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及方法有哪些異同？
常見錯誤答案
經濟學研究經濟，社會學研究社會 —— 不準確，請見下文相同點2
經濟學研究個體，社會學研究個人和社會整體 —— 不準確，請見下文不同點1
經濟學門檻高，社會學門檻低 —— 不準確，做民科都挺低，做專業都挺高，只是難點不同，請看不同點3和相同點3。
不同點
1. Granovetter (1985)在他著名的embeddedness雄文中引述過John Duesenberry的論斷，即：
Economics is all about how people make choices, sociology is all about how they don"t have any choices to make.
引申出來的話，經濟學認為社會是個人的大寫，而社會學認為個人是社會的小寫。經濟學認為群體行為是個體行為的匯總，而社會學的主流(rational choice theory可能例外)強烈反對這個觀點，認為個體行為的匯總不等於群體行為。
2. 學科內的共識程度不同。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方法論最接近自然科學的，並且有著比較統一的範式 (Kuhn, 1962; Pfeffer, 1993)，相比而言，社會學的範式就多得多，在方法論上也沒有統一的內部共識。雖然在勞動經濟學等領域裡，也有可能用到定性的方法(e.g., Piore, 1979)，經濟學偏重定量的方法。社會學則比較海納百川，從ethnography到數學建模，都有人做。既有懷特(Whyte, 1943)深入義大利貧民窟進行定性調研,也有懷特(White, 1981)進行數學建模解釋市場的產生。
3. 再說個好玩的不同點。經濟學求極致的簡，社會學求極致的細。經濟學的論文偏短，十幾頁就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社會學的論文偏長，需要長篇大論梳理背景，才能開始講問題，但反正是長是短，正常人都看不懂。
相同點
1. 理論的基本結構有近似點。經濟學的當前理論，基本是在三個假設下進行的：自利原則，最大化原則，均衡原則。最新的行為經濟學，其實也只是在某個假設上進行拓展。以Abbott的觀點，其實所有社會學的理論，可以用馬克思(Marx)/塗爾凱姆(Durkeim)/韋伯(Weber)建立一個三維坐標，進行解釋。
2. 研究課題在不斷重合。自從Gary Becker以來，經濟學開始研究傳統的社會學議題，已經變得越來越不「經濟」，而接著許多社會學家也開始研究傳統的經濟學議題，例如國民經濟和金融市場，變得越來越不「社會」。
3. 說個好玩的共同點吧：正常人都看不懂這兩個領域的論文，但出於不同的原因。外行看不懂經濟學論文，可能是數學模型太晦澀，雖然每個符號都認得；外行看不懂社會學論文，可能是行文用句太晦澀，雖然每個單詞都認得。
參考文獻
這個話題其實非常宏大，有興趣可以參考以下讀物：
Huppes, T. 1976.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owards an Integration. Leiden, NL: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Pfeffer, J. 1993. Barriers to the advance of organizational science: Paradigm development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8(4): 599–620.
特別推薦一下下面這本書，因為採訪了很多經濟學家，也採訪了很多社會學家。不少經濟學家之前讀社會學的，而也有社會學家最初背景是經濟學的，他們講述了自己當年轉行的原因，有不少有趣的例子。
Swedberg, R. 1990.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redefining their boundaries: 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 and sociologist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前文引用到的文獻有：
Whyte, William Foote.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1943).
White, H. C. 1981. 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17–547.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ess.
謝邀，我是個做經濟社會學的苦逼娃，先佔坑，等我忙完這段時間來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目前我對於這個問題感覺到最好的答案是趙鼎新給我們講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差異時候說的。他解釋到，在社會科學中，三個主要的學科實際上表示了人類的三種完全不同的敘述社會的方式。1、結構性的敘事。社會學，你之所以上好大學，是因為你家裡有錢（馬克思），家裡有品味（布迪厄），你爸媽教育水平高（布勞-鄧肯）。沒有從生物學的系統論中產生的結構感，社會學理論幾乎一下子崩塌。2、意義性的敘事。人類學，你之所以上好大學，是因為你們中國人的孔夫子的傳統，讀書對於你來說是件傳統而習以為常的事。內蒙人長期能游牧分配好草場資源不至於過度放牧，是因為他們有騰格里或者長生天，草原對於他們有著別樣的意義，所以他們這樣行為。
3、時間性的敘事。歷史學，這個基本是美國的看法，因為中國一般把歷史學放在人文學科，而不是社會科學。同樣解釋你之所以上好大學，是因為你高中有一天看阿波羅13號電影感動了，立志要考好大學，這是你人生的轉折點。對於轉折點的作用會有不同評價，例如到底是49年還是78年對於中國現在這個樣子更有影響力。從這個角度看，經濟學是社會學的一個特別的分支學科，經濟學理性假設和經濟人這個結構性假設下發展出的結構解釋的學科。雖然這個假設顯得和實際有很大的脫離，但是這不妨礙其長出豐盛的理論大樹。就如同幾何學中數學定義的點線面完全在實際中不存在，但是基於幾個基本的假設，歐式幾何體系邏輯精緻而有美感。特別是經濟學引入這兩條供求曲線後，經典的古典經濟學統一範式基本形成了，大家都在這個基本假設下發展理論了。
