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期與日本的外交關係是怎樣的？
眾所周知，隋朝及唐朝均有遣隋/唐使，所以認為唐朝與日本的聯繫最為密切。
到了宋朝雖然沒有了官方的派遣，民間的貿易以及留學僧卻是層出不窮(好像)。但具體是什麼情況，又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是我想了解的。如果有類似的書能推薦的話，感激不盡。
於今關於中國人所認為日宋關係「好評」，最流行莫過網上至今廣泛流傳一個段子：
「公元1279年3月19日崖山之戰陸秀夫負帝跳海，南宋滅亡，消息傳至東瀛，日本上至天皇，幕府將軍，下至平民百姓。舉國茹素來哀悼大宋的滅亡，秋津南北一片悲鳴，痛哭崖山之後無中華。」
「日本即古倭也,地在海東,先朝嘗入貢,許通商旅,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元賊聞其富庶,怒其倭主不來臣,竭此土民力,辦舟艦往攻焉,欲空其國所有而歸。」
一般自詡精熟國者史常常憑此據誇耀趙宋文治教化遠播海內,使各夷嘆服。作為「助興的精神佐料」還有宋人周輝輯錄徽，欽，高，孝四朝逸話的《清波雜誌》卷四&<倭國&>一段「度種傳說」，其全文如下：
「輝頃在泰州，偶倭國一舟飄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館穀之。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第祼病人就水濱，杓水通身澆淋，前四方呼其神請禱，即愈。婦女悉被發，遇中州人至，擇端麗者以薦寢，名「度種」。他所雲，譯亦不能曉。後朝旨令津置至明州，邇便風以歸。」
這兩段史料皆不可信，其理由非常簡單，內史尚且考據，外史則更要兼取兩方。不然南京大屠殺我們為何要屢屢大費周折曬出日方與第三國人士的記載日本軍隊罪行相關證據，其實是一個道理。目前關於這兩件事能夠佐證的日本文獻皆無，僅屬於中國單方面證據，很難使對方信服。當然可能還有些人不服，認為會不會日本羞恥之下隱匿不利本國的文獻。那答主告訴你，除了自作多情，那就是以為人家和你一樣，吃飽了撐的沒事幹。
為絕了大家這個念頭，答主就給大家破斷這其中不實處。姑且不說前者《鐵函心史》出世以來，歷來史家文人對其真偽評斷不一。即便此書為真，此文亦真，以拿日本史場合對照，「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這句就是似是而非。一般普史類讀物會介紹日本在明治以前，是不食雞鴨豬羊葷腥的。但詳細來說，日本餐飲史並非這麼籠統。史前，古墳，飛鳥時代的日本是葷腥全沾的。到了飛鳥末期的天武天皇，這位崇佛禮僧的君王發布了禁殺食肉令，明確農耕的4到9月，牛馬犬雞猴類不得食。豬肉，鹿肉和魚肉不在此禁令內。
天武天皇四年（675）四月庚寅十七日條:「詔諸國曰:自今以後。制諸漁獵者。莫造檻穽及施機槍等之類。亦四月朔以後。九月卅日以前。莫置比滿沙伎理梁。且莫食牛馬犬猿鶏之完。以外不在禁例。若有犯者罪之。」但是又過了200多年，到了平安時代中葉，也就是五代北宋之交，日本本土國風運動盛行，其中陰陽道禁食獸肉與動物內臟，其禁令進一步擴大與強化，能吃的只能是魚肉。但是國家對山林湖海管控，又只能吃魚,所以魚肉的價格昂貴，上不了一般庶民家餐桌。鎌倉晚期日本沿海漁業開始，慢慢地魚肉價格穩定了，才大眾化。不過那時宋已經亡國四十餘年。至於食肉直到武家抬頭，天皇政治謝幕，逐漸逐漸日本人開始恢復食肉習俗，到了江戶中期，其實豬肉，牛肉都開始吃起來了,不那麼忌諱。鄭思肖所處宋末元初時代正好處於鎌倉中期，彼時武士階層開始食肉，但絕大多數日本人一日兩餐飲食真的頓頓為素，不單說宋朝亡國，即便日本被元滅國，一階段時間內還是會吃素為主，所以日本舉國茹素云云，亡不亡人家都己經在吃素，何干中國什麼事啊？最大可能這極有可能是鄭思肖道聽途說曲誤其意。
