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說「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蹟」，那是什麼呢？

01-02

張五常：我可以在一個星期內寫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有那麼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麼久，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蹟。那是什麼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中國的經濟制度》

談談張五常這個人。

舉個例子。張五常反對新《勞動合同法》，有他自己的理論基礎。根源就在他那篇牛X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

在佃農理論裡面，張五常證明了一個道理：握有生產要素的雙方，平等談判形成的合約，最有利於經濟效率的發揮。

他舉的例子，就是佃農與地主的合約。

在張五常以前，古典經濟學普遍認為，固定地租最有利於提高土地的產出。因為佃農只要交夠了固定地租，剩下的，自己種多少得多少，所以幹勁最足。如果是分成地租，種出來的60%歸自己，40%歸地主，佃農的幹勁就沒那麼足。

他的道理很簡單：地主和佃農都很清楚自己面臨的實際狀況，知道自己能為產量做出多大貢獻。所以只要雙方平等的談判，最後形成的分成合約能夠最大限度的激發地主的積極性和佃農的積極性。地主如果只拿固定地租，他就沒動力提供耕牛、供水系統等等公共設施或者服務，沒有這些東西，佃農的勞動的邊際產量就會下降。地主有了分成，會加強對佃農的監督，讓佃農之間互相競爭，把土地租給種地水平最高最積極的佃農，最後每個佃農的邊際產量就會趨於一致。

這個道理跟老闆和工人的關係一樣，老闆之間互相競爭，工人之間互相競爭，最後的結果就是生產效益在老闆和工人之間按照彼此的貢獻合理分配。工人工作不努力，就會被解僱；老闆發的工資少了，工人就會辭職去工資多的地方。

所以，張五常雖然否定了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具體結論，但其實繞了一圈，又重新證明了古典經濟學的更基本的結論：市場價格機制總是最優的，只要充分競爭，結果就是最好的。政府干預是不必要的，讓雙方充分談判博弈就可以了。

但實際情況是，張五常所分析的佃農合約關係，在人類歷史上總是不斷的出現問題。利益分配總是朝著固定的方向演進：有利於地主，而不利於佃農。

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就比張五常高明。馬克思只從歷史事實出發，而不去搞什麼假設。所以他看到的就是：地主不斷剝削佃農，佃農生活越來越困難，最後幾乎生產不下去了。整個歐洲，不斷發生農民暴動。中國歷史上，因此而發生的農民暴動更是數不勝數。

如果這個制度真的那麼完美，合約的形成可以讓大家按貢獻分配，農民怎麼會活不下去呢？怎麼會起來舞刀弄槍的，要把自己的合作夥伴和談判對手置於死地呢？

地主和佃農，一個出土地一個出勞力，大家合作生產糧食，然後按比例分配生產成果，各取所需。多好的一件事，比例問題可以坐下來慢慢談嘛。怎麼談著談著就打起來了呢？

而且還打的很厲害，地主要讓佃農無家可歸、餓死街頭；佃農要搞武裝暴動，殺掉地主全家，瓜分他們的土地和財產。搞得血流成河，屍橫遍野。這真是太恐怖了。「合約演進」演進出這麼一個結果，非要說它會導致經濟效率最大化，無論如何說不過去。

大家都知道，在談判桌上談判，背後必須要有實力支撐。想當年大清國在甲午戰爭中打了敗仗，李鴻章去跟伊藤博文坐下來談，口才再好也沒用，只能割地求和、喪權辱國。為什麼？因為大清國打不過日本。

地主和佃農談判，必須要「實際權利」平等，才能談出合乎「經濟效率最大化」的「合約」出來。注意，必須是「實際權利」，而非「名義權利」。

在「名義權利」上，地主和佃農地位平等，地主擁有土地所有權，給誰耕種不給誰種，地主說了算；佃農對自己的勞動力有所有權，種哪個地主的土地，佃農說了算。有問題嗎？

有問題。因為雙方經濟權利平等，但破壞力不平等，或者說傷害力不平等。

張五常對民國時期地主和佃農的合約研究發現，差不多一個地主要管理好幾十份租約，就是把土地分成幾十份租給佃農耕種。而一個佃農基本上只會耕種一個地主的土地，不會同時租兩個地主的土地來種。

所以，佃農不租地主的地了，地主哪怕真找不到人來種，無非就是少收幾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租，對其生活影響不大。他財大氣粗，承受風險能力強，無所謂。

而土地是農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有很多佃農不僅租土地耕種，連房子也是地主家的地。一旦地主毀約，馬上就面臨生存危機，一家老小衣食無著、無家可歸。要想再找一家地主，談何容易？這個損失太大了。

所以，地主可以低成本的給佃農造成巨大的傷害，利用合法的私有權利讓他面臨家破人亡的巨大危險；而佃農卻沒有反制的能力。在這種條件上，雙方談出來的「合約」有可能是公平的嗎？不可能。

《世界上最牛的博士論文》這篇文章經常在朋友圈刷屏

我想說的是：

"世上有些事情說穿了並沒有什麼神秘的。——黃永年」

「什麼都要講穿、說白、看透，才算把學問做紮實了。那種玄玄妙妙，神神鬼鬼的東西，我們切不要自以為懂，又不懂裝懂。」

是非對錯自己判斷！

我覺得是數億底層人民的忍耐、犧牲與奮鬥。

遠的不說，說說我身邊的人和事。

我的大伯1948年出生，一直在農村生活、勞作，我的家鄉發展水平位居全國百強縣的前列，大伯一家在家鄉不算困難，村裡60%的家庭和他一樣。改革開放時大伯正是青壯年，如今已經快70歲了，但依然和大娘一起耕種著兩畝多田地。他們種的是大棚土豆，一年能收穫兩季，近兩年土豆行情好，每年能有兩萬多元的收入。這些收入是這樣分配的：大約3000元用於來年種子、農資的採購，2000元用於他們一年的所有生活開支和人情往來，剩下的15000元都存起來給孫子上大學、結婚、買房和自己養老、看病。他們住的瓦房，30多年來從來沒有翻新過，院子里有豬圈和旱廁，夏季時味道很大。傢具也基本上沒有新的，唯一的火爐放在偏房裡，用於冬季時存土豆芽用。僅從他們的住所來看，三十年來根本看不出生活有什麼變化。

大伯的兒子，也就是我大哥，今年45歲，一直在外地干建築工，一年回家兩次，每天工作十個小時以上，最早的時候每月工資不足千元，現在漲到每月3千至4千不等，但一直都沒給繳納過任何保險。去年回家過年時，聽他說半年的工錢沒領到，一年下來除去生活費用，基本上沒賺到錢。大嫂在家種地，閑時打些臨工，從90年代中期到00年代初期，她打工的工資僅從一月600元漲到了800元，社會保險更是一分沒有。他們生育了一兒一女，大孩子是女孩。大哥大嫂為了要男孩躲避計劃生育，把剛生下來的女孩送到了大嫂的娘家。從此女孩就很少回家，從小到大和他們一起生活的日子屈指可數。小時候每逢計劃生育大檢查，女孩要麼被送到更遠的親戚家，要麼被外婆鎖在漆黑的柜子里，默默地躲著。

大哥的兒子今年大學畢業，在省城找了份工作，月工資4500元。現在大伯、大哥準備給他在省城買房子，他們覺得有了房子孩子才更好找對象。可是在省城的偏遠的地段買一套五六十平米的二手房至少也得70萬元，大伯和大哥所有的積蓄還不夠付首付。也就是說大伯和大哥兩代人，一輩子的積蓄最後都得用來買這套房子。據公開的數據，現在省城房價的50%-60%是地價、契稅和各種需要向政府繳納的費用，這三樣資金都會流入政府財政收入。

在農村最重要的物質資料是土地和房子。農村的土地歸集體所有，地下的資源一律歸國有，農民只有土地承包使用權，沒有土地所有權。目前，政府搞公共建設需要徵收農村土地時，算上給農民的失地保險、青苗補償等等一切費用，每畝土地大約補助9萬元。也就是說承載著農民重要收入來源和幾乎全部社會保障的土地，政府只需要9萬元就把它買斷了。況且，這個錢還是給村集體的，最後農民能分到多少還要看村裡政策執行的情況。

前幾年，有一個叫土地增減掛鉤的政策，就是在保證一個區域耕地總面積不變的情況下，在農村建設多層的農村公寓，將農民搬遷至公寓內，然後將農村散落的宅院拆除，復墾成耕地，多出來的耕地指標用於城市的建設用地。農村復耕的土地，政府每畝撥付30萬元，用於農村公寓建設。這相當於政府拿出30萬元買農村的土地來置換城市建設用地的指標。可你要知道，那幾年我們這個縣城的城市土地出讓金平均每畝都達到了100萬元以上。並且在這個拆舊建新的過程中，農民能夠得到補償的只有房子，農村最好的磚混結構的兩層樓房，每平米只支付500元左右。農民需要再以每平米1000元以上的價格購買新公寓樓房。

1998年國有企業改革大幕開啟，此後的七年間，國企裁員累計近3000萬。99年黃宏在春晚舞台上喊出了「咱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一語即落，便激起台下一片雷鳴般的掌聲。

2002年是全國安全事故的最高峰，全國一共發生了107萬起事故，死亡14萬人，百萬噸煤的死亡率是5.8，億元GDP死亡率為0.855，是同期發達國家的30-40倍。

2006年，國家不再針對農業單獨徵稅，這個在中國存在2600多年的古老稅種宣告終結。這一年大伯58歲，人生已經走過了大半。

2007年，震驚全國的山西洪洞縣「黑磚窯」事件被媒體披露。磚窯主通過誘騙、強迫32名農民(其中9名智障人員)到磚窯做工，像對待奴隸、牲口一樣對待他們。每天早上5點上工，干到凌晨1點才讓睡在鋪著草席的磚地上,冬天也不生火。一日三餐吃饅頭、喝涼水，沒有任何蔬菜。工人們只要動作稍慢，就會遭到殘酷毆打，而且逼迫他們下窯去背還未冷卻的磚塊，大部分人被滾燙的磚窯燒傷，被解救時個個遍體鱗傷。事件爆出後，山西省開展全省大檢查，共查出無證照磚瓦窯3186戶，占磚瓦窯總數的65.5%，涉及用工8.1萬人，占排查磚瓦窯用工人數的63.3%。其中，有拐騙歐打工人、強迫工人勞動和非法顧用童工、智力殘疾人員等嚴重違法犯罪行為的磚瓦窯17戶，年齡最小的童工只有13歲。

