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學英語的中國人是如何學會英語的？
我一直非常好奇這個問題。
學習一種語言，基本有兩種辦法：
1.不需基礎，在該語言氛圍內浸染2.不在該語言環境中，但藉助相關課程和資料，進行學習所以我覺得問題的表述如果更準確一些，應為：不同的語言在在最初的情況下是如何翻譯對應以方便後人學習的？
因為嬰兒學一門語言都沒有太難，當初如果有一個古代」中國人「在異國，不需要任何基礎，花費一定的精力，一定是可以學會英語的（即第1種方法）。如果他就是編纂英漢漢英詞典的第一人，關鍵就是如何將兩種語言的意義進行對應，方便後人學習（即第2種方法）。
我猜想：
這個第一人他既然已掌握兩門語言，自然就會將一些他所接觸過的可以對應的辭彙進行鏈接，如果是抽象辭彙，則需要他在兩種語言中用更多的一般辭彙來描述這個抽象辭彙，最終可以得到一個對應關係（當然很不簡單）。這就是最初的語言映射原型。越來越多的這樣的先驅，就會逐漸豐富完善這個映射庫，也會把紕漏的地方糾正，直到現在這樣的狀態（仍舊非完美狀態，會繼續增添新內容，修改錯內容）。莎士比亞曾在《哈姆雷特》中深情吟誦：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現在中國人也要高聲吶喊：To learn or not to learn, that』s a
question！中國人對於英語的俄狄普斯情結情結已然在教育戰線上愈演愈烈。清末以來，英語學習在基礎教育階段中的地位越來越突顯，另一方面，加強母
語教育、減少英語學習負擔的呼聲也越來越高。香港在大學推廣英語教學，北京將縮減高考英語的分值。學還是不學？抑或是怎麼學？除了李雷和韓梅梅的故事外，
英語學習還應該包含更多的內容。
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大英帝
國特使——馬戛爾尼伯爵曾奉命覲見乾隆皇帝，請求互通商貿，卻吃了閉門羹，無奈悻悻而返。走時，馬戛爾尼拋出一句狠話：「中國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
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
態」。失望與諷刺之情溢於言表，果不其然，半個世紀後，鴉片戰爭爆發，英國人終於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英吉利的商品、貨物和資本像潮水一樣湧入中
國。隨之而來，當然還有英語。
皇族：九五之尊 「壓力山大」
清
廷的自大與保守，讓世人詬病不已。但在大清國二百多年的基業中，有2.5位皇帝曾大膽地張開雙臂擁抱歐羅巴文化。前者是一手締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
其次是在積貧積弱的國運中試圖通過「戊戌變法」來扭轉時局的光緒皇帝，剩下的半個皇帝就是「亡國之君」宣統了。
康
熙在與俄國進行《尼布楚條約》的談判中，逐漸意識到精通俄語與拉丁語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後，於1708年設立「內閣俄羅斯文館」，讓八旗子弟「專習俄羅斯
文字，以備翻譯」。到雍正年間，又從四譯館中分出「西洋館」，「招滿洲青年專修拉丁文」，以《華夷譯語·拉氐諾話》作為教材。《華夷譯語》本是洪武年間官
方編纂的一部蒙漢對譯辭書，後來逐步擴充收錄語種，成為中國近代早期的外文譯漢文的官方辭書。可笑的是，《華夷譯語》沿襲了歷史上漢譯佛經的體例——外文
詞條都是以漢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為「洞脫，唵五史為，阿脫，而藍道姆」，教學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兩
個世紀後，康熙的八世孫光緒皇帝就聰明多了。極具維新思想的光緒英語學習熱情很高，每日清晨四點就開始上課，在閱讀和寫作方面都表現出相當的悟性，但口語
卻糟糕至極。他計劃用英語做新年獻詞，並致函各國公使。無奈，公使們不給面子，紛紛婉言謝絕。雖然不得已身為「傀儡」，但這位思想開明又頗具叛逆精神的青
年單單是敢於以身作則、帶頭學英語的膽識就值得人們稱讚。他以九五之尊帶頭學習「嘔啞嘲哳難為聽」的「蠻語」，提高了英語在宮中的地位，紫禁城內很快掀起
了學英語的時尚，就連慈禧老佛爺最後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1917
年6月，張勳率領五千辮子兵在北京擁護溥儀復辟。雖然復辟鬧劇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問題卻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李鴻章之子李經邁適時向小朝廷推
薦蘇格蘭人庄士敦擔任帝師，教授溥儀英語。溥儀對英語學習抱有極大的興趣，第一年主要學習英文單詞和一些淺顯的口語對話，用的課本是《英文法程》；隨後開
始讀《伊索寓言》、《金河王》、《愛麗絲漫遊記》以及許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歷史、地理；庄士敦還會把日常用語、童話、成語故事和很多儒家經典名言翻譯
