十五年春、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二年八月。時間發表的前後也很有玄機，分別是出兵淮南保合肥的同時，卻丟失南郡、建銅雀台和發表《讓縣自明本志令》、為魏公並建魏社稷宗廟、耕籍田（天子才能行的禮儀）、殺伏後，置天子才可有的旄頭後，乾脆與劉協結成親家，達致再沒有外戚能反曹、設天子旌旗後，又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發表《讓縣自明本志令》就是聲稱自己沒有代漢之心，安撫親漢派，但在權臣霍光被滅族的教訓下，曹操真正的本意還在後面；其後的諸項禮儀都是天子始可為之，這是曹操的權勢，顯示自己和真天子相差不遠；最難理解的是建銅雀台，但曹操其後再建二台，其意圖就容易理解了。

《初學記》卷24引《五經異義》云：「天子有三台：靈台以觀天文，時台以觀四時、施化，囿台以觀鳥獸魚鱉。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台。但有時台，囿台也。」三台原來又是天子的特權，先建銅雀台不會惹來即時的反彈，但隨後的金虎和冰井二台，建設時間為建安十八年（見《鄴中記》卷上；《樂府詩集》卷75載韋應物《三台二首》引《鄴都故事》則云：「十九年造冰井台」），可見三台和魏公國的建立是有密切的關聯───三台更像是讓百姓能看見的政治紀念碑，畢竟諸多天子方可用的禮儀，他們大多不懂。

三台也是強化鄴城守備的軍事據點，故張賓對石勒說：「鄴有三台之固」；《水經注．濁漳水》記冰井台藏冰、石炭、粟、鹽，這些都是守城時所需的。（牛潤珍先生《古都鄴城研究－－－中世紀東亞都城制度探源》第二章認為，開訓練水師的玄武池時所產生的挖土，不利防守，築三台正好處理掉。）

因此陳寅恪先生在《金明館叢稿初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評論：「夫孟德者，曠世之梟傑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位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傳統之儒家思想，然後可以成功……東漢外廷之主要士大夫，既多出身於儒家大族……則其修身治家之道德方法亦將以之適用於治國平天下，而此等道德方法皆出自儒家之教義……凡士大夫一身之出處窮達，其所言所行均無敢出此範圍，或違反此標準者也。此範圍即家族鄉里，此標準即仁孝廉讓。以此範圍標準為本為體。推廣至於治民治軍，為末為用。總而言之，本末必兼備，體用必合一也。孟德三令，大旨以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負不仁不孝貪詐之污名，則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來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產也。由此推之，則東漢士人夫儒家體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壘無從堅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據矣。故孟德三令，非僅一時求才之旨意，實標明其政策所在，而為一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之大變革。」

陳寅恪先生之論，絕對不是無的放矢，或者反過來說，《求才三令》再結合曹操這十年的政治舉動，認為曹操一點用意也沒有的話，更不可能。當蘇秦、陳平這些反覆之臣，捨漢投魏？很多漢臣忠君如朱俊，他可因一紙詔文就棄兵權而乖乖入朝；司馬氏日後不用這麼麻煩，固然已有曹操之力，司馬氏因弒君，只能倡孝而不敢提及忠，也功不可沒。

姑勿論曹操迎漢帝時是否已有取而代之心，也不討論曹操代漢的正確性，或者是否忠臣這些封建時代的問題。我只想指出一點，曹操下屬如董昭輩的意願，其實也影響君主，耿純的話就是典型（諸葛亮勸劉備稱帝也是引用此事），他曾勸劉秀：「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複合。時不可留，眾不可逆。」結果在平衡仕漢派和仕曹派一事上，曹操選擇讓潁川大族的代表、大名士荀彧心領神會的自殺，其後他反對的魏公國、復九州，統統實現，並讓「有智防」的荀攸任魏國尚書令，算是修補荀家，甚至是整個潁川大族的關係。

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三「兩漢風俗」條云：「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躍馳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好逆萌生。」

顧炎武之言，其實就是代表了封建時代，尤其是儒家思想佔主流時代的時人看法，而且言詞已算相對客氣。不過，也不能全算到曹操的頭上，從黨錮之禍開始，士人已對天命論有所動搖，其中以范滂的話最有代表性：「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再加上宋翼、王宏（見《後漢書．王允傳》）、朱俊在李傕等的詔命，入朝而死。儒家對社會的精神凝聚力，對比李膺那代人，在漢末時本已大不如前。對比王朝，為個人、家族利益著想，早已抬頭。

