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張維迎和林毅夫在紀念經濟學家楊小凱逝世 10 周年討論會上的辯論？

01-03

課堂上有老師說任何一個經濟學專業學生都會覺得張維迎教授是對的，但畢竟沒有親身經歷無法得到結論，希望各位能夠解答這個困擾我很長時間的問題。
補充材料：
林毅夫稱市場沒有政府協調更失敗張維迎：不可能

這是一場學術爭論，也是一場意識形態爭論。

林毅夫出身芝加哥大學，導師是諾貝爾獎得主舒爾茨。舒爾茨的主要學術貢獻之一，就是修正了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和羅斯托的超趕理論，證明農業勞動力邊際收益不為零，農民決策不理性的假設不符合實際。其理論可以推到出政府應該避免微觀上對農業的過度干預，並對上個世紀60年代眾多發展中國家農業災難做出一個完美的預言。導師如此，林毅夫本身的博士論文，也就分析政府對農業微觀組織（產權）結構的干預對糧食減產的影響。

同樣，張維迎在國內以傳播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著稱，常常標榜自己對國內產業理論的貢獻。稍微對信息經濟學、產業理論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個領域有大量的論文，是研究產業結構、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等因素造成市場失靈。

林毅夫這樣的學術出身，肯定比大眾更了解政府的惡；自己寫的教材里就有「囚徒困境」的張維迎，肯定也比大眾更了解市場的惡。看看林毅夫、張維迎的導師和畢業學校，就知道他們的學術修養不可能比知乎上大部分的經濟學博士低。他們自然了解不同的產業、案例、公司，需要在具體約束條件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其背後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權重。

張維迎和林毅夫之所以這樣爭論，並不是因為他們不了解經濟學，而是為了通過意識形態的爭論，施加自己的政策影響力。之所以他們不就事論事的討論問題，而是偏重於泛泛而談的意識形態討論，是因為專業分析是一種極為耗時耗力，邊際收益極低的分析方式，根本就不可能達到影響政策決策的效果。

任何一個經濟學家，無論有多大的天賦，除了自己特別擅長的領域，對其他領域的關注都是泛泛的。比如金融改革是中國改革的重點，匯率改革、外匯改革、銀行改革、債券改革、證券改革等等都是非常寬泛領域。單單一個銀行業改革，就牽扯到准入分析、市場結構、會計核算、破產機制、債務追討、利率浮動、信用評級等多個領域。其中僅僅和准入分析（市場結構）相關的金融抑制領域，其論文就汗牛充棟，外行根本就無法對影響其改革結果的變數爛熟於胸。

想想吧，一個博士一輩子也許就是對其中幾個領域有深入的研究，從而做出微薄的貢獻；且政策建議由於風險的不確定性，不一定取得政策目標。如果政治家對改革的想法，是就事論事，了解每位經濟學博士對相關領域的各種研究，將各種影響改革的變數爛熟於胸，而不是選擇一種意識形態，那麼他執政的幾年內還怎麼改革？

政治家如同企業家就是在政策風險的不確定下，選好一種方向，然後據此指引一個國家前進。他不可能是各個領域的通才，政治家需要做的就是憑藉直覺，分析這個國家存在的主要矛盾，然後將全國上下團結起來，為這個目標前進。如果里根、撒切爾每天看各種私有化的壞處，鄧小平沒事就想傻子瓜子帶來的貧富差距問題，那國家還改不改革了？

就像我前面說的，別說政治家，就是政治家的那些處於學術頂端的經濟學顧問們，如果凡是政策建議就要就事論事按照學術分析，也沒法提供各種建議了。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羅德里克依據自己的理論，對貿易自由化提出各種批評，巴格沃蒂、克魯格也依據自己的理論捍衛全球貿易，大家都是這個領域的權威，如果貿易自由化真的要依據學術手段，按照聯合國給出的條碼分析各種貨物的貿易規則，那麼這些政策顧問們還有精力關心其他領域么？

因此從政策建議的角度，由於認知的局限性，經濟學家、政治家們偏重於意識形態的討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為他們既沒能力，也沒精力去了解各個微觀事物的約束條件和改革環境，所以說林毅夫和張維迎的爭論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討論。

