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社會為何浮躁的一塌糊塗？
和尚，尼姑，大學，藝術家等等都被浮躁的社會玷污的一塌糊塗，人們除了金錢就是互相廝殺。
躁動是因為我們不再需要靠善念去生活和思考，當我們獲得利益的時候，我們有足夠多的誘惑來填補我們的視覺、聽覺和觸覺；而當我們追求利益時，我們必須要去欺騙，去爭奪。
在社會的默許下，我們的惡念一步一步被滋養長大，促動著經濟的發展。經濟需要的一群野獸，不需要一群沉思者。他們把肉懸在天空，逼迫著野獸兩眼放光，直到更多的野獸，把沉思者們淹沒。
一個時代越躁動，就會變得越簡單粗暴，然後漸漸迷失，然後沉思者崛起，一個新的時代來臨，再一次躁動。如此往複不休。
我們在善念中獲得智慧，在惡念中獲得利益；在善念中省思自我，在惡念中心外求心。
善生靜，惡生動。
謝邀！
對於題主的提問，在通過與不同人群的觀察和交流後，我覺得只能說是中國大陸比較能概括「當今社會」這個較大的層面。在境外或者國外，浮躁更多是僅限於某些層次或者行業的人群，還是有很多明顯心平氣和的人群存在，而這些人在人口比例上也是屬於大部份的。
一句老話：「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當有你是我非，或者你非我是的念頭的時候，磨擦自然產生。面對磨擦的處理方式可以有兩種，鬥個你死我活，或者是求同存異的相互理解。前者淚氣浮躁，後者平和豁達。
如此，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粗略看待：（1）社會層面，以及（2）個人層面
（1）社會層面
社會的風氣以及共同理念會影響個人的道德行為和潛意識裡面的理念。教育方面：當從小的教育都是主張絕對權威，唯一論說，辯證其實也是找方式來讚揚某套學說為目的，其他的都需要被打倒，被滅除，被和諧；加上用詞上保留著鬥爭性和戰爭性（如英文字Strategy的翻譯，在「策略性」和「戰略性」中間做選擇的話，很多翻譯會用後者）；自然而然，一種戰爭戰鬥感就蔓延在我們腦海裡。
在媒體方面，除了用詞上的戰爭感外，觀點報導往往只有「讚頌」或「指責」的黑白分明，都是在下判斷，可是生活和社會其實更多是灰色地帶，所以我們慣性地看到每一個觀點都幾乎被媒體往黑或白處推；在如此資訊環境下生活，自然會盡量避免成為被指責的一方，或者用指責來顯示他人的缺失提高自己的格調／身份感，也慣性讓大眾認為自己需要選擇站隊，卻忘了隊伍外面還有很大的世界，而且充滿灰色的不確定和各種可能性。
「公眾意識」概念是否存在也是一個問題。當身邊一切都被認為不是你的，也就是說一切你都不用管，也參與不了。在這個情況下，人們一般會對自己僅有的大力保護，也就是自己的利益。所以在任何程度下利益被侵害的時候，就會感覺受到傷害，被奪取。因為缺乏「公眾意識」，則沒有尊重公眾的心理需要，因為反正與我無關，吐痰的吐痰，電梯裡面牆角處撒尿拉屎的撒尿拉屎（起碼對得起自己的膀胱和腸胃）。
（2）個人層面
個人層面更多是我們面對問題時候的反應。從社會層面中，我們被灌輸鬥爭意識，被教育只有絕對權威，媒體中充滿絕對黑白，社會參予度極其有限導致一切沒有控制感和權，我們很容易墮入「輸家」的陰暗感覺，「委屈」感和「無助」感因此而生。對於「委屈」和「無助」的反應，如果潛意識中充滿鬥爭意識和希望成為絕對正確和權威，暴淚浮躁自然因此生起。
當在一個生活層面上成為無助的輸家，我們潛意識中也會去尋求平衡，在另一方面要成為贏家。心理學中經常說到的「Inferiority Complex「（自卑情結）就是如此，爭吵糾結之處往往是微不足道的。
個人的心理承受力量也是很關鍵。目前因為大多是獨生子女，從小都是被嬌寵的比較多，遇到事情也總有人幫忙扛著，但是社會還是殘酷的，當面對自己要解決的問題，如果缺乏處理能力，則容易因為壓力而變得無所適從，以對抗來應付。不然就用搶奪來達到目的。
在題主問到的為什麼和尚、尼姑、大學、藝術界都受到影響？因為都是人，受影響的程度不同而已。——來自黑塞的詩。。。我們作為後輩者，命里註定要奮鬥，要流浪荒野， 要懷疑，還要辛辣嘲諷， 我們畢生要經受渴望的煎熬。
然而我們的子孫後輩， 有朝一日落入我們類似境地， 他們會從我們這兒獲取精神力量， 稱我們既有福又有智慧。
在他們耳中，我們生活的混亂噪音， 卻是和諧的歷史迴響，一個傳說中的神話：為了消滅人間苦難而鬥爭的神話。
看到@謝丹師兄的答案，忍不住又跑上來說兩句。最近和馬來西亞華人一起玩，常常又讓我臉紅得不行。俺不能承認自己不好，只能說：
