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評價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的學術貢獻?

最近剛剛去世:

http://www.nytimes.com/2016/12/13/business/economy/thomas-schelling-dead-nobel-laureate.html?_r=0

Thomas C. Schelling, an economist and Nobel laureate whose interest in game theory led him to write important works on nuclear strategy and to use the concept of the tipping point to explain social problems, including white flight from urban neighborhoods, died on Tuesday at his home in Bethesda, Md. He was 95.


托馬斯·謝林去世,標誌著美國冷戰時期第二代核戰略家已經全部離去。

一般認為美國冷戰時期有三代核戰略家,以Bernard Brodie和美英二戰前常規戰略轟炸的思想家為代表的第一代「原子彈/常規轟炸戰略家」,以托馬斯·謝林為代表的「熱核武器核戰略家」,然後就是從美蘇緩和中期開始一直到冷戰結束的第三代核戰略學者。

其中被認為最純粹的「核戰略家」,就是第二代,也就是從1952年氫彈試驗成功,到1966年謝林《武器與影響(Arms and Influence)》成書,這十幾年間湧現的Thomas Schelling,Glenn Snyder,Herman Kahn,Albert Wohlstetter,Fred Hoffman,Daniel Ellsberg,Andrew Marshall,William Kaufmann,Morton Halperin,Paul Nitze,Henry Rowen,James Schlesinger,Donald Brennan等人,可謂是美國核戰略思想發展的最黃金時期。甚至有認為1966年《武器與影響》一書後,美國「核戰略」這門學問就到此為止了,走向智力上的死胡同。1952-1966年提出的一系列理論問題,至今沒有人更給出政策上比較滿意的解決方案(這可能是毫無經驗依據的核戰略研究的必然死胡同)。

Albert Wohlstetter在1959年1月的《外交事務》第37期上發表了「脆弱的恐懼平衡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一文,此文被認為是美國核戰略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篇期刊文章。而1966年謝林的《武器與影響》一書,則被認為是核戰略理論研究的一個(很可能無法再現的)高峰。

如果說Bernard Brodie在1946年2月完成的《絕對武器》一書,應該是世界上最早對核武器的戰略/政策後果進行深度思考的文章,而Brodie自然成為第一代核戰略家的代表。他提出的觀點和論述眾多,幾乎完整覆蓋了之後核戰略領域的所有概念;但是這些概念的雛形以自相矛盾和散亂的形式分布於他多年的著作中,Brodie自己也由於對核問題的持續關注,進入了第二代核戰略家的行列。但是他以偏歷史/政治、偏重傳統軍事戰略、缺乏系統化/體系化的特點,成為一名幾乎發明了所有核戰略概念卻少有人引述的先驅者。而從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的作品中存在著大量自相矛盾。

第二代核戰略家,或者說蘭德集團的熱核才子們,是與Brodie或傳統上「軍事戰略家」相當不同的一群人。經濟學家在軍事戰略領域的崛起,數學運籌學博弈論的普遍運用,在熱核武器時代揭開序幕的時刻,直接代表了對傳統軍人決策的顛覆,又代表了對傳統「常規軍事邏輯」的顛覆。

而第二代核戰略家的代表,就是托馬斯·謝林。(如果稍稍放鬆一點標準,可以是謝林搭配Wohlstetter或Kahn中的一人)

我認為,謝林在核戰略方面有兩個十分重要的理論貢獻。它們要放置在第一代、第二代美國核戰略家的思想進程中理解。

Brodie在1952年之前,就已經意識到氫彈將會帶來一場「熱核革命」,軍事計謀與武器部署將無法改變「確保摧毀」的事實,而先發制人也無法改變本國「永恆的人質」這一個實施。所以,如果說一個國家的軍事決策將導致民族自殺,怎麼可能用這種軍事決策來實現任何政治目的?Brodie從克勞塞維茨的傳統軍事思想發出,指出了常規邏輯在核時代最大的悖論。

Wohlstetter在1959年1月的《外交事務》第37期上發表了「脆弱的恐懼平衡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一文,通過非傳統的量化計算,得出了核武器系統脆弱性、先發制人優勢、解除武裝的第一次核打擊、可靠的第二次核反擊能力等基礎概念。Wohlstetter並沒有發明這些概念,而是通過「非軍人」、「計算與量化」的顛覆性手法,首次把熱核革命的基礎展示出來:只有可靠的核報復手段,才能實現確保相互摧毀,但是這種報復手段往往是脆弱而不可靠的。先發制人往往是可能的。