同時，也是由於這種思維的局限性，或者說人本身思考能力的局限性，就決定學術進步本身就是暗含著一種意識形態的波動。認知的存在局限，造成這世上不可能存在任何完美的政策，不完美的政策自然不可免造成各種市場失靈、政府失靈，所以任何政策都有好多一面，和與之帶來的風險。這些政策局限性反饋給學界，就讓大家對經濟學理論有不同的思考，由此帶來經濟學意識形態的不斷波動。比如隨著中國經濟的成功，有人看到的是政府基礎設施的大量投入，有人看到的是由之帶來的無效投資，有人看到的是96年後不顧東歐前車之鑒的私有化魄力，有人看到的是下崗工人的生活困頓。因此中國改革過程中政策的局限性，很好的解釋了林毅夫和張維迎的爭論背後，暗含著政策帶來經濟學思維潮流波動的必然性。

不止是中國，世界經濟學思潮也是這樣。40、50年代的劉易斯、羅斯托、繆爾達爾、米德等人，更多的關注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性，因此他們倡導依據這種特殊性給出政策建議。隨著60、70年代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先後因為大政府的關係，發生各種經濟悲劇，因此經濟研究又開始強調市場的作用。市場化程度比較高西方國家的制度，由此被各種嫁接到發展中國家，此時又忽略了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性。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和拉美改革的失敗，東亞國家的程度，又使得羅德里克、林毅夫等人開始關注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性，以及政府該起的作用。同時，90年代末的亞洲經融危機，日本經濟的衰落，又使得以普雷斯哥特等人開始關注產業政策的危害。因此說發展經濟學的進化史，本身就是一部對政策觀察的波動史。

說了這麼多，就是表明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思維都有局限性，大家傾向於通過一種意識形態解釋世界的運行。也是由於思維局限性，改革的風險不可避免，改革的困難無法預期。可正是由於每個人都存在思維局限性，我們才說大海航行靠舵手，因為只要改革就必然面臨暴風和閃電，舵手如果沒有對改革風險的敏感性，沒有抓住國家主要矛盾的全局性，沒有團結船員先前的鼓動性，那奧巴馬的位置讓伊布他奶奶干好了。

謝邀 @邵軒

我的出發點和 @Orz輝比較類似，我也不認為這兩位在完成學術訓練後經歷過兩個以上經濟周期的經濟學家的觀點應該從純粹的學術角度乃至是課程知識角度去解讀。不過在具體細節上，我的想法稍有不同。

我覺得要概括他們兩人展示的觀點，其實很簡單：林老師主張我們應該研究的是政府的形狀，而張老師主張我們應該研究的是政府的規模。

那麼我來問一個問題：研究形狀背後的假定是什麼？研究規模背後的假定又是什麼？

經濟學和其他科學的一個共同點在於，討論一個具體方面時，要假定其他方面不變。我們已經知道了政府至少有形狀和規模這兩個方面。所以研究形狀時，要假定規模和其他一些方面不變。而研究規模時，要假定形狀和其他一些方面不變。

那麼我再來問一個問題：改變政府的形狀容易，還是改變政府的規模容易？

這個問題取決於你認為政府太小了還是太大了。

如果你認為政府太小了，那麼當然是改變政府的規模容易。但如果你認為政府太大了，那麼肯定是改變形狀容易。

下面我問你：張老師的觀點到底應該解讀成「政府太大了」還是「政府太小了」？

所以答案很明了，張老師展示的是一條阻力巨大的路，而林老師展示的是一條阻力相對小的路。你把人員從更不需要政府參與的領域抽出來，平調到更需要政府參與的領域，局長還是局長，處長還是處長，是不難的。但是你要減小政府的規模，就要把一部分人開出去。從部長一路到普通辦事員，都有人要被開出去。這時候你看人家還干不幹？