從發生學來解釋經濟學之所以現在成為社會科學這個房間中讓大家不可忽視的大象。會是因為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濟學的這套偏執的假設緣起的理論，在資本主義下尤為深刻。資本主義的頑強，與經濟學利益契合，對話其他體系的時候有充分的底氣。所以他們會用例如交易成本理論和有限理性來嘗試在這個體系本不擅長的領域中繼續拓展和應用這套經典的思維範式。
就具體研究方法來說，很難說有什麼差別。雖然每個學科有標誌性的方法，社會學的問卷統計、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經濟學使用宏觀數據、歷史學去查檔案。但是這些方法都是互相借鑒的，在每個具體研究中相互結合使用這些方法。因為這些方法不存在自然科學中，一個檢測儀器只能檢測一個指標的問題，這些方法都存在各自互相彌補其指標不完整的可能，所以以方法界定學科我覺得往往是對於每個學科的了解不深導致的。
舉個例子，研究工廠政體，工人和國家、企業主討價還價的過程時候，具體的實證研究對象是90年代的中國下崗工人。那麼你很有可能1去一個國有企業做田野，了解他們具體機制什麼樣的。2引用宏觀數據說那時國家下崗情況如何，勞動力市場供求的經濟學經典思維。3查他們廠子的各種社會主義改造和市場化改造時候留下的思想彙報和會務記錄的檔案。4然後發一份問捲來做回歸模型。問下他們的現在的生活情況和對於廠子的評價，主要面臨的問題的意見。
在這樣一個研究中，你可能使用所有我提到的學科研究方法。方法上的相互借鑒類似的還有很多人比較少了解的實驗經濟學，田野個案研究中的擴展個案法等等不主流的研究嘗試。所以個人認為這個問題中方法差異在學生訓練上顯然有，但是在具體的研究運用中看不同學者的教育背景和研究風格，不能因研究方法而區分學科邊界。
研究對象不同。經濟學關注經濟現象極其背後的運行規律，而社會學則更為關注社會整體的運行規律。看似經濟學是包括在社會學範圍內的，但隨著學術分工的不斷細化，社會學與經濟學在研究取向上基本是分道揚鑣的。
社會學研不研究經濟現象呢，也研究。但大致上是作為一種社會運行的影響因素考量，而不著重考察。社會學更為關注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方面的問題。社會學人自詡為研究「大問題」。
但實話說，相比經濟學，社會學研究的門檻確實低，學科發展也不如經濟學成熟，至少從國內來看是如此。門檻低就導致大量外行也能到社會學裡插一腳，但經濟學呢，如果數學基礎差些，恐怕是看不懂別人的研究的。當然這並不是說數學的好壞決定了經濟學研究，比如哈耶克的某些經濟研究也不大擺公式，卻講出了深刻的道理。但是你至少要懂！
放眼社會學結果就不盡如人意，某些搞定性研究的老師居然看不懂定量的文章，搞量化的老師居然對質性研究不屑一顧，真是令人捉急。同樣，範式一多，流派一多，理論一雜，往往讓人沒有頭緒，研究的問題缺乏傳承與繼承。於是社會學就出現了各種山頭，經濟社會學能出本書，社會經濟學也能申報個課題，但是學術圈內回應與討論的人寥寥，這也是學科還不成熟的原因。大家都自說自話，怎麼完善知識體系啊。
這就導致大部分社會學學生感覺什麼都學了，但什麼都未成體系，令人心塞。這點經濟學就好很多，至少大家大多情況下在一個範式內討論，對一個問題的研究也比較深入，沉澱不錯。缺點是，容易被前人思路帶著走，學科多樣性差點，研究容易過於細化，而並沒什麼實質性進展。而這或多或少能算社會學的優勢吧。
方法上，我覺得大家研究都會有所局限。但經濟學學的好的，要搞社會學研究，在定量方法上不會吃力，而社會學跨到經濟學去的大抵不易。現在社會學研究中用到的許多因果模型是從經濟學借鑒的。但由於社會研究並不像經濟學研究中很多問題可以視為完全理性行為，所以在變數控制上不能完全套用，內生性問題也是近年來定量社會學研究中的一個焦點。
一些定性方法比如田野，訪談等可能是經濟學研究中不會用到的，這可能也算是社會學研究的優勢。
社會學和經濟學都有含有量化分析研究。但是兩門學科相比，經濟很大一部分是量化研究，通過研究大數據關係來得出理論，所以對數學要求比較高。社會學有一大部分是定性研究。通過理論與經驗進行調查，最後得出理論上的突破。當然社會學也被成為social science,表明其本身也可當做一門science，很大程度上也會使用量化研究。
研究領域方面，社會學略大於經濟，經濟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社會學也研究。微觀社會學研究基本人類關係，社會心理學，宏觀社會學研究資本主義，政體，福利社會。經濟學主要還是關注資本主義市場。謝邀，
首先來說社會學，社會學是從系統的社會整體出發，綜合的研究社會關係及其變動發展規律的一門社會學科。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分為：理論，應用和方法領域。如果題主說的是領域是實的，類似醫療，網路的話，我只能說社會學的領域邊界是在不斷擴大的，因為由於社會學研究對象所決定，只要人類文明參與的社會活動都可以進行社會學研究。例如最早的宗教社會學，教育社會學，和近的醫療社會學，網路社會學，所以社會學的具體研究對象是不斷增加的，社會變遷也會引起學術的變遷。說不定有一天也會有大劉說的，宇宙社會學。社會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經濟學的產生其實是建立在稀缺性之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是由此決定的。資源的稀缺性是相對於人類無窮慾望而言的。稀缺是相對而言不是絕對。無論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都可以進行實證分析和規範分析，所以利用實證分析的就可叫實證經濟學，同理規範也是。
其實在經濟學邊際革命以後，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逐漸形成了各自傳統的研究領域，兩學科之間始終處於疏遠狀態——至20世紀60年代。而60年代以後，兩學科互動日益密切，經濟學和社會學相互進入對方領域使傳統學科邊界更加模糊。其實這種學科邊界模糊不光在社會學和經濟學，在其他學科也亦是如此。經濟學相對於社會學更偏重於數理模型的建構，社會學也會運用到數理統計，而現在有數理統計的論文也越來越吃香，越能得到認同。可以參考經濟學與社會學一書，（豆瓣 經濟學與社會學 (豆瓣) ）前言有社會學出身的作者對兩個學科的一些總結。全書是作者對兩個學科著名學者的訪談寫的，看後至少比現在多數答案收穫吧。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書是30多年前的書了，30年後的經濟學相比較30年前，理念差不多仍然是一致的，並且越來越帝國主義了。不了解社會學。
