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對經濟有著怎樣的影響？
一個國家的人民的思想文化，精神對經濟有著什麼樣的影響？目前有做這方面研究的學者嗎？有的話是怎麼來衡量這個影響的程度的？
這個問題我從小就非常感興趣。
記得初中的時候讀阿西莫夫的小說《基地》，看到小說里有一門學問叫做「心理史學」，大概說的是一個天才的科學家謝頓，將人內心的思想文化、以及經濟社會的各種因素作為參量，用統計學的方法，建立了一個複雜的模型。而那個科學家居然利用這個模型預測了整個銀河帝國未來一千年的走向。當時我就對此十分著迷，覺得這樣的理論當真是嘆為觀止，尋思著現實當中有沒有類似「心理史學」的理論，能解釋人的性格、氣質，乃至文化、習俗對於國家和社會的影響呢？其實這類的論述早已有之，不過多是些哲學家或歷史學家們不嚴謹的觀點。
比如早期的一些漢學家認為，儒家文化的保守決定了中國無法完成現代化。馬克思也認為，與文化相關的上層建築會作用於物質性的生產勞動。
但文化具體如何影響經濟的呢，他們的論述似乎多是主觀的推理，難以讓人信服。再後來，我讀到了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
這本書正是試圖建立一個框架去解釋文化之於經濟的作用（可惜是社會學框架而不是經濟學框架）。韋伯認為，正是新教徒的勤勉、注重現世的特質，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我想，韋伯大概是試圖用嚴謹的科學方法嘗試解釋這個問題的第一人了。故此，韋伯在社會學界的偉大也正在於此。這幾年，經濟學領域的一個分支——文化經濟學——興起了，並且被越來越多的人關注。現在儼然是經濟學的熱門領域之一。
這幫經濟學家，就像阿西莫夫筆下的科學家謝頓一樣，運用統計學方法，試圖尋找一個文化變數與某個經濟現象之間的相關性。比如12年的一篇文化經濟學研究，我就看到多次被引用：Voigtl?nder, N., Voth, H. J. (2012). Persecution perpetuated: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anti-semitic violence in Nazi German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3), 1339-1392.這篇文章大概說的是：
14世紀黑死病肆略的時候，德國，當時還叫神聖羅馬帝國，其境內的一些城鎮將猶太人看作是瘟疫的罪魁禍首，將他們絞死以求上帝寬恕。而600年後納粹德國，那些當年反猶最激烈的城鎮，居然過了那麼長時間，仍然是迫害猶太人最多的區域。
即便在600年中，有些城鎮已經不再有猶太人居住，但當地的反猶情緒絲毫不減。
反猶活動根本不能給當地帶來任何短期經濟收益，反而因為缺乏猶太人建立的金融和交易媒介而嚴重損害經濟。但只要統治者稍有縱容，這種反猶的浪潮便會死灰復燃。我看這篇文章的時候，就感到非常吃驚——文化對於人類的影響居然如此驚人。還有一篇paper，The Modern Impact of Precolonial Centralization in Africa，by Nicola Gennaioli * Ilia Rainer *。
Gennaioli和 Rainer發現，在非洲，如果歐洲人到來之前，當地只有酋長而沒有健全的中央政府，那個國家在幾百年後的今天仍然是最貧窮的。反之，如果有比較健全的政府，那個國家今天的醫療、教育以及基礎設施的發展也相對較好。
而我覺得這篇論文的結論同樣可以適用於東亞，特別是中國。
你們看看亞洲，凡是古典時代政府健全的，如日本、韓國和中國，在決定趕超西方時，總能夠在短短的幾十年間保持極快的經濟增長率，迅速地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乃至發達國家。香港、台灣和新加坡雖然地理距離較遠，但都屬於中華文化圈。他們的資源、地理區位、政治環境都迥然不容。他們的經濟奇蹟恰好說明了：不是其他因素，而唯有文化因素決定了他們的經濟增長。無論是獨裁的蔣介石政府、強力的李光耀、還是港英治下的華人官僚，都可以有效地組織社會資源，迎接挑戰，找到一條適合本地的發展路徑。反之，在荷蘭人或西班牙人殖民之前，還是原始部落的印尼、菲律賓、巴布亞紐幾內亞，他們的經濟發展則最緩慢，政府腐敗不堪，國內問題重重。
而那些擁有比較健全政府的國家，比如泰國、越南、馬來西亞，發展速度雖不及東亞國家，但也遠超毗鄰的印尼和菲律賓。菲律賓這個國家就是一個典型的反例：它地理區位不錯，戰後又有許多西班牙人和美國人留下的設施，和美國的關係又很親密，可以說各方面都佔盡優勢。我記得有次聽余英時先生演講，他說1950年代去馬尼拉參加童子軍大賽，看到那裡有不少樓房和taxi，而台北街上還全是黃包車，便覺得以後台北要是能像馬尼拉一樣就好了。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台北在每個方面都遠遠地超過了馬尼拉，這難道不是文化的優勢嗎？和菲律賓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朝鮮，菲律賓15世紀以前還是原始部落，但彼時朝鮮學習中國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系統。看看戰後的朝鮮，經歷全境的戰爭、和各方交惡被制裁、處於極北苦寒的山地因而糧食產量極低、毗鄰敵國需要時刻保持大量常備軍，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依然能發展一定的工業，甚至製造核武器。菲律賓和剛果這樣的國家可以做到嗎？這難道不是文化的優勢嗎？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都證明，文化因素不僅不應當被忽視，而且是影響經濟社會的一個極其極其重要的因素。相信日後，研究會越來越完備。說不定，有朝一日，真的會有像「心理史學」一樣的大統一理論，得以解釋從文化到社會的每個因素對於經濟社會的影響。終於找到這個帖子了，寫專欄回答：
