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藩鎮割據是怎麼形成的？
（一）
唐藩鎮問題，首先從府兵制的敗壞談起。府兵制的敗壞，根子在於兵農合一。
西魏宇文泰初建府兵時，並非兵農合一，軍人有獨立軍籍，不必從事農耕。到了隋統一天下，三百年亂世重歸一統，海內共慶太平，或不再需要大規模用兵。開皇十年，隋文帝變革了整個府兵制度，「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府兵軍人和普通農戶同樣編造籍帳，並可獲得土地耕種。軍隊建制由戰時轉為和平，府兵兵農合一的體制可大大節省平時供養府兵的大筆財政開支。
唐初襲隋制，設置府兵軍府，稱為折衝府。折衝府分屬中央的十六衛，按道里遠近規定番期周次，輪番上長安宿衛，分番防戍遠近鎮戍，在發生戰爭時奉命出征。除了府兵衛士以外，發生戰爭時，唐代還經常臨時徵發兵士征行和遠鎮，稱為兵募。
隋和唐初是帝國拓邊武功最盛的時期。兵將長年遠征，奔赴高句麗、突厥、吐蕃、南詔等四方疆場。最為大家熟知的是隋文帝、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幾代帝王前仆後繼遠征高句麗。其中隋煬帝大業七年第一次下詔遠征高句麗，整整動員了一百一十三萬兵員，鬧得民怨沸騰。這時期，府兵、兵募紛紛逃亡，府兵制到高宗武周時也漸變敗壞了。再講唐初的邊防軍制。
案唐初的邊防設施，基層有「鎮」和「戍」，其上又設置「軍」和「守捉」，再上最高一級叫「都督府」。都督府掌所管都督諸州城隍、兵馬、甲仗、食糧、鎮戍等，而不管民政。
從都督府到軍、守捉、鎮、戍都有一些由中央招募派來的健兒作為常備兵，同時府兵照規定也要定期來邊防地區輪流承擔鎮戍任務，不過因為兵員數量不足，只能防止小規模侵擾，遇到大敵就無力對付，無從遏制突發事變。
因此，從唐初起就另外有一種命將出師的措施應對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臨時任命行軍大總管，調用若干府兵和府兵外其他性質的兵組成大兵團到前線充當作戰的主力。即「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府兵制本來就是集兵權於中央的辦法，上述和府兵制配合的邊防制度，使得「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但另一方面，這種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問題：1、戰士與將帥之間沒有穩定的從屬關係，命將出師時府兵和總管之間沒有歷史淵源，互不相習，對地形和邊防需要的特殊作戰技術也無從熟悉，必然影響戰鬥力。2、兵農合一的府兵和中央招募的健兒都不願長年背井離鄉遠征，不堪其苦，逃亡甚多，從而喪失其原先的戰鬥力。
從太宗到高宗前期的武功，拓定了遼闊的疆域。大唐疆域在高宗總章二年平高麗後達到極盛。北接突厥、鐵勒諸部，西鄰西突厥、吐蕃，南靠南詔，東北還有朝鮮半島三國及奚、契丹。可國境日廣，要守衛的邊境也愈廣，唐廷必須以重兵分守四方，廣置軍鎮，疲於應付邊境諸族的侵擾和各種突發戰事。這種情況下，原先的府兵和兵募軍制及命將出師的方法已經無法應對。舊的邊防體制的種種弊端也在武周萬歲通天的奚契丹事變中一一暴露出來。武周和開元前期的其他邊境戰爭更是勝少負多。
（二）
分散單弱的傳統鎮戍制度急需改變。府兵制度既已敗壞無從重振，那麼強調充實邊鎮， 否定命將出師，使邊鎮不需要中央支援而自身具備抗禦強敵的能力似乎成了唯一可行的辦法。防戍邊鎮的健兒背井離鄉，日久必不堪其苦，所以要有年限，但如果年限太短，更代頻繁，兵將又不相習，仍將影響戰鬥力。因此換一種思路，就是把不離鄉土和健兒的自願應募結合起來，在邊防要地直接招募兵健。在解決兵源問題的同時，還要改革邊防的指揮體制，這就是建立節度使制度。
改革邊防指揮體制，就是在邊陲要地設置節度使。第一階段，把原來行軍大總管的權力轉移給邊防軍事長官，出現了在軍事上比都督等權力大得多的節度使。第二階段，把所管地區擴大到整道的地方行政和財賦大權都逐步集中到節度使手中，使節度使成為一道或一個大軍區的最高軍政長官。
