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在美國到底是不是被剝削的？

01-03

美國總統電台演講天天說middle class對美國的重要性，可事實的中產在財富上沒有太多的進步，而富的人越來越富。「參見ted上的一個演講」
是否保護中產階級只是一個陰謀？
---------
剝削定義：剝削_百度百科（馬列的剝削定義大家肯定都不爽，這裡僅僅是拋磚引玉，因為這個問題必須要清晰定義剝削的概念才好回答）

工薪中產階級的貧困化——作者可能是江海寄餘生

這是我找到的來源，但不確定是不是最初來源。

工薪中產階級的貧困化

過去流行的美國夢，實際上是中產階級的美國夢，通過自己的勤勞和聰明過上衣食無憂豪車大房的生活。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被無數人驗證了，而今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看看今天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特別是拿工資的工薪階層，生活卻是另一副樣子。如果還是單收入家庭，在大城市幾乎買不起像樣的SFH；雙收入家庭確實能夠勉強買得起，然而因為雙方工作而很難撫養多個孩子。在去除了各種稅費保險以後，往往所謂高收入者也所剩無幾，如果孩子還去上私立學校，那就更難過。持續的現金流收入成為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哪天一旦失業，整個生活就會徹底坍塌——除非既不買房也不讓孩子上私校。白領們看著光鮮，實則只是衣冠牛馬，終其疲於奔命的一生，最後搞不好還要推遲退休，養老金還不知道有沒有著落或者縮水。
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特別是工薪者的貧困化實際上有其深刻的本質原因，並且是一個長期趨勢。我不是一個左派，向來不喜歡以公平或者平等之類的概念來批判這個世界，甚至以帝王師的心態妄圖改變世界（每次看到有人講「建議政府XXX」，總覺得一種無力的可笑感）。我只是一個草民，無法改變這個世界的一分一毫，能夠改變的只有自己，於是以探究的心態去理解這些深刻的變化，避免將人生浪費在無謂的陷阱中，在這個世界既有框架下，試圖為自己選擇一條效用更高的道路。
第一個因素應當是全球化。通信和交通的飛速發展導致全球化在技術上的可行性，這在去過是從來沒有過的。全球化導致資本全球配置和流動的高度靈活，這個變化是革命性的，許多過去的即成結論都需要重新考慮。過去普通人和小企業機構根本不可能海外配置資金，因為根本無法管理操作，於是當局的貨幣寬鬆會直接作用於本國經濟；而現在普通人都可以萬里之遙對它國進行投資，比如日本的渡邊太太們，於是當局的貨幣寬鬆會產生全球影響，資金可能會更多跨國流入收益率更高的國家地區，對本國反而很可能影響不大。更惶論大型金融機構，更是將這些優勢運用得淋漓盡致。

