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之間的語法差異是否會影響思維方式？

01-03

去年有一期《環球科學》上，有篇文章《語言塑造思維》[1]，就論述了這個問題。

文章開頭就舉了一個很直觀的例子——

在澳大利亞北部約克角城西邊，一個叫做波姆普勞（Pormpuraaw）的原住民小部落里，我讓站在身旁的5歲小女孩指出北方，她毫不遲疑，準確無誤地指了出來。指南針告訴我，她是對的。後來回到斯坦福大學演講，我向聽眾提出了同樣的要求。這些聽眾都是傑出的學者，是各類科學和天才獎項的得主，有些人已經在這間屋子裡聽了40多年的演講。我請他們閉上雙眼（這樣就無法偷看作弊），然後指出哪邊是北。很多人沒有照做，因為他們找不著北。而那些指了的人則是先想了一會兒，然後指什麼方向的都有。這個測試我在很多地方重複過，在哈佛和普林斯頓，在莫斯科、倫敦和北京，結果都一樣。

為什麼很多傑出學者在熟悉的環境中都做不到的事情，一個5歲的小女孩卻能夠輕易做到？

作者在後面揭曉了答案：因為該地區人民所用語言——庫塔語（Kuuk Thaayorre）中，沒有「左」「右」這類描述相對空間位置的辭彙，而只有「東」「西」「南」「北」這類描述絕對位置的辭彙。使用具有類似特點的語言的人，在陌生環境中迅速辨認方向的能力，甚至已經超越了以往科學家推想的人類可達極限。

類似地，作者還舉例道，巴布亞紐幾內亞（是的，那個以食人族而聞名的地區）有一種方言「Mian」，僅靠動詞就能表達出不同的時態——這聽起來並不稀奇，我們知道，英語、日語、法語、德語等等很多語言都有涉及到時態的動詞變形。可是Mian的動詞可以進一步具體到動作的發生時間是在「剛才」「昨天」還是「很久以前」。

而同樣生活在另一處充滿神秘色彩的地區——巴西亞馬孫的毗哈拉人（Piraha）的語言中，則不存在指代「1」「2」「3」……這種精確數字的詞語，他們只會說「很少」和「很多」。

漢語也在作者的舉例範圍內——

……在漢語里，我得用舅舅或叔叔、伯伯或者姨父、姑父等詞說清楚這位『大叔』和我到底是什麼關係，因為關係不同，稱謂也不一樣。

前段時間在微博上流行的一個段子也指出了同樣的趣味之處：

呂叔湘：如果你翻譯一本小說，遇到主人公有一位cousin，你把它譯做表弟，後來發現他是女性，就改做表妹，後來又發現她年紀比主人公大，又改做表姐，再翻下去又發現她比主人公長一輩，又改做遠房姨媽，再到後頭又發現她是父親一邊的，又只好改做遠房姑媽。其實這也靠不住，她也有可能是主人公的遠房嬸。
@xiaoyuanwang: 來一現成的例子：Uncle Tom"s Cabin 中的 Uncle ，就有譯者考證出來不是「叔叔」。

除了空間認知、數字統計和家族關係推斷能力外，作者認為不同語言使用者表現有所差異的思維能力，還包括時間認知、綜合的時空認知、「目擊記憶」差異（對同一事實的不同理解視角）、學習新事物的難易程度、計算能力、自身性別認知等等。

文中還提到，研究發現，那些可以同時使用兩種或以上語言的人，隨著當下所用語言的不同，對事物的認知也會發生改變。

對此，我個人的經驗倒略有不同。

不清楚大家如何，我個人的思考模式，不是采語言或文字，而是抽象式的思考[2]，腦中會閃現某種「畫面」或「感覺」，所以很多時候自己的想法，沒法很好地用語言表達，而需要輔以大量的場景描述。

因此，我所感受到的是，每多學一種語言，會為我的思維（不限語言）多增添一些該語言特有的視角，但是換用其他不具備（或者僅針對小範圍才具備）該視角的語言時，的確會增加（溝通意義上的）表達難度。