改變命將出師的老辦法，需提高邊鎮軍事長官的地位，把行軍大總管的權力轉移給他們，明確防禦責任，從而使邊鎮自身具備抗禦強敵的能力。一般是派大將以行軍大總管的身份到邊鎮，再長期留任，繼而擔任一個大軍區的最高軍事長官，統籌防禦事宜。由分散而集中，從臨時到久任，其演變過程就是大軍區設置的經過。這種演變不妨說是邊防軍事的必需。如北宋軍制也經歷了類似的轉變，由前期的命將出師、行軍都部署到中後期將兵法、經略安撫使，同樣是因為西北、東北邊防長期的軍事壓力。有的節度使通過兼領諸使，擴張事權，侵奪了地方行政和財政大權。像東漢末年的刺史、州牧一樣成為道的非正式長官。以幽州節度使為例，幽州節度使兼領河北採訪處置使，再同時增領衛、相等十六州和安東都護府，整個河北道基本上都為他所管領。再加上所兼的河北支度營田使和河北海運使，營田、海運這兩宗特殊的財源也歸其所有，幽州節度使就成為權力前為未有的河北全道最高軍政長官。
同時，為了統一指揮，同一邊防區便於協同作戰，節度使雖有十道，卻往往兼任。如天寶五年，王忠嗣兼領河隴兩鎮節度使，又權知河東、朔方節度使事，「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勁兵重獎，皆歸掌握，自國初以來未之有也」。後來天寶末安祿山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哥舒翰兼任隴右、河西節度使，也就不過是襲用舊例，並非特殊措施。設置節度使並賦予大權的目的是責成其集中人力物力來應付邊患，事實上成效斐然。玄宗朝名將輩出，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高仙芝遠征小勃律，安祿山征契丹，只動用了邊防軍而都取得了軍事勝利。自開元中期以後，戰事只限於邊境，既沒有侵擾內地，也不再有自內地出發遠征之舉（除南詔之役），自然普通百姓也不必承擔繁重的兵役。
「天寶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廢武備，銷鋒鏑，以弱天下豪傑。於是挾軍器者有辟，著圖讖者有誅，習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為武官者，父兄擯之不齒。唯邊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復用，人至老不聞戰聲」。玄宗朝「開元盛世」為後世稱道，與此平穩安定的社會環境不無關係。
但邊鎮兵多勢強而朝廷勢弱，中原除少量禁軍外再無常備之兵，卻為節度使傭兵自擅創造了條件。對此，唐廷並非完全沒有覺察，苦於積重難返，找不到更好的出路，只好用高管厚祿對安祿山、哥舒翰等重鎮節度使姑事羈縻，希圖他們潛銷異志，盡忠朝廷。
可外重內輕的危局既已形成，形勢就不在唐廷掌控之中了。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起兵。繼而，摧枯拉朽。
「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起兵，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
封常清、高仙芝先後在洛陽、長安自市井白徒中招募新兵，並集北衙禁軍十餘萬在關外抵抗，都因兵敗被誅。河北藩鎮的東北邊防軍氣勢長虹，中央軍無力抵擋，只得調用戰鬥力相埒的西北邊防軍與之抗衡。哥舒翰的河西隴右軍、郭子儀的朔方軍作為主力先後出戰，後又引兵回紇，耗時八年才平息戰亂。
戰事匆匆結束，朝廷已無力徹底剿除安史餘黨，而是招降仍手握重兵的田承嗣、李懷仙等四人為節度使，在河北重建藩鎮。在當時內憂外患的局面下，實是無奈之舉。
一方面，唐廷內部平叛功臣、宦官、宰相、外戚和皇權之間爭鬥錯綜複雜，嚴重干擾和牽制了討叛戰爭。另一方面，因河西隴右軍東征，吐蕃乘機侵佔河西、隴右，西線邊事吃緊，也迫使朝廷早日了結河北戰事。
