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町時期守護在京制度/原則的情況是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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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只有個比較模糊的概念。
希望結合背景、原因、發展及消亡（如果可以的話希望涉及到應仁之亂之後的情況，部分大名如能登畠山依然在京了一段時間）、作用談談。
以及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守護大名的「在京」具體有何不同之處。

似乎還有守護代代替守護在京的情況。

關於這個問題，河合正治在其文章中有詳細描述，茲節譯於下：

1.守護在京制度的具體內容

室町幕府與守護家間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根據時間推移，共被分為三個階段。而守護在京制度，便形成於幕府統治力加強的第二階段，即自足利義滿統治後半期至義教統治時期（應永·永享期）這五十年間。這五十年，幕府與守護大名間的聯繫非常緊密。雖然根據各地狀態的不同，守護大名間的狀況也各有差距。但這一時期的大格局，即是守護大名以幕府權威為背景推進管轄國的領國化，以及幕府為加強中央集權力而實施的迫使大部分守護大名集居於京都的守護在京制度。以守護大名強化領國支配為標誌的地方分權化，及以在京制度為標誌的中央集權化的同時出現，乍一看上去十分矛盾，但這正體現了這一時期守護大名在各個方面的活躍。

當時，除了鎌倉府管轄下的關東十國，及九州探題治下的十一國，剩下的由將軍直轄的四十五國之守護大名，都需要在京都建屋形（館）常住。因為有七個左右的大名兼任兩國及以上守護，故在京守護大名的實數為21-22人，被稱作「二一屋形」。另外，鎌倉公方也會要求下轄諸國的守護常駐鎌倉。而九州探題作為幕府的辦事機構，此時權力已經相對弱化不少，半數九州大名直接與將軍搭上了線，如島津元久、大友親世等大名，雖已被允許在國，也仍舊在京都構築屋形，設置雜掌（代理人）處理對幕事務。

一個守護大名在京的隨從一般有數百人，足利義教重修室町御所之時，命諸大名負責搬運放置在庭院中的巨石，其中細川家算上下仆，共出動了三千人，赤松家則出動了兩千八百人。這一時期的守護大名在京都的集住，被認為是江戶時代參勤交代制的前身。

守護在京制度雖無明文規定，但是被幕府以「慣例」的名目對大名嚴加管制，如果未得到將軍的休暇許可（お暇）便擅自歸國，即會被認為是謀叛。這項管控措施據推測起源於義滿執政晚期，在義持·義教時代被嚴格遵守。如果沒有適當的歸國理由，即使再三請求也不能輕易得到將軍的休暇許可。應永二十五年（1418年），播磨·備前·美作三國守護赤松滿祐向受將軍義持尊敬的相國寺鹿苑院主鄂隱慧奯請託，想得到回國的許可，結果未成功，而此事也是鄂隱受到義持斥責，不得不逃出京都的原因之一。一般而言，守護大名回國都是為了確保來自領國的收入，然而此事並不足以讓將軍賜下歸國許可。

守護要獲得正當的歸國許可，只有在管國內或鄰國出現與幕府為敵之勢力，守護奉命追討這一情況下才會得到批准。例如防長築豐四國守護大內盛見於應永三十二年（1425年）獲准歸國，對在筑前·豐前兩國肆意奪取所領的大友·少貳兩家進行討伐。正長元年（1428年）伊勢守護土岐持賴得到歸國許可，討伐南朝殘黨北畠氏。同年駿河守護今川范政獲准歸國，準備追討反抗幕府的鎌倉公方足利持氏。這些大名的歸國之事，都是幕府內部經過慎重審議之後的結果。與之相對的，永享三年（1431年），伊予國宇摩郡守護細川持春因兩名在京國人私自逃回伊予，而向幕府申請回國進行處置，雖被將軍批准，然幕府內部仍有意見認為因這種與幕府公務無關的領國內政務處置就隨便允許守護歸國，是非常草率之事。