比如日語中的「～てくる」句式，當其中的て形動詞所指動作並不涉及方向性時，如「存在して」（存在），表達的是主語方（存在的主體）相對於另一方（所涉第二方）的一種謙卑姿態。一定要用漢語表達的話，「存在してくる」的意思類似於「我是為了你而存在的」「因為有你才有我的存在」這樣，但漢語表達中，那種主觀情緒上的卑微感和依存感會弱很多。

【追加】

剛剛突發奇想：不知道日本人極強的服務意識，是否也與日語中廣泛存在著這種含義的表達有關呢？

文章最後也介紹了相關的英語文獻如下，供大家擴展閱讀。

Language Changes Implicit Association between Ethnic Groups and Evaluation in Bilinguals. Shai Danziger and Robert Ward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1, No. 6, pages 799 - 800; June 2010.
Constructing Agency: The Role of Language. Caitlin M. Fausey et al. in Frontiers in Cultural Psychology, Vol. 1, Article 162,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15, 2010.
Rememberances of Times East: Absolute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of Time in an Australian Aboriginal Community. Lera Boroditsky and Alice Gaby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1, No. 11, pages 1635 - 1639; Nover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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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言塑造思維》，Lera Boroditsky，《環球科學》2011年3月號，P28～31

[2] 請參考本題下@小白勞工在回答中的意見：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187118/answer/14404522

這種只要往語言學界里一扔就掀起血雨腥風的問題，真讓人喜歡啊。果殼問答里討論也很多了。雖然作為一個（半）挺語言相對論者，還是表示@古柯的觀點是非常靠譜的，反映了語言相對論這一領域的學者們需要解決並致力於解決的問題。至於誰主流誰非主流這個就不談了，畢竟主流!=真理嘛。

這個問題很難，千言萬語也說不清。從幾個語言學裡最基本的認識和概念談起，可能對更清晰地理解這方面的問題有所幫助。希望不會離題太遠。

首先在語言相對論上最主要的對立派還是喜聞樂見的生成語法派vs功能派。前者基於結構主義的觀念，基本認為句法結構是自足的系統，即句法不受語法中其他任何領域（音位，語義）的影響，可以自我解釋；句子語義是通過句法規則＋辭彙推導出來的。功能派則是從功能（語義，語用）出發來解釋句法。從派別的基本假設就可以看出來，語言相對論在前者的假設里，沒有什麼太多討論的意義。前面的回答裡面，例如@七格，觀點就非常接近前者。

功能派的大方向，籠統來說，是研究概念空間（conceptual space）如何投射到語法結構上，或者說，語法結構是如何編碼（encoding）概念空間的。這裡的語法多數情況下指代的是辭彙劃分，和「詞句法」（morphosyntax）——功能派已經並不把詞法（morphology）和句法（syntax）做涇渭分明的嚴格區分。概念空間是連續的，而語法是離散的，不同的語言使用不同的方法來分割連續的概念空間。這種分割，現在更多觀點認為，並非分類學的（category），而是原型（prototype）意義上的。即，最核心的概念點構成原型，相對非核心的按照它們與原型點間的距離，處於不同的狀態。舉個最基本的例子解釋一下什麼叫概念空間的投射。

詞句法例子——詞類劃分：一個語言有多少種詞類，特定的詞屬於哪種詞類，這種問題一般是通過一些形式標準來決定的。這些標準包括分布（distributional）上的——在句中分布、在名詞/動詞短語中分布等，和結構（structural）上的——詞法變化如變格、或詞類轉換的衍生規則。

按照Givon提出的時間穩定性（time-stability）觀點[1]，典型的（prototypical）名詞在時間意義上最為穩定，例如貓一時半會兒難於變成狗，而典型的動詞最為不穩定，例如你跳一下花了1s，怎麼做才能讓非虛擬物種跳一個持續一年的跳？而形容詞在時間穩定性的軸上，常常介於兩者之間。