（奈良平安時代~鎌倉中期貴族、下官及庶民主食，至於對比我國兩宋時期餐飲業答主就不忍上圖了。話說回來日本餐飲文化發展其實也是被宋人慢慢帶出來的,饅頭,喬麥面,棕子都是宋末元初傳過去的。）
至於《清波雜誌》里「度種傳說」,看了全文才知道這是「寧波通譯」的二手話,可信之處猶尤可知。當然一部分國人篤信不疑最重要原因是心理上的——「倭賤漢貴」,相反如果《清波雜誌》里記的是「倭國度中州女子種」,那這作者周輝豈不要被打落十八層地獄。這就跟當下「中國男人娶日本老婆那是為國爭光,報仇血恨」,「中國女人嫁給日本男人那就裡外不是東西」一樣,可笑狹隘的種族偏見。不過答主還真得說一下,在南宋時代除了宋男娶倭女,宋女嫁倭男這事也有,待會兒給你列證。
但轉過頭來答正題:《鐵函心史》雖然記載失實,但至少可以看到在宋朝人眼中對日本及日本人印象不壞,不然不會平白無故寫出「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這樣的話。歐陽修的《日本刀歌》里則更顯露——「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又以《宋史》為例，紹興十五年日本商船男女19人在浙江外海遭遇颱風，漂著到溫州平陽，宋高宗趙構便令明州市舶司採買殘剩貨物並遣舶而回。淳熙三年，風漂日本船至明州，日本客商行乞至臨安府復百人，宋孝宗詔旨給予錢米，俟其國舟遣歸。淳熙十年、日本73人復飄至秀州華亭縣，給常平米賑遣歸國。此後光宗，理宗時代凡遇難船，靡不貲遣。參比後代明季，洪武21年以後但凡海上剿倭或是倭人遇難，有活口的一律充配川陝西陲，這種對比不可謂不鮮明，而不能否認的是官方人道主義的救助這也是在國家印象基礎上建立的，所以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當然最著名的莫過於《宋史倭國傳》中宋太宗「明目張胆」的稱讚日本萬世一系的天皇制度。
983年日本永觀元年宋太平興國八年，日本天台宗高僧奝然領徒眾成算、祚壹、嘉因等六人汴京求學，蒙召。宋太宗趙匡義詔問日皇系譜，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嘆息同時又不免借題發揮一下，「捶打臣僚」，謂同殿宰相曰：
「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宇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慚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范，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當然換我是趙匡義，我也要「點贊」一下日本，古來哪個皇帝不希望自己千秋萬代，江山永固呢？ 難道還教唆臣子個個去學「黃袍加身」。
以此例為開端，說說日宋間國交。很多人認為日宋之間沒有國交，因為兩國既沒有國使往來，又沒有國書交發。但其實這是錯誤的。日本和宋朝有國交，但有別於歷代諸朝貢使冊書的方式，而是通過「牒」這種方式進行官方層面的交流活動。
何謂牒？廣義上的「牒」，根據南宋法令彙編《慶元條法事類.卷16.文書式》是九種政府法定公文之一。其書中解釋為：
「內外官司非相統攝者，相移則用此式。諸司補牒准此。唯改「牒某司」作「牒某人」，姓名不闕字，辭末雲「故牒」。於年月日下書吏人姓名。官雖統攝而無申狀例及縣於比州之類，皆曰「牒上」。於所轄而無符，帖例者，則曰「牒某司」或「某官」，並不闕字。」
雖然《慶元條法事類》規定「牒」主要在沒有統攝關係下的官司作為平行文書使用，但實際內務場合下廣泛使用，並無約束。但是這條「內外官司非相統攝者，相移則用此式」定義卻給了「牒」的衍生髮展很大空間，（具體事例放下細說）外交狹義上的「牒」由此誕生，日本京都大學宋遼史專家古松祟志認為大致起於晚唐西南邊境南詔戰爭，公元967年宋滅後蜀，南拿北用,宋遼澶淵之盟後逐漸制度化：