將前言複製如下：在現今人類進步程度很低的情況下，使人們接觸與自己不同的人，接觸自己不熟悉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其意義之大，簡直是無法估量的。……這種交往一直是，在現代尤其是進步的主要源泉。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 本書有兩個重要的主題。第一個主題是說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缺乏更多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交流。這兩組人相互隔絕太久了，以至於到了有損於雙方的地步。第二個主題是則與當前存在的與舊的習性決裂並重新描繪經濟學和社會學界限的一個機會有關。重新界定兩者的界線既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任務，也不是一件特別值得著力的工作。整件事情似乎很抽象，好像與許多方法論問題一樣，僅僅是將注意力從真正的科學任務，即從解決實質問題上轉移開去。當然，實際上的問題比這要複雜的多。許多問題的解決可能首先要依賴於談及的主題是否要分類成「社會學的」「經濟學的」或是兩者兼而有之。或者換一種說法，作出的決定是否適用於社會學視角或經濟學視角，或是二者結合起來的視角。很顯然，如果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沒有有效的交流，人們分析社會問題的時候，就好像這類問題沒有經濟學特性，分析經濟問題的時候，就好像這類問題沒有社會學特性，這種分離會帶來很多難題，因為多數現實問題並不能像學術科目一樣簡單地歸類在「經濟學」或「社會學」的名下。 還有，要找到議論一下這類問題，諸如經濟學家和社會學這兩類相鄰的社會科學在相互影響的過程中的一次典型的碰撞，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再加上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的關係，人們也知之甚少。要找一些諸如經濟學和心理學，經濟學和歷史學以及經濟學和哲學之類的文獻，相對來說容易的多。但是要找到類似的關於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文獻卻幾乎不可能 (Hahn and Holis,1975;Hogarth and Reder,1986;Paker,1986)。這種情況在某中程度上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長久以來—準確地說，是從1920年代到1960年代—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完全處於相互漠視的狀態，各自忙於自己的研究，好象世上沒有另外一門社會科學的存在。較為典型的例子是1960年代中期，詹姆斯布坎南發表了一篇題為《經濟學與相鄰學科》的文章 (Buchanan,1966;Leontief,1996;Olson,1969c)。他在文章中討論了9個這類相鄰學科以及他們對經濟學可能做出的貢獻 (經濟學的引進spillins) 和他們對經濟學的吸收 (經濟學的輸出spillout) —但社會學卻沒在這類相鄰學科之內。1970年代，由於加里貝克爾的著作，社會學和經濟教學之間的關係有了一些改善。然而，引起多數經濟學家注意的事情，與其說是社會學，可能還不如說是多數社會學家知道了這本書。所以，少數經濟學家著手於傳統上僅是社會學家感興趣的主題，也就是得到了這點成就。因此，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的情況與以前相比，大致相同。20世紀，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的疏遠有好幾個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經濟學是一門比社會學古老得多的學科。「政治經濟學」這個詞是由蒙克雷蒂安在1615年引入的，而「社會學」這個詞是孔德在1830年代首次使用的。經濟學中斷與改良主義的聯繫早於社會學，經濟學，經濟學也先於社會學在大學裡佔有一席之地。1930年代和1940年代，經濟學經歷了一次飛速的數學化過程，但在另外一方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社會學才一般性的採用了定量的方法。數理社會學—出現於1960年代，充其量也就僅僅是少數人的一種動向。
然而，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的這種徹底的分離，目前看來正趨向於結束。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交流終於多了起來。經濟學家從事傳統的社會學主題研究的趨勢—通常與「經濟學帝國主義」相關繼續盛行。貝克爾當選為1987年度美國經濟學會主席這一事實表明，他已不再只是代表少數人研究問題的視角。在把那些易於處理的問題數學化之後，未解決的問題的複雜性也更加醒目。因此，一些經濟學家開始用自己的研究中採用的社會學見解。喬治阿克洛夫可能是實際採用社會學見解的最好例證。當然，也有其他人也在這樣做。已有跡象表明，社會學家對經濟學命題的興趣正在逐漸增長。比如，在衰落了幾十年後，經濟社會學突然興盛起來。基於理性選擇理論，已經有人試圖構建一種新的社會學。這一「理性選擇社會學」中的重要人物就是詹姆斯科爾曼，但還有其他人也捲入了這一雄心勃勃的事業。 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重新審定界線的開端，是本書出現的主要原因。我選擇以訪談的形式作為確切探察目前在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的邊緣區所發生的事情的一種方法。目前正在發生的事情意義十分重大；兩門主要的社會科學之間的界線正在重新描繪，從而為全面研究經濟學和社會學領域中的一系列重要問題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在20世紀絕大部分時間裡，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雙方沒有任何交流，現在，或許他們有了一次相互進行有益交流的機遇。甚至這次機會將再次—就像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和馬克思時代一樣—靠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交叉研究，對重大的社會問題作出分析。由於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的根本分離是相對晚近的事，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事情就會簡單地回歸正常狀態。 