但是，張老師難道不知道這些嗎？我不這麼認為。張老師十年前就當了光華的院長。怎麼可能連基本的政治都不懂？但是如果你發現，現在林老師對決策層的影響力要遠高於張老師，你就能想明白了。我們面臨的現實是政府的形狀可以變得更好，所以決策層更青睞的經濟學家，無論是誰，都一定要在這個思路上動腦筋，提觀點。但是，如果沒有別的聲音，20年後將成為經濟學家中流砥柱的這一代年輕學人，會不會忘記去思考政府規模的問題？

所以，我得先打個預防針：無論張老師的私德如何，學術水平如何，單就他能持續就政府規模發聲，能引發年輕學人思考和討論這一點，我們也應該肯定他對我國經濟思想界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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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兩學一做時間：

2014年7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南海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指出：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同時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要圍繞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惠民生，加快推進改革，加大產權保護力度，加緊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增大簡政放權的含金量，加快放寬民間投資准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服務業有序開放，完善對外開放體制機制。

其實這場辯論最早始於林毅夫與楊小凱。這兩個人的國際學術地位與水平在一個層次，張在國內圈師很厲害最早成名於博弈理論，系統的介紹和引入了西方的微觀理論。但是在國際並無太有分量的學術論文，現在張已成為奧地利學派在中國的代表人物，而奧地利學派一貫主張市場的不均衡性與企業家在經濟向均衡收斂的作用.而林則是提出過新結構經濟學理論，能開闢理論邏輯自洽的人是比較少的，而且這些理論也得到過芝加哥學派某些領頭人物的認可，是非常不容易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積極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從而實現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趕超過程中的後發優勢，兩個人的理論出發點本身就不同，而且也都是自洽的，所以很難說誰對誰錯，只能說有些觀點可能過於偏激，理論還有待實踐的最後檢驗。對於楊小凱，也是有自己的一套活，基於斯密的分工理論提出超邊際分析，也形成了自己的學術理論，即新興古典經濟學，不過這一理論在分析手段上與主流經濟學存在較大差異，始終未能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並且隨著楊的去世研究的人也越來越少了。很可惜，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認為如果小凱活著是很有可能得諾獎的，不過前一段時間布坎南也走了。

隨手一些，很多內容未經考證，僅供參考，如有錯誤，歡迎批評交流~

張口就在學術或者道德上批判林毅夫的，請先看我在另一個問題下面的回答。

林毅夫有多大可能獲諾貝爾獎？ - 程步一的回答

但為什麼這次林毅夫受到的非議如此之多，其政策建議是否可行，不如再看看下面詳細的回答。

大體而言，林毅夫的觀點曾經大部分是適用的，可惜的是，當前我們的經濟與政治已經發展到了一個不同於前30年的階段，聽起來理想化的政策結果卻會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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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林毅夫是研究發展經濟學的，推崇政府的作用（代表作《中國的奇蹟》）；張維迎是研究企業理論的，推崇企業家精神（代表作《企業的企業家》）。

但林毅夫和張維迎的爭論，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存在不同的對立：

比如說，後發優勢 VS 後發劣勢。林毅夫和楊小凱曾經在這個問題上爭論了很久。林毅夫認為落後國家通過大力發展後發優勢的產業，參與國際分工，可以快速發展起來。而楊小凱則認為，技術模仿容易，體制模仿難。如果只是通過後發優勢發展經濟，而體制改革滯後，到了一定階段之後，體制會阻礙經濟發展，後發優勢變成了後發劣勢。蘇聯在1930年代通過模仿資本主義的工業模式和技術實現了工業化，但憲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礎設施沒有穩固建立起來，最終崩潰，而後來的俄羅斯依然為此付出了代價。所以張維迎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責是保護產權、加強法制和維護市場秩序。

再比如說，政府 VS 市場。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經濟學界爭論了幾百年。比較典型的對立是在凱恩斯學派和奧地利學派之間，前者屬於國家干預主義，後者屬於經濟自由主義。目前能夠獲得廣泛認同的是，在有些時候政府干預是必要的，比如政府可以提供公共物品，可以解決外部性和自然壟斷問題，也就是是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如果政府不大力干預並向市場注入流動性，那麼債務通縮和明斯基時刻會導致危機迅速擴大並難以控制。但在另外的時候，市場比政府在分配資源的時候更加有效。