我們把時間穩定性當作概念空間，詞類當作語法的對應，於是出現了一些情況：a. 語言中幾乎都會出現的兩種詞類是名詞和動詞，形容詞雖然常見，但是也有很多語言里難以建立這樣一個詞類，而是作為名詞或者動詞里的子詞類；b. 子詞類與時間穩定性也密切相關，例如很多語言中存在一種動詞稱為靜態動詞（stative verbs），可能出現與典型動詞不同的屬性：分布上雖然類似動詞，但是沒有時態的表徵，或者在某些時態下缺乏其他區分。例如我研究的語言里，普通動詞區分過去vs非過去，"來"這個動詞被劃歸為靜態動詞，不區分時態，恰巧前天和後天又是同一個詞，於是」我前天來了」和「我後天要來「是同一個表達。。。c. 很多非典型的辭彙橫跨詞類，出現一些橫跨詞類的詞句法特徵，而時間穩定性上語義典型的詞類基本不會。

辭彙學方面的例子可以看顏色空間的分配。關於顏色的討論太多了，基本的假設就是大家在周圍環境中能夠看到的顏色並沒有那麼天翻地覆的差別，然後對於同一個顏色空間的劃分卻差別如此之大：顏色詞數目從3到10+不等，同一個色塊命名到不同的顏色分類中，可閱WALS - Chapter 132-135: Colour Terms。

到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來，功能語言學關於語言和思維的關係，具體討論的問題集中在：為什麼不同的語言在表徵類似的概念空間上，會產生如此多樣的差別，這裡主要關心的還是思維/文化怎麼影響語言。至於語言會影響思維，這是一個更強的假設，更少人敢碰。

一個非母語學習的例子。漢語中不分「她」「他」——這裡是說口語，發音一致。所以這是一個大好的例子，我們腦子裡不分男女？不可能，寫的時候清清楚楚。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英語說得算是很少犯錯，也難免不出現些口語中英語代詞he/she;her/him亂用的情況。代詞中的性別區別對漢語使用者來說不重要，因為我們通過其他語用策略的彌補進行人稱索引。然而英語使用者常常倚賴這一點進行索引，於是遇到了我們所犯的錯誤便會非常迷惑。我們可以說的是，在局部的語言使用狀態中，英語使用者在某種程度上啟動了process性別的認知機制。這種啟動可以類比於荷蘭語必須說高花瓶「站」在桌子上，矮墩兒花瓶「坐」在桌子上，毯子「躺」在桌子上，不能省略掉這些動詞，啟動了主語的形態認知（當然這種啟動程度有所區分，常見物必然包含一定固定記憶存儲的成分，不常見物可能更多啟動）。

上面這個例子，正如@古柯所說，是表達思維的語言，陷入循環論證中（即使有腦電方面的證據），獨自使用似乎並不能作為語言/思維聯繫的有力證據——這與思維的定義/結構有關，還有一個語言性思維是否能溢出於局部的語言使用之外的問題。

大家所舉的空間認知的例子，作者Boroditsky是有意為科普讀者寫了這麼個例子，但這個結論不是枚舉得來，是有研究支持的，荷蘭馬普所Levinson大師寫過相關問題的專著[2]。語言是交流的工具，於是也承載了某種傳承的任務。拋開學術，用一個通俗簡明的例子來說，作為一個北京人，周圍人從小用絕對方向（東南西北）來交流，構成某種學習經驗；周圍人不斷用絕對方向來交流，逼迫我不認清東南西北的話，宿舍同學說晾衣桿在屋子北角，大叔說開門門把兒往北扭（真實案例）的時候，我就成了交流上有障礙的人。結果就造成了，用另一個北京妞的話誇張地說，在哪個角落都能伸出感應器bb到天安門的位置，根據線索判斷出方向。當然北京話有其他的方位替代系統，不認清東南西北也能活，而且這種認知負擔相對重的任務確有逐代簡化的趨勢（不認左右的人也沒少只手，量詞用不懂的都用「一個」「一隻」來說也不會被人打死）——所以這不是一個絕對的聯繫，是一個趨勢性的聯繫。方位性語言結構的產生和城市地貌關係甚密（語言為交流效率服務），但是語言是保守的，這表明我們現在使用的語言，雖然日新月異的變化，但是約定俗成的成分更多。假如今天北京一日建成荷蘭小鎮運河交錯的狀態，語言結構也會需要幾代人的時間逐漸的過度。

