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松陰和福澤諭吉，誰對明治時代的意義更大？

01-03

如題。

無論對明治維新還是對明治時代，一定是吉田松陰意義更大，毫無疑問。

身處思想界，看倆人在明治時代意義大小，主要看思想在明治時代是否有所實現，同時也看實現者是否與他有直接關係。

吉田松陰主張所謂「一君萬民論」，即除了君主之外，其他人都應平等，這個思想由弟子伊藤博文繼承，1889年他主導建立日本憲法，日本正式成立君主立憲制，其他人至少在法律上獲得平等（當然爭取平等的活動在大正時代還在繼續）。

對外觀點中，吉田松陰認為應該開拓北海道、拿下琉球，進而將朝鮮半島變成屬國，然後北上滿洲、南下呂宋（菲律賓）。這一方面思想為另一弟子山縣有朋繼承，1890年山縣有朋就任首相時很明確說過「國家有主權線、利益線，而日本利益線的焦點就在朝鮮」，正是為了朝鮮半島，日本連續發動甲午、日俄兩戰，衝出國門、走向世界，1910年正式吞併朝鮮。而且不僅如此，日後日本逐漸北上滿洲，在昭和前期以滿洲為中心展開策略規劃，太平洋戰爭期間又侵略菲律賓，加上早期開拓北海道、1879年吞併琉球，這些問題起源可以歸於吉田松陰-山縣有朋一系。

自從1878年大久保利通去世，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為主的長州閥算是獨霸日本政壇，倆人恰好都是吉田松陰的學生，恰好又完成了吉田松陰的想法。當然，吉田松陰死在明治之前，這就決定了他對明治本身影響肯定不大，但比起福澤諭吉而言，他的意義很大。

的確福澤諭吉老頭印在了1萬日元鈔票上，但也要注意，這是1984年以後的事，1958年剛剛出1萬元鈔票，頭像可是聖德太子——而且1984年本身要發10萬日元（聖德太子）、5萬日元（野口英世）兩種紙幣，只不過後來決定前兩種紙幣不發了，福澤諭吉才成了最大面值。

個人一直認為，福澤諭吉這人有點像孔子——不是成就跟孔子一樣大，而是其人在當時影響極其有限，後來卻越炒作越厲害，以至於成了大成至聖先師。

有朋友提到《勸學》篇在明治時代人手一本，這點當然無法否認，日本當時3000多萬人，這本書最終賣了340萬本，相當於10個日本人就有1個人在看。順便說一句，這個340萬數據也不是什麼機構測定，而是福澤諭吉本人說的……只能說有些事不好說得太細。

當然，福澤諭吉的確很厲害，小蕭還能舉出別的例子：幕臣時代福澤諭吉寫了《西洋事情》，把西方大量「事情」介紹到日本，什麼自由、經濟、文明開化、動物園、演說、借方貸方，都是他首先翻譯過來；他建立了日本如今最負盛名的私立大學——慶應義塾，現在專修大學、一橋大學、日本學士院都有福澤足跡，他開闢了當時著名報紙——《時事新報》，甚至支持朝鮮維新志士，鼓動朝鮮改革。

——但這一切都只能說明他有影響，是個名人，不代表他存在就有多大意義。身為所謂「明治六大思想家」，大木喬任、森有禮都曾擔任教育機構長官（文部卿、文部大臣），改革了日本學制，其他4人（包括福澤諭吉）都只是創立學校，只在民間存留影響，前2人建立國家教育體制（森有禮還創立了一橋大學），後4人只是建校教書，誰對國家教育意義更大，不用說也很清楚。

接著就該說「脫亞入歐」這個事情了。首先要明確三個事實：（1）《脫亞論》寫出來是佚名，福澤諭吉到死都沒說過這是自己寫的；（2）《脫亞論》發表之後數十年無人問津，沒人罵也沒人贊，更沒人轉發評論，直到福澤渝吉後生石河干明重新編纂《福澤全集》時，才不知道怎麼回事編了進去；（3）日本1945年投降之前，沒有任何一份記載有「脫亞入歐」四字連用（脫亞二字有）。