基於Wohlstetter的宏文,如何保護核武器的可靠反擊力,如何保護敵國核武器的可靠反擊力(進而增強「戰略穩定stability」),如何解除敵國的核反擊力(進而減少損失damage limitation,甚至是核制勝),變成了核戰略界的基本教條:每個人都必須在這些問題上選擇立場,然後演化出自己對於整個美蘇戰略軍備鬥爭的政策建議。軍備控制談判是為了維護戰略穩定性。討論蘇聯武庫規模、計算多彈頭精度、計算導彈的生存概率,成為了「核戰略研究」的基本門檻。

謝林的第一個貢獻,就是首次提出「刻意利用風險」的概念,繞過「國家無法理性自殺」的邏輯死結,通過製造一系列「風險生成器」,採取戰爭邊緣的手段,逼退敵人。

兩國間的軍事危機與對抗,轉化成了「承受風險的競賽,不再是兩國軍力的較量,而是兩國意志的較量 competition in risk taking,characterized not so much by tests of force as by tests of nerve.」

這是因為隨著確保互相摧毀MAD狀態的出現,國家將無法理性地使用核武器,因為會導致民族自殺/國家自滅,這無法用來實現任何政治目的如果我們仍然想要使用核武器來謀取單邊的國家利益,就必須要設計一種「機制/狀態」,讓核武器的使用變為可能,然後才能進行核威懾/核訛詐。

這種「機制/狀態」也就將成為一種威脅,我們拿出這種威脅,敵人承受不了,則敵人服軟,我們獲得單邊的國家利益。

謝林很經典地稱這種威脅叫「threat that leaves something to chance」,與之對應的是「理性的威脅」,也就是經過理性計算,發動核打擊————前面已經說了,隨著MAD的出現,「理性的威脅」變為不可能的。

「Threat that leaves something to chance」,也就是我們這裡說的「風險生成器」,指的是不主動發起核突襲,而是製造一種高危險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核戰爭的風險大大提高,並且隨著危機的發展逐步增加,雖然說我們(還有敵國)都不願意甚至是憎恨全面核戰爭——因為它無法實現政治目的——但是全面核戰爭仍會不可抑制地爆發。

在這種巨大的核毀滅風險之下,敵人承受不了,則敵人服軟,我們獲得單邊的國家利益。

謝林的第二個貢獻,就是討論在完全無風險的狀態下,在「戰爭邊緣」被嚴格約束的情況下,如何逼退敵人。他提出:通過逐步地施加痛苦,不去打擊敵人軍力,而是直接/有限打擊敵人社會財富,一步一步地讓兩國流血,最後勝出。

如果敵人獲得了極其穩固的核反擊能力,如果我國也獲得了及其穩固的核反擊能力,則兩方面都不再擔心先發制人————「先發」與「後發」在各種意義上都是後果完全一樣的。這種情況下,將不會有驚惶失措與意外,因為意外戰爭將無法撼動穩固的戰略平衡。

換一種說法:

如果MAD是脆弱的,存在「先發制人的誘惑」,而這種誘惑在危機的升級中越變越大,當雙方都出現對偷襲的巨大恐懼(reciprocal fear of surprise attack)之時,整個危機就是一個巨大的風險生成器,核戰爭一觸即發。

但是一旦雙方都獲得了穩固的核反擊能力,如何「風險生成」?謝林的討價還價理論要求:既然無法讓全面核戰自動觸發,就要逐步地施加痛苦:「有限的、可控的核襲城戰(controlled countercity warfare)」。

謝林的第一個貢獻解決的是,在尚不穩定的情況下,如何通過「刻意地喪失我方的控制能力 "controlled loss of control」,謀取國家利益;如何通過「風險生成器」,讓民族自殺這個幾乎瘋狂的前景,變成一個可信的威脅,訛詐敵國。

謝林的第二個貢獻是,如何在完全穩定的情況下,如何通過「有限的、可控的核襲城戰(controlled countercity warfare)」,訛詐敵國,逼退對手。