這個例子的意思是說，並不是語言作為一個有自性的獨立體，決定我認清東南西北，而是語言在這種傳承過程/固守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所以一般說，環境/文化的改變與語言結構的改變處於"共同進化"的地位之中。

說去寫論文的我到底幹了些啥。。。。

[1] Givón, T. (2001). Syntax: An introduction (Vol. 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 Levinson, S. C., Wilkins, D. P. (2006). Grammars of Space: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眾所周知，德語里的數字念起來是很長的，比如說二十二，德語里念zweiundzwanzig。我曾問過同事，你們給幼貓、兔子之類的小動物測心跳時是怎麼數的啊，我們中國人心中默念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很快的，你們德語根本念不過來啊。（小動物心跳很快，一分鐘200以上很正常。）

他們很多人都告訴我，他們快速數數時，是沒有腦海中默念聲音的，而是眼前幻跳數字……

可見，語言當然會影響思維，但思維並非局限於語言。

德語里男性朋友和男朋友、女性朋友和女朋友在表達上只有微弱的差別，我本來覺得他們可能對戀愛關係與異性朋友關係之間的差別不是很看重，但後來發現也並非這樣，說話時還是很注意表達方式的，並不會搞混，失戀被甩了也會悲痛欲絕；德語里沒有專門的丈夫、妻子，口語里只用「我男人」「我女人」表示，正式場合最多在前面加個「婚配男人，婚配女人」來表示是領證不是未婚同居的，但是他們對婚姻還是相當重視的。然而，德語里貌似找不到「曖昧」這個詞，問了好多德國人，都表示完全無法理解這種感情關係……不知道有沒有德語大神能解釋一下。

看了以上的回答，表示大家對語言學真的是完全沒有基本的知識

尤其是第一名@薄錦里引用的看上去很專業，實際上經不起推敲的文章，也能得到這麼多人的贊同。話說Lera Boroditsky的論文們一直是類似於非主流的地位的，或許很多年以後學術界會採納她的理論（那絕對是個大突破），但是現在我還是比較傾向於主流看法。

語言能否影響思維？這是一個語言學的入門級別問題，也是一個學術界基本沒有爭議的問題。答案是否定的

很早以前就有語言決定論和相對沒那麼強硬的語言相對論（比如著名的Sapir-Whorf Hypothesis），語言相對論認為語言的不同會引起使用者思維上的差異。實際上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又是一個違反常人常識的知識= =

首先，思維並不等於「用來表達思維的語言」，並且在沒有/不用語言的情況下，人也可以思考。比如你看到一張認識臉，你可以迅速反應出ta是誰。你聞到一種味道，可以知道這是什麼物質散發出的氣味。極端點說，動物沒有語言，但是你能說它們沒有任何想法嗎? 比如狗狗喜歡你，還是不喜歡你。

再者，所有認為語言影響思維的言論，所引用的全部都是各種未經證實的各種道聽途說的或者個例來說明他們的理論的。比如現排名第一的那個回答，用的全是各種無法證明因果關係的例子。極其好反駁。比如第一個小女孩的例子，極少有人專門經過指認方位的訓練吧，尤其是學者們而非特種兵，這個小女孩可能恰好受過這樣的訓練，可能對周圍的環境觀察比較多比較熟悉？太多其他可能性了。有一點科研基礎的人都知道，要證明一個因果關係，必須要用嚴格的控制變數的實驗，而這些例子，如果量極其大，最多也只能證明兩者之間存在某種聯繫，而非因果關係，即你可能可以說語言和思維之間存在某種聯繫，而不能說語言影響了思維。而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控制變數試驗可以證明語言能影響思維。

最後，難道沒有人發現這個命題犯了循環邏輯的錯誤嗎？說不同語言的人是怎樣判定對方的思維方式和自己不同的？不就是通過他們的語言嗎？那又怎麼能說是因為他們的語言而影響了他們的思維呢？於是這個情況就變成了: 我和他的語言不同，我從他的語言的不同中得出他思維不同這個結論，然後把它歸因於我們的語言不同。這就好比是我到A瓜農那兒賣西瓜，因為是A瓜農所以我知道他的西瓜一定好，所以這西瓜長的好因為它是A瓜農賣的？