換句話說，「脫亞入歐」4個字在戰前本身是個偽命題，而且與福澤渝吉不一定有關。

日本明治維新的確學了很多西方東西，上層人士開始穿西服革履，喝咖啡吃咖喱，文化也好體制也好都開始轉化成西方模式，但這並不說明他們就想「脫亞入歐」，中國洋務運動、維新變法乾的事差不多，這也算脫亞入歐么？奧威爾《1984》描繪了統治者意圖改變文字，消除「自由」「民主」「平等」這些辭彙，以達到消滅思想的目的，換句話說，如果一個思想連語言載體都沒有，這個思想本身根本稱不上思想。

而且明治時代日本走的恰恰是「脫亞」的反面：「興亞「，具體不多說，反正意思就是中日朝三國聯合，共同抵抗白人勢力入侵，這種思潮日後逐漸轉化為」亞細亞主義「，中國維新派、革命黨不同程度受日本亞細亞主義者援助，孫中山本人還做過大亞細亞主義演講，這說明在當時日本，較之所謂脫亞入歐，以日本先導帶動中朝發展這種理念更加時興，事實上在二戰時期，這種思想極端化成為了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圈」，而在二戰之時，所謂脫亞這種觀念事實上反而消失了。

如果說脫亞思想是福澤諭吉重要思想，那麼很抱歉，這種思想在明治日本反而沒什麼市場，福澤諭吉門徒中也沒什麼人成為了山縣有朋、伊藤博文，可以說，他的影響不小，但意義並不如吉田松陰大。

沒想到知乎有對福澤諭吉這麼熱烈的辯論，等我搬個小板凳來看的時候，當事人都回家洗菜做飯了吧。辯論了那麼多，有可能傷了和氣，我來帶個和事佬，站一邊說點風涼話，讓大家消消氣，冷靜冷靜。都是讀書人，就事論事嘛，何況還是聊聊別國的事情，犯不著動真氣。

1、吉田松陰和福澤諭吉誰的影響大這事情吧，真的很難說。首先這兩個人都被歸類為思想家，而思想家的影響力，主要取決於他們的著述被閱讀、被思考、被談論的深度和廣度，因為思想是在閱讀和談論中不斷再生產出來的。

吉田當年也就教了那麼幾十個孩子，誰能想到事後這些孩子們拿下了長州藩的主導權，後來竟然和薩摩藩聯合推翻了德川幕府，成立了明治新政府把事情干大了。現階段史學界對明治政府的主要共識之一，就是「藩閥政治」，說白了就是薩長出身的人瓜分政府要害部門，壟斷了明治到昭和早期的日本政治。因為吉田幾乎影響了長州藩的所有大佬，所以可以說對明治新政府的影響很大。但是要知道，所謂的吉田的「一君萬民」思想，那也是後世人加給吉田的，吉田當年主張的是天皇「一人的天下」，其實是想恢復天皇的中央集權制思想，基本沒有什麼「萬民平等」的餘地。

吉田對明治維新乃至明治時代的主要影響，應該是「草莽崛起」論和對外擴張思想這兩點。草莽崛起是號召下層武士起來和軟弱外交的幕府斗，這個算是成就了長州的藩論，間接成就了明治維新，基本也就到此為止。但他的對外思想，包括將北海道、庫頁島、朝鮮、滿洲、台灣、菲律賓等也全部收歸日本的對外擴張思想，對明治以後的日本影響極大。話雖這麼說，日本歷史上自神功皇后的侵朝傳說以後，天智天皇、豐臣秀吉等都有對大陸擴張的想法和作為，這種對外擴張思想也算是日本的一個傳統，連綿不絕。吉田在這個脈絡中，只能算是近代開始前重提舊事，且說話比較狠的一個，也算不上過於標新立異。

話說自甲午一戰日本戰勝中國以後，這種對外擴張思想逐漸成為現實，吉田也重新開始被人關注。小生就曾在日本的圖書館、舊書店見過很多明治晚期、大正、昭和時期出版的有關吉田的評傳、言行錄之類的書，其中不乏贈送即將上大陸戰場前線士兵的贈言題注。可以想見當時圍繞吉田思想日本國民的關心程度。因此可以說吉田對近代日本的對外擴張影響極大。