文化、制度與增長 - 大石頭路73號 - 知乎專欄
前段時間跟老闆探討論文，他建議我把文化因素的影響考慮進去，因此最近看了些這方面的材料，這裡就簡要的記錄一下。
首先談一下我對文化在經濟學上的理解。文化的定義有很多種，範圍也很寬泛，畢竟文化是和經濟並列的概念，不過我認為在經濟學上的文化所涉及的範圍要比傳統意義上的文化概念小的多，因為我們必須要將文化納入到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之內。我看到過的、加上我覺得可行的在經濟學中的文化概念包括：宗教（這個在西方尤其明顯）、思想流派（比如儒家思想）、倫理、價值觀和品質（比如中國人吃苦耐勞、勤儉節約）、意識形態，此外「歷史」勉強算是。經濟學涉及文化較少，原因就是文化的含義太廣且太虛，即使能具體到某些方面，量化又是個大問題，而且有些時候文化的影響的確還是有些說不清道不明。制度經濟學相對來說是對文化涉及比較多的一個流派，因為制度涉及社會和歷史，而這二者又和文化關係密切。
在說制度經濟學學之前先提一下被許多人忽視的德國歷史學派。德國歷史學派興起於19世紀的德國，其觀點與古典經濟學截然相反，反對抽象演繹的方法，強調歷史歸納的方法，否認經濟學規律的普遍性，強調經濟學的國家性和民族性，反對自由放任，贊成國家干預。主張通過分析各國歷史發展過程來研究具體的經濟政策，強調心理、道德因素對經濟的影響。後來歷史學派衰落了下去，但其觀點傳到美國後，對制度經濟學的出現產生了影響。
在德國，隨著歷史學派的衰落，弗萊堡學派在20世紀開始興起，弗萊堡學派的代表人物瓦爾特-歐肯（Walter Eucken）先前受到歷史學派影響，後來對其進行了批判。弗萊堡學派日後也成為了德國當前的經濟制度——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之一，而社會市場經濟的另外一個理論基礎是基督教社會學說，即「人」不僅僅是獨立的自由的人，同時還是社會的人，這也就把經濟制度的社會性提到了很高的位置，這也是德國的制度和自由資本主義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有別於英美的市場經濟，國家並非什麼都不管，而是要制定框架條件，保證公平競爭。這樣的國家「有所為」的制度安排在德國是有傳統的，我們可以從中找到一絲歷史學派國家干預的影子，而社會市場經濟中「社會國家」的一面又可以看到基督教的身影。再往深了說，這些制度都多多少少受到黑格爾、康德、費希特等德國哲學家的影響。
歷史學派曾和奧地利學派進行論戰，後來被奧地利學派挑落馬下。奧地利學派大佬哈耶克認為制度是內部規則和外部規則演化的結果，其中內部規則受到習俗、傳統的影響。內在規則是指是群體內隨經驗而演化的規則，可以是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內在制度，非正式的內在制度包括各種慣例和風俗習慣等。而外在規則是外在地設計出來並靠政治行動由上而下強加於社會的正式規則。因此我們可以說，文化對內在規則、特別是非正式的內在制度有很大的影響，同時由於外在制度在設置上的重要根據就是內在制度，所以文化對制度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制度經濟學派的重要人物道格拉斯-諾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來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其中他把一些文化因素增加到了解釋經濟發展和制度演進的變數中。諾斯認為，制度包括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其中非正式規則是人們在社會活動和交往中自然演化形成的，包括風俗習慣，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等（見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
關於文化與經濟增長，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在他的《增長經濟學》（Aghion, Howitt, 2009, The Economics of Growth）一書中的最後一部分專門寫了一章Culture and Development，作者認為，除了創新與資本累積、制度與結構改革，還存在第三種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也就是culture and beliefs。作者選取了兩個指標來論述文化對增長的影響，一是信任，二是父母對培養孩子的「耐心」的投入。
再往前推，有一本關於文化對經濟的影響的著作不得不提，也就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作者認為新教教義是資本主義在歐洲興起的重要原因。Max Weber本人不僅僅是經濟學家，同時還是社會學家，他的這本書並非嚴格的經濟學著作，但這並不妨礙他的觀點成為日後諸多經濟學家研究問題的出發點，例如：