更別談當時國家財政拮据，難以負擔無休無止的連年征戰了。
平亂過程中，為牽制敵方作戰部隊，扼守軍事要衝，唐廷不得不主動在中原各地相繼新設不少節鎮，並下詔諸道「應須士馬、甲仗、糧賜並於當路自供」，新老節鎮當時都被准自募軍隊、自調兵食以及自署官屬乃至本道郡縣官。節度等軍事使職與觀察這一行政監察職能合併，並攫取了獨立的財政權力。
亂事平定之後，方鎮更擴展到全國，大則節度、小則觀察，均為地方上最高軍政長官，「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即在原先的州、縣二級地方行政之上機構，再加了一級非正式的節度使管區，並手握兵權。
藩鎮兵健多是募兵，一旦掛名軍籍，便全家隨軍，主要依靠糧餉衣賜維持生計，並出現世襲傾向，如果突然罷兵歸農，便會無以為生。正因為當兵是一種謀生的職業，所以與唐前期府兵、兵募逃亡相反，中唐後朝廷裁剪兵健十分困難，不僅遭到藩鎮長官的抵制，而且會激起兵士不滿，甚至引起嘩變。
之後朝廷為了限制諸道兵力，減輕軍費開支，德宗朝先後核定諸道兵額，頒布兩稅法，又通過派往各地的黜陟使核定諸道養兵費用，確定兩稅中留州、送使及上供的數額，以後各道軍費在原則上便從本道送使留州額中開支，企圖以「定額」的形式限制藩鎮。實際在制度上承認了諸鎮軍政方面可獨立、割據的局面。
藩鎮林立的格局一旦形成，便像毒瘤一樣難以割除，成為唐室繼任者的一道難題。德宗、憲宗雖然一度掃平部分藩鎮，但過後又降而復叛，兵連禍結，永無寧日。
況且，西北吐蕃、東北奚契丹邊患未除，也得依靠邊疆藩鎮捍禦，唐廷只能暫且姑息。
唐失河西隴右之地，首都長安暴露在吐蕃眼皮之下，不得不在京西北鳳翔、涇原、鄜坊一線新布下一道屏障，這又牽制著唐廷中原防秋兵、西北藩鎮兵和中央神策軍三方面的兵力。朝廷對河北用兵，常常要顧及西北的形勢。（待吐蕃勢衰，河湟之地收復後，西南南詔邊患又起。）
河北地區的幽州、成德、魏博以及今山東地區的淄青這些安史殘餘勢力，對抗中央，鬧半獨立、世襲。朝廷雖難以容忍，卻又缺之不可。這些藩鎮尤其是幽州鎮仍可捍禦奚、契丹，獨當一面，確保東北無虞。到唐末最後兩任節度使劉仁恭、趙德鈞仍能遏制契丹南侵。可惜，這道防線到石晉時自動撤除，拱手讓給契丹，遺患後世。
邊鎮重兵既不可去，如果唯罷內地諸鎮，盡銷其兵，勢必又會使內外的軍事布局失去平衡，重演天寶末年的悲劇。
又怎奈中原藩鎮常常倚賊自重，不肯力戰。歷次討伐戰爭，無不曠日持久，僵持不決，甚至不了了之。只得讓中原諸鎮繼續保持足夠的兵力，控扼河朔，屏障關中，維持一種均勢，使內外互相牽制。
這種內外相持的制約關係，維持唐王朝又多苟存了一百多年，直至黃巢起義才打破這種格局。
正所謂「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
但，假若唐廷方面外無邊患，兵強財足，河朔藩鎮又豈能割據長達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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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觀點、論述參考：
唐長孺 『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
黃永年 『唐代河北藩鎮與奚契丹』
張國剛 『唐代藩鎮研究』
任何政策的推行，都會有它變質的那天。so，我們來分析一下藩鎮問題爆發的這個節點。藩鎮創立於唐高宗，大興於唐玄宗，天寶年間有天寶十節度鎮守四方握有全國二分之一以上的雄兵。而藩鎮問題的發酵，也正是在唐玄宗時期形成的。【唐高宗武則天時期的藩鎮，設立的不多，也夠不成什麼問題。】研究藩鎮的做大和創設原因，還是要著重分析唐玄宗這個點。 第一，藩鎮設立的必要性。唐朝是一個大有胡氣的年代，皇帝們熱衷於開疆擴土。到了唐玄宗，更屬登峰造極。唐人在詩中把他和漢武相比，此人愛好就可想而知了。設立藩鎮，未嘗不是為了節度一方軍務，快速高效的處理戰爭的需要，就像是一個軍分區一樣。