我們來說說福澤諭吉吧。在我看來，福澤對近代日本的影響那才是全方位、深層次、影響深遠以致現代的。這主要是因為福澤有過三次出國的經歷，加上他思考的問題比吉田要深刻一些。他的《西洋事情》、《勸學篇》、《文明論概略》這三部代表作，主要探討了西方各國怎麼回事，日本應該怎麼干，這麼干（學西方=近代文明）的終極目標等這些，對明治日本來說決定方向性的一系列大問題。因此福澤在當時僅靠這些代表作，就無愧影響力最大的啟蒙思想家，事實上明六社成立的時候，森有禮也推福澤當會長，他的影響力是大家公認的。

他的啟蒙思想內容廣泛，包括一定程度的天賦人權論（這點後來有點退縮），由此引申出自由民權思想，對中華文化的批判（實學論、批判專制、批判儒學道德原教旨主義等），倡導經濟思想（會計、經營、實業等），其他還有女權、教育、衛生等等等等，真的說了很多話。所以評價他為「近代日本之父」，實不為過。

但是也要看到，他的啟蒙思想隨著明治日本國力漸增，實際是逐漸喪失銳氣自我閹割的。中期以後（具體可以說明治十四年政變之後），他開始逐漸倡導「官民調和」主動成為自干五，「帝室論」為天皇歌功頌德，「脫亞論」乃至「甲午戰爭日本義戰論」為日本的對外侵略開脫洗地，都是這方面的典型言論。所以對福澤只貼上一個自由主義的標籤，實際是替福澤打掩護，有意塑造福澤光輝偉大形象，背地裡為自己的主張鳴鑼開道的做法（丸山真男）。

福澤的書在明治早期家喻戶曉，有的直接就是小學教材（當時教材奇缺），在日本全面侵華國內天皇制到達頂峰的時候，一度曾經以刪節版《文明論概略》面世（年輕氣盛啊）。但二戰後又迅速得到學界主流的認可，常年待在小學教材、暢銷經典排行版上，以一種連綿不絕之勢持久有力地滲透進幾乎所有日本人的腦海里，所以說他的影響力最大。

2、有關《脫亞論》是不是福澤寫的，我想答主憑藉平山洋所說加以否定，怕是站不住腳。首先，這個文章是登在福澤的《時事新報》上的評論文章，這一點沒有疑義。時間是朝鮮甲申政變之後，因為福澤深深地捲入其中，金玉均等人的挫敗，同時也是福澤援助朝鮮搞近代化的失敗，所以福澤沮喪之餘，完全有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和心境。然後就內容而言，基本是對中朝兩國的舊體制之頑固，政治改革之艱難的喪氣話，以及日本就此拋開亞洲的決絕之詞，用事後福澤的行為證之，也非常符合。就文本而言，文章的行文、用詞，傳染病的比喻等，都和福澤當時的具體情況一一符合，所以也可以判定是他寫的。

退一萬步講，不是福澤親自執筆，畢竟當時福澤的學生們也可能會模仿老師的文風，但是要知道當時總編福澤每天親臨報館，監審每篇文章，所以至少也應該是他首肯的社論。那麼石河干明把這篇文章選入《福澤全集》，其實就和編輯領導人選集或者領導人全集一樣，誰能說秘書寫的文章，就不是領導人的著作版權了？

《脫亞論》在當時確實不太有名，這文章出名，是二戰後日本史學界反思日本近代化，覺得福澤的這個標題正好契合日本近代化的總體特徵，於是加以引用，後來逐漸成為福澤的主要標籤。但這不正說明福澤的思想影響深遠嗎？

至於日本近代化的主要特徵是脫亞還是興亞，我想大家不要太過於著急摸大象的耳朵或是尾巴。要知道雖然我們開口閉口「小日本小日本」的，日本其實並不算小國家。論國土、論人口、論經濟，在二戰開始之際，日本比大多數歐洲國家要強。所以，世界範圍內這麼一個中等偏大規模的國家，他的內政外交政策一定是充滿紛爭分歧的。用時髦話講，充滿了各方勢力的博弈。

站在今天的我們看歷史，都是既成事實，很容易理解為「脫亞入歐」，或者某些人理解的「大東亞共榮」之類的先驗決定論的結論。這樣理解也沒什麼，好記好理解，考初中歷史夠了。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既定事實其實都是當時的人，各種人，各種勢力，出於各種動機目的，運用各種資源、手段，互相制衡產生出來的。說簡單點，都是人們選擇的結果。所以站在黑龍會、大陸浪人那裡，有可能看到興亞；站在軍部、政府那裡，基本上只能看到侵略。