勞動力流動性較差，還要吃飯；而資本全球流動性要強得多，可以更容易尋找更便宜的勞動力。於是資本的高度流動性和全球配置，導致資本對勞動力的議價能力大幅提升。最直觀的就是很多發達國家工人們恐懼的外包，過去只是製造業的外包，現在服務業的外包也愈演愈烈。同時單個國家政府的左派管制對資本的約束力越來越小，道理也是一樣的。對於資本來講，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政府如果企圖強行提高勞動力的議價能力，資本無需抗爭，只要用腳投票就行。極端的像委內瑞拉，輕一點的如法國，美國國內也很明顯，底特律的工人勝利了，城市也破產了，最終工人們也要破產。試圖強行提高勞動力的議價能力，只能把勞動者打入更深的深淵。
第二個因素應當是民主導致的多數人暴政。多數人的本性總是懶惰的，於是在民主的制度下，哪個政黨承諾的福利多支持的人就多，就更容易上台，於是容易演變為高福利的懶人社會。羊毛總是出在羊身上，懶人的福利就出在中產階級的稅收上。小國很快就會不行，大國尚可多撐一陣。英美系國家由於在制度設計上對民主有所牽制，相對會更好一些，但也有些不容樂觀。在美國有4000萬領食物券的人；在英國加拿大和澳洲，上議院不斷被削弱；紐西蘭乾脆變成了一院制，這都是民主失控的跡象。當然，相對來講，這些國家還是比較好的，只是即使移民到了這些國家，資金和人身最好也保持狡兔三窟，否則黑天鵝事件也有可能發生。哪個國家地區的左派橫行，哪個國家地區中產階級的稅賦就更重，而且由於中產階級的稅賦實際上和公司稅賦有正相關性，會導致公司傾向於逐漸撤退，而剩下的公司和中產階級稅賦會變得更重。在美國左派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加州，不少人看上去稅前十幾二十幾萬美元的高薪，實際上到手只有一半，再加上高房價高教育成本，生活很難講有多麼寬裕。
第三個因素是人口的老齡化。老人的福利和醫療自然都出在工作的人身上，移民多的國家還好一些，移民少的國家如日本，問題就非常嚴重，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日本政府幾乎一定要麼債務違約，要麼日元大幅貶值進行債務貨幣化。
第四個因素是政府機會主義的貨幣政策。儘管理論上貨幣政策對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是由於知識的欠缺，多數人在劇烈變化的貨幣政策和市場中都是被收割的——很多時候往往自己都沒有感覺。這時候有資本的人通過知識所掙的錢，遠遠比其他付出腦力體力的勞動者更容易。房奴在全球範圍內被輪流收割已經有漫長的歷史了；股票作為散戶和中產階級最喜聞樂見的投資方式，也很少有人長期盈利，多數是去送錢的；即使最保守的現金持有者，貨幣政策也會通過貶值慢慢剝削他們。只要持有任何現金或者資產，你就已經處於金融市場中，儘管市場上賺錢的機會很多，但是絕大多數中產階級是沒有相應的知識、能力和心態的，賭與不賭都是輸。
以上都是宏觀的看問題，下面可以微觀比較一下。假設有三個人，一個是拿工資的白領A，一個是做自營生意的B，一個是專業全球投資者C。儘管個體風險B和C會大於A（準確講是波動風險），但是從宏觀統計上看，B和C的風險並不會明顯比A更大。

先來比較稅務。對於A來講，工資的稅收是一分都逃不掉的，自己的花銷基本上只能是稅後收入。掙得越多，累進稅也越高，很多看上去的高收入者，往往要交一半的稅，不止稅還有各種費和保險。對於B來講，稅務上有很多靈活的餘地，首先生意支出和生活支出往往很難區分，許多生活支出都可以算在生意上，吃喝拉撒很多可以，車輛也可以，有時候某些房屋都可以，於是花的其實是稅前收入，而非稅後收入。如果稅前收入花不完，一定要分配，可以通過僱傭家庭成員、使用信託分配等方式，一般幾十萬美元的總收入需要繳的稅都微乎其微。這些還是合法的，如果再不報現金收入，稅就更少了。所以，同樣30萬美元的收入，A大概怎麼著也要交一半的稅，B交3萬美元也就差不多了，如果會計師給力一些，繳得更少。對於C來說，事情就更簡單了，用離岸信託帳戶投資可以免掉一切資本利得稅，特別如果不是美國公民，而是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公民，更可以在分配大筆收益時做為非稅務居民而免稅。即使是美國居民，資本利得稅比工資稅也要少得多了。
比較時間和壓力，壓力做什麼都會有的，而時間自然是B和C更為靈活，A的時間幾乎都是卡死的。所有人都會面臨宏觀經濟形勢的壓力，也會面臨具體業務壓力，但是A還要面臨老闆壓力和人事壓力。如果說誰更像牛馬一些，自然是A，而不是B和C。
從可持續性上講，B和C幾乎年齡無關，或者年紀越大會略有優勢。而作為A來講，只有少數行業是年紀越大越吃香的，在多數行業中，30歲還是完勝50歲的，隨著技術進步和信息化的深入發展，這個趨勢會更加強烈。過去很多所謂的經驗行業，在信息化面前，經驗的優勢越來越小，變得越來越不值錢；很多工種隨著自動化的發展，更加機械化，更容易替代而不需要過多經驗。當然，現在肯定還有不少行業從業人員是需要經驗的，但是這樣的行業越來越少，而且哪天指不定就又被技術進步侵染了。就現在高薪的碼民行業來講，或許是有一些50歲的人勝過30歲的，但是那些人主要是已經在過去碼民稀缺的年代建立起了地位。很難想像未來10年20年，在現在那麼大基數碼民的情況下，50歲的普通碼民還如何與30歲的競爭？即使可以競爭，在體力和腦力衰退的情況下，該多麼艱辛。
事實上A只有一條出路，就是做到金領。然而，金領之路何其難，就算在祖國，也不是光憑聰明和勤勞就可以達到的，最重要的還是運氣；如果做為第一代移民，這樣的機會就更微乎其微了。
總之，如果不是別無選擇，為什麼要做A而不是B和C呢？這其實也是我試圖說服自己的事情，很多時候沉沒成本導致的路徑依賴是人生大忌，很多人因此苦了一生。棋諺講：「精華已竭多堪棄，勞逸攸關少亦圖。」真正能夠參透的又有多少呢？

