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的文物是如何在文革或破四舊中留到現在的？
除了沒發現的，只有藏起來的才能留到現在么？？
先看下圖：
所謂「這件事」，是指１９７４年６月２７日，《情況彙編》第２３９６期刊發了《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在該內參中披露了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９日陝西農民發現秦兵馬俑的有關情況，該文最後寫到：慶彤同志並冶秋同志：
江青同志很關心這件事。建議請文物局與陝西省委一商，迅速採取措施，妥善保護好這一重點文物。 先念１９７４年６月３０日
「臨潼某些領導同志出於本位主義考慮，不願別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沒有向上級報告。秦始皇陵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可是，並沒有得到妥善保護。生產隊隨意在陵園掘土挖坑，開荒種地。出土文物中的金屬製品，有的竟被當作廢銅爛鐵銷毀掉，一些石制、陶制物品則被丟來拋去。臨潼縣文化館館長李耀亭同志說，關於秦始皇陵的破壞情況，曾專門向陝西省有關部門打過報告，並建議成立秦始皇陵保管所，展出當地出土的秦代文物，對廣大群眾進行階級鬥爭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但是，報告上送以後，如石沉大海，沒有迴音。」
江青看後立即打電話給姚文元，讓姚轉告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對臨潼某些領導的做法要嚴加追查，並杜絕這類事情再度發生。同時，要求有關部門儘快將事情真相調查清楚。李先念時任國務院分管這項工作的副總理，將該內參批轉給分管文物工作的國務院副秘書長吳慶彤和國家文物局長王冶秋。
由此，秦兵馬俑得以重見天日，並收到妥善保護。王冶秋在事後的報告中寫到：「這次中央負責同志的批示，對文物工作是一個很大的促進。最近我們除遵照江青同志關於不能把出土文物據為己有的指示精神，代國務院草擬了文件外，今後還準備在工作中經常注意表揚保護文物的好人好事，批評本位主義以及把出土文物據為己有的傾向，把文物工作進一步加強起來。」
再看一些文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保護國家財產，節約鬧革命的通知》（摘選）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最近，一些地方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社會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互相勾結起來，挑唆一部分人破壞國家財產，私分集體經濟的生產資料，砸毀工礦、企業、機關、學校等單位的設備和物資，妄圖破壞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央認為，這些現象必須立即予以制止。
……四、對文物、圖書要加強管理和保護工作，不許隨意處理和破壞。……
這一通知可在城市、農村和部隊各單位張貼。
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歷史悠久而又富於革命傳統和優秀遺產的國家，保存下來的文物圖書極為豐富。這些文物圖書都是國家的財產，在文化大革命中，應當加強保護和管理工作，要防止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乘機進行破壞活動。為此，對保護文物圖書提出如下幾點意見：
一，全國各地革命遺址和革命紀念建築物必須堅決保護，並且應當保持原狀，目前不要進行大拆大改。一定要在宣傳中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使它們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陣地。 二，各地重要的有典型的古建築，石窟寺，石刻及雕塑壁畫等都應當加以保護。目前不宜開放的，可以暫行封閉，將來逐步使這些地方成為控訴歷代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罪惡的場所，向人民群眾進行階級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 三，各地古文化遺址，古墓葬要注意保護，嚴禁以搞副業生產或其他為名挖掘古墓。地下文物概歸國有，出土文物應一律交當地文化部門保管。凡是出土的古代金銀器，各地人民銀行不要收購，已收購的應當交由文化部門進行保管。 四，對有毒的書籍不要隨便燒掉，要作為反面教材，進行批判。 五，各地革命委員會或軍管會應當結合對查抄物資的清理，儘快組織力量成立文物圖書清理小組，對破四舊過程中查抄的文物（如銅器，陶瓷，玉器，書圖，碑帖，工藝品等）和書籍，文獻，資料進行清理，流失，分散的要收集起來，集中保存，要改善保管條件，勿使損壞。一時處理不完的，可先行封存，逐步進行處理。 六，各煉銅廠，造紙廠，供銷社廢品收購站對於收到的文物圖書一律不要銷毀，應當經過當地文化部門派人鑒定，揀選後，再行處理。七，各地博物館，圖書館，文管會，文物工作隊（組）文化館，文物商店，古籍書店所藏文物圖書都是國家財產，一律不要處理或銷毀，應當妥善保管，並注意經常的保養工作。