我的觀點，傾向於認為近代日本興亞共榮是「顯教」，是愚弄中下層民眾、軍人的手段；而「脫亞入歐」，則是「密教」，是上層精英的行事原則。福澤沒有直接說過「脫亞入歐」這四個字，但是他的所有思想=文明論，每個字每句話，說的都是脫亞入歐，這沒有疑問。

寫著寫著，都忘了你們兩個為什麼吵架了，也寫得有點累了。估計看到的人也都看累了，今天先聊這麼多吧。如果有人感興趣，咱們再聊。

福澤諭吉被中國人宣傳過頭了。

明治維新社會宣傳第一功是森有禮，基督教徒。森有禮在前邊跑，福澤諭吉沖後邊人解釋。

森有禮的主張：廢除日語改用英語；一夫一妻制；宗教自由；代議制；學位制；三級教育制度；

森有禮當了第一屆文部大臣，發布學校令，才有了日本第一所大學。

森有禮把西化弄到了皇室的頭上，要動搖日本皇室的根基。伊藤博文也是個歐化派，把森整進去當御用掛，廢除千年來的傳統跪拜禮，改用西洋禮節，氣得明治裝病抵制。

他去日本皇室祖廟伊勢神宮，穿著大皮靴在一向禁止穿鞋的神宮裡走了一遭，日本人為之側目，謠傳說森有禮要逼天皇改信洋教。1889年憲法頒布典禮上，被頑固派西野文太郎刺死，西野也當場被衛兵砍死。

日本變革是自上而下的，幕府高層和「志士集團」的高層開眼最早，福澤諭吉是日本維新政府的民間發言人，秉承日本政府之意做民間宣傳。

最早提出「西洋強盛」的日本人是蠻社的蘭學人士，蠻社正名尚齒會，是蘭學者聚會討論的社團組織。1838年，一艘美國商船送日本海難漁民回國，被鎖國幕府炮擊後逃走，蠻社的渡邊華山認為炮擊西洋船會招來國家的災禍，做「慎機論」，聲言西洋國力勝過中國，美國國力尤其強盛。其他人也寫了類似的作品。

這些作品被敵對的理學者檢舉，認為渡邊等人長西洋志氣，有信洋教叛國的嫌疑，渡邊等人被下獄判刑（蠻社之獄），1841年渡邊自殺。1842年鴉片戰爭的消息傳來，幕府為之震驚。

渡邊華山是田原藩的家老，其下獄自殺有藩內權力爭鬥背景，在幕府滅亡前夕才得到幕府的平反。他是第一個公開指出西洋強大的日本人，也是開國論者，但他不是社會改革家，他是一位中國風的畫家，他的弟子不少，但都是學畫的，未走向維新革命道路。

鴉片戰爭後，幕府上層和思想先進的學者都開始重視西洋的情況，出現了一群開明派官員和學者。當時名聲最大的是佐久間象山。

佐久間象山本來是道地的儒學人士，在松代藩擔任老中，幕府憂心敵從海上來，令松代藩藩主真田幸貫辦理海防事務，佐久間象山作為藩主的軍師協同，佐久間受到魏源的影響，開始學習外語和蘭學，成功轉行為蘭學家。（看到有用的東西就去學，日本人這點比中國的「名儒」「聖人」強太多了）

佐久間轉行，帶動了一批學生學習洋學，蘭學是荷蘭傳來的西洋學問，「洋學」則是發現這些學問大多源自荷蘭以外的西洋國後改的名。在黑船到來之前，日本的「洋務運動」第一階段開始了，主要是一些新奇之物的仿製，佐久間象山帶著他的跟隨者仿製了電報機，地震儀等機巧之物，但重點在於鑄造西式大炮，學習西洋炮術。

隨著對洋學的逐漸精通，佐久間的對外態度日漸改變，黑船來航的時候，佐久間象山已經轉變為開國論者。

佐久間象山在日本學界交友甚多，帶動了一批開明派，因為象山是幕府體制人員，他們大都主張在幕府體制內學習外國，幕府為體洋務為用，在維新後部分被收編部分流入民間。這裡出了一個反幕府的異類---吉田松陰。