我覺得沒法輕鬆找到強相關性。Lera Boroditsky的論證過程就很不嚴密。且不論枚舉法本身的方法缺陷，單就這小女孩而言，如果她之前有意無意訓練過自己根據某個地標找到北方，那就沒什麼困難，而學者一起開會的地方，又不是野外生存地，平時沒有尋找地標確定方向的必要。

我感覺語法不過是句子結構的研究，真正用的時候沒有人會根據語法去說話，至少本國人不會這樣。因此，語法對思維的影響只可能發生在童年學習的時候。

童年剛學習的時候，我看世界各地兒童說話都是斷斷續續的，全是簡單句，因此一開始的時候，全世界的語言應該有共同的語法結構：動詞+名詞，或者名詞+動詞，或者動名詞或者名動詞，總之是對客體世界的聯繫。等有了主體意識後，才會出現我，你，他等人稱代詞，這個時候如何在語法里放進人稱信息，各種語法處理方式不一樣，但目的是一樣的，把意思表達完整清楚。可以說是為了目的不擇手段。

不同手段的擇取如果是任意隨機的，那麼各個語言部落由此發展出來不同的語法路徑，將僅僅是當作一個個的底板，一旦意義表達清楚，底板就可以拆除，沒有人會根據語法復原他聽到的話，都是將其聽到的內容當一個整體接收的，同樣，說話的也是依靠底板在說一個整體的信息。

因此，整體信息上如果各個語言部落互相之間是無差異的，那麼，思維方式我認為就沒有因為語法差異而出現差異：我們互相傳遞的是底板上承載的內容，不是底板。底板各種各樣，承載的內容當然也會受其影響，有各種堆放方式，但堆放方式區別，不影響內容本身。不過，好的堆放方式有利於裝貨卸貨速度，這個是可證實的：中國孩子數數快，因為一到十發音全部是單音節。

從目前翻譯效力來看，整體信息互相之間的翻譯，大體上是可以做到信達雅的。還有一部分不可翻，比如詩歌的意境之類的，但這和生活閱歷有關，和語法無關。

而整體信息才是和思維方式相關的。因為整體信息是可以和外界發生信息交流基本單元，不管你說：吃飯我，我吃飯，吃我飯，我飯吃，飯我吃，只要不說飯吃我，都行。這個基本單元影響你的行為，進而影響你的思維。

因此如果底板假設不能被證偽，我就不會認為思維方式差異和語法有關。

因為各種原因，我涉及過英日德意西俄藏阿八類外國語言，從構詞到句法真的是爭奇鬥豔各有各的精彩，不過當你發現一句稍微複雜點的帶從句的句子里，你可以不由自主用上好幾國國家的語法並混雜各國外語單詞說出口時，你會發現這樣做不難，甚至很流利，因為當你著重要表達意義時，底板真的是怎麼方便怎麼來，一點不影響內容表達。同樣，有些孩子在學習語言的時候會自己發明一些小範圍流行的帶有獨特句法結構的兒童語言，其實是類似的發生學模式，因為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把底板改裝了一下，成年後，這些玩具底板就扔了。但其承載的內容他們沒有扔，他們仍舊和其他人可正常交流。

又反證：

同樣是說漢語的中國人，互相之間的思維差異之大，我看不輸於和說英語的美國人。

樓主文章里寫反了，用語言思考，才是抽象思考，閃現畫面，那叫具像了。什麼叫抽象？就是把概念從具像中抽出來。用邏輯來處理抽象的概念，這可以叫作抽象思考。比如說問大人一個問題，老鼠能不能吃大象？大人腦子裡基本上不會浮現什麼畫面，只會用邏輯去比較既有概念「老鼠」、「大象」，答案立刻就出來，認為這是不可能，或者說荒謬的。當然，如果經常遇到這類問題，可能會生髮出一堆想像出來，那就可能既有抽象也有具像了。