2010年，國家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老家實施，政府對符合領取條件的參保人全額支付新農保基礎養老金。這一年大伯62歲，人生第一次領到了每月55元的養老金。大哥37歲，第一次開始繳納養老保險金。

2011年，採取個人繳費、集體扶持和政府資助的方式籌集資金的新農合醫保在老家實施。63歲的大伯和38歲的大哥第一次享受到了醫療保障。第二年，大伯在市中心醫院做了一個眼部的小手術，手術用時不超過半小時，住了兩天的院，除去報銷的費用，自己還得花費2000多元，等同於他和大娘一年所有的生活費用。

「個人利益要服從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為了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必要時可以犧牲個人利益」，這是我上初中時，政治課上必須要背誦的內容。大伯只上過三年小學，他不懂得什麼是政治，他老實本分，要求不高，從來沒給他人和社會添過任何麻煩，他只想過好自己的日子，希望子孫在外平平安安。

30多年來，正是像大伯一樣的數以億計的底層人民，通過夜以繼日的辛勤勞作，而又極少的索取和獲得極低的保障，造就了暢銷全世界的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成就了全球第一規模的對外貿易；造就了超過GDP總量50%的高儲蓄率，讓國家可以有錢搞投資，才有了我們引以為傲的基礎設施、高樓林立的一線城市、富可敵國的巨型國有企業……。正是因為他們對社會不公、環境污染、官僚腐敗、食品安全等問題的極度寬容和忍耐，才造就了國家的安定與團結，為發展贏得了穩定的環境。正是因為他們的犧牲，才能使計劃生育這樣政策得以落實，一直維持比較低的社會保障，讓這個國家可以輕裝前行，奮起直追。現在他們年老體弱，疲憊不堪，這樣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維持。

現在國已經強了，人民的生活也確實改善了很多，但是底層的人們的付出不應該被忽略和輕視，他們配的上最熱烈的掌聲，也應該被給予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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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評論區多說兩句。

我不是在哭窮，更不是在煽動什麼。我一開始就說了，大伯家不算困難，他一家很普通。他不是翻新不了房子，而是他很節儉，錢都積攢起來了，自己很少消費。我大伯家的事都是真實的，講他這個家庭的事，只是算算家庭賬，來說說這個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通過低保障、低地價、剪刀差、計劃生育、戶籍的城鄉二元制等等獲得的原始積累和發展，支撐國家發展的對外貿易和固定資產投資的基礎就是這麼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底層人民確確實實做出了犧牲，這是真實發生的事情。農村確實發展了，經過三十多年的辛苦勞作難道還能沒點改善嗎？因為有改善就可以忽略和否認他們的犧牲嗎？三十多年來國家財政收入增加了130多倍，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了60倍，基尼係數超過了4.7。我們的蛋糕越來越大了，但是蛋糕分的並不盡如人意。現在這樣的發展模式再也難以為繼了，經濟出現了問題，利益階層也越來越固化了，有些改革很難推進，底層的人民的犧牲和奮鬥應該被更多的人知道。

2..關於和印度人民的比較。我覺得一個民族之所以形成這個樣子，是因為他幾千年的歷史和現實環境的綜合塑造。印度與我們有不同的歷史和現實環境。我覺得我們的優勢在於，我們的人民不信神、不信教，早在兩千年前就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經歷了數十個朝代的更迭，古時有科舉，現在有高考，總是有一個讓普通人民走入社會上層的通道。所以我們的人民在擁有了堅韌的毅力下，始終保持著像上沖的希望，就像我的大伯一樣，自己能夠一心一意的辛苦勞作，自己不行了就把希望寄託給下一輩，砸鍋賣鐵也要讓孫子讀大學，給孫子在大城市買房子。所以我覺得，相比較起來，中國老百姓更有戰鬥力和創造力。

新增內容：評論里有人看不懂說我偷換概念，那我就講清楚點順便把以上一些不承認政府貢獻的答案一一反駁。這題目下面很多答案首先將政府和人民對立，然後一個勁貶低政府的貢獻和吹捧「人民」的能力。貶低政府的類似觀點包括

1.「只要政府不做傻事不添亂，回歸常識回歸正常化國家就能高速發展」。

2.政府沒什麼制度貢獻。

3.東亞的國家正常就都能高速發展。

4.歷史上中國經常是經濟體第一，重回第一很正常。

5.中國過去三十年人均GNI的增長速度很慢。

對中國「人民」的吹捧則有，「憑藉著中國人天生的勤勞與聰明，中國人本不應該在貧窮與愚昧中苦苦掙扎。」

我在一些評論里看到某些答案之所以如此反對承認政府的貢獻是因為他們覺得「明明是人民自己奮鬥出來的，為什麼要說是被政府管出來的?"

所以我的答案首先說明政府和人民並不對立，中國人民包括中國政府，承認中國政府對經濟增長有貢獻是在承認中國人民的能力而不是貶低中國人民，說明中國人民不僅有來自民間的造富能力，還有來自政府良好的組織能力。所以我首先區分概念，不是將政府和人民進行對立區分，而是對政府和民間的區分。

接下來開始反駁以上幾種觀點，

首先何謂常識何謂正常化？那些說只要政府不搞亂回歸本質規律經濟就能高速增長等觀點的人都是馬後炮站著說話不腰疼。二戰之後一眾落後國家開始思考如何追上先進國家，於是發展經濟學就創立了，裡面的結構經濟學就推出了進口替代的策略，在當時的一眾落後國家看來這個理論多麼高大上，多有邏輯的美揭示了發展的本質規律，於是大家立馬開干，當時不僅中國相信這套理論，印度相信，南美相信，東南亞相信，日本四小龍相信，非洲相信。搞了一段時間後呢，有些經濟體比如日本因為有美國大量經濟援助和技術援助，同時有美國這個最大的盟友市場可以吸收出口，於是試探性地轉成出口導向型經濟。這在當時可不是被視為什麼常識什麼本質規律，而是離經叛道類的存在，誰知道這個試探性的轉變出奇的好，而作為日本殖民地，各方面制度相似而且有一定工業基礎的韓國和台灣很自然就開始跟進。後來的故事我們知道了，這些經濟體被後人稱為成功國家，出口導向開放貿易被稱為現在的常識。而當年的常識被視為笑柄。

就像八十年代休克療法是主流常識，而中國雙軌制改革是絕對的異端，當時主流輿論對中國的批判一點都不少，紛紛呼籲中國回歸常識，俄羅斯聽到了這種呼籲並嘗試了這種常識，然後歷史大家都懂的。鍵盤政治手可笑就可笑在這，回看歷史然後馬後炮說什麼常識，現在的歷史覺得進口替代，休克療法是異端，出口導向是常識，和當年完全反過來。

第二，世界上沒有同一條一模一樣的河流，為何俄羅斯採用休克療法就真把自己整休克了，而玻利維亞智利卻效果良好？為何同樣進口替代，有些國家就扭曲價格信號，不但培育不起來有競爭力的國內產業反而把市場搞得一團糟？而有些國家就能進行良性的進口替代，不扭曲價格信號還能培育國內產業？為何同樣出口導向，有些國家地區如四小龍就能逐步產業升級，而有些國家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慘的是有些國家一直在賣原材料農產品轉也轉不出來？請問普適規律在哪裡？常識是什麼？

第三，東亞國家真的自然而然就能發展？如果要算儒家文化圈的話，朝鮮越南躺著也中槍，算地理位置的話蒙古朝鮮躺著也中槍，另外新加坡這種南亞國家算不算東亞？韓台的日殖因素有沒有考慮進去，新香的英殖因素呢？美國對日韓台的技術援助和經濟援助呢？

比如「日本充分利用被美國獨佔和美國將大量加工製造業搬進日本之機，大力吸收美國的資金，學習、借鑒美國的先進工藝、科技和管理經驗，並加強仿製、模仿和創新工作，使日本成為世界上對外國技術、工藝消化、吸收力最強的國家之一。日本從1950-1975年共引進了25000多項技術，並用不到30年時間、花了僅60億美元左右，就把美國等西方國家用了半個多世紀、花了2000多億美元的研究成果學到手。」

又比如引自 @妄想家的答案「從受援資金角度看：

1945-1970年美國對韓國無償援助總額總計為37.8億美元。以聯合國為首的對韓多邊援助，總計6.26億美元。同時韓國還大借外債，如1985年所欠外債總額達467億美元，差不多是當年GDP的一半。

而對中國而言，最大的一次受援（也差不多是唯一一次）就是蘇聯援助我國的「156項工程」，其中優惠貸款3億美元+5億盧布，蘇方擔負工程項目工作量的70％—80％，設備供應的50％—70％及技術援助和培訓。其無償和超常規部分大概價值也在20-60億美元。

不計韓國的優惠貸款，兩國差不多的無償受援總額，但以1960年韓國人口2501萬，中國人口6億計算，韓國人均受援176美元，中國不到10美元，如果以國土面積計算，這一差異就更大了。所以美援可以讓韓國有一個良好的發展基礎，而「156項工程」只能為我們提供火種。而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也沒有誰有能力（無償受援金額按中韓人口比例應為1000億，按中韓國土比例為4000億美元）、或有意願（誰也不願援助出個超級龐大的競爭對手）象援助韓國一樣地援助中國。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西歐16國也「只」獲得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0億美元。

再以台灣為例，1960年台灣省人口1079萬，不計優惠貸款和國府運台黃金，僅美國從50~70年代對台援助總額就高達48.64億美元，其中無償贈與超過42億美元。大陸人口6億，以人口比例計算差不多等於大陸得到2400億美元，這個金額相當於1950年蘇聯GDP的40%或美國GDP的17%。」