是的，從媒體、教育、社會公平等各方面，我們社會里，瀰漫著一種濃烈的不可一世的暴發戶氣質：一種「我是被人欺負的，如今老子發達了整不死你們的」心態。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過去百年戰爭、運動，幾乎每家每戶，誰家沒死過人，誰家沒有各式各樣流離大遷移的故事……累積了太多恐懼終於在這四十年不到，有機會學習做一個人，而不是螺絲釘了。終於有機會重新回到世界的懷抱。好在經濟浪潮已經過去，到了回歸心靈的時候……
（飯點到了）簡單說，會好起來的，而且很快。希望。"和尚，尼姑，大學，藝術家" 這些難道不是「浮躁的社會」的一部分嗎？
遠古的時候，不同人種的祖先，都有人在自己的狹小的時空里，思考著各種人生的問題。他們之間很少交流，而各自確認自身的價值。
而在知識的交流的時空障礙被打通後，思想者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要在很短的時間裡消化掉全人類積累幾千年的思想，這使他們困惑而焦慮。在每一種社會形態下，生活中在其中的人們，會形成一種共同的情感模式和生活態度。而在社會形態變化的時候，這些人會被撕裂形斷層。老年人願意固守成例，而年輕人在追求新潮和自我釋放。老人們無法理解年輕人生活的種種，這些都會讓他焦慮。這個時候，老人會把自己的經歷和那些從來沒有懷疑過的規矩，灌輸給年輕人，而且很多時候從自己的孩子下手。對於這些成規，年輕人通常會排斥，倒不是因為經過了認真的審視，而且處於本能的叛逆。一代人和一代之間總是隔閡不斷，衝突不斷。這是我很久之前讀到的一本許先生的書，這篇文章的引用，我有所刪減。這篇文章給我帶來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式。文中有一段：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有過幾個值得大書特書的大時代。所謂大時代，按照魯迅的說法，「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這才是大時代」。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這樣的大時代有四個：先秦、魏晉、明末清初和二十世紀。在這些大時代中，整個社會面臨著巨大的轉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僅與政治環境發生激烈的衝突，而且自身也面臨著巨大的矛盾。大時代的知識分子是最光彩的，也是最醜陋的；是最單純的，也是最複雜的；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怯懦的。二十世紀還沒有結束，我們仍然置身於一個大時代之中，書寫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歷史，也就等於在書寫我們自身。
不過，對於學術研究來說，二十世紀畢竟太宏觀了。這短短的一百年間，發生了多少波瀾曲折，其變化動蕩的程度、周轉復始的更替，幾乎等於過去十個世紀。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一代人，而是幾代人。更確切地說，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總共有六代知識分子。以1949年作為中界，可以分為前三代和後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後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後文革一代。
無論是前三代還是後三代，都有自己的歷史中軸，那就是五四和文革。對歷史中軸的理解，成為理解前後三代知識分子的關鍵問題。五四和文革，不僅是一個簡單的歷史事件，而且是一種知識的和心態的分水嶺，以一種什麼樣的閱歷和身份經歷它們，足以區分幾代不同的知識分子。所謂的代溝，也往往通過重大的歷史事件而得以明晰。
最初出現在二十世紀中國舞台上的，是晚清一代知識分子：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太炎、蔡元培、王國維等人。他們大多出生於1865-1880年間，早年受過系統、 良好的國學訓練，有傳統的功名，但為變法圖強之故，已經十分重視西學的價值，但那些新知多是從東鄰日本轉手而來，常常顯得一知半解。從骨子來說，這一代人的思想模式不外乎「中體西用」。儘管如此，他們畢竟是跨世紀的一代，既是中國歷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又是新知識、新思想、新時代的先驅。他們中的一些佼佼者如「筆鋒常帶情感」的梁任公，影響了整整一代五四知識分子。