但如前述，曹操欲代漢必先摧毀士大夫的精神理念，縱有副作用，但又看似是不得不踏出的一步。任何事情總有多重性，曹操欲代漢的同時，不見得不想同時重用才優於德者；《求才三令》是否以政治佔主導，所以新入仕的數目不多？曹操是否真的不重用德行高，但治才亮點不多之輩（以其本傳來衡量）？

關於這些問題，其實要把目光放得更遠，不是劉協登基者數十年間，而是東漢二百多年的大環境：士風，以及其後引申的士人名聲與其真實才能，即名大於實？還是名符其實？

過份討論是跑題，故引用錢穆先生的評論，若有興趣者深究者，可自行查閱。賓四先生在《國史大綱》第十章第六節分析過東漢士風的缺點：「一則在於過分看重道德……過分看重道德之流弊，又可分兩端言之：一則道德乃人人普遍所應有，並非可以爭高鬥勝。若專以道德來分別人高下，便造成社會上種種過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為，而其弊且導人入於虛偽。二則道德乃事實各具的一種可循之軌徹。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於重形式虛名而忽略了內容與實際。（將軍死綏，亦是一種道德。若過重道德，或只重道德，即往往可以軍隊尚未徹底敗北，而早圖從容自殺，忘了最後的反斗。漢士人名列黨錮，束手就縛，自覺心安理得，亦是同樣心理。）二則東漢士人的道德似嫌偏狹。他們似乎只注重個人、家庭和朋友，而忽略了社會和國家。『孝』與『廉』為東漢士人道德之大節目，然則二者全屬個人和國家的，非國家和社會的。不孝、不廉固然不夠做人和從政的標準，然只是孝、廉，亦不夠得做人和從政的條件。」

范曄在《方術傳上》就簡評部份東漢名士：「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意即言行帶有矯揉造作，依託經術以博取名聲，最終入仕；

蔡邕更具體言明：「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側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奸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裡，以明許偽。」

故唯才是舉不是鼓勵臣民不用注重德行，只是曹操敢於把一般人不敢說的話說出來，公開呼籲百姓不用再理會那種流於虛偽、偏狹不切實際的德。「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這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其實就是對那群無治國之才的大名士的一個政治表態。

「名震遠近」的孔融，就是這群人的典型代表。他與邊讓齊名「為後進冠蓋」，為北海相時本想有一番作為，但面對黃巾和袁譚軍，毫無辦法，結果連家室也被虜。「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這不是大氣，是無能。若說軍事能力不濟，保境安民非其能勝任的話，那麼，若連內政也一塌胡凃，他只是志大才疏罷了。在司馬彪筆下：「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奸民污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王子法、劉孔慈凶辯小才，信為腹心。左丞祖、劉義遜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治下的百姓受惠嗎？

《崔琰傳》注引張璠《漢紀》云：「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為宜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這就是他在許都的總結。

「名重天下」、「海內英俊皆信服之」的他，儘管不是全無優點：「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但這隻能算其個人品行。治國之才如舉賢，他延續在地方時的無識人之明，故吏郗慮就是他推薦予曹操的，連挖墳人都給曹操預備好了。

曹操殺孔融的罪名之一為「世人多采其虛名，少於核實」，若結合其他史家之言，這條還真沒說錯。諸葛亮曾說過：「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見《宋書．王微傳》）說的雖然是來敏，但用孔融來對比其亂。來敏者何人？「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原來就是和孔融（數諷曹操，比方以妲己賜周公比喻曹丕娶甄氏）同類人。這樣的名大於實之輩，真的於民有益嗎？曹操殺之固然是想打壓漢臣，但孔融自身也有諸多問題。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名實》總結：「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為賢，寒者為愚。」這個就是當時最真實的反映。荀彧評價袁紹：「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這不就是一個側證嗎？

徐幹在《中論．智行篇》也在宣揚重事功、輕志行的思想：「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得，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為用也，乃能殿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則可取乎？對曰：……且管仲背君事仇，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也義也，仲尼以為匹夫、匹婦之為諒矣。是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矣。」其《考偽》、《譴交》、《審大臣》諸篇也主張名實之別、不必重視輿論、不要縱容朋黨等，呼應曹操的想法。類似的看法還有劉廙《政論．正名》：「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