在進行上述工作時，要進行保護文物的宣傳教育工作。 （發至縣，團級）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以下內容可自行檢索，不再贅述：
一九七三年八月一日《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關於進一步加強考古發掘工作的管理的通知》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關於嚴禁將館藏文物圖書出售作外銷商品的通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對外貿易部、商業部、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關於加強從雜銅中揀選文物的通知》一九七四年八月八日《國務院關於加強文物保護工作的通知》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國務院批轉外貿部、商業部、文物局關於加強文物商業管理和貫徹執行文物保護政策的意見的通知》(附:《關於加強文物商業管理和貫徹執行文物保護政策的意見》)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關於古舊書籍出口鑒定問題函》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五日《國務院批轉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關於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加強文物保護管理的報告的通知》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九《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關於頒發《對外國人、華僑、港澳同胞攜帶、郵寄文物出口鑒定、管理辦法》和更換文物出口鑒定火漆印章的通知》詳見：《 20世紀70年代前後中國文物保護工作述略 》
最後看一篇訪談：《瞭望》周刊記者與謝辰生訪談錄（摘自《瞭望》：得知少林寺準備上市之後》）
謝辰生：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主持起草者、《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前言的撰寫者；他是中國明確提出文物定義的第一人。
《瞭望》：您曾經說過，「中國文物最悲慘的時期是在上世紀90年代」，您現在還這樣認為嗎？
謝辰生：是的，我依然這樣認為，而且可以說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今。《瞭望》：難道比「文革」期間對文物的破壞還嚴重？謝辰生：對，確實比那個時候還嚴重，這其實是很多人認識上的誤區。在「文革」期間，雖然因為紅衛兵「破四舊」等行為，給文物保護造成了不小的傷害，但實際上時間很短，很快，他們就去「奪權」、搞政治鬥爭去了。更重要的是周總理的力挽狂瀾，對制止文物的破壞行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記得，1966年「造反派」剛一上街，周總理就立即下命令，調集了一個營的軍隊來保護故宮，所以整個「文革」期間，故宮沒有受到任何破壞。因此，「文革」對文物的破壞其實並不像許多人所想像的那樣大，實際上當時國務院已經公布的180餘處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除了西藏有一處被破壞外，其他都得到了保護。不僅如此，在那一段時期內，我國的文物保護事業還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長沙馬王堆、銀雀山竹簡、金縷玉衣和西安兵馬俑這樣的重大考古發現都是在那個時期。《瞭望》：是什麼時候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的呢？