1915年以後，新的一代知識分子崛起了。像魯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梁漱溟、陳寅恪、周作人這代人，大多出生於1880-1895年之間， 是中國第一代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之所以說第一代，是因為他們不再走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會結構中已經有了自己的獨立職業，比如教授、報人、編輯、作家等等，而且在知識結構上，雖然幼年也誦過四書五經，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學堂中得到的教育，後來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歐美留學，對西方文化有比較完整的、直接的認知。這是開創現代中國新知識范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態、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著中國傳統的不少特點。
到30、40年代，又一代知識分子開始展露頭角。用殷海光先生的話說，可以稱之為「後五四」知識分子。這代人實際上分為前後兩批，前一批出生於1895-1910 年之間，他們在求學期間直接經歷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是五四中的學生輩（五四知識分子屬於師長輩），這代人大都有留學歐美的經歷，有很好的專業訓練。如果說晚清與五四兩代人在知識結構上都是通人，很難用一個什麼家加以界定的話，那麼這代知識分子則是知識分工相當明確的專家，比如哲學家馮友蘭、賀麟、歷史學家傅斯年、顧頡剛、政治學家羅隆基、社會學家潘光旦、費孝通、文學家朱自清、聞一多、巴金、冰心等即是。前兩代人是文化精英，主要靠社會影響出名，而這代人的聲望主要局限在知識圈內。五四一代開創了新知識范型之後，後五四一代作出了一系列成功的範例，30-40 年代中國文學和學術的高峰主要是這代人的貢獻。「後五四」一代中的後一批人出生要晚一些，基本在1910-1930年之間，他們在求學時代接受了五四以後新知識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 卻生不逢時，在即將展露頭角的時候進入新中國的歷史，一連串的政治運動耽誤了他們整整三十年光陰，直到80年代以後步入中晚年，才煥發出學術的青春。
1949年以後，留在大陸的五四和後五四兩代知識分子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和改變學術觀點，相當長一段時期是由「十七年一代」（1949-1966）知識分子唱的主角。 這代人出生於1930-1945年之間，其知識底色受到《聯共（布）黨史》影響極大， 帶有濃郁的意識形態色彩。由於反覆強調與過去的資產階級學術決裂，他們在知識傳統上成為無根的一代。這代人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致力於學術研究，一直試圖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規範。但如同上代人一樣，他們的文學和學術生命被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所打斷。對於這一切，其中的一些人在1976年以後有比較深刻的反思，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吸取西方優秀的文化成果，是思想解放運動的主要參與者，直接影響了下一代人的思想成長。
到80年代中期的「文化熱」，新一代知識分子崛起。這是「文革」一代人，他們大多出生於1945-1960年之間，早年有過紅衛兵與上山下鄉的經歷，通過自學和恢復高考，具備了再度面向西方、兼容並蓄的文化目光。他們以西方最新的文學和學術成果為參照和比照，開始致力於新一輪的思想啟蒙和知識范型的開拓。這代人的知識是開放、多元和博雜的，目前已逐漸成為知識界的中堅。