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學中。溥儀的英語水平進步很快，最後能用英語翻譯《四書五經》，庄士敦相當滿意。幼年時的英文學習，給溥儀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礎。
1945年東京審判時，溥儀面對法官的英文質詢，對答如流，不需要戴同聲傳譯的耳機。
學校：中西並進 「寄託」美國
康
熙皇帝設立的四譯館和俄羅斯文館最終成了「擺設」。到了晚清，在外交場合，清政府不得不僱用外國人擔任翻譯。這些外國人往往是各國使節的翻譯，也可能是在
華的傳教士，但有一點共性是，他們在談判過程中總是使用各種伎倆為本國謀利益。迫於這種情況，清廷在奕等人的奏請下，率先在京滬穗三地設立了同文館，致
力於培養精通外語的高級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師、船政、鐵道等學堂也紛紛開展外語教學。
京
師同文館於1861年首先設立英文館。在英語教學上，直接移植當時正在歐洲盛行的「語法翻譯教學法」，即讓學生通過大量的中英文互譯練習來學習和掌握英
語。低年級的學生往往「淺解辭句、練習句法、翻譯條子」，到了高年級，課程則擴大為「翻譯選編、翻譯公文、練習譯文」等內容。同時，學生還得不斷地翻譯西
方書籍，成績顯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獎勵。
併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
身）後，這種英文學習法仍沒有多大改觀。茅盾先生曾回憶他在北京大學預科求學時的經歷：「那時候學英語，不像現在從發音規則學起、循序漸進，我們認、讀、
寫英文字像認、讀、寫漢文方塊字一樣，先生硬教，學生硬記，天天默寫單詞，天天背課文……」
不
久後，北京大學的老冤家——清華學堂從游美肄業館中脫胎了。作為培養赴美留學生的預備學校，清華學堂必須保證畢業生直接升入美國大學後，能夠順利地適應在
美生活和學習，因此，這裡的英文教學直接採用美國模式，學校實行嚴格的考試和淘汰制，定期舉行期考、月考，每日都有口試，口試成績也作為學生平時成績的依
據。如果學生國學不及格，西學及格，仍然可以畢業；如果西學沒有及格，國學即使分數再高也畢不了業。同時，清華學堂還非常注重英語氛圍的營造，校園內的演
講會、辯論會、戲劇、演出等大多數都是用英文進行，各類告示與刊物也全用英文書寫，甚至在校醫院看病、唱校歌都得使用英語。在這種沁潤似的英語教學法培養
下，清華園先後走出了「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和「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
在
官辦學堂如火如荼地培養新式人才之時，教會學校也在中國各地悄然生長。作為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大型西式學校，馬禮遜學校對中國傳統私塾教育持批判態度，校
長布朗自詡學校的人才培養目標是「訓練整個人，包括德、智、體」，因而馬禮遜學校的英語教學注重系統性和計劃性，並能根據不同層次學生的特點，設置不同的
課程，採用不同的教學法。在教學上，學校反對死記硬背的填鴨式教學，主張充分發揮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做到「不須遠征，而自能使學生明白了解」。表現優秀
的學生，更有機會赴美留學，中國留學的先驅、耶魯大學畢業生容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官員：「佶屈聱牙」 漢字注音
「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是中國維新思想的先驅。他很早就意識到中國在科技上的落後，為此，他注意「採訪夷情」，派人專門收集澳門出版的外國人辦的報紙書刊，並把出身低下卻懂英文的人招入欽差行轅，進行被當時頑固派認為是大逆不道的翻譯工作。
為
了獲得關於西方的第一手資料，55歲時，林則徐開始自學英語。怎奈當年沒有音標，林則徐學習只能靠死記硬背。一年十二個月的名稱、常用的專有名詞、英文數
詞、各種外幣單位及英美等國駐粵官員的姓名都在林則徐的背誦範圍內，但佶屈聱牙的英語發音著實讓林則徐為難了一番，為了便於記憶，他利用漢字給英文單詞注
音，比如在China的後邊註上「柴諾」，doctor後注「諾克拓」，trade注「吐烈」。
到
了晚清，皇權已被架空，國家權力牢牢地掌握在漢族地主階層的手中。雖然李鴻章喪權辱國，但他仍然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李
鴻章是著名外交家，他不會外語，卻深諳「臨時抱佛腳」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會找翻譯學幾句寒暄語，現學現賣，倒也應酬得來。
有
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鴻章又請來翻譯，想重操故技。怎奈俄漢發音差異巨大，李鴻章怎麼也記不住。最後，索性直接在隨身攜帶的扇子上，用漢語記錄了俄語發