謝辰生：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情況就開始變得複雜了。總體而言，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國內還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盜掘等犯罪活動，文物保護的環境還是比較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人們對金錢的追逐慾望也愈加強烈。於是，沉渣泛起，偷盜、走私又都出來了。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盜墓風氣，不要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是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沒有那麼嚴重過。
文革破四舊比起房地產開發，戰鬥力只有五。
破四舊的時候，由於絕大部分博物館的保護功能尚在運轉，所以館藏文物受損極小，紅衛兵衝擊故宮未果可以視為當時亂像的一個代表。
而後1967年《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這個文件發到縣團級，也算是較為深入基層了）出台，最後一條「各地博物館、圖書館、文管會、文物工作隊（組）、文化館、文物商店、古籍書店所藏文物圖書都是國家財產，一律不要處理或銷毀，應當妥善保管，並注意經常的保養工作」算是為館藏以及國家機構收藏的文物頒了一面金牌，所以文革期間文物工作者以此文件為依據，盡其所能保證博物館館藏文物的保管不受影響。有些文物單位還在文革期間爭取到了保護經費，故宮、中山陵都在文革期間爭取到了一定的文保經費支持。
除此之外，博物館工作者的自身努力也不可忽視。譬如當時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曾成立紅衛兵組織，來對抗企圖破壞上海博物館文物的紅衛兵。破四舊基本沒有衝擊博物館，銷毀的主要是人民群眾自己手裡的四舊。
康聲
林江集團主要成員竊奪文物記
1980年曾秘密舉辦過一個「四人」等個人盜竊國家文物展，數量質量均以康第一，陳第二，江第三，姚文元第四，所謂盜竊文物，大多直接從故宮調出，或從北京文管處直接拿走，或廉價購買，如黃庭堅真跡《臘梅三詠》只需支付5元。僅康生一人就將12080冊古籍珍本，1102件稀世文物佔為己有。
文期間，全國文物被毀不計其數，僅1966年破四舊，北京市被抄走的古舊圖書就達235萬多冊，瓷器、字畫等近400萬件，大多難逃被毀厄運，而被康生等私占的文物則躲過了文浩劫，保存至今，的確是莫大的諷刺。
本文摘自《百年潮》雜誌2004年第1期 作者:章澗青
據統計，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後到北京市文管處三十二次，竊取圖書一萬二千零八十冊，竊取文物一千一百零二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圖書，有兩千多年前的青銅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硯、碑帖、書畫和印章，還有三十萬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珍品，有的還是絕無僅有的國寶。
康生侵佔的這些圖書文物，很大一部分是趁著一些老幹部和知名人士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機會而竊取的，其中包括齊燕銘、鄧拓、阿英、龍雲、章乃器、傅惜華、傅忠謨、趙元方、齊白石、尚小雲等九十六名知名人士私藏的書畫。還有二十五個單位和三十一個倉庫中「無主」戶的查抄文物，有些也被康生納入私囊。
傅惜華先生，「文革」前是中央戲曲研究院圖書館館長，「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是我國有名的藏書家。他的藏書，以多、全、好馳名中外，康生早就垂涎三尺。
「文革」中，抄家風剛剛颳起，康生就多次跑到文管處詢問：「傅惜華的書集中起來沒有？」並且一再囑咐：「他的書一定不要丟失和分散。」
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華的書已經抄出被集中到國子監藏書庫，顧不得讓人代勞，趕緊親自驅車前往。到了書庫，一屁股坐在一個破木箱上，動手破捆挑書。就這樣，傅惜華的藏書經過紅衛兵一抄，轉而流入康生之手，「破四舊」的「革命也就完成了。
康生的佔有方式，五花八門。試舉幾種：
一曰借條佔有。這是「文革」前康生竊取文物的主要手段。