故逯耀東先生在《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世說新語與魏晉史學》評：「他深深了解這批名士對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所發生的作用與影響；以及他們互相標榜，臧否人物，不僅影響政府用人的權力，同時在社會上造就一批名實不符的浮華之士。如果曹操想建立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或更進一步篡奪劉氏政權，都必須先剷除這些出身於大家世族的名士……一再強調他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徹底否定了兩漢才德並舉的選舉標準……因此，魏武三令並不是亂世求才的權宜之計，而是曹操透過用人制度，打擊大族與名士的政策。」（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形名家，可參讀湯用彤先生的《魏晉玄學論稿及其他．讀人物誌》。）

法正說：「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聽罷後劉備便厚待許靖，這也同是曹操任用名大於實者的真正原因，故曹操可忍孔融十三年之久，著名花瓶還是要放幾個的。

何夔任丞相東曹掾後（時間為魏公國建立前），向曹操進諫：「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逾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

所謂的「用人未詳其本」、「時忘道德」，故「慎德」在先而「興功」在後，希望重德的標準與「核之鄉閭」統一起來。「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見《論語》卷八）何夔的建議其實也是儒家在德才問題上的看法。曹操雖稱善，但並無記錄具體的實施情況，這不奇怪，蓋因曹操於建安十五年已下《求賢令》，「唯才是舉」下「慎德」在後，與何夔的標準剛好相反。

王模、周逵兩個陳群眼中的穢德，曹操在陳群封還教後仍用，結果他們皆坐姦宄誅。這確實是敗筆，但別忘了也有亮點郭嘉，到底這些例子算不算曹操認為德行不重要呢？事實上曹操沒有完全違背東漢士風：

曹操聞鄭渾篤行，把已渡江投靠華歆的他召為掾；孫禮更是因為孝，才被曹操免去死罪。「德行堂堂邢子昂」，其治下是「勸民農桑，風化大行」，更先後擔任曹植家丞、太子（曹丕）少傅，把教育兒子的重責交予「至德之人」；征伐時留下有德行的張范和邴原，與曹丕居守，還對曹丕說：「舉動必諮此二人。」難道曹操真的不「慎德」嗎？

《三國志．荀攸傳》注引《傅子》云：「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贖，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才德兼備的荀彧更是曹操的左右手。其他諸如徐奕等則不再一一舉例了。

《三國志．王昶傳》注引《任嘏別傳》云：「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舉，為臨菑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任嘏是以「至德」的名義入仕；「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曹操指的「至德之人」，任嘏不就是符合條件嗎？鄭沖個人私德不用多談；就算是司馬孚，若拋開司馬家篡魏為晉的問題，個人私德方面也稱不上有虧。《求才三令》頒布後這三人才仕曹，恐怕還應算是以「慎德」為標準入仕吧？

隨著曹操領土的拓展，不斷有新領地的士人加入，曹操也容許他們懷念舊主，赦免其死罪以嘉其忠。袁譚對王修、袁尚對田疇和牽招是有故吏的關係，故曹操縱下令，仍冒死弔祭、收斂。王修事後還出任司金中郎將、魏郡太守等要職；牽招馬上被曹操舉為茂才，又用其為中護軍；田疇本不願仕，曹操也不勉強，是與荀彧少數同為漢臣的。焦觸率幽州諸郡投曹、殺白馬盟時，唯獨韓珩誓死不隨，這樣不仕曹的忠臣，曹操還是屢辟招攬。

像軍師成公英，當曹操抵掌問他：「但韓文約可為盡節，而孤獨不可乎？」他下馬跪答：「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此也。」遂流涕哽咽。只因故主已死才效命於你，曹操對這樣誠實的答案，以「嘉其敦舊，遂親敬之」來回應。

文聘也差不多，劉表兒子劉琮降，他縱不願也只能同降。曹操問他何故來遲，文聘還真把心底話說出來：無法保守荊州，無顏見劉表云云，更欷歔流涕。曹操嘆其為忠臣後，又不怕他投降予劉琦，並任用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題外話，南涼亡後此事也為尉賢政所援引：「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恥焉，大王（乞伏熾磐）亦安用之哉！」（見《晉書．禿髮烏孤附弟禿髮傉檀載記》）

關羽更是典型例子，他自己也嘆：「吾極知曹公待我厚。」是否發生如《三國演義》般的每天宴請、贈送金銀美女大宅，不得而知。但關羽確實要立了大功，報答曹操方願離去，結果發生白馬刺殺顏良一事。曹操遣張遼詢問並得知其去意後，嘆了句：「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並沒有阻止他回到曹操眼中的另一為英雄───劉備陣營，他可還沒死，仍在與曹操一起爭天下的。愛才之心，恐怕也只能這樣認為了。裴松之在這事贊曰：「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實曹公之休美。」