又比如說，扶持之手 VS 掠奪之手。傳統的經濟學都在講政府該怎麼做，經濟才會更好。但新政治經濟學派認為，政府作為一個經濟體，同樣有其效用函數。當政府和民眾的目標一致的時候，政府表現為扶持之手；當二者不一致的時候，就要防範政府伸出掠奪之手了。最近大家都在討論東北民間投資大幅下滑的問題，而當年仰融事件的爆發，已經顯示地方政府潛在的掠奪傾向了。只有在激勵相容的框架下，政府才會收回這一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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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可以看出：

1.
一個國家可以處於後發優勢更為明顯的階段，也可以處於後發劣勢更為明顯的階段；

2.
一個政府可以處於有為的階段，也可以處於無為的階段；

3.
一個政府可以是扶持之手，也可以是掠奪之手。

也就是說，林毅夫和張維迎的理論均具有邏輯上的自洽性，並不在於誰對誰錯，而是在於誰更加接近當前發展的階段。

很多人認為林毅夫沒有仔細分析過上面的分歧，這是錯的。事實上，在林毅夫最新的回應中，以上問題都有清晰的解答：

1.
林毅夫認同後發劣勢出現的可能性，但認為在發展中完善制度更為重要；

2.
林毅夫認為對照其他國家以前的發展經驗，政府是可以找出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積極有為；

3.
林毅夫認為深化市場化改革、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可以減少政府的尋租行為。

但林毅夫的問題在於，如果後發劣勢阻礙了經濟發展而在發展中完善制度成為空話怎麼辦？如果部分新興產業快速發展而參照其他國家的經驗成為空話怎麼辦？如果政府並沒有深化市場化改革而營造公平環境成為空話怎麼辦？

從改革開放之後的30年經驗來看，上述問題應該都不是大問題。因為我們從一個經濟孱弱、從上到下利益都受損的階段起步，政府也好，民眾也好，都有動力發展市場經濟。而正因為起步，所以後發優勢明顯，同時技術模仿最好不要產權保護，所以後發劣勢尚不明顯。此外，我們還有日、韓、台等大量的國際經驗作為參考。

這就是為什麼林毅夫的主要觀點在過去30年大部分被印證了，這些在《中國的奇蹟》中都有詳細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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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前林毅夫和張維迎辯論的時機，卻非常的微妙。

從宏觀的方向來看，如果說過去30年經濟增長是主旋律，那麼當前創新和轉型更為重要。事實上，中國經濟在2008年經歷了一次大的倒退，各種問題有所加劇，於是從2010年開始就進入了存量經濟為主、創新和轉型加快的階段。

從微觀的方向來看，當前經濟持續下行，企業家信心受損，民間投資大幅下滑，資金脫實向虛，資產價格暴漲，自上而下無安全感，而各項改革推進困難，到最後不了了之，高產能、高債務、低效率的國有企業卻要做大做強。

我們正處在一個完全不同於前30年的階段：

1.
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大量創新的技術已經很難通過模仿來獲取了，制度的落後（比如產權保護不力）阻礙了企業創新的動力，改革的嚴重滯後阻礙了經濟健康的發展——後發劣勢開始顯現。

2.
加大RD投入、增強創新是轉型方向，但新興產業的國際經驗越來越少，政府對創新的看法並不比市場聰明——政府有為的政策作用有所降低。

3.
以權貴資本、國企和房地產產業鏈為代表的利益群體已經形成，政府的很多改革難以推進，部分改革甚至在倒退，政策執行的目標和民眾的目標出現分歧——政府的掠奪之手需要防範。

在這一背景下，林毅夫的理論觀點看似吸引人，卻可能會導致完全無意義甚至倒退的後果。比如說，大量的產業政策很有可能變成官員尋租的工具，而結果卻是無效的；政府對經濟的積極干預可能變成了國有企業的大躍進，國進民退繼續；大量落後的產業非但淘汰不了，很有可能還會越做越大。至於在發展中完善制度，現在更大的問題卻是落後的制度阻礙了發展。