第一個貢獻往往跟「戰爭邊緣」策略結合在一起,被認為是好狠斗勇,通過近似瘋狂的軍事冒險來訛詐;當然,考慮到軍事危機中充斥的各種意外與事故,「風險生成器」完全可能用相當消極、被動的形式體現出現。而看起來完全理性的常規軍事抵抗(例如面對蘇聯常規入侵的西歐常規防務部署),也不可避免地會帶有「一觸即發、風險生成」的特性,完全可能引發巨大的衝突升級。謝林的門徒Robert Jervis進一步發展,得出了「為什麼(核國家之間)一場必敗的常規軍事抵抗,仍然值得一戰(起到風險生成器的作用)?」「有核武器的常規弱國,如何抵抗反過來能威懾核強國?」兩個問題的答案。這就是為什麼至今還有許多人反覆引用謝林的概念:戰爭邊緣、謝林威懾、threat that leaves something to chance。當然,在今天的學者心中,這個風險生成器的具體內涵與機制,跟謝林本人所想的,已經完全不同了。看到有人引用謝林與「戰爭邊緣」之時,往往應該去審視他們到底在說什麼類型的「風險生成器」。

第二個貢獻是基於絕對可靠的核反擊能力,而且是對抗雙方都擁有這種能力————這種狀態往往是許多人都預設的戰略環境————但是少有人引用甚至去提及謝林的這個理論(有限的、可控的核襲城戰),也許是這種逐步升級的戰略訛詐作戰,無法被常規思維接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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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林在自己的論證中儘可能地多使用了冷戰早期的危機案例,也許這就是時代的限制:一定要等到第三代核戰略家崛起,我們才有足夠的核危機案例、有足夠多的內部見聞、解密文件去構建基於歷史案例的核戰略分析。謝林跟其他第二代核戰略家一樣,往往被批評為「非歷史視野ahistorical」、「非政治視野apolitical」的,人們批判他們採用冰冷機械的理解,根本不考慮美蘇具體國家的戰略目的與決策機制。但是,考慮到「核危機」這個概念確實是在第二代核戰略家的黃金時期才出現的,而他們往往親身參與到其中去,我們絕不能說它們忽視了歷史案例的分析。從謝林文中盡全力,使用上至古希臘時期的案例來論證核時代的問題,到其他人對二戰案例的使用,都證明了他們並不是冰冷機械的。

另一個批判是第二代核戰略家對人類理性的依賴,這也體現在第三代核戰略家不斷在心理學、認知科學與偏見、戰略文化等方面,追求一種「改進了的威懾理論」。不過這種批判也不堅實:第二代核戰略家反覆討論了非理性的情況,討論了威懾所需要的最低理性。而且,理性預設是戰略理論影響本國採購決策的(僅有)渠道,理性預設也是戰略學者間進行交流的一個重要前提,理性預設也往往是美蘇穩定合作的(僅有)途徑。在不預設蘇聯具有并吞天下的陰謀之時,就必然掉入「蘇聯領導層也是跟我們一樣理性」的陷阱之中。但是這陷阱總比「堅信蘇聯有并吞天下圖謀」的其他論調要顯得中立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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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林關於焦點(Focal point)、共識點的理論,到底在充滿著誤判與意外的國家軍事鬥爭中,能發揮多大的指導作用,這個現在還是很不清楚的。但是謝林很早就提出了「核武器不使用no-use」,並指出這是一個極其顯著的共識點,一旦使用核武器,就比較難再尋找一個雙方都堅持的焦點達成妥協。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可能這才是關於核戰略的最強原則。從這個層面上看,博弈論的謝林思想,竟然與「核禁忌nuclear taboo」這種偏社會學的理論,在幾十年後殊途同歸,也體現了謝林作為「不尋常的經濟學家」的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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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第一代、第二代美國核戰略家都已經離去,如果放寬一點標準,深刻影響美國核戰略與核武庫建設的「老前輩」也僅剩下偏政治的布熱津斯基,Paul Bracken(也許可以算上基辛格,考慮到他在美蘇緩和中的作用),偏技術的John S. Foster,Harold Brown。

即使是Robert Jervis所代表的第三代核戰略家,也因為著作涉及面很廣,理論性/抽象性大大低於第二代核戰略家,往往僅被稱為「研究過威懾理論的國際關係學者」。

如何理解核武器在國家安全中的作用?如何在熱核武器的時代追求國家利益?是否存在「熱核革命」?什麼樣的核武庫才能實現威懾?威懾的「管轄範圍」有多寬?