忠於故主的忠義是個人美德，但不是所有主公也願接受。曹操非但沒有貶抑他們，相反，是理解他們內心的矛盾和同情。像「以仁篤為一郡所歸」的郭憲，他沒有交出韓遂，曹操嘆其意志，與斬殺韓遂的陽逵等一同賜爵關內侯（見《王修傳》注引《魏略》）。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不得志的王粲面對新主曹操，這馬屁雖有點吹噓，但蒯越、劉先、韓嵩輩，還是為其所用。這就是曹操用人的多樣性，不論是馬上傾向新主者，還是仍懷念舊主的，並不局限於「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

那可能有讀者會問：「那曹操在選才方面，其實也與漢末群雄沒多大分別吧？都在用有德行的人如涼茂。那麼，《求才三令》豈不是無明顯實效？」
荀彧和郭嘉這兩位見識過曹、袁二人治下景象的智者，其評論最有代表性，「唯才所宜」、「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是其兩人的共識，可見曹操一開始就是看重人物才能，一直堅持。唐長孺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魏晉才性論的政治意義》也認為袁紹的尚名是漢代舊法，曹操的尚實是其唯才是舉的反映；

曹操在《陳損益表》（見《藝文類聚》卷52）時，便說：「昔韓非閔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重「功能」的思想，更在建安八年頒發的《論吏士行能令》已公告天下，只是爆炸性遠遠不如其後的《求才三今》：

「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鬥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舉賢勿拘品行令》提及的那些果勇力戰、文俗之吏、負汙辱之名者，其實曹操一直在任用，而不是頒布《求才三令》後才推行，樂進、徐晃、毛玠、薛悌、郭嘉等便是例子：

當中容貌短小的樂進，肯定不是冠姓的他，卻為曹操提拔於「行陳之間」；徐晃是從白波賊楊奉投降，可謂「取於亡虜之內」。這幾位善戰者，是曹操取才不問出身的例子。少孤貧的王觀、單家吳質，再加上定荊州後召署「世單家」的隗禧（具體時間不明確）為軍謀掾。他們雖不是奴隸出身如伊尹，但還是能說明曹操依舊不是只用著姓。如果要數出身最接近伊尹者，非「仆隸」王象莫屬，但還是為曹操任為縣長，日後更為曹丕任命監修中國第一部類書《皇覽》；

性剛戾，與人多迕的程昱、不治行檢的郭嘉、負俗之譏的戲志才、酒徒蔣濟（見《常林傳》注引《魏略》），任中護軍時有受賄傳聞、杜畿簡傲少文、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於本族，故遭非議的陳矯、不修細行的裴潛等，他們全是有治國之才的智者。

韋誕在釋除魚豢的疑惑，答曰：「（王）仲宣傷於肥戇，（繁）休伯都無格檢，（阮）元瑜病於體弱，（陳）孔璋實自粗疏，（路）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於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見《王粲傳》注引《典略》）其實也是曹操用有缺憾，但有文才者的小結。

諸人中，陳琳在《為袁紹檄豫州》臭罵曹操，可算是曹操的仇人，如同管仲（桓公賊也），但還是為曹操所用。這例晚至北宋，張方平上書救蘇軾的文中提及五個被赦的：「季布親窘高祖，夏侯勝誹謗世宗，鮑永不從光武，陳琳毀詆魏武，魏徵謀危太宗」，望趙頊能和那五明主一樣，「皆為曲法而全之」；類似例子還有曾為選部尚書的梁鵠，當年曹操欲為雒陽令而不得，日後更為曹操直接起用。蕭方等在《三十國春秋》中便以劉邦（赦雍齒）和曹操為反例，怒噴劉裕：「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王謐為公，刁逵亡族，秄恩報怨，何其狹哉！」（見《資治通鑒》卷113晉安帝元興三年）

建安末（應該是十五年以後）仕曹的桓范，剛毅的他日後與徐州刺史爭屋時，居然想引節斬殺鄭歧，才德兼備肯定稱不上，但這又反映了曹操還真是繼續招攬私德雖有虧，但有才華之士，因司馬懿在正始之變時能稱他為智囊（採《資治通鑒》引用的《曹爽傳》注引干寶《晉紀》版本）。