再者有沒有考慮這幾個國家地區良好的地理位置呢比如各種環海各種港口，對比中國和蒙古的廣大內陸地區呢？二戰之後平穩開放的國際貿易局勢有沒有考慮？幾次戰爭導致的大規模需求有沒有考慮？四小龍真的遵循同樣的發展模式嗎？為何同為日殖的韓台，韓國採用了跟日本相似的大集團發展策略，無數大型集團和重工產業，三星LG現代造船造車等都不缺，而台灣卻是小型企業為主？為何同為英殖的新香，一個是高度依賴政府投資規劃的新加坡，一個則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香港？500多萬人口，700多萬人口，兩千多萬人口，五千萬人口，一億多人口，十三億多人口這些經濟體真的起點一樣難度一樣受資助的人均條件一樣？

第四，「憑藉中國人民的聰明勤奮，本不該在貧窮和愚昧中如此掙扎。」真是無視中國歷史上的主要人群——無數悲苦的農民群體，他們勤奮嗎？是的，為何還是逃脫不了貧窮。為何古代中國始終伴隨著動亂和饑荒？因為人口到達上限之後邊際產出開始下降人均生產率開始遞減，於是人均食物開始減少，饑荒開始出現，社會矛盾激化一場革命重新洗牌大量人口減少後又是新的一輪循環。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內卷化呢？因為時代的局限科技的局限擺在那，如何逃脫內卷化呢？工業革命有了化肥等等工業品就能逃脫。

古代中國確實是最先進的國家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在於政府組織的發達，秦始皇的年代就懂得書同文車同軌，有些國家直到現在還內部語言文字尚不能統一。古代中國就有政府主導興建一系列大型基礎設施，例如長城都江堰京杭大運河，有些國家到今天還連基本的路水電都不能穩定提供。別人還在玩封建制的時候我們就進入中央集權，有的國家現代才進入考試選拔不再任人唯親而我們的科舉制早已沿用多年。

這種優秀的組織能力使得古代中國雖有不斷的內亂和改朝換代，但總體上比起其他地區仍較為穩定並掌握了大量領土，憑藉人口上的優勢才造就的古代GDP第一，但是人均生產率根本沒有多少優勢，這種受制於內卷化，不斷饑荒內亂改朝換代的經濟體第一意義大嗎？和現代經濟體系下，工業革命後的經濟體第一完全不是一個概念。所謂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指相對位置的偉大復興，以前是第一流的國家現在我們也要爭取第一流。

但在絕對高度上來看，如果現代中國能躋身第一流國家，其意義是任何古代的朝代都不能相比的。中國在古代有一個強大組織力的帝制國家並不意味著在現代就一定能建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曾經強大但消失於歷史中的古文明太多太多。中共如果能帶領現代中國躋身第一流的發達國家，其意義不是對古代中國GDP第一的重複，而是開創歷史的存在。

最後再反駁一下某人用心良苦不用主流數據GDP，比較普通居民生活水平不用PPP而用Constant US$, 特地跑去截了個GNI Per capita current US,縱軸用絕對值來試圖否認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首先這個題目問的是過去幾十年的高速增長，這是客觀存在而且要列表就必須縱軸用對數，我列一個表各位就知道他如何操縱數據

這才是真實反映中國GNI增長率的表，並且用PPP更能比較生活水平，各位中國增長慢嗎？誠然中國仍在世界水準之下，但不能忽視的是我們的起點相當低，無論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的起點還是連續犯錯之後改開前的起點都相當低，建國之後中國的很多經濟數據連非洲很多國家都不如，這些數據其他答案有我就懶得貼了。

也正是因為起點不一樣，所以雖然四小龍日本和中國都是連續幾十年增長，但是今天的絕對值仍然差多了，我們仍然很窮。打個比方，別人是在10的時候開始年均9%的增長，我們在1的時候開始年均9%的增長，同樣高增長三十年，出來的絕對值我們當然比別人窮多了。

前世行副行長林毅夫就類比過，「現在中國和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與1950年代的日本、1960年代的新加坡，及1970年代的韓國非常相近。他們在同樣的差距水平上保持了20年的8%-9%的增長速度，這也就說明了中國還有20年8%增長的潛力。」

沒錯，中國即使高增長35年，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卻相當於1950的日本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足見中國的起點多麼的低。有些人可能要沮喪的以為我們仍要很多年才能在人均GDP,GNI這些數據上趕上發達國家，其實也不用，這時候就要引用一下那位哥們用心良苦截的圖了

簡單說，因為底數夠大，所以雖然都是9%的增長率，實際上增長的數量完全不一樣，所以上圖四小龍和日本起點高，他們年均9%的增長率導致了一條很陡峭的斜線，而中國起點低所以相對較平緩。但現在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PPP計價的話全球第一），底數已經足夠大，如果已年均7.4的速度再成長6年左右就能進入所謂高收入國家，成長十多年就能追上所謂四小龍（大概估計，有錯誤請指出）。可以說，接下來的二十年才是中國的關鍵時刻，但能否保持高增長誰也沒法下定論，相信大部分中國人都是希望國家能平穩增長的，當然口頭禪是「你國」的人顯然不在其中。

以下是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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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這個題目下所有認為政府沒貢獻，全靠中國民間就能自然而然高速增長的答案。個人認為稍微有點經濟學的知識，就不會如此天真無知。

先說結論，中國大陸在過去三十多年的高增長來自於「中國人民」運用一系列優秀的制度和優秀的領導組織能力再加上勤勞奮鬥的工作態度。

是的，很多答案的偏頗在於把「政府」和「人民」對立了，無論他們是有意還是無意。而在我看來，評論一個國家的發展成果必須把政府和人民統一。因為政府並不是一台冰冷的機器，也是由無數人民參與組織，設立了一系列制度，領導並執行。當評論一個國家地區發展得好的時候要意識到，政府也是由「當地人民」構成的。換言之，高至習李，低至底層公務員，他們全都是「中國人民」。承認中國政府的貢獻，並不意味著否定來自民間的貢獻，也不意味著貶低中國人民，因為中國人民包含中國政府。

有一個」自然發展觀點「支持者們永遠無法繞開的點是，現實世界你們根本找不到任何一個國家地區是全靠民間自然發展的樣本，所有國家地區都離不開政府的影響，區別只是發展得好的國家有好政府（Good Governance）。你們所謂的成功國家以及東亞奇蹟，無一不是當地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設政策設計和基礎建設。換言之，你們所謂的政府沒貢獻，民間自然發展便能高速增長的觀點找不到任何現實論據支持。

最後再簡單說一下現實世界裡成功的政府做出了哪些貢獻，隨便說兩點，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基礎設施裡面路橋電水之類的還有私有化的可能(優劣不在這裡討論），軟性基礎設施裡面，軍隊警察，法律制度，政府管理，金融系統，經濟制度，醫療系統，教育系統等等的設計監管和維護請問民間如何能代替？公共服務方面，經濟學確實有羅斯巴德這樣的極端自由主義者提倡自由市場提供包括警察，法院在內的所有服務。不過你看不也沒有任何成功國家鳥他嘛。提供一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維基頁面，很詳盡的列出來政府都做了些什麼事，可以參照思考一下哪些能靠民間能自己搞定哪些不能。Infrastructure，Public service

最後總結，成功的國家由那個國家的人民，即有為的政府和勤奮的民間共同構成。美國的成功離不開美國政府和美國民間，日本的成功離不開日本政府和日本民間，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成功來自於中國政府和中國民間，至於接下來還能不能繼續成功，還是取決於中國政府和中國民間。

加一點私貨，當前的這屆中國政府同樣讓我有信心，有些人驚訝抱怨習上台之後政治收得更緊，畢竟too young, CNN和華盛頓郵報的知名評論家Fareed Zakaria去年的文章早就道出真相，人家甚至連上個星期剛出來的巡迴法庭之類的具體政策都在當時就說出來了。精髓在於那句「moves left politically so that you can move right economically」，要想經濟增長，不繼續開放能行嗎? 而要想經濟繼續開放改革，不政治收緊然後動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能行嗎？附Zakaria的文章Fareed Zakaria: China』s coming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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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贊了再補充點個人經歷，我是美國這邊經濟學專業，選修過的經濟學課包括勞動組織經濟學，國際貿易經濟學，公共部門經濟學，低收入國家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等等，所有的經濟課都有大量關於政府國家作用的學習討論，說靠民間自然發展，您逗我呢？

另外我上政治經濟學的時候那門課的老師把中國政府誇了個遍，一個七十多歲的古巴老頭，年輕的時候經由墨西哥去了美國，後來再去烏克蘭讀了博士，現在在芝加哥當教授，遊歷了N多國家地區。他就喜歡講各種失敗案列的時候拿中國類比，什麼比起同為威權國家的越南，中國的基建多成功（就更不用比民主的印度拉美了），比起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受災的一眾國家，中國的資本賬戶管制多成功。還類比了拉美危機的一眾國家，具體的邏輯我忘了。反正他誇中國政府的時候，作為班裡唯一一個中國人還是心情不錯的。

過去三十多年世界上並不是沒有經濟危機並不是沒有失敗的國家和政府，有而且還非常多，雖然不同國家地區作死的原因不一樣，但事實是中國政府你說運氣也好陰差陽錯也好剛好都避免了類似的錯誤而躲過了經濟危機。上完那門課就想起以前網上看的大牛leemz2002的一番話，中國政府背後還是有高人的。

其他課偶爾也會談到中國經濟和中國政府，比如最近的所謂PPPGDP超美國的事就有兩個課老師強調中國經濟現在世界第一，還特地對著我說恭喜超過美國 -_-|||金融學的課老師也說阿里巴巴打破了IPO記錄，雖然他還不知道阿里巴巴到底是幹嘛的~還有的老師強調中國已在過去二十年間出口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紡織品下降很多而現在主要出口機械和電子。反正談到中國經濟和中國政府的時候沒有人敢小看，都是當成一個威脅很大，表現很不錯的競爭對手。倒是人權方面，社會方面還有不尊重知識產權這些問題被黑得不少，大家都懂也不在這展開了。

回想過去三十年來民間的訴求，一開始我們要求物質條件，硬性基礎設施，後來發展了，現在過來發達國家一看我們覺得硬體不過如此，路水電網高樓大廈高鐵機場我們都不缺。於是我們就開始要求軟性基礎設施，要司法獨立要環境治理要政府廉潔社會福利等等各種制度，這同樣取決於政府能否跟進提供。