Becker, Woessmann, 2009, 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Blum, Dudley, 2001, 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as Weber right?
Cantoni, 2010,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Testing the Weber Hypothesis in the German Lands
以上幾篇都是用計量方法重新驗證韋伯的觀點，即宗教對19世紀前歐洲經濟發展的影響。
此外，韋伯還寫過另外一本書，《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用來說明中國封建社會為何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韋伯的分析跨越中國封建社會的信仰、官僚體制、行政管理和農業制度以及法律體系，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而儒道文化和倫理便是深層次的原因。韋伯這本書遭到不少中國人批判，我們不討論他的結論是否讓人信服，不過韋伯的研究範式和研究角度還是值得學習的。
我們可以把歷史的維度擴大，將韋伯的結論推演出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即為何17、18世紀之前中國是世界強國，而自此之後就直線衰落下去；同時西歐在度過了落後的中世紀後，經歷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經濟快速發展，將中國甩在身後，也就是所謂的「李約瑟之謎」。還有一種說法叫「歐洲奇蹟」（European Miracle）（Jones, E. L. (2003):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或者說是「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Pomeranz, Kenneth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下圖是公元1年到1950年主要國家GDP佔世界總額的比例，我們可以直觀的看出「大分流」的跡象：
來源：根據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作者自行製作
第一行是年份，可以看到1820年中國GDP佔世界的三分之一，遠超西歐主要12國的總和，但到1913年，中國已經被德國和英國趕上，所佔比已經縮水到了不到9%，而西歐已超過了30%。
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我們在這裡不談資本、人才、技術的影響，只看文化。按照韋伯和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說法，原因在於歐洲出現的「資本主義精神」（Weber, Max; Schmidt-Glintzer, Helwig (1991): 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Sombart, Werner (1969):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按照熊彼特的觀點，這是「企業家精神」（Schumpeter, Joseph (1987):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Unternehmersgewinn, Kapital, Kredit, Zins und den Konjunkturzyklus.）。這裡插一句，關於資本主義精神，原來鄒恆甫多年前也寫過相關文章，並且將「資本主義精神」和經濟增長建立了模型：
Heng-fu Zou, 1994,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d long-run growth
但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又實現了騰飛，下圖同樣是主要國家GDP佔世界比例，從1970年到2012年：
來源：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作者自行繪製
類似的圖表大家應該都不陌生，有關中國崛起的論文多的數不清。從文化因素來看，有人說是改革開放釋放了企業家精神，有人說是中國文化的變遷，西方市場經濟和自由思想的傳入和資本主義精神在中國的出現，還有人認為是儒家思想，比如克魯格曼猜測東亞經濟騰飛可能是受儒家節約（導致高儲蓄率）和重視教育的影響（Krugman, Paul (2008):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