上述諸人若以當時世俗目光和標準（以德取人），名聲有缺者在常態下是不會受重用（詳見《汝、潁多奇士》一章）。曹操的不同之處就是敢用這批人，正好顯出他的非常態。事實上任用一些德行雖有虧，但有真才實幹之輩，也不僅僅是曹操的意願。荀彧就身體力行，所薦的包括戲志才、郭嘉、杜畿。

楊沛就是曹操、曹丕父子在這問題上的活生生例子：他在曹操迎漢帝時獻糧，為曹所喜，並以天子詔命徒其為長社令。真正為曹操「以為能」，是他殺不肯徵調如法的曹洪賓客一事。在三郡有治跡的他，但因與督軍爭鬥而獲刑，但曹操要整治鄴，就聯想起楊沛。再對比「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曹操死後就從京兆尹轉為議郎，「冗散巷裡」。由此可見，在漢末他未必可受重用，猶幸為曹操賞識。

量化統計《求才三令》後的仕曹人數（不包括關中之戰和平漢中後所降或當地漢官）：桓范、鮑勛、顏斐、蘇林、盧毓、王昶、任嘏、朱建平、司馬孚、鄭沖、鄭袤等人入仕，當中大部份人是以曹操諸子的屬官身份仕曹。高堂隆因泰山太守薛悌與郡督軍爭論期間，他按劍叱責督軍後自去職，建安十八年才又為曹操召回，任丞相軍謀掾。他們當中在日後能稱得上為魏股肱之臣有王昶、司馬孚、高堂隆、盧毓、鄭沖、桓范等，故不能說完全沒有成效，還不如說為日後做了人才儲備。

建安十五年後殺的人才也不少，誠然，拋開吉本和魏諷這些謀反案，婁圭一句「當自為之」（注24），純屬找死。崔琰和毛玠案則與爭太子有關（注22），這三人相近之處，恐怕就是冒犯曹操的君主權威。統一中原的曹操已不再是當年遭群雄包圍的那個曹操，那時的他可容忍孔融和禰衡，但已僣用各種天子禮儀的曹丞相、魏王，劉協尚且如此，何況臣下呢？

楊修之死是鑒於袁紹和劉表的前事，既已確立曹丕繼位，要麼就像諸葛亮勸劉備那樣藉機殺掉養子劉封，要麼殺掉曹植的黨羽，「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楊修之死就不可避免。曹操縱不殺，楊修恐怕也只是步丁儀兄弟的後塵（為曹丕所殺）。

至於荀彧這首席功臣，在以魏代漢的問題上發生分歧，他也[適時]的死亡後，曹操就復九州、為魏公，這是另一個問題：能否為曹操所用成為新王朝的臣子？不能的話，基本只餘下死或黜兩條路。君主求的才，恐怕大多要求能伴他一起奪權和別冒犯他，若說《求才三令》為退步的話，還不如說當年相對弱小的曹操多一點包容（王道或霸道取向的士子、狂士的嘲諷）。

因應戰亂時的經濟及軍事需要，曹操其實也實行士家配婚，一項嚴重衝擊禮法的政策，所以《唯才三令》並不是曹操單一、孤立的措施。最後以唐長孺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的評論做總結：「曹操為了恢復統一和集權的秩序，針對漢代尚名背實，朋黨結交的選舉之弊，提倡『唯才是舉』，主張『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他以輕邈態度對待儒家提倡的倫理道德，不容許有和朝廷相對立的政治集團，也不容許利用所謂鄉里清議來干擾朝廷用人之權。這樣一個統治政策和用人方針曾經取得顯著的效果，而且還延續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1．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慾……動必循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為太子，搜揚側陋，命沖為文學……沖以儒雅為德。《晉書．鄭沖傳》
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武有名于海內，嘗罹罪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晉書．安平獻王孚傳》

2．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三國志．徐奕傳》注引《傅子》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傅巽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何夔傳》注引《魏書》崔琰公開支持曹丕為太子，曹植黨羽找借口讓崔琰被撤是意料之內。楊訓事件不是致死主因，真正的原因是服刑期間還能門庭若市。若參考賈逵入獄婉拒獄吏的好意，堅持著械，被巡查後復職一事，可知曹操不容忍的是服刑期間不乖乖受罰，還對著乾的態度。門庭若市的人應該是以河北人為主體，曹操此舉等同殺一儆百，警告他們不要視《整齊風俗令》如無物。丁儀乘勝追擊攻擊毛玠，大概被歸到朋黨，結果以廢黜告終。