這個問題已經被帶偏了，那麼索性我就一偏到底。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仍然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主要數據及對比如下圖：

就這樣一個在49年工業程度連印度都比不過的國家，現在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各位一句「不折騰」就輕描淡寫的把原因給一筆帶過了，別的國家看到你們這樣的言論一定都氣哭了吧？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騰飛，說白了，跟四小龍一樣，都是搭上了全球性產業轉移的快車。

而產業轉移需要什麼？挑主要的列幾條：

1.工業基礎

2.高素質的廉價勞動力

3.市場

4.相對和平的內外部環境

5.外部有轉移的動力

1949年時那個積貧積弱的農業國，這幾點符合幾條？

就單從工業基礎來說，實現工業化必不可少的條件有：

1.資金

2.技術

3.市場

4.工業人口

我想問問主張不折騰的各位，怎樣在短短三十年內，解決這些問題，進而實現工業化為產業轉移打下基礎？

1973年出版的伊懋可《中國歷史的范型》一書中認為，中國農業經濟在近代以前就達到了所謂「高度均衡陷阱」，即農業的傳統技術已發展到了頂點，資源的使用也發展到了頂點，人口的增長也達到了農業耕作所能支撐的頂點，使得農村的生活只能維持在生存線水平，經不起自然災害和戰爭等人為破壞。

在農業經濟下，中國的人口在近代就已經飽和（5億），而現在卻有了14億人，而且生活水平還不是太低，這在人們的眼中卻覺得很正常，剛剛解決吃飯問題才不到40年，就已經開始有了何不食肉糜的人了。

貼張數據佐證

參考閱讀：

1.「『政府參與經濟活動，對市場進行引導』這種後發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唯一方法，已被實踐證實有效」是否正確？ - 妄想家的回答

2.如果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提前十年，那麼如今的中國會是怎樣？

3.新中國成立時期國內工業化水平到底是什麼樣的？

4.知乎 - 與世界分享你的知識、經驗和見解

5.中國農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最近情緒不好，說話有火氣，答得也比較簡陋，以後再完善這個答案，等不及的可以看看我推薦的幾個參考閱讀，留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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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點東西：

有些主張不折騰的人拿東亞的起飛做論據，這隻能給對方送炮彈。

從受援資金角度看：

再以台灣為例，1960年台灣省人口1079萬，不計優惠貸款和國府運台黃金，僅美國從50~70年代對台援助總額就高達48.64億美元，其中無償贈與超過42億美元。大陸人口6億，以人口比例計算差不多等於大陸得到2400億美元，這個金額相當於1950年蘇聯GDP的40%或美國GDP的17%。

原來不折騰可以讓錢從天而降啊，諾貝爾經濟學獎妥妥的。

不從受援資金看，韓國搞過「獨裁」，台灣搞過贖買，就連日本戰後的初始路徑和新中國的五年計劃、壓榨農業反補工業、一切以重工業（日本最初為煤炭）為主幾乎一致，所不同的是，日本傍的是美國，人家道奇計劃里不缺糧食。

原來「折騰」和「常識」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標準。

新中國建國伊始也有一群主張不折騰的人，就是主張新民主主義的務實派。

他們主張在建國伊始就包產到戶，沒有國家主導的對重工業的超常投入，沒有人民公社盤剝農村獲得的巨額資金，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將只能是一條由富裕農民積累資金再轉而手工作坊再積累資金進而辦工廠這樣一條漫長的道路，建成最多的還只會是本小利高周轉快的輕工業。而且在這個漫長的沒有重工業，不能造艦船車炮，不能造化肥農藥，工業原料依賴於進口的「工業化進程」中，還必須祈禱神明保佑中國能獨立自主，不能有第二個「9.18」，不能成為外國工業品的傾銷地，不能被工業原料禁運，不能遇到貿易壁壘，不能被金融搶劫……否則就是第二個毫無意義的「黃金十年」。但什麼樣的神明才能讓列強數十年都有如此好心腸，會坐視一大塊肥肉變成爭奪肥肉的競爭對手？

時間為1949~1982的33年、資金為約1萬億美元，這就是中國能投入工業化最大限度的資本。請各位給個方案？

穩定的政權，甚至是強勢型的政府，相對的中央集權，對於後發或落後國家的快速發展，可能是個必要條件。特別是由低收入快速達成中等收入。

中國的特色可能在於：

其一，穩定的政黨與政權，權威的中央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有相對權威的管理權。

其二，各級政府自上而下的以經濟建設、發展為中心任務，特別是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標準，以經濟發展為重要指標，以及引入地方政府間的經濟發展競爭。

其三，以招商引資，特別是外資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其四，以國家為主導，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建設。

其五，這個是別的許多國家比不了的，核心產業仍以國有控制為主，儘管低效些，但多少避免了為外資及壟斷私人資本控制。

其六，注意相對全面的發展各製造產業，特別是在基本民生類產品上，可絕對保障本國自給自主。

其七，以出口為經濟發展方向之一。

其八，給民營企業以發展空間。

其九，政府人員，特別是中高層幹部的選撥方式相對科學（畢竟有千年科舉制的底子與傳統），基本上算是精英治國。

其十，國家核心領導（層）廢除了終生制。這一點也十分的重要。

其十一，軍隊被嚴格限制不幹政，這一點也是十分的重要。

當然，腐敗、環境代價較高、國企效率不高等，並不是必然的發展代價，這些問題如果能在一開始就加以重視與治理，只能更有利於經濟發展而不是阻礙。

個人理解：1，生孩子，2，山寨。

這兩件事最正確

這件事情很難回答，可以說，一般人總結出來的任何一個明確的不含糊的答案，幾乎都能找到反例：低人權優勢的反例有印度（一億人口、十億牲口），不搞革命的反例有阿根廷（阿根廷為何會由發達國家發展為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的反例有德國、日本（政府強力推動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的標杆），資本主義的反例有蘇聯（俄羅斯是在蘇聯時代才真正實現全面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民主政治的反例有四小龍（台灣是大小蔣，新加坡又叫李家坡，韓國是朴正熙，參看漢江奇蹟，也許只有香港有稍許例外）……正確的道路是經濟理論、政治環境、歷史路徑，甚至是某些偶然，共同作用下才找到的。真以為找到某種「普適」的、「先驗」的、「只要朝著這個方向去就能一勞永逸地創造經濟奇蹟」的想法，只能是下一個「休克療法」

中國經濟模式之奧秘在企業個人化

一

為什麼中國能夠在改革開放後迅速實現經濟的崛起？為什麼中國最終成為全球化最大收益國？為什麼中國在互聯網的應用上領先全球，出門只需帶一部手機？為什麼美國的零售巨頭沃爾瑪採用的集中管理的自營模式，而中國本土的主流零售業態卻是小商品批發市場，採用的是分散化的租櫃檯、租攤位模式？為什麼中國最大的電子商務網站淘寶網也是採用分散化的淘寶店模式，而美國最大的電子商務網站亞馬遜卻是集中管理的自營模式？為什麼中國迅速成為世界的製造中心，僅僅是所謂的「人口優勢」嗎？印度的「人口優勢」與中國相當，為何在製造業上與中國判若雲泥？為什麼中國的製造業發展出了精密複雜的協作體系，很多公司、作坊僅僅生產一個小配件，譬如金屬墊子之類？……

這一系列問題高度相關，都最終指向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經濟的模式。不能真正理解和回答中國經濟模式是什麼，這些問題都將是懸疑。

關於中國經濟模式，存在太多爭論。本文選擇擱置以往的爭論，而直接給出自己的答案。首先，在當今全球格局中，中國經濟擁有顯著的獨特模式，其根基是自身歷史悠久的固有文化；其次，中國經濟模式的核心特徵是「企業的個人化」。這種企業的個人化在製造業、零售業，以及互聯網業表現的非常突出。

在製造業中，人們會將原本存在於大企業內部的生產流程拆開，由個人化的小企業甚至小作坊來承接。隨著這個過程的展開，以及小企業、小作坊的成長，就迅速形成分工精細、協作緊密的產業集群。

最能彰顯中國製造業模式的就是珠三角、長三角的製造業集群。這些集群就是由密密麻麻的中小工廠、作坊所組成的共生協作的製造業生態圈。

在零售業上，中國典型的業態是小商品市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義務小商品市場。市場的經營者只是一個櫃檯、店面的租賃者，以及相應的服務者，並不直接參与零售業務。真正參與零售經營的是眾多的小攤主、小店主。這些小攤主、小店主內部也存在密切的協作。這樣，一個小商品市場就是一個零售業的產業集群，一個零售業生態圈。

淘寶網所做的事情，實際上就把小商品市場搬到網上，一個個的淘寶店對應著小商品市場中的一個個攤位、店面。淘寶網之所以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原因在於它比實體的小商品市場為商家創造了更自由的空間。尤其是在中國房價、房租飛速上漲的情況下，通過在網上經營就可以擺脫這些不利影響，控制和降低運營成本。淘寶網也成為中國的線上零售業生態圈。馬雲深刻地理解這一點，他說自己不是在經營企業，而是在經營一個生態圈。

淘寶在網購上的成功，不僅創造了零售新業態，而且也改變了消費者的消費模式，硬生生地把網購從邊緣拉到主流。同時，淘寶網也深深地改變了中國對互聯網的認知，準確地說，淘寶網通過網購業務實現了對中國的一次互聯網教育，讓最基層的人、最普通的人接受了互聯網理念，接受了互聯網+的經營模式和生活方式。最基層、最普通人，只所以接受了互聯網+，因為它的確為個人的經營和生活創造可更大的自由度。

在互聯網+理念的推廣和應用上，與淘寶網並駕齊驅，甚至更勝出一籌的是微信，儘管它的出現要晚很多。朋友圈功能給每一個人提供了平等的展示自我的機會。公眾號則給每一個人提供了平等地展示自己思想和觀點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如果對方感興趣，可以隨時隨地關注你，閱讀你。如果你的公眾號流量足夠大，你甚至可以自己接受廣告業務。於是一個新的行業出現了——自媒體。

