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宋史的研究最強的是不是日本呀？

01-03

如果不是的話是哪裡呀？急急急！！！

支持虹喵 @紅茶魔術貓的回答。

在東洋學這個領域，京都學派和東京學派就是一對冤家對頭，撕逼了很多年，恩怨難解。

補充一篇背景材料：

「東京文獻學派」與「東京學派」的異同及黃現璠與前者的關係

筆者寡見所及，當今問世的有關「東洋史學」和「中國學」的中外論著，凡言及白鳥庫吉和內藤湖南史學時，絕大多數學者將兩人歸為東洋史學的「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此類例證多如牛毛，不勝枚舉。筆者以為這是人云亦云的典型表現，難免隨大流之嫌。一些學者似乎連古今中外層出不窮的「學派」概念、特徵缺乏基本認識就大言不慚地高談闊論「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自然難免「鄉曲之士」之嫌。

筆者前言「縱觀古今中外層出疊見的學術各領域學派，大多為同時代學人或後輩學人對同時代和前代在學術上具有「師承性」、「問題性」、「地域性」等共性特徵的一群學者的學術進行分析研究的概括性總結」。這種「概括性總結」必然難免作者帶有的一定「主觀性」，但它是基於具體客觀事實的「主觀能動性」的概括總結，而非是基於盲目的似是而非假象的「主觀隨意性」的概括總結。

事實上，我們只要對「東京文獻學派」與「東京學派」的異同進行具體分析和橫向比較研究，便可看到兩者的差異。筆者於下分為幾點嘗試通過比較研究概略探討一下兩者的異同，以博同道雅正。

1.區別

A.名稱

東京的「文獻學派」的稱謂最早出自何人之著和何人之口，筆者暫無從考證。筆者最早看到的東京的「文獻學派」稱謂，出自黃現璠留日歸國後於1942年11月完成的《日本漢化史稿》（後改名《日本吸收中國文化史稿》，未刊），作者在言及日本現代「堯舜禹論爭」時將白鳥的學生津田、橋本、池內統歸為東京的「文獻學派」，將內藤湖南、桑原騭藏歸為京都的「實證學派」。作者對此著重談的是中國古史的堯舜禹問題，並未深入探討「堯舜禹論爭」和兩學派。

筆者留日時從一些舊文史書中曾看到過「文獻學派的白鳥庫吉」與「實證學派的內藤湖南」的稱謂，留下了印象。由於當時筆者所學專業非東洋史學，故無心對記載這種稱謂的論著加以筆錄。近年來出於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興趣，通過對大量有關論著的閱讀，始發現這些稱謂的混亂。

筆者據黃氏之作所言推測，東京的「文獻學派」與京都的「實證學派」稱謂有可能始於1910年白鳥與內藤展開的「邪馬台國論戰」之後。或許是當時白鳥的「文獻主義」與內藤的「清代考據實證法」表現出兩者涇渭分明的特徵，時人未加具體分析便如此區別稱之。還有學者認為白鳥史學完全以「文獻」為基，而內藤史學不僅僅以中國古典和歷史文獻為主，他還用了一些中國甲骨金文等考古史料，故白鳥是當時「文獻學派」的代表，內藤則是「實證學派」的代表，加之各處東、西，故稱之為東京的「文獻學派」與京都的「實證學派」。

筆者通過研究後認為：白鳥史學與內藤史學存在顯著差異（除以上略述外，尚有「親西觀」與「親中觀」、「功利」與「樸學」等方面的區別），再基於上述稱謂區別的事實，故筆者將以白鳥為代表的學者群體稱為「東京文獻學派」，以內藤為代表的學者群體稱為「京都實證學派」，以與後起的東洋史學或中國學的「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加以區別。〔152〕

1948年，「東京文獻學派」成員前田直典發表了《在東亞的古代終結》一文，提出兩個重要觀點，一為「東亞一體論」，他認為東亞歷史是一體的，中國作為東亞中心而又與東亞各國相互關聯從而形成了獨自的東亞世界；二為東亞古代社會的唐末終結論，即他將中國古代社會的結束定在唐末。〔158〕後一點無疑源於他的老師加藤繁的唐宋社會經濟變革史觀。