3．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眾，後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崔琰傳》注引《魏略》

婁生（應作圭）為劉表所圍，圭飲食健兒數百人，人賜銀一斤，使擊表。《太平御覽》卷812引《吳志（應作書）》

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崔琰傳》注引《吳書》

謝邀。畢業論文寫的就是唯才是舉的「對頭」九品官人法，很親切 ^ ^

先拋觀點：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九品官人法，其始作俑者是曹操。很搞笑罷？看看以下史料：

《宋書·恩幸傳》：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

《三國志·崔琰傳》注引《先賢行狀》：魏氏初載，委授銓衡，（崔琰）總齊清議，十有餘年。

《後漢書·劉表傳》：乃釋（韓）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

立九品以別人才優劣，中央、地方使名士典選舉，這不就是九品官人之要素么？故可以說，魏武立九品，陳群法之，不過將已有成例系統化，順帶塞了點私貨而已。

當然，可以辯解曹操時的九品選舉非為世族高卑，但瞅瞅典選舉的荀彧、崔琰等的出身，大致就能明白其選舉對象為何，可以說，陳群不過是將潛規則洗白罷了。

所謂唯才是舉，出於建安十五年的求賢令：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然而，聽其言，觀其行，此時曹氏的真正典選方針如何？

《三國志·毛玠傳》：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

這是唯才是舉么？明明是唯德是舉嘛！試想，若真有盜嫂受金之徒，過得了崔琰、毛玠這關么？

值得注意的是，毛玠等典選舉直至魏國建立，易言之，建安十五年曹操下令唯才是舉，完全是對自家一貫求才政策的反動，並可以想見，取得瞭然並卵的效果。因此其後殺崔琰、廢毛玠，並於建安十九年再次重申：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建安二十二年非但老調重彈，且說得露骨之極：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那麼問題來了，唯才是舉的調門越叫越高，越說越不像話，末了直接喊出無行無信不仁不孝貪污受賄無所謂有能即可的口號，雖黑貓白貓不過爾爾，老曹前後精分如此，所謂何來？

且看求賢三令出台時曹操所為：建安十五年，作銅雀台，下《讓縣明本志令》，宣告分權免談；建安十九年，耕籍田，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置旄頭，宮殿設鍾虡；建安二十二年，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很明白，曹操所謂求賢三令，與其篡漢步驟完全一致，隨著易代行動漸入高潮，唯才是舉的調門亦便提高。有意思的是，翻遍魏書，如曹操所求的無行無信不仁不孝且出身卑微之徒卻幾無身影，那麼如此大動干戈，豈會顆粒無收？

再看與建安十九年求賢令同時下達的求典獄令：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

直白點說，求的就是檢校酷吏之流，那麼從建安十五年至二十二年，曹操一再點名搜羅有才無德出身卑微者之惑，也便迎刃而解了。既然篡漢步伐一再提速，曹操必須加強對軍隊的絕對控制，也即需要大量補充替換典獄者流，以嚴刑峻法治軍，而堅持之前唯德是舉的方針，顯然無法滿足此一需求，必須在常選之外改弦更張。另，有才無德身份低微之人既無根基，自然唯曹操馬首是瞻，日後武則天篡唐，大舉寒微，不過法老曹故智。

因此，可說唯才是舉是曹操選舉人才的變態而非常態，是其晚年篡漢之刀，到了塵埃落定，自然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只不過天不假壽，曹操應為之事改由曹丕告成大功而已。簡而言之，作為高官輩出，至少是地方豪強層級的沛國曹氏，從來不是高門士族的對頭。

話題較大，說理舉例未盡透徹，譬如曹操所設檢校制度等，稍後會整理專文。

當然是他個人的雄才大略和敢於逆於潮流的性格……

當然曹操最後還是妥協了……

門閥世家的制度才剛剛形成方興未艾，曹操有點像逆天而為的王莽，面對時代，失敗是必然的。

所以曹操晚年意識到他不可能衝破這個潮流，於是選擇了曹丕，雖然丕植都是有世家支持，但是，曹植的妻子出自清河崔氏，被曹操賜死而曹植未救，而且曹操故意處死曹植身邊最大的世家盟友楊修，這就把曹植推到了世家的對立面上，曹植本人的交友圈大部分都是一批非世家出身的名士。