不管怎樣，兩門社會科學的關係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機會極為難得，所以，採取與這一變化的某些主要參與者進行面談的形式，近距離地探查當前的發展動向，不失為一個很好的想法。但在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進行一場有益的爭論之前，通常在這種時刻總是會耗費的創造力和精力不該再被揮霍了。同樣重要的是，多數社會科學家在關鍵時刻總會很好地面對問題，表達他們對各種抉擇的觀點。所以，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可能將從根本上極大地影響經濟學和社會學。 因本書而接受訪談的人中，半數是經濟學家，半數是社會學家。為重新勾畫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界線而出現的主要的策略，都在本書中作了闡述。訪談所涉及的人中，有的是將經濟分析方法擴展到傳統的社會學問題中去，有的是想將傳統的社會學方法擴展到經濟問題上來。本書的訪談對象也包括那些想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進口」一點經濟學或社會學見解的人。將因本書而接受訪談的人聯結到一起的是，他們所有的人所研究的問題都是不能簡單地劃分為「社會學」或「經濟學」的問題；是介於經濟學和社會學間灰色領域中的問題。在本書的目錄中，接受訪談的人被歸為三個相對鬆散的類別：論辯者，倡導者和評述者。這種強加於人的分類法主要出於實用目的，一個人同時屬於兩個類別的情況也不罕見。比如曼庫爾奧爾森，就被歸類為「倡導者「中，但他當然也是一名「論辯者」。
原則上，論辯者是這樣一批學者，他們位處當前辯論的中心。他們所有的人都清醒地意識到，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界線目前正在發生變化。他們也確信，他們非常樂意看到這種改變。這樣的學者有加里貝克爾，詹姆斯科爾曼，喬治阿克洛夫，哈里森懷特，馬克格拉諾福特和奧利弗威廉姆森。毫無疑問，最重要的兩位論辯者是加里貝克爾和詹姆斯科爾曼，這兩個人都在芝加哥大學執教，既是同事，又是親密的朋友。雖然貝克爾自1983年起就在經濟學和社會學系擔任合聘教授，但他主要關心的是如何將新古典分析方法拓展到經濟學以外的領域。另一方面，科爾曼卻試圖在理性選擇的基礎上重建社會學。因此，他比貝克爾更為關心在分析方法中保持一定的傳統社會學特點。 喬治阿克洛夫的方法—他自己稱之為「心理—社會—人類—經濟學」 (Psycho-socio-anthropo-economics) 在許多方面與貝克爾的方法截然不同。按照阿克洛夫的說法，為了有所進步，傳統的新古典分析方法需要吸收一些傳統的社會學見解 (以及一些心理學和人類學的見解)。奧利弗威廉姆森也偏愛在經濟學中引入更多的傳統社會科學，他的這個背景主要來源於1950年代起始於卡內基理工學院的行為經濟學傳統。與西蒙，西爾特和馬奇一樣，他也致力於在新舊行為假設基礎上，構建一種新的經濟學理論。威廉姆森行為經濟學的特殊分支—交易成本經濟學——介於貝克爾的方法和純粹的社會學方法之間。 哈里森懷特和馬克格拉諾福特的研究方法十分相似，不過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為格拉諾福特就是懷特的學生。這兩人都確信，經濟學家進入傳統的社會學領域，將會遇到來自社會學的反攻。這一反攻表明，社會學不但有能力處理和把握自己領域中的傳統問題，而且比經濟學家處理得更好。更有甚者，他們還能幫助經濟學家解決一些經濟學家解決不了的問題。格拉諾福特覺得，一個「新的經濟社會學」將要出現，區別「舊的經濟社會學」，他說，對經濟學家的領域要更為尊重一些。 由於貝克爾和其他一些人都是當前這場爭論中的關鍵人物，因此我覺得，重要的是要弄明白他們的行動計劃？到目前為止，他們有了哪些進展？未來他們還打算著手何種命題？這些都是他們在本次訪談中要回答的問題。 「倡導者」包括如下人物：肯尼思阿羅，阿爾伯特赫希曼，曼庫爾奧爾森，托馬斯謝林和尼爾斯梅爾策。與經濟學家的某些奠基者比如斯密，穆勒和馬克思一樣，他們所有已經出版的著作都無法輕易地劃為經濟學或社會學。某些在目前這場爭論爆發前就出版了的，論及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界線變化問題的著作，眼下正漸漸時髦起來。但當他們撰寫這些書時，人們多視為孤立的研究產品，書的作者則是些「孤獨的狼」。今天，人們更願意將其視為將會成為一個主流知識趨勢的早期作品。歸入這一類的著作有：肯尼思阿羅的《社會選擇和知識價值》，斯梅爾策和帕森斯的《經濟與社會》，托馬斯謝林的《衝突與決策》與《微觀動機和宏觀行為》，曼庫爾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以及阿爾伯特赫希曼的《退出，進言和忠誠》。這些書的作者窮其畢生精力試圖在純粹的經濟分析和社會學分析之間的鴻溝上架起一座橋樑。因此在訪談中要努力儘可能多地讓他們展示自己淵博的知識。 因本書而接受訪談的第三組人集中在「評述者」這一類中。他們所有的人都在各自的領域中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的成果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目前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的相互交流。故而，即使他們他們書中的要旨並未集中於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的邊緣領域，他們也對這類問題很感興趣，因此他們有資格作為評述者。在這批人中，社會學家有丹尼爾貝爾，阿齊索倫森和阿瑟斯丁奇科姆，經濟學家有阿馬蒂亞森和羅伯特索洛。既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的喬恩埃爾斯特也被歸入這一類，其原因很簡單，埃爾斯特是當今社會科學領域少有的幾位真正跨學科的研究者之一。我當然有興趣讓他作為評述者。 顯然，評述者的利害關係要少於論辯者，所以，他們非常適合對上述問題作出判斷。其中有幾位在他們的相關領域中也有很多體會。由於他們與爭論並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又由於他們都具備各自學科領域中紮實的知識功底，所以這些人的看法相當有啟迪意義。 最後值得指出的是，每一次訪談的時間大約在1個小時到1個半小時之間。訪談中多數問題是事先準備好了的，儘管我經常不由自主地多問一兩個問題。