前田論文的初衷是批判以原唯物論研究會（簡稱唯研）東洋史部會成員秋澤修二於《支那社會構成》（1939年）和《東洋哲學史》（1948年）等書中提出的所謂中國社會停滯論，但矛頭主要指向「京都學派」的中國史時代區分說。「歷史學研究會所要批判的正是湖南的這一時代區分論。不過那時湖南早已去世,他的理論在其學生那裡得到了繼承,因此批判的矛頭就指向了這些學生。

前田直典的《在東亞的古代終結》（1948）是這類批判的先鋒。前田把內藤湖南的學生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稱為京都學派，對他們的六朝隋唐中世論進行了如下批判。」〔159〕可見前田直典對內藤湖南史學與他的學生宮崎市定和宇都宮清吉史學之間的學術差異認識還是有所區別的，故以「京都學派」稱之，以與過去以內藤為代表的京都「實證學派」加以區別。筆者正是受到前田稱謂說的啟發而幡然醒悟：「東京文獻學派」與「東京學派」以及「京都實證學派」與「京都學派」的劃分界限。

「戰後，繼承前田氏的學說是以西嶋先生為首的東京學派。圍繞著中國史分期，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之間展開的壯觀論戰名響於世。西嶋先生繼而成為論戰中心，從而主導著戰後日本的東洋史學界。」〔160〕表明東京學派是相對於京都學派而言的，它屬論戰中相對於京都學派而來的稱謂。這種與東京的「文獻學派」稱謂的差異，同時在東京學派與「東京文獻學派」於誕生的歷史背景、主要活動地以及理論指導等方面有所反映。

B.背景

1931年2月，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出身的年輕學者結成研究親睦學術団體——庚午會。在此基礎上於翌年12月擴大發展成了歷史學研究會（簡稱歷研），這是一個為了擺脫「講壇史學」的束縛而由少壯歷史學者組織的學術研究団體，以促進「歷史的大眾化」發展以及促進將社會經濟史方法作為基礎的「歷史科學化研究」的發展為其宗旨。1933年11月創立月刊雜誌《歷史學研究》。這一月刊於二戰中的1944年一度停辦，戰後的1946年隨著歷研活動的再開而於1947年復刊。

復刊不久，馬克思主義學者乘虛而入，憑藉著正統的學術背景很快就主掌了「歷研」和《歷史學研究》，這從1949年召開的歷研年度大會上的報告主題為《論原始、古代社會的基本矛盾》（報告者松本新八郎）、《論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報告者高橋幸八郎）、《論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般危機》（報告者鹽田莊兵衛）可見一斑。大會報告匯總後以《世界史的基本法則》刊行問世，充分反映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歷研」和《歷史學研究》的指導思想。

幾乎與此同時，為了適應這種變化，「歷研」組織上也做了相應調整，將原來的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的地域別「三部會制」撤廢，改組為「原始古代史部會」、「封建史部會」、「現代史部會」，完全是沿著馬克思主義「世界史的普遍法則」所主張的原始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的時代區分論或「五種形態論」思路所作的組織變更。長期以「歷研」和《歷史學研究》作為學術主要活動地的「東京學派」，便是在日本戰後歷研的「黃金時代」（1949～1950）〔161〕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這與戰前「東京文獻學派」的形成背景顯然有別。

C.主要活動地

日本學者福本勝清指出：「如同前述，以中國為對象的馬克思史學，可說在戰後正式走上軌道。其主力無疑是以歷史學研究會為中心的少壯學術研究者們。20世紀40年代後半期或1950年前後，在以《歷史學研究》為筆頭的學術雜誌和歷研大會上，東洋史的代表人物為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堀敏一、野原四郎等東大東洋史學科的出身者。從當時東洋史全體看，這幾位屬少數派。東洋史界在有關中國古代史的論爭上，即便圍繞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展開的論爭，已非馬克思史學的內部論爭，而是包含傳統史學諸家參與的論爭。這點與大多數將社會形態始終作為馬克思史學內部論爭的日本史界截然不同。」〔162〕