這些問題仍然會不斷有人討論,但是謝林的去世,可以說代表著「(美國)核戰略研究」這一門學問,它的黃金時代已經遠去。


大棋黨和國師領域的魯班,不理解謝林的思路,就是大棋局領域的「民科」。。。

50年代謝林的朋友和同事都開玩笑說他誤入歧途,幹些非主流的事情。因為之前是研究的都是工資、收入、國民經濟之類挺常見的經濟學內容,發文也是AER之類頂級經濟學期刊,行內索洛等人都非常認可他。可後來他研究方向就變了,開始關心核平衡、裁軍、毒品犯罪之類的話題,發文級別總體也下降了。比如其獲獎原因也不像其他諾獎得主基於論文,而是書。

就像樓上說的,謝林的研究和其他博弈論學者不一樣,沒有嚴格化的數學。其原因在於他的貢獻主要是將非合作博弈應用在各個領域,而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其思路被嚴格的證明是很遲的事情。比如其《衝突的戰略》是1960年出的,而奧曼對非合作博弈一般化的證明是1968年了,更別說澤爾騰了,可這只是謝林的思路之一。

這個思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謝林提到相比於一戰,二戰交戰國都沒大規模用生化武器,原因在於雙方都可以報復,因此雙方達成了和解。戰爭中雙方的某種平衡,使其在戰爭尚未結束時,就可以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至此成了非合作重複博弈解釋的經典領域,比如在《合作的進化》中阿克西羅德也提到一戰中英德前線戰壕的某種默契。很多人得知抗戰中國共雙方都曾和日本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因此價值觀都崩潰了,真是圖樣,圖森破,謝林微微一笑,這實際才是真實的戰爭。

上面提到奧曼等人對非合作博弈的研究只是謝林的一個思路,他還有很多慧見。比如謝林認為將某些非合作博弈通過分階段建立信譽,解決博弈的合作問題。這個思路直到2000年後,才被模型化為分階段二人輪流供給公共品模型加以證明。簡單地說,比如美蘇裁軍問題。如果協議是大家一次性銷毀90%的核彈,那美蘇兩方都會想如果我先銷毀了,對方不銷毀,我不是完了?於是協議就不可能被履行。可如果將協議分階段,第一次銷毀1%,第二次10%,這樣一步步來,通過分階段建立信譽,就可以很好的銷毀核武器。

謝林不但提供了各種博弈問題思路,還推廣了各種學術名詞,比如承諾可置信、報復、威脅、焦點等,這些概念成了分析各類問題的工具。典型就是核威懾的二次打擊能力,是典型的可置信報復,因此核大國之間達成了「恐怖的和平」。再比如謝林提到禁槍和核武器思路的區別在於,持槍雙方被擊中就喪失了報復能力,因此允許持槍本身就會造成大家偏向於開槍。

簡單地說,謝林和貝克爾雖然都是經濟學帝國主義的主要旗手,但二者分析現實的工具差別很大,其實謝林更像亞當·斯密,屬於直覺型天才。


偏個題,經濟學民科素來喜歡攻擊經濟學數理化傾向(當時不代表反對數理化的都是是民科),有人覺得可能是民科數學不行,理解不了現代經濟學,但同樣走非數理路子的謝林在民科界知名度遠不如米塞斯,可見民科與數學水平無關,純粹是思維的懶惰,由此我們多了一個鑒定民科的新方法:見有人大肆批評主流經濟學方法時,問問他對謝林的思想有什麼看法

今天刷高微偶然看到這張圖,算是MWG向他老人家致敬


就不說謝林(Schelling)具體的各種細節概念了,只講一點:

在Schelling以前,主流的博弈論都是極其重視數學語言和嚴謹的公理化方法的,這一點從除了謝林以外的很多的博弈論大師就能看出:馮諾依曼(von Neumann)、摩根斯坦(Morgenstern)、納什(Nash)、夏普利(Shapley)、奧曼(Aumann)等等。他們大多是數學背景出身:馮諾依曼自然不用說,奧曼是MIT的數學博士,納什是普林斯頓的數學博士,澤爾騰也是數學博士。他們的論文基本長這樣:

或是這樣:

博弈論需要精確,需要數學化的研究,需要形式化的處理。但博弈論不止需要這些。追求數學上的精確性和複雜的數學模型是必要的,但一味追求這些是不夠的,一味地追求這些只能導致博弈論與現實越來越遠,這和博弈論的發展初衷是相悖的。

而謝林就是那個起到平衡作用的非主流。

之前說謝林的是文學學士出身,到哲學博士,是我一時偷懶沒有仔細考證,直接引用了百度百科,其實謝林是經濟學博士...提醒大家,珍愛生命,遠離百度

我們看看謝林的論著的名字:《衝突的戰略》、《武器的影響力》、《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等等,看名字就能發現,謝林對於「應用」的關心。謝林的《衝突的戰略》,長這樣:

謝林採用非主流的研究方法,用通俗的自然語言來研究博弈論,並且把博弈論有效地運用到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各種領域,確立了博弈論在許多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地位,他讓博弈論真正「有用」了,而且是在許多領域內都「有用」,而不只是數學家手裡的玩具。

粗略地說,謝林的觀點是,在複雜的情形下,博弈不可能完全通過建立數學模型就能進行研究的,因為各個決策主體在複雜的環境和相互的影響下,不會做出完全符合邏輯和數學推導的行為。(比如說他提出的「焦點」(focal point),就是在說雖然數學推導表明某博弈具有多個均衡,但在實際中,其中某均衡會比另一些均衡更受人關注,更容易達到,我們把這種均衡稱作「焦點」。這不是博弈本身的原因,而是其他原因導致的)

也就是說,博弈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它們的認知能力,甚至智商和情商等,都會影響雙方的決策。基於這一點,他開創了非數理博弈理論,這一新的領域使他獲得了諾貝爾獎。

所以,要說謝林的學術貢獻,我認為那些具體的細節是次要的,主要貢獻是他給博弈論學界帶來一種新思想,他告訴學者:博弈論原來還可以這樣搞;也告訴大眾:博弈論原來真的這麼有用。


謝謝 @Manolo 邀請,我更期待你自己的優質回答!這裡提一下 Schelling (1968) 的開創性文章「The Life You Save May Be Your Own」(你所救之命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命)。Schelling 在這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統計學生命的價值」(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VSL)這一概念。統計學生命與我們平時所看到的確定的生命(identified life)有什麼區別呢?Schelling 在文中是這樣描繪的:

Let a six-year-old girl with brown hair need thousands of dollars for an operation that will prolong her life until Christmas, and the post office will be swamped with nickels and dimes to save her. But let it be reported that without sales tax the hospital facilities of Massachusetts will deteriorate and cause a barely perceptible increase in preventable deaths – not many will drop a tear or reach for their checkbooks.

一個有著棕色頭髮的六歲女孩需要幾千美元接受一個手術來讓她的生命延續到聖誕節。這時郵政局會被零錢和硬幣淹沒,因為人們都在捐款救她。而如果有新聞報道說在取消銷售稅後麻省的醫院設施將不能得到及時更新,從而導致本來可以預防的死亡人數有一點點增加,那麼不會有多少人為這件事而落淚,更不要說捐款了。

Schelling 對於社會規律的洞悉是如此深刻,以至於前段時間發生「羅一笑事件」時我的第一反應是「好的社會科學大概就是 50 年前總結的規律在 50 年後依然適用吧」。

言歸正傳,Schelling 在這篇文章中所主張的一點就是統計學生命與確定的生命一樣值得被拯救。他的最大貢獻是提出了一種衡量生命價值的觀點,即一條生命的價值不光取決於與之相關的社會產出,還取決於人們為了防止死亡風險增加而願意支付的代價。Schelling 這一觀點的影響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之後很多公共品提供和政府項目評估中都用到了 VSL 的概念。

例如,一個潛在的環保項目將會增加一些社會成本,但同時也會拯救一些生命。那麼這個項目是否應該被實施呢?Schelling 告訴我們,如果 VSL 超過因拯救每一條生命而產生的成本,那麼這個項目就應該被實施。事實上,美國環保署(EPA)和美國管理與預算局(OMB)時至今日都在使用 VSL 作為指導其項目實施的一個關鍵指標。


Shelling1960年的著作《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上接Nash,下接Harsanyi和Selten,對博弈論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這本著作至少提出了以下原創的概念:

  1. 博弈存在多重納什均衡時,可能有一個均衡因為博弈外的原因而被默認選擇,這叫聚點focal point。
  2. 動態博弈中威脅的可置信性credibility,這在之後被Selten發展成子博弈精鍊納什均衡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
  3. 緊跟上一條,Shelling發現有時限制自己的選擇可以提高威脅的可置信性,從而對自己有利,這叫承諾commitment。


謝大神 @Manolo 邀。

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於2016年12月13日逝世,如果用幾個關鍵詞介紹他的話就是: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博弈論、將理論用到國際政治事務