訪談的主要目的是讓受訪者談談自己的研究工作，談談他們對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關係變化的看法。在訪談之前，每個人都預先拿到我們打算提問的問題。為了使受訪者輕鬆自如，使訪談更為活潑生動，開始總是幾個一般性的問題。訪談內容主要集中在於本書內容緊密相關的個人成果上。談話結束時，我通常會向受訪者提出一個概括性的問題，即對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未來關係持何種看法。對大多數人，我還會問一下，他們對「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看法，以及對社會學建基於理性選擇理論上的意見。每一份談話記錄都交給受訪者審查，對談話記錄我也不做修改和刪節，基本保持原樣。有的情況下，我對某幾位受訪者多提了幾個問題。 經濟學和社會學當前分離狀況的背景情況 為了更好地了解當前這場爭論，有必要回顧一下經濟學和社會學相互交往的歷史。對於這個歷史，專家可能會比一般讀者更感興趣，所以後者可能更願意直接就從訪談開始閱讀，然後再去看結尾部分的結論。 如前所述，對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的關係的研究極其稀少。然而，即使許多智慧的隻言片語仍然遍尋不著，但要對二者的關係的主要結構有所了解，還沒有太多的困難。經濟學和社會學相互之間的聯繫只有幾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兩門學科都可能取對方的問題以代之，這可能就是「經濟學帝國主義」或「社會學帝國主義」形成的原由。要不然就像20世紀那樣，兩門學科各自把著屬於自己的獨立的研究領域，相互不予理睬。最後，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還可以開啟疆界、自由交流，希望這會代表當前事情的發展方向。目前，很有一些經濟學家漸漸意識到，許多經濟問題極其複雜，僅用傳統的經濟學手段根本無法解決。 一般認為，早期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能將經濟學和社會學很好的結合在一起。他們能輕鬆自如地就經濟理論和社會制度問題進行寫作，並能提出深刻的見解。確實，在那個時代，「經濟學」和「社會學」並不作為兩門獨立的學科單獨存在。當然，這些經濟學家非常清楚，他們設計的經濟主題是和社會主題相對的。將斯密，馬克思 和穆勒與許多後來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區別開來，是他們以一種寬容和包容的方式定義經濟學的胸襟以及對其他社會科學卓見的濃厚興趣。按照穆勒的說法，這只是一個普通嘗試，即「對其他事物一竅不通的人多半不是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各種社會現象都在彼此交互作用著，如孤立起來，則不能加以正確的理解」 (Marshall引自Mill,1891，P.72)。 穆勒對經濟科學的實用主義態度在學界圈子中並沒有得到普及，尤其不受他的同事和一度是他朋友的奧古斯特孔德的歡迎。1830年到1842年間，孔德出版了百科全書式的《實證哲學教程》，書中第一次使用了「社會學」一詞。孔德論點的要義是，知識和社會都會經歷從低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進化發展，「社會學」就代表了人類知識的最高級階段。在孔德框架內，「經濟學」並沒有獨立的地方，實際上《實證哲學教程》一書中就含有對經濟學的激烈攻擊—「偽科學」 (elleged science) 就是孔德對其的稱謂 (Comte，1869，P.193—204)。由於對「價值」和「生產」這類概念的爭辯日趨繁瑣，孔德認為，經濟學家甚至快趕上經院哲學家。除了斯密的著作因孔德個人特別的原因被排除在攻擊之外，他視經濟學為一完全無用卻又極其抽象的東西。人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拋棄它，並且以社會學這一「天下科學之皇后」取而代之。 經濟學家對孔德著作的反應非常強烈，特別是在英國。他對經濟學的攻擊引起了1800年代英國版本的關於方法論的爭論。艾爾弗雷德馬歇爾、約翰卡恩斯、約翰尼維爾凱恩斯和其他著名的經濟學家對他膚淺的批評進行了責備。他的觀點被一一加以質疑。最後，除了剩下「社會學」這一無實在意義的虛詞外，什麼都沒有了 (Cairness，1873；Marshall，1885，P.33—38，1891，P.71—73；Keynes，1955，P.112—141)。世紀之交的時候，約翰尼維爾凱恩斯在他那本風行一時的教科書《政治經濟學的範圍和方法》中，就英國傑出的經濟學家對社會學的看法做了總結：「孔德指斥政治經濟學了無成果/。但是，被視為科學之掌門、並將人類的社會生活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分析的社會學，又有何成果可言呢？ (Keynes，1955，P.139) 」 在美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分離也同樣有一個不好的開端。1890年代之前，美國版本的關於方法論的爭論，即「舊的經濟學派」和「新的經濟學派」之爭已經過去，現在爭論的問題是學術的傳統準則。經濟學家現在正在向成為專家的目標行進，他們想擺脫掉改良主義、業餘者及諸如此類的身份。簡言之，他們不想和社會學家有什麼瓜葛 (Furner，1975，P.35—80，P.291—312)。尤其重要的是，經濟學家想讓社會學家離經濟學遠一點，並且放棄他們作為「科學之掌門」的孔德野心。這一想法在世紀之交引起了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的激烈衝突。在衝突中，出現了一些論及兩們社會科學關係的文章 (即：Giddings，1895；Patten，1895b；Sherwood，1897；Ward，1899)。如果人們現在閱讀這些文章就會明白，社會學家們還沒有就「社會學」的含義達成一致意見。1890年代早期，有人曾經就這些問題對社會學家做過一次調查，根據社會學家的看法得出的結論是，情況十分「混亂」 (Howerth，1895 P.269)。 在這一階段，社會學家還沒能讓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研究領域讓大學接受，所以他們特別容易受到經濟學家的批評。1894年，在紐約舉行的一次美國經濟學會會議上，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發生了一次嚴重的衝突，經濟學家直言不諱地告訴阿爾比恩斯莫爾和其他與會的社會學家，「沒有得到經濟學家的贊同，社會學家無權為自己在社會科學中圈出一塊地盤」 (Patten，1895，P.108)。