1956年，故宮博物館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龜硯，被康生看中，說是「借」去看看，不僅久借不還，還被康生編入「康硯第五十三號」，據為己有。這種唐代陶龜硯留傳下來的極少，國內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縣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日本有一件，康生處包括從故宮「借」來的這件共有三件，這三件名硯都是無價之寶，被康生以編硯史為名，從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庫房「借」走。由於久「借」不還，不好入帳，只好為康生辦了調撥手續，歸康生所有了。
二曰無償佔有。
1969年7月8日，康生在文管處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說「你看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這是清朝搞的，我從前有一本，不知誰給拿走了，找不到了，這本我拿走了吧！」就這樣，這本清朝的《百家姓》讓康生白白拿走了。
1970年5月2日，由康生打頭陣，率領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陳伯達一夥，擁進文管處庫房。他們像入了寶庫，葉群和幾個武夫爭搶金銀珠寶，康生、陳伯達則虎視著圖書文物，各自佔領一攤。他們覺得在管理人員面前，恐怕有失身份，又假惺惺地互相謙讓，彼此贈送，最後各自帶回，歸己所有。
這一次，庫房的圖書文物，幾乎被他們洗劫一空。
一次，陳伯達從文管處劫走一件價格昂貴的青金石山子，康生得知後堅持也要一件。當時文管處庫存已無此物，只好從外貿部門用一千三百五十元高價為他購進阿富汗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石山子各一件。康生分文未給就由他的老婆取走了。
三曰廉價佔有。
宋拓漢石經，據傳是蔡文姬之父蔡邕書寫，國內僅存三件，是異常珍貴的文物，而康生僅付十元就取走了。
黃庭堅真跡《臘梅三詠》，極其名貴，價值數千元，康生僅付五元就取走了。再如宋畫院仿趙干起蛟圖，價值千餘元，康生僅付一角錢取走。此外，康生還掠走歷代銅印及雞血，田黃等名貴印章達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的漢代陳宮、董永等名人銅印，也有現代陳半丁、齊燕銘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五分錢到五角錢的折價掠去。康生很清楚每件圖書文物的真正價值，若在國際市場出售，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任何一件都能成百萬富翁！
四曰掠奪佔有。
「文革」前，大慶出土了一塊三十萬年前的玳瑁化石。這是研究地質的珍貴資料，根據國家法令，應為國家收藏。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為己有。不僅如此，他還挖空心思要工藝美術公司將這塊化石做成硯台蓋，另選精料配製龜形硯身。1970年初，康生通過北京市文管處催促北京工藝美術公司僱用了一百四十四個工，從山西開採了兩方大紫石，因斷層太多，未做成。最後，又從石家莊買了一塊香油磨石才做成龜形硯身，前後一年完工。而康生僅付四元了事。玳瑁化石，分文不給，攫為己有。硯台加工費和無以計算的運旅費用都由國家負擔。
1、《林彪集團成員到文物庫房拿走文物的記錄》；2、《林彪集團成員到文物管理處盜竊文物記錄》；3、《由北海庫「提供」資料文物庫文物情況》。第二方面的內容為一份材料：《給林彪、陳伯達刻圖章硯台的經過》。這些材料都寫於林彪事件發生後不久，寫作者均為北京市文物局職工，內容均為當事人的所見所知，材料均是當事人親筆書寫的原件，上面都有他們的親筆簽名。
一、來北京市文管處的人物、時間、次數
葉群來文物管理處三次。第一次是1968年4月25日晚同陳伯達一起來的，第二次是1970年5月2日同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此人不屬林彪反革命集團案案犯，故隱其名)一起來的，第三次是1971年7月10日晚10點。第一次來沒拿東西。第二次拿東西最多，到庫房見什麼要什麼。第三次來之前一星期就打電話告知「首長要來」。
林(彪)、葉(群)的隨員來155次。這只是根據拿東西的單子(發票)統計的約計，全數要在300次以上，因為有時一天來兩三次，另外在書房的次數還不在內。最後一次是1971年8月10日。(註：文中所謂發票是指廉價購得文物的單據)。
陳伯達來了80多次，最早一次是67年5月同戚本禹一起去琉璃廠原文物清理小組，67年8月搬到府學衚衕後，來的次數就多了。陳伯達及其嘍羅一共來了39次。這個數字也僅是從單子上看，陳伯達在69年、70年兩年時間有時一周要來三四次，有時一天來兩次。最後一次70年8月陳伯達的嘍羅×××來退文物。