這不僅反映出「東京學派」的學術活動地主要以置於東大內的歷史學研究會、《歷史學研究》雜誌和東洋史學科（前田直典、西嶋定生長期執教於東大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為基，而且表明日本戰後馬克思主義東洋史學的誕生始於「東京學派」。「東京學派」在戰後20多年幾乎成了捍衛馬克思主義東洋史學的堅固堡壘。由於「東京學派」成員皆為東大東洋史學科出身的學者，學術活動地又主要在東大，因此「東京學派」又被稱為「東大學派」。相對而言，「京都學派」又被稱為「京大學派」。可見「東京學派」帶有的學院性學派特徵，這點與「東京文獻學派」並不完全相同。

D.理論

縱觀古今中外學派，無一不有一定的理論作為學派的理論支撐或指導思想，無論這種理論是學派獨創還是「拿來」或借用，例如西方現代的一些經濟學派，並沒有獨創的經濟理論，而是以凱恩斯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等理論作為指導思想。「東京文獻學派」和「東京學派」同樣不會例外，前者以德國近代實證主義史學或蘭克史學為理論指導思想，後者以馬克思史學為理論指導思想，這似乎已成不刊之論。這是「東京文獻學派」與「東京學派」最大的差異，也是「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形成初期的最大差異。由此反映出「東京文獻學派」與「東京學派」是兩個不同又相互有聯繫的學派，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在這點上類似於「東京文獻學派」與「津田學派」的異同。

由於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史理論成為了戰後「歷研」的指導思想，因而這一理論認識社會形態的時代劃分史觀同樣成了「歷研」的理論標準。這就可以理解「東京學派」初露頭角時為何首先是向原唯物論研究會東洋史部會成員秋澤修二的「中國社會停滯論」發起攻擊而矛頭主要指向內藤湖南的「中國史時代區分論」的原因了。而西嶋定生對秋澤修二、森谷克己等以往「唯研」成員向來不以為然，將他們視為史學門外漢，原因是這些人非歷史學專門家。

西嶋定生於思想上堅決樹立馬克思主義史學；實證上堅定以加藤繁的經濟史論證方法為典範；學術上堅持批判內藤湖南及其忠實門徒的時代區分史觀。〔163〕作為「東京學派」長時期內中心人物的西嶋定生，最先意識到戰後東洋史學變革的主要任務，這就是「首先在東洋史學領域中針對傳統史學而確立馬克思史學的思維潮流，進而在馬克思史學領域中，讓東洋史學得到日本西洋史和日本史研究者的認知……」。〔164〕

這兩項任務後來通過「西嶋舊說」（中國古代史的家父長制家內奴隸說）和「西嶋新說」（個別人身支配體制說）的體系化理論的推出而造成的一系列縱橫論戰以及在東京學派成員西嶋定生、堀敏一、周藤吉之、野原四郎等人就中國史時代分期而與京都學派成員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島田虔次、川勝義雄、谷川道雄等人的論戰中得以基本完成。表明「東京學派」對戰後東洋史學的變革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後來谷川道雄、川勝義雄在京大領導成立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由此反映出脫離馬克思史學的趨勢。他們告別馬克思史學的意願，表現在將西嶋定生一群學者稱為『歷研派』……」。〔165〕

因而在20世紀70年代後的谷川道雄的論著中，似乎只有「歷研派」的稱謂，而無「東京學派」的寫法。他認為：「歷研派以生產形態作為歷史發展的指標而提出了新的時代區分論。對此,京都學派通過對各個時代的生產結構的分析發表了一系列的反駁文章,其中以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為主……歷研派馬上展開了反論,論爭於是愈演愈烈。」〔166〕這或許是一些學者將「東京學派」與「歷研派」視為同一的緣由。

2.相同點

A.筆者於前述從廣義上定義的「東京文獻學派」，著重強調的是這一學派的「師承性」特徵。這就是筆者將具有師承性特徵的「東京學派」代表人物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堀敏一、野原四郎、周藤吉之等人列為「東京文獻學派」成員的原因之一。從白鳥庫吉→加藤繁→前田直典→西嶋定生這一路的師授相傳，顯然繼承著東大東洋史學科的傳統，這就是「第一為對方法和理論的強烈關心……第二為正確嚴密閱讀史料的實證研究態度……第三為對於研究對象絕不設置限定或禁忌。」〔167〕

正如後來創立「津田學派」的津田左右吉、創立「食研派」的和田清、創立「八桂學派」的黃現璠和「明研派」主持人山根幸夫等人不能因自創學派而排除在「東京文獻學派」之外一樣，作為「東京學派」的開拓者前田直典、西嶋定生等人同樣不能排除在「東京文獻學派」之外。