佐久間象山是幕府里「師夷長技」的體制內人士，幕府之外，尚有一支隱藏勢力--薩摩藩

幕府國策是鎖國，只有長崎對外開放，但薩摩藩卻有和琉球的海外關係，薩摩藩曾經逼迫琉球王納貢，故琉球成為薩摩藩私下的對外貿易地，和西洋人貿易獲利頗豐，故薩摩藩內的思想開放尚在幕府之前，但在公開場合仍主張鎖國。薩摩藩主島津齊彬1851年建了個「集成館」，實際就是洋式工廠，煉鐵造船開煤礦。薩摩藩成為另一個洋務試驗場。

1853年黑船來航，幕府讓佐久間去觀察敵人，佐久間認為打不過，幕府實行拖延法，宣稱要上奏天皇，第二年黑船再來，幕府簽了條約，日本開國。

美國人炮艦外交的成功，又震撼了一批人，長州的長井雅樂，土佐的吉田東洋等人都主張「在幕府體制內開國學習外國」。

在黑船來航前後，在日本西南各藩（對外走私貿易發達）和幕府內部，已經出現了相當數量的「洋務」人士，開港後幕府也以一種積極的態勢推動學習外國，詭異的是，日本卻走上了倒幕的道路。

從」洋務「到」倒幕「

這就要提到吉田松陰了，吉田松陰是長州倒幕派的啟蒙人士。他曾向佐久間等人求學，但不同的是，吉田是開創型的革命家。1854年，吉田偷渡不果後，被關了一年監獄，大徹大悟，出獄後開始宣傳他的革命理論。

吉田理論的最關鍵點如下：一君萬民，天皇最高，天皇之下都是平等的。草莽崛起，號召下層武士起來鬧革命。

一言而弊之：將軍大名，寧有種乎？

此外還主張對外侵略，這是從豐臣起就有的思想，並不新奇。吉田並沒有提出學習外國的技術制度，他沒出過國，從佐久間哪裡也所得有限。這點上他的徒弟（同志）們遠遠超越了他。

吉田奉行陽明學的知行合一，說干就干，就開了他叔叔留下的松下村塾，拉來一批雄心壯志之人，如高杉晉作，桂小五郎，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從他們日後的作為看，他們並不是要建立一個中國式的君主專制制度，也無意作為某種專業學究，而是要在社會改造中達到個人價值的實現，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權。吉田門徒即是後來的長州藩閥。

吉田松陰策劃刺殺幕府高官，泄露被殺，一點都不冤。

薩摩藩則以藩主島津家族為核心，島津家野心很大，島津齊彬為了實現自己和德川家共治的野心，提拔了兩個野心家---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作為心腹，島津齊彬死後，其兄弟久光掌握實權，繼續和西鄉大久保一起玩陰謀詭計，玩到後來西鄉大久保圖窮匕見，一腳踢開島津家自己幹了。機關算盡太聰明，為他人做嫁衣裳，島津家是耶。

薩摩的思想，可以說以其藩主常年來兩面三刀的作風為指導，純粹的實用主義。

長，薩兩家，是倒幕派主力。長州是高杉晉作搞了次起義顛覆了政權，薩摩是島津齊彬死後沒人能制住西鄉大久保兩個野心家。

這兩家走倒幕路線的原因如此，至於引入外國的政治體制改造日本的思想，長州藩始於赴英長州五傑，薩摩始於赴英美留學生。他們的留學晚於幕府，但膽量超過。

幕府第一次出國開洋葷，是在1860年派使節團赴美，福澤作為日方翻譯隨從參加。福澤出身幕府旗本下屬，在幕府開設的洋學堂里學習了英文。這次出遊，日方人員大開了眼界。幕府本打算引進美國機器建造船廠煉鐵廠，但因美國南北戰爭爆發，改向法國訂購。福澤回來後寫作西洋事情，宣傳美國的所見所聞。不久又參加赴歐使節團，參觀了巴黎世博會。歸國後被聘為幕府」番書調所「的翻譯，專門翻譯各種西洋書籍文件。

福澤可說是平民的啟蒙家，但要說是精英的啟蒙家則不妥，精英們的啟蒙自有不同的道路。福澤不是敢於刀頭舔血的人，又是幕府舊臣，只能跟在精英政府後面向大眾宣傳。

幕府的高層是第一批學外國的精英，第二批就是後來的長薩藩閥了。

吉田松陰的弟子們高喊尊王攘夷，實際和薩摩野心家沒什麼區別。1863年，在周布政之助的策划下，伊藤博文等五人去英國留學。五個月前伊藤等人剛放火燒了英國使館，現在就去師夷長技了。