2.守護在京制度的形成基礎

幕府在這一時期能夠進行這樣的強力統治，蓋因於明德·應永之亂等戰事中挫敗了各大強力大名，保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而造就的。在室町幕府統治初期，幕府就強制那些不知道何時就會反叛的守護大名居於京都，獻上足夠表現誠意的人質。事實上，在京都集住的大名中，就有像山名時熙、大內盛見這樣以前曾一度掀起反旗的大名。這些大名即使被允許回國，也必須在京都留下替護的人質，例如大內盛見回國時，幕府就強留下了他的兒子作為代官駐京。

另一方面，守護在京制度不僅僅是幕府方的強制，從大名一側來看，常駐京都有利於他們參與幕府政治，聯繫中央的商業資本，參與高級文化活動等事。從政治、經濟、文化方面來考慮，對大名來說也都是十分有利的。首先是政治方面，在室町幕府的第一階段（尊氏-義滿前期），幕府政治主要還是由將軍獨裁。第二階段雖然延續下了將軍親裁的形式，實際上諸大名都開始積极參与幕政。當時，對於反抗幕府的鎌倉公方的處置、北九州的鎮壓和對南朝後裔小倉宮的待遇等重大問題上，都是由諸大名聯合商議決斷的。

大名的合議政治在後世根據需要逐漸擴大範圍，形成了以三管為首加上山名·赤松·大內·一色·今川等七八家大守護的主要參加者，他們作為幕府宿老，代表著在京守護大名們的意向。對大名意見進行彙整，負責調停合議政治的進行的人，就是管領。當時的管領除了致力於強化將軍權力之外，還是在京諸大名的代言人。永享六年（1434年）將軍足利義教決定徹底攻擊比叡山之時，自管領細川持之以下諸大名均持反對態度，持之等五名宿老向義教提出強硬要求，如果要繼續攻打比叡山，諸大名就將燒毀京都的屋形各自歸國，最終迫使足利義教放棄攻擊。應永·永享期的幕府政治得以順利運行的的原因，其中自有將軍的顧問僧三寶院滿濟的調燮這一原因，不過最主要的還是這一時期的管領政治得以充分發揮其效用，諸大名通過管領政治積極參畫幕政，保持著一個政治上的均衡態勢。

其次，從經濟方面來看，守護大名集住於京都有利於他們接觸中央的商業資本。本來，足利氏在京都建立幕府的理由之一，就是為了掌握作為集團流通經濟中心的京都及畿內。然而，擁有中央商業資本的土倉階層（典當行業）通過年貢·公事（雜稅）的運輸與商品化，與寺社、貴族等莊園領主緊密結合，足利幕府於明德四年（1393年）通過法律，排除了寺社貴族與土倉的聯攜，得以對土倉課稅。應永·永享時期，幕府幹脆自己與土倉相聯繫，以獲取商業上的便利，守護大名也藉此機會與土倉眾加深了關係。雖然現在所掌握的具體的守護大名與京都土倉的聯繫只有兩三例，然而不管是參加日明貿易還是日朝貿易的大名，都不可能只依靠領國內的地方商人，肯定需要中央商人的大力援助。

雖然將軍經常會命令守護承擔慶典儀式以及御所、寺社的修造等活動所需的巨額經費，但當時守護也擁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承擔這些臨時課費。例如應永二十三年（1416年）仙洞御所被燒毀時，幕府以段錢的名義向各國徵收重建經費，因急需資金，就命在京守護家按一國一萬疋（一百貫文）上繳資金。永享三年（1431年）室町御所重建完成，幕府向各大名徵收將軍移住費一萬貫，他們在管領邸聚集商討之後，決定領有三至四國的七個大守護家每家上交一千貫文，領有一國的十五個小守護家每家上交兩百貫文。將軍不時會造訪在京諸大名的屋形，大名則要進行正式的招待，這樣一次下來需要花費四萬疋（四百貫文），而當時守護的經濟實力完全足以應付這些臨時差事。大內盛見在應永三十二年（1425年）獲准回國時，京都的人們都對此表示非常惋惜，甚至還出現了阻止他回國的「匿名請願書」，這恐怕也是緣於盛見所擁有的強大經濟實力給京都的商人們帶來的巨大魅力（大款拉動內需）。