二十世紀中國的最後一代是「後文革」一代知識分子。這代人出生在1960年以後，在他們的心靈之中，文革基本上沒有什麼烙印，思想解放運動也印象平平。而文革一代知識分子擔綱的「文化熱」卻賦予了他們早年的人格底蘊。幸運的是，無論是留學西洋，還是在國內攻讀碩士、博士學位，這代人都受過系統的專業訓練，是又一輪的專家型學者，在上兩輩學者指導下，他們目前所做的新知識范型的闡釋工作，已經有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到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或學術假如有可能形成新一輪高峰的話，這代知識分子將是頗有希望的主角。
透過上述對二十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極為粗略的描述，我們可以發現在前三代與後三代之中，有一種有趣的歷史輪迴現象，或者說某種可比擬性。以新知識結構為例，第一代是過渡，第二代是開拓，第三代是陳述。類似的可比擬性還體現在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方面。一般說來，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現為三種不同的人生關懷：社會（政治）關懷、文化（價值）關懷和知識（專業）關懷。這是三種不同層面的人生關懷，有著由顯到隱、由外向內、由入世到出世的區別。作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這三種關懷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時具備的。然而，因為社會環境、時代風氣和士人心態的不同，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往往會側重於某個層面。對於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大致來說，第一代（晚清和十七年兩代人）更多的是社會關懷，他們處於一個社會結構轉變的前夜，考慮的重心是如何實現社會政治體制變革，因此政治意識比較強烈。而第二代（五四和文革兩代人）更多的是文化關懷，他們對文化價值和道德重建的關心要超過對社會政治本身的關心，因此特別重視文化啟蒙的工作，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化熱」都產生於第二代，並非歷史的偶合。而第三代（後五四與後文革兩代人）相對來說知識的關懷更多一些，他們已經注意到文學或學術自身的獨立價值，不是在意識形態或文化價值的意義上，而是在文學或知識自身的立場上思考各種問題，因此第三代社會的、文化的貢獻遠遠不及前輩，但其知識的貢獻卻不可限量。
六代知識分子的興亡更替，幾乎濃縮地折射了二十世紀中國的全部歷史。每代知識分子都是一個很大的研究課題，值得歷史學家去書寫。不過，我以為，目前真正進入「歷史」的還只是前三代知識分子，而後三代知識分子仍然參與著當今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自身還繼續處於流變之中。他們尚未構成「歷史」，仍是「當下」的一部分。後三代知識分子，遠未到蓋棺論定的時候，他們只是文化評論的對象，而非文學史、思想史、學術史或心態史的研究對象。歷史研究，總是以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一定的時空距離為前提的，而這樣的前提，暫時只有前三代知識分子已經具備。
所以，作為一個史學中人，我的下一部工作，仍然將圍繞著前三代知識分子展開。尤其是五四與後五四兩代知識分子的心態史，成為我個人特別關注的課題。我覺得，文學史、思想史或學術史所處理的主要是研究對象所留下的文本，是對文本本身的解讀。但一個知識分子更深層的東西，比如他的心態人格、行為模式、個人無意識（乃至集體無意識）又豈是文本自身所能解讀得了的！這就需要心態史的方法加以闡釋，將表層的文本表述與深層的心理意識、內在的思想活動與外部的行為方式綜合起來研究，進而對知識分子的歷史有一個更深層的理解，有一個現代的闡釋。這樣的工作既吸引人，也富於挑戰性，我願意繼續嘗試著做下去。
許紀霖《二十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
（選自《在詩意與殘忍之間》）