眾所周知唐代以後，遼金西夏少數民族崛興，當時的宋朝不可能向唐代那樣要求對方以朝貢形式外交，這種形勢下對等外交便應運而生了，宋與遼金在兩國旦日祝日忌日喪日經常互派使節，並且不受戰爭衝突影響，但不是所有的國際事務都是能夠通過國書投遞，互派使節形式處理。比如越境的流民，邊軍打草谷，通商關憑，甚至城壕修築通告，兩地居民借貸，罪徒遣返等等瑣碎的邊境事務,你總不能讓宋帝「哥哥長,叔叔短」地為這些事折面吧。當時的通法，大事上奏中央由樞密院處理，小事路州自行移牒栽量，即中央賦予邊境州官一定的外事自主權。久而久之，形成定勢。比如北宋為例，河北東路雄州對應遼涿州，河東路代州對應遼朔州。永興軍路延州對應西夏宥州。而這個政策又延續至海外諸國，京東西路密州對應高麗，兩浙路明州對應日本，後在神宗年間添設高麗司。福建路泉州對應占城，真臘，大食南海西洋諸邦。因為宋朝的大力推廣，導致牒狀在10~13世紀內，成為東亞漢文化圈各國主要外務公文形式。
再來簡述一下宋代對遼金元三大對手以外的外交原理。周邊領域，被宋朝稱為藩屬的無非就是西夏，大理，高麗，日本，交趾，占城等等，對於在漢唐之際便有過朝貢中原歷史的這幾個國度，名義上仍稱為「綏遠外夷」視對方為朝貢君臣關係，發出的外交文書和禮物等多稱「制詔」或「賜」，對其國家的外交承認，詡書為「冊封」，但實際上重商主義的宋朝比起之前的漢、隋、唐以及後來的明、清五個朝代，更講究經濟實利。奉行「來則不拒，去則不追」靈活外交原則。不先拿日本開刀，就拿高麗來說唄， 高麗於五代後唐時段立國，公元993年前奉宋為正朔，公元994年遼入侵高麗，又臣翼於契丹。宋與高麗斷交。宋神宗在位期間兩度遣使高麗，又於1069年恢復中斷40年外交關係，高麗禮賓省提出繼續使用遼國年號，宋朝也答應了。金替遼，宋室南渡後，高麗仍尊北朝，臨安方面依舊接納，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半官半民的海上貿易。
而對於日本的外交理念兩宋基本也基本奉行「來則不拒，去則不追」，不過也有特例時期,比如神徽兩宗時代，就明文催促日本來朝，追求熱烈。
以如今日本側『師守記』,『帥記』,『異國牒狀記』，『水右記』四書史料有載記錄，從1073年北宋神宗熙寧六年的「奉國軍牒」到1279年亡國之際的祥興二年「國亡通知牒」，206年時間內，日本方面收到宋朝共合9份國牒，回書5次。兩國牒文的送還任務基本是由往來東海的宋商完成的。兩國文書收授的窗口即為各自官定貿易浦口明州與大宰府。
而具體的經過流程,答主還是舉一例吧,本次舉例為1172年日本高倉天皇承安二年，宋孝宗乾道八年秋十月的明州牒，剛好這是2012年NHK大河劇『平清盛』第39回「兎丸無念」里主要內容,就拿這集拆講：
看過此劇的大河劇迷或者歷史愛好者，都知道日本初代武門權柄人物，平清盛與對岸宋國密切的關係，劇中對於宋國的描述以及平氏對宋朝仰慕，差不多也對。
日本古典名著『平家物語』相當形象描繪了因壟斷日宋貿易，通行宋錢流通致富而兵強馬壯，權傾朝野的入道相國平清盛自傲成狂的吾生榮華：
「揚州の金?荊州の珠?呉郡の綾?蜀江の錦、七珍萬寶一つとして闕たることなし」。(揚州金，荊州珠，吳郡綾，蜀江錦，七珍萬寶盡闕下。)在此你看所謂的「七珍萬寶」皆是舶來的宋貨, 『平家物語』里並不是無端編造的,而是有一定歷史依據。
但是呢,劇本處理或者劇情安排上有點「譽滿則過」，使得日本一部分觀眾認為，平氏是不做王家的走狗了，但卻做了宋朝的走狗。第39集則更為體現——當上太政大臣平清盛為迎接宋朝微服私訪福原的明州知事趙伯圭，勒令友伴兼家臣的兔丸加緊修築他的國家形象工程——大輪田泊，因為工期被人為縮短，導致工人苦不堪言，甚至過勞死亡。耿直的兔丸出言不遜，被平清盛的密探禿童偵刺到被殺，平清盛悔恨不已，寫經懺悔，築島鎮魂，次年趙伯圭來訪，滿意而歸。