關於博弈論,因為我不是專門研究這個領域的,所以也不敢亂說,而且上面已經有人介紹了一些相關內容。所以這裡我就講一下Schelling的學術歷程,並簡單介紹一些他的學術成果。

Schelling於1921年出生,1944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拿的經濟學本科學位,1951年在哈佛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他早期並沒有像一般經濟學家一樣一直在大學工作,而是參與到了美國政府的多項事務中,比如政府預算。要知道,Schelling年輕的時候正好是二戰剛結束,美國正處在快速上升期,正好需要大量的專業人士參與國家建設。同時,歐洲在戰爭中已經元氣大傷。為了幫助歐洲盟友,同時抑制蘇聯,美國實施了以促進歐洲復興為目的的馬歇爾計劃。1948年到1950年,Schelling便參與到這項計劃中,並被派往哥本哈根和巴黎工作。隨後他在50年代回到美國,在白宮工作了一段時間。

在拿到博士學位後,Schelling前往耶魯教書。不過之後,他又轉到了美國著名的為軍方提供服務的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雖然在蘭德的時間不長,但這段帶有軍事背景的研究經歷還是對Schelling產生了不小影響,他在這裡對核武器以及核戰略進行了研究,這為他日後寫成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這本著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下載:http://elcenia.com/iamapirate/schelling.pdf)。在書中,Schelling 利用博弈論對「bargain」(翻譯成「交易」、「談判」?)、「strategy」(戰略)、「conflict behavior」(翻譯成「衝突行為」?)進行了解釋和應用。被看做是當時的經典著作之一。

他之後的經歷就和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樣,進入大學擔任教授(現在哈佛,然後去了馬里蘭大學)。2005年,他和 Aumann(奧曼)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二位在博弈論領域的貢獻。當時諾貝爾評委會給 Schelling 的評價是,「利用博弈論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了衝突和合作」 (Thomas Schelling)。這一句話就很好的概括了Schelling最主要的學術成就,他不僅僅滿足於博弈論在理論方面的研究,還把博弈論運用到公共事務,特別是國際關係當中。有兩個細節值得關注,一個是在 Schelling 學術生涯的早期,正如上面所述,他參與了多項美國政府的國際談判和國際性的經濟項目中,並有多年的駐外工作經歷,這是他與其他經濟學家相比獨有的地方。第二點,在他學術生涯的中後期,他除了是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活躍在公共政策和政治領域。而這些,正好是博弈論可以應用的領域。

如果說「戰爭與和平」是國際間永遠存在的兩大主題的話,那麼「合作與衝突」(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就是國與國之間永恆的主旋律。Schelling 在早年間的 「An essay on Bargaining」、「Bargaining, Communication and Limited War」 兩篇文章中就對這二者的關係做了精彩論述,那時候博弈論還沒有真正成為一個被人關注的學科。在他後來的研究主題中,除了涉及「發展」、「收入」這樣的經濟學中常見的主題外,還包括了大量諸如「核戰略」、「武器」、「軍事」、「國家安全」、「氣候變化」、「恐怖主義」這樣的國際公共事務。如果你想更深入的了解國際政治經濟的博弈、或者是game theory(博弈論)在國家間的運用,那麼 Schelling 的文章應該是很好的選擇。

正如文章開始所說,博弈論不是我的研究領域,所以太深入的知識我也不敢講,還是等待這方面的專業人士來解答。

參考資料:

1. Schelling 發表過的文章,我看了看感覺題目都很吸引人:

ECON l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l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ttp://www.necsi.edu/faculty/schellingpublications.pdf

2. 這是他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對自己過往經歷的講述,挺精彩的,讀完之後也能夠對他本人的學術歷程以及研究內容有進一步了解:

Thomas C. Schelling - Biographical

3. 題主給出的紐約時報那篇文章寫得也很好:

http://www.nytimes.com/2016/12/13/business/economy/thomas-schelling-dead-nobel-laureate.html?_r=0


老爺子去世了,在此懷念一下。 @扣小米和 @LLLBK 提到了Strategy of Conflict里Commitment,Bargaining,Focal Point這些概念,我來嘗試用通俗語言解釋一下吧。GT不是我本行,如果有偏差,請大牛指正。

衝突博弈的必要條件:

衝突博弈需要以下必要條件:

1.共同和不同利益。沒有利益分歧就沒有衝突;沒有共同利益就直接開戰了。

2. 沒有完美的信任(Trust)和信仰(Faith)

