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日本無信史」這句話？

01-03

僅就我個人意見來看，這種說法並沒有什麼意義。

古代中國和古代日本這兩個社會中的史學文化既有淵源上的聯繫，又呈現出不同的發展。你說古代中國史學總體發展水平更高我想籠統的講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生活在21世紀的我想了解世界上無論哪一國的某段歷史，都會從閱讀現代歷史學的學術成果去入手，不會貿貿然去找幾本古代史學著作來翻（就算我會日語古文），否則一定是暈頭轉向。作為研究成果來說，這些著作現在具有的更多的是史學史方面的意義而已。

說到現代史學，在對待史料時就要在廣泛搜集史料的基礎上對它們進行史料批判，探析它的原始程度、源流和背後可能帶有的時代觀念。理想情況下應該細化到單獨鑒定每條史料，而不是簡單地判定某書「可信」「可疑」然後對其中所有史料持一視同仁的態度，那簡直是自我欺騙。這樣一來，某種古代史學著作之「信」與「不信」雖有史學史意義，作為其它研究的史料時卻沒有關鍵意義，更何況是泛論一國古史學中的所有著作是否為信史呢？這種抽象是沒有意義的。每個社會的史料種類與數量的分布有其獨特的面貌，這是史學工作者所要面臨的問題，談不到什麼優劣之分。

當然，我們也可以在一些研究著作中看到「某某是嚴謹史家，不會隨意下筆」，實際那多半是研究者想要使用某條材料卻找不到旁證時所發的自我安慰之語罷了。至於今人吹捧一番某某史家的史學情懷然後指責別人唐突先賢，那就更下作了。現代歷史學能成為一門獨立發展的學科而非純為各派政治勢力炮製宣傳品的作坊，首先它得是個有確定規則可循的智力遊戲，想入局還是得講理性而不是「情懷」。

實際上，古代的某些史家如司馬遷、陳壽、裴松之、司馬光、李燾等等之所以給今人以良好的印象，正是因為他們也遵循了一定的學術規範，比如交代材料出處、敘述嚴謹、客觀陳述史實等等，但問題在於，往往同一史家會表現出不同的態度。比如司馬光等人編的《資治通鑒》帶有交代考證取捨的《考異》三十卷，體現了嚴謹的學術作風，堪稱宋代史學中的偉大成就。但《通鑒》中恰恰有些為了傳達司馬光本人的政治理念而剪裁史料的例子，這一點可以參看辛德勇和姜鵬的著作。而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也是多處引用王安石本人的日記來黑王安石新法。司馬光和李燾主觀上當然是要創作「信史」留諸後世，否則也不必做這麼多學術功夫，因為他們寫的這麼長的著作在當時根本沒多少人看的（司馬光自己說的）。然而他們貫徹在著作中的史學理念之「信」，和今人將其作為史料時判別的可信度，已經是兩個概念了。當然，這並不是為了否定《通鑒》和《長編》的重要性，它們在涉及的特定的時段里始終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史料（通鑒來說是唐史）。

這樣說來，要到哪裡去尋找「信史」呢？

答案是，不要指望任何人給你「真相」，無論是古代史家還是現代研究者，否則一定會被帶到溝里去的。史學是勇敢者的遊戲，想要真相的話就自己學會研究方法然後來探尋吧。然而不想學的話也沒有關係，只要躲開這個泥潭，做個現充就好了^_^

說實話，看到秋風大的回答，我非常高興，但又非常失望。秋風大列出了詳實的史料來證明日本有信史，而且他在日本史普及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且不多說。但是我萬萬不能理解的是，為何要在證明日本史料可信的基礎上，去出言抨擊中國正史？「替死人說話的中國正史」、「瞞天過海，一葉障目」、「說書人小說的高端升級版」，我難以想像在飽讀史書的秋風大眼中正史的罪過居然這麼大，就差沒有直接說出「正史都是胡編亂造「了。

只因為恰巧沒有像日本中世那樣保存條件好，沒有「非常豐富」的當事人的原始檔案存世

您這「恰巧」兩個字，真是輕鬆啊。然而這兩字背後，是古代中國戰火連綿，文獻十不餘一的殘酷。

《後漢書》之前，有漢官方的連續修纂的《東觀漢記》、荀悅的《漢紀》、華嶠的《漢後書》、袁宏的《後漢紀》、司馬彪的《續漢書》，其中，除了袁紀和司馬志之外，也基本都散佚了。

《三國志》同時期的官修王沈《魏書》、韋昭《吳書》、私撰的魚豢《魏略》，之後習鑿齒的《漢晉春秋》、孫盛的《魏氏春秋》，也基本都散佚了。

唐修《晉書》前，前人共有九家晉書與九家晉紀，還有各家的編年、雜史、舊事、職官、別史、起居注百餘部書，但是，這些也都亡佚了。

甚至是我們現在所謂的正史，也不能免於其禍，李百葯的《北齊書》，今餘二十卷，剩下均由後人根據李延壽《北史》補遺；薛居正的《舊五代史》，歐陽史一出便被棄若敝屣，清時已不存原本，乾隆時期才從《永樂大典》中輯出。

正兒八經的史書尚且如此，您所謂的一手史料又該從何而來。幸於近年以來，考古可補史闕，於殷商有甲骨，於兩周有銘文，於秦漢魏晉有簡牘，於北朝隋唐有墓誌。這些一手史料的運用，豐富著我國的史學發展。但是，我們依舊是站在前人修史的肩上，運用他們留下的流傳的上千年的文字記載，來深入發掘與了解中國史。