這是劇中自纂的「大宋國明州沿海制置使趙伯圭牒書日本國王文面」，實際殘存史料中，並沒有全部文面，只有斷斷續續提到幾句，所以劇中這份牒狀自然是假的。不過人家假的有水平，牒文文面是合成唐玄宗李隆基寫給日本天武天皇+明英宗朱祁鎮即位後冊封日本幕府將軍源義教的國書，具體來說「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這是出自《文苑英華》卷471載唐宰相張九齡所撰 《敕日本國王書》。主文出自『善隣國寶記卷中』「正統元年二月初四皇帝諭敕日本國王源義教」
再科普一下趙伯圭, 他是宋孝宗同母兄秀王趙伯圭。初以恩補將仕郎，調秀州華亭尉，累官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孝宗受禪，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頗有政績，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
① 「內外官司非相統攝者，相移則用此式。」
② 「於所轄而無符，帖例者，則曰「牒某司」或「某官」，並不闕字。」① 因為日本與宋國一來非朝貢關係,明州沿海置制使和太政大臣各為本國職官,也非互相統攝,那麼自然採取移牒方式溝通。
② 明州主司日本貿易與外務,以往正常對囗,若以大宋國明州單位名義,則對應日本大宰府,以明州知事或更高級別的主事官員則對應日本大宰帥或次官大宰權帥,再更高一級官員。這回是「大宋國明州沿海制置使司」是單位主體,「日本太政大臣」是某官,又前無古例,妥當目的下自然就不署名字。
換句話說僅看文面,平清盛是不可能知道明州沿海置制使就是宋朝皇親趙伯圭。不過隨牒來船者除了文牒,還有牒使明州客商楊三綱,與護航來日的宋國兵官,實際上問問他們也就知道了。回書中也體現這點,稍後再說。
「賴業雲自大唐有供物，獻國王之供物，並太政大臣入道。」宋朝牒文里當然不可能出現「大唐有供物」的字語，所以這是這是他口說之辭。於是九條兼實自己取過牒狀觀之，留下了這麼一段記錄：
「其書有兩通，一通書雲賜日本國王，一通雲送日本太政大臣。」
日本朝廷的顧慮或者遲遲不予回函理由便在這句「賜日本國王,送日本太政大臣」上。正如以上所說「賜」在內政場合是君對臣上下級賞賜,到了外交上則是朝貢關係體現。即趙伯圭以代表宋皇帝(宋廷)名義賜賞日本國王。「送」是平級關係,趙伯圭以明州沿海置制使身份以睦鄰友好關係送給日本太政大臣平入道一些土特產什麼的並沒有什麼不合適的。於是本集中公卿出現了這樣一個議論:
當然這些公卿還有一句潛話沒明表，日本國王是「賜」，太政大臣反倒是「送」，這牒里話外不是暗示宋國認為你平清盛地位比日本天皇高嘛，於是反平氏陣營的公卿藤原基房、藤原賴實、藤原賴業堅決表示不可屈尊回牒，而希望藉助此事彰顯自己在朝內海外的威望平清盛自然主張必須回。
二者拉鋸戰式議論持繼了大半年,直到翌年三月，春汛來臨，使船當歸之時，不得不斷。在政治盟友左大臣藤原經宗的支持下，平清盛決意這件事一分為二對待，日本國王是法皇還是天皇，因其敬謂模稜，可以不予回復。但致他自己這個「太政大臣」送文的還是要禮答的，因為除了通好，宋方還有軍事協作、海路治安維護的溝通意項。
為了平息朝內的反對之聲，平清盛在牒狀上做了讓步，自己已然出家，不署官銜合乎法道。只以日本國沙門靜海名義回牒大宋國明州沿海制置使王，使得這份迴文盡量看起來象私人性質的通書，再捎以法皇與自己的返禮，既不失國體又表明日本官方通好的態度。雖然名為私書，但實則是國書的規格。
其回牒由式部卿藤原范永草擬，參議藤原教長書之，這兩人前者為後白河，二條，高倉三代天皇的侍讀帝師。後者是當時日本家喻戶曉的書法名家，他的《和漢朗詠集》手跡，被重源上人帶入江南，一度為宋人文客稱道。二人都為正四位堂上家，宮內卿，飽學鴻儒，地位顯赫，絕非平氏私僚，可見實則有白河院默許。