B.從研究對象上看，「東京文獻學派」和「東京學派」皆以「東洋史」（以中國史為主）或「中國史」為主要研究對象，這是兩派的相同之處。

「東京文獻學派」後三代成員同樣具有以上兩個特點，這也是筆者從廣義上將他們列為「東京文獻學派」成員的依據和理由。

（後略）

補一批照片，讓大家有點感性認識：

按照「知乎著名宗教家，X洪志的精神繼承人」淚痕春雨的觀點看來，這些人也都統統是"線裝書學派"了，對吧？

畢竟我們的淚痕大師是要自己開門立派的。

淚痕大師已經開始自比馬克思、布羅代爾等著名前輩學者了，惹不起，惹不起啊！

中國，不用找了。

但歷史上不是這樣的。

在日本翻翻任何東洋史宋代部分的研究綜述，前半段基本是京都學派和東京學派的互掐史。至於中國的「民國大師」？基本不存在的好嗎。

戰後部分，開始逐漸出現「鄧広銘氏」這個名詞，然後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名。到了近二十年，基本是一堆中國人名中夾雜幾個日本、歐美人名的樣子。

這不是宋史一家的情況，日本的「東洋史」歐美的「漢學」在上個世紀大半的時間都曾經出現遙遙領先中國的情況。一方面是率先導入了先進的研究理論工具，一方面通過掠奪獲取了更多新史料——最好的代表就是敦煌學。這一切的逆轉，要到建國之後了。

所以我說，不管在哪個學科史上有做過深入觀察，尤其是比較過中外學術的發展的，都絕不會粉得起來那個四分五裂積貧積弱的舊中國。

（留個彩蛋，百度「徐謂禮文書」你會有驚喜。這個新史料的發現夠中國學界再吃二十年的了。）

上點乾貨，日本宋代史研究會會長平田茂樹教授2011年來上海出差後寫下的《日本の宋代史研究の現狀と課題》

http://www.lit.osaka-cu.ac.jp/UCRC/wp-content/uploads/2012/03/p80.pdf#search=%27%E6%97%A5%E6%9C%AC+%E5%AE%8B%E5%8F%B2%E7%A0%94%E7%A9%B6%27

平田比較了中日的宋史研究狀況，痛感到中國的研究、教育環境年年都在提高，一部分重點大學已經在不斷凌駕日本的研究、教育環境。然後舉了中日學界的幾個差距——

第一當然是體制啊。他了解到的河北、河南、上師大、川大乃至雲大，在職的宋史研究者至少有多名，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更是有10名以上。而反觀日本現狀，以平田所在的大阪市立大學為例，別說中國史研究者了，就是本國的日本史研究者也只有4人。

第二是史料資料庫的積累。中國重點大學基本完備四庫全書、四庫叢刊、CNKI等資料庫，這個在日本也並不是所有的大學都有能力做到的。

第三是全國性的人才培養體系。平田擔任會長的日本宋代史研究會每年一度3天會議，每次會議約攢出不到10篇報告；而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宋史研究會，兩年一度召開宋史年會，則要發表100篇以上的正式論文。

八十年代前可以這麼說，現在早就不是了。

畢竟我們的優勢是有大量的新出土的文物。

很長一段時間日本的宋史研究都在中國之上，陳寅恪曾經感嘆「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這詩是1929年作的。

而在1943年，陳寅恪在給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作序時，已經放下「他日新宋學之建立，先生當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無疑也」這樣的豪言。鄧廣銘在北大修過傅斯年的「史學方法導論」，傅斯年先生是蘭克史學的忠實信徒（日本東京學派的創始人Riss，就是蘭克的學生，白鳥庫吉的老師），信奉「一份材料出一分貨」、「史學就是史料學」，鄧的學生劉浦江在回憶文里提到過一件傅斯年逼鄧廣銘買《宋會要輯稿》的事，鄧廣銘先生覺得價格太貴，但在傅斯年的一再「逼迫」下，買下了這一套宋會要輯稿，而鄧正是憑藉這套資料寫出了職官志和刑法志的考證文章。與當時的錢穆等舊學文人脫離史料肆意發揮相比，鄧廣銘為新宋學打下了紮實的地基。