如果是小孩，就不一樣了，小孩會想像一隻老鼠和一隻大象戰鬥，想像老鼠怎麼咬大象，最後得出老鼠從大象鼻子里鑽進去咬死大象什麼的。這就是具像思維。

樓主之所以認為自己那種思維是抽象的，那是因為樓主在思考時沒有啟用語言這一載體（沒有調用大腦處理語音的部分），但人思考問題不可能脫離所有的載體。其實語言就是真正的抽象工具，語言的表現形式可以是語音的、文字的、各種符號的，語言是人類製造抽象概念的基本手段。

順便說一聲，根據流言終結者的實驗，大象還真是怕老鼠的！

受邀

請計算

XII MULTIPLICATA PER XIV DIVISA PER VII

十二乘以十四除以七

12 x 14 / 7

思維方式是什麼？

從我的理解上來說思考分兩種，一種是用語言思考，另一種是用「畫面」思考

在我理解看來，所謂的思維方式是扎堆的語言思考和畫面思考的混合使用的一個過程

並且來說，字眼的使用會影響到不同畫面的出現，這是從每一種語言的初始定義造成的，比如說當我們發音發police,的時候，英語國家所能想到的是」警察「和「請」（plaese），但是中文在這個字眼的定義上能想到的就和「請」沒任何關係

所以中文字眼的使用所帶來的一切想法的集合和很多英語國家使用經過翻譯後的同一單詞所聯想到的一切想法的集合肯定是不一樣的

而這個集合不僅僅和語言有關，還和個人的經歷，受教育程度有關

你要是問：不同語言之間的語法差異是否會影響思維方式？

我會回答，會，但是還有其他也會影響思維，並且不能被忽略

強烈推薦 Ted Chiang 的科幻小說「你一生的故事」 http://novel.kehuan.net/200412/20041230211040.html 寫的是一個女科學家學習了外星人的語言，發現外星人類似象形文字的書寫系統並非線性，也不需要符合因果律，即描述一件事的時候從起筆開始就知道在哪裡結束。在習得外星語後，她發現未來的事情也能夠被自己的思維感知......

語法和思維有嚴重的相關性

並且，普通人類經常思考的所謂終極問題，都是語法和語義的不嚴謹產生的。

語言的差異對思維的差異影響不大，可以看看心理學家平克的成名作&<語言本能&>，嗯，在那本書里也批駁過那個小女孩的例子。

有點看不明白題主想問的到底是什麼。要真是問語法決定思維，那這問題也太大了……我看樓上答題的諸位好像沒人學過語言學，答題的思路也怪得很（勿怪）……

語言決定思維這是肯定的事情，從洪堡那時候（也就是18、19世紀之交）就開始得到廣泛認可了，包括薄錦所舉的文章，其基本思想仍舊是洪堡的比較語言學。人一出生就在學習語言，再通過語言認識世界和思考自身，按照拉康的說法，語言成就了也閹割了人的思維（太簡單了，暫且這麼說吧。。），語法差異自然影響思維方式，無論詞法句法都如是。想想德語嚴謹的構詞法和造句結構，與中文這種典型的孤立語之間的差異，不是如同德國古典哲學的嚴謹和邏輯性，與中國古代哲學的性靈飄逸一樣么？語言問題是整個二十世紀（直到現在）思考的中心之一，幾句話是說不清的，洪堡的文章《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算是這方面的先河，如果還有興趣的話，各位結構主義大牛的書都是不錯的推進，強推拉康。

英文偏培養邏輯的客觀的思維，中文偏培養感性模糊的主觀的思維

徐通鏘的《語言學綱要》中思維能力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一節已經明確說清。詳情請查看書籍。還有不明白的，可以具體指出，進而討論。

應該是思維決定語言吧。

我覺得我在講粵語普通話潮汕話英語的時候是4種人格…

@薄錦的關於方向的例子我不太認同。山東農村雖然是用方言，但是總得來說還是漢語。也許是由於建築比較整齊劃一的坐北朝南，所以辨識南北比較容易吧。村裡的人，特別是年紀比較大的人，很少說左右。指路通常是說往北走再往西。即使在室內一般也都是說xxx在你西邊，xxx在你南邊。（他們到上海這種路的方向亂轉地方就比較容易「調(diao)向」，會因找分不清南北而痛苦）。