有的社會學家明白，如果沒有經濟學家的支持，他們躋身大學的機會將十分渺茫，因此決定退讓一步。最終，社會學家在大學裡設立了自己的學術領域，但代價是讓出了經濟學的論題。一度雄心勃勃要綜合所有知識的社會學，現在成了「打雜的科學」 (Left-over science)，只能處理一些五花八門的題目：如婚姻、離異和怪癖行為。一位傑出的社會學家對這一階段的特點回顧如下： 正如斯莫爾指出的那樣，為使社會學在學術圈中獲得合法地位，社會學讓出了社會學的研究領域，他們只是尷尬地研究社會領域中一些被認為根本引不起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注意的、瑣碎而無關緊要的部分。這從本質上意味著，社會學家只能是那些地位穩固的學科的腳邊撿一些從桌上掉下來的碎屑喂喂自己 (Wirth，1948，P.277)。 社會學的勃勃雄心在某些歐洲國家比在美國多保持了幾十年時間。比如，埃米爾迪爾凱姆就很直白地認可孔德對經濟學家的批評 (Durkheim and Fanconnet，1903，Durkheim P.468—469；，1986，P.1067—1068)。一般來說，迪爾凱姆與經濟學家的關係十分緊張。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緊張關係是由於他支持弗朗索瓦西米安用自己相當陳舊的理論替代傳統經濟學理論引起的 (Durkheim，1908；關於西米安，見Schumpeter，1949)。然而，迪爾凱姆們最後也不得不投降了，接受了經濟學是與社會學分離的獨立學科的觀點。但是，這是1930年代的事情了，迪爾凱姆社會學的解剖已經開始了。 歐洲人中，最準確的預見到經濟學和社會學未來關係的人是帕累托。在對經濟學作出巨大貢獻後，帕累托又懷著極大的熱情，轉向了社會學。他在新領域中的主要著作《普通社會學通論》 (Trattato di Sociologia Generale) 對社會學，尤其是美國的社會學，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然而，帕累托對社會學最重要的貢獻還是他為經濟學和社會學描畫了非常清晰的界線。他的基本假設是，經濟學研究理性行為，社會學研究非理性行為，或者用帕累托的術語來說，即「邏輯」行為和「非邏輯」行為。很明顯，按照帕累托的觀點，對「非邏輯」行為進行科學分析要比對「邏輯」行為進行科學行為分析困難得多。 在德國，大約在20世紀初前後，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疏遠也漸漸地明朗起來。然而，少數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還在試圖保持兩門社會科學之間的聯繫。其中之一就是約瑟夫熊彼特。作為一名經濟學理論工作者，熊彼特被認為屬於奧地利學派的新古典經濟學，但他對社會學也有濃厚的興趣。他不僅是德國社會學聯合會的成員，以，馬克思韋伯合作過，還寫過幾篇分析精當的社會學文章。對熊彼特來說，一名經濟學家同時對社會學感興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比如，在一篇關於帕累托的文章里，他提出，「經濟學家闖入社會學領域並不是什麼令人奇怪的事情。他們研究工作的很大部分，特別是他們對制度和對構成經濟行為的力量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與社會學家研究的領域重疊」 (Schumpeter，1951，P.134)。 熊彼特視經濟學為一論題廣泛的學科，因此，他相信經濟學應該與其他鄰近的學科有良好的聯繫。比如，在《經濟分析史》一書中，他指出，經濟學是由四個「領域」組成的：理論、經濟史、統計和經濟社會學。他對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協作的立場既簡單又明確：「經濟與非經濟的事實是相互關聯的，因此，……不同社會科學也應該相互關聯。」 (Schumpeter，1954，P.12—24) 在德國的社會學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馬克思韋伯。他一直試圖保持經濟學與社會學的交流和聯繫。按照馬麗安，韋伯的說法 (1975，P.200)，馬克思韋伯在年輕的時候就決定從法律轉向經濟學，因為後者是一門年輕的學科，更具活力。新古典經濟學家和歷史學派經濟學家關於方法論的爭辯讓馬克思韋伯頗感困惑。他盡其所能地在兩派之間調和，以阻止兩派陷入僵局。在1904年發表的著名論文《社會科學中的客觀性》中，他對這一點做了清楚的闡釋。當時，韋伯正在編輯《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文獻》 (Archive Fii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雜誌。正是在這裡，他首創了「理想類型」 (ideal type) 這一術語。人們通常認為，這一術語是對分析的分析方法和歷史的分析方法的調和。在這篇論文中，韋伯 (1949，P.65；1951，P.163) 還指出，「文獻」 (Archive) 還可以用於「社會經濟科學」 (die sozialokonomische Wissenschaft)，他所說的「社會經濟科學」，大體上是一種泛指的經濟學，其中不僅包括新古典理論，還包括經濟史和社會經濟學。1900年代早期由韋伯主編的《經濟學指南》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同樣也是想調和德國經濟學派間的對立。在介紹此書的一篇文章中，他說，他決定向不同的方法論派別約稿是因為，「所有的道路 (經濟學) 最終將匯於一處」 (Bucher et al，1914，viii)。比如，在為《經濟學指南》供稿的人中，我們能找到像熊彼特和馮威塞爾這樣的新古典經濟學家，比歇爾和桑巴特這類歷史學派經濟學家以及羅伯特米歇爾斯和韋伯本人這類社會學家。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儘管有熊彼特和韋伯這樣的理論家的努力，但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相互之間的疏遠已經越來越明顯了。帕累托區別兩們學科的傳統方法，即經濟學致力於理性行為，社會學著重非理性行為的觀點，現在已經成了經濟學家無視社會學的理由。在保羅薩繆爾森那本頗具影響的書《經濟分析基礎》 (1947，P.90) 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句話：「許多經濟學家願意……按照理性行為和非理性行為的基礎，經濟學與社會學區別開來」。