從這點來說，開始設置藩鎮並沒有多大的錯誤。關鍵在於第二步，藩鎮一步步擴權，制衡一步步乏力，是什麼原因導致的。 第二，藩鎮問題的出現為何是唐玄宗一手導致的，有為什麼在他老年的時候大爆發呢？ 1，唐玄宗晚年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被兒子唐肅宗嫌棄，孤老太極宮？答案是殺三子，誅大臣，逼死名將。我的觀點，唐玄宗過於重視內部權力，希冀通過胡人掌兵來遏制太子擴權之路，實際上卻進一步而忽視了對邊疆地區的實際掌控，給了胡將掌兵之路。這是皇權社會的一大悲哀，權力這個東西，是誰也不能多給的，包含兒子老婆。就算是老的不行的那天，也不能給外人。玄宗殺死王忠嗣這個對中央王朝頗為忠心的大將軍神，部分原因就在於他跟年紀大了的太子李亨關係良好。李亨可能借他之力擴展實力，且李亨上台後可能要控制不了這個很有軍心的漢人軍頭。玄宗要打草驚蛇，對李亨邊打邊教。而那些和中央政府的文官關係疏遠有天然隔膜，看到太子也一臉呆萌，看起來對於權力沒那麼渴望將來就算太子登基也好收拾的胡人他自然喜歡放心了。 2，玄宗晚年專制暴君的毛病癒發突出，政治嗅覺和政治眼光的一步步喪失基本和他專制老人強人心理的不斷上升並存。一方面，他對於藩鎮問題的嚴峻性沒有大的預感，對於藩鎮權勢的一步步擴大基本呈縱容態度，尤其是坐擁三鎮，強兵十萬,胡商情報買馬組織滿地跑的寵兒安祿山。玄宗可能從來沒有想到他這個如此寵愛的臣子，能夠爆發出那樣的殺傷力。另一方面，玄宗獨斷專行的性格，兇殘毒辣的手段在他的晚年統治段內越發暴露。晚年的唐玄宗，越發的是一個乾綱獨斷的專制暴君。早年那個直言納諫，英明果斷的強主早已蕩然無存，偏愛專權，偏愛美色，怠捐政事，不喜聽諫。為了一個石堡城冤殺將士，為了皇權忍殺自己養大的王忠嗣。更不用說後來一口氣殺了自己的三個親兒子，幾個宰相，這樣毒辣的老皇帝那個臣子敢多嘴直言藩鎮上面的漏洞？唐初延續而來的君相共議的良好政治系統，生動活潑的良好政治氛圍在此時已經蕩然無存。剩下的宰相，也不過是見風使舵惟皇命是從，如有才能無耿介卻又好攬權獨相的李林甫楊國忠之輩。面對這樣一個政治才能下滑，手段愈發毒辣冷酷，偏偏又好大喜功只喜歡聽腴言軟語的老皇帝，藩鎮問題上面誰敢多說什麼？大家只能跟著老皇帝一起錯下去了，只恐炸藥包晚點爆炸為好。 3，唐玄宗沒有適當阻攔河北地胡化的過程，導致後來的藩鎮問題與民族問題夾雜，更加棘手。唐朝藩鎮問題最嚴峻的地方在於河北三鎮，而河北三鎮的胡化恰恰又是唐境最嚴峻的。胡人多，又反過來胡化了少數派的漢人。【有興趣者可查資料，隋唐亂世河北地亂民蜂起，唐軍平定後人煙稀薄。再加上開國的滅突厥，滅高句麗，河北地遷移的胡人數量必然不容小覷。】唐玄宗終究加速了這個惡性的過程，胡人為節度使，大用胡人，漢人胡化，全境變色。節度使問題困擾了唐朝，河北地的胡化問題應當比這個問題更加嚴峻。河北三鎮中的節度使不少是契丹，突厥血統且長期不服從中央政府，多次病變。必然是河北地長期的胡化，兵士沾染胡氣，胡人佔有優勢地位才導致河北地出現這樣的狀況。從這點來說，唐玄宗的罪過，難以推辭。 我的觀點是，節度使問題的出現，是有一個漸趨的，漸異化的過程的。節度使在慢慢的變色異化，在慢慢的擴張實力，直到偏離了原本的軌道。而推動這個異化的主要推手，正是皇帝唐玄宗本人。唐王朝陷入藩鎮的大泥潭中難以自拔，直到被中原強藩宣武鎮吞沒。至於安史之亂迅速平定，安祿山史思明死於非命的原因，可以看我的另一個回答。「安史之亂」中，為什麼安慶緒殺安祿山，史思明殺安慶緒，而史思明又被其兒子史朝義所殺？ - 喵教授的回答
建議看《唐代藩鎮研究》這本書，一句兩句說不清的。
叛亂和內戰。叛亂開始，中央軍力不足以控制，默許地方發展武裝，地方軍閥開始形成；平叛過程中軍閥擴充壯大；叛亂結束，地方武裝尾大不掉，軍閥割據形成。歷朝歷代無不如此 ,本就是社會的新陳代謝，優勝劣汰。
節度使
最新一期的《羅輯思維》正好說的就是這個，可以隨便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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