而曹丕就是純世家支持了，崔琰、鍾繇這樣世家出身的老臣保他，陳群、司馬懿這樣世家出身的年輕人助他，他上位一定是支持世家。

而曹操的唯才是舉的舉措最終被現實打敗，因為「唯才是舉」制度出身的魏諷，也造他的反。

最後曹操徹底向現實妥協，立曹丕為嗣。曹丕上位後的九品中正制度……

晚年的老曹特別可悲，要親手推到他堅持一生的制度與信仰。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此。

曹老闆的政治理念不就是爭霸嗎……

殺貪官是不是和士族對立呢？

天下烏鴉一般黑啊，怎麼可能有士族對立的皇帝。陳勝吳廣之流不算。

世族門閥是一群只認家族不認皇帝的貨，這群世族幫誰就誰牛逼。

當然要拉攏一批打壓一批，提出唯才是舉可以拉攏一批寒士，可以順人心，

當寒士不需要投靠世族門閥就可以為官，可以直接影響世族門閥的根基。

讀書人殺讀書人才是最順手的。

古來亂世多劫難，

缺孝忌賢德難攀。

玉璞緣得良師鑒，

瑕不掩瑜天下安。

九品中正制使勁往前追溯當然能追溯到曹操，可是這不是曹操的本意啊！！！！

比如說現在農村子弟考不上頂尖大學，難道要怪高考制度嗎？

初設高考可不是這個意思啊！

之所以這樣是社會發展的必然。

曹操那麼討厭名士，怎麼可能便宜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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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洽傳》

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

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和洽說崔琰毛玠選了一群裝腔作勢之徒難道是假的？

說不定曹操對他們的工作本就不滿意，所以找借口黜落。

不然為什麼單單整他倆？

（孔融楊修許攸是活該，婁圭我不了解。至於崔琰毛玠，國之重臣，隨隨便便就整了，這像曹操嗎）

太祖對貴族趕盡殺絕，為什麼呢？我也不知道。

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

算是有東漢特色的霸王道雜之，思想上是延續東漢以來的思路的……

順帶一提，常被視作世家大族代表的司馬氏，也有類似的話。司馬懿因為石苞無行責備司馬師，司馬師的回答是：「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這話正是司馬家滿世界找人入股以求融資上市的時候說的，跟曹老闆的思路何其相似……

可見這幫政治家的見識不知道比咱們高到哪兒去了，不要以為士族擅長談笑風生就只注重意識形態，人家的用材標準從來都是因時而異的好么？我們還是圖樣，要加強學習啊……

這個題目出得太牛逼了，完全是坑人的。

讀過《三國演義》，《三國志》的歷史愛好者，或是看過電視劇《三國演義》的觀眾朋友們，應該都對曹操非常熟悉，他就是東漢末年有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當然曹操還在的時候，確切地說，我們不能稱其為三國，畢竟曹操還是漢朝的官，官至丞相，也就是漢朝的大管家，皇帝就是東漢的末代皇帝漢獻帝，雖然東漢已經是名存實亡了，但是漢獻帝為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針增加了不少人氣，也就有了剿滅各路諸侯的理由和旗幟，並且吸引了各路人才，我們一起看看初期東漢末年的割據態勢來感受曹操的唯才是舉。

最早的時候割據勢力遠不止後來的三國鼎立，東漢末年那時的天下被分為十三個州包括：司州，豫州，兗州，徐州，青州，涼州，并州，冀州，幽州，揚州，荊州，益州，交州。每個都有豪強割據。

各方勢力彼此互相交戰，百姓生活自然苦不堪言，當時袁紹先佔據了冀青並幽四州，司州在董卓被殺後由其部屬李傕、郭汜等控制涼州有馬騰馬超父子以及韓遂，益州漢中郡有張魯，益州有劉焉，劉璋父子，荊州有劉表，揚州九江郡有袁術，揚州六郡有孫策孫權兄弟，士燮（xiè）佔據交州後來歸附孫權，徐州有陶謙，後被呂布佔領，而曹操先後平定兗州，豫州，因李傕、郭汜的火拚，漢獻帝從長安東歸，下詔讓各路諸侯勤王。

曹操首先抓住機會，於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迎漢獻帝。曹操被封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庚申，遷都許昌。十一月丙戌，漢獻帝封曹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己以聽。從此，曹操開始了「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成就霸業」。