嚴格地講，是的，中產階級是一個被剝削的階級。Y0UTUBE有一個視頻（需翻牆），正好解釋了題主問的問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KtQJmCMuCc

感謝各位知友將這個視頻上傳到牆內的網站，現在在優酷網也可以看了：

知友余佳晉的上傳：

美國財富和收入的不均視頻

知友TinkyLi的上傳：

W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America - Wake Up!視頻

從第一張圖可以看到非農生產自70年代就和中產收入開始脫節，也就是美國開始產業空心化。

第二張圖可以看到標普自70年代增長將近20倍。現實是中產的最大資產是房屋，而真正的富豪階層的資產更多配置在股市。

資本沒有國界，更沒有國籍。不要以為有某個國籍就代表某國資本，資本的終極目標就是不斷壯大，這是人性決定的。華爾街擠壓美國中產的時候不會比剝削中國人更仁慈。資本面前，一視同仁。

@Haochen Liu 的這篇引文有預設立場，我覺得要補充一下。

這個文章不少內容是針對社會福利派指著鼻子罵，犯了所有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分析都有的毛病，即意或者無意忽視如下兩個問題：

首先，商業行為本身一定是有機會主義色彩的。但要注意，在這個政府也講主權基金政府債的時代，商業行為的主體並不一定只是企業，而純粹的不牟利的政府和純粹的盈利為目的的企業之間的界限已經相當模糊。很多時候人們常犯一種右翼幼稚病，就是把失敗的計劃都怪到政府行為頭上，而把成功都歸結為自由企業，殊不知企業的淘汰率遠高於政府。

一個投資划算不划算，其實是有很多perspective的。比如法國的核工業、宇航工業的的確確是在政府的大力資助之下搞起來的，而且到現在也盈利能力堪憂。但是這種產業沒有國家大力投資確實是不行，而且他這兩個產業的確在歐洲一支獨秀，為國家積累了重要的政治資本。英國金融資本玩的很嗨，但是要發展核武器或者核電站，還是得靠法國或者美國的技術。

另一個問題是，新自由主義分析普遍忽視社會成本。比如說一個新自由主義理想國中，產權應該是絕對的，但是這個絕對怎麼維持，恰恰還是要依靠某個外在力量。任何一個體系都有內在缺陷，市場自己的問題，必須要靠非市場的方法解決。當然你可以說，我不通過納稅靠政府維持產權絕對，我靠花錢僱傭私人武裝來維持。拉美國家就這樣。但如果到最後有一個足夠強大的私人武裝壟斷了這一市場，那他跟政府有什麼本質區別呢？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其實對這個問題也有很好的論述。當然，這個政府很可能不是一個民主的政府，所以新自由主義也未必反對所有政府。不過重點是，對於自由市場派來說，不管願意不願意，這個社會成本你總是要付的。