一年後伊藤等三人回國一宣傳，吉田弟子們都變成了堅定的西化派，在一場兵變後，控制了長州的藩政。

1864年，薩英戰爭後，薩摩藩派了18人的留學團去英國，森有禮在其中，碰見了長州的人。第二年又派人到美國留學，碰見了中國來的容閎。他們回國之後，也使得西鄉大久保成為西化派。

倒幕之後，大久保等人組織龐大的考察團出國，回國之後，從制度到技術的全盤西化已經成為既定國策，遠遠超出了吉田松陰的思想，也作出了福澤不敢說可能都不敢想的事情。

長州五傑里，伊藤博文井上馨後來都做了首相，遠藤管造幣局，山尾做工部卿，井上勝主辦鐵路。

薩摩留學生里有五代友厚等人，再提一下森有禮。森有禮先去英國，在那裡信了基督教，維新後回日本。作為薩摩自己人，他官運亨通，很受元老們的待見，非福澤等人可比，因此在新思想傳播中實為先鋒，別人不敢說的都由他先說。

福澤和其他一些出身幕府的人士，在維新後不敢亂說話。1873年（明治六年），森有禮組織了明六社，把福澤，西周等幕府舊人都拉進來討論開化思想，出版明六雜誌，有森有禮掛名，其他人才敢放心說話。

森有禮是激進的全盤西化者和高明的教育家，他回國後不久就拋出」英語國語論「，主張以英語為國語。在1872年用英文寫了」教育在日本「，內容為森有禮和美國學者官員就教育的討論。1896年，傳教士林樂知將其譯成中文，改名文學興國策。

題目如果是「誰對明治維新的意義更大」，就好回答多了，因為答案是肯定的：顯然吉田松陰對明治維新的意義更大。

那麼回到主題，誰對明治時代（1868-1912）的意義更大呢？

私以為，毫無爭議是福澤諭吉。

先說說吉田，他在明治元年之前就死了，沒能生活在明治時代。

其人首先是兵法家，是長州藩武士，是廣大長州藩武士的老師。

無論是其擅自脫藩、出國考察，還是開堂授學、定《士規七則》，吉田的動力都來源於其對天皇的效忠、對幕府的痛恨，來源於其政治使命感。

「可以說，吉田就是為了倒幕而存在的。」

雖然他的某些規劃建議在明治時代被日本政府接受並作為政策參考(比如對外侵略的「三策擇一」），但是吉田對明治時代的影響僅僅到明治維新的開啟就漸漸消失了。

《浪客劍心追憶篇》中的主人翁說過，如果用染滿鮮血的劍可以開創一個人人安居樂業的新時代，那麼我就會承擔起這個罪業、揮劍斬人。——這也是吉田的寫照吧。

那麼福澤諭吉呢？

他的頭像在一萬日元紙幣上，他的《勸學篇》曾風行日本幾乎人手一本，他對大家說「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福澤諭吉是思想家、教育家。他抨擊、反對封建專制；鼓勵國民學習、擁有獨立的思想與人格；雖然出國留學，但又不受到特定學說的影響而產生僵化的理論架構。

終其一生，福澤諭吉都在致力於向國民介紹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

「脫亞入歐」就來自福澤諭吉的短文《脫亞論》。

「脫亞入歐」不但給明治時代彷徨在「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日本找到方向，更使得福澤諭吉成為了當時日本民眾的精神導師（或許我應該去掉「當時」兩個字）。

普遍的觀點是，福澤諭吉的思想是日後日本軍隊實施暴行的思想根源。一些學者認為他更是日本侵略亞洲路線的最初設計者，是「日本近代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而「脫亞入歐」的理論至今仍在影響著日本的發展，可以說是「現今日本政治右傾化思潮的總根源」。

綜上，影響並開啟倒幕運動、推動明治維新的吉田松陰固然無比重要，但要提及對之後的明治時代的影響，還是福澤諭吉重要，無人能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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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不要被網路上的部分所謂百科的一家之言所左右，多看看多聽聽多想想。