其實，史料的散佚本為常事，姑以日本為例：

《飛鳥凈御原令》與《大寶令》，這是奠定了日本律令制基礎的法律文件，現已不存。

各國《風土記》，目前僅存出雲國一部，及播常豐肥四國的一部分逸文。

《外記日記》，由太政官外記執筆的朝政記錄，橫跨整個平安時代，今只餘一卷逸文。

《寬平御記》，宇多天皇十一年間的日記，現只存逸文。

《延喜御記》，醍醐天皇日記，現也只存一部逸文。

《貞信公記》，藤原忠平日記，只剩一卷逸文，被《大日本古記録》輯出。

《九歷》，藤原師輔日記，現亦僅存一卷。

《帥記》，源經信日記，現存逸文僅有半冊，載《史料大成》。

《水左記》，源俊房日記，時間跨度46年，後21年僅存少量逸文。

《為房卿記》，藤原為房日記，院政時期重要史料，僅存逸文。

《中右記》，藤原宗忠日記，1120年後十八年記錄完全散佚。

《長秋記》，1087-1111間記錄不存。

《岡屋關白記》，近衛兼經日記，無完本，大部散佚，《大日本古記錄》僅餘一卷。

《經俊卿記》，吉田經俊日記，原本據傳有150卷以上，今餘17卷。

《公衡公記》，西園寺公衡日記，欠落眾多。

《伏見天皇宸記》，原本據傳70卷，現余自筆原本九卷。

即使是少經戰亂，政權連續性強的日本，一手史料尚且有如此多的欠落。戰亂頻仍的中國，正是靠著這一代代的史家，才有了這卷帙浩繁的國史。且官修國史何止二十四史。譬如唐史，沒有哪個歷史研究者認為只有兩唐書才是正史，通典唐六典唐會要唐大詔令集，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太平廣記，這些官修志書哪一部是「只是大片大片毫無意義的記錄戰場勝負得失、朝代盛衰興亡」。令狐德棻言：「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迹湮沒。」即使是亂世，尚有李德林李百葯、李大師李延壽、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繼修史不輟，他們是為了榮華富貴還是高官厚祿？日本因其特殊的原因，一手史料得以較多而完備的留存，這是日本之幸。然而，這並不足以成為斥成千上萬的文人學者前仆後繼修纂而成的正史為「替死人說話」、「瞞天過海、一葉障目」的理由。

回到題目，「日本無信史」有其一定合理性，那是特指奈良以前的未有文字信史之時代，這一時期日本本地文字史料僅有記紀等寥寥幾部，只能依靠考古發現慢慢填補，故而這一時期很多發現都會打破記紀的固有體系，如欠史八代和欠史十代、繼體新王朝論、聖德太子否定論。而且必須要指出的是，日本無信史並不是出自於中國人的盲目自大，而是脫胎於戰後日本學界對於皇國史觀的反抗，以及對於古代史的解構，只是經過一系列民社科的宣傳而在國內擴大影響。而對於秋風大提出的對史記的批評，我認為某種意義上史記和日本書記性質很像，都是前信史時代的文獻總結和論述，我們不能一棍子將他們一同掃翻，而只能通過考古將一手與二手史料相比對，從而最大限度地逼近事實。

日本史學與中國相比，最大的問題就是史料蕪雜，故而日本史學的實際起步晚至江戶乃至明治時期。像很多爭議性極大的歷史事件，都是在明治修史之後才漸次明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長慶天皇的存在是在明治大正時期才由歷史學家考證確定。現在日本的一手史料仍在不斷的整理搜集中，這也是日本史界經常推陳出新保持強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是可以被輕視的，沒有任何一個歷史的記錄者是應該被否定的。黃宗羲送萬斯同北上修明史時，曾贈詩一首，言「四方身價歸明水，一代奸賢托布衣」，今跋於後，願與諸君共勉。

默默關注本帖也有兩三天時間了，一直沒有時間寫寫東西，而本帖中的內容也幾乎呈現了一邊倒的局面。不論觀點如何，諸賢也已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見，使在下受益良多。

講真的話，別的先不說，渡邊基樹兄在國內十分狹窄的日本戰國史的圈子中對於歷史情況的認知很有見地，與在下也是多有交流，很多時候我很受啟發，很是受益。除了日本戰國史之外，渡邊兄也發布了不少關於中國歷史的文章，但慚愧的緊，也不怕大家笑話和鄙視，十六年前被信長野望和太閣立志傳遊戲帶入坑，多年來一直關注於日本戰國史領域，對於我國史看的反而少了（請各位嘴下留情，不要給在下冠以日雜、漢奸之稱，我這小心臟不大受得了），所以無法領略渡邊基樹兄關於中國史方面的造詣。如果對於相對熟悉的日本戰國史來說，渡邊兄的史料分析、解讀的水平以及對於通說的重新論證，在下也是非常佩服的。關於渡邊基樹這個ID取自於渡邊大門和黑田基樹，了解日本戰國史的人可能知道，渡邊大門是研究西國戰國史的專家，特別是播磨、美作、三備的地域戰國史，而黑田基樹則是戰國時代關東史研究的第一人。或許也反映出渡邊兄想要深入學習戰國史的願景吧。

再說回日本無信史這個主題，歷來和村戰說是我國歷史愛好者看待日本歷史的下意識反映，就在寫本回復的前一天，一個同事還問我日本那麼小，其戰爭不就是兩個村子那麼多的人互毆么，我也只能是無奈笑笑。前面諸賢雖然絕大部分都是反對渡邊基樹兄的論述的，但絕大部分也還是認同「日本無信史」是個錯誤的看法或者是偽命題的。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是有其歷史和發展規律的，剩下的就看此國家的纂史方法了。比起我國歷史資料編修，特別是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連續性、成體系的史籍編纂工作，日本確實沒有。所以這就決定了中國和日本各自研究各自的歷史時，需要採用不同的方法。橫向對比的話，自然是不科學的，更不是同等條件下的對等比較。就好比所謂的村戰說，日本戰國同期是我國的大明朝，如果從領土面積和人口比例進行縮小到日本那種規模，村戰說也就不奇怪了，或者可以準確點說是「類比到中國就是兩個村子人口規模的戰鬥」。又扯遠了，回到正題。在沒有系統而連貫的修史條件下，日本史學界對於歷史的研究只能利用現有史料資源通過時人的文書、記錄、書信、日記、政令來還原當時的情況。而且對於熟悉一些日本歷史的朋友來說，有一類從中國角度去看被當做小說的讀物，即軍記物語。雖然不像小說那麼虛構的誇張，但確實有對不少前人溢美的情況，因此在日本的歷史研究中把這類史料去批判的引用。所以日本的現代的歷史研究，有不少時候是通過上述留存下來的時人的史料進行比對分析，儘可能還原當時的場景，因此如果史料缺失、矛盾又沒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證的話，就只好存疑了。從以上來看的話，二十四史的流傳、輔以當時的記錄以及我國修史的傳統，確實能夠比日本做的更好。日本也只能退而求其次，通過符合其本國情況的研史方法去進行他們的歷史研究了。我想渡邊基樹兄的論述也主要是針對「日本無信史」的這一武斷結論加以批駁而已，引用我國史的內容可能也只是為了更明白描述，沒想到遭到了批判。我個人一直認為，以人的個體極限，不可能做到各國、各時代、各門類的歷史全都精通，頂多也就是形成科學的歷史觀及學習方法，使得自己在歷史學習中事半功倍。我個人就是個血淋淋的例子，本來我對我國的魏晉南北朝史，特別是三國史都很有興趣，後來看日本戰國史的時間把原來的看魏晉、三國史的時間全部擠占，而且我對日本戰國史以外的其他時代史是一竅不通，所以我特別贊同評論中一位朋友說到的：專家在自己的領域外就是個磚家。何況像我這種屁毛都不是的，只是秉承著自己的一個小小愛好而已。