吳法憲到文管處7次，第一次是70年5月2日，最後一次是70年11月15日。
李作鵬到文管處14次，每次都要帶著他的老婆、孩子，第一次是70年5月2日，最後一次是71年1月31日。黃永勝來7次，包括他的秘書共25次，第一次是70年4月22日，最後一次是71年9月18日，是他的嘍羅××來算帳。黃去過北海、孔廟和首圖，有大字報揭發，當時人家在大殿內整理書，因為他來了，被鎖在屋裡。
邱會作到文管處15次，第一次是70年5月2日，最後一次是71年9月15日，是邱會作的老婆、孩子來的。×××來了12次，第一次是70年4月7日。葉群秘書××來，陳伯達介紹：「××來拿東西讓他拿走，記在我的帳上。」在70年8月才知道是給葉拿東西的。那天××、××二人都來拿東西，裝作不認識，後來他們坐在一起，說「我們倆都帶走得了」。平時××只說「給最(高)首長拿的」。
林立國(果)來2次。70年6月來一次，×××接待，找唱片，他要試一試，在考察組屋裡試的。70年9月來一次，××說：「我們有個領導同志來」，中午來的，先看八音盒，×××問他「貴姓」，「姓李」，後來在「571」的圖上看到認出來的。
二、來文管處竊奪文物的清單
林彪、葉群拿走文物字畫1858件，圖書5077冊，筆134支，紙1451張，本159本，唱片1083張。有的沒收錢。收錢的共計766。55元。按國內收購價應為3431661元。其中珍品118件。
陳伯達拿走文物432件，字畫127件，字帖301冊，圖書5355冊，筆159支，紙13卷，本4本。黃永勝拿走文物342件，圖書5702冊，唱片180張，筆88支，紙49卷。吳法憲拿走文物151件，圖書620冊，筆57支，唱片162張。李作鵬拿走文物579件，圖書1494冊，筆87支，唱片191張。邱會作拿走文物188件，圖書1161冊，唱片599張。三、文物作價的情況作價問題：在文物清理小組時期，我們想不能白拿，核心(組)研究決定：比「文命」前收購價稍低一點。革委會成立後，陳(伯達)說：「我該(欠)你們幾百萬了。」在書店買一部分書作價多了，陳說：「你們還讓我吃飯不讓。」我去市委請示，得到的答覆是：「文物別超過20元，書別超過5元。」「既這樣，價錢不要高了。文物好的不要給。」讓我掌握。
四、拿走文物的一些具體情節
林彪的嘍羅××第一次到文管處是由陳伯達的嘍羅帶來的，陳伯達的嘍羅說：「他拿東西叫他取走好啦。」開始，林彪的嘍羅假惺惺只拿一般的東西，說拿回去看一看，拿的東西記在陳伯達的帳上。後來他拿走的東西數量越來越大，而且都是最好的東西。林彪感到文管處這個地方有機可乘，什麼圖書都有，什麼珍貴文物都有，而且算帳等於白拿，書幾分一本，文物幾角一件。
林彪嘍羅經常換人，換過七八個經手人，又拿走大量珍貴文物，使我們懷疑他們究竟為誰拿東西，而且又是那麼鬼鬼祟祟，遇到別人來他們就溜開，當我們問他們是為誰取文物時，林彪嘍羅含含糊糊地講：「為最高領導。」還假惺惺地講：「首長非常滿意。」
林彪嘍羅盜竊文物不擇手段，打亂了文管處的庫房管理制度，他們採取的手法是，口頭上講「由查抄庫房找出來交資料庫太麻煩」，而實際上是資料庫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由管庫的人找出東西，林彪嘍羅可以不用手續直接從庫房拿走，他們跑到孔廟，跑到北海，跑到府學後院的庫房，總之沒有一個庫房沒走到過。
他們還感到文管處不能滿足，還換上便服到工藝品公司、馬連道庫房、文物商店拿東西，有的直接拿走，有的拿回來後又從我們這裡取走。林彪嘍羅×××有時一天到文管處三四次，衣服也換幾次，一回穿綠軍服，一回穿空軍服，一回穿藍便服，車子也要換幾次，有時坐上海，有時換伏爾加，有時換北京吉普，有時換騎自行車。
×××說，「凡是好的，都留下一人給一份」，「最高首長一份，黃……」。×××給每個人起了代號。××來了以後問過陳伯達，「我們不寫名字，丟了不好」，從此用代號，陳伯達是104，因他是第四號人物，××用107、葉群108，李作鵬124，邱是……
70年4月以後，陳伯達開始找銅印子，以研究歷史人物為名，從北海調來2800多方。
第二次到北海庫是拿硯台。葉(群)來刻「玉不琢，不成器」。70年5月15至16日，我、××、××、×××一塊到馬連道外貿倉庫找來18方硯台，不行，我又到文物商店找兩次，約10塊(每塊50到80元，收回5元)，不行，×××又到北海拿走文物商店的8塊。
70年5月陳伯達要徐悲鴻的畫，林(彪)也要，××就讓打開戰備箱，拿走了46張徐的畫。
要張大千的仕女畫，因有張大千的款，陳伯達讓把款挖掉。
刻好硯台後，按硯台作模子，拿模子到外邊做盒子，做了30多個，花1000多元，一個子也沒收回來。
陳伯達看見抄來的打章的本很好，拿走了。陳的兒子來看本的樣子，說可以用。林彪拿走159本，每本0。01元。黃永勝拿走44本。吳法憲拿走3本。李作鵬拿走10本。邱會作拿走10本。×××拿走15本。