我認為相對辭彙的不同而言，語法的不同，特別是語序的不同更加影響思維，特別是邊想邊說的情況。舉個例子：

漢語說：「我覺得你這種說法是不合理的」。在說完「我覺得」是可以完全未決定是否同意對方的觀點。甚至還可以在說探討對象「你的說法」的時候繼續糾結一會兒。

而英語就不行，必須等想清楚才能開始。因為你必須決定是用「我覺得」還是「我不認為」開頭。

日語相對就比漢語有更充分的考慮時間，因為日語最重要的否定詞一般是放在最後的。極端情況甚至可以完成類似「你的說法正確，哦不，我覺得，不是的」的反覆過程而不覺得語無倫次。

英語總體感覺直接、直白、直接了當（也許和我辭彙量低也有些關係）。

漢語更適合表達曖昧不清楚的想法。可通過對一句話一個詞的反覆推敲使得想法越來越清楚。

而日語感覺上更適合邊思考邊說的情景。

個人覺得，比起語言全部，這點差異帶來的影響是很小的

假設在沒有干擾的情況下，一個詞出現的頻率越高，人們越容易接受其理念。

conservation

1. preservation or restor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wildlife. ?preservation and repair of archaeolog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tes and artefacts.

2. careful use of a resource.

3. [ Physics ] the principle by which the total value of a quantity remains constant in a system which is not subject to external influence.

這是英語中 conservation 的解釋，將『保護環境』、『節儉』和『能量守恆定律』的意義聯繫於同一個詞，以上是通過查英文詞典得到的。

「保護環境」、「節儉」、「能量守恆定律」這三個意義在漢語中的出現場景是基本上沒啥關係的。

根據假設，接觸「保護環境」頻率更多的人，選擇「保護環境」的可能性更大。接觸「節儉」頻率更多的人，選擇「節儉」的可能性更大。接觸 conservation 頻率更多的人，選擇 conservation 的可能性更大。

根據詞語在語言環境中的出現頻率，對於對應語言的使用者，conservation 的接觸頻率是「保護環境」、「節儉」、「能量守恆定律」這三個詞的出現頻率的總和，即 conservation 的出現頻率高於「保護環境」；conservation 的出現頻率高於「節儉」。

所以對於各自語言的使用者，人們會更懂得 conservation，而不是「保護環境」和「節儉」。

How language can affect the way we think |

可以參考這篇文章。

ideas.ted.com/5-examples-of-how-the-languages-we-speak-can-affect-the-way-we-think/?utm_source=pocketutm_campaign=fftutorial

大意用下bing翻譯好了

基思 · 陳 (TED 演講︰您的語言可能會影響您能夠省錢？) 可能是一名經濟學家，但他想要談論語言。例如，他指出，在中國，說"這是我的叔叔"不像你想像的那樣簡單。在中國，你有沒有選擇，只能以編碼說叔叔有關的詳細信息。特定語言要求你表示叔叔站在一邊，是否他由婚姻或生育有關，如果這是你爸爸的哥哥，他是否年長或年幼的。

"所有這些信息是強制性的。中國不會讓我忽略它，"說陳。"事實上，如果我想要說得準確，中國迫使我不斷地想著它。

這讓陳想知道︰有語言和我們的想法和行為之間的連接嗎？尤其是，他想要知道︰我們的語言，並影響我們的經濟決策嗎？所以他設計了一個研究，看看語言可能如何影響個人的能力，為將來儲蓄。它會根據他的研究成果 — — 大時間。

同時按語言，如英語，區分過去、現在和未來，"無依無靠，沒有未來語言"像中國人用同樣的字眼來描述事件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陳使用龐大庫存數據和細緻的分析，發現了巨大的經濟差異陪這種語言的差異。無依無靠，沒有未來語言者更有可能報告有保存在任何給定的年比按語言使用者的 30%。（這相當於 25%更多儲蓄到退休時，如果收入保持不變。）陳的解釋︰當我們談論作為更有別於現在的未來時，它感覺更遙遠 — — 我們不甚積極，為了省錢現在支持貨幣舒適年下線。