微信支付已經非常非常普及了，從小飯館到小理髮店，再到小商品市場的每一個小攤位，這給他們帶來多大的方便啊。如果說，淘寶網是幫助眾多小商販逃離實體店，轉到網上經營的話（當然也有很多淘寶店是O2O的），那麼微信支付則是在為眾多不得不堅守線下經營的眾多小商販提供便利服務。

二

西方經濟學把大規模集中生產、集中經營的大企業的出現，僅僅看成一個經濟現象，僅僅從經濟的因素來分析，歸因於所謂的「規模經濟」，所謂的交易費用的降低。完全忽略了人的精神因素，人的主動因素，認為在經濟因素麵前，人毫無獨立性、主動性而言，只能做經濟規律的奴隸，只能是「經濟人」。而事實上並非如此，尤其是對中國而言，人是有其超越經濟因素的獨立的精神的。從根本上看，是經濟因素接受被改變，去適應人的精神，而非人的精神接受被改變，去適應經濟因素。經濟因素只具備工具意義，是被動的，而人的精神才真正具備主體意義，是主動的。

工業革命之後，機器化大生產的大企業的經濟形態之所以會在歐美出現，並迅速成為其社會的主導，除了技術原因、經濟原因外，更重要的，還有個人精神的原因。真正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技術和經濟原因，而是個人的精神狀態。是當時西歐和北美普遍存在的特殊的個人精神狀態導致了機器化大生產這一經濟形態的出現，導致了大企業這一社會單位的出現。如果把工業革命前夕的新技術直接扔到當時的中國，機器化大生產的經濟形態絕不會出現，主導社會的大企業也絕對不會出現，因為當時中國人的普遍精神與歐美截然不同。

而這在包括西方經濟學在內的主流知識中，個人精神的因素卻驚人地被忽略了。儘管馬克斯韋伯、熊彼特，以及奧地利學派都試圖從個人精神、個人的主觀意識方面去考慮問題，他們的個人精神和個人主觀意識依然是服從於經濟因素的，對他們來說，超越經濟因素的，獨立存在的個人精神和個人意識依然是無法想像的。這種嚴重缺陷，不僅導致主流知識對歐美歷史的和當下的經濟現象的認知是失真的，而且導致對中國歷史的和當下的經濟現象的認知也是失真的。當前中國的知識界也被主流知識所洗腦和掌控，所以對世界和中國自身經濟的理解也是失真的，不可能看到中國經濟獨特模式的存在，更可能看出這種獨特模式具體是什麼。

就歐美的所謂的「工業革命」而言，原因很簡單，你要搞大規模生產，組建大企業，除了有大機器、大生產線之外，你還要能夠找到願意與機器為伴，原意服從企業嚴格嚴酷管理的足夠的「產業工人」。而在工業革命初期，歐美卻恰恰大量存在擁有這樣意願的人。

而主流知識也把當時歐美，尤其是西歐大量存在「產業工人」的原因歸因為經濟因素。所謂的「產業工人」實際上主要是來自失地農民。主流知識簡單地認為，因為這些農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收入來源，為獲取新的收入，就必然、自然地會接受大企業的工作，會願意與機器為伴，願意接受企業嚴格嚴酷的管理。

當時歐美的失地農民的確大都變成了產業工人，的確接受了當時大企業的條件。但是，並不能因此說，所有的農民都會這樣做，不同文明中不同精神狀態的農民都會這樣做。以機器化大生產為標誌的工業革命之所以首先在英國出現，並迅速向西歐大陸和北美蔓延，更深層，也是更根本的原因並不是外在的技術、經濟原因，而是內在的個人精神的原因。當時西歐和北美的農民普遍擁有一種獨特的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讓他們能夠順服地接受當時大企業的苛刻條件，甘願成為與機器為伴的毫無人身自由的、生活悲慘的「產業工人」。

想想看，如果中國出現了大量的失地農民會發生什麼？稍微了解一下中國的歷史就會給出明確的回答，那就是造反！一定要奪回自己的土地，而不會忍氣吞聲、背井離鄉，去接受毫無人性的產業工人的生活，去接受企業老闆的無情盤剝。秦始皇的權力和勢力有哪個歐美企業老闆所能比，有哪個西歐當時的土軍閥、封建頭子所能比，不是照樣造他的反，讓看似強大的秦政權僅僅維持了十來年便灰飛煙滅。而且這是比工業革命還要早2000年的事情。再而且，秦始皇還沒有敢去剝奪農民的土地，只是讓他們為國家乾的活太多了。秦始皇修長城那也是搞國防建設啊，但是，因修長城而被奪去老公性命的農婦孟姜女，卻被中國人當歷史上最冤屈的人之一，可能僅次於竇娥，代代傳頌和銘記。頌揚孟姜女的醉翁之意，是告誡一屆一屆的皇帝們，你們不要對老百姓造次，否則就是秦始皇的下場。

為什麼大量的西歐失地農民，更早的是英國失地農民，不去想著去發動起義，奪回自己的土地，而乖乖地接受土地被「圈」的事實，並順服地接受另外一種與機器為伴，且被資本家無情剝削的陌生而悲慘生活？答案很簡單，因為工業革命之前的英國和西歐農民，從來沒有真正擁有過土地，也從沒有以土地為基礎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生活過。他們不僅不獨立擁有土地，而且連生產和生活都不獨立，很大程度上依賴受控於領主，也是地主。

三

英國的「圈地運動」讓我疑惑了很多年。我想不明白的是，為什麼那些想做羊毛生意的資本家為何說養羊就養羊，說圈地就圈地，說趕農民就趕農民，而農民也心甘於被圈被趕。在中國歷史中，這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也是不可想像的。誰敢直接大規模圈佔農民的土地，等待他的一定是針鋒相對的暴力對抗。

當辭去職務，花了5年多的時間專門地、系統地研究全球文明史，研究了各大文明的歷史變遷之後，謎團才被解開，心中的疑惑才得以消除。我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在現代社會之前，準確地說，在19世紀之前，除了中國之外，所有文明中的農民並非是土地的所有者。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生產和生活也都不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而是嚴重依賴於土地的實際所有者，依賴於地主。

中世紀的歐洲是這樣，古羅馬時期的歐洲也是這樣，古印度是這樣，伊斯蘭教的中東是這樣，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文明也是這樣。儘管在不同的文明中，以及文明的不同時期中，具體形式有所變化，但農民不擁有土地，且生產生活均不獨立，嚴重依賴於土地所有者的管理，這一點是任何時期任何外中國文明的基本事實。這裡我使用了一個術語「外中國文明」，指的人類文明史中中國文明之外的所有文明。

歐洲中世紀是農奴制，古羅馬是奴隸制，印度是種姓制，古埃及-古兩河是神廟制。無論是農奴、奴隸、耕田種姓，還是神廟廟民，他們都不擁有土地，生產、生活都不獨立，而嚴重依賴依附土地所有者的種田人。儘管種田人要將收入的三分二以上交給地主，但是種田人和地主之間並不是單純的經濟租賃關係，單純貨幣關係。種田人在生產生活上均無力做到獨立自主，而需要接受地主的管理和指導。地主也是他自己土地上種田人的管理者、保護者。所以，地主也是行政長官，他的土地也是一個行政單位。

反過來看中國，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是歷史常態。土地兼并，大量農民失地則是歷史非常態。一旦歷史非常態出現，農民起義就會頻繁爆發。更重要的是，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是完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這種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狀態也是中國農民生產生活的歷史常態。一旦這種歷史常態面臨威脅，中國的農民就會自發地奮起反抗。在「三代」時期，這種反抗就表現為「湯武革命」，秦以後，這種反抗就表現為農民起義。

更重要的是，即便在土地兼并嚴重的歷史非常態，儘管有大量農民失去了土地，但是他們獨立自主的生產生活狀態並沒有因此而失去，可以憑藉租種地主的土地而繼續維持，只是他們要繳納一定比例的收入作為地租上交給地主，增加了額外的負擔。這就是所謂的佃戶、佃農。佃農和地主的關係只是經濟租賃關係，貨幣關係，而沒有人身依附。地主對佃農也沒有管理和保護的行政責任和義務，地主也不是行政長官，地主的土地也不是行政單位。行政長官是由中央政府統一任命的，行政單位也是中央政府統一划定的，這些都和地主沒有關係。

四

我們不禁要發問，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之前（19世紀之前）的人類文明史中，唯有中國文明的農民是自己擁有土地，而且一直在生產和生活上保持著獨立自主，而中國之外的所有文明的農民卻不但不擁有自己的土地，並且在生產和生活上也做不到獨立自主，表現出強烈的依附依賴性？

答案在於，中國人擁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精神狀態，就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而使這種精神得以教化和傳承的，則是儒家思想、儒家學說。儒家學說不是別的，就是教人去實現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的。而心性層面的獨立和自由，是不依賴於任何外在條件的絕對的獨立和自由，也是真正的獨立和自由。

宋以後，儒家學說被稱作宋明理學，也叫「心性學」。在形式上，「理」、「心性」開始居於儒家學術的中心。理就是道理，心就是人心，性就是人心的屬性，也叫人性、本性。人應該講道理，按照道理去生活。但是這些道理來自哪裡？來自人的本性。這就意味著人只要按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就是一定是合乎道合乎理的生活，也是善的生活。這樣人的心性就被賦予了最高的價值，也被賦予了絕對的獨立性，人本身也就成絕對獨立、絕對自由的了，因為他只需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去生活就夠了，而不需要服從任何外在的標準，外在的權威。所以，宋明理學就是一種「心性自由」、「心性獨立」的學說，教導人去實現心性的獨立和自由，這是一種絕對的獨立和自由，因為不依賴於任何的外在條件。

目前對宋明理學比較容易出現的誤解是，認為它是儒學進化發展到宋以後的結果，心性獨立、心性自由的概念也都是宋以後才出現的新生事物。事實並非如此，宋明理學不是儒學的發展進化，而是對更古老的儒學傳統的回歸，對孔孟的回歸。孔孟學說的核心實質上也是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

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實際上都是在說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

所謂的「志」，就是從內心中所發出的判斷和意願。一個人內心對外境產生什麼判斷，發出什麼意願，完全取決於內心，而不取決於外境。也就是說，人的「志」是絕對獨立和自由的，也即人的內心、心性是絕對獨立和自由的。三軍統帥固然強大，但是，他卻是可奪的，因為他的強大是有條件的，依賴於三軍的力量。匹夫固然弱小，但是匹夫之志卻是不可奪的，因為它是無條件的，絕對的，不依賴於外在的任何東西。你至多可以結束匹夫的生命，但這也不能改變其「志」。