再來說說我個人在這些年學習日本戰國史的一些酸甜苦辣。當年靠遊戲入坑，一發不可收拾。首先，因心理上較為脆弱，加上我國與日本之間的那些眾所周知的「淵源」，學習日本相關的歷史彷彿就被別人看成日雜、漢奸一樣，你文章發的再好，有人看都不看，上來就甩出這麼一句，心裡很不好受，也很是無奈；其次，相比我國歷史的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日本歷史相對來說微不足道，戰國時代更是微不足道中的微不足道。但國家再小，歷史再短，也有其精彩的一面，光榮公司就通過其遊戲將本來沒人關注的日本戰國史推廣起來，而我就是那個掉入他們「陷阱」的。但實際上自己閉門造車學了那麼多年，資料瓶頸、語言瓶頸、圈子瓶頸等等也有不少，無法形成較為科學的歷史觀及方法，仍只是限於對於某些知識點的深入了解。所有有些朋友說起「你研究日本戰國史那麼多年」，聽到研究這個詞我總是很愧對，其實就是一個在學習的愛好者而已。而我國目前還沒有日本戰國史甚至是中世史的研究機構或者說愛好者協會，圈子也很小，這樣不與人交流的話根本無法對自己有所提升，所以很是無奈。再次，對於著名的萬曆朝鮮戰爭（即我國所稱的壬辰·丁酉之亂，日本所稱的文祿·慶長之役），如果進行研究的話必須綜合中日朝三方的史料，只關注任何一方往往就是偏聽，所以對於這段時間的歷史我總不敢涉及，實在是很難。這只是個例子，即便類比到日本戰國，各家記錄、文書記錄對於同一事件的描述也有不同，這也是很多朋友認為日本無信史的原因之一，所以只能通過多種資料進行比較研究，謹慎下結論。今天還在同好友司任平兄討論關於信長奪取清州城事件，便在年次比定上有所分歧。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也是令我倍感吃力。最後就是歷史學習需要靠多多交流、互相印證才能有所提高，但這個圈子實在太小，也希望能與更多的同好交流。當你真的埋頭進去了，就會覺得其實日本歷史也有其精彩之處，無信史、村戰等怪論自然會不攻自破。

越說越跑題了，不過總之我國的歷史浩如煙海，但日本歷史也並非沒有信史，只不過環境、時代、修史情況都有所不同，只要能通過不同的適應各自的方法來為我們這些愛好者們來展現，才是最好的。暴力的橫向對比實際上並不公平，也沒有意義。要說馬騰和公孫瓚干一仗誰厲害，只要各自發展地盤就好了嘛。所以既然認準了歷史這個愛好、這個學科，就走下去，沒有必要爭論孰高孰低。

PS：畫蛇添足補一句，在下關注的只是日本戰國時代歷史，對於其他時代史可謂盲人，更不敢對我國歷史在諸賢面前品頭論足。所以只是堅守我個人的愛好而已。敬請各位勿噴，更不要扣上諸如日雜、漢奸的帽子，謝謝。

前兩天碼了兩行答案懶了放著，過幾天一看這題撕逼成這樣了啊……想了想還是來開個嘲諷好了……

會這麼說的人呢，不單說明他對日本史沒有了解，而且對歷史學的基本常識也沒有概念。橫向類比的話，說這句話並以此展開論證的人應該和覺得自己發明永動機、證明了某定理（無關一句，據說貴校數院隔三岔五就有人來說自己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之類的人差不多，這類我們一般稱為民科【茶】

至於跟風這麼說的……連自己動手查資料的能力和自己動腦子想的意願都沒有的人有必要搭理嗎【摳鼻屎】各種諸如盛唐在日本大明在韓國論之類的同理。

關於歷史學的研究對象以及研究成果簡單說兩句好了。

首先關於什麼是信史？信史是真實發生過的獨一無二的歷史事實，還是記錄於各種史書史料間的歷史記述？如果覺得是前者那顯然這不成為問題，歷史事件要麼發生過要麼沒發生過，這是確定的二擇問題。

那麼問題就變成了針對歷史事件不同人做出的各種歷史記述是否可信，這就是各答案中糾結的信史問題。顯然各人的記述都具有各自的主觀性因此關於同一件事情的記錄也會有衝突，早年的研究界認為只要找到足夠多的歷史記述就可以通過互相比對來確定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因此他們特別注重史料的收集，對於他們來說歷史學是一門可證偽的科學（典型來說比如蘭克史學，現在日本的學風受此影響巨大）；近來的後現代主義則更重視敘述本身的意義，也就是關於某特定事件，為何出現各種各樣的記錄，這些記錄間出現區別的原因何在。對於這一批研究者來說，追求的不是對具體的歷史事件的完美復原，他們的關心在於不同人對歷史事件的描述，這就是所謂歷史學研究的文學轉向。簡單說兩者的區別，就是實證主義史學覺得自己最終能夠實現的是對歷史事實的完全復原，這一復原是唯一的和排他的；而後現代則認為自己最終實現的是對歷史真實的一種可能的解釋，這個解釋不具有唯一性，多種解釋可以並存。再簡單地打個比方，一個封閉的無法觀測內部的盒子只有一個出口和一個入口，我們只知道一條繩子經由這兩個出入口穿過了盒子，但是對繩子在盒子內部是怎麼轉的一無所知。

這一文學轉嚮導致對史料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接下來順便再說一些史料論的事情。此前的實證主義極為強調一手史料的決定性作用，甚至到了排斥二手史料、編纂史料的地步，這一觀點現在也逐漸在被修正。

不同時代、不同研究背景和目的本身就會造成對史書評價的巨大差異，這個可以參看新舊唐書在中國傳統史學界和現代史學研究里的評價，新唐書對中國古代的史官來說是典型的良史，但是舊唐書對現代研究者的意義要明顯大於新唐書，因為它更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材料的風貌；反過來說，日本書紀天武紀之前的部分現在已知是有大量的改竄和編造，不能直接作為史實利用，但是反過來由編造的內容可以推知日本書紀成書時期的知識體系等等，因此編纂史料也有它的利用價值。

日本史的特徵在於大量的一手史料保留了下來，比如各類古文書和古記錄，這一點確實是同時段的中國史不具備的。但是這類史料並不是就沒有問題，最簡單好懂的一個例子，比如有一個十世紀前後的日記，經過若干次傳抄現在流傳下來的是江戶時代的抄本，傳抄過程中會出現大量的抄錯字抄串列的問題（別笑，真的……）那麼這還是研究十世紀史的一手史料嗎？然後這些同時代人的日記互相對比你會發現關於同一件事情的記錄出入甚大（比如某次飯局誰來了誰沒來誰坐哪兒誰說了啥之類的問題），這些相互衝突的記錄你應該信哪一個、為什麼，這些都是每天要考慮的問題……