但這僅僅是個開始。有是研究的一個廣大的領域，對語言和心理與行為之間的聯繫。在這裡，幾個有趣的例子︰

導航和 Pormpuraawans
在 Pormpuraaw，澳洲原住民的社會，你不會引用對象"左"或右上, 卻寧願為"東北"或"西南，"寫到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 Lera Boroditsky （專家在語言文化連接）在華爾街日報。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世界上的語言根據 Boroditsky 討論這些種類的絕對值，而不是我們在英語中，使用相對的空間。"由於此恆定的語言訓練，"她寫道，"操這種語言的人是非常善於保持面向、保持跟蹤，他們在哪裡，甚至在陌生的風景"。在研究旅行到澳大利亞，Boroditsky 和她的同事發現 Pormpuraawans，說庫克 Thaayorre，不只知道本能地在哪個方向他們被面對，但也總是安排中時態的進展，從東向西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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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責和講英語的人
在同一篇文章中，Boroditsky 注意到，在英語中，我們會經常說的是有人打碎了花瓶，即使這是個意外，但西班牙人和日本人往往會說自己打破的花瓶了。Boroditsky 描述了她的學生的一項研究在講英語的人更容易記住那些意外彈出氣球，凱特琳 Fausey 打破雞蛋，或者弄灑了飲料的視頻比西班牙語或日語的揚聲器。（內疚警報！）不只，Boroditsky 認為，但重點放在英語中的代理和彎曲向懲罰違規者，而不是歸還受害者我們刑事司法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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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i 和講俄語的人之間的顏色
我們能夠區分顏色如下的條款，我們將他們形容，陳筆記中，他提出了他的研究 (PDF) 的學術論文。1954年研究發現 Zu?i 揚聲器，不區分橙色和黃色，有麻煩告訴他們分開。講俄語的人，另一方面，有分開的詞為光藍 (goluboy) 和深藍色 (siniy)。根據 2007 年的研究，他們比講英語的人在挑選藍軍接近 goluboy/siniy 臨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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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語和希伯來語中的性別問題
在希伯來語中性別標記都在發生，而芬蘭語不標記性別根本，Boroditsky 寫道在科學美國人(PDF)。在 1980 年代做的研究發現，是啊，思想會跟隨配合︰說希伯來語的孩子知道自己的性別比那些長大後講芬蘭早一年。（發言者的英語，其中性別指落在中間，是在這兩者之間在那個時間線上，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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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傑西卡 · 格羅斯是總部設在紐約的一位作家。她被促成紐約時報雜誌》、巴黎審查日報、大西洋城市和科學美國人來說，在其他地方。傑西卡在從普林斯頓大學的人類學中文化的報道和批評來自紐約大學和學士碩士學位。

發現我用潮汕話思考的時候會顯得比較自我，叛逆，冷靜；用普通話則顯得比較在乎別人的評價，比較客觀，可能是我從小缺乏普通話的環境體驗。感覺每種語言都類似於一種程序，有一定的指向性，和環境適應性，甚至體現了某種的目的性

如果比較的是兩個程序員，一個使用C++，一個使用delphi，使用兩種語言對他們的編程有影響嗎？當然！兩種語言是兩種思維方式的產物嗎？當然！兩種說法都對。

但是對於一個沒有編程經驗的新手來說，他學習哪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接受語言背後的思維方式。

而對於創造這兩種語言的專家來說，語言是他們思維方式的產物。

所以思維決定語言，還是語言決定思維，取決於你站在何種角度，站在語言的來源的角度，前者是正確的，站在學習一種新語言的角度，語言決定思維也是正確的，就像一隻狗繞著圈追逐自己的尾巴，剛開始你會覺得是狗在追自己的尾巴，看多了，你會產生是那個尾巴在誘惑狗。

就像上帝取亞當的一根肋骨創造了夏娃，夏娃來自亞當，又帶領亞當偷嘗禁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