比較來看，張維迎的觀點看似簡單，相對來說卻是目前更加現實的選擇。

有沒有可能折衷一下會更好呢？當然。林毅夫的加快部分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融資渠道的配套改革，甚至結構性減稅，相對都值得實施；再加上張維迎的保護產權、加強法制和維護市場秩序，則善莫大焉。

無論如何，在推高房價之後，本屆ZF還是有很多正事可做。

老師的意思大概是：任何一個（受過西方經濟學訓練奉亞當斯密為圭臬的）經濟學專業學生都會覺得張維迎教授是對的

這個邏輯其實是這樣的

大前提：亞當斯密說的是對的

小前提：張維迎的說法符合亞當斯密的觀點

結論：張維迎是對的

而我一直認為，經濟學學的是方法而不是結論。我們學斯密等一系列人論證的方式，但不必全盤接受300年前的結論。「當理論與現實不符，一定是理論本身的問題」

同理華生PK周其仁，也是令人很為難的辯論啊

我們知道經濟學是一個十分深奧的專業，就一個非經濟學專業的我來說，林毅夫教授講的證據充分，邏輯清晰，當然就我了解到的有限的經濟學理論來說，他與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理論是不同的，所以他用了很大一部分時間在解釋他研究經濟學是用了斯密的方法，而不是他的結論。張維迎教授，恕我直言，他的舉例中有許多事實性的錯誤，如果說邏輯的話，我覺得他唯一的邏輯就是，因為這是斯密說的，所以這必然是正確的。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張教授的氣場很大，粉絲也很多。如果我們假定斯密的理論也可能有錯誤的話，那麼張教授就只剩下證據錯誤，毫無邏輯可言了。

推薦三本書，《通產省與日本奇蹟》，《日本的產業政策》，《一種經濟學，多種藥方》。

讀完以後會覺得這個爭論實在無趣。兩人各執一端，誰也說服不了誰，博人眼球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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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該制定產業政策和政府不應該制定產業政策都不是經濟學家提的政策建議，更不是學術討論的範圍。相信二位老師都明白這個道理，只是習慣了非黑即白的吃瓜群眾和媒體的過度解讀和臆測。產業的政策的作用早有定論，後進國家的落後產業要模仿發達國家的先進產業，所以需要產業政策；而迎頭趕上以後，需要研發新技術甚至探索新產業的時候，產業政策就沒有作用了，因為創新是試錯的過程，誰也不能事先知道創新可以在那裡發生，包括政府。

二位老師的爭論實際上爭的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到底在哪個階段上？

課堂上有老師說任何一個經濟學專業學生都會覺得張維迎教授是對的

林的徒子徒孫及眾多擁躉表示不服

我不懂經濟學，我只懂得編程，我說說我的觀點：

在我們編程領域，經常需要求一個問題的最優解，如果這個問題是離散問題，那麼因為解空間是不連續的；除少數特殊問題外，通常是沒有特別有效的求解方法的。此時，一般會採用一類叫作啟發式演算法的方法，其思想就隨機產生一些初始解（種子），然後在這些解附近尋找局部最優解；在某些情況下再作一些跳躍動作，以免陷入局部最優解。這種演算法通常不能找到最優解，但是有較大概率找到比較接近最優解的一個解。這種演算法的一個特點是，受初始隨機解（種子）的影響，因此不能保證每次計算結果都相同，有時候初始解合適了，會有更好的解。

我覺得市場經濟就是啟發式演算法，他並不是最高效的，僅僅是比較高效，比較穩定的一種調節手段而已；有時候需要政府來產生初始解。

現場聽過林毅夫老師的講座，印象最深的就是「回歸斯密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研究結論」，這是他近幾年講座頻繁提到的話，也是他的核心思想。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社會在變，經濟學怎麼能停滯不變呢。有人說林毅夫老師的觀點太左，這是誤解。回歸斯密的研究方法，讀過國富論的都知道，那本書滿篇都是記賬般的內容，什麼什麼多少鎊幾盎司云云，那是作者深入工廠、市場調查研究的結果。按我們熟悉的語言，這就叫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這才是林毅夫老師所說「回歸」的意思，也只有這樣經濟學研究才有生命力。