說了不少了轉回原題，日本有沒有信史？如果你說的是中國史定義上的官修史學，那除了六國史大日本史等少數勉強算之外（吾妻鏡之類參用幕府記錄的更勉強點也能算）日本基本上是沒有的；但是這並不是說日本史研究就沒法做，日本留下了大量一手史料，由此形成了日本史獨特的研究方式和關注重點，近現代以來的日本史研究也積累了如山一樣的成果，這些成果如果有人想用一句日本無信史帶過，這說明他不但無知而且蠢……

寫的有點長了先這樣吧……

反對 @渡邊基樹的回答。我不想與對方爭辯「日本有無信史」之類的問題，因為其一是我認為「日本無信史」這種說法完全錯誤，所以我贊成他的部分觀點；其二是我對日本古代史了解粗淺，在這一問題上我實在沒有資格與人爭論。但我想在以下說明的是，同樣的，他也完全不懂中國史學史，所以通篇回答充滿了偏見和謬誤，這點就很有必要來說道說道了。

一、關於信史

爭論的焦點大多集中在什麼是信史上。究竟什麼是信史？事實上包括渡邊基樹在內的諸多人都帶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官方修撰的就是信史，因此便可攻訐中國所謂「信史」的不可信。其實單純用官修和私撰來為史料分野，實在是一種狹隘的觀念。私以為，信史是史料分類中的一種相對概念，信史是史料中最能體現彼時的歷史環境，最有利於後世讀者通過它去重現歷史的一部分史料。無論官修還是私撰，只要它更貼近歷史現實，都可以稱為信史。拿唐史來舉個例子，《舊唐書》、《新唐書》為唐代正史，但由於唐太宗篡改史料一事乃史學界的定論，關於太原起兵至玄武門之變之間的諸多政治史記載也就存在大問題，這部分便不可稱為信史。而《全唐文》雖是收集唐朝人文章的類書，但其中收錄了大量任官作者的官文，這自然是我們研究唐代政治、制度、職官等的一手史料，也就是信史。而像《唐御史台精舍題名》、《郎官石柱題名》這樣唐人親手留下的文化遺迹，更是彌足珍貴。如此說來，中國的信史不可謂不多，豈用糾結於二十四史是不是真，實在是以偏概全。

拋開「讀史料的人」而去單純的糾結史料，更是沒有意義。史料批判是歷史學研究的基礎工作，拋開這點去談論歷史都是胡言亂語。史料不是放在那裡就能自己開口說話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歷史學者是史料的代言人，史料所包含的種種信息必須經過研究者的細心挖掘才能浮現。歷史研究固然看重一手史料，二三手史料的價值必然會大打折扣，但沒有任何一手史料敢說絕對沒有問題，而大部分二三手史料也不會絕無價值。歷史研究者的研讀工作仍然是最重要的，若是有所創見，二三手史料中也能分析出大問題。像陳寅恪、黃永年等大家甚少使用稀見史料，而屢屢能從常見史料中發現大問題，並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這更說明僅僅憑靠史料價值，僅憑史料是不是一手來質疑歷史研究，實在是沒有道理。

二、中國正史的編撰果真那麼不堪？

二十四史等紀傳體史書，究竟是怎麼編撰的？史料價值真的如渡邊基樹所說的那麼不堪？

從《史記》說起，《史記》的人物列傳頗多文學色彩濃郁的描述，夾雜著豐富的想想色彩，這也是史學界公認的。但即使是二三手史料，也不可能無所本而憑空想像寫出，司馬遷著《史記》時所用的一手史料我們今天基本都見不到了，它至少保存了當時史料的一鱗半爪，大的歷史環境的描述總是不會錯誤的，何況隨著甲骨文和青銅銘文研究的深入，《史記》的諸多記載確被認為是信史。更可貴的是，《史記》的漢周邊各國列傳、《河渠書》、《平準書》、《貨殖列傳》等所保留下來的西漢及先秦的經濟、社會、國際形勢等情況，對後人則更為可貴。史料價值如此巨大的一部書，仍然是後人開展先秦及西漢研究不可避開的基礎性史料，豈可憑後人幾句話就把它抹殺一通？何況，二十四史中，《史記》的可信度相對而言還是比較低的一部。

唐代開始，中國有了專門的官修歷史制度。以唐代及五代所撰的《舊唐書》為例，我們可以看看古代中央王朝是如何運行完備的存檔和修史體制，又是如何利用他們來編撰史料的。

1.堅實的史料來源。唐代修史的史料來源十分豐富，官方機制設立完備。唐代門下省有起居郎二人，「掌起居注，錄天子之言動法度」，中書省有起居舍人二人「掌修記言之史」，作為隨行皇帝身邊的高級速記員，他們會記錄帝國公開政務的全部過程，並「季終則授之國史焉」，將所記送入國史館作為修史的第一手資料。而宰相則要修撰時政記，記錄軍國大事與樞機決策，同樣也成為修史的重要來源。除強制性記錄外，唐朝規定政府各部門都要按時把日常工作的材料送交史館，《唐會要》之「諸司應送史館事例」條記載：「祥瑞。（禮部每季具錄送。）天文祥異。（太史每季並所佔候祥驗同報。）蕃國朝貢。（每使至。鴻臚勘問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里遠近。並其主名字報。）蕃夷入寇及來降。（表狀。中書錄狀報。露布。兵部錄報。軍還日。軍將具錄陷破城堡。傷殺吏人。掠擄畜產。並報。）變改音律。及新造麯調。（太常寺具所由及樂詞報。）州縣廢置。及孝義旌表。（戶部有即報。）法令變改。斷獄新議。（刑部有即報。）有年。及飢。並水旱蟲霜風雹。及地震流水泛溢。（戶部及州縣。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賑貸存恤同報。）諸色封建。（司府勘報。襲封者不在報限。）京諸司長官。及刺史都督護。行軍大總管。副總管除授。（並錄製詞。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刺史縣令善政異跡。（有灼然者。本州錄附考使送。）碩學異能。高人逸士。義夫節婦。（州縣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實。每年錄附考使送。）京諸司長官薨卒。（本司責由歷狀跡送。）刺史都督都護。及行軍副大總管已下薨。（本州本軍責由歷狀。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謚。（考績錄行狀謚議同送。）諸王來朝。（宗正寺勘報。）已上事。並依本條所由。有即勘報史館。修入國史。如史官訪知事由。堪入史者。雖不與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處。即依狀勘。並限一月內報。」可見唐人已經規定了具體的材料提交機制。官修史料的來源，確實是實實在在的來自於國家政務的直接運行中。

2.完備的修史機構。唐人為修史，建立的了規模龐大的史館制度。《唐六典》卷九記載史館的職能：「史官掌修國史；不虛美，不隱惡，直書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廢興之政；皆本於起居注以為實錄，然後立編年之體，為褒貶焉。既終藏之於府」，可見其是獨立而專業的修史機構。唐朝慣例以國家重臣任正式修史官，而以通過科舉選拔的優秀青年俊才為修史官，通過起居舍人、宰相時政記、各部門遞交材料等原始史料來修撰國史。此外，秘書省著作局、秘書內省、諸學士院、以及獨立寫史的其他朝廷官員都會參與到修史工作中來，為國史修撰提供一個龐大而精華的修史機構支持。