同樣，孟子所講的「富貴、貧賤、威武」之類，實際上是對外部條件的羅列和舉例，「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實際上是在強調其不可改變性。什麼不可改變？還是「志」。「此之謂大丈夫」其實是「此之謂大丈夫之志」的省略。

從漢以來，就流行著一種對儒家的誤解，把孔子當成儒家的創始人，儒家思想的起點和創造者，甚至是儒教的教主。孔子固然對儒家的傳承和興起做很多突出的貢獻，譬如以《五經》為教材開班辦學。，但是儒家思想的內核遠在孔子之前就已經成型，孔子更多地是傳承和總結歷史，而非思想創造。孔子自己說的很清楚，「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心性獨立、心性自由的理念並非從孔孟時代才有，從文獻上看，這種思想的起點可以追溯至《易經》。《易經》是《五經》中最古老的，也是最核心的。關於《易經》在中國學術、中國文明中的地位，歷來有「群經之首，大道之源」之說。

《易經》的核心思想就是「貞」，「元亨利貞」之「貞」。「貞」是什麼意思？就是「正」，「守正」、「行正」。「正」是什麼意思？是人心的一種本然的正常狀態，實質上就是指人的本心、本性，人心的自然常態，心性的自然常態。「守正」就是堅守自己內心的自然常態，而不隨外境的變化而遷移和改變，不隨波逐流。所以，「貞」實質是就是維護心性的獨立和自由。

所以，「貞」和孔子的「禮」、「心安」，孟子的性善，宋明理學的「理」、「性」、「心」，是一脈相通的，都是實質上是在講心性的獨立和自由，「貞」也是心性獨立、心性自由理念的起點。因此，《易經》時代是中國人獨立自主精神的起點。

五

那麼《易經》的核心思想形成於什麼時間？可以用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給出一個大致的估計。第一重證據是地面上的傳世文獻，第二重證據是地下發掘的考古學材料。

傳統文獻記載認為，《易經》形成於伏羲時代，即所謂的「伏羲畫卦」。傳統文獻還認為，伏羲是在神農之前，而神農是發明農業的先祖。在「三皇五帝」說中，一般也把伏羲列為第一皇，神農次之。顯然，伏羲和神農不可能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更是一個時代。神農是農業產生的時代，而伏羲在神農之前，則是農業尚未出現的漁獵採集時代。也就是說，傳統的文獻記載認為，《易經》成型於漁獵採集時代。

《易經》本身的思想和內容也能證實這一點。《易經》的核心思想就是世界存在一種自然秩序，這種自然秩序自然地存在和運行，而且對人而言是善的。所以，人要順應這種自然秩序，而不要無謂地妄作。這就是後來儒家、道家，乃至法家都信奉的「無為」、「無為而治」的思想源頭。「無為」就是不干預，不妄作。

最能反映這一思想的就是「無妄」一卦。《易經》有64卦，「無妄」是其中之一。「無妄」就是不妄作，不干預，就是自然，順應自然。讓人吃驚地是，該卦第二爻和第五爻爻辭把農業耕種和醫療都列為「妄作」的範疇。《易經》的核心載體是卦畫，六四卦是用六十四個卦畫來表達。每個卦畫由自下而上的六條線所組成，或陰線，或陽線。每一條線（每一畫）又叫一爻。爻辭就是對這一爻進行說明的語言，屬於《易經》的經文。「無妄」卦第二爻的爻辭是「不耕穫，不菑畬，則利用攸往。」意思是，不開荒種地、不去耕作也會有收穫，應該按照這樣的理念去做事。「菑畬」是開荒種地的意思。第五爻爻辭是，「無妄之疾，勿葯有喜。」意思是在「無妄」的狀態下，在自然的狀態下，你生病了，即便不去治療，也會有可喜的結果。這是一種反農業、反醫術的思想。

那麼無需耕種就會有收穫的時代存在嗎？存在！考古學已經證明，在農業出現的幾千年前，人們已經開始開始大規模採集野生穀物了，主要是西亞的野生小麥，中國北方的野生小米，中國南方的野生水稻。並且，憑藉著採集和利用野生小米，在農業出現之前的中國黃淮平原地區就出現了定居生活。在西亞的黎凡特地區，也出現了依靠野生小麥的定居生活。中國黃淮地區基於野生小米的定居生活時代，和文獻記載中的伏羲時代相吻合。大致處於16000年前至10000年之間。也就是說《易經》的核心思想至少在10000年前就成型了。

同時，考古發掘也發現了《易經》在准漁獵採集時代存在的直接證據。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了好多內裝黑白兩種石子的烏龜殼，研究認為，這些烏龜殼是更早期的占卜工具。占卜的方法，就是搖動烏龜殼，然後突然從前口中振出石子，根據石子數量數字的奇偶性，來確定一爻。重複三次可以形成一正卦，即三畫卦的八卦中的一卦。然後進行占卜。數字成卦思維的出現，就說明《易經》的核心思想已經成型，因為易經的核心思想就是通過數字成卦的方式表達的，就表現在變動不居的卦畫之中。或者說，卦畫中就包含了《易經》的核心思想，《易經》的核心思想就是通過卦畫來表達和記載的。

傳統文獻認為中國歷史的最早階段是「三皇」時代，而伏羲則是三皇的第一皇，是中國的人文始祖。而伏羲的最大貢獻就是「畫卦」，即發明了《易經》。前文已經證明，伏羲時代實質上是農業出現之前，基於野生穀物的定居時代。這個時代是中國文明的萌生時代，是中國文明的開端。中國文明的核心思想，即《易經》的核心思想就是在這一時期出現，心性獨立、心性自由的思想就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也就是說，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是中國文明的歷史起點，是中國文明的固有特徵，同時也是中國文明的核心要素、核心特徵，一直貫穿於隨後的歷史演進之中，歷史變遷之中。

一定要注意，無論中國的傳統文獻記載，還是考古資料，都證明中國文明的核心要素並非形成於農業時代，而是形成於農業之前的基於野生小米的定居生活時代，即伏羲時代。農業時代不是中國文明的起點，定居化的漁獵採集時代才是中國文明的真正起點。中國獨立自主的文化，中國人獨立自主的精神，都是在這個定居化的漁獵採集時代形成的，在伏羲時代形成的，並且對以後的文明演進，社會制度的演進構成了制約。這一點顛覆了主流知識的認知，也非常讓人難以接受。

農業的出現，對中國文明而言，只是一次新技術的出現，是食物生產技術的改變。從技術上，中國文明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即農業時代。但是，農業不僅沒有對中國文明核心理念的形成做出貢獻，不僅沒有影響和改變中國文明的核心理念，而且是在這個核心理念的影響和制約下展開的。所以，中國農業社會一些列社會制度的形成，都是受制於中國文明的核心理念的，即都是受制於心性獨立、心性自由理念的，都是受制於獨立自主的文化的，受制於獨立自主的精神的。

獨立自主的文化和精神是在先的，而農業時代農民自有土地的土地制度，以及獨立自主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在後的，而且，後者為前者所規定和決定。在面臨任何的新技術和新文化的衝擊時，中國文明從總是傾向於，而且最終成功地對其進行改造，讓其適應於自己所固有的獨立自主的文化、獨立自主的精神，而不允許其干擾和破壞自己固有的文化和精神。

六

反觀人類文明史中所有的外中國文明，即中國文明之外的所有文明，則與中國文明相反，它們不僅在文明的開端就缺乏獨立自主的普遍個人精神，即便在文明後來的演進過程中，也沒有真正形成這樣的精神，包括現在的所謂的「現代文明」。

對人類文明史上中國文明之外的所有文明，我們不妨給她們一個統一的稱呼，叫「外中國文明」。這樣整個人類文明中的文明就可分為兩部分，一類是中國文明，另一類是外中國文明。中國文明一直擁有普遍存在的獨立自主精神，而外中國文明則一直未能形成普遍存在的獨立自主精神。

中國文明之所以一直普遍存在獨立自主的個人精神，原因在於中國文明一直是以心性為中心的，中國文明實質上就是心性文明，中國的學問就是心性學。外中國文明之所以，缺乏普遍存在的獨立自主精神，原因在於外中國文明一直是以宗教或准宗教為中心，或者說以神或准神為中心。外中國文明實質上就是宗教文明或准宗教文明，他們的學問是神學或准神學。現代文明是準確宗教文明，其學問是准神學。現代文明之外的外中國文明是宗教文明，其學問是神學。

宗教文明的起點是多神教，宗教文明的基因也是形成於這個階段。多神教階段之後，是一神教，開始是猶太教，然後是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印度教。一神教之後，就是在西歐率先出現的現代文明。儘管現代文明在理論上是反宗教的，標榜追求個人的獨立和自由，但現代文明並沒有徹底擺脫宗教性，而是一種准宗教。

既然多神教是外中國文明的總源頭，即時宗教及准宗教文明總源頭，那麼，準確地理解多神教，是準確地把握任何宗教形態和任何宗教文明的基本前提，是準確理解任何外中國文明的前提。甚至也是準確理解中國文明的前提，因為多神教很早就傳入了中國，影響了中國，沉澱為中國文明的元素之一。當然，這些多神教因素總體而言處於中國的邊緣地位。

多神教文明的繁榮階段是古兩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階段，大致在7000年前-2500年前，持續了4500年左右。但這兩者都是多神教的發展新階段，而非多神教的起源。多神教的起源更古老，在肥沃新月地帶北部的一段，即現在土耳其東南部和敘利亞北部一帶。這裡目前正是伊斯蘭國活躍的地區，也是敘利亞戰爭的核心地帶。為何宗教文明的起源地今日成了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大本營，成了恐怖主義的大本營，這個話題留待以後再分析。