另外林毅夫老師是芝加哥大學出來的，那可是新自由主義大本營啊，張維迎老師那一套林老師太熟悉不過了吧。斗膽評論，相比林老師，張老師理論功底是過硬的，然而書讀死了，條條框框太牢固，沒有創新

自由市場的代價太高，自由的代價太高，很多人買不起，不敢買，

安全的代價很低，放棄自由就夠了，

一點淺見，

作者：Ke Jiang

鏈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23170297

來源：知乎

著作權歸作者所有。商業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得授權，非商業轉載請註明出處。

（舊文，寫於9月20日）

最近國內學界有場爭論，大家可能多多少少有耳聞。雙方是中文經濟學者中非常知名的兩位，張維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而爭論的點是，中國要不要實行產業政策。

中國產業政策的歷史可以直接追溯到建國後不久模仿蘇聯開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直至今天，蘇聯已經轟然崩塌十幾年，中國的五年計劃仍在繼續，今天正是十三五計劃的開端。「國家重點發展產業」、「國家重點扶持項目」這些詞從來不絕於耳，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以至於可能很少有人會去思考，產業政策這種方式，是不是真的對經濟發展有利。是的，這裡不是討論某個產業是不是值得扶持，它指向的是中國的發展的根本模式本身。大家平時肯定經常關注樓市、股市，更操心一點的會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狀況，但跟經濟發展的模式相比，這些確實只是小問題。就好比說，你要徒步去一個不認識的地方，那走什麼路線才是最大的問題，至於帶什麼裝備、行程中如何分配體力，雖然也很重要，但絕對比不上路線。中國經濟現在處於轉型期，未來的路怎麼走沒有明確的方向，這時候路線至關重要，說它影響國運，確實一點也不過分。

可兩位教授在學術上都是大家，發言內容自然專業，所以小磕嘗試著用一個類比來讓大家能對這個討論的核心有一個粗淺的認識。我們假設有一家叫中國的公司，現在要決定的是，這個公司要不要定一個明確的目標，指定公司這幾年內在哪個行業領域內發展。

乍一看，這還用問嗎？公司都沒有發展方向，那還怎麼發展？確實，幾乎所有的公司都是這麼想的。但是我要問的問題是，很多優秀的公司，有著出色的員工和管理者，卻還是遭遇了失敗，它們都是怎麼死的呢？很簡單，發展方向錯誤。比如說，之前的諾基亞；比如說，現在的微軟；再比如說，將來的蘋果。這些公司有優秀的過去是因為它們之前選對了方向，但是回答我：再優秀的企業家，能一直看準方向嗎？不能。就算它們一直找最優秀的企業家來當CEO，能避免這個問題嗎？不能。因為創新和新產業發生在哪裡很難預測，而一旦定下了方向，全公司都向這個方向努力都會產生慣性，不光是行為的慣性，還有思維的慣性，會覺得我們都向這裡努力就好，然後忽視別的好的方向，以及忽視目前方向的問題。

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任由公司里的員工自由嘗試各個領域各種模式，不加干預，有沒有問題呢？還是有問題的。因為公司的資源是有限的，過於分散，會造成很多浪費。雖然最後能試出正確的方向，但消耗的時間可能會很多。如果世界上只有這一個公司，那也罷了，但世界上當然不止這一家公司（也不止一個國家），競爭壓力始終存在，所以效率也是不能放棄的。不然，還沒等你慢慢琢磨出來，就已經被競爭對手擠出市場了。

因此這是個兩難——當然了，要輕易能得到答案，就不需要張、林兩位多次爭論了。事實上，這個爭論早已存在，早在上世紀，哈耶克和凱恩斯兩位經濟學大神就在爭論：經濟不佳的時候，到底應該讓市場自己療傷，還是政府下猛葯？張、林兩位的爭論，不過是政府到底應不應該干預市場這個大問題在現在中國的一個翻版。在歷史上，雙方交替佔上風，但截至目前，依然沒有一個一錘定音的結論。即便說，不要兩個極端，最好在中間選一個調和狀態，但中間那條線應該劃在哪裡，實在只能看這個國家的運氣。尤其是在危機時刻，政府從來都是要麼太多，要麼太少，前者的例子歷歷在目，幾年前的四萬億，後者的例子是現在的歐盟。美國算是比較幸運，但有多正確，也很難說。