最終這封牒狀以『日本國沙門靜海牒大宋國沿海制置使王』名義送出，來牒「司」返牒變「王」可見平清盛是知道趙伯圭尊貴身份的。又以劍一柄，手箱一合，鎧若干副送趙伯圭，而後白河院以日本國太上天皇贈大宋國太上皇答進物，即還在臨安德壽宮頤養天年的趙構蒔繪廚子一腳，色革三十枚，蒔繪手箱一合併砂金百兩。同年四月，宋船攜返牒與方物回至明州，五月二十五日，宋孝宗命樞密院對往復日本的船主楊三綱與水軍敘功論賞,可見趙伯圭這次遣使確實奉了宋孝宗之命，亦並非私使,屬於准國交行動。以日後日宋發展趨勢來看，誠然這次通交是圓滿的，但對於清盛來說，此舉得罪了公卿與稗官史家。藤原賴實除了批判他不顧朝內輿論，執意回牒有損國體，對他贈劍鎧於趙伯圭一事，以醍醐天皇『延喜格式——武勇之具不出境外之條』對他猛烈斥駁。當然挨他刀筆可不止佞臣清盛，後白河院因為在牒狀中默認了「太上天皇」這一尊號，藤原賴實認為「既入佛陀之道豈稱上皇哉？尤有不審事也！」影射後白河院是假出家，貪戀塵虛，昏昧不明。
至於集中所說的這件事∶
您能看日文不？國內的相關研究我不太熟，不過有也基本是從中國史方面往外做的，日本史方面的研究似乎見到日本人引過，估計沒啥可參考的。
日本的研究的話先從山內晉次、田中史生和榎本涉的東西開始看吧。結論來說就是唐末開始的民間交易比起之前規模要大得多，這個是目前的基礎認識了，例子的話例如渡宋僧和與日本貿易的新羅、渤海、中國商人的相關研究等等，我就不展開了……
補一句，剛想起來渡邊誠的書出了，雖然我還沒看過……這個大概是眼下最新的研究進度了首先謝邀~~
我看過很多知乎大神的回答，擺數據，引經典，貼圖片，我就不那麼複雜了，用我腦力里記得的大概回答一下。中日邦交可考的，始於漢，中間日本戰亂不斷，不過仍然小有聯繫。隋朝的時候日本聖德太子推行新政，大化改新，從此日本開始慢慢走上發展的道路。日本天皇從此自稱天皇，並在給隋煬帝的信上自稱「日出國君」（具體稱呼忘記了，因為他們在東面，我們在西面，所以他們是日出國，我們是日落國）。隋煬帝看後很不爽就扔了，然後打發使節走了（應該是小野妹子），然後就說小邦無禮以後少來往。自此中日邦交開始少了。
到了唐朝，要不是大家所知的鑒真東渡，日本才不會有那麼多人來中國。主要是來學習佛法，學習佛法是因為中國從印度獲得了正宗（唐僧取經）。來的僧人多了，自然也會學習佛法以外的，還有回國的和尚，把唐朝一頓誇。
有一點要說，這個時期很重要的是兩個唐朝回去的和尚，通過自己的理解和創造，從漢字的偏旁部首中發明出日語文字（此前他們寫漢字），是為假名（包含平假名，片假名）。漢字一直在日語中作為真名存在！ 假名用來表發音，真名漢字才是意。
日本人一看，中國這麼有文化，當然有很多能人志士想要學習啦。就跟我們現在往美國歐洲跑的留學生一樣，他們來了很多，最著名的么，阿倍仲麻呂，就是晁衡。李白還寫了首哭晁卿衡，有興趣的可以查一下。晁衡隨遣唐使回國，發生海難，不過沒死，飄去了交趾（越南），然後被送回長安，最後客死異鄉。
唐朝後來中落，安史之亂以後各地節度使各自為政，這期間日本也一直在不斷的唐化，平安京就是縮小版的長安。到了宋朝的時期，中華文明達到頂峰，日本此時在幹嘛？大約是鳥羽法皇前後，此時是平安京末期，政局動蕩，國內民不聊生，平源兩家武家逐漸崛起，日本正在經歷最重要的變革。此時的皇族無力外交，只求奪權。其實在平清盛掌握實權以前，他自己也通過海盜在與宋朝做一些貿易。他的一名海盜手下還娶了中國的老婆（桃李）。
所以宋朝時期官方貿易和往來基本中斷是因為日本政權更迭，感興趣的可以查一下那階段的歷史，我也不太記得了 ，比較亂，白河法皇，鳥羽天皇，兩個狗屁兒子瞎搞，互戴綠帽。
樓上回答很詳細了，稍微補充一點。
宋朝包括北宋和南宋時期，大體對應於日本的平安朝中期到鎌倉幕府中期。日本方面在充分吸收隋唐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出有日本特色的平安文化，又在此基礎上形成武士的文化，日本人在心理上不在有遣隋使遣唐使時代，仰視大陸文化的謙卑，甚至簮越華夷的觀念，把自己視為中華文化的正統，反過來認為大陸來的中國商人是夷。 在這樣的心態下，政府間的交流並不積極，但是民間交流非常繁榮。這又和中國和日本當時的形勢有關。 中國方面，宋的對外戰爭很弱，但是內部的經濟很發達，特別是南宋時期，政府積極鼓勵對外貿易，商品經濟空前高漲。