3.日曆、實錄和國史修撰。實錄是其下一代王朝修撰前朝正史的核心史料，國史則是規模齊整的當朝修史的最終形態。在唐朝，日曆是修撰實錄的第一部。在史館，史官通過對按日期提交的起居注、時政記及其他資料的整理編排，按日期修成日曆，將每日發生的史事繫於日料之下，作為日後實錄的雛形。實錄在唐代首次成為定製，是「欽定的關於各個皇帝統治時期的官方記錄」（杜希德語），根據一手材料和日曆的整理撰成的實錄，仍然具備一手史料的價值，詳細記載了一位帝王在位期間發生的種種軍國大事及活躍於此時的重要人物的小傳。唐代實錄只有《順宗實錄》依靠《韓昌黎集》留於今日，但兩唐書與《資治通鑒》、《冊府元龜》、《唐會要》等修撰時，他們仍然完好無缺地為五代與宋代修史者所利用。國史以一部規模完備的斷代史的形態出現，在唐代雖為定製但不定時，其修撰主要含有蓋棺定論的重大政治意義，由於屢經修改與編排，其史料價值已經不如實錄。

4.正史的最終修成。舊唐書修成於五代後晉開運二年（945年）。早在後梁，就為修書而開始史料搜集工作。其本紀多直接來源於實錄和國史，而志不僅參考了《通典》等唐朝的典章記載，更包含大量的政府公文檔案，具備極高的史料價值。而人物列傳來源豐富多樣，除抄下實錄、國史固有之人物列傳外，還廣泛採用人物行狀及其他人物列傳，雖不免隱惡揚善，但人物生平歷程總還真實，不會出現完全虛構的情形。

以上我廢了這麼多筆墨，絮絮叨叨說了這麼多，不過是想讓大家清楚地看看，中國古代的一部官修正史是依靠多少積累才能寫成，包含多少最為珍貴的一手資料，是不是如渡邊基樹所言那麼沒有價值。

至於為人所詬病的正史中的「為尊者諱」的問題，既然是官修歷史，這自然無可避免。但是話又說回來了，這又回到讀史者的問題上了。既然世人能看出史料里有「為尊者諱」的問題，那剔除錯誤的觀念導向，挖出文中所蘊涵的歷史信息，不正是歷史研究者應該所做？難道對日本史料就應該悉心精研，對中國史料就因為它價值導向存在問題，就不分青紅皂白謾罵一通，而不去做同樣的工作挖掘其中的大量可用信息？這倒真有點雙重標準了。二十四史的任何一部，都是以比較可信的原始資料為依據，絕不至於青紅皂白，中國史研究，總還要以二十四史為最基本的史料之一，這是誰也無法推翻的。

三、中國缺乏一手史料嗎？

渡邊基樹拿日本豐富的文書記錄說明日本歷史研究可資利用的豐富一手史料，轉而又怒斥中國歷史研究多為二三手史料，不足為信。這點恐怕顯示出其對中國史料了解的淺薄，中國歷史缺乏一手史料嗎？答案是，中國歷史研究中的一手史料是浩如煙海的。

先秦：甲骨文和金文是時人留下的直接記載，其蘊含的巨量歷史信息直接促成了先秦史研究的徹底進化，對目前發現的甲骨文和金文材料的釋讀這一工作到現在還遠遠沒有完成，論研究更是擁有大量課題。而秦簡的不斷出土、清華簡研究的深入，更是源源不斷地提供了豐富的一手材料。

秦漢：秦簡、漢簡出土量巨大，而且遺存數量絕非我們目前挖掘到的部分，利用簡牘，對秦漢政治、軍事、社會、經濟諸方面的進一步研究和重構成為可能，事實上目前挖出的簡牘我們都遠遠沒有利用盡。

魏晉南北朝：此時段史料因戰火損毀，遺存甚少，主要依靠正史來研究，但近來墓誌的大量出土、石刻的利用和對它們的細緻研究的展開已經提供了相當豐富的材料。何況魏晉南北朝隋唐無論在中國還是日本，都是斷代研究水平最頂尖的時期，其璀璨的宏偉成就也多來源於正史，說明一手史料並非在任何場合下都具備決定性作用。

隋唐：同樣是墓誌、石刻研究的熱點時段，海量墓碑的出土和研讀已經促成了不少高質量研究的誕生和深入。而敦煌吐魯番文書這種無價之寶一手史料，以其數量之多和研究之深入，更是我們直接了唐代社會的重要途徑。《唐會要》、《冊府元龜》、《太平廣記》、《全唐文》等大型類書編撰時即主要依賴一手史料，更有大量篇章是一手史料的直接引用。唐人所遺留的詩文集，最有力者如杜甫，其中所包含的一手資料更是取之無盡。唐代的筆記小說，特別是有關士林官場的筆記小說，更是最貼近政治實態的一手史料。

以上我所說的是一般認為史料嚴重匱乏的宋以前各代，他們的一手史料既已如此豐富。宋以後則更不必說，那一手史料真是多到無窮無盡。且不說事涉中央的明清檔案何等浩如煙海，單單就清朝一個南部縣檔案，就不知道夠史學界忙碌多少年。諸位要有閑心還可以去調查調查，光山西省遺存的水利社會史資料，就有多少。在這裡掛一漏萬，還請諸位相信，中國史研究，是最不缺一手史料的。

作為一個每天以渡邊基樹等人不屑的中國故紙堆為老本行的中國史專業學生，我是非常喜歡日本戰國史的，自知學力不逮，所以一直很感謝知乎上對日本戰國史有精深了解的幾位先生的無私普及，長期以來令我學到了很多。但為自己的研究正名，糾正一些充滿民族主義色彩的錯誤觀念，就有必要走向另一個極端，不惜詆毀本國史料乃至歷史文化？就有必要信口雌黃，搬弄是非？居然還要說出污言穢語，瘋狂謾罵他人，這實在是丟了自己所佔的理又全失了風度，還暴露了自己在其他領域的極端無知。倒也幸虧他不在正統學術界，否則這種不遵守遊戲規則的行為會被直接淘汰。學術討論還是停留在學術討論的好，有些話，實在不是討論問題中應該出現的。

謝秋風大邀~之前秋風大的回答關於日本史料這塊已經給出了很仔細的回答。確實，基本沒有官修史料的日本通過存世的大量私人筆記在明治之後仍然建造起了日本的史學體系。儘管私人筆記在中國很多時候被認為是「稗官野史」，然而不少私人筆記其實也是擁有很高歷史價值的。如果我們僅僅是因為日本缺乏「官史」而直接斥之為「日本無信史」，我認為這個觀點太狹隘，我無法認同，而下文也為了駁斥這個觀點。不過這裡強調一下，我所爭的「信史」是「可信之史料」，不完全是中國文本中絕對定義下的「信史」。在我看來，如果一定要拿中國的「信史」概念強行框架日本史學研究體系然後簡單地斥之為「無信史」，我認為是很無知的，還有點無理。