940年代末，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不僅已經相互不了解對方的工作，而且還時常相互仇視。1940年代下半期，熊彼特在撰寫《經濟分析史》時，這樣寫到： 自從18世紀以來，兩部分人[即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在不同的道路上都在穩步發展，直到現在，典型的經濟學家與典型的社會學家對對方在做些什麼知之甚少，而且關心的更少。每一方都喜歡各自用他們粗淺的社會學與粗淺的經濟學知識去接受對方專業上的成果—這種情況過去和現在都沒有由於相互咒罵而有所改善。 (Schumpeter，1954，P.26—27) 從1930年到1950年，經濟學和社會學實際上已經完全分開了。具體說來，這就意味著經濟學家分析經濟問題的時候，試圖將經濟問題從社會力量中抽象出來，社會學家分析社會問題的時候，試圖將社會問題從經濟力量中抽象出來。在這些年裡，美國替代歐洲大陸成為了社會科學的中心。出於各種原因，在美國，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間相互交流的狀況更遜於歐洲的情況，僅有屈指可數的幾位美國學者對兩門學科有興趣並對雙方都有足夠的了解。在社會學家中，值得提及的是，奧格本和塔爾科特帕森斯；在經濟學家中，弗蘭克奈特最是具備其他社會科學的廣博學識。在這一時期中，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相互交流的事情不多，其中之一發生在奈特和帕森斯之間。極具象徵意義的是，使兩人走到一起的是他們對馬克思韋伯的共同興趣。為此，他們有了一些通信，尤其是在1930年代。奈特翻譯了韋伯的《經濟通史》，他基本上認為，經濟學家應該對理論邏輯和經濟制度史都有一定的了解。在這一點上，奈特喜歡實用的比喻之一就是「方法論的邏輯三論」 (Methodological Triangle) ：「一般性推論」、「心理的和歷史的解釋」以及「統計研究」。此時，正如帕森斯在給阿道夫勒韋的一封信中所說的那樣 (Parsons，1904)，他也在「忙於經濟學和社會學邊緣問題的研究」。1930年代，他寫的許多文章都反映了他的這一興趣。文中對經濟學和社會學的關係有十分深刻的討論。以現在的視角來讀帕森斯1934年發表於《經濟學季刊》上的《經濟學帝國主義》一文是很有意思的。「經濟學帝國主義」一詞是1930年代初期由拉爾夫威廉，蘇特在經濟學討論中提出的。對於經濟學帝國主義，帕森斯基本上覺得缺點多於優點，他以下述方式概括了他的立場：「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結果不僅肥沃了『鄰邦』的土地，而且還讓他們的部分勒在了與自己的情況不相符合的『經濟學』的緊身衣里。」 (Parsons，1934，P.512) 奈特-帕森斯對話在1940年由於一場公開的言辭激烈的爭吵而結束。可能從這時開始，奈特就受夠了帕森斯對抽象理論的偏愛。不管怎樣，奈特屬於拿社會學開玩笑的始作俑者。當他用下列定理表達他對社會學的看法時，他心裡一定是想著帕森斯："社會學是一門談話的科學,其唯一規律是劣話驅逐良話。" (Samuelson引用Knight,1983,P,161) 1950年到1980年這段時期，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沒有交流的情況甚於往昔。但在哈佛大學出了一個例外。1950年代早期，一些年輕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走到了一起。這批社會學家中，有弗蘭西斯薩頓，塔爾科特帕森斯以及尼爾斯梅爾策；經濟學家則包括詹姆斯杜森伯里，卡爾凱森，和詹姆斯托賓。這批人中每一個人都對對方領域中所進行的事情非常好奇。其結果是產生了這樣一門課程：「經濟行為的社會學分析」。哈佛大學從1951年到1956年開設了這門課。第一批授課者是杜森伯里和薩頓，後來則由杜森伯里和斯梅爾策執教。這一階段也出現了幾本書，其中有薩頓，哈里斯凱森和托賓撰寫的《經濟與社會》以及斯梅爾策的《經濟生活的社會學》 (1963)。1951年到1954年是這一合作事業的高峰期，此後，疲憊，煩躁和失望出現了。例如，薩頓就聲稱，由於沒有什麼產生什麼能引起專業經濟學家鄭重關注的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一切努力都白費了。帕森斯和斯梅爾策在《經濟與社會》一書中的分析，似乎也沒有引起試圖綜合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其他人的高度重視。 除了在哈佛大學所做的努力外，這段時期中，經濟學與社會學依然是在相互隔絕的狀態下各自工作。這種狀況導致雙方產生了一些對對方理論進行拙劣模仿的東西。正如熊彼特指出的，經濟學家弄出了一種「粗淺的社會學」，社會學家則搞出了一種「粗淺的經濟學」。我們可以從這一時期的產業經濟學和勞動經濟學著作中看出個大概 (Granovertter，1988，P.11)。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努力就是這樣。大約在這一時期出現的「行為經濟學」，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外。 在卡內基理工學院，由赫伯特西蒙率領的一批天才學者發展出了一種新的經濟學理論。對於這種理論，社會學 (以及心理學) 比新古典經濟學更為熟悉和了解。至1960年代中期，行為經濟學已經做出了三個了不起的貢獻：有限理性的概念，公司行為理論和一個關於組織理論的新觀點。 然而，行為經濟學在變化的主流經濟學中並未謀得一席之地。主流經濟學中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分離一如既往地繼續著。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缺少對話，經濟學家又有一種視自己的學科為至高無上的學科的感覺。這一切綜合起來，可能就是導致這一時期「經濟學帝國主義」出現的因素。1950年代末期，這一典型的頭兩部著作出版了。這就是加里貝克爾的《歧視經濟學》和安東尼唐斯的《民主制度的經濟理論》。不久，追隨者蜂擁而至，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期間，很多新的問題都採用經濟學觀點進行了分析。到1980年代，已遭「經濟學帝國主義」涉足的領域如下：法律 (比如科斯，波斯納，德姆塞茲) ；歷史 (如福格爾，諾斯) ；組織理論 (如阿爾奇安—德姆塞茲，威廉姆森) ；社會學 (比如貝克爾，奧爾森舒爾茨) ；教育學 (比如貝克爾，舒爾茨) 以及政治學 (比如唐斯，布坎南，尼斯卡恩，圖洛克)。 