日本方面，模仿隋唐制度的班田授受法（土地國有，政府授予農民使用，定期輪換土地）早已崩潰，土地私有的莊園大量出現，刺激了日本經濟的發展，客觀上帶來了商品的需求。中日民間貿易在此背景下，快速發展。 有一種物品，日本特別有需求，那就是宋朝的銅錢。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貨幣的發行，但是在莊園制度的背景下，這個時期日本中央政府的力量被削弱，政治不穩定。貨幣是政府信用力的表現，日本也間歇發行過本國貨幣，但是被日本人自己稱為惡貨，流通不多，日本人稱中國的貨幣為良貨，使用很廣，大凡動蕩地區，外國硬通貨好使，古今中外，都是這樣。此後一直到江戶幕府為止，中國貨幣在日本歷史上都扮演重要角色，玩過太閣立志傳的都知道，錢的單位是貫和文，和中國一樣。 文化方面，特別是繪畫和宗教方面，大陸文化再一次影響日本。宋的山水畫和工筆畫，在日本留下廣泛的影響，此外現代日本佛教的流派，大體上在這個時期受到大陸的影響，基本都確立起來了。禪宗對日本的政治、軍事、文化、藝術等等各方面均有深遠的影響。宋朝和日本關係極好，有大量高僧往來於兩國之間，中國向日本輸出文化和技術，日本則向中國提供了大量修造佛寺的木材。甚至有一些中國的高僧，如蘭溪道隆等，仿開元三大士故事，前往日本傳道，並被尊為國師。這些南宋高僧對日本的政局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並導致了日本拒絕向忽必烈投降。
准外交關係
宋朝前期
日方刻意迴避與宋廷的外交 並頒布「三禁令」對商人和僧侶往來加以限制宋與日本之間存在半官方形式的交流即：宋廷派遣商人與日本朝廷官方進行接觸，兩方以宋商為媒介進行國書往來但這種往來並無什麼實質性的內容吐槽時間：這種關係從安史之亂就開始了……某國朝廷真是勢利停止遣唐使一事貌似還和某雷神的奏表有關係……@菅原道真宋朝史上閉關鎖國烈度最大的朝代。
中國幾千年封建歷史，竟然是宋朝最先開啟的海禁、邊禁！就連「邊禁」這個詞的最早解釋權就在宋朝，如：《宋史·外國傳一·夏國上》說：:"更新邊禁，要以違約則罷和市。"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宋朝是個全方位禁錮社會自由度的朝代。宋朝既有關門鎖國的海禁、邊禁，同時還有禁止私人藏有刀具兵器之類的生活和生產方面的禁錮。關於宋朝禁言禁書的極度文化專制自不必說。正因為宋朝這種文化思想專制有系統性和完善性，竟然使後世的人們少有知道關於宋朝閉關鎖國大搞禁錮人們生活生產自由度的深層次內幕。人們只知道的是經過宋朝的文化專制過濾的歌功頌德的官史吹噓的所謂繁華，卻鮮知虛假的黑幕。顯然，宋朝這種官史對當時的現實宣傳是虛假的、其歷史是被掩飾的，其歷史記錄缺乏真實的敘述。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宋朝為什麼取締私史，連朝廷修史的官員李光因修 《小史》說真話，就犯了文字獄而全家受到流放！因為當時官方歷史不說真話，對歷史真相較多隱諱，往往盡寫一些歌功頌德，形勢一片大好的冠冕堂皇的政治宣傳。也正是如此，後人在歷史上看到的便是宋朝繁華和形勢一片大好，卻不知道你看到的歷史是被掩飾的，美化的歷史。李光就出於一個史官擁有的良知私自修史，寫《小史》記錄了一些真實的歷史事件，還有許多宋朝文人留下的私人著作都揭示了，宋朝統治者禁錮社會自由度，搞全面海禁，關禁』的關門鎖國事實。從各種事實表明，宋朝是個搞海禁、邊禁閉關鎖國烈度最強的朝代。
宋朝自宋太宗趙光義一上位，便開始了全面海禁和邊禁搞關門鎖國。據《宋史》里的《太宗本紀》記載，雍熙二年九月趙光義「禁海賈」。