音：「請坐——殺雞切細」（Садитесь），「謝謝——四包錫箔」（Спасибо），「再見——大四位達理也」（До
свидания）」等等。雖說方法不考究，但溝通效果卻不差。二戰後的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也用現學的俄語向斯大林打招呼，結果斯大林聽了之後毫無反
應，倒是蘇方的翻譯打破僵局，詢問丘吉爾：「首相閣下，您說的英語，怎麼我一句也聽不懂呢？」
曾
國藩的次子曾紀澤就將這種用漢語注音學習法發揚至極。《翁文恭公日記》記載：「詣總理衙門，群公皆集。未初，各國來拜年。余避西席，遙望中席，約有廿余
人，曾侯與作夷語，啁啾不已。」畢竟不是正規的教育，雖然此時的曾紀澤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國人說他的英語確實「流利但不合文法」。
文人：口誦筆譯 終成「溫拿」
政客們紛紛攘攘，東一棒槌、西一榔頭的漢字注音學習法，只能Chiglish味兒十足。真正值得當代人追逐崇拜的，應當是民國的學院派文人。
雖
說「辮子教授」辜鴻銘屢屢被自由主義者們罵成「老古董」，但在英文水平上，譏諷者們卻很難望其項背。辜鴻銘10歲時就隨義父布朗在蘇格蘭接受嚴格的德文和
英文教育。布朗雖是英國人，但他的教法更神似中國的私塾教育——死記硬背。他要求辜鴻銘背誦《浮士德》，卻說「只求你讀得熟，並不求你聽得懂。聽懂再背，
心就亂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時我再講給你聽吧！」這樣，半年多的工夫辜鴻銘稀里糊塗地把一部《浮士德》背了下來。到第二年，布朗
才開始給辜鴻銘講解《浮士德》。
之後，辜鴻銘開始了半月學一部莎士比亞
戲劇的英文學習計劃。天資聰明的辜鴻銘越背越快、過目不忘，計劃又改為半月學三部。這樣不到一年，辜鴻銘已經把莎翁的37部戲劇都記熟了。此時辜鴻銘的英
文和德文水準已經超過了一般大學畢業的文學士，此時打下的紮實基礎，對辜鴻銘日後在古希臘文、拉丁文、法文、俄文、義大利文等九種語言文字上的建樹功不可
沒。辜鴻銘後來在北京大學教英語時，有學生向他請教掌握英語的妙法，他回答得很簡單：「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
「世
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屋子安裝有美國的水電煤氣等管子，有個中國廚子，有個日本太太，再有個法國的情婦。」作為一名遊走於東西方文化之
間的學者和文學家，林語堂的英語學習法自有其特點，朴樸素素、簡簡單單地總結起來，就是注重口語訓練。林語堂認為學英語必須有全句的觀念，「不能專念於單
字。學時須把全句語法、語音及腔調整個讀出來」；「口講必須重疊練習」，使「人在不知不覺之間吸收英文的句法，久而久之，自然順口。到了順口之時，英文句
法已在不知不覺之間學來，比寫作時算什麼主格賓格強得多了」；「口講的話都是自自然然說出來的，少有堆砌奇字、矯揉造作之弊，因為口講應答之間，不容你刻
意求工」。
對於滬上小姐張愛玲來說，提高英文的好方法就是不斷地把自己
的習作由中文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譯成中文，並盡量避免重複的詞句。反反覆復，英語水平就會大有提高。張愛玲在港大的求學歲月里，將這種翻譯學習法發揮到了
淋漓盡致。為了讓英文寫得地道純熟，她狠狠心三年沒用中文寫東西，甚至通信用的也是英文。留過洋的姑姑對她的英文功底很是佩服，說她，「無論是什麼英文
書，她能拿起來就看，即使是譯本物理或是化學書。」三年工夫沒有白費，看來，正應了張愛玲在《十八春》里說的那句話——「對於三十歲以後的人來說，十年、
八年不過是指縫間的事；而對於年輕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商人：英漢夾雜 「洋涇浜」語
當
中國人在地球的一端搖頭晃腦地背誦著「How do you do」時，地球的另一端，美國人早已用「Long time no
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漸淡出美國人的口語，Chinglish竟成了一時的風尚。其實，這種「畫虎不成反類犬」的英語，最早可以上溯到
中國商人的口齒間。
自《五口通商章程》簽訂後，中國東部沿海及長江沿線各港口陸續開放。一時間，外商雲集，僅上海一地，剛剛開埠一個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貿易量的不斷攀升，讓中國各地的商販們趨之若鶩。
然
而，由於精通商貿英語的外事人才緊缺，也為了能順利躋身上流社會，商人們不得不硬著頭皮自己學起了英語。在與外商交談時，連估帶猜、中英夾雜，再融入些上
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混合語。因為當時上海的商業機構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涇浜的兩岸，於是人們把這種「四不像」似的語言稱為「洋涇浜英語」。
商