起初，當時一些一流的謀士都爭先投靠曹操，如被曹操稱為吾之子房的荀彧以及荀彧推薦的鬼才郭嘉都是一等謀士，在曹操平定北方獻策獻計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以及一些善於用兵富有謀略的名將，如徐晃，張遼，于禁，李典等，以及一些天生神力，武藝高強的武將如典韋（隨曹操討伐張綉時戰死），許褚，還有一些也是百里挑一的將領如夏侯惇（從年少就跟著曹操，張郃（在袁紹處不得志投靠曹操）等，這些主要的忠勇之士當然都對曹操都很忠心，于禁雖然最後投降關羽，但之前的功績不可磨滅。同時，曹操也採取了不講門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即哪怕「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都被任用，當然很多人才也都在不同的崗位憑藉自己的才華做出了各自的貢獻，故曰：「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

曹操在官渡之戰中，客觀條件上，曹操處於劣勢，但由於他能正確分析客觀條件，善於聽取別人的正確意見，所以能揚長避短，採用正確的戰略戰術，使戰爭向有利於自己的方面轉化，經過自己主觀上的努力，終於贏得了勝利，後平定河北，繼而北伐烏桓，最終統一了北方。曹操在統一北方戰爭中，深謀遠慮，善納良策；利用漢室名義，爭取民心，征撫兼施；重視戰略基地建設，實行屯田，發展經濟，減輕民賦，安定社會秩序；治軍嚴整，賞罰分明；善任將吏．兼收並蓄，用兵靈活，力爭主動，面臨危局，臨陣若定，善於捕捉戰機，抓住作戰關鍵，出奇制敵，終於取得內線作戰和戰略性決戰的勝利。其實這一切的一切都是與他的唯才是舉不無關係，逐步的讓很多出身卑微，有能力的的都相繼有了施展抱負的平台。

就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還下了《求賢令》，第一次正式提出這個方針，而之前只是個人的行為看到了這個政策的影子。後來還於建安十九年，二十二年，先後發表了《取士無廢短令》，《舉賢勿拘品行令》，而在這一年正是修建銅雀台的時間，周瑜病死的那一年。這樣的方式確讓很多人才都歸附了曹魏，後來曹操憑藉很多支持他的人，被封為魏王，權利已達其生前頂峰，死後子曹丕篡漢才被追為武皇帝。

為什麼這麼多人都支持曹操封王呢？當初漢高祖殺白馬立誓，說只有劉姓才可以封王，否則天下誅之，雖然東漢的漢獻帝已經沒有了實權，但是曹操是輔政丞相，自然都是漢臣，可是這些大都靠「唯才是舉」大臣們都是為了一己之利而來，而不是為了光復漢室而來，當然大部分也都不是為了忠誠效忠曹操而來，除了有個別的大臣確實是對曹操忠心耿耿，如許褚等武將或的確是把曹操當成了周公，如荀彧，因為反對曹操封魏公，為曹操所忌，然後疏遠調離，憂鬱成疾而死。但是這樣的大臣太少，畢竟漢朝氣數已盡，不忠不孝的大臣也比比皆是，這也體現了唯才是舉，的確帶來了人才，但是同時也混進了大批不忠不孝，專取其利之士。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死洛陽，而後曹丕，曹睿等相繼病死，曹操的那些忠勇之士大都已死，當然剩下的雖然有才，但不忠不孝之徒還是很多的，司馬氏逐步控制了軍政大權，架空曹氏，以致曹操親手經營的曹魏就這樣逐步被司馬氏篡奪，曹奐為魏帝時，很快司馬昭被封晉公，後加晉王，而之前由曹操唯才是舉的那些大臣一個個都裝聾作啞，無一人敢言，都集體支持默認，故而可知唯才是舉的確吸納了人才，但同時也會讓不忠不孝之人腐蝕社稷，司馬懿也是曹操唯才是舉而招來的，結果可想而知，以致後來晉朝的那幫反覆無常的大臣也是個個不管國家安危，只顧自己的利益，最終晉朝也這樣逐步滅亡，不過還是魏徵那句話有理：

天下未定，取其才不考其行；

喪亂既平非才行兼備不用。

唯才是舉在求賢令之中的反應雖是不重道德，但是是否可以認為是對他們這些人道德行為缺失的諒解，畢竟時代要求擺在那裡。在這裡想問，唯才是舉在當時造成的弊端是什麼？

問題問得不好。「政治信念」和「爭霸的權宜之策」為什麼是矛盾的？不但不矛盾，而且應該是一致的。

曹操的成功證明了這一點。

如果問題改成：「是曹操個人獨斷專行的做法，還是順應歷史潮流的做法？」這樣還比較值得討論。

是寫書的情節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