「日本無信史」，是相對於中國，還有朝鮮而言，特指中世日本缺乏官修史料這個事實。然而，「無信史」絕對不代表目前日本留存下來的史料是不可信的。誠然，日本許多歷史記載都是來源於私人筆記。這些私人筆記對於我們學習日本歷史的價值是很高的。其中有大量的私人筆記散佚極少，保存度極高，是有極大價值的供我們了解當時歷史的原始資料。比如《兼見卿記》、《言繼卿記》。這一類公家筆記通常記載詳實，文筆優秀，且由於作者本身一定程度上的超然地位（身為公家，或者神道家）也讓他們的筆記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其二，日本除了公家筆記，還殘留大量的文書，比如寺社文書。這些啰嗦的「通信」很多都被很好的保存著，且由於日本的寺社文化相對保護的比較完整，因此其中大量的資料得以在近年來重見天日，對於歷史學者重新考證某些歷史事件有絕大的幫助。其三，日本也有很多私人筆記，比如太田和泉守牛一所編著的《信長公記》其史料價值應該都不輸給中國任何一本官修的帝王的「本紀"。因此，私人筆記並不意味著其不可靠。而這類史料在日本中世是有很多的，就看你知不知道，知道了以後會不會去看了。

其二，有「信史」不代表史料中的記載都是可信的。之前秋風大提到的史家開山之作--太史公的《史記》本質上是根據父老相傳的神化和傳說，和一些零星的記載，進行二次創作後的史料。這類史料在日本其實也有很多，比如《北越太平記》、《北越軍談》、《天正記》、《三河物語》等等，良莠不齊，個中的真偽和優劣就要讀者自己去細細審視了。過去日本的這一類私人筆記中記載的很多故事都被認為是子虛烏有的。當然也有部分史料比如《甲陽軍鑒》在被噴數十年後其價值現在又被重新討論。不過中國的「信史」在某些記載上也不見得非常地可靠。此處我也不怕招黑。提到太史公，不妨說一下大家津津樂道的《史記?霸王本紀》，個人認為個中的許多事情歷史上可能根本沒有發生過，而是太史公根據一些道聽途說的故事編輯而成的。在太史公帶有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史觀的筆觸下，很多東西或許有所戲劇化。比如不願學「一人之敵"的年輕項籍在無甲狀態下直接手刃數十百人，還有最後項王戰敗，失道大澤這種缺乏目擊者的記載居然都能被一言一行地記錄了下來。而像個中的小說成分有多少我也不願多說了。不過國人對此多數是深信不疑的了。我想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總認為作為正史鼻祖的《史記》是不會錯的，而懷疑正史就是「不懂史」的表現。於是很多朋友在學歷史的同時便不敢，也不願去懷疑正史。然而，所謂的「正史」，也就是說官修史書中其實不少記載都偏離歷史事實，有些甚至試圖用春秋筆法來掩蓋歷史真相。而相對的「野史」反而有時關於敏感事件會有更接近真相的記載（這也是為何明清之後民間私人筆記的井噴式增長讓人們更多地開始懷疑起官修國史的可信度）。當然，這個問題何嘗只有中國有，朝鮮也厲害得很。而日本雖然缺少嚴格意義上的官修史書，但為尊者諱，還有偏離客觀事實胡說八道這種毛病，也是相當常見的。

其三，如果修史者不認真，無論正史或者野史都會有大量的謬誤。這種謬誤並不取決於史料是官修與否，而是取決於修史者的學術素養。比如堂堂國史的《明史?日本傳》一章記載：「日本故有王，其下稱關白者最尊，時以山城州渠信長為之。偶出獵，遇一人卧樹下，驚起衝突，執而詰之。自言為平秀吉，薩摩州人之奴，雄健蹺捷，有口辯。信長悅之，令牧馬，名曰木下人。後漸用事，為信長畫策，奪並二十餘州，遂為攝津鎮守大將。有參謀阿奇支者，得罪信長，命秀吉統兵討之。俄信長為其下明智所殺，秀吉方攻滅阿奇支，聞變，與部將行長等乘勝還兵誅之，威名益振。尋廢信長三子，僭稱關白，盡有其眾，時為萬曆十四年。於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又以威脅琉球、呂宋、暹羅、佛郎機諸國，皆使奉貢。乃改國王所居山城為大閣，廣築城郭，建宮殿，其樓閣有至九重者，實婦女珍寶其中。其用法嚴，軍行有進無退，違者雖子婿必誅，以故所向無敵。乃改元文祿，並欲侵中國，滅朝鮮而有之。召問故時汪直遺黨，知唐人畏倭如虎，氣益驕。益大治兵甲，繕舟艦，與其下謀，入中國北京者用朝鮮人為導，入浙、閩沿海郡縣者用唐人為導。慮琉球泄其情，使毋入貢。」這段記載在網路上已經流傳甚廣，其中錯誤，略微了解一點日本歷史的朋友都能發現，想必也不需要我一一細說了。不過有一點我們也不能忘了：編纂《明史》的時候中國和日本已經是打過一場國際戰爭的兩個國家了。幾乎同一段歷史，朝鮮李朝的《宣祖大王實錄》在東亞三國中卻有可能是最好的，這個就要歸功於編著者的細心了。

最後，日本真的沒有官修史書嗎？嚴格意義上而言，像中國這種被朝代納為正統的史書，在明治以前的日本是沒有的。不過日本許多史料編纂過程中也是有當時的官方支持的。比如大名鼎鼎的《大日本史》，其編纂者便是第二代水戶藩主德川光圀，為編纂這套史書，他特意在1657年江戶水戶藩邸設立史局，後於1672年將史局移至小石川上屋敷，並將之重命名為彰考館（取彰往考來之意），並集中佐佐十竹、栗山潛鋒、三宅觀瀾、安積澹泊等眾多學者進行該書的編纂。為收集原始史料，德川光圀還派遣佐佐等人赴京都、奈良等地搜集古文書、古記錄等資料。所以這套史書雖然是在原始史料基礎上的二次整理，其可信度還是很高的。此外，江戶時代日本也有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儒學者在從事著史料編纂工作。比如江戶早期的林羅山，其人就在幕府的支持下，編纂了用漢文書寫的日本史書《本朝通鑒》、《本朝編年錄》、《本朝神社考》等。當然由於所處立場，林羅山其人和他的作品都有被後世批評。但不管怎麼說，他的作品在當時都是在官方支持下完成的。還有比如身為幕臣的成島司直在江戶幕府授意下編纂的《德川實紀》收錄了大量的江戶幕府的日記，主要記載了自德川家康到德川家治的十位幕府將軍統治期間每日所發生的事。此書後來被收錄入明治年間編纂的國史大系中，事實上也可以參照那些中國的被納入朝代正統的史料的待遇。

