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尋釁滋事罪」是一個口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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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刑事立法與司法實踐兩個方面來闡述。

口袋罪，指的是對某一行為是否觸犯某一法條不明確，但與某一法條的相似，而直接適用該法條定罪的情況，這種情況多次出現，就將此罪戲稱為口袋罪。例如79年刑法的流氓罪就被認為是一典型的口袋罪，有言道："流氓罪是個筐，什麼罪都往裡裝。"就是這個意思。

尋釁滋事罪，是指肆意挑釁，隨意毆打、騷擾他人或任意損毀、佔用公私財物，或者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刑法將尋釁滋事罪的客觀表現形式規定為四種：①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②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的；③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佔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④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

在刑事立法上，口袋罪的生成主要受以下幾種情形影響：第一，某些罪名規範不足而採用兜底性條款；第二，對某種罪名之罪過形式規定不明晰；第三，對某種罪名之罪狀描述不明確。如《刑法》第225條之非法經營罪和《刑法》第114條之危害公共安全罪即屬於第一種情形；《刑法》第397條之玩忽職守罪則屬於第二種情形；第三種情形如《刑法》第293條之尋釁滋事罪。

尋釁滋事罪在犯罪客觀方面表現的幾種行為方式印證了其口袋特質。因為表述該罪行為之條文中的「隨意」、「任意」、「嚴重混亂」、「情節惡劣」、「情節嚴重」等關涉價值判斷的表述加大了規範的模糊性，使得刑法的明確性程度大打折扣。故尋釁滋事罪可視為一個「口袋罪」。

但是最最關鍵的在於司法實踐。司法人員在司法實踐中對口袋罪形成起到極大作用。其具體有以下幾種情形：第一，司法人員對刑法條文的曲解。對刑法文本的曲解可能是因為司法人員司法經驗不足、業務不精而導致適用時出現偏差。第二，司法人員對刑法條文理解的隨意性。第三，司法人員選擇性執法。後兩種情況在不經意間逾越擴張解釋的界限，甚至實際上等同於類推。

舉例：虐待兒童未達到嚴重程度，不能以故意傷害罪處之。但基於定罪的需要，認為毆打行為太過魯莽、草率而帶有「隨意性」，正好與隨意毆打型尋釁滋事罪相契合。即便虐待行為並未達到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程度，但如果能夠進入司法程序，也足以表明司法人員在尋釁滋事罪口袋化上的推進力量。

再舉一例（來自鳳凰網新聞）：去年，浙江警方相關負責人表示，微信也算是網上的一個公共場所，雖然對象是特定人群，但在公共場所如果傳播謠言、虛假信息，自己未經核實，也屬違法。而在全國其他的一些省份，也有類似的案例發生，河南、陝西、陝西均有人被治安處罰甚至批准逮捕。對於這種案子，警方多用的是「尋釁滋事罪」，可「尋釁滋事罪」它適用於網路這種虛擬空間嗎？

最高法和最高檢聯合發布了司法解釋《關於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第5條對公共場所做了列舉式的規定，明確規定「在車站、碼頭、機場、醫院、商場、公園、影劇院、展覽會、運動場或者其他公共場所起鬨鬧事，應當根據公共場所的性質、公共活動的重要程度、公共場所的人數、起鬨鬧事的時間、公共場所受影響的範圍與程度等因素，綜合判斷是否『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

從刑法體系角度來解釋，刑法上所稱的「公共場所」皆是物理性空間，不包括虛擬空間。如果包括虛擬空間，就會有問題。比如《刑法》第130條規定，非法攜帶槍支進入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危害公共安全，就會受到刑罰。那麼網路遊戲就會涉嫌非法持槍罪了。如果非要說，這裡的槍支是指實際的槍支，那麼，既然「公共場所」可以包括虛擬空間，「槍支」為何不能包括「虛擬武器」呢？
所以，將網路納入公共場所的考量範圍，是對現行法律的一種突破。而這，在法律上是存在極大爭議的。

「口袋」的意思是類似民商法中的「兜底條款」。

傳統犯罪中的典型口袋罪：尋釁滋事罪。

經濟犯罪中的典型口袋罪：非法經營罪。

職務犯罪中的典型口袋罪：濫用職權罪。

不認同尋釁滋事是口袋罪這個說法，雖然尋釁滋事的客觀表現形式多樣，強拿硬要、毆打、損毀等等等等，但此罪的最重要的特點是主觀目的的隨意性和任意性，即無事生非，而侵犯的客體是公共秩序，而不是單純的人身財產權，只要主觀故意明顯，或不影響公共秩序，一般不能構成尋釁滋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