又據《食貨志》記載「太平興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黥面流海島，過此送闕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貫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為役兵。」 也就說，宋太宗不止是全面禁止海外貿易，甚至連陸上與外國貿易也全面搞邊禁。可見宋朝不光是海禁，而且還邊禁，這種禁錮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關門鎖國！
要說在中國人的印象里元朝不怎麼樣，皆是因為元朝禁錮很嚴厲，其實，宋朝比元朝嚴厲多了！據說元朝沒有搞邊禁，搞海禁也只是斷斷續續的，就連清朝的關門鎖國的海禁不過持續200年，其邊禁也是斷斷續續的，而宋朝則是把海禁、邊禁的關門鎖國作為一項長期國策來實行。《宋史·食貨志》，淳化五年（994）又特申禁令，且懲罰嚴酷，滿一百錢就屬犯罪，超出十五貫在臉上刺字流放海島；後又規定，四貫以上判一年徒刑，二十貫臉上刺字發配當地為役兵。整個北宋持續這種閉關鎖國政策沒有絲毫動搖，到南宋繼續前輩實閉關鎖國政策，一再重視海禁、邊禁。
看看《宋史·高宗本紀》載，建炎四年（1130）七月，「禁閩、廣、淮、浙海舶商販山東，慮為金人鄉導」；
紹興二年（1132）八月詔，「沿海州縣籍民海舶，每歲一更，守海道險要，船籍沒。」
《宋史·食貨志》載，紹興十二年（1142），「興榷場，遂取臘茶為榷場本，凡胯、截、片、鋌，不以高下多少，官盡榷之，申嚴私販入海之禁。 」
還有邊禁措施：「臘茶海外貿易也被禁止。」這種邊禁禁令發布之後，立馬調動軍隊，打擊海上和邊境私商。
《宋史·孝宗本紀》載，幹道五年（1169）二月，「命楚州兵馬鈐轄羊滋專一措置沿淮、海盜賊」。
又於寧宗嘉定二年（1209）五月，「命沿海諸州督捕海寇」。
宋理宗於端平元年六月，「禁毀銅錢作器用並貿易下海」，
又於淳祐十年，「以會價低減，復申嚴下海之禁。」
由以上宋朝歷史記錄看，從有記載的宋太宗趙光義在雍熙二年九月 「禁海賈」開始，到南宋被蒙古人滅掉為止，期間前後大概有300多年時間，兩宋一朝都持續搞海禁、邊禁的閉關鎖國的政策。到目前為止，應該沒有人發現這300 多年中間，宋朝有過像明朝那樣的主動開放海禁、邊禁的隆慶開關政策出台的！也沒有像清朝到咸豐時代國門打開後的海禁、邊禁的開放清末時期。這樣看來，滿清的閉關鎖國的烈度不足以比得過宋朝的烈度。可以這樣說，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封閉的朝代不為過！
《澠水燕談錄》卷十記載北宋熙寧八年，淮西大飢時，「提刑司督諸郡多造紙襖為衣。
陸遊《雨寒戲作》詩云：「幸有藜烹粥, 何慚紙作襦。」註：紙襦就是紙衣。
再如《宋史》卷四八三《李觀象傳》也記載李觀象擔任冷酷殘忍的周行逢的書記時，記錄的文字云：「懼及禍，清苦自勵，以求知遇，帳幃、寢衣悉以紙為之。」
注意，以上這些宋朝歷史上文字記錄不是底層乞丐，是宋朝的有頭有臉的公職官吏和文員，連公職人員都穿紙做的衣服，可見宋朝經濟蕭條人們生活破產，社會一片凋敝景象應該不亞於晚清。宋朝有頭有臉的公職官吏或知識分子都穿紙做的衣服，可想而知一般乞丐就像晚清一樣都是衣不遮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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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乞丐群體也是宋朝開始的，宋朝總人口不多，有歷史記錄的情況是宋朝人口總數一直沒有突破三千萬。但宋朝乞丐占人口的比例在歷史上最多，往往大江南北乞丐二十萬之多，為什麼宋朝那麼乞丐多呢？因為宋朝按人丁納稅，而且稅費很重，一般男丁多的家庭需要向官府交納的「丁錢」、「丁米」（人頭稅）就越多。由於一家人「終年佣作 ,僅能了得身丁 ,其間不能輸納（交納費稅）者 ,父子流移 ,逃避他所 。（蔡襄語）」這個「父子流移 ,逃避他所 」意味深長，「他所」何處？要麼加入丐幫當乞丐，要麼聚嘯山林當強盜了。如果官府不許，可能大多交納不起人頭稅的農民唯一活路就是加入了乞丐群體！