文化對制度有影響，文化對經濟增長也有影響。但說了這麼多，感覺文化因素仍然是不太清楚。但我想如果把文化限定並加以轉化，比如像克魯格曼用高儲蓄率代指儒家的節儉，再比如重視教育用教育的資金投入作為指標，進而表示人力資本的投入，或者用距德國維滕貝格（Wittenberg，德國城市，1517年馬丁路德在這裡發動宗教改革，德國新教發源地）的距離，來表示新教的影響，這樣文化也許可以更好的融入到經濟學的分析當中。當然，量化文化要素是個技術活，不僅要熟悉計量，還要對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說到這裡，我想特別提一下香港科技大學的龔啟聖教授（James Kung），雖然他的研究領域並非直接涉及經濟增長，但他在量化文化因素上的方法很值得借鑒，例如他用各地的孔廟數量和烈女的數量來度量清朝時期儒家在各地的影響程度（Kung, Ma, 2014, Can cultur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Confucianism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Qing China），他的分析方法給了我不少啟發。
最後必須要承認的是，影響經濟增長最最基本的要素當然還是實際投入，包括資本、人力，還有技術創新，資本積累等，相比於這些，文化的影響只能是次要的。雖然影響小，但也不可無視它的存在，畢竟我們完善模型不就是為了讓它更接近於真實的世界嘛，所以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多更巧妙的量化文化的方法湧現出來。
我在這個領域涉獵時間不長，不免掛一漏萬，還請諒解。各位有什麼好的文章和觀點也可以分享一下。
博士的時候發表過這個領域的文章，研究中國政治與文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文章請參考：Economic integration in China: Politics and culture
總體來說，這個領域學術界研究的不是很多，大部分偏向於qualitative的研究，也就是多用描述性，案例等來分析，量化角度依靠計量模型的實證分析較少。這方面文獻樓上幾位同行已經引用了一些，我就不重複嘮叨了。這個領域實證研究少的原因很簡單，經濟數據容易獲得，然而文化等數據不好獲得。簡單來說就是，文化如何量化？如果無法量化，分析只能局限在傳統案例研究等，這也容易導致引用這個領域的文獻或解釋文化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比較長篇也複雜，如果讀者沒有這方面的研究背景，容易看暈。
大篇文字分析就不來了，看著累，直接配圖加截取我們的數據獲得，研究分析方法和結果。因為版權，不能詳細討論或展示我們的結果，但是歡迎喜歡這個領域的同行討論。
研究目的：經濟增長領域存在邊界效應（Froot et al 1995; Wolf 2000），一方面地方政府對區域經濟的影響很大，另一方面地方文化也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Disdier Mayer 2007等)。然而文化不好測量，因此我們嘗試利用地方方言來作為文化的proxy，分析文化對地方經濟增長的影響，同時也看看如果文化邊界與行政邊界混合，誰對經濟的影響力更大。
我們的假設是：如果大國經濟體（比如中國）是高度整合的，那麼相鄰區域的經濟增長應該有高度相關性，而如果文化產生了阻礙（比如人更喜歡與講類似方言的人做生意等），那麼我們會看到經濟上的分割效應 (economic fragmentation)。舉個簡單例子就是：是否因為某些省方言特殊性高，導致講這種方言的省內區域會有更高的經濟整合性，而跨省相鄰區域的經濟整合性因為方言的不同而導致經濟整合性低。這裡強調一下，中國是這個領域研究最好的研究對象，國家體量大，區域經濟差異大，行政干涉較強，文化多樣性高。如果換個小國家，很難做這類研究。
經濟類數據：中國220多個地級市經濟數據 - 全部從省級年鑒獲得，這些數據比較標準，不具體描述了。無非是GDP per capita等。
文化數據：我們首先引用文獻說明文化本身不好量化，因此用方言來代替文化作為proxy是比較創新但是也承認肯定有缺陷的 - 我們收集了2200多個縣級方言數據，根據中國漢語方言體系按不同層級分類，量化方言變數。
方言變數，採用亞變數，因為是匯總到地級市層面與經濟數據有空間對應性，我們也可以稱這些方言變數為有空間相關性的文化變數。無奈版權問題，這裡不貼具體的方言系統了，但是放兩張地圖來說明最後縣級方言匯總到地級層面的中國長什麼樣，下圖只是其中一種方言地圖，還有很多，比如很多地區又都屬於普通話語系，因此如果按照這樣定義，方言地圖會變 （如第二張圖）。
模型：主要採用dyads回歸和空間計量模型，分析不同空間組合下文化對經濟溢出的影響。這塊比較複雜，略過。採用純量化數據與模型的優點是，相對其他研究，我們可以較輕的依賴大篇幅的理論基礎，直接實證看結果。
研究結果：大部分結論是關於中國的地方政治體制（影響力）和區域經濟增長的相關性的，這裡不說了。文化方面，我們發現同一方言區域的經濟整合性顯著高於不同方言區域，但是當考慮到同一方言區域如果涵蓋了不同行政省份的話，行政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仍然大於方言影響力，也即同一方言區域出現經濟分隔。這點其實恰恰被中國一些有影響力的學者的研究側面證明過了，如周黎安 (2004, 2007)等。
這個領域研究仍然不多，創新性研究也不多，有著很大的研究潛力，又因為中國是這個領域很好的研究對象，我相信以後中國這方面的研究學者會在這個領域有相當的建樹。
回答有些高度概括，有興趣的同行可以參考我的文章：Economic integration in China: Politics and culture先說打了這麼多字，好累，全是個人觀點，沒參考過什麼也沒和誰探討過，所以希望能多點評論可以交流。?