在1950年—1980年間，幾位並不贊同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經濟學家寫的書，對開啟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的對話非常重要。阿爾伯特赫希曼，肯尼斯阿羅和托馬斯謝林就屬於這批人。他們用經濟學提出的所有的問題都與社會學有關。但他們的方式與經濟學帝國主義相比，對傳統社會學的敵意要少得多。 隨著來自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壓力的增加，社會學家終於決定要靠自己的力量獨立探討經濟學問題。1970年代，哈里森懷特對此進行了首次嘗試。在1979年美國經濟學學會的一次會議上，他提交了一份關於「作為社會結構的市場」的研究成果。他說，因為貝克爾和別的經濟學家已經開始分析社會學問題了，所以社會學家也應該涉足經濟問題 (White，1979)。格拉諾福特在經濟社會學方面的著作在某中程度上也被視為是對經濟學家涉足社會學的一種反應 (Granovetter，1985；另見Oberschal and Leiferl，1985)。值得提及的是，懷特和格拉諾福特與「新經濟社會學」相關的工作只不過是冰山的一角而已，眾多的社會學家目前正在致力於經濟學的論題。經濟社會學方興未艾。 同樣的進展不久也出現在理性選擇社會學方面。詹姆斯科爾曼是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另有一批美國和歐洲的社會學家涉足其內。從理論角度看，「理性選擇社會學」和「新經濟社會學」有明顯的區別。但在事實上，二者的界線並不全然這麼清楚，在關注的問題和不墨首成規的方式上，還是相互聯繫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和傳統的社會科學之間相互作用的情況也是這樣。從一方面看，經濟學帝國主義明顯是一種閉關自守，自己孤立自己的表現；但從另一方面看，它代表著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對話的開端。 關於訪談方式的表達 收錄在本書中的談話可以用幾種方式來進行表達。比如有一種「經濟學語言」的方法，就是通過唐納德麥克洛斯基 (1983，1986) 和阿喬克萊默 (1984) 的著作得到了普及。這裡所強調的經濟學間的選言命題，在書中就是以不同的專業術語和確確實實是經濟學家「搞」經濟學的方式呈現出來的。我的想法是，用專業術語表現出的科學哲學與多數經濟學家的「日常工作」用語是不相同的。從這一角度出發，才能讓人忠實地理解經濟學的談話，也能讓人更感興趣。比如，克萊默在對他欣賞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一書的訪談中，就反映了這樣一種方式。他的提問像打機關槍一樣，常常飛快地轉向一個新問題。另一方面，他又試圖擺脫「專業術語」。本書的訪談在幾個方面與克萊默不同，首先就是問題很少，其次是非常樂意採訪者按他們自己的習慣談話。其中關鍵之處在於，我總是讓他們談談那些他們經過深思熟慮，但又沒有成文的題目。這種方法是否成功，在某中程度上應該由讀者來評價。我自己的評價在本書最後一章「結論」中可以找到。 讀者並無必要按照書中排列的順序閱讀這些訪談。閱讀這類書籍的興趣部分在於人們可以相當隨意地瀏覽自己喜歡的內容。不過我還是竭力主張讀者應該從加里貝克爾和詹姆斯科爾曼的訪談開始閱讀，因為正是他們創立一個新的經濟—社會學人的努力，才構成了本書的基本的主題。 最後，我希望讀者能欣賞這些訪談，某些今天最引人關注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在這裡自由地表達了他們對社會科學中兩門偉大學科：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看法。今天所存在的問題是，這兩門學科怎樣才能相互靠近，怎樣才能在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開啟富有意義的對話。如果這一切能夠發生—現在，似乎已經有了一個機會—我們就能期盼到經濟學以及社會學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時代。 (完) 商務印書館出版，2003年12月
瀉藥，對經濟學領域沒什麼了解社會學主要的研究對象是人，包括人形成的各種群體，以及人與人，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在互動中產生的各種事物與關係我個人認為，經濟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歡迎指正關於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研究，這點和歷史學比較像實驗研究，近似於心理學使用的方法田野研究，文化學者和人類學，民族民俗學者通常去研究地實地考察調查研究，典型形式就是設計問卷，用統計工具進行定量分析，市場調查常用這種形式
知識所限，只能回答一點兒和社會學有關呢。社會學，在我看來，是一個相當龐雜的學科，就學科的範式來說，也遠遠沒有經濟學成熟。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很多，所以就造成了一種他想要創建學科帝國的假象。它包含經濟社會學、家庭社會學、兒童社會學、傳媒社會學、組織社會學、發展社會學等等，可以說每個重要議題都能被它開闢成一個領域。但是它從哪裡切入呢？其實我個人感覺它還是從價值關切切入。它研究社會運行的機制，以及它存在什麼問題。至於研究方法，前面幾位都回答過了，有質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這兩種研究本身都存在問題。尤其是定量，比經濟學的可能更難操作，它的難點埋伏在研究的各個環節，一個地方有疏漏，研究結果就會有相當大的偏差，即使這個偏差在行看不出來，你自己知道。而且這種偏差根本無可避免。社會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都是相當有限的研究。它選擇的觀察對象，採用的資料無不如此。但是並不是說社會學沒有價值。經濟學必然也不完美，但是它似乎更專業，方法上和研究領域上都更確定、規範。用一個不恰當的比喻，社會學是一個修理鋪，什麼活兒都接，經濟學是個裁縫店，只製作和修補衣服。
以前有一句話：經濟學不能讓你有錢，但能讓你知道你為什麼沒錢。 那麼社會學的版本應該是：社會學不能讓你進入社會上層，但能讓你知道你為什麼在社會下層。（基於制度與結構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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