------------------------------------------

有人可能會問這跟中產受剝削有什麼關係。確實沒太大關係，因為我還是說，這篇引文說的大部分都對。但是我要補充的是，就像左派不願意接受社會總會有不平等一樣，右派幻想靠極低成本長期維持社會不平等也是一廂情願。這個成本要麼以社會福利的方式小範圍的，逐漸的支付；要麼以暴力革命大規模、系統地支付，只是流血多流血少的區別，總成本未必差很多。在古代這種不平等主要靠赤裸裸的暴力來維持，現在靠信息不對稱來維持。也就是說，是社會控制方式的變化，造成了被剝削的群體成為白領。我覺得這是文中沒有提到的，在這兒稍微說一說，多嘴了。

當然是，畢竟是打工仔么，又不是資本家。

可是美國的中產起碼有一個好，除了負債比較多外，該有的基本都有，反觀中國……

別的不說，就說人家的老闆合理剝削，不知道比我們的老闆殘酷剝削高到哪裡去了。

在全球化時代，國際合作與競爭中的互動影響是客觀存在、必然發生的。

特朗普減稅，也會以吸引包括中國在內的市場主體選擇「要素流動」方向調整預期的機制競爭壓力，使中國有關部門更加註重把減稅做實、做好、做充分，如把這種互動稱為「減稅競爭」，似乎也未嘗不可。

但中國並不應懼怕這種國際合作與競爭中的「稅收競爭」，因為中國確實從自身發展戰略出發，也有進一步減稅的必要和相對應的一定彈性空間，特別是，中美之間「要素流動」的競爭絕不會僅僅由一個稅收因素決定，這還廣泛涉及「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概念下眾多的其他因素，和由於國情發展階段等而客觀決定的其他「比較優勢」因素。

美國降低稅負，客觀上對於中國降稅也會形成外部促進因素，但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降稅」與「降負」的關係，比美國要複雜得多，必須確立「全景圖」的視野。

以中國「正稅」負擔而言（即狹義的宏觀稅負而言），中國現不到GDP的20%，並不比美國高，但說到「稅外負擔」中的政府行政性收費、社保「五險一金」繳納等負擔（合成廣義的宏觀稅負），中國已接近35%，不算低了，特別是這些眾多的稅外負擔給市場主體實際造成的負擔還涉及和包括了未統計的時間成本、討價還價「處關係」中的精力耗費、「打點開支」等隱性成本與綜合成本——這是雙方明顯不可比的中方弱項。

中國應由此痛下決心以深化配套改革來減負——我認為必須指明，「減稅」在中國決不代表減輕企業負擔的全部問題，甚至已不是企業減負的最主要的問題，關鍵是在中國「全景圖」之下如何能夠「啃硬骨頭」把減輕企業負擔中正稅之外的負擔，做實做好。

特朗普的減稅主要是大幅削減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中國「照貓畫虎」是學不來的，因為中國的企業所得稅標準稅率早已下調到大企業的25%和小企業普遍的「減半徵收」，還有地方政府廣泛提供的「三免五減」等等，哪裡有美國從35%水平向下調為15%（初定，可能達不到）的那個空間？至於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更是與美國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美國那邊是佔到美國聯邦政府稅收收入的47%左右（同時也對州與地方政府作出10%左右的貢獻）。

而在中國，早已邊緣化地只佔全部稅收收入的6%左右，還有減此稅的多大空間呢？中國的稅收制度結構是個以間接稅（增值稅、消費稅等）為主體的框架，要學美國的減稅，在這個領域裡其實不必再強調「學」，我們已把應當做的「營改增」做到了全覆蓋，真正的學習任務，倒是如何借鑒美國經驗（也是一般市場經濟體的共性經驗），把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指明的「逐漸提高直接稅比重」的稅制改革任務真正貫徹落實——雖然難度極大，需要「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但中國若要走向一個現代社會而構建現代稅制，這是別無選擇的路徑。如能真正構建、培育起具有「自動穩定器」和「抽肥補瘦」優化全社會再分配功能的直接稅體系，中國也就具備了進一步考慮削減間接稅負擔的「本錢」與可能。

這樣一來，具體到中國對美國減稅與稅制應有的借鑒學習，哪裡只是「減稅」二字所能概括？在中國，實為減稅、減負（稅外負擔）和適當增稅（增直接稅）的配套改革任務。

我國成語中早有「東施效顰」、「邯鄲學步」的典故，就是先人早已總結了「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教訓，強調應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和「比較優勢」、可能空間，制定合理正確的借鑒學習方案。特朗普減稅舉措所應帶來的中國的「學習」反應，當如是觀！