行文到此，謹慎地附上我個人學習歷史的一點心得。私以為要學習日本歷史首先在於語言，只有通曉語言的時候，才可以做到兼聽則明。日本的私人筆記眾多，史料也繁雜，良莠不齊，但不乏珠玉。而其中哪些珠玉，便可以視為「信史」。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取捨和分辨就顯得特別重要了。加入我們單單以「無信史」作為不閱讀日方史料的借口，則有些狹隘了。最後的最後，個人想說的是，無論中國的「正史」還是「野史」，無論中國，朝鮮的「信史」還是日本的「不信史」，都是我們學習歷史的好幫手，而唯獨不可以作為我們學習歷史的參考書和工具書的是歷史小說。部分朋友在看了司馬遼太郎，山岡庄八的作品之後，或者什麼櫻雪丸，明朝那些事兒，還有汗青，馬伯庸等人的歷史小說後便來討論「日本歷史」並作種種評價。雖然積極性可嘉，但這類小說家普遍不具備認真學習歷史，彰往考來的初心（也有可能是我眼拙看不出），因此所做的記錄錯漏是極多的。如果把他們的作品當做學習日本歷史的指路燈，是走不長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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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附上之前的一個回答，或許對想了解日本戰國歷史的朋友有所幫助：想了解日本戰國史，哪本書比較不錯？ - 宋陽的回答還有該回答下的@不懂戰國的回答大家一定要看一看。不懂大對日本戰國歷史的知識無論深度還是廣度上都遠勝過我（這點大家也可以輕易地發現），他的回答中把不同種類的歷史資料分類，劃分了幾個日本歷史知識的學習階段，是很實用的學習方法。

謝邀

1.信史≠「正史」，中國的二十四史，前四史原因複雜（有個人修史因素）暫且不論，自李唐始，官修史書，政府組織一班人馬，甚至皇帝親自督工，這玩意和我們現在的黨史一樣，你肯定要信，畢竟政府調動人馬修撰，資料多、底子厚，但你要是全信了，那你肯定死蠢，因為政府修史體現的是這個政權的意志，邏輯性較強，思維較嚴謹，但政治導向性更強，他們修史不是為了修史，是為了政治。交龍於上、紫氣充庭、紅光滿室這類正史的神話，你信么？

2.「野史」未必就是野史，舉個例子，觀三國歷史，你要是只看「正史」，三國志，後漢書，晉書，你可能研究不出什麼來，後漢書成書於南朝劉宋，晉書頂著個「正史」的大名卻是成書於李唐！它說司馬懿打得諸葛亮狼狽逃竄，你信么？曹魏的魏略，西晉的江表傳，東晉的漢晉春秋，東晉的華陽國志，這些距離三國年代較近的野史，恐怕正經研究三國歷史的，都繞不開吧？

噢！對了！所謂正史、野史之分，廣受知乎er認可的「二十四史」，是滿清皇帝乾隆「欽定」的。

3.看史料，應該先問「有沒有」，而後再談「對不對」。

舉個例子，豐臣秀吉的墨俁一夜城，這事兒當時的史料一概沒有，最早記錄是江戶時期的繪本，那這事兒就是子虛烏有的偽史，一點餘地也沒有，什麼時候找到當時的史料依據，再談墨俁一夜城是不是可行，同理《明史》里的萬貴妃給後宮搞計劃生育等等段子。

所謂修史，一個加法，一個減法，能完全顛倒黑白，一般來說，成書較早的史料更為可信，如果有原始文書存檔，而非經人轉手抄錄，那就更好了。

減法：要知道，我國歷史悠久，戰亂頻仍，連朗朗上口的唐詩，散軼的就多了，明清時期就整理了一遍；再加上漢字幾經變更，金文秦篆、漢隸楷書，相關史料書籍也是要轉錄的。即便如道德經這般門徒、教徒廣為傳播的文章，現在的版本也和漢代的大不一樣。

加法：如晉書幫著400年前的司馬懿打跑了諸葛亮。

當然，最早未必就正確，如曹魏的魏略、西晉的江表傳、東晉的漢晉春秋、東晉的華陽國志，這些都有他們的立場，這才需要你的腦子去整理、辨別對錯。連「有沒有」都沒做好就直接談「對不對」，那是腦補歷史。

中國古代史研究，史料最為詳實的是明清，為什麼？——期間大規模戰亂經歷的相對少，大批原件文書保存，「減法」少；距離當下年代較近，「加法」少。

日本同理，且比明清更易保存史料，明末清初混戰，清朝禁書毀書、萬國來艹，民國亂戰、盜賣走私。同時期日本經歷了啥文化浩劫？也就是應仁之亂、天文法難了。所謂「日本無信史」不過是無知者無畏而已，即便以中國的「正史」來衡量，不知道還有個《德川實紀》么，當然，這書「加減法」也當得起某些人所謂的「正史」了。。。

++++++++++++++++++++++++++++++以下安利+++++++++++++++++++++++++++++++++

日本戰國這塊歷史其實特別尷尬，因為很多人是看大河劇、光榮遊戲了解的，而出書的那幫人很多為了趣味性而忽略了對歷史本身的考究，摻雜了太多戲說段子，而這些段子往往被人揭穿，於是有了「日本無正史」這類荒謬的看法。

而實際上，日本本國在研究這塊歷史時出了太多太多的專業著作，奈何國內沒什麼人翻譯。。。就知乎來說，以我個人的經歷，我提幾個高手：

@司任平@不懂戰國@渡邊基樹@宋陽@文嘉@華老栓

鄭重推薦日本戰國時代史 - 知乎專欄這個專欄，相信你會有很多收穫。

PS 別拿山岡庄八、司馬遼太郎這類歷史小說家來看待日本戰國史，你會拿著當年明月、馬伯庸的歷史小說代表中國史研究水平？

PPS 要想深入了解日本古代史，恐怕日語就是個門檻，不然東抄抄西抄抄，又蒙又猜，馬伯庸、汗青主編的《大明帝國最後的榮耀》被@渡邊基樹一眼就看出來，僅僅參考了全漢字的《征韓偉略》、和漢混淆體的《日本戰史：朝鮮役》，多尷尬。。。

【馬伯庸、汗青的妄說】朝鮮稷山之戰中的千總李益喬、把總劉愚節 - 史料研究所 - 知乎專欄

《日本戰史·朝鮮役》中的一些對錯 - 史料研究所 - 知乎專欄

之前各位的回答，已經把「日本有無信史」的討論引入到「中日哪家可信史料多」的方向。

渡邊基樹的回答之所以遭到很多人的反對，並不是因為他「日本有信史」的觀點，而是因為其偏激偏執偏信的思考和言語風格。討論之所以會激化，並不是因為有多少細節需要討論，而是純粹的意氣之爭。