從文化方面來看，守護大名集住於京都，方便於他們接觸公家貴族和五山禪僧，學習他們所嚮往的王朝古典文化和中國渡來文化。大名們相互之間會競相開展文化活動，在自邸舉辦和歌會和連歌會招徠客人。又或者在家內造禪風樣式的亭子，在此坐禪之後召開酒宴與眾人親密交流。特別是室町御所，幾乎已經成為將軍與守護大名的文化沙龍。應永·永享期的守護大名們都不僅僅是政治人物或者經濟人，作為文化人也是第一流的。

3.守護的消亡與中央政局的變遷

在應永·永享期，將軍對守護大名的統制力和守護大名對將軍的向心力相互調和，才有了這一時期的相對和平。這一時期，守護大名為了進行領國支配，也向國內派遣守護代等被官進行管理。不過，由於晚年的將軍義教產生了巨大變化，成為了一個極端獨裁者，使得室町幕府進入了第三階段。從上層來看，義教對守護大名開始進行極端壓制，而在下層，領國中的國人階層和農民階層的反抗也逐漸增強，這兩大原因使得大名的領國支配困難重重。而且，以義教對守護大名的壓製為契機，以管領為中心的守護大名的合議政治出現破綻，大名們在中央的發言力也開始弱化。

義教對大名的壓制，甚至走到了殺害若狹守護一色義貫和伊勢守護土岐持賴的地步。他以強行替換守護家當主的手段來達到弱化守護實力的目的，例如針對三管中的畠山家，他逼迫接任畠山滿家為家督的畠山持國退位，命其將家督之位讓予其弟畠山持永。而在迫使赤松滿祐·祐康父子交出播磨、美作之時，義教卻反被赤松氏所殺害。而義教一死，就有人起來反抗他之前對各家的處置。例如畠山持國在義教死後迅速追討持永，加賀守護富樫氏內部也發生了為前代家督富樫教家複位的內亂。在這一系列動亂中，大名家的被官都分為了以新舊兩主為中心的兩派持續內戰，守護家的權力則進一步弱化。

將軍義政時代的前半段，三管中的畠山家正遭受內鬥之苦，斯波家也早已失去了勢力，只有細川家一枝獨秀。這種格局導致了三管家輪流坐莊調停守護大名紛爭的管領政治遭到破壞，失去了他的應有姿態，進而導致大名間的紛爭加劇。這一時期守護大名的力量相比前代明顯弱化，實權轉移到了守護代等在國被官身上，發生這種現象的一大原因，就是守護大名集住於京都而削弱了對領國的控制，大名們因經濟等原因迫切希望回國，這樣就與在地的守護代等勢力產生了直接矛盾。越前·尾張·遠江三國守護斯波義淳，其領國內的實權分別被朝倉氏、甲斐氏、織田氏等被官篡奪，經濟狀況已經惡化到無法支持他的在京生活，正長元年（1428年），義淳謀劃回到領國越前重建財政，因故未能如願。北近江·出雲守護、擔任侍所所司的京極持清，將領國內的所領中，無法收繳年貢的鄉村交予代官、在他手下擔任侍所所司代的從兄多賀高忠，這才得以順利收繳年貢，這體現了守護喪失領國內實權的情狀。京極家每年六月都有招待將軍到本家的屋形觀覽祇園祭禮的傳統，然而文正元年（1466年），京極家因經濟危機而無法承擔招待將軍的花費，此時是由多賀高忠負擔了全數的招待費，將足利義政迎至京極家屋形進行接待，這體現了守護大名家的經濟實力也逐漸轉移到了被官身上。

為了填補守護大名在幕府核心的政治發言力之空缺，以上述多賀高忠為首的畿內周邊各國的守護代，如越前的朝倉教景、美濃的齋藤妙椿、播磨的浦上則宗等人各懷野心，以守護的被官身份上洛，為了直接聯繫上將軍義政而在暗中四處活動，幕府政局一片混沌，最終導致了應仁之亂的勃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