（參考）

美國早在上世紀80年代，即有所稱「里根經濟學」所指導的減稅實踐；中國也是從改革開放開始，就在力行「減稅讓利，搞活企業」的方略——均已積累了相關經驗，取得了積極的成果。當下，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需要繼續加以消除的背景下，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要兌現其「讓美國重歸偉大」與「大規模減稅」的競選承諾。

中國要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減稅，這是兩大經濟體在稅收取向上的共性表現。作為共同的選項，其內含的學理支撐因素也是一致的：需要以減稅進一步降低市場主體的實際負擔，在供給側激發創業、創新的潛力與活力。「拉弗曲線」運用定量研究的曲線方式，至少在原理上定性地表明了一個最佳（宏觀）稅負點的存在，如果越過了這一點，雖然稅率設計得更高，但實際上政府的收入卻會趨於下降，同時經濟活動將明顯趨於低迷。

所以，現實生活中的政策制定者，就一定要把可能越過這一點的稅負因素明智地調減下來，以優化經濟運行，同時從中長期看，這也將會優化政府收入。在政府設計層面，美國已有當年供給學派政策主張之下的減稅方案的經驗可資借鑒，中國則已有三十餘年間減稅讓利與稅制改革基礎上近年以「營改增」為代表的「結構性減稅」經驗，及其繼續貫徹實施的安排。

特朗普上任被稱為「黑天鵝事件」是表示其勝選頗為出乎意料，他的減稅承諾及上任百天即明確宣布的兌現方案，體現了他作為原長期居於市場競爭一線的企業家基於親身感受而發的政策設計取向，以及他現作為總統回應廣大市場主體訴求的鮮明態度。

估計現在這一力度較大的減稅方案在依照美國決策程序推進到具體實施的過程中，還會受到國會等方面的制約，不排除其方案會有某些調整，但以減稅為特徵而得到適當「打磨」之後的通過，並在實施後取得成效，應是大概率事件。

但減稅作為一柄「雙刃劍」，也將會加大美國的赤字與公共部門債務壓力，如果再配上特朗普已明確表態要推行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升級建設，這種壓力就會更為可觀。客觀地說，由於有財政「三元悖論」原理（參見賈康、蘇京春《財政分配「三元悖論」制約及其緩解路徑分析》、《財政研究》2012年第10期）揭示的「減稅、增加公共支出和控制政府債務與赤字水平三大目標至多只能同時實現兩項」的現實制約，特朗普政府還需認真捉摸和權衡，把握其減稅、加大基礎設施開支與控制赤字、舉債風險的臨界點。估計PPP（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即我國現稱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會由此在美國引起更高程度的重視和更為有聲有色的推行，以助益於其權衡中臨界點的外移而力求「少花錢，多辦事，辦好事」；

另外還要特別指出，美國在全球獨一無二所掌握的「美元霸權」即世界貨幣主導權，也可以為特朗普上述「新政」匹配上放鬆其自身所受財政「三元悖論」約束的有利條件，因為其由此抬得較高的赤字和債務水平所帶來的風險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到全球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美元資產持有者身上來共同消化、共同承擔——當然，這種共擔機制只是擴大了「可容忍」的邊界，並不能否定「三元悖論」的終極制約。

創建於 19:56

著作權歸作者所有

這是結果導向的，如果是大多數人認同的。那麼就是可以的。所以，個體問題套用集體問題，當然無解了。比較共識是。雖然中產吃虧，但是也不肯趴在底層賺便宜。因為，機會成本，也是成本。走入上流社會的希望很大很大，是中產寧願吃虧的自我安慰。當然，有資格同情弱者時，自己的幸福指數是爆表的。榮譽感嘛，中產相當於團級幹部。

不光美國中產階級被剝削，連中國所謂精英的視聽也被剝削，這也是為什麼這個問題被視而不見。

剝削這個說法只是站立點不同。分配當然是不公的，所以這就是剝削。你要說中產被剝削，我還說國王還被奴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