人們說的洋涇浜英語中有著深刻的漢語烙印，姚公鶴先生就曾說過：「洋涇浜話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國文法出之也。」「洋涇浜」英語把rice（大米）說成
lice，把fish（魚）說成fis，把have（有）念成hab，very few 念成welly
few。若是說起整句話來，現代的人估計更是摸不著頭腦，曾有一位年輕的先生去拜訪兩位女士，中國僕人很嚴肅地告訴他：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那兩位姑娘您現在一個都不能見。年齡大的一位正在樓上洗澡，年齡小的一位不在家，請您趕緊走開，趕緊走開）。
即便如此，但千萬別以為「洋涇浜英語」就是下里巴人的專利。董橋先生曾提到他有一次跟老上海喝茶，聽到鄰座有人很謙虛地對他的茶友說：「我只會說洋涇浜英文！」那老上海忍不住小聲說：「他也配？」哈哈，可見正宗的洋涇浜也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的專用語！
當
然，「洋涇浜英語」並非上海特有，在廣州、澳門、哈爾濱、台灣等地也出現了漢語與當地通行外語相結合的洋涇浜語。1949年之後，中國各地相繼解放。在上
海，洋涇浜英語也喪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歷史舞台。但不要以為「洋涇浜英語」就此絕種，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的「咖啡」
（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涇浜」。當然，你很快還會在英語中見
到dama（大媽）與tuhao（土豪）。
有個朋友，爸媽是墨西哥人，他說他倆剛過去美國的時候一句英文都不懂，都是接觸美國人多了，自然就建立了英語跟西班牙語的聯繫了，比方說幫人家撿了一下錢包，人家說「Thank you」，他們就知道是謝謝的意思了
兩個思路僅供拋磚引玉，幫助大家找到這個溝通的橋樑：
1. 到語言不通的異國他鄉出差旅行時你是怎麼買汽水的？
直接打手勢？沒錯，肢體語言就是一座橋樑。2. 藉助實物，僅適用於名詞。
拿起蘋果講apple，那個人就能知道這個東西叫apple。但不巧這個方法不能用於抽象名詞等情況。。3. 好吧第一個人確實很難。。。可見我們都站在前人（巨人）的肩膀上，感恩。第一個會說古代英語的人在唐代。不過這很不好講，這就好像問，誰是第一個講漢語的人？漢語不是突然被講的。第一個會講英語的中國人也並不是講一口流利的古代英語。中國至少在春秋就有懂匈奴語言的，這些會講外語的人是通過在做生意的過程中學會的匈奴語言。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可能性是傳教士教的，傳教士到了一個地方之後往往會待很長時間，在這期間和周圍熟悉的人產生溝通，互相學習彼此的語言也很正常。身邊的僕人或者朋友相對於其他人來說在和外國人交流的時候就很有優勢。人類的交流有其共性，即使最初的翻譯官可能並不會寫，但是他們會讀，會學習發音。然後連蒙帶猜也能溝通。
我覺得傳教士身邊的人才是中國第一代會外語的人。應該是一個嬰兒，爸爸講英語，媽媽講中文，嬰兒兩種語言都會了
簡單的說，是把語音和意義(語言的兩要素)對應起來。意義可以是實體或概念。比如來到一個原始部落，當地人指著兔子叫asdf，你就能把asdf和兔子對應起來；或者當地人做某些動作，比如喝酒然後指著你說ghjk，那麼ghjk就和喝酒這個動作對應。在確定主謂賓後語法也不是問題。當然實體的東西比較好對應，思想的東西就比較困難了。
說起來，我幾句日語都是看動漫這麼學起來的。我猜想，在古代，能接觸到外語的大都是邊境的商人，要做生意必定要溝通。商品擺在面前總要問問是什麼，幹嘛用的，一來一去簡單的用語就懂了。兩個商人坐下來研究一下對方的語言也不是不可能
靠比話
就像你會家鄉話和普通話一個道理。普通話聽多了，也就會了，回頭總結分析了，就成書本啦
你是怎麼學會漢語的
就連寵物和人呆久了都能聽懂簡單的詞語，比如吃飯了、趴下、不許動之類的，何況是人！
我想……應該是被一個學會中文的且以英語為母語的人教會的吧
討論一個比較極端的情況，這個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從一個國家偷渡到另一個國家，他們文化水平不高，對新的語言一竅不通， 也無法進行系統的學習。但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後，總是能夠掌握一定程度的新語言，這中間的過程或複雜或簡單，方法各有不同，成效也因人而異，
但是在毫無基礎，並且無法和母語對照的基礎學會另一種語言並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有沒有這種可能，應兩國間語言需求，中國男人和英國女人政治聯姻，生下小孩後，男的教漢語，女的教英語。
我覺得「第一個學英語的中國人」起碼比「剛出生不會說話的英國嬰兒」更有學會說英語的基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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