目前考古發掘出的最早的多神教聖地，在土耳其東南部的哥貝克力遺址，即所謂的哥貝克力石陣，存在時間可以上溯至11000多年前，也是在農業出現之前。

主流知識在宗教的本質和起源問題上，存在太多的混亂和扭曲。就多神教而言，主流知識往往會把其看成整個人類歷史的一個發展階段，而且把其解釋成虛無縹緲、神秘兮兮的萬物有靈論。事實上，多神教是特殊地區、特殊文明在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在本質上也不是什麼萬物有靈，而是食物崇拜和生態恐懼的結果。

哥貝克力文化可以看做是多神教祭祀文化的起點，也是宗教文明的起點，外中國文明的起點。它的經濟基礎象中國的伏羲時代一樣，也主要是對野生穀物的採集和利用，過的也是定居生活，只是他們採集的是野生小麥。哥貝克力文化提供了另一個證據證明文明在農業之前就出現了，農業不是文明的孕育者，不是文明的起點，而只是文明的一個發展階段。

無論古埃及，還是古兩河，都不是多神教祭祀文明的源產地，也不是小麥農業的源產地，這兩個地方均不適合野生小麥生長。這個兩個文明的出現和繁榮都是農業出現以後的事情，因為這兩地非常適合灌溉小麥農業。但無論是農業技術、灌溉技術還是多神教，對這兩個地方而言，都是外傳的。所以，從根本上來說，古埃及和古兩河文明都是移民文明，次生文明，而非象中國《易經》文明一樣，是原生文明。

多神教的核心理念是生態恐懼和食物崇拜，這兩者其實一枚硬幣的兩面。生態恐懼就是因生態環境的改變和不穩定所產生的恐懼。而多神教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恐懼，原因又在於，生態的改變和不穩定，會影響野生小麥的生長，降低其產量和分布面積，甚至讓其徹底消失。這樣他們就會失去可靠的食物來源，對其業已形成的生活模式和文化造成致命的打擊。所以，所謂的生態恐懼其實就是食物恐懼，對食物短缺和消失的恐懼。至今，基督教的一句常見祈禱詞還是「感謝主賜我食」。

主流知識也意識到宗教起源於恐懼，但是往往把這種恐懼普遍化，歸因於人類歷史的發展階段，說是因為技術、生產力等不發達，人類在大自然面前顯得無助無奈，因此對自然災害和凶禽猛獸都感到非常恐懼。這聽起來似乎很合理，然而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與文獻記載和人類學資料均不相符，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臆斷。中國的文獻記載一直認為遠古時代是一個「不耕穫」的時代，無憂無慮，鼓腹而游。同時，一些尚未進入農業時代原始部落依然存在，他們並沒有因為技術、生產力落後而產生高度的恐懼，並創造多神教。

在西亞之所以對野生小麥的減產和消失產生高度的恐懼，原因在於，他們已經基於野生小麥的採集和利用，過上了定居生活，形成了自己習慣的生活模式。因此，他們已經對野生小麥產生了深深的依賴，對自己的業已形成的生活模式產生了深深的依賴。所以，對生態不穩的恐懼，對野生小麥減產的恐懼，實質上是對自己生活模式不可持續的恐懼。同時，也因為這種恐懼，他們創造了一種新的生活模式，那就是多神教祭祀文化，宗教也隨之產生。

《易經》認為，這個世界是自然存在的。所謂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它自己本來就是那樣。這個自然中就包含著「獨立」和「自由」，而且是絕對的獨立和自由。說世界是自然的，就是說世界是獨立的、自由的，且絕對獨立、絕對自由。而多神教卻恰恰相反，認為世界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被世界之外某些神所創造並支撐的。說世界不是自然的，就意味著世界本身不是獨立的，也不是自由的。

現在我們知道，這些觀念是荒誕的，神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多神教為什麼要構想出來這些神，構建出神學理論。原因在於，他們認為世界自身是不穩定的，主要表現為生態循環是不穩定的，隨時可能中斷。他們構想出這些神，其目的就是設法增強世界的穩定性，增強生態循環的可持續性，從而最終確保一個可靠的食物來源。

所以，多神教的神主要是「自然神」。注意，這個「自然」非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自然，而是現代意義上、西方意義上的自然，指的是有形的物理世界。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自然」，則是指抽象的自然而然的狀態。「自然神」就是掌控某個自然現象的神。但多神教並非一般意義上在關注自然現象，而主要關注生態循環。所以，多神教的自然神，實質上都是「生態神」。譬如，太陽的循環由太陽神來掌控，包括每天的升起和落下，每年的南北回歸循環。植物的生長循環由植物神所掌控，如果沒有植物神，來年春天植物就不可能正常發芽。尼羅河洪水每年的來臨和消退是由鱷魚神所掌控。

令人吃驚的是，多神教的神都是無能神。現代人們心目中的神都是一神教意義上的神，譬如基督教的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是世界的創造者和絕對掌控者。但多神教的神並不這樣，儘管它們都是生態循環的掌控者，但是他們都缺乏做好自己工作的足夠能力，並不能保證自己所分管的生態循環的持續穩定運轉。太陽神並不能保證太陽的正常循環，第二天早上太陽是否能夠再次升起都是概率性事件。植物神也並不能保證冬天死去的植物來年春天能夠繼續發芽。鱷魚神也不能保障尼羅河洪水能如期泛濫。

生態中斷意味著食物供給的中斷，將發生大災難。那麼，怎麼才能避免生態循環的中斷，怎麼才能保障食物供給的穩定。多神教認為，通過幫助神，增強神的能力就可做到這些。怎麼才能幫助神，增強神的能力？答案是祭祀，對神舉行祭祀儀式。於是，多神教就設計了越來越繁雜的祭祀儀式，也為神修建越來越宏偉的神廟。神廟是神的家，也是舉行祭祀儀式的地方，或者說是祭祀儀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多神教的祭祀儀式並非對神的崇拜，也不是對神的賄賂，而是對神的幫助，是用來增強他們的能力的。

七

文明初期的西亞人為何對生態循環的穩定產生如此的極端不信任，如此極端的恐懼。譬如，連太陽第二天早上的能否繼續升起都感到懷疑和擔憂，連來年春天植物能否繼續發芽都感到懷疑和擔憂。在現代人看來，這是一種神經質，一種病態。答案在於，西亞的生態環境的確是脆弱的，很容易發生沙漠化。很多文明，很多城市，都因為沙漠化，而徹底消失了。考古學也證實，在哥貝克力文化時期，西亞也的確發生了生態災難。那時，出現了一個叫「新仙女木事件」的氣候現象，導致氣溫和降雨量出現下降，很多區域的野生小麥消失了。

最初，西亞野生小麥最豐富的地區並不是哥貝克力遺址所在的土耳其東南部地區，而是黎凡特地區，其中心是黎巴嫩。早在14000年前，那裡的人們就憑藉採集和利用野生小麥過上定居生活，這就是考古學上著名的納吐夫文化。儘管除野生小麥外，他們還需其他大量的野生動植物來充當食物來源，但是，野生小麥是最穩定最可靠的，而且可以方便地長期儲存，是定居生活得以建立的基礎和保障。但是，大約12000年前所發生的新仙女木事件，讓黎凡特地區驟然變得乾旱，不再適宜野生小麥的生長，大片的野生小麥因此消失。隨著食物基礎的被摧毀，納吐夫文化也就消失了。納吐夫人被迫背井離鄉，向北遷移，包括敘利亞北部，以及土耳其東南部，尤其是後者，因為這裡的降雨量相對多一些，依然分布著大片的野生小麥，儘管沒有原黎凡特地區的那麼茂盛。

但是，敘利亞-土耳其一代的野生小麥支撐不了如此多的人口，而且這裡的生態也是脆弱的，對野生小麥短缺和消失的恐懼，對生態不穩定的恐懼達到了極點，於是哥貝克力文化產生了，多神教產生了。極度的恐懼讓他們產生了世界是由神靈掌控的幻覺，他們希望幫助神靈，提升其能力，來達到保障生態穩定，保障野生小麥的生長，最終保障自己的食物基礎。

實際上，生態脆弱、易沙漠化是西亞-中東地區自始至今無法擺脫的魔咒。4000多年前，印度河流域（現巴基斯坦）曾經有輝煌的哈拉帕文明，但那裡很快沙漠化了，哈拉帕古城也永遠被黃沙掩埋，直至20世紀20年代又被考古學家所發現。這也是眾多古兩河文明城市的命運。現在的伊拉克覆蓋了兩河流域的主要地區，其境的戈壁沙漠中分布著很多凸起的土丘，這些土丘下其實就是古巴比倫時代，古亞述時代的一座座輝煌的城市。

農業的出現，儘管提高了食物的保障程度，但在長期卻增加了生態不穩的程度，因為西亞的農業都是必須依賴河水灌溉的。農田經河水的長期沖刷不僅營養成分逐漸消失，而且很容易沙漠化。同時，嚴重依賴河流也會產生額外的擔憂和恐懼，因為那意味著與洪水為伴，而且河流每年水位的高低也是充滿不確定的。洪水在中國與猛獸並列。因此，進入農業時代後，西亞，包括北非的生態恐懼感並沒有弱化，甚至還加強了，所以多神教祭祀文化不僅被繼承，而且獲得一個大發展、大繁榮，這就是古兩河文明、古埃及文明。

反觀中國，恰恰與西亞相反。有可靠的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證明，中國基於野生穀物的定居生活，首先出現在以河南周口淮陽一帶為中心的黃淮平原，這就是前文所說的伏羲時代。然而，從伏羲至今，黃淮平原都一直是中國重要的糧食中心，也在中國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裡是中國的文化中心，從未發生任何重大生態改變，也從未中斷。也就是說中國的生態是高度穩定的，食物的供給也是高度穩定的。這導致在文明的初期，中國形成了對世界、對生態的高度信任，認為一切對會自然而然地自動運行，無需任何的懷疑和擔憂，也無需任何的干預。這是中國文明，即《易經》文明、心性文明得以產生的環境和基礎。

進入農業時代以後，儘管對生態有影響，但影響不大，主要是森林的減少，但是食物的供應力和保障程度卻大大增加了。因為中國不像西亞只主要依賴小麥一個作物，而是有北方的小米和南方的大米兩個來源。而且小米和大米又分屬兩個農業體系，一個旱作物，一個水田作物。