最後說說小磕自己的觀點吧，僅供參考，並且僅針對目前的中國。現在已經不是我們純粹追趕，能清楚看到方向的時代了，要定產業政策其實是非常困難的，看近二十年來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和實際國內產業的發展偏差就很明顯了。在我國，首先由於制定產業政策的都是官員，儘管高層領導人會諮詢專家學者，但是專家和企業家都會受到自己偏好的影響，何況官員們對政績的考慮顯然更重，更不用說上層制定大的政策之後下面制定區域政策的官員遠沒有那麼嚴謹，所以一開始出錯的概率就不小。接下來在政策實行中，由於缺乏監督力量，當然也就沒有動力去認真貫徹並且跟蹤修正。結果是，很多政策淪為形式和浪費，比如現在遍地開花的創業園，更嚴重的則變成套取國家政策優惠和補貼的工具，從之前的光伏到現在的新能源汽車莫不如是。結果是，制定產業政策理論上的好處沒享受到多少，壞處卻只有更多。所以，其實目前我國不是很適合制定產業政策，如果非要制定，也得先解決上面兩個問題。

這篇寫的過程中想到了大量的案例和理論，但是解釋清楚要花至少多一倍的篇幅……只好算了。把要點附在這裡，大家有興趣自己了解吧。
公司決策者執迷於既定方向的失敗案例：IBM在1980年代明明開創了PC卻仍然只關注大型機市場造成的失敗。類似的有摩托羅拉、諾基亞、AOL、雅虎、惠普、戴爾、微軟、任天堂、索尼，等等。
公司決策者選對（或者說堵對）方向成功的案例：蘋果2000年代的i系列，騰訊的微信。
既定方向又有自由度的案例：Google允許工程師用20%的時間研究與目前工作無關的項目，後來產生了很多重要的產品，比如google map，google now等——雖然牆內用不了。但這也佐證了，即便給員工自由，項目的成功還需要公司的資源和政策，換而言之，基礎設施。對國家也是一樣。
不連續性、思維遮蔽效應。尋租。後發劣勢。

應該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企業家去打拚。而不是政府去搞產業政策，巨虧後，又由社會全體買單，實際上是當初他並沒有支持，沒看上眼的企業家貼錢給他。這就變成了，企業家提供公眾產品，政府去豪賭。政府這幾年之所以耐不住寂寞，瞎比比，主要是前幾年攢了點錢，不過試問，前幾年的錢和你政府有啥關係，本質是你開放搞活，釋放民間活力的原因。林毅夫最大的錯誤就是把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替換成了產業政策。中國前幾年的成功，修路架橋、城鎮化、法制化等都算不上什麼產業政策。政府自己主推的產業政策，基本失敗了。因為有界的阻擋，有認知的缺陷，在哲學上，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政府往往想扮演神的角色，給政權合法性加分。這是一切爭議的根源。

經濟學家的可悲之處就在於，經濟學家是而且僅僅是經濟學家，而林先生早已經看穿了這一點。

這個爭論一句話概括，就是干預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可以說所有的經濟政策都在二者之間搖擺，老生常談的問題，究竟擺到什麼位置，也沒人能說的准。

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其實就是干預主義，認為政府要主動管起來和調結構。而且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發展經濟學更加關注過程，而不是經濟短期增長的結果，強調的是發展的潛力，而不是發展的速度。所以很多人會覺得林毅夫的觀點不現實。

毛主席說要實事求是。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問題。就是現在的中國，政府究竟有沒有管起來的能力，能不能制定出合理的產業政策？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由於沒有公平的市場機制，國企與民企的爭利不可避免。如果依靠政府出台產業政策，它作為裁判員，一定會偏向自己的長子。儘管同時會有無數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出台，但政策本質上、重點上偏向國企是不會變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滴滴優步司機的收入是不給政府交稅的，而計程車司機的收入是給政府交稅的，政府的產業政策會支持誰？結果很明顯。