狗爪百科的福澤諭吉條目下的很多說法，雖然參照了《福澤全集》的部分內容，但充滿了偏見。完全沒有思考過為什麼《福澤全集》會這麼寫、是誰寫的。

每當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候，愛國主義的破旗就又散發出臭味來了。 ——列寧

這是他的勸學篇的摘抄，可以簡單體會下：

開禁後議論紛紜，其中有人叫囂鎖國攘夷，但所見異常狹隘，有如俗語所謂「井底之蛙」，其議論是不足取的。日本和西洋各國都存在於同一天地之間，被同一太陽所照耀，觀賞同一月亮，有著共同的海洋與空氣，要是人民情投意合，將彼此多餘的物資相互交換，並進行文化交流，就不會發生恥辱和驕矜的感覺，而能同獲便利，共謀幸福，並本諸天理人情而互相友好。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對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服，本諸人道，對英美的軍艦也不應有所畏懼。如果國家遭到侮辱，全體日本國民就應當拚著生命來抗爭，以期不使國威失墜。只有這樣才可以說是國家的自由獨立。至於象中國人那樣，覺得除本國以外似乎沒有別國存在，一見著外國人就呼為夷狄，把他們看作四隻腳的牲畜，賤視他們，厭惡他們，不計量自己的國力，而妄想驅逐他們，結果反為夷狄所窘。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這就是說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來就有貴賤上下之別的。人類作為萬物之靈，本應依憑身心的活動，取得天地間一切物資，以滿足衣食住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地安樂度日。但如環顧今日的人間世界，就會看到有賢人又有愚人，有窮人又有富人，有貴人又有賤人，他們之間似乎有天壤之別。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理由很明顯。《實語教》說：「人不學無智，無智者愚人。」所以賢愚之別是由於學與不學所造成的。加之，世間有困難的工作，也有容易的工作，做困難工作的叫做身分高的人，做容易工作的叫做身分低的人。大凡從事操心勞神和冒風險的工作是困難的，使用手足從事勞力的工作是容易的。因此把醫生、學者、政府官吏、做大買賣的鉅賈和僱用許多幫工的富農叫做身分高的貴人。由於身分高貴，家裡也自然富足起來，從下面的人看來就高不可攀了。但如追根溯源，就可以知道這只是其人有無學問所造成的差別，並不是天命註定的。俗語說「天不給人富貴，人們須憑勤勞來獲得富貴。」所以如上所述，人們生來並無富貴貧賤之別，唯有勤於學問、知識豐富的人才能富貴，沒有學問的人就成為貧賤。

自古以來，很少漢學家善理家產；善詠和歌，而又精於買賣的商人也不多。因此有些具有心機的商賈農人，看到子弟全力向學，卻擔心家業中落，這種做父親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這就是這類學問遠離實際不切合日常需要的明證。所以我們應當把不切實際的學問視為次要，而專心致力於接近世間一般日用的實學

如果大家不分貴賤上下，都愛好這些學問，並有所體會，而後士農工商各盡其份，各自經營家業，則個人可以獨立，一家可以獨立，國家也就可以獨立了

基於天理，個人和國家都是應當自由和不受拘束的。假如一國的自由遭到妨害，就是與全世界為敵也不足懼，假如個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則政府官吏亦不足懼。何況近來四民平等的基礎已經建立，更可以人人安心，只要依憑天理就可以放膽行事。不過每個人都有他相應的身分，並須按照身分而具備相應的才德，要具備才德就須明白事理，要明白事理則須求學，這就是學問所以成為首要任務的原故。

這些是寫給當時的日本小學生看到………

毫無疑問當然是福澤諭吉

中國要找到我們自己的文化自信，建立國家的軟實力，唯有重新認識李贄的思想。

我認為是福澤諭吉，沒個人被稱為改革開放總規劃師的男人。

我認為是福澤渝吉，據說他的學生超過了十萬人，而且他的教育提倡安心做大眾的啟蒙，這即使他的學生中百分之一聽從老師的教導，做基礎啟蒙，到了福澤渝吉死時也該是程幾何速度增長了吧，即使說日本近代全民的啟蒙是他一人之功也不無不可。想想當時的軍人百姓誰不知道勸學篇？我記得秋山好古秋山真之都是受到福澤渝吉極大影響的人，一個滅掉哥薩克騎兵一個滅掉波羅的海軍。

甚至梁啟超都是受到了福澤渝吉的極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