所以，在伏羲時代產生的易經-心性文化，在農業時代被繼承和發展，直至今天。中國文明也成為全球文明史中唯一一個從文明之初到現在一直連續存在的文明。事實上，中國文明縱向上永恆存在也產生了橫向上影響全球的重要效果。但這是另外一個話題，留待以後分析。

八

前兩部分對多神教的起源進行了解讀，其實也是對何以外中國文明缺乏普遍的獨立自主精神進行源頭性的解讀，因為多神教是宗教文明的源頭，宗教文明的核心要素，或者說宗教的基因，在這個時期已經形成。此後外中國文明的歷史，儘管形式上有種種改變，有種種進步，但是，其核心要素，其基因，一直都在深層持續存在，直至現在。

注意，在本文中，宗教文明和外中國文明兩者指的是一回事。同時，宗教文明又包含純宗教文明和准宗教文明兩類。純宗教文明指的一神教和多神教文明，准宗教文明指的是現代文明。

宗教文明的核心要素就是，認為世界和人都不可自然地存在，即都不可獨立自由地存在，而是被世界之外的某種東西所決定和控制，人生的意義就在於對這個決定和控制世界和人的東西進行信仰、服從，甚至與其合一。為此，人們需要對這個決定和控制世界的東西進行研究和學習，以幫助對其進行信仰和服從。這些學問就是神學、哲學，以及科學。

為什麼把多神教、一神教叫做純宗教，把現代文明叫做准宗教，原因在於，從形式看看，在多神教和一神教時代，決定和控制世界的東西直接就是神，而在現代文明，則是准神的真理，包括哲學和科學真理。之所以把真理叫做准神，原因又在於，儘管真理擺脫了神的人格化的形象，但是，在作為世界決定者和控制者而言，真理和神本質上是相同的。

現代文明和一神教及多神教文明一樣，也不認為世界和人是可以自然地存在，可以獨立自由地存在，而是認為必須被某些東西決定和控制。現代文明與多神教和一神教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這個決定世界的東西在形式上是去神格化的，而表現為一種機械的規律，這就是哲學或科學真理，主要是科學真理。現代的學問就是研究這個去神格化的世界決定者的，即就是研究科學真理的，就是科學。因此，科學就是一種准神學。

下面就考察一下多神教之後外中國文明的歷史演進。整體而言，多神教之後，外中國文明的歷史發生了兩次重要轉折。一次是從多神教轉向一神教，一次是從一神教轉向現代文明。這兩次歷史轉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件，而都是歷時漫長的歷史過程。

同時，外中國文明多神教之後的歷史演進表現為兩個特徵，一是，宗教的核心要素一直存在，一直未能真正擺脫宗教文明，一直未能發展出心性文明，也一直未能形成普遍存在的個人獨立自主精神；二是，文明中的心性成分卻一直在增加，個人精神中，獨立自主的成分一直在增加。也就是說，有不變的一面，也有變化的一面。就其變化一面來說，就是心性因素的增多。所以，整體而言，外中國文明的歷史演化過程就是逐步心性化的過程，當然，至今並沒有真正實現心性化。

一神教最初出現在公元前15世紀左右。猶太教是典型的一神教。但在同一時期，埃及法老埃赫那吞搞的阿吞教，印度出現的雅利安婆羅門教，都帶有很強的一神教特徵。但是，一神教最終成氣候，被廣泛信仰，則是在基督教出現之後。事實上，猶太教還是帶有很強的多神教色彩，譬如也非常注重祭祀，在《聖經》舊約中就有專門的章節去講關於祭祀儀式的詳細規定。基督教才是真正成熟的一神教。所以，一神教的整個產生過程持續了大約1500年。

一神教與多神教的一致之處在於，都認為世界不是自然的，不能獨立自由地存在，而是被神所創造和掌控，人必須服從神。所以，兩者都不可能培育出獨立自主的個人精神，而只能培養高度依附依賴性的個人精神。

一神教相對於多神教的變化發展之處，在於神的性質的變化，由自然生態神轉向心性神。神所關注的重點問題不再是生態問題、自然問題，而是心性問題。具體來說，神完成了三個轉變，具備了三個新特徵：一是由有限無能神轉向了無限全能神，二是由缺乏正義和道德的神轉向正義-道德神，三是由有限知識的神轉向全知的知識-真理神、理性神。

多神教時代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對生態不穩的焦慮和恐懼、對糧食短缺的焦慮和恐懼，多神教主要功能就是緩解這些焦慮和恐懼，因此多神教的神主要生態神，關注的問題就是生態問題，主要職責就是負責生態循環的運行。但是，到了一神教時代，人們不再關心生態問題了，對生態循環的焦慮和恐懼不那麼嚴重了。認為生態循環本身是超級穩定的，無需擔憂，無需干預。其具體過程就表現在神轉變成了值得可以絕對信賴的無限全能神，擁有絕對能力去控制和管理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包括生態循環。同時，上帝又和人簽訂了一個合約，只要人聽神的話，神就能保障生態循環的穩定持續運行，保障食物的豐產。這就是「舊約」的實質意義所在。

人無需再關心生態問題，因為神有足夠的能力來確保生態的穩定，因此生態問題就是絕對成了神的事，而不是人的事。同時，又由於神是無限全能的，神本身也無需人的幫助，也不必靠人來提升自己的能力。這意味著神不再需要人的祭祀。因為祭祀的實質意義是用來幫助神提升能力的。但是，一神教一直都沒有能夠徹底廢除祭祀，包括後來更強調內心虔誠的基督教新教。不過祭祀儀式的性質完全改變了，由對神的幫助，變成對神的信仰和虔誠的表達，變成對神的崇拜。

既然人無需再去關心生態問題，那麼人的精力就轉向了自身，轉向了自己所置身其中的社會。這就涉及了兩個問題，就是正義道德和知識真理。儘管一神教和多神教一樣，認為人本身是沒有正義和道德的，因為人是不可信賴的，也是惡的，但是，一神教認為，上帝卻是擁有正義的，上帝也是絕對的善，同時，上帝可以把自身的正義和善傳遞給人，從而改變人，由無義的惡人，變成善的義人。

基督教與猶太教的不同，核心就在人由惡人轉向義人的神學過程不同。猶太教的這一神學過程比較機械，是「因信稱義」，就是直接通過信仰和服從上帝來實現。這樣正義就表現為外在的律條，信仰和服從上帝就是信仰和服從這些律條，其核心是「摩西十誡」。

而基督教卻設計了人性化的也是複雜難懂的「三位一體」的機制。上帝被分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的上帝是聖父，即超越的高高在上的上帝，代表無上的權威和威嚴。第二個層次的上帝是聖子，即是化為肉身的上帝。上帝投胎為肉身的人，通過聖母瑪利亞降臨人間，這就是耶穌基督。耶穌基督的重要作用不是在人間傳道，而是用自己的死來完成對世人罪惡的救贖。用自己的生命去消除人心與生俱來的罪惡。那麼人就因此變成善的義人了。這樣就增強了信奉者對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是善的，是正義的。第三個層次的上帝是聖靈，即直接進入人心的上帝。因為上帝是正義，是善，那麼上帝化身為神靈直接進入人心之後，人心就徹底發生了改變，而變得擁有正義了，變得善了。

通過「三位一體」的神學機制，基督教就把正義內在化了，內在與人心了。所以，從這個意義而言，基督教神學實質上也是心性學，當然是一種異化、變態的心性學。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康德說基督教是「自律道德」。

奧秘無窮的大千世界是怎麼產生和運行的，一神教，尤其是後起的基督教及伊斯蘭教認為，世界為上帝憑藉自己的理性創造和支撐。上帝的理性也遍佈於萬事萬物之中，遍佈於「自然」之中。注意這個「自然」是宗教意義上的自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自然，更不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自然。通過研究「自然」，可以發現神。這是基督教另一條基本神學理念，伽利略和牛頓的「科學」正是建立在這一理念的基礎之上。

其實，無論是對生態循環的信任，無論是正義和道德，還是理性和真理，究其本質，都是發自人的心性，源自人的心性，一神教的神所出現的這些新特徵，實質上都是增加了心性因素，多神教的一神化，其實質是心性化。只不過，他們尚不敢承認人的心性存在，而把本來屬於人的心性因素，外化到神的身上。然後，通過對神的信仰，而再反過來轉移到人的身上。這樣，就實現了外中國文明的心性化，增加了著這些文明中人的心性獨立和自由的程度，提高了個人精神的獨立自主程度，降低了依附依賴性。

象從多神教向一神教轉變一樣，西方文明的從一神教向現代文明的轉變，也即有不變的地方，也有變化的地方。

（微信公號：新心性學派）待續

說句容易被噴的實話，因為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對比下其他國家各種作死就知道了。

有很多回答說，只要不限制民間經濟就能達成奇蹟。想得太簡單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的複雜程度，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複雜千萬倍，根本沒有可參考性，當時還是農業社會呢。當下如何發展經濟，是世界性難題，多少國家陷入經濟衰退的泥潭不能自拔。難道他們都不知道回歸常識？常識是什麼都還沒統一意見吧。即使同一了意見，有沒有能力去執行？

全面的計劃經濟，固然會失敗。但政府完全不干預的自由市場，要達成經濟奇蹟恐怕也很難。比如中國經濟騰飛依賴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完整工業體系，還沒見過哪個國家可以完全靠民間自發搞好的。自由市場和政府調控之間，有個最優點。政府既要剋制住別管太多，又不能放任自流，既要有足夠的遠見知道該怎麼干預，還要有能力去高效落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國現在做的不敢說已經在最優點上，至少從結果看還算是成功的。

堅持一黨領導的優點，一是往一個方向用力的時候內耗低速度快，二是不需要為拉攏選民做出近視的決策，這兩點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騰飛極其重要，看看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近幾十年的發展歷程就知道了。當然，一黨的缺點也同樣明顯，如果方向錯了，完蛋得也特別快（經歷過了），是件高收益高風險的事情。

好在，這30多年來，共產黨確實做到了當初承諾的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維持國內環境相對安定。一切政策，包括看似猥瑣的外交策略，都是為經濟發展服務，沒有大的作死舉動（不作死其實也挺難的）。這些對經濟發展來說，就是非常對的事情。至於經濟以外的層面，可以另外討論。