關於這篇文章，由於自己眼界局限，不能很好地對其進行一個分析，但我認為它能很好地為答主的問題提供一個角度。整個歷史的過程就是一個輪迴的狀態，過渡、開拓、陳述。 再講講我個人的看法。 為什麼社會這麼浮躁？因為百廢待興，我們才剛剛起步。大家都殘留著一些封建的固有觀念，卻又受到現代思想的衝擊，這個現象在60/70年代生的人群中可以很好地體現出來。他們身上有一種「矛盾的開放」。 現在你仍然可以在大街上聽到兩個中年人關於「生女兒有什麼好」的爭論，仍然可以看到他們毫無交通意識地闖紅燈、橫穿馬路，仍然有一些家長以自己的中國特有式偏見來教育孩子。但他們並不是完全封閉的，他們之中，結婚之前就發生關係的不在少數（我之前一直以為他們很保守，是我見識淺薄了），他們也接觸網路，願意嘗試新鮮的事物。 我舉的例子可能並不夠全面、清晰，但我想說的就是這種尤其是在中年人身上體現出來的「矛盾的開放」，一方面想要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沉浸在自己的偏見里，另一方面卻又小心翼翼地想要接觸不同的東西。 這個現象已經持續了很久，也在慢慢地扭轉。一個社會風氣的扭轉總是需要很漫長的時間，而在這個過程里，浮躁是很正常的現象。 只是我現在看到有初中生也會不守交通規則、衝動暴躁、易怒、在網路上大聲謾罵，我不禁有點擔心，這個扭轉的過程究竟需要多久的時間。透過上述對二十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極為粗略的描述，我們可以發現在前三代與後三代之中，有一種有趣的歷史輪迴現象，或者說某種可比擬性。以新知識結構為例，第一代是過渡，第二代是開拓，第三代是陳述。
浮躁這種事自古就有！只是現在競爭太大,信息爆炸加速了浮躁！
達爾文的進化論早已預示著這一現象，過度繁殖帶來的生存競爭，生存競爭就會採取各種手段去爭取勝利，而手段表現過度就是成了浮躁，人口太多，資源有限就會攀比，怕自己過得不如人，拚命地去佔據更多的資源，不惜代價，包括道德。
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船太快了，鳥太多了，我們所看到的也許只是我們能看到的。
你這個見解太傻逼了，現代社會沒有那麼浮躁，只是聚集效應特別明顯，浮躁的東西表面上被放大了，畢竟叫的歡的容易被發現，真正沉下來的只會更多，但是你瞎啊
感覺到浮躁了，尤其是看到內心平和的人越來越少
money is not everything.no money means nothing.這句話大概是源於知乎各種啟蒙己結合自己己的經歷和感悟吧。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卻是萬萬不能的？
因為我們大多數一開始就很弱 因為總體創作的價值太少 想要達到平衡參考美國中產 中國你的月薪2w至少吧 大多數人是到了還沒到呢 所有穩定的手段都太少 所以請盡情廝殺吧 大海賊時代開始了
因為孤獨，靜不下心來。
人太多
不是浮躁！越浮躁的越淡定，推波助瀾，引起事端！不如說是一種方式，至於幹什麼，各取所需。老師傅練輕功，腿上沙袋一仍，躥起一人多高，飛啦！
物價呼呼的，印鈔機嘩嘩的，錢包咕咕的，能不浮躁才怪。
人比人氣死人。
功利性太強…
現在出不了人才，不是地域的原因，是體制的問題，是教育的問題，沒有人去踏踏實實的讀書，去做事，大家都想如何掙快錢，為了掙錢，放棄了道德、親情、友誼、人與人之間正常的關係，因此賄賂當權者、制假售假、坑蒙拐騙、官不像官，民不像民。若想改變這種狀況應該從體制上、教育上進行改變，建立正常的監督機制、學校去行政化、改變幹部的晉陞與提拔的制度，建立公開公正透明的幹部選拔提拔制度，實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和法制社會，使人人能在法律和道德的約束下，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理順薪金和激勵政策，拋棄行業和部門的優勢待遇，按照對社會的貢獻、對人類的貢獻設計薪酬體制，建立公平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唯有這樣，百姓才能安居樂業，國家才能強大，人民才能熱愛國家，人民才會有民族自豪感，也就實現了人民的中國夢，否則只是夢！
複雜說是因為經濟發展的快了，人民追求的太多，又沒有信仰，自然會形成道德缺失，自私自利的現象，每個人只會為自己活著，這樣就會缺失包容與真誠，人與人的矛盾就會多，而且中國人自古以來的性格就是內斂的。簡單說，體質不行，沒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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