與後來的元明清相比，宋代的非漢語一二手文獻很少，所以宋代史研究沒有碰到新清史式的碰撞，也不需要像姚大力那樣去解釋「元史研究為何沒有面臨「新清史」那樣的挑戰？」或者像鍾焓那樣列舉明帝國的多元性/內亞性去瓦解新清史的理論基礎。

早期日本宋史研究給中國學界帶來的震撼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的唐宋變革理論，嶄新的歷史分期討論；一個是細緻入微的史料梳爬。前者的話，中國學界的理論重點已經放到宋-元、宋-元-明、宋-元-明-清上，更加註意宋代社會、政治、文化出現的新特性在歷史上的延展性；後者的話，微觀上的各種專題研究，90年代之後日本就完全比不過大陸了，數量和質量上都被壓一頭。

論宋史研究可以看看鄧廣銘的文章，這也是頂尖大師了，二十世紀宋史研究第一人。

在我看來還是國內史學氛圍不夠，畢竟現在教育制度下文理偏向太嚴重，加上傳統文化觀念在中國這一代幾乎可以說是快消亡了（個人認為這個最可怕，就算傳統的節日、習俗能保存下來，但最根本的思想方式和觀念已經基本完全西化了，像審美觀念，行為準則的判別標準等）。而且史學研究過於西化，很多時候研究中國歷史的史學家都不能很好理解那個時候人們的價值取向和思想觀，而是帶著現代人的思想觀念去評價歷史的（無論人還是事）。這點日本要好很多，大多歷史研究者本身也可以說是一個文質彬彬的士人一樣，這點對理解和研究漢子文化圈範圍的歷史都很有幫助。

中日文化雖有極深的聯繫，但在價值觀上還是有許多不同，對中國歷史，尤其是人和事，事與事見的邏輯關係搞不懂，說白了還是不理解。這點對研究別國歷史都或多或少有些。而且缺乏相應嚴謹性。相比下中國史學這方面還是可以的，雖然作為中國人但也存在上述的不理解過去人和事的現象，導致邏輯搞錯，畢竟思想觀念差距太大，但不在多數。

單談宋史研究，在中國史研究中確實算比較薄弱的，但我倒不認為不如域外學者的研究，不過對於遼金史（畢竟研究宋史這些國家政權的歷史不可能迴避）的研究，確實不如日本等國，畢竟兩宋在國民心中的地位是在不高，兩宋的歷史地位也被嚴重拉低了，這個這幾年有好轉。

還有點僅針對中國，畢竟日本怎麼樣不敢說。但在中國網民中對不同歷史的極端態度太嚴重，比如貼吧上明粉清粉的撕逼，還必須得去站個隊，說明朝不好的就一定是清粉。雖然不涉及史學研究領域，但這種對歷史的極端態度實在不是良好的社會風氣。當然這也不是歷史這一面的問題，網民缺乏寬容這一問題已經不容忽視了。

研究最強的應該是我們國人，我們有文物，墓葬，第一手資料誰也搶不走

其次應該是古蒙古

他們的脫脫主編了宋史。哪個研究我大宋的人不會去讀宋史?

而且其中資料極其豐富

敬業的脫脫編了十多本比磚頭還厚的書。應該是二十四史里最長的。

手上圖片找不到，大家可以自己百度

不過也只是第二手資料

不，是吉翁公國，尤其是馬克貝將軍

我記得研究西夏歷史要到俄國

如果你是指用送被金擊敗，被元征服等宋代部分史實來給日本侵略中國造勢的話，京都學派確實最強。

？？？我先替題主壓住漆俠先生的棺材板

給你說是哪吧！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開封市龍亭區北郊鄉！北宋研究第一nb

不是淚大師么？（手動滑稽）

當然是我們中國自己了

求解

高贊的回答，引用日本研究者的結論，認為中國宋史研究強於日本的理由有三。第一，研究者數量更多，第二研究資料更豐富，第三培養體系更全面。

然而，細究一下，人多研究就更好嗎？材料多，就一定用的好嗎？開會多，真的有效果嗎？

不邀自來。

最強的是不是日本不好說，現在宋史中國做的也不錯，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小日本研究宋史比我國學者較嚴謹的多是真。

沒有什麼可以代替華夏，除了華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