3. 沒有法律/法規或者法律/法規不明晰。只有這樣雙方才能一起聲稱自己是分歧利益的歸屬方。

4. 沒有仲裁和執行人(Lack of enforcement)。

所以本書討論的內容最合適的應用是黑幫之間和國家之間;在沒有法律和法律仲裁、執行人的時候,才需要衝突雙方進行博弈,而此時最有效的博弈是恐嚇(Deterrence)。

討價還價(Bargaining)

舉一個例子:A要把價值100萬的房子賣給B,但是B只想出90萬。那麼,B就需要證明給A看這房子對他只值90萬(雖然事實上可能真的值100萬),B就需要通過有效的手法詐糊(Bluff)A,來討價還價(Bargaining)。怎麼做呢?B找來C,然後和C簽下一個對賭:如果B用超過90萬的價格買下房子,B就輸給C 20萬。他的這份對賭,就是一個承諾(Commitment,好像翻譯成承諾有點不太對)。一個有效的Commitment需要有兩點:不可收回(Irrevocable)和可執行(Enforceable),否則A就會懷疑B實在咋呼他,這個承諾就失去了討價還價的意義。如果A信以為真,而A真的很想把房子賣給B(共同利益),A就只能妥協,因為B不可能用95、96萬的價格成交(這樣就得額外支付給C20萬)。事實上,我們平時在菜市場也會運用B這樣的策略,只不過不是找一個真實的第三方,而是虛擬的老天爺或者上帝:「老子對天發誓,我絕對不用超過5毛錢的價格買你的菜,否則天打雷劈。」

承諾如果作為一種恐嚇,另外一個要點是要清晰、不模稜兩可(Unambiguous),沒有漏洞。比如共和國成立之初,美國通過承諾協防(甚至核威懾)台灣,也就是賭上美國的國際聲譽、政府的法理效應,來威脅防止大陸攻台。但是台美之間簽署的,1955年的台灣決議案和1954年的共同防禦條款(Sino-America Mutual Defense Treaty)當中,台灣一方只包括「台灣及澎湖諸島」,而不包括「金門」以及其他國民黨控制的大陸沿岸島嶼。於是這個恐嚇有了巨大的漏洞,失去了效用,有了之後金門炮擊。

焦點(Focal point)

我們來舉兩個例子:

1. 你和你的女友在超市裡走散了,各自都沒有帶手機,超市廣播也碰巧壞了。在沒有溝通的情況下,你會去哪裡等你的女友?

2. 你和你的女友在沒有溝通的情況下,各自在以下的5個數中挑一個數(1、5、18、99、237),如果雙方挑的數字一樣你們就算贏。你會挑哪個數字?

第一個回答,多半的答案是超市出口或者家裡或者汽車(視情況而定),而不會是「冷櫃、洗手間或者客戶服務中心」;第二個回答,多半是1。

這個在沒有溝通情況下會做出的選擇,對雙方來說都是自然(Natural)、特別(Special)、相關(Relevant)的選擇。是你覺得你的女朋友覺得你覺得你的女朋友覺得……會做出的選擇。

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雙方默認的焦點有助於達成共識,如果缺乏焦點更加容易導致衝突。比如,30年來,一個中國原則一直是中美外交的Focal Point。現在川普跳出來挑戰這個焦點,給未來中美關係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冒險主義政策(Brinkmanship,好像翻的有點問題。感謝@韓蕭指出邊緣政策

在過去的外交學中,大家覺得危險事件的爆發(比如全球核戰)是有一個邊界(Cliff),只要沒有超過這個邊界值,就不會爆發戰爭,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外交官傾向於在懸崖變上跳舞來最大化利益。Schelling指出衝突的邊緣是一個加速下墜的斜坡,而斜坡的坡度是一個概率:在一定概率下,雙方有可能無視對方的恐嚇,覺得對方的恐嚇可以回收,或者不能執行(前文提到的Commitment兩個有效性)。這樣越靠近懸崖邊,越有可能加速向懸崖下掉。比如古巴核危機。


Myerson 寫過一篇 LEARNING FROM SCHELLING"S "STRATEGY OF CONFLICT" (http://home.uchicago.edu/~rmyerson/research/stratofc.pdf).

PS 1: Myerson 還寫過一篇關於 Harsanyi 的小散文,文章開頭的比喻很贊


為什麼沒有人提Segregation Model。

這個可以看作ABM早期最重要的結果吧。


歪個樓

下午跟老頭子meeting完 問他知不知道shelling的事 老頭表示還不知道 並且推薦了一部電影 Dr. strangelove

以下複製黏貼於wiki (Dr. Strangelove - Wikipedia)

Stanley Kubrick started with nothing but a vague idea to make a thriller about a nuclear accident that built on the widespread Cold War fear for survival.