因此，林毅夫講的「因勢利導型」政府是不存在的。政府只要出手，就一定會是「主導型」政府。而主導型政府又一定會削弱市場的主導性、基礎性地位。

張曙光說，在發展中國家政府的過分強勢和過分積極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如果明確主張政府主導也就沒有辦法約束過分強勢和過分積極的政府。我們強調公有制甚至國有制的主導地位，也就違背和破壞了市場平等競爭的基礎，使之具有了某種特權。

其實，在一般情況下，政府的因勢利導作用是輔助性，這種輔助作用是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但不可喧賓奪主。只有在危機發生的緊要關頭，才談得上政府的主導作用，但這種主導作用是短時間的，也是一次性的。

林毅夫理論的最大缺陷，在於相信一個完美的政府。實際上，如果政府的經濟把控能力很強，發展目標一致，就會努力以產業政策促進經濟發展。但如果不一致呢？產業政策會是什麼樣？

所以，個人更偏向於張維迎的觀點，至少更實際一些。至於該走什麼路，還是政府說的算……

客觀評價理論，倆人都有很大問題。林早年支持褲衩換飛機，還認為要素稟賦會自動升級。後來討論RD，說的也都是外行話，還停留在布希模型的低幼階段。張則完全解構歷史，菜市場那一套包打天下，在理論和現實不符的時候認為現實錯了。

總之創新可能只是在某個層面與經濟有關，現在卻搞經濟學帝國主義來扯淡，其實學理上沒啥可爭的。倆人是在站隊，而不是嚴謹的學術討論。

兩位老先生都不是吳下阿蒙了，看待事情的層次更高！

必須超越政策面來談政策，不然就只能在政策和政策的作用裡面折騰，淪為某些天天談論房地產調控、土地供需、稅收、大宗商品價格...等具體問題的三流經濟學家和不入流經濟學者！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

跳出政策，從政治的高度，甚至從政治本身來談政治主導的政策制定和政治在制定政策過程中的作用！

我是來打醬油的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馬克思

還是那句話，我尊敬用自己的錢下注的人。

政府官員看好某項行業，應該用自己的錢去投資，而不是用別人的錢，納稅人的錢投資。

林毅夫的觀點成立，首先要有一個前提，即政府官員非常聰明，他們能準確洞見10年到20年的未來，知道哪些產業是應該扶持的，哪些是應該放棄的。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人，他不應該是政府官員，他應該是世界首富之一。

支持林毅夫。單是外部性這一項，就需要政府介入解決。簡單的例子，國防公共品原子彈，你說單靠企業家能搞出來？你別跟我說原子彈對中國沒用。

個人覺得強大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都是需要的，正是兩條腿走路。當然在市場能夠更有效率解決的領域，政府不能越位。但是政府要清楚掌握市場運轉的情況，以便能更好地監督，而且政府也要具備糾正市場失靈的力量，特別是對危機發生的防範能力和救援能力。

下面引用一段話：，《參考消息》，2014-5-6

2014年5月，來自美國、英國、俄羅斯、巴西等19個國家的經濟系學生聯合發信給英國《衛報》，呼籲對經濟學的教育內容進行改革。他們認為主導大學經濟學教育的主流經濟學所持有的狹隘自由市場理論損害了世界應對金融危機、氣候變化等挑戰的能力，認為現在的大學經濟學課程讓社會失望，這些課程忽略了來自其他學科領域的成果和發展，正在成為一門過時的、封閉的、與現實社會相脫節的學問，他們對經濟學教學的現狀發出強烈抗議。

國家推行產業政策是為了鼓勵創新，保證經濟能夠較快地增長，尤其是現在投資和出口增速放緩的不利環境下。我支持國家在經濟增長上要有所作為，但問題的關鍵落在如何制定合適的產業政策上。目前國家的產業政策效果不理想：激勵了簡單短期的創新，而實質性的創新增加並不明顯。詳細參考下文。

【香樟推文0535】實質性創新還是策略性創新？ ——宏觀產業政策對微觀企業創新的影響

深圳培養了不少的創新公司。建議國家學習深圳市在這方面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