宋朝男女比例應該是3:2，乞丐是一群光棍漢，無牽無掛，得過且過，破罐子破摔，貧困無聊且庸劣自虐的人們，到了加入乞丐群體就等於放棄了人格尊嚴！整天破衣爛衫，成了一個沒有希望的行屍走肉。當社會發生災變，唯有人啖道殣了（人相食）！
宋代晁補《流民》詩曰：
生涯不復舊桑田,
瓦釜荊籃止道邊。
日暮榆園拾青莢,
可憐無數沈郎錢。
這首詩其實就是描寫流民乞丐的詩，意思是：因為終年佣作 ,僅能了得身丁 ,其間不能輸納（交納費稅）者,只能夠父子流移成了流民了。他們從此再也無法依靠植桑種田生活了，只好帶著瓦釜荊籃流離失所，棲息在路邊。天色已晚，只好只好到旁邊榆園撿拾還沒有成熟的榆樹莢子充饑，可憐這些榆樹莢子，又小有無營養，難以果腹就像晉朝 沈郎錢。
中國人往往對歷史中底層人們一把辛酸淚缺乏了解，只限於歷代官史氣壯山河。當然，對於這種社會黑暗面官史是隱瞞的，也因此後人對歷史真相認識不夠，一旦揭開歷史深層次真實內幕，你會大吃一驚，原來宋朝這麼黑暗啊！
你要知道宋朝黑幕掩藏之深歷史上罕見。在宋朝這個歷朝歷代最重視儒教政治意識形態的國度，儒教的「為尊者隱」、「為君王隱」的思維往往對其影響深刻，政治政權會不遺餘力出台嚴密的保藏君王國家的隱私的。
那麼宋朝儒教政權為什麼要搞海禁、邊禁的閉關鎖國呢？目的是什麼呢？
原來宋朝儒教統治者與其他儒教統治者一樣，在治理社會中往往對工商業實行壓制政策似乎是本能的，稱工商業為末利，想盡一切辦法貶低工商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並在實際政策實行高賦稅，甚至取締。他們在政策上實行邊禁，海禁，關禁，甚至礦禁是為了維護政權特色的小農經濟秩序。
從統治者實際的厲害關係看，小農經濟秩序需要一種牧民之術維護，關鍵就是「愚民弱民貧民」。關鍵要達到「辱民，貧民，弱民」就「重農抑商」。沒有工商業，整個社會沒有商品流通，使人們剛好維持在不餓死的水平上，這就便於管理和驅使。正是所謂 「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使人們卑躬屈膝於權力周圍，便於掌握權力的統治者驅使！
對於小農經濟意識形態的儒教統治者宋朝來說，商業和貿易最大的危險在於人們通過商業貿易活動，增長了見識，擴寬了眼界，有了更人多的人際溝通，人的智慧往往就是通過搞商業貿易活動得到鍛煉。商人們見多識廣精於計算，看重個人權利和自由 尤其商業活動中，通過自願、平等的契約，使人們有了平等自由的概念，而由於失約要承擔失信的代價，也使人們對契約精神很高的期待。這是統治者最不願看到的人們有了平等自由觀念和國家契約精神，有了這些人們就會去向爭取平等自由，爭取得到公平公正的契約庇護。人們再不是那麼好蒙的了，不那麼聽驅使了。
而相反，人們沒有商業活動，就會被禁錮在土地上動憚不得，你不論怎麼勤勞苦幹，總也是富不起來的，而且也得不到知識和智慧。成為沒有腦子、沒有主見、沒有知識、順從聽話的愚民。這也就是讓宋朝儒教統治者為禁錮民眾自由度而愚民弱民，才搞海禁、邊禁的閉關鎖國主要原因。
日中文化交流史 [日]木宮泰彥 商務印書館
兩宋時期(960－1279)，大體相當於日本的平安時代和鎌倉時代。北宋時，平安朝的藤原氏對外採取閉關政策，嚴禁日本人民私自渡海，違者懲罰，故日本船很少入宋，宋朝海外貿易發達，宋船可隨意往航日本，北宋期間，宋船往來於中日之間達七十多次。日本朝野對中國貨很喜愛，除太宰府的公家貿易外，私下民間貿易也很頻繁。日本政府按前代慣例，對宋商和海船負責安置和優待。到南宋，藤原氏被武士階級所取代，開始了鎌倉幕府時代(1192－1333)。自平清盛掌權，即廢除閉關政策，開始加強與南宋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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