眾所周知，史學的產生是文明演進的成果，越早的史料越不易保存。要比較兩國史料多寡、史學水平，需要截取同一時段、至少也是相近時段去比較，否則不是關公戰秦瓊嗎？

不錯，《史記》有大量的演藝成分。可問題是，誰能因此否認《史記》開創性的史學價值嗎？而且這一時期的日本有什麼史書、史料可供比較嗎？日本最早的「信史」，似乎恰恰是在二十四史之《後漢書》中。

僅我們今天所知，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作者不明的《國語》、趙國人編著的《世本》、虞卿所著的《虞氏春秋》、鐸椒編著的《鐸氏微》，等等等等，這些史料和《大日本古文書》中關於日本戰國的私人二手史著相比有何不同？只是這些唐以前二手史料的原版在漫長的歲月中幾乎全部佚失了。可問題是，在唐以前的日本，從未有過類似文獻。和什麼神武天皇、大和武尊之類的神話相比，這時到底是誰沒有信史呢？

渡邊基樹大量列舉日本戰國時期的各種日記、文書，對比中國的二十四史，論證日本史料的豐富詳實。可問題是，他自己也說「宋朝開始，留存下來的一手史料開始增多，明、清巨量增長，大量的奏疏、書信等原始記錄傳世，讓《明史》、《清史稿》失去了以往正史的價值，所以嚴格說這個標準不包括明、清兩朝，但之前歷朝多少都有涉及這個問題」。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中國明代海量的一二手史料不能拿出來代表中國和同時期的日本比誰「可信史料多」，只能拿宋以前的幾本正史和晚得多的日本戰國的一堆古文書、古書記比數量比可信度？難道日本有信史了，早已有信史的中國就不能有信史了？

日本有無信史，我認為這個問題簡直無需討論。日本飛鳥時代引進盛唐先進文化，文明起點很高，從有信史時起文獻資料就很豐富。之後千年中世家大族延續性強，國內戰亂破壞相對較少，很多珍貴史料得以保存。近代以後日本歷史學水平始終在中國之上，對史料的保護開發研究做得更好。所以，日本是有信史的。以各種逸話來質疑日本中古史料水平，和僅以二十四史來質疑中國宋以後史料水平一樣，都是業餘水平常犯的錯誤。絕大部分日本史專家都不可能把任何一家日記直接拿來當成歷史事實，絕大部分中國史專家也不可能迷信官方史書而罔顧各種筆記私史彙編。

站在今天去看，紀傳體的官修史書毫無疑問是有重大缺陷的。但這並不說明中國古代任何一個時期的史料少於同時期的日本，也決不能因此推出官修史書毫無意義的觀點。

首先，任何史書內容都會受到編撰者個人立場的影響而與史實產生一定的偏差。中國官方史學難免為尊者諱，但畢竟有不虛美、不掩惡的「書法不隱」傳統在，至少是很有參考意義的一家之言。如果沒有二十四史這一特殊載體，今人根本無從知曉許多唐以前重大歷史事件的基本要素。「人物姓名、時間、地點」，這些東西確實低端，但要是早點有官修史書，日本戰國史也不會動不動連這些基本問題都存疑吧？

其次，史書本身也是歷史。官修史書正因其體現了官方在很多問題上的態度，較之體現一家、一人態度的私家史料往往更有價值。如明初編撰的《儲君昭鑒錄》、《宗藩昭鑒錄》、《武士訓誡錄》、《相鑒》、《士臣錄》等等，加上記錄當時事件的《清教錄》、《奸臣錄》、《逆臣錄》、《紀非錄》，洪武時期中央政權的「政治話語」原汁原味躍然紙上，從某種角度講這些史書本身就是一手史料。

第三，官方史書具有不可替代性。官方絕不僅僅修國史，二十四史不是官方史書的全部。明清兩代官方還有實錄、有起居注、有方略、有匯典、有宮志、有八旗通志。比如說，我實在想不出，哪家文人筆記能替代起居注的史料功能？難道因為起居注是流水賬就「非常之遜色」？那《大日本古文書》中各卷的「關注點」一定都非常符合當代人口味咯，篇篇都是無韻之離騷咯？

第四，僅就紀傳體本身而言，也絕不是一無是處。涉及紀傳體的史書體例之爭是中國古代史學的一個重大命題。唐代就有蕭穎士等人認為《史記》體例不足為訓，但後世也不乏歐陽修等人持相反觀點，相關爭論已經上升到哲學層次，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看《全唐文》中皇甫湜《編年紀傳論》中的簡要概述。爭論的結果是南宋以後紀傳體和編年體互相學習逐漸合流，官修正史繼續採用紀傳體體例。所以官方罔顧「仲尼作春秋」的聖人先例堅持紀傳體，決不是無腦選擇，而是數百年史家爭論、比較、修正後的合理選擇。其實，在今天的史學考證面前，錯漏多的絕不僅僅是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也是一樣；絕不僅僅是中國古代史書，日本古代史書也是一樣。錯漏多並不能說明紀傳體一無是處。

歷史學是個門檻很低的人文學科，人們常常輕視史學史這樣的學科。但我想誰都不會否認，史學是建立在史料基礎上的上層建築，史學史是建築在史學基礎上的上層建築。早在飛鳥時代日本剛剛開化，中國的劉知幾就已經在史學巨著《史通》中，將官方史館修書的弊端、紀傳體史書的優劣明言，結論是「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他自己就修了三朝實錄、三教珠英、劉氏家史和劉氏譜考。結果今天還有歷史愛好者居然以為紀傳體一家就能代表官修史學乃至中國史料的全部。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今天都知者甚少，好像有了金石學這個小類，這些書籍就都和歷史學沒了關係一樣。馬端臨、胡三省、錢大昕、王鳴盛，中國近世考據學之盛，已經開始展現出不遜於後世史家的實證精神。史學大家章學誠更是將史書明確分為著述和比類(指資料纂集、編匯、考核)兩類，「著述」之書是建立在「比類」之書基礎上的「獨斷」、「別裁」，如果僅僅是失之瑣碎的考據，那麼歷史學到底還有多大存在意義呢？這種觀點我認為對今天的日本史學也很有參考意義。如果中國史學如渡邊基樹所說只是「精神鴉片」，那上述這些史學成果難道是憑空誕生的嗎？

我個人非常喜愛日本史。但我想史學愛好者都要有史學研究精神，盡量不要帶入自己的情感而歪曲事實。因民族情感而否認日本史學成就，和因研究偏好而否認中國史學成就，都是滑稽荒唐可笑的，談不上誰比誰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