70年3月開始，林彪嘍羅××來要唱片，要鄧拓的，不行，要密級的，就發動人去搞。軍宣隊想要唱片幹什麼？我想這是「鬥批改需要」。從各處收來7 7萬張，他們拿走，每張收1分。林彪拿走1083張，黃永勝180張，吳法憲182張，李作鵬191張，邱會作599張，共2215張唱片。69年底，林彪嘍羅××拿來彩塑羅漢叫我和××給認。我們倆跑遍了雍和宮、廣化寺都認不出來。
林彪嘍羅說，「領導」需要一些東西，到別的地方買不合適，從你們這裡拿，你們代辦。不是文管處的業務範圍的東西也讓給找，如唱片、鋼琴、八音盒、裱畫、做硯台盒、刻字，甚至痰盂、泡菜罈子、裱畫案板、石頭等等。正如邱會作的老婆講：「你們這裡什麼都有。」邱會作要泡菜罈子，邱的老婆孩子來要鋼琴，林(彪)要魚缸。
五、退回一批文物的情況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彪感到做賊心虛，71年3月份林彪的嘍羅退回一批文物，當時來時，正遇到有別人在，他們偷偷摸摸的將這批東西擱在宣傳隊屋子裡，事後他要取走從文管處拿東西的底單，想銷贓滅跡。
二中全會後陳伯達的秘書急急忙忙退來一批東西。71年2月林(彪)退回一批東西。71年3月林的秘書來，要把他買的東西的單子要回去，我說「不行，應留下一份」。我們留了一份，現在才好統計。
以上所引的原始材料，出自《林彪集團成員到文物庫房拿走文物的記錄》和《林彪集團成員到文物管理處盜竊文物記錄》。
林彪、葉群曾從某文物倉庫竊奪唐朝褚遂良的手書真跡及毛澤東手書白居易《琵琶行》，在我收藏的材料中就沒有記錄。
關於這件事，當事人官偉勛(時任幫助葉群學習的老師)曾在《我給葉群當老師》一文中這樣披露：
不久，她(葉群)的興趣又轉移到文物上了。原來，「文革」期間抄了許多所謂「黑幫」、「牛鬼蛇神」的家，抄出許多貴重文物，胡亂堆在幾個大庫房裡。康生對這些東西最有興趣，康生拿，陳伯達也拿，葉群充風雅也要拿。這個任務就落到我和另外兩個同志的頭上並命我牽頭。
我說我對文物一竅不通，她說沒關係，有「老夫子」(陳伯達)幫忙，並讓我改名冒充陳伯達處的人。
有一天，我一進屋，工作人員就拿出兩個大軸字卷，悄悄告訴我這可是好東西。打開一看，一幅是毛主席手書白居易《琵琶行》，一幅是唐朝褚遂良的真跡。我問這件東西值多少錢？工作人員說，「都破四舊了，還有什麼價？」我說「文革」前呢？他說：「總得上萬吧！」他還告訴我，這些東西放在這裡也可惜了，應當放在恆溫室里才能免遭損壞。
東西是拿回來了，但從此也引起我深深的不安。我認為不該拿這些東西，就把我的想法跟軍委辦公廳來的一位同志講了。沒幾天，林辦秘書突然通知我們幫助工作的同志談話，說要修房子，地方不夠住了，讓我們先回原單位，今天上午就走。我說，把手頭需要交代的交代完就走，上午來不及了，吃完午飯就走！
一直到過了「9·13」十幾年後我遇到了林豆豆，才揭開我離開林辦的謎——她告訴我，審查期間，空軍政委高厚良曾叫她交代官偉勛為什麼離開毛家灣的？她說，就是因為我流露了對葉群拿文物的不滿，有人彙報了，葉群火了，才下令叫我立即離開的！
又如葉群還指使黃永勝的老婆項輝芳從原廣州市市長朱光那裡騙得了名人畫卷77軸，碑帖8冊，線裝古書63函另510冊等。官偉勛的親歷記錄和圖們書中的材料可以與我收藏的材料相互印證，以見林彪集團竊奪國家及私人文物的貪婪和瘋狂。造反派破四舊 保皇派打砸搶
之前在博物館看到的
一些人認為文革破四舊是對歷史文化遺產的最嚴重破壞這件事，只是因為公知是這麼宣傳的而已。曾子曰：你以為你以為的就是你以為的？破四舊主要是對人，次要是對場所，而且破壞古迹出現以後國家立刻就出面開始制止事態發展了。
相對的，錢才是文物破壞最大的元兇。如今的考古發掘，都說無墓不盜呢。而且看過余秋雨的書的人，也應該知道莫高窟的破壞是看守的道士賣給洋人的。舉個西安碑林的例子。文革時期由於三大方丈自焚使得上面對於西安的文物保護有所重視，使得紅衛兵等不過於囂張。再有碑林組織紅衛兵參觀，忽悠紅衛兵的同時，全館人員（不只是講解員研究院）全部出動在紅衛兵和碑刻之間拉起人牆防止突然砸碑。而且碑林小小的展室里很多三米多高的青石也不好砸是不╮(╯_╰)╭
咸陽周陵，某年冬天去，沒有遊客，售票的給講解，一處大牌樓，破四舊時要拆除，半夜有位老師在牌樓上寫了毛主席萬歲，第二天拆除的人傻站半天沒敢動，得以保留。
建國後最嚴重的文物流失海外 應該是被人從國營文物商店大把買走的吧？
當年陳家祠就是因為印毛澤東語錄保存下來的～
那些文物都是從富裕一點的家庭（也就是那個時候所謂的資本家）裡面，打砸搶來的。
你仔細的了解一下有關「破四舊」的情況，看一下時間線，各種會議的情況，就會有自己的認知。不要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判斷。提示，打砸搶殺的這幫人，八十年代被平反了。
簡單，因為文革中根本就沒有文物遭到大面積毀壞。有毀壞也只是一小部分。
看地方，文革亂是亂，那也是屬於政治鬥爭。鬥爭嘛，有輸有贏。不是所有的紅小兵都這麼厲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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