While doing research, Kubrick gradually became aware of the subtle and paradoxical "balance of terror" between nuclear powers. At Kubrick"s request, Alastair Buchan (the head of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recommended the thriller novel Red Alert by Peter George.

Kubrick was impressed with the book, which had also been praised by game theorist and futur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winner Thomas Schelling in an article written for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and reprinted in The Observer, and immediately bought the film rights.

In 2006, Schelling wrote that conversations between Kubrick, Schelling, and George in late 1960 about a treatment of Red Alert updat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missiles eventually led to the making of the film.


博弈論很深奧,考試有點難……可惡的牛頓式人物


對博弈論的普及貢獻很大


只記得鬥雞博弈了……


一句話,學術成就看論文。


謝邀0.0 繼人生第一次被邀是請問冬天種地植物怎麼才不會被凍死Σ(っ °Д °;)っ之後,終於換畫風啦ヽ(^-^)?

首先,博弈論是門偉大的學科(低頭致敬三秒鐘)

然後我趕緊啟動了某搜索引擎!博弈論平時只當興趣愛好,所以謝林是誰啊喂Σ(|||▽||| )

運氣不錯找到一篇看起來很厲害的論文

然後開始讀……

然後摘出一些很精彩的地方:

認識到博弈論觀點具有重塑人類互動分析的潛能···很熟悉的社會互動現象可以被看作是同時包含共同利益和利益衝突的非合作博弈。

討價還價理論:為了使對手讓步,最好不要選擇自己的最優策略。將軍下令炸毀部隊背後的橋樑也許是明智之舉,因為它形成了一個可信的承諾:與敵作戰只可前進,不可後退。同樣,企業所有者出於利益的考慮可能會任命一個談判權力受到限制的經理,而政治家則可能因為向公眾做出了難以違背的承諾而贏得競選。如果承諾無法撤銷或不執行的成本很大,那麼這種策略就會產生作用,而撤銷成本很小的承諾則無法使對方做出重大讓步。然而,如果雙方都做出了不可撤銷但不一致的承諾,那麼很可能會產生不必要的爭執。

在很多情況下人們是有可能相互配合的,而僅僅依靠純粹數學分析,人們可能無法領會博弈中「凸顯」或「焦點」的本質。正如謝林的一段經典引語:「不經過經驗證明,人們從非零和策略博弈中能夠獲得的認知,絕不會比採用純數學推導方式來證明某段笑話是否好笑得到的更多。」

「很多協議之所以能夠有效執行,是因為人們很看重今後再簽定協議的機會;如果不能建立和維持相互間的信任,這種機會將不會存在,而這種機會所蘊含的價值將大於一次性欺詐所帶來的貨幣收益。」因此,如果各方能把眼光放得足夠長遠,並在實踐中反覆互動,那麼他們之間的共同利益將足以維持他們的合作。

······(此處省略很多很多)

感想:我們有為了少坐幾年牢不惜坑死隊友的囚徒困境,有吃飯時想方設法葛優癱的智豬博弈,有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家瓦上霜的雪球博弈······之前的自己面對這些情景,只是冷靜地建模劃線分析,找最優策略,找納什均衡,所有的情景中的對象全部抽象為白紙上冰冷的線條。我找出的策略是最優的,這些情景中的博弈者明明照做就可以收益最大化,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兩個囚犯寧可互相告發而不保密,為什麼兩隻豬寧可癱著餓肚子而不讓大豬去按按鈕······

謝林告訴我,因為所謂「理性人」其實並不理性啊,現實中的囚徒困境,智豬博弈豈是兩三下揮毫就能解決的?

謝林以一種很系統的方式讓博弈論具備了人性和社會性。

全文9100+。

我是為什麼看這文章來著?哦,要評價他的學術貢獻!

看著自己摘出的文字,感受著因浮光掠影了精彩的思維而小小的雞凍著的心情……

這不就是答案了嗎?

一隻學中文的門外漢在一個昏昏欲睡的午後陷入他的學術理論,被深深吸引,耐心讀完九千多字的論文,而且想去借《衝突的戰略》了。

擁有這般魔力,讓普通人都能由衷感慨「博弈論真了不起的」理論,是很厲害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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