首先這個問題里文化概念太寬泛，寬泛概念里的文化都已經是國家扶植的一種產業了，對經濟能沒影響么？
個人覺得，文化有兩類：工具型文化和非工具型文化。頂尖的藝術文化都是非工具型，本質都是形而上的，就是文藝青年概念里那些和生計無關的東西。如果單就這種文化而言，它的產生和發展與社會形態和風氣有點關係，和單純的經濟基本沒關係，要說有影響，我抱歉的認為是負面的影響。
經濟看似開放，實質是閉環的，環上只有兩個點，買和賣。而這兩個點能發展的必要原則是自然流通和相對公平。怎麼才能更大範圍的流通和執行公平呢？就有了統治者和國家去制定和保障規則。而很多本來非工具型的文化，美術 音樂 文學 宗教這類本該是純精神層面上的東西，到後來就發展成暴力之外維護統治的工具。
我要說的這類形而上的藝術文化對這種統治毫無幫助，同樣對經濟也無任何幫助。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把時間用在欣賞和創造藝術文化上面，熱衷於精神層面就會忽視其他方面的賺錢和消費也就是買和賣。太注重精神 對物質需要就少了 經濟就會停滯甚至消退。
舉例的話 國家看看英國和美國，再看看據說人均閱讀量世界第一的冰島。個人的話 音樂人都像竇唯 國家得少收多少稅？
所以經濟強盛的國家不但不會發展非工具型文化反而會打壓，打壓有兩種，焚書坑儒那種比較簡單粗暴，容易引起逆反之心，現代國家主要用的是一邊引導，一邊打壓。
這種打壓和引導會對文化有什麼影響呢？真正頂尖的藝術都應該是需要很大的想像力，要絕對主觀的。所以打壓和引導肯定是負面影響比較大。
比較直觀的就是，經濟科技發展到現在，但世界範圍內有多久沒出過交響樂大師、美術大師、文學哲學大師了。拿中國說 這二十年來中國經濟飛躍，信息發達，而文化方面和二十年前比怎樣？打壓比較容易被覺察引起不滿，而引導得好是很難被發現的。越是強大的國家就越會推行功利主義和消費主義。因為消費文化就是和經濟發展互相有正面影響的。 而消費除了最基本的人性需求：食物 性 權力之外，是需要引導的。比如為什麼某時期詩人吃香 又某時期習武之風盛行。比如很多民族民間文化為什麼失傳？又比如現在豆瓣為什麼式微 陌陌為什麼興起？ 你打開微博看看三年前的內容和現在內容的區別。仔細想想現在的文化宣揚的實質是什麼？為什麼最近又開始打擊情色文化 號召多讀書推行傳統文化？因為過度的消費文化也有一個負面的作用，就是財富的集中，集中到一定程度就會影響權力的穩定。
所以經濟對非工具型純藝術文化的影響，和純藝術文化對經濟的影響其實都是負面的。
當然過於導向型的文化也會對社會經濟有影響，最終會影響權力統治。
舉例的話，古代的和別國的事也不說了，比如什麼大革命，再比如唱什麼打什麼的。。。社會發展由高位者決定，高位者的能力往往由經驗與眼界決定，而經驗與眼界除了實踐快速積累外，便是來自所見所聞所想，而所見所聞所想我們一般統稱為文化（包括但遠遠超過書籍與課堂）。
政治經濟決定文化，文化是政治經濟的反映，對政治經濟起反作用。
經濟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基礎，但文化亦有其自身的相對獨立性。文化與經濟相互交融的特點日益顯著，文化的經濟功能日益增強，其為推動經濟建設，培養各種高素質人才，提高勞動者素質越來越重要。在經濟發展中，科技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文化生產力在現代經濟總體格局中作用越來越突出。在當今世界，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因把文化建設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位置上來。高中思想政治必修三《文化生活》第一課第二框 文化與政治經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文化要發展，經濟要有一定的基礎，文化作為一個產業也會帶動經濟的發展，像美國的好萊塢，日本的動漫，遊戲產業，旅遊業，等等。
上課的時候老喜歡給學生們講一個人物軼事，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從前是名商人，他不好好經商，不好好賺錢，還老去探索些沒用事情，所以他很窮，賺不到錢，他有一點錢就去旅行就花掉了，所以有人說哲學家是那些沒用的人，賺不到錢的人，很窮的人。泰勒斯有一年運用他掌握的知識賺了一筆錢，他知道那一年雅典人的橄欖會豐收，然後租下了全村所有的榨橄欖的機器，於是乘機抬高壟斷了價格就賺了一把錢，以此來證明哲學家，有智慧的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有更樂於追求的東西要去追求，賺錢，如果他想賺的話，他是可以比別人賺得多的，不過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一天晚上泰勒斯走在曠野之間，抬頭看著星空，滿天星斗，可是他預言第二天會下雨，正在他預言會下雨的時候，腳下一個坑，他就掉進那個坑裡差點摔了個半死，別人把他救起來，他說謝謝你把我救起來，你知道嗎？明天會下雨啊，於是又有個關於哲學家的笑話，哲學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不知道腳下發生什麼事情的人。兩千年以後，德國哲學黑格爾說，一個民族只有有那些關注天空的人，這個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個民族只是關心眼下腳下的事情，這個民族是沒有未來的。而泰勒斯就是標誌著希臘智慧的第一個人。 2007年5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同濟大學建築城規學院鍾廳向師生們作了一個即席演講，其中引用到，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樣遼闊而深邃；
那無窮的真理，
讓我苦苦地求索追隨。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樣莊嚴而聖潔；
那凜然的正義，
讓我充滿熱愛、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樣自由而寧靜；
那博大的胸懷，
讓我的心靈棲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樣壯麗而光輝；
那永恆的熾熱，
讓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響起春雷。
不知到樓上的大牛們為什麼都回答的這麼複雜，我都看的雲里霧裡的。
先看圖
首先，我們先給「文化」下定義：
從廣義上講，制度以及技術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看題主問的問題含義應該是把文化狹義地定義為社會中人們的價值體系。所以，制度則可以定義為社會成員認同的「規則」，包括正式制定的法律和非正式的習俗。那麼，這裡定義的文化與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因為，社會不會認同與人們價值體系（即道德）有矛盾的規則，即使正式制定這種規則，它也不會有效地運作。所以，其實我們還是可以把文化和制度放在一起來討論的，即文化－制度子系統。－－－－－－－－－－－－－－－－－－－－－－－－－－－那麼我們的第一個觀點：在圖中作為社會系統組成部分的文化和制度，對於位於下部的經濟子系統有重大的影響，也就是說：文化制度影響經濟先舉個例子：儲蓄對收入的比率是決定投資率的重要參數，這個參數主要是人們對未來的偏好高於現期消費決定的，而這是人們價值體系的一部分。
那麼按照現代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一般以偏好給定不變作為假設分析經濟子系統的運行，在文化－制度子系統保持不變的情形下採用。然而，如果分析更大範圍內的經濟發展時，由於其間文化和制度將不可避免地發生重大變化，這種方法就不夠用了。－－－－－－－－－－－－－－－－－－－－－－－－－－－
雖然資源積累和技術進步是以文化－制度為條件的，但後者的變遷卻是由前者誘發出來的。我們的第二個觀點：經濟和文化－制度子系統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也就是說，經濟反過來影響文化制度。以狩獵－採集經濟到農業（畜牧）經濟的轉型作為一個例子：
誘發人類歷史劃時代變化的基本力量是在人口增長壓力下自然資源稀缺性的提高。換句話說，只要是人口稀少，土地就和空氣那樣取之不盡，大量捕殺野生動物也不會造成資源浪費的跡象。但是，隨著人口增長，野生資源消耗總有一天會超過它的再生能力，所以狩獵－採集經濟是不可持續的。那麼為了避免資源消耗引起生存危機，人們開始飼養動物，開始種植植物和穀物來擴大和改進從而增加收穫。然後擴大再生產的經濟基礎是資本積累。轉變為以農業為基礎的體系之後，資本的存量主要形式是飼養的動物和生長的作物，開墾的農田。而在這之中，把動物植物轉換為生產性資本，需要能鑒別可飼養的動物可種植的植物，這些都是通過錯試試驗積累即來的所謂「生產技術」
然後，生產技術對於這些進展當然是必要的，但是還不足以支撐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體制發展。而這種發展在制度上的重大變化時建立生產性資源的產權！因為在狩獵採集經濟中的規則是免費利用資源，在該制度規則下，全部資源都是大家的共同財產而不是專屬某個人。然而，要是在農業經濟也實行這種規則，那麼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就不得不面臨著制止他人拿走他飼養的動物和培育的作物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幾乎不可能通過向飼養的動物和培育的作物投資來開始農業生產的激勵。因此，農業經濟形成的前提是建立一個明確界定產權的新社會規則，使私人資源具有排他性。這是經濟發展誘發制度進步的一方面。那麼，進一步說，對個人來說，最有利的情形是破壞規則而其他人遵守規則。因此，對個人來說，「免費搭順風車」的誘惑是很大的。如果人們想成為免費搭順風車的傾向很高，那麼藉助於警察局和法院實施社會規則就要付出社會規則的成本。但是這事，作為文化一部分的倫理觀念有效地減少了實施社會規則的成本。 確實，「你不該偷」是與農業文明同時發展的幾種宗教戒律中的共同道德準則。所以，經濟誘發出了制度與文化，文化反過來影響經濟的運作。
最後，在卡爾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將經濟子系統稱為「經濟基礎」，其核心是決定物質資料生產能力所需的技術；而將文化－制度子系統稱為「上層建築」，其核心是生產資料的產權關係。
————————————比較匆忙寫地比較結構紊亂，漏洞百出，改天補充文化對經濟模型的影響的例子。歡迎斧正可以開商業政策ˊ_&>ˋ
經濟學涉及文化較少，原因就是文化的含義太廣且太虛，即使能具體到某些方面，量化又是個大問題，而且有些時候文化的影響的確還是有些說不清道不明。制度經濟學相對來說是對文化涉及比較多的一個流派，因為制度涉及社會和歷史，而這二者又和文化關係密切。
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
比如 東北地區經濟發展與振興的困難
東北地區就區位 資源 經濟發展基礎 等等及其優越
同時東北地區的文化特色又極其明顯
顯然二者之間有特殊的關聯關係 如何度量與研究？
幾乎所有人的消費需求都是被地域文化左右的，從衣食住行到精神消費皆是如此。比如我們東北人喜歡進戲院看二人轉，首都人民會去聽德雲社，看人藝話劇??，這些戲台都是曲藝文化撐起來的，但要讓這種文化形式表達的好少不了那一系列行頭：舞台布景、道具、音響、服裝……這些行頭都是錢買的，工廠里生產的，都是因這些曲藝文化產生的消費需求；再比如我們不同地域的飲食文化差異引導了各具特色的原料流通和加工生產方式，北京人喜歡吃的豆汁和焦圈，在其他地域市場就不那麼好甚至沒有市場，這就是典型的地域生活文化影響地域生產消費的例子；再比如《速度與激情》受它影響的從汽車零售業（市面上野馬因此多了起來，連不在線的城市都有，而為了適應需求野馬也推出了小排量渦輪增壓車型）到汽車由內到外的各種改裝業。 地理環境影響生存方式和生活習慣，生存方式和生活習慣影響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引領地方特色需求，地方特色需求影響地域經濟增長方式，曾經在大家都沒有被互聯網連接起來的時大致是可以這樣看的，現在在互聯網路之下各種文化的撞擊是直接的，大家都受著來自世界各地四面八方文化的影響，物質和精神需求也日益趨同，但總的來看還是文化繁榮刺激社會需求上升，社會需求上升促進相關產業經濟收益增長，經濟上揚反哺產業研發技術升級，產業升級促進文化繁衍。 個人見解歡迎討論。
社會是人的社會（這是前提），文化對人的影響決定了經濟走向。而人的文化的產生源自於對世界（從經濟角度來說的說是對人有利的發展面）的總結,這裡就出現了統治者的文化，民眾的文化等等其它類別的文化。文化對人有固化思維的作用也就是固化精神層面的作用。人的法則是精神知榮辱，肉體知冷暖。榮辱好壞決定了人價值觀的方向。價值觀決定了經濟。 我文中說的精神指的是文化作用於頭腦的結果，也就是人的精神世界。
布迪厄對馬克思資本理論進行了一個非經濟解讀 然後提出了 文化資本（capital culture）這樣一個概念 它以教育資質形式制度化 並且是能夠在一定條件下轉換為經濟資本的 當代經濟無法僅靠經濟自身來自我完善 這時文化介入就是一種有力手段 通過身體形態 物化形態和制度形態 文化資本的發展對經濟構成全方位的滲透或是還是那兩句老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
關於這個問題，很多人提到了韋伯關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敘述。
當然，大家都知道，文化對經濟的影響是存在的，不過這個影響也確實難以度量。然而，有吃飽了沒事幹的經濟學家會進一步問，影響力究竟幾何？可否計量分析？
於是，真的有人試圖檢驗新教推動經濟發展的效果究竟幾何。晚清，基督新教大規模傳入中國，這是一個不錯的案例。香港科技大學的白營與龔啟聖利用晚清新教傳入中國作為案例，研究了新教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
關鍵數據來源於 Stauffer 在北洋時期對中國基督教傳播狀況做的調查，包含了14個省的1175個縣。Stauffer, Milton T. (1922).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in China
至此，有一點可以明確：新教的傳入促進了經濟發展。於是作者進一步問：新教何以做到這點？果真如韋伯所說，是新教倫理符合資本主義精神嗎？
事實上，儘管清末新教傳播速度，但教眾始終不超過總人口的0.1%，這樣的規模顯然不足以扭轉傳統的倫理與職業觀念。作者假定，是新教在醫療、教育方面的建樹，促進了有利於經濟增長的現代知識的傳播，而非倫理，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了正面影響。隨後，作者將 lower primary schools , higher primary schools ,醫療機構數量作為控制變數加入方程，發現新教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並不明顯，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上述假設是正確的。
或許這篇論文可以給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經濟發展的確切研究提供思路。
參考文獻：Ying Bai and James Kai-sing Kung, "Diffusing Knowledge While Spreading God"s Message:Protestantism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n China, 1840–1920",Journal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ume13,2015,Issue 4, pages 669–698
http://www.eeassoc.org/doc/paper/20140721_091258_BAI-KUNG.PDF#rd?sukey=e74171513d3453ddfb6ba36978c592da48d2e837186b5d7e8460957b81a3e9ff56e53d2401086cc1aef7e82fc5c63b3d最近讀了一篇文章：Cultur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Beliefs, Work, and Fertility用第二代移民的數據來檢驗了文化的影響。文章用婦女勞動參與率和總和生育率作為文化的代理變數，作者發現父親原來所在的國家的婦女勞動參與率和婦女生育率（文化的代理變數）對子女（第二代移民）的工作/生育決策有顯著的影響。文章在報告了計量結果之後主要討論了可能的遺漏變數問題。
經濟和文化相互反饋，文化產生意識形態消費和投資，藝術品最典型。經濟生活好了促進新文化產生，現代新文化再產生新經濟。以上是市場化學說。 我國在現代化的路上還很年輕，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經濟，俗稱：計劃經濟。意識形態保守，社會穩定促經濟發展，社會不穩定或戰爭掠奪也促經濟發展，但結果說明戰爭只是經濟的毒品和鎮定劑，比較短暫。國家根據經濟發展情況，適當開放文化促經濟保增長填房坑埋金融泡沫。俗稱：大眾創新。 文化絕對是經濟的重要價值產生來源，日本的動漫文化，韓國的kpop文化，印度佛教文化。泰國人妖文化，國內的吐槽文化八卦心態文化都能促進經濟消費。媒體對文化有導向性，國家對媒體有強制管制。日本的動漫和韓國的遊戲影視都是有國內萌芽，國家政策獎勵支持的。 所以我們的大眾文化是國家管制導向的結果。說到底還是沒集體脫貧，經濟不夠好。我們可是真社會主義。 在經濟落後的地方，文化經濟弱些，主要是剛需的供需解決。在發展或發達國家文化經濟就很重要。文化大國必定是經濟大國的潛力，但政治整不好潛力只是